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北约的建立与大西洋联盟
林婕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9期
【原文出处】《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005年05期第191～195页
【作者简介】林婕，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关 键 词】北约/大西洋联盟/美国/冷战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无疑是当今世界有着巨大影响的国际组织之一，它是二战后美欧联盟的桥梁。但在今天，北约虽然仍继续存在并不断扩大，但美欧之间的裂痕却越来越明显。我们要了解大西洋联盟和北约今天的状况，就必须先考察冷战中北约的历史，早在大西洋联盟建立之初，美国与西欧就已经种下了不和的种子。从北约的成立，成员的选择，军事机构的组成以及其战略的演变，冷战中的北约自始至终都控制在美国的手中，是美国以欧洲为中心，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利器。西欧虽然也曾试图改变大西洋联盟中的主从关系，但效果并不明显，美欧之间的分歧始终存在，并在冷战后显现出来。
一、柏林危机与布鲁塞尔条约
1945年注定是世界历史学家永恒的话题。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尚未散净，同床异梦的盟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已经暗自打点，准备分道扬镳。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诬蔑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危害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安全”，宣称世界已经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装少数集团或外来征服的自由民族，美国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创造能使我们和其他国家在其中建立一种免受高压统治的生活方式的环境”。[1]就是这篇以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演讲，标志着美、苏战时联盟的正式破裂，美国第一次公开将“冷战”作为战后国策。而战后的欧洲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状况严重恶化，国内人民生活困苦，罢工不断，共产党势力壮大。马歇尔计划虽然从经济上挽救了西欧，但苏联的军事压力却使西欧国家提心吊胆，也让美国忐忑不安。处在东西方交战“第一线”的欧洲和强大的美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苏联西进的步伐，看来是保卫西欧国家安全的出路。因此，大西洋联盟政策就应运而生了。美国的目标是“帮助建立一个在军事和其它重大问题上同美国和加拿大紧密结合的、繁荣而统一的西欧，使它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同北美洲进行广泛协作”。[2]在“援助”的旗号下，扶植并控制西欧，把它们作为遏制苏联的盟友和前沿阵地。西欧国家明白，在大西洋联盟体制中，它们可能沦为美国的附庸，丧失部分主权，但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国内的经济困难、政治动荡、军力虚弱，它们别无选择。法国的政治家们甚至喊道：法国“迫切需要军援，需要保护，需要军援才能生存下去，而不是要恢复大国的‘地位’”。[3]
1947年3月10日至4月24日的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缔结对德和约，但未能如愿。据一位参加会议的人说，它“闭幕时闭的是铁幕”。[4]在12月的四国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提出100亿美元的赔款、鲁尔区共管和取消美英占领区，成立德国民主政府的要求，但遭到美、英、法三国的一致拒绝。12月15日，会议无限期休会，双方互相指责对方阻挠德国的统一。此后，苏联和西方国家便在各自占领区内，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德国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1948年2月，在美、英的倡导下，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德国问题。会议决定成立西德政府；鲁尔的煤和钢由六国与西德共管；美、英、法暂时不从西德完全撤兵。与此同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谴责西方国家单方面讨论德国问题。1948年初，苏联开始进行“悄悄的封锁”，对西德和柏林之间的交通运输进行干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3月底，3月30日，苏联通知美国，它将自4月1日起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到西柏林的美国人的证件，并检查所有除货运和私人行李之外的一切物品。这等于是部分封锁。6月18日，美、英、法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6月19日，苏联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进行“交通管制”，实际上是封锁了通向柏林的全部水陆交通。
