| 明清史 |
中日摩擦的历史剖析
王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0期
【原文出处】《江汉论坛》(武汉)2005年08期第87～90页
【作者简介】王勇，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杭州 310035）
一、异常征兆
最近几月来，东亚局势动荡，中日关系紧张，种种征兆似乎预示政治板块的碰撞、挤压、摩擦积聚的能量，快要迫近爆发的临界点。
2005年3月8日，我在浙江工商大学做“中日文化摩擦——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外交”的讲演，准备的是些轻松话料，诸如中国电影《洗澡》，日本译作《心の汤》，英文则成了《Shower》，前者解读太深，后者流于肤浅，等等。当然也谈到日本驻加拿大大使，夫妻吵架时动了手，被邻居告上法院，竟然狂言“打老婆是日本文化”，结果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我想说明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习俗摩擦，如果灵活应对、妥善处理，可以开阔眼界、增广知识；倘若固执己见、唯我独尊，也许会激化矛盾，甚至引发政治外交对抗。意想不到的是，讲演结束后，学生的提问集中于政治、外交、军事问题，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抢占钓鱼岛、“南京大屠杀”等，有点措手不及。
就中化名“颦儿”的学生，大概嫌答疑时间太短，当晚追到互联网上，先后三次发帖要求回应。学生的爱国热情固然可嘉，但对日本了解太少则令人担忧，于是我放在手头的工作，写了篇《中日关系的另类思考》。此文被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中日论坛”等转载，引发出更多议论，话题逐渐偏离文化摩擦，扩展到日本“入常”问题、右翼教科书问题、美日插手台湾问题，直至汇成抵制“日货”的合唱。
浏览日本互联网时发现，叫嚣抵制“中国货”者有之，教唆欺负中国留学生者亦有之，甚至还有要求中日断交的游行。两相比较，日本网民情绪失控更为严重，以“民主和平”自诩的日本，似乎顷刻淹没在右翼气焰之中。
纵目整个东亚，朝鲜和韩国“反日”呼声高涨。朝鲜与日本在政治、军事（核武器）、贸易诸领域针锋相对，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六国会谈”一拖再拖；韩国与日本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右翼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日本“入常”问题对立加剧，日本一些媒体把昙花一现的“韩流”改写为“寒流”，可称妙笔生花。
以日本政府批准歪曲历史的右翼教科书为导火线，引发东亚局势的动荡，余波还影响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地。这使我联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印度洋海啸，一场人为制造的海啸将至的预感袭上心头。
二、经济与文化
2004年12月26日突发的印度洋海啸，是因为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异向运动，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海沟挤压形成地震引发的。海啸不仅袭击了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甚至波及遥远的非洲东海岸。
如果我们通过种种异常的社会现象，预测东亚将会突发一场人为制造的海啸，那么其震源在哪里？引发地震的板块在何处？板块之间碰撞积聚了多少能量？自然界的地震无法逃脱，但人世间的地震或许可以规避；印度洋海啸造成20余万人死亡，人为的海啸即使发生，如果预先发出警报，做好防备，至少可以减少人员伤亡、财物损失。
如果我们把国家拟作地球的板块，那么东亚至少存在中国、日本、韩国、朝鲜4个板块；如果从可能引起冲突的领域来看，则可分成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板块。在世界其他地区，宗教板块的冲突往往是引发局势动荡的重要原因，但东亚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对经济板块做个分析。
中国和日本的经济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不同，所以不能否认两国之间存在各自的经济板块。但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超越制度和国界的国际市场逐渐形成，尤其自2001年中国加盟世界贸易组织（WTO），更加速了两国间的经济交流，从2004年的贸易额看，中国已经取代美国，跃居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日本则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日之间互相依存型的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因此近期不会因经济模式不同而引发地震和海啸。
