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
孙宝国/郭丹彤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5年03期第107～110，112页
【作者简介】孙宝国，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郭丹彤，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吉林 长春 130024）
【关 键 词】纸莎草纸/兴衰/古代埃及/历史影响
纸莎草纸是一种重要的书写材料。迄今考古学家已发现了用埃及象形文字、科普特文（注：所谓科普特文字，其含义就是“埃及人的语言”，出现于希腊化时代，是一种拼音字母化的埃及语言文字。科普特文字有32个字母，其中25个采自希腊，另7个来自埃及世俗体文字，用以表示希腊字母所不能表示的语音。这7个埃及世俗体字母是古埃及文字的最后遗存。科普特文献，几乎全是宗教性质的，该文字出现并形成于埃及希腊化时代，到公元7世纪开始衰落，14世纪消亡。在这以后，只有在科普特基督教会里还用于宗教仪式。）、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以及希伯来文等六种文字书写的纸莎草纸书卷，其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文拟从纸莎草纸的兴起和衰亡入手，来揭示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一、纸莎草纸的诞生
纸莎草纸起源于古代埃及，是古代埃及人为人类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英语中的纸莎草纸一词papyrus源于希腊语papyrus，最早出现于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普拉斯图斯（Thoprastus，约公元前4世纪—3世纪）的著作中。纸莎草是一种类似芦苇的水生莎草科植物，草叶呈三角形，在古代主要生长于埃及的沼泽和池塘之中，现在则只分布于埃及哈尔图姆（Khartum）地区北部的尼罗河谷地。纸莎草茎高可达3米多，粗细与人的手腕相当，茎部富含纤维，用它为原料制造出来的书写材料就是纸莎草纸。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黏液，使草片相互黏结起来。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经过这些工序制造出来的纸张表面呈水平纤维状，而反面则呈垂直纤维状。纸莎草纸通常被制成长不超过48厘米、宽不超过43厘米的纸张。几张纸为一打，被沿纤维水平走向的方向卷起来，以备不时之需。[1]（P93）
纸莎草纸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和纸质书写媒介。根据从埃及第一王朝（约公元前3100年—2840年）的大臣荷玛卡（Hemaka）位于撒哈拉的坟墓中出土的一张没有被书写过的纸莎草纸，学者们推断纸莎草纸的出现与埃及文明史的发端几乎是同步的；而最早的纸莎草纸文献则来自于第五王朝末期（约公元前2500年—2350年）的阿布塞（Abusir）神庙，它主要记载了这个神庙的收支情况。目前所知的最宽的纸莎草纸卷是古埃及的丧葬文献《亡灵书》（the Book of the Dead）。根据捐献者的姓名，它还被称作《格林菲尔德纸莎草纸卷》（Greenfield papyrus），该文献宽度达49.5厘米；最长的纸莎草纸卷是埃及第二十王朝时期书写的《哈里斯大纸莎草纸卷》（the great Harris papyrus），该文献长达41米。[1]（P94）大约在公元前650年左右，纸莎草纸传入希腊，并很快成为古代地中海地区一种通用的书写材料。希腊人、罗马人以及阿拉伯人都曾经把其当作主要书写材料，传布文字条令，记录各种信息，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规格和质量的不同，纸莎草纸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等级：第一等级叫hieratica（后来叫Augusta或Liviana），此为上品，长约24.03厘米；第二等级叫amphitheatrica，此为次上品，长约16.63厘米，后来由于一位叫凡尼乌斯的人对其改良而改称为fanniana，这一等级的纸莎草纸后来增长至18.48厘米；第三等级叫sartica，产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塞伊斯（Sais），其质量较差，长12.96厘米至14.78厘米；第四等级叫taerotica，其质地坚韧、较厚；最后一个等级叫emporetica，长11.09厘米，主要用于包装。
二、纸莎草纸的生产与传播