虽然苏联最终并未能把西方势力赶出柏林，于1949年5月12日取消封锁，但“柏林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怀疑，俄国人想继续侵犯战时划分的区域到多远——是想把铁幕西移到大西洋吗？”[5]
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使美国感到不安。美国一面组织空运，一面调动公众舆论，“把柏林和民主事业等同起来，把保卫柏林当作抵御共产党侵略的象征”，大肆渲染“柏林坚强的民主主义者”在战火面前大无畏的勇气。[6]“好像一夜之间，一度是普鲁士和希特勒独裁象征的柏林成了自由的象征。”[7]在欧洲人眼中，柏林危机证实了他们对苏联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
尽管美国在柏林危机中起着主导作用，但美国并不愿成为欧洲的卫戍部队，欧洲的战争还是应该由欧洲人来打，美国只要从旁指导就行了。英国对此心领神会。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出了建立“西方联盟”的建议，这个联盟“必须包括美国在内，实际上是整个西方文明世界在内的非正式的西方联盟”，“是一种由实力、金钱和坚定的行动为基础的……西方精神上的联盟”。[8]英国渴望在这样的联盟中重新成为欧洲的领袖。“建立联盟的政策需要由英国牵头。西欧国家可指望从英国取得政治和道义的指导，得到英国的帮助，建立一支反共的力量。”[9]但是，当时的英国并不具备成为欧洲保护者的实力。在制订关于欧洲战争的军事战略时，英国参谋总长蒙哥马利主张在西欧大陆承担充分的军事义务，一旦战争发生，将竭尽陆、海、空三军力量“保卫”西欧。可是这个意见不仅遭到海、空军方面的坚决反对，连首相艾德礼也反对承担派遣陆军去欧洲大陆的义务。英国这种既想当盟主，又不愿付出代价的态度，使比、荷、卢深感疑虑，几乎使得西方联盟计划搁浅。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不得不作出让步。时值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之后，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欧洲。西欧国家在“恐苏”“恐共”中加快了联合的步伐。1948年3月17日，英、法、比、荷、卢在布鲁塞尔签订条约，规定“任何一缔约国在欧洲成为武装攻击的目标时，其它缔约国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向受攻击的缔约国提供它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军事的或者其他的援助”；合约还规定缔约国在经济、政策上相互协调。[10]条约中所指的威胁显然是指向苏联。当天，杜鲁门便在美国国会两院对“布鲁塞尔条约”表示全力支持，并说美国将以“适当方式，根据形势需要，给这些自由国家以支持”。[11]“布鲁塞尔条约”在组织上为北约的形成做好了铺垫。但法、比、荷、卢等国对英国承担西欧防务一事并不放心，它们更希望直接向美国寻求支持，英国也乘机要美国明确它对欧洲的责任。
美国虽然积极支持“布鲁塞尔条约”，但并没有加入到条约中。1947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向马歇尔表示希望美国和加拿大对欧洲的军事联合提供军事支援。但马歇尔表示，同时在美国国会争取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拨款和军援十分困难，西欧可以先按马歇尔计划的模型联合起来，然后再得到美国的支持。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国务院就贝尔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以乔治·凯南和切斯特·波伦为代表，主张美国在鼓励欧洲建立联盟的同时，与之保持距离，最多给予单方面的保证，但决不承担义务。另一派以西欧问题专家约翰·希克逊和西奥多·阿基里斯为代表，主张美国必须参加西欧各国可能缔结的防务条约，只要该条约与联合国挂钩。[12]由于拿不准哪种方法更能保证美国的利益，美国虽然支持西欧集体防务，但对自己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却迟疑不决。
1948年4月6日，苏联逼迫芬兰签订了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共同防御德国“或其盟国”对芬兰或经过芬兰对苏联的进攻，苏联在芬兰拥有海军基地，芬兰严守中立，不得参加反苏同盟。继芬兰之后，挪威也感到了来自苏联的压力。面对苏联向大西洋的进军，美国终于下定决心建立大西洋安全体系。从3月22日起，美、英、加三国在华盛顿开始秘密会谈。4月1日，三国通过了主要由美英代表起草的备忘录，提出了5点主要建议：（1）美国邀请英法等13国商讨缔结北大西洋集体防御事宜；（2）缔约前，美国单方面申明，对“布鲁塞尔条约”缔约国的武装袭击将被美国视为对自己的武装袭击，并采取相应行动；（3）美国将对其他愿参加“布鲁塞尔条约”的国家提供同样的援助；（4）美国同时声明，不能容忍对希腊、土耳其、伊朗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侵犯；（5）条件允许时，应邀请德国、西班牙参加“布鲁塞尔条约”及大西洋防御协定。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北约的雏形。[13]