至于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千百年来以儒教、佛教及道教等为媒介形成的东亚汉字文化圈，拥有古老而坚实的基础。这个稳固基础承载着中日韩等国文化，近代初期经受住了西方文化“海啸”的考验，加之现代的流行文化（漫画、卡通、电影、时装等）跨越国界而为各国共享，进一步加固了传统文化的基盘，所以也不必担心局部的、暂时的文化摩擦会使之轰然崩塌。
三、东方和西方
如上所述，中日间经济关系互动，文化交流频繁，不是造成目前国民感情严重恶化的元凶。因此，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政治。
“政冷经热”现在成了中日两国的流行语。两国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呈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但政府最高层互不走动有年；中国的“女子十二乐坊”走红东瀛，日本“动漫”席卷神州，但互联网上两国人士却冤家路窄，频频恶语相向。相对于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提携与友好交流，政治外交和国民感情的对立成为目前扭曲的中日关系之象征。
虽然中国和日本各自都在致力经济改革，但如果政治一旦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那么加快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在中国，如马立诚、时殷弘那样的激进学者，抛弃个人毁誉提出诸如“中日关系新思考”；但是在日本，我们几乎听不到试图改变现状的呼声。
总之，在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学者的期待值和热情度存在明显反差。究其原因，日本政府唯美国马首是瞻，漠视亚洲在新世纪世界格局中所占重要地位，忽视了迅速崛起的中国拥有的巨大能量，在政治外交上出现严重错位。因此，日本虽为跻身“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而沾沾自喜，却无法在亚洲国际事务中充任“首脑”；日本虽为达到“入常”目的而游说列国，却不能与自己的邻居和睦相处。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奉行“脱亚入欧”政策，其用意在“脱亚”而“制亚”，从“八国联军”到侵华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令人费解的是，获得日本政府批准的右翼教科书，竟然宣称近代以来的一系列侵略战争，是为了在西方列强的奴役下解放亚洲人民。试想一个以亚洲同胞为耻、不惜“换血”（注：日本明治政府首任文部大臣（教育部长）森有礼（1847—1889），不仅主张废除汉字，甚至倡导通过“人种改良”以实现欧化目的。）以充洋人的国家，怎会做出如此有悖常理的善事？
日本要获得亚洲邻国的信任，首先必须做一个本份的亚洲国家，根基在亚洲而欲置身于西方，就像鲁迅所说的“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注：鲁迅：《论“第三种人”》，《文学》第1卷第1号，1933年7月1日。）“二战”结束以来，日本虽然在经济、文化领域汇入世界主流，但政治上并未完全脱胎换骨（保持“天皇制”即为一例），明治时期以来功利、短视的外交政策延续至今，日本如果继续迷信“脱亚入美”，不迅速调整政治外交的错误定位，与亚洲各国的结怨必然加深。
经济大国的日本，为什么不能成为政治大国呢？日本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依靠本国的资源，而是依赖以全球为市场的物资流通。就经济而言，当进出口失衡时，必定会爆发贸易纷争。日本正是依据国际准则（如WTO规则），不懈地解决贸易纷争，才迎来了今日的繁荣。经济界人士的贤明之处，值得日本政治家学习。
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一味强调属于内政。我曾经质问日本人：一个强奸邻居的恶人，仅仅家法处置就能了事吗？一个在外国杀人的罪犯，受害者家属不应该参与审判吗？如果强奸犯在家里悠闲自得，杀人犯被奉为英雄，你会怎么想？开放的经济和封闭的政治，扭曲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埋下了与邻国冲突的祸根。
四、时空错位
无数次被人问到“你对日本人怎么看法”，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个形状怪异的形象：远看似头戴礼帽、身着西服、手提文明杖的绅士，近看前额剃成髷发、身穿宽裤、腰插双刀的武士。日本经过“脱亚入欧”和“脱亚入美”，躯体的某些器官已经西化，但其他精神世界和深层心态进化缓慢，甚至残存着封建社会的某些陋习。
比如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模仿普鲁士建立近代军队，但在战场上残杀俘虏、掠夺平民、强奸妇女，暴露出封建武士的残暴本性。“二战”结束至今，德国早已走出“纳粹”阴影，但日本依然无法清洗军国主义罪行，其原因也在此。日本某些政要否认“南京大屠杀”、不肯向灭绝人寰的细菌战受害者道歉、反而为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歌功颂德，均与其封建武士“情结”有关。日本虽然自我标榜为“民主化、现代化、国际化”，其实这“三化”都得打些折扣。