在古代埃及，纸莎草纸的生产制作活动基本上是在神庙组织管理下进行的。由于古代埃及始终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因此说纸莎草纸的生产处于国家垄断状态是不为过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最初的纸莎草纸卷多为宗教或半宗教文献，抄写工作也因而具有神秘色彩，它是神职人员的专利。后来到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11世纪）才逐渐传入民间，用来礼赞神明，记录事件等，并出现以抄写纸莎草纸文书为业的专职人员。而且据考证，早在埃及的第十二王朝（公元前约1991年—约1788年）时期，就已经有了以纸莎草纸为媒介的通信活动。
公元前8世纪前后，纸莎草纸制作方法经由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城市巴比罗斯（注：巴比罗斯港，现为黎巴嫩的祖巴依港（Jubayi）。）（Byblos）传到古代希腊和罗马，著名古典作家希罗多德以该城的名字byblos来命名纸莎草纸；后来byblos一词又演变为bible，即英文“圣经”一词；而且英语单词book也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在希腊语中关于纸莎草纸的单词的原始含义是pa—per—aa，“属于国王的”，由此揭示出希腊化时代纸莎草纸的生产很有可能是被王室所垄断的。[2]（P82）
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3年—30年），纸莎草纸的产量增加，质量改善。纸莎草人工栽培，一年四季可以收割。王室垄断，调控销售，但是私人也可以种植，并在工厂中加工。最好的纸莎草纸由国家以固定的价格收购，质量差的可以在民间销售。纸莎草纸源源不断供应，使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城成了一个官僚文牍盛行的城市。一份公元前258年至257年的单据显示，财务大臣的衙门在33天里共收下434卷纸莎草纸文件。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亚历山大城的书籍要比地中海世界的其它任何地方都多，当时亚历山大城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2]（P82）
公元前250年之后，古罗马向东方大举扩张，在欣羡于希腊文化成就的同时，把大量的纸莎草纸文献藏书搬运回罗马，[3]（P5）因而客观上促进了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的建立以及书籍贸易的繁荣。公元前168年，希腊马其顿王朝末代国王佩尔修斯战败之后，罗马保民官保卢斯把佩尔修斯的图书馆整体搬到了罗马。苏拉此前已把提亚斯的阿波林图书馆迁至罗马，还把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从雅典运回罗马。西塞罗的朋友阿提库斯（Atticus）则以私人的身份从希腊搜求纸莎草纸文献，积累了大量藏书，成为著名的出版商。“公元前56年，他俨然已垄断了西塞罗作品的出版权，并培训了一批抄书员和图书管理员。到公元前55年，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抄书的产业。”[4]（P14）
罗马帝国时代，对埃及的占领使纸莎草纸的供给更加源源不断。“在屋大维时期，纸莎草纸的种植、制造和销售都在私人手里。运输税替代出口税，因为罗马是主要的进口地。纸莎草纸的生产从小村落移到重要城市。手工匠成为工厂的工人。尼罗河三角洲的泥沼地提供了方便书写、价格合理的材料，从不列颠到两河流域的广袤疆域里都使用纸莎草纸。”[5]（P38—39）由于著书立说的人越来越多以及大部头著作的不断出现，人们对纸莎草纸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伊斯兰教出现前后，上埃及和下埃及的许多城市、乡村都有生产纸莎草纸的工厂。伊斯兰远征军首领阿穆尔征服埃及后，下令保留所有造纸工厂，以满足宫廷、哈里发官邸及外省对书写用纸的需求。那时，埃及生产的纸莎草纸出口到世界许多国家，是埃及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阿穆尔主要依靠阿拉伯人进行圣战，保卫疆土，故明令禁止阿拉伯人在埃及从事生产纸莎草纸的劳动和贸易，而让埃及人从事纸莎草纸生产，掌握纸莎草纸制造业。
三、纸莎草纸的缺陷与湮灭
较之石头、泥土、木块、竹片等天然书写材料，纸莎草纸轻便、柔软、质地优良，易于书写，优势明显，所以在地中海世界广受欢迎。但它也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不足：一是原料产地单一，只局限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制作的场所也局限在生长纸莎草的沼泽边上，因而极易形成垄断；二是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这使其难以承受陆路转运的长途颠簸，只能通过水路运输。由于纸莎草纸的这些缺陷，人们很早就开始寻找纸莎草纸的替代品。