从以上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冷战开始之初，美国并不愿意直接介入欧洲事务，而更乐意于促进西欧自身的一体化，由西欧国家自己结成军事联盟抵制苏联的渗透。但随着美苏对抗的升级，单靠经济摇摇欲坠、政局不稳的西欧越来越无法抵抗苏联的压力了，很快美国就不得不与西欧携手了。
二、范登堡决议
美国虽然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但在执行这个条约的时候还存在国内法律的障碍。在美国宪法中，宣战和缔结条约的权力属于国会，美国从未在和平时期与别国达成军事联盟。
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如何支持或参加西欧防务安排问题，有几种不同意见。有些人主张在联合国体制内，由英国出面将西欧联合起来，使西欧国家既能解除对德国东山再起的忧虑，又增强对抗苏联的信心，而美国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经济援助，促进西欧的复兴和经济联合，进而实现政治一体化。这样美国就可以在不必与西欧结成军事同盟的情况下控制西欧，形成欧洲的新均势，但在西欧极为虚弱的形势下，这种主张未必行得通。杜鲁门、马歇尔等人看到，西欧国家担心“布鲁塞尔条约”不足以保证它们的安全，美国如不进一步采取行动，就很难把西欧国家团结在一起。但如果美国把西欧的防务包下来，就会助长西欧的依赖性，使美国背上更沉重的包袱。因此，杜鲁门决定利用西欧急于求得美国“保护”的机会，建立包括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军事同盟。为此，从4月11日起，杜鲁门总统就与美国国会共和党领袖范登堡等人进行秘密商谈，最后决定大体按照里约热内卢公约的精神签订北大西洋区域防务条约，但要突出“自助和互援”的原则，首先由西欧拿出行动来，努力增强武装力量，并且按美国的要求联合起来。美国国务院按照这种精神起草了决议草案，经范登堡修改补充后提交参议院讨论。
1948年5月19日，美国参议院以64：4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重申美国通过联合国获致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策，并指出某些要追求的目标”议案，即“范登堡决议”。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加以限制；对单独的或集体的自卫做出“地区性或其他安排”；“在持续与有效的自助和互援的基础上，以及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美国可以通过宪法程序，参加这些地区性或其他集体协定”；如果发生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武装进攻，美国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进行单独的或集体的自卫；尽最大努力使联合国获得行使其决定的武装部队，并争取联合国会员国达成有监督的裁军协议；在以上努力获得结果后考虑修改联合国宪章。[14]“范登堡决议”是美国第一次由国会授权，在和平时期与美洲以外的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它说明“孤立主义”已经不合潮流，美国与西欧结盟是势在必行。由此而往，美国政府便可以进行北约的缔结工作了。
美国在北约酝酿过程中的进退，显然主要不是出于“利他”——保卫世界和平的考虑，而是出于争夺全球霸权，与苏联对抗的利益选择。鼓励西欧国家结成军事联盟，但又和它保持一定距离，只是从旁加以支持，以便从苏联与西欧的冲突中渔利，这自然是美国的最佳方案。但当西欧抵挡不住苏联的强势时，以捍卫民主、自由的名义，用美国的民主方式，组织并领导西欧联盟便成了美国的选择。西欧国家明知如此，但由于自身力量薄弱，有求于人，不得不按美国的意图行事。
三、北约的建立
1948年7月6日，美、加和“布鲁塞尔条约”成员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开始商讨北大西洋防御协定。在会议中，美国应该为西欧安全提供什么保障，承担多大义务，成为美欧争论的重点。美国强调西欧的“自助与互助”，以及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才有宣战权的事实。西欧国家则害怕美国在战争爆发后援助太少、太迟。1949年4月4日，各国终于达成一致，正式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决心保障基于民主、个人自由及法治原则的各该国人民之自由、共同传统及文明”，“决定联合一切力量，进行集体防御及维护和平与安全”。“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15]