先说“民主化”。其局限性有目共睹，你可以自由诟骂总理，但不能对天皇丝毫不敬，长崎市长仅仅说了句“天皇负有战争责任”，受到执政的自民党围攻，而且还挨了右翼分子的枪子；世代侨居日本的少数民族，既不享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甚至华侨、韩侨等在日本创办的学校，其学历一概不被承认，这在民主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再看“现代化”。不可否认日本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创造出经济现代化的奇迹；但我们也必须关注，日本的“现代化”是畸形的、失衡的。比如，日本“女权”运动苦苦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夫妻别姓”，即女子婚后继续使用原来的姓氏，这种在现代社会属于最基本人权的要求，在保守派占主流的议会屡屡遭到否决。甚为可笑的是，至今崇天皇为神的日本人不在少数，几年前日本首相森喜朗不是振振有词地宣称“日本是神之国”吗？诸如此类，日本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正面意义；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遗留落后于时代的偏见和陋习，包含负面影响。
“国际化”呢？明治维新时期追求“西欧化”，“二战”以后奉行“美国化”，日本从未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日本的所谓“国际化”，一直是极端功利和短视的，当它锁定一个追随的目标国，其他国家便成为其利用、漠视甚至欺压、出卖的对象，明治时期如此，昭和时代亦然。就目前中日关系矛盾激化而言，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拒邻国利益而不顾的“美国化”。换句话说，日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既不按照本地区原则，又不遵循国际准则；退则以日本的特殊性为遁词（如“靖国神社”），进则以美国为挡箭牌（如“台湾问题”），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综上所述，残缺的民主化、局部的现代化、片面的国际化，可以看作是一种“时空错位”现象，而其深层的原因则可归结为“岛国根性”。
五、“岛国根性”
何谓“岛国根性”？根性者，秉性、德性也。日本四面环海，生活资源丰富，罕有外敌入侵，自成一统天下。在这种自然风土中形成的人文环境，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等近邻相比，确实具有独特之处。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与刀。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本文主要剖析中日摩擦的远因近果，所以把焦距对准日本国民性中的负面部分，尤其是在相对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岛国根性。当然这样会冒偏颇的风险，读者如要系统了解日本文化，请参阅其他相关著述。
岛国根性其一：扩张欲望。大海既成屏障，又为通途。日本自古以来，罕有外敌入侵，但却频频出海闹事。除去隋唐时期锁定中国为模仿目标，遣唐使、入宋僧留下诸多美谈佳话；此前几番进退半岛，此后屡次跳梁华夏，近代四处侵略，扩张野心昭然。封闭环境中积累的能量，不在内耗中爆发，就会向外界渲泄。日本皇室号称“万世一系”，我们不得不叹服其内部调节机制，同时也惊骇其内部积怨外泄时造成的巨大危害，这已被明代倭寇、近代侵华日军之残暴证实。
岛国根性其二：排外倾向。中根千枝教授用“纵向结构”来解析日本社会，（注：[日]中根千枝著、许真、宋峻岭译《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颇得要领。在闭塞而保守的社会里，人们无条件服从上司命令（最高上司即天皇一人），对不在一条纵线上的他人满怀孤疑甚至敌意，唯恐外来者打乱秩序。
江户时代不少《漂流记》留存下来，作者大多是渔民、船工，遇风漂流异国，按照当时的陈规，一旦步出国门，即被视若异类，永世不得返乡，其绝情如斯！这种风气至今犹存，“二战”结束时被抛弃在中国的“残留孤儿”，中日建交后陆续归国，但在母国普遍遭受歧视、排斥，很少有人为亲属接纳，沦落为再遭抛弃的“孤老”。日本人对同胞如此，外国人的境遇推而可知。
在我从事的遣唐使研究领域，读到过一条史料：一位名叫高内弓的入唐留学生，携唐妻及子女回国，途中遭遇风浪，日本船主为了祭海神，把随船唐人、高内弓妻子、乳母等4人抛入海中，连襁褓中的混血婴儿也不放过。（注：《续日本纪》卷24“天平宝字七年（763）十月六日”条。）在现实生活中，外国人受到歧视属家常便饭，故人云“留美者亲美，留日者反日”，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极端排外的岛国根性必是重要因素之一。