根据普林尼在《自然史》中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帕加马帝国国王欧迈尼斯二世热衷于收集和抄写图书，为了使帕加马图书馆的藏书量能够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相媲美，他遂打算从埃及大量进口纸莎草纸。为了遏制帕加马图书馆的发展，托勒密王朝国王托勒密五世下令将纸莎草纸制造方法列为国家机密，并严格禁止向帕加马输出纸莎草纸。欧迈尼斯二世不得不另辟蹊径，命令把羊皮处理成光滑的薄片，用其来代替纸莎草纸。据普林尼的说法，这种新型书写材料肇始于一个名叫查塔·坡噶米纳（charta pergamena）的地方，后来“羊皮纸”（parchment）一词就来源于这个地名。其实，帕加马人只不过是对早已存在的羊皮纸进行了一番改进而已，目前有实物可考的羊皮纸小册子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6]（P156）而在更早些时候，羊皮纸还被称为membrana（中文译为“膜”）。有时人们将犊皮纸和羊皮纸混为一谈，但严格说来，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材料，犊皮纸从词源学讲与“小牛”有关，尽管拉丁语把羊皮和其它动物皮相提并论，但犊皮纸是牛皮制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家养动物的皮，甚至鱼皮，都曾被用来做过书写材料，死胎羊羔皮和牛犊皮更是被誉为最精细和最薄的书写材料。现在人们一般习惯把由绵羊、山羊或其他动物的皮制成的书写材料统称为羊皮纸。
与纸莎草纸相比，羊皮纸有一些明显的优点：从产地方面看，羊皮纸是地域辽阔分散的农业经济产品，可以就地取材，生产经营不易形成垄断局面，水路陆路运输皆宜；从质地方面看，羊皮纸更坚固、平滑、耐用；从费用上看，羊皮纸尽管成本不菲，如抄一部《圣经》就要用200到300张羊或小牛的皮，但与从埃及进口纸莎草纸的费用比起来，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作为有机物质，纸莎草纸会因时间、环境因素变旧，发生突变性化学反应，导致莎草纸卷损毁。在欧洲的罗马，特别是高卢地区，气候比较阴冷潮湿，为了保存纸莎草纸文献，人们不得不反复抄写。例如，罗马皇帝泰西德斯为了妥善保管好那些记载先人事迹的历史著作，曾命令官方抄写员每年抄写十个副本，然后送到图书馆收藏。罗马诗人马歇尔用警言提醒读者，一场雨水会损坏他的书，而用书来包炸鱼（显然有些人这样做了），会立刻使书蜕变。“约公元350年，恺撒利亚的潘菲卢斯图书馆有许多纸莎草纸卷已经损坏，需要用羊皮纸重新进行抄写。”[5]（P6）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从埃及出口到欧洲的纸莎草纸锐减。公元4世纪到5世纪间，纸莎草纸已经基本上被人们所放弃，羊皮纸书开始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书写材料。但到11世纪教皇本尼迪克特三世（1020年—1022年）还用纸莎草纸来书写诏书，只不过这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显示尊贵而已。[7]（P145）纸莎草纸文献彻底从欧洲消失了。[8]（P70—73）为保存纸莎草纸文献，欧洲早期的僧侣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把纸莎草纸上的文献转抄到羊皮纸上。不幸的是，在基督教会主导文化教育的情况下，“有关基督教的著作受到重视，而有关异教的著作则遭到忽视。于是重新抄写的过程，实际上演变成一个严格审查的过程。凡是《圣经》之外的著作，统统被毁掉，而只有那些与《圣经》有关的著作，才能被加以收录。”[9]（P45）“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数量庞大的文献遭到如此彻底的毁灭。”[10]（P160）
而在阿拉伯世界，纸莎草纸的使命也在公元8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哈伦·拉希德哈里发统治时期基本终结。据伊本·纳迪姆在《书目大全》中的记载，哈伦·阿尔·拉希德执政时下令必须使用纸来书写。于是埃及人纷纷填平用于种植纸莎草的池塘、沼泽，清理沟渠的水道，拔除大量纸莎草，纸莎草种植和纸莎草纸生产逐渐绝迹。从此以后，中国发明的纸逐渐取代纸莎草纸，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维也纳的赖纳特藏部有大约12500件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文献，通过对这些藏品的研究，我们发现公元800年前的文字一律写在纸莎草纸上，而这个年代之后的文献则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纸作为书写材料。相对纸莎草纸来说，纸生产方便，不易损坏，质地柔软，有弹性，折叠方便，易于保存，不像纸莎草纸那样容易发生风干、卷皱。
四、纸莎草纸文献学的兴起