北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欧国家因经济凋敝，是负担不起北约运行的庞大经费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北大西洋公约”就等于一纸空文。因此，艾奇逊说军事援助应是北约的自然延伸。[16]西欧国家更是迫切希望美国的军援。1949年4月8日，“布鲁塞尔条约”成员国宣布，它们已经达成西欧联合防务的秘密计划，该项计划是建立在美国对北约援助的基础上的。挪威、丹麦、意大利也相继提出了类似要求。7月2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正式提出总经费为14.5亿美元的“军援法”，其中9.3845亿用于为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丹麦、意大利等八国提供武器装备及训练费用，1.55亿帮助以上八国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3.0058亿由总统支配帮助他认为需要援助的国家，如希腊、土耳其、韩国、菲律宾、伊朗，0.45亿用于对付足以威胁军备计划或国家安全的计划，0.1097亿为国务院管理军援计划的费用。另外拨1亿美元用于资助加拿大和拉美一些国家的军火订货。[17]这个法案庞大的对外军援数目和它所代表的美国在和平时期承担的军事义务，在美国国会中引起了激烈争论。西欧国家则一再对美国施加压力，法国甚至照会美国，如果不能迅速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北大西洋公约”将无效。9月22日，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数字与原提案相差无几的“军援法”。新的“军援法”为13.14亿美元，为期一年，10亿用于援助北约国家，其余一部分用于希腊、土耳其、韩国、菲律宾、伊朗，一部分以贷款的形式供加拿大和拉美一些国家购买军火，还有0.75亿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军援法”的通过令美国军方欢欣鼓舞。国防部长约翰逊说：军事准备三要素是：人员、物资和使用人和物的合适阵地。现在北约已具备了共同防御的人员和战略阵地，缺少的就是物资，这一点目前必须靠美援来填补。“北约与军援计划相结合对于美国今后的安全以及世界上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的和平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18]
美国的援助固然有助于西欧各国迅速加强国防力量，恢复经济，但更重要的是使得西欧国家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也不得不听命于美国。“军援法”是北约运作的经济支柱，美国通过“军援法”控制着北约的经济命脉，从而达到了控制北约的目的。
四、美国与北约利益关系之剖析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北大西洋公约上签字后曾经哀叹，与美国共事是一种冒险，因为美国对其它大西洋共同体国家占有巨大的力量优势，其结果将是其它国家不得不对美国的主张做某些勉强的让步。[19]在冷战中，美国实际上控制了北约的经济、政治、军事指挥权力，以美国的全球战略为基础，为北约制订战略计划，实际上是把美国的军事战略作为北约各成员国的军事活动准则，意欲实现通过北约控制西欧，遏制苏联的目的，把北约的活动纳入到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美国与北约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了冷战后。
北大西洋公约对美国而言绝对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它实际上加强了美国对拥有3亿人口和巨大潜力的11个盟国的控制。美国通过北约在盟国设立军事基地，干预其防务计划，巩固了美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使得西欧成为美国遏制前苏联的基地和先锋。可是美国实际承担的义务却很有限，除了在德国保留一支占领军，给西欧一些军事援助以外，并没有做很多事情，按照美国制订的、后来为北约组织接受的军事战略概念，美国主要承担用原子弹和战略空军“保护”西欧盟国的义务，地面作战主要还是欧洲人的事。美国强调北约并没有“自动参战”的规定，美国仅仅同意在战争爆发时“采取行动”。因而，美国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保留着是否参战的自由选择权。西欧国家深知，与这样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的盟友，很难取得平等地位，它们有可能会进一步被美国控制，而且可能引起苏联的“报复”和国内人民的反对。尽管如此，西欧国家首先考虑的是恢复经济，巩固国内统治。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西欧国家可以减轻本身的防务开支，充分利用马歇尔计划，努力恢复自己的实力。两害相衡取其轻，它们觉得暂时只能以小伙伴的身份顺从美国的领导，非但不可避免，甚至是有利可图。西欧对美国颐指气使的霸道作风和铢两必较的精明手段的忍耐是由于自身力量的虚弱。对欧洲国家而言，在冷战期间，加入北约并不仅仅意味着获得了核保护伞，更重要的是加入了一个可靠的“深层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网络，以及这个网络内的力量平衡……这是北约的优势，但在冷战后时期，这却成了最大的问题”。[20]一旦欧洲的经济复苏，政局稳定，它们必不甘于寄人篱下。随着时光的流逝，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越来越深地卷入欧洲的漩涡之中，也不得不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