岛国根性其三：独善主义。我至今无法理解的是，像青木正儿那样的一代汉学大师，竟然也为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倭寇大唱赞歌。（注：青木正儿（1887—1964），东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所著《支那近世戏曲史》、《支那文学艺术考》、《北京风俗图谱》等独步当代，在中国学术界享有盛誉。）1988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对侵华日军使用了“杀人犯”一词，一位交往有年的日本教授颇不以为然，致书辩称：“为国家忠诚而战的军人，与战争合法与否无关，一概受到后人尊敬。”很显然，日本人分辨是非，唯以本国利益为基准，而弃国际法则、区域利益、邻国死活于不顾。祭拜甲级战犯、否认“南京大屠杀”、拒绝向慰安妇道歉等等，均遵循了这一逻辑。
岛国根性其四：盲从心态。最后必须一提，自“八国联军”到侵华战争，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得以肆虐，实与日本国民的群体盲从心态相关。周建高先生撰文指出：“就近代日本来说，人民、政党和政府，时常出现纷争，但是在对外扩张侵略中，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表现之一。”（注：周建高：《日本对外扩张中的人民》，《读书》2004年第6期。）
对此我有同感，日军侵华期间，政党、团体、企业竞相出钱出力且不说，连自命脱俗的佛教、神道等宗教诸派也多甘为爪牙，普通民众则打着“祈战死”旗号，妻送夫、母送子、姐送弟、妹送哥，一派争先恐后、全民皆兵的景状。
这种盲从心态来自何处？首先与日本的社会构造有关，依据中根千枝教授的“纵向构造”理论，万众唯天皇命令是从，整个社会缺少横向制衡功能；其次知识分子难逃罪责，中世以来日本的“士”专指武士，居社会统治阶层，所以侵华战争中极大多数作家讴歌“皇军”，对民众起到误导和煽动作用；再则集团意识也是元凶，日本民众被编入名目繁多的组织，成员之间强调行为划一，个人良知几近泯灭。
六、面向未来
地近而情远、富足而吝啬、文明而野蛮、国小而志大——日本的多重性格，让人捉摸不透。这种畸形人格，大抵形成于明治维新前后。作为东方农业国，其资源丰富，文化积淀深厚；作为西方工业国，其原料匮乏，文明底蕴浅薄。
日本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工业国的层面，原料进口、产品输出、制度引进、技术交流等，俱需依赖国外市场，因此国际化程度颇高。但作为东方农业古国，二千年来形成自给自足传统，对外来影响则极力排斥。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日本对工业品贸易大开方便之门，对农产品进口则闭门锁国，甚至出现如此言论：“进口外国大米，意味放弃日本文化。”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工业化程度落后于日本，但在整个社会层面（包括农业）与时共进，扬弃不合时宜的糟粕，带动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的改观，于是在多个层面与日本形成错位。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效显著，中日建交之前全面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经贸、文化领域的摩擦递减。但在人本色彩相对浓厚的政治意识层面，中国希望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大局观之，日本则固守封建传统之牙城不放，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比如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屡屡以传统的“生死观”为藉口，然而拿本国古代的“冤灵”、“荒神”信仰解决现代的国际问题，显然不会获得普遍认同。
谈到中日关系，周恩来曾用“二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来形容。问题是，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五十年的罪恶而抛弃二千年的友好呢？还是着眼二千年的友好而洗刷五十年的污垢呢？这是考量政治家资质的分水岭。
目前，中日之间国民感情的鸿沟正在加深，在政治板块激烈碰撞的当今，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必须拉响“海啸警报”。只要着眼于比政治拥有更广阔地盘和更悠久历史的经济和文化，就一定可以渡过一时的政治危机。我相信，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日本国民，迟早会在上层建筑领域展示其良知和睿识，走出封建社会和军国主义的阴影，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大家庭中受欢迎的一员。地震多发国日本既然创造出Tsunami（海啸）这一世界共通语，一定会有智慧和勇气去避免中日以及东亚海啸惨祸的发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0期