纸莎草纸作为文明的载体和人类最古老的图书，记录了人类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随着历史的变迁，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文字渐渐演变成后人研究世界古代文明史的重要文化遗产。1880年，学者们在埃及进行考古时首次发现了纸莎草纸文献，此后，成千上万的纸莎草纸文献相继出土，但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当时处于外国统治时期，大部分纸莎草纸文献流失到世界各地。[11]（P56—58）随着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纸莎草纸文献大量散入世界各地，世界各国都开展了对纸莎草纸文献的研究，“纸莎草纸文献学”也随之兴起。许多欧美国家和俄罗斯十分重视对纸莎草纸文献的保护、编目、考证和出版工作，并设立了专门的研究院或系。目前，纸莎草纸文献主要分布在美国、德国、捷克、波兰、法国、英国、意大利、挪威、比利时、瑞士、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土耳其、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一些以埃及为代表的富藏纸莎草纸文献的阿拉伯国家。失散在阿拉伯国家个人手中的纸莎草纸卷文献肯定存在，但难以统计和研究。因此，要弄清纸莎草纸文献的确切数目很难。
现存的纸莎草纸卷文献都是随出土文物一道发现的，因此从其物质形态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文物，而从其所载内容来看，则又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所以，其修缮与保管工作尤其重要。过去由于没能正确掌握修缮、保护纸莎草纸文献的方法，致使大量纸莎草纸文献遭到毁灭。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纸莎草纸文献和纸莎草纸文献学。学者们正在开展紧密的合作，纸莎草纸文献的修缮、保管、解读工作都在积极稳步地推进。[11]（P56—58）
五、纸莎草纸的历史影响
综上所述，纸莎草纸的兴衰是人类信息传播媒介演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纸莎草纸卷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质文字传媒，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应用这种传媒的社会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原料相对充足、书写比较简易、携带非常方便的纸莎草纸卷的广泛应用有利于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国家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
在文化方面，纸莎草纸一方面促进了学科门类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了图书馆的建设，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迄今考古学家已发现了用埃及象形文字、科普特文、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等六种文字书写的纸莎草纸卷，内容涉及宗教典籍、法典律令、公文信件等等，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相对于泥板文书等早期文字传媒而言，纸莎草纸卷的出现是一种进步，表明了人类利用自然之赐，探索新的文字传媒的创造力。但纸莎草纸卷所依赖的书写材料纸莎草纸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对一种产地单一的自然植物的简单加工的产物，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诸多局限性，其最终被原料分布地域更广和质地更加优良的羊皮纸和纸所代替，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然而，纸莎草纸毕竟曾经是多达六种语言文字符号的载体，记录了包括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阿拉伯帝国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从而使它们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应用时间最长的、最重要的纸质传播媒介。研究近东和欧洲古代文明史，离不开纸莎草纸文献，研究人类传播媒介史，更不能不追溯到纸莎草纸媒介。因此，对纸莎草纸进行妥善的修缮和保管，深入而全面的解读和研究都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5年03期第107～110，112页