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国家不再甘心对美国惟命是从，在联盟内部，开始谋求与美国建立更平等的合作关系，当欧洲和美国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欧洲有可能不再跟随，而是不时地提高嗓门，和美国争论一番，这种分歧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虽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欧洲进行“公关外交”的时候，曾经以欧洲与美国“50年来建立的共同价值观基础”来说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牢固性，但今天的欧盟已经不是过去躲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的孱弱欧洲，而是“追求独立防务”、“有自己独立外交政策”的欧洲，在单极与多极、和平谈判还是“先发制人”等重大国际事务的态度上，欧洲一再表明与美国不同的观点。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9期
【原文出处】《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005年05期第191～195页
【作者简介】林婕，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 【内容提要】 | 本文从北约的成立出发，简要考察了冷战中的美欧关系和大西洋联盟的形成。在冷战中，北约自始至终都控制在美国的手中，是美国以欧洲为中心，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利器，西欧虽然也曾试图改变大西洋联盟中的主从关系，但效果并不明显，然而，这却在大西洋联盟建立之初，就种下了美国与西欧不和的种子。 |
一、柏林危机与布鲁塞尔条约
1945年注定是世界历史学家永恒的话题。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尚未散净，同床异梦的盟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已经暗自打点，准备分道扬镳。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诬蔑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危害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安全”，宣称世界已经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装少数集团或外来征服的自由民族，美国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创造能使我们和其他国家在其中建立一种免受高压统治的生活方式的环境”。[1]就是这篇以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演讲，标志着美、苏战时联盟的正式破裂，美国第一次公开将“冷战”作为战后国策。而战后的欧洲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状况严重恶化，国内人民生活困苦，罢工不断，共产党势力壮大。马歇尔计划虽然从经济上挽救了西欧，但苏联的军事压力却使西欧国家提心吊胆，也让美国忐忑不安。处在东西方交战“第一线”的欧洲和强大的美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苏联西进的步伐，看来是保卫西欧国家安全的出路。因此，大西洋联盟政策就应运而生了。美国的目标是“帮助建立一个在军事和其它重大问题上同美国和加拿大紧密结合的、繁荣而统一的西欧，使它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同北美洲进行广泛协作”。[2]在“援助”的旗号下，扶植并控制西欧，把它们作为遏制苏联的盟友和前沿阵地。西欧国家明白，在大西洋联盟体制中，它们可能沦为美国的附庸，丧失部分主权，但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国内的经济困难、政治动荡、军力虚弱，它们别无选择。法国的政治家们甚至喊道：法国“迫切需要军援，需要保护，需要军援才能生存下去，而不是要恢复大国的‘地位’”。[3]