【原文出处】《江汉论坛》(武汉)2005年08期第87～90页
【作者简介】王勇，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杭州 310035）
最近几月来，东亚局势动荡，中日关系紧张，种种征兆似乎预示政治板块的碰撞、挤压、摩擦积聚的能量，快要迫近爆发的临界点。
2005年3月8日，我在浙江工商大学做“中日文化摩擦——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外交”的讲演，准备的是些轻松话料，诸如中国电影《洗澡》，日本译作《心の汤》，英文则成了《Shower》，前者解读太深，后者流于肤浅，等等。当然也谈到日本驻加拿大大使，夫妻吵架时动了手，被邻居告上法院，竟然狂言“打老婆是日本文化”，结果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我想说明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习俗摩擦，如果灵活应对、妥善处理，可以开阔眼界、增广知识；倘若固执己见、唯我独尊，也许会激化矛盾，甚至引发政治外交对抗。意想不到的是，讲演结束后，学生的提问集中于政治、外交、军事问题，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抢占钓鱼岛、“南京大屠杀”等，有点措手不及。
就中化名“颦儿”的学生，大概嫌答疑时间太短，当晚追到互联网上，先后三次发帖要求回应。学生的爱国热情固然可嘉，但对日本了解太少则令人担忧，于是我放在手头的工作，写了篇《中日关系的另类思考》。此文被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中日论坛”等转载，引发出更多议论，话题逐渐偏离文化摩擦，扩展到日本“入常”问题、右翼教科书问题、美日插手台湾问题，直至汇成抵制“日货”的合唱。
浏览日本互联网时发现，叫嚣抵制“中国货”者有之，教唆欺负中国留学生者亦有之，甚至还有要求中日断交的游行。两相比较，日本网民情绪失控更为严重，以“民主和平”自诩的日本，似乎顷刻淹没在右翼气焰之中。
纵目整个东亚，朝鲜和韩国“反日”呼声高涨。朝鲜与日本在政治、军事（核武器）、贸易诸领域针锋相对，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六国会谈”一拖再拖；韩国与日本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右翼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日本“入常”问题对立加剧，日本一些媒体把昙花一现的“韩流”改写为“寒流”，可称妙笔生花。
以日本政府批准歪曲历史的右翼教科书为导火线，引发东亚局势的动荡，余波还影响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地。这使我联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印度洋海啸，一场人为制造的海啸将至的预感袭上心头。
二、经济与文化
2004年12月26日突发的印度洋海啸，是因为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异向运动，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海沟挤压形成地震引发的。海啸不仅袭击了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甚至波及遥远的非洲东海岸。
如果我们通过种种异常的社会现象，预测东亚将会突发一场人为制造的海啸，那么其震源在哪里？引发地震的板块在何处？板块之间碰撞积聚了多少能量？自然界的地震无法逃脱，但人世间的地震或许可以规避；印度洋海啸造成20余万人死亡，人为的海啸即使发生，如果预先发出警报，做好防备，至少可以减少人员伤亡、财物损失。
如果我们把国家拟作地球的板块，那么东亚至少存在中国、日本、韩国、朝鲜4个板块；如果从可能引起冲突的领域来看，则可分成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板块。在世界其他地区，宗教板块的冲突往往是引发局势动荡的重要原因，但东亚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对经济板块做个分析。
中国和日本的经济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不同，所以不能否认两国之间存在各自的经济板块。但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超越制度和国界的国际市场逐渐形成，尤其自2001年中国加盟世界贸易组织（WTO），更加速了两国间的经济交流，从2004年的贸易额看，中国已经取代美国，跃居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日本则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日之间互相依存型的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因此近期不会因经济模式不同而引发地震和海啸。