【作者简介】孙宝国，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郭丹彤，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吉林 长春 130024）
| 【内容提要】 | 纸莎草纸的出现是一种进步，表明了人类利用自然之赐，探索新的书写材料的创造力。但纸莎草纸也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诸多局限性，其最终被羊皮纸和纸所代替，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然而，纸莎草纸毕竟曾经是多达六种语言文字符号的载体，记录了包括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阿拉伯帝国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从而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应用时间最长的、最重要的纸质传播媒介。因此，无论是研究近东和欧洲古代文明史，还是研究人类传播媒介史，都离不开对纸莎草纸及其所承载的文献进行的研究，它是古代文明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
一、纸莎草纸的诞生
纸莎草纸起源于古代埃及，是古代埃及人为人类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英语中的纸莎草纸一词papyrus源于希腊语papyrus，最早出现于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普拉斯图斯（Thoprastus，约公元前4世纪—3世纪）的著作中。纸莎草是一种类似芦苇的水生莎草科植物，草叶呈三角形，在古代主要生长于埃及的沼泽和池塘之中，现在则只分布于埃及哈尔图姆（Khartum）地区北部的尼罗河谷地。纸莎草茎高可达3米多，粗细与人的手腕相当，茎部富含纤维，用它为原料制造出来的书写材料就是纸莎草纸。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黏液，使草片相互黏结起来。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经过这些工序制造出来的纸张表面呈水平纤维状，而反面则呈垂直纤维状。纸莎草纸通常被制成长不超过48厘米、宽不超过43厘米的纸张。几张纸为一打，被沿纤维水平走向的方向卷起来，以备不时之需。[1]（P93）
纸莎草纸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和纸质书写媒介。根据从埃及第一王朝（约公元前3100年—2840年）的大臣荷玛卡（Hemaka）位于撒哈拉的坟墓中出土的一张没有被书写过的纸莎草纸，学者们推断纸莎草纸的出现与埃及文明史的发端几乎是同步的；而最早的纸莎草纸文献则来自于第五王朝末期（约公元前2500年—2350年）的阿布塞（Abusir）神庙，它主要记载了这个神庙的收支情况。目前所知的最宽的纸莎草纸卷是古埃及的丧葬文献《亡灵书》（the Book of the Dead）。根据捐献者的姓名，它还被称作《格林菲尔德纸莎草纸卷》（Greenfield papyrus），该文献宽度达49.5厘米；最长的纸莎草纸卷是埃及第二十王朝时期书写的《哈里斯大纸莎草纸卷》（the great Harris papyrus），该文献长达41米。[1]（P94）大约在公元前650年左右，纸莎草纸传入希腊，并很快成为古代地中海地区一种通用的书写材料。希腊人、罗马人以及阿拉伯人都曾经把其当作主要书写材料，传布文字条令，记录各种信息，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规格和质量的不同，纸莎草纸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等级：第一等级叫hieratica（后来叫Augusta或Liviana），此为上品，长约24.03厘米；第二等级叫amphitheatrica，此为次上品，长约16.63厘米，后来由于一位叫凡尼乌斯的人对其改良而改称为fanniana，这一等级的纸莎草纸后来增长至18.48厘米；第三等级叫sartica，产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塞伊斯（Sais），其质量较差，长12.96厘米至14.78厘米；第四等级叫taerotica，其质地坚韧、较厚；最后一个等级叫emporetica，长11.09厘米，主要用于包装。
二、纸莎草纸的生产与传播