1947年3月10日至4月24日的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缔结对德和约，但未能如愿。据一位参加会议的人说，它“闭幕时闭的是铁幕”。[4]在12月的四国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提出100亿美元的赔款、鲁尔区共管和取消美英占领区，成立德国民主政府的要求，但遭到美、英、法三国的一致拒绝。12月15日，会议无限期休会，双方互相指责对方阻挠德国的统一。此后，苏联和西方国家便在各自占领区内，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德国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1948年2月，在美、英的倡导下，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德国问题。会议决定成立西德政府；鲁尔的煤和钢由六国与西德共管；美、英、法暂时不从西德完全撤兵。与此同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谴责西方国家单方面讨论德国问题。1948年初，苏联开始进行“悄悄的封锁”，对西德和柏林之间的交通运输进行干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3月底，3月30日，苏联通知美国，它将自4月1日起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到西柏林的美国人的证件，并检查所有除货运和私人行李之外的一切物品。这等于是部分封锁。6月18日，美、英、法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6月19日，苏联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进行“交通管制”，实际上是封锁了通向柏林的全部水陆交通。
虽然苏联最终并未能把西方势力赶出柏林，于1949年5月12日取消封锁，但“柏林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怀疑，俄国人想继续侵犯战时划分的区域到多远——是想把铁幕西移到大西洋吗？”[5]
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使美国感到不安。美国一面组织空运，一面调动公众舆论，“把柏林和民主事业等同起来，把保卫柏林当作抵御共产党侵略的象征”，大肆渲染“柏林坚强的民主主义者”在战火面前大无畏的勇气。[6]“好像一夜之间，一度是普鲁士和希特勒独裁象征的柏林成了自由的象征。”[7]在欧洲人眼中，柏林危机证实了他们对苏联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
尽管美国在柏林危机中起着主导作用，但美国并不愿成为欧洲的卫戍部队，欧洲的战争还是应该由欧洲人来打，美国只要从旁指导就行了。英国对此心领神会。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出了建立“西方联盟”的建议，这个联盟“必须包括美国在内，实际上是整个西方文明世界在内的非正式的西方联盟”，“是一种由实力、金钱和坚定的行动为基础的……西方精神上的联盟”。[8]英国渴望在这样的联盟中重新成为欧洲的领袖。“建立联盟的政策需要由英国牵头。西欧国家可指望从英国取得政治和道义的指导，得到英国的帮助，建立一支反共的力量。”[9]但是，当时的英国并不具备成为欧洲保护者的实力。在制订关于欧洲战争的军事战略时，英国参谋总长蒙哥马利主张在西欧大陆承担充分的军事义务，一旦战争发生，将竭尽陆、海、空三军力量“保卫”西欧。可是这个意见不仅遭到海、空军方面的坚决反对，连首相艾德礼也反对承担派遣陆军去欧洲大陆的义务。英国这种既想当盟主，又不愿付出代价的态度，使比、荷、卢深感疑虑，几乎使得西方联盟计划搁浅。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不得不作出让步。时值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之后，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欧洲。西欧国家在“恐苏”“恐共”中加快了联合的步伐。1948年3月17日，英、法、比、荷、卢在布鲁塞尔签订条约，规定“任何一缔约国在欧洲成为武装攻击的目标时，其它缔约国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向受攻击的缔约国提供它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军事的或者其他的援助”；合约还规定缔约国在经济、政策上相互协调。[10]条约中所指的威胁显然是指向苏联。当天，杜鲁门便在美国国会两院对“布鲁塞尔条约”表示全力支持，并说美国将以“适当方式，根据形势需要，给这些自由国家以支持”。[11]“布鲁塞尔条约”在组织上为北约的形成做好了铺垫。但法、比、荷、卢等国对英国承担西欧防务一事并不放心，它们更希望直接向美国寻求支持，英国也乘机要美国明确它对欧洲的责任。
美国虽然积极支持“布鲁塞尔条约”，但并没有加入到条约中。1947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向马歇尔表示希望美国和加拿大对欧洲的军事联合提供军事支援。但马歇尔表示，同时在美国国会争取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拨款和军援十分困难，西欧可以先按马歇尔计划的模型联合起来，然后再得到美国的支持。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国务院就贝尔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以乔治·凯南和切斯特·波伦为代表，主张美国在鼓励欧洲建立联盟的同时，与之保持距离，最多给予单方面的保证，但决不承担义务。另一派以西欧问题专家约翰·希克逊和西奥多·阿基里斯为代表，主张美国必须参加西欧各国可能缔结的防务条约，只要该条约与联合国挂钩。[12]由于拿不准哪种方法更能保证美国的利益，美国虽然支持西欧集体防务，但对自己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却迟疑不决。