至于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千百年来以儒教、佛教及道教等为媒介形成的东亚汉字文化圈，拥有古老而坚实的基础。这个稳固基础承载着中日韩等国文化，近代初期经受住了西方文化“海啸”的考验，加之现代的流行文化（漫画、卡通、电影、时装等）跨越国界而为各国共享，进一步加固了传统文化的基盘，所以也不必担心局部的、暂时的文化摩擦会使之轰然崩塌。
三、东方和西方
如上所述，中日间经济关系互动，文化交流频繁，不是造成目前国民感情严重恶化的元凶。因此，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政治。
“政冷经热”现在成了中日两国的流行语。两国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呈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但政府最高层互不走动有年；中国的“女子十二乐坊”走红东瀛，日本“动漫”席卷神州，但互联网上两国人士却冤家路窄，频频恶语相向。相对于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提携与友好交流，政治外交和国民感情的对立成为目前扭曲的中日关系之象征。
虽然中国和日本各自都在致力经济改革，但如果政治一旦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那么加快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在中国，如马立诚、时殷弘那样的激进学者，抛弃个人毁誉提出诸如“中日关系新思考”；但是在日本，我们几乎听不到试图改变现状的呼声。
总之，在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学者的期待值和热情度存在明显反差。究其原因，日本政府唯美国马首是瞻，漠视亚洲在新世纪世界格局中所占重要地位，忽视了迅速崛起的中国拥有的巨大能量，在政治外交上出现严重错位。因此，日本虽为跻身“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而沾沾自喜，却无法在亚洲国际事务中充任“首脑”；日本虽为达到“入常”目的而游说列国，却不能与自己的邻居和睦相处。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奉行“脱亚入欧”政策，其用意在“脱亚”而“制亚”，从“八国联军”到侵华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令人费解的是，获得日本政府批准的右翼教科书，竟然宣称近代以来的一系列侵略战争，是为了在西方列强的奴役下解放亚洲人民。试想一个以亚洲同胞为耻、不惜“换血”（注：日本明治政府首任文部大臣（教育部长）森有礼（1847—1889），不仅主张废除汉字，甚至倡导通过“人种改良”以实现欧化目的。）以充洋人的国家，怎会做出如此有悖常理的善事？
日本要获得亚洲邻国的信任，首先必须做一个本份的亚洲国家，根基在亚洲而欲置身于西方，就像鲁迅所说的“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注：鲁迅：《论“第三种人”》，《文学》第1卷第1号，1933年7月1日。）“二战”结束以来，日本虽然在经济、文化领域汇入世界主流，但政治上并未完全脱胎换骨（保持“天皇制”即为一例），明治时期以来功利、短视的外交政策延续至今，日本如果继续迷信“脱亚入美”，不迅速调整政治外交的错误定位，与亚洲各国的结怨必然加深。
经济大国的日本，为什么不能成为政治大国呢？日本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依靠本国的资源，而是依赖以全球为市场的物资流通。就经济而言，当进出口失衡时，必定会爆发贸易纷争。日本正是依据国际准则（如WTO规则），不懈地解决贸易纷争，才迎来了今日的繁荣。经济界人士的贤明之处，值得日本政治家学习。
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一味强调属于内政。我曾经质问日本人：一个强奸邻居的恶人，仅仅家法处置就能了事吗？一个在外国杀人的罪犯，受害者家属不应该参与审判吗？如果强奸犯在家里悠闲自得，杀人犯被奉为英雄，你会怎么想？开放的经济和封闭的政治，扭曲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埋下了与邻国冲突的祸根。
四、时空错位
无数次被人问到“你对日本人怎么看法”，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个形状怪异的形象：远看似头戴礼帽、身着西服、手提文明杖的绅士，近看前额剃成髷发、身穿宽裤、腰插双刀的武士。日本经过“脱亚入欧”和“脱亚入美”，躯体的某些器官已经西化，但其他精神世界和深层心态进化缓慢，甚至残存着封建社会的某些陋习。
比如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模仿普鲁士建立近代军队，但在战场上残杀俘虏、掠夺平民、强奸妇女，暴露出封建武士的残暴本性。“二战”结束至今，德国早已走出“纳粹”阴影，但日本依然无法清洗军国主义罪行，其原因也在此。日本某些政要否认“南京大屠杀”、不肯向灭绝人寰的细菌战受害者道歉、反而为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歌功颂德，均与其封建武士“情结”有关。日本虽然自我标榜为“民主化、现代化、国际化”，其实这“三化”都得打些折扣。