在古代埃及，纸莎草纸的生产制作活动基本上是在神庙组织管理下进行的。由于古代埃及始终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因此说纸莎草纸的生产处于国家垄断状态是不为过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最初的纸莎草纸卷多为宗教或半宗教文献，抄写工作也因而具有神秘色彩，它是神职人员的专利。后来到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11世纪）才逐渐传入民间，用来礼赞神明，记录事件等，并出现以抄写纸莎草纸文书为业的专职人员。而且据考证，早在埃及的第十二王朝（公元前约1991年—约1788年）时期，就已经有了以纸莎草纸为媒介的通信活动。
公元前8世纪前后，纸莎草纸制作方法经由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城市巴比罗斯（注：巴比罗斯港，现为黎巴嫩的祖巴依港（Jubayi）。）（Byblos）传到古代希腊和罗马，著名古典作家希罗多德以该城的名字byblos来命名纸莎草纸；后来byblos一词又演变为bible，即英文“圣经”一词；而且英语单词book也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在希腊语中关于纸莎草纸的单词的原始含义是pa—per—aa，“属于国王的”，由此揭示出希腊化时代纸莎草纸的生产很有可能是被王室所垄断的。[2]（P82）
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3年—30年），纸莎草纸的产量增加，质量改善。纸莎草人工栽培，一年四季可以收割。王室垄断，调控销售，但是私人也可以种植，并在工厂中加工。最好的纸莎草纸由国家以固定的价格收购，质量差的可以在民间销售。纸莎草纸源源不断供应，使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城成了一个官僚文牍盛行的城市。一份公元前258年至257年的单据显示，财务大臣的衙门在33天里共收下434卷纸莎草纸文件。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亚历山大城的书籍要比地中海世界的其它任何地方都多，当时亚历山大城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2]（P82）
公元前250年之后，古罗马向东方大举扩张，在欣羡于希腊文化成就的同时，把大量的纸莎草纸文献藏书搬运回罗马，[3]（P5）因而客观上促进了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的建立以及书籍贸易的繁荣。公元前168年，希腊马其顿王朝末代国王佩尔修斯战败之后，罗马保民官保卢斯把佩尔修斯的图书馆整体搬到了罗马。苏拉此前已把提亚斯的阿波林图书馆迁至罗马，还把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从雅典运回罗马。西塞罗的朋友阿提库斯（Atticus）则以私人的身份从希腊搜求纸莎草纸文献，积累了大量藏书，成为著名的出版商。“公元前56年，他俨然已垄断了西塞罗作品的出版权，并培训了一批抄书员和图书管理员。到公元前55年，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抄书的产业。”[4]（P14）
罗马帝国时代，对埃及的占领使纸莎草纸的供给更加源源不断。“在屋大维时期，纸莎草纸的种植、制造和销售都在私人手里。运输税替代出口税，因为罗马是主要的进口地。纸莎草纸的生产从小村落移到重要城市。手工匠成为工厂的工人。尼罗河三角洲的泥沼地提供了方便书写、价格合理的材料，从不列颠到两河流域的广袤疆域里都使用纸莎草纸。”[5]（P38—39）由于著书立说的人越来越多以及大部头著作的不断出现，人们对纸莎草纸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伊斯兰教出现前后，上埃及和下埃及的许多城市、乡村都有生产纸莎草纸的工厂。伊斯兰远征军首领阿穆尔征服埃及后，下令保留所有造纸工厂，以满足宫廷、哈里发官邸及外省对书写用纸的需求。那时，埃及生产的纸莎草纸出口到世界许多国家，是埃及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阿穆尔主要依靠阿拉伯人进行圣战，保卫疆土，故明令禁止阿拉伯人在埃及从事生产纸莎草纸的劳动和贸易，而让埃及人从事纸莎草纸生产，掌握纸莎草纸制造业。
三、纸莎草纸的缺陷与湮灭
较之石头、泥土、木块、竹片等天然书写材料，纸莎草纸轻便、柔软、质地优良，易于书写，优势明显，所以在地中海世界广受欢迎。但它也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不足：一是原料产地单一，只局限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制作的场所也局限在生长纸莎草的沼泽边上，因而极易形成垄断；二是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这使其难以承受陆路转运的长途颠簸，只能通过水路运输。由于纸莎草纸的这些缺陷，人们很早就开始寻找纸莎草纸的替代品。