1948年4月6日，苏联逼迫芬兰签订了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共同防御德国“或其盟国”对芬兰或经过芬兰对苏联的进攻，苏联在芬兰拥有海军基地，芬兰严守中立，不得参加反苏同盟。继芬兰之后，挪威也感到了来自苏联的压力。面对苏联向大西洋的进军，美国终于下定决心建立大西洋安全体系。从3月22日起，美、英、加三国在华盛顿开始秘密会谈。4月1日，三国通过了主要由美英代表起草的备忘录，提出了5点主要建议：（1）美国邀请英法等13国商讨缔结北大西洋集体防御事宜；（2）缔约前，美国单方面申明，对“布鲁塞尔条约”缔约国的武装袭击将被美国视为对自己的武装袭击，并采取相应行动；（3）美国将对其他愿参加“布鲁塞尔条约”的国家提供同样的援助；（4）美国同时声明，不能容忍对希腊、土耳其、伊朗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侵犯；（5）条件允许时，应邀请德国、西班牙参加“布鲁塞尔条约”及大西洋防御协定。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北约的雏形。[13]
从以上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冷战开始之初，美国并不愿意直接介入欧洲事务，而更乐意于促进西欧自身的一体化，由西欧国家自己结成军事联盟抵制苏联的渗透。但随着美苏对抗的升级，单靠经济摇摇欲坠、政局不稳的西欧越来越无法抵抗苏联的压力了，很快美国就不得不与西欧携手了。
二、范登堡决议
美国虽然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但在执行这个条约的时候还存在国内法律的障碍。在美国宪法中，宣战和缔结条约的权力属于国会，美国从未在和平时期与别国达成军事联盟。
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如何支持或参加西欧防务安排问题，有几种不同意见。有些人主张在联合国体制内，由英国出面将西欧联合起来，使西欧国家既能解除对德国东山再起的忧虑，又增强对抗苏联的信心，而美国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经济援助，促进西欧的复兴和经济联合，进而实现政治一体化。这样美国就可以在不必与西欧结成军事同盟的情况下控制西欧，形成欧洲的新均势，但在西欧极为虚弱的形势下，这种主张未必行得通。杜鲁门、马歇尔等人看到，西欧国家担心“布鲁塞尔条约”不足以保证它们的安全，美国如不进一步采取行动，就很难把西欧国家团结在一起。但如果美国把西欧的防务包下来，就会助长西欧的依赖性，使美国背上更沉重的包袱。因此，杜鲁门决定利用西欧急于求得美国“保护”的机会，建立包括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军事同盟。为此，从4月11日起，杜鲁门总统就与美国国会共和党领袖范登堡等人进行秘密商谈，最后决定大体按照里约热内卢公约的精神签订北大西洋区域防务条约，但要突出“自助和互援”的原则，首先由西欧拿出行动来，努力增强武装力量，并且按美国的要求联合起来。美国国务院按照这种精神起草了决议草案，经范登堡修改补充后提交参议院讨论。
1948年5月19日，美国参议院以64：4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重申美国通过联合国获致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策，并指出某些要追求的目标”议案，即“范登堡决议”。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加以限制；对单独的或集体的自卫做出“地区性或其他安排”；“在持续与有效的自助和互援的基础上，以及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美国可以通过宪法程序，参加这些地区性或其他集体协定”；如果发生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武装进攻，美国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进行单独的或集体的自卫；尽最大努力使联合国获得行使其决定的武装部队，并争取联合国会员国达成有监督的裁军协议；在以上努力获得结果后考虑修改联合国宪章。[14]“范登堡决议”是美国第一次由国会授权，在和平时期与美洲以外的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它说明“孤立主义”已经不合潮流，美国与西欧结盟是势在必行。由此而往，美国政府便可以进行北约的缔结工作了。
美国在北约酝酿过程中的进退，显然主要不是出于“利他”——保卫世界和平的考虑，而是出于争夺全球霸权，与苏联对抗的利益选择。鼓励西欧国家结成军事联盟，但又和它保持一定距离，只是从旁加以支持，以便从苏联与西欧的冲突中渔利，这自然是美国的最佳方案。但当西欧抵挡不住苏联的强势时，以捍卫民主、自由的名义，用美国的民主方式，组织并领导西欧联盟便成了美国的选择。西欧国家明知如此，但由于自身力量薄弱，有求于人，不得不按美国的意图行事。
三、北约的建立
1948年7月6日，美、加和“布鲁塞