先说“民主化”。其局限性有目共睹，你可以自由诟骂总理，但不能对天皇丝毫不敬，长崎市长仅仅说了句“天皇负有战争责任”，受到执政的自民党围攻，而且还挨了右翼分子的枪子；世代侨居日本的少数民族，既不享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甚至华侨、韩侨等在日本创办的学校，其学历一概不被承认，这在民主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再看“现代化”。不可否认日本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创造出经济现代化的奇迹；但我们也必须关注，日本的“现代化”是畸形的、失衡的。比如，日本“女权”运动苦苦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夫妻别姓”，即女子婚后继续使用原来的姓氏，这种在现代社会属于最基本人权的要求，在保守派占主流的议会屡屡遭到否决。甚为可笑的是，至今崇天皇为神的日本人不在少数，几年前日本首相森喜朗不是振振有词地宣称“日本是神之国”吗？诸如此类，日本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正面意义；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遗留落后于时代的偏见和陋习，包含负面影响。
“国际化”呢？明治维新时期追求“西欧化”，“二战”以后奉行“美国化”，日本从未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日本的所谓“国际化”，一直是极端功利和短视的，当它锁定一个追随的目标国，其他国家便成为其利用、漠视甚至欺压、出卖的对象，明治时期如此，昭和时代亦然。就目前中日关系矛盾激化而言，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拒邻国利益而不顾的“美国化”。换句话说，日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既不按照本地区原则，又不遵循国际准则；退则以日本的特殊性为遁词（如“靖国神社”），进则以美国为挡箭牌（如“台湾问题”），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综上所述，残缺的民主化、局部的现代化、片面的国际化，可以看作是一种“时空错位”现象，而其深层的原因则可归结为“岛国根性”。
五、“岛国根性”
何谓“岛国根性”？根性者，秉性、德性也。日本四面环海，生活资源丰富，罕有外敌入侵，自成一统天下。在这种自然风土中形成的人文环境，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等近邻相比，确实具有独特之处。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与刀。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本文主要剖析中日摩擦的远因近果，所以把焦距对准日本国民性中的负面部分，尤其是在相对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岛国根性。当然这样会冒偏颇的风险，读者如要系统了解日本文化，请参阅其他相关著述。
岛国根性其一：扩张欲望。大海既成屏障，又为通途。日本自古以来，罕有外敌入侵，但却频频出海闹事。除去隋唐时期锁定中国为模仿目标，遣唐使、入宋僧留下诸多美谈佳话；此前几番进退半岛，此后屡次跳梁华夏，近代四处侵略，扩张野心昭然。封闭环境中积累的能量，不在内耗中爆发，就会向外界渲泄。日本皇室号称“万世一系”，我们不得不叹服其内部调节机制，同时也惊骇其内部积怨外泄时造成的巨大危害，这已被明代倭寇、近代侵华日军之残暴证实。
岛国根性其二：排外倾向。中根千枝教授用“纵向结构”来解析日本社会，（注：[日]中根千枝著、许真、宋峻岭译《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颇得要领。在闭塞而保守的社会里，人们无条件服从上司命令（最高上司即天皇一人），对不在一条纵线上的他人满怀孤疑甚至敌意，唯恐外来者打乱秩序。
江户时代不少《漂流记》留存下来，作者大多是渔民、船工，遇风漂流异国，按照当时的陈规，一旦步出国门，即被视若异类，永世不得返乡，其绝情如斯！这种风气至今犹存，“二战”结束时被抛弃在中国的“残留孤儿”，中日建交后陆续归国，但在母国普遍遭受歧视、排斥，很少有人为亲属接纳，沦落为再遭抛弃的“孤老”。日本人对同胞如此，外国人的境遇推而可知。
在我从事的遣唐使研究领域，读到过一条史料：一位名叫高内弓的入唐留学生，携唐妻及子女回国，途中遭遇风浪，日本船主为了祭海神，把随船唐人、高内弓妻子、乳母等4人抛入海中，连襁褓中的混血婴儿也不放过。（注：《续日本纪》卷24“天平宝字七年（763）十月六日”条。）在现实生活中，外国人受到歧视属家常便饭，故人云“留美者亲美，留日者反日”，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极端排外的岛国根性必是重要因素之一。