根据普林尼在《自然史》中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帕加马帝国国王欧迈尼斯二世热衷于收集和抄写图书，为了使帕加马图书馆的藏书量能够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相媲美，他遂打算从埃及大量进口纸莎草纸。为了遏制帕加马图书馆的发展，托勒密王朝国王托勒密五世下令将纸莎草纸制造方法列为国家机密，并严格禁止向帕加马输出纸莎草纸。欧迈尼斯二世不得不另辟蹊径，命令把羊皮处理成光滑的薄片，用其来代替纸莎草纸。据普林尼的说法，这种新型书写材料肇始于一个名叫查塔·坡噶米纳（charta pergamena）的地方，后来“羊皮纸”（parchment）一词就来源于这个地名。其实，帕加马人只不过是对早已存在的羊皮纸进行了一番改进而已，目前有实物可考的羊皮纸小册子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6]（P156）而在更早些时候，羊皮纸还被称为membrana（中文译为“膜”）。有时人们将犊皮纸和羊皮纸混为一谈，但严格说来，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材料，犊皮纸从词源学讲与“小牛”有关，尽管拉丁语把羊皮和其它动物皮相提并论，但犊皮纸是牛皮制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家养动物的皮，甚至鱼皮，都曾被用来做过书写材料，死胎羊羔皮和牛犊皮更是被誉为最精细和最薄的书写材料。现在人们一般习惯把由绵羊、山羊或其他动物的皮制成的书写材料统称为羊皮纸。
与纸莎草纸相比，羊皮纸有一些明显的优点：从产地方面看，羊皮纸是地域辽阔分散的农业经济产品，可以就地取材，生产经营不易形成垄断局面，水路陆路运输皆宜；从质地方面看，羊皮纸更坚固、平滑、耐用；从费用上看，羊皮纸尽管成本不菲，如抄一部《圣经》就要用200到300张羊或小牛的皮，但与从埃及进口纸莎草纸的费用比起来，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作为有机物质，纸莎草纸会因时间、环境因素变旧，发生突变性化学反应，导致莎草纸卷损毁。在欧洲的罗马，特别是高卢地区，气候比较阴冷潮湿，为了保存纸莎草纸文献，人们不得不反复抄写。例如，罗马皇帝泰西德斯为了妥善保管好那些记载先人事迹的历史著作，曾命令官方抄写员每年抄写十个副本，然后送到图书馆收藏。罗马诗人马歇尔用警言提醒读者，一场雨水会损坏他的书，而用书来包炸鱼（显然有些人这样做了），会立刻使书蜕变。“约公元350年，恺撒利亚的潘菲卢斯图书馆有许多纸莎草纸卷已经损坏，需要用羊皮纸重新进行抄写。”[5]（P6）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从埃及出口到欧洲的纸莎草纸锐减。公元4世纪到5世纪间，纸莎草纸已经基本上被人们所放弃，羊皮纸书开始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书写材料。但到11世纪教皇本尼迪克特三世（1020年—1022年）还用纸莎草纸来书写诏书，只不过这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显示尊贵而已。[7]（P145）纸莎草纸文献彻底从欧洲消失了。[8]（P70—73）为保存纸莎草纸文献，欧洲早期的僧侣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把纸莎草纸上的文献转抄到羊皮纸上。不幸的是，在基督教会主导文化教育的情况下，“有关基督教的著作受到重视，而有关异教的著作则遭到忽视。于是重新抄写的过程，实际上演变成一个严格审查的过程。凡是《圣经》之外的著作，统统被毁掉，而只有那些与《圣经》有关的著作，才能被加以收录。”[9]（P45）“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数量庞大的文献遭到如此彻底的毁灭。”[10]（P160）
而在阿拉伯世界，纸莎草纸的使命也在公元8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哈伦·拉希德哈里发统治时期基本终结。据伊本·纳迪姆在《书目大全》中的记载，哈伦·阿尔·拉希德执政时下令必须使用纸来书写。于是埃及人纷纷填平用于种植纸莎草的池塘、沼泽，清理沟渠的水道，拔除大量纸莎草，纸莎草种植和纸莎草纸生产逐渐绝迹。从此以后，中国发明的纸逐渐取代纸莎草纸，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维也纳的赖纳特藏部有大约12500件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文献，通过对这些藏品的研究，我们发现公元800年前的文字一律写在纸莎草纸上，而这个年代之后的文献则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纸作为书写材料。相对纸莎草纸来说，纸生产方便，不易损坏，质地柔软，有弹性，折叠方便，易于保存，不像纸莎草纸那样容易发生风干、卷皱。
四、纸莎草纸文献学的兴起
纸莎草纸作为文明的载体和人类最古老的图书，记录了人类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随着历史的变迁，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文字渐渐演变成后人研究世界古代文明史的重要文化遗产。1880年，学者们在埃及进行考古时首次发现了纸莎草纸文献，此后，成千上万的纸莎草纸文献相继出土，但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当时处于外国统治时期，大部分纸莎草纸文献流失到世界各地。[11]（P56—58）随着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纸莎草纸文献大量散入世界各地，世界各国都开展了对纸莎草纸文献的研究，“纸莎草纸文献学”也随之兴起。许多欧美国家和俄罗斯十分重视对纸莎草纸文献的保护、编目、考证和出版工作，并设立了专门的研究院或系。目前，纸莎草纸文献主要分布在美国、德国、捷克、波兰、法国、英国、意大利、挪威、比利时、瑞士、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土耳其、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一些以埃及为代表的富藏纸莎草纸文献的阿拉伯国家。失散在阿拉伯国家个人手中的纸莎草纸卷文献肯定存在，但难以统计和研究。因此，要弄清纸莎草纸文献的确切数目很难。
现存的纸莎草纸卷文献都是随出土文物一道发现的，因此从其物质形态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文物，而从其所载内容来看，则又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所以，其修缮与保管工作尤其重要。过去由于没能正确掌握修缮、保护纸莎草纸文献的方法，致使大量纸莎草纸文献遭到毁灭。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纸莎草纸文献和纸莎草纸文献学。学者们正在开展紧密的合作，纸莎草纸文献的修缮、保管、解读工作都在积极稳步地推进。[11]（P56—58）
五、纸莎草纸的历史影响
综上所述，纸莎草纸的兴衰是人类信息传播媒介演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纸莎草纸卷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质文字传媒，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应用这种传媒的社会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原料相对充足、书写比较简易、携带非常方便的纸莎草纸卷的广泛应用有利于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国家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
在文化方面，纸莎草纸一方面促进了学科门类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了图书馆的建设，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迄今考古学家已发现了用埃及象形文字、科普特文、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等六种文字书写的纸莎草纸卷，内容涉及宗教典籍、法典律令、公文信件等等，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相对于泥板文书等早期文字传媒而言，纸莎草纸卷的出现是一种进步，表明了人类利用自然之赐，探索新的文字传媒的创造力。但纸莎草纸卷所依赖的书写材料纸莎草纸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对一种产地单一的自然植物的简单加工的产物，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诸多局限性，其最终被原料分布地域更广和质地更加优良的羊皮纸和纸所代替，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然而，纸莎草纸毕竟曾经是多达六种语言文字符号的载体，记录了包括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阿拉伯帝国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从而使它们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应用时间最长的、最重要的纸质传播媒介。研究近东和欧洲古代文明史，离不开纸莎草纸文献，研究人类传播媒介史，更不能不追溯到纸莎草纸媒介。因此，对纸莎草纸进行妥善的修缮和保管，深入而全面的解读和研究都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