岛国根性其三：独善主义。我至今无法理解的是，像青木正儿那样的一代汉学大师，竟然也为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倭寇大唱赞歌。（注：青木正儿（1887—1964），东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所著《支那近世戏曲史》、《支那文学艺术考》、《北京风俗图谱》等独步当代，在中国学术界享有盛誉。）1988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对侵华日军使用了“杀人犯”一词，一位交往有年的日本教授颇不以为然，致书辩称：“为国家忠诚而战的军人，与战争合法与否无关，一概受到后人尊敬。”很显然，日本人分辨是非，唯以本国利益为基准，而弃国际法则、区域利益、邻国死活于不顾。祭拜甲级战犯、否认“南京大屠杀”、拒绝向慰安妇道歉等等，均遵循了这一逻辑。
岛国根性其四：盲从心态。最后必须一提，自“八国联军”到侵华战争，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得以肆虐，实与日本国民的群体盲从心态相关。周建高先生撰文指出：“就近代日本来说，人民、政党和政府，时常出现纷争，但是在对外扩张侵略中，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表现之一。”（注：周建高：《日本对外扩张中的人民》，《读书》2004年第6期。）
对此我有同感，日军侵华期间，政党、团体、企业竞相出钱出力且不说，连自命脱俗的佛教、神道等宗教诸派也多甘为爪牙，普通民众则打着“祈战死”旗号，妻送夫、母送子、姐送弟、妹送哥，一派争先恐后、全民皆兵的景状。
这种盲从心态来自何处？首先与日本的社会构造有关，依据中根千枝教授的“纵向构造”理论，万众唯天皇命令是从，整个社会缺少横向制衡功能；其次知识分子难逃罪责，中世以来日本的“士”专指武士，居社会统治阶层，所以侵华战争中极大多数作家讴歌“皇军”，对民众起到误导和煽动作用；再则集团意识也是元凶，日本民众被编入名目繁多的组织，成员之间强调行为划一，个人良知几近泯灭。
六、面向未来
地近而情远、富足而吝啬、文明而野蛮、国小而志大——日本的多重性格，让人捉摸不透。这种畸形人格，大抵形成于明治维新前后。作为东方农业国，其资源丰富，文化积淀深厚；作为西方工业国，其原料匮乏，文明底蕴浅薄。
日本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工业国的层面，原料进口、产品输出、制度引进、技术交流等，俱需依赖国外市场，因此国际化程度颇高。但作为东方农业古国，二千年来形成自给自足传统，对外来影响则极力排斥。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日本对工业品贸易大开方便之门，对农产品进口则闭门锁国，甚至出现如此言论：“进口外国大米，意味放弃日本文化。”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工业化程度落后于日本，但在整个社会层面（包括农业）与时共进，扬弃不合时宜的糟粕，带动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的改观，于是在多个层面与日本形成错位。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效显著，中日建交之前全面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经贸、文化领域的摩擦递减。但在人本色彩相对浓厚的政治意识层面，中国希望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大局观之，日本则固守封建传统之牙城不放，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比如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屡屡以传统的“生死观”为藉口，然而拿本国古代的“冤灵”、“荒神”信仰解决现代的国际问题，显然不会获得普遍认同。
谈到中日关系，周恩来曾用“二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来形容。问题是，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五十年的罪恶而抛弃二千年的友好呢？还是着眼二千年的友好而洗刷五十年的污垢呢？这是考量政治家资质的分水岭。
目前，中日之间国民感情的鸿沟正在加深，在政治板块激烈碰撞的当今，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必须拉响“海啸警报”。只要着眼于比政治拥有更广阔地盘和更悠久历史的经济和文化，就一定可以渡过一时的政治危机。我相信，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日本国民，迟早会在上层建筑领域展示其良知和睿识，走出封建社会和军国主义的阴影，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大家庭中受欢迎的一员。地震多发国日本既然创造出Tsunami（海啸）这一世界共通语，一定会有智慧和勇气去避免中日以及东亚海啸惨祸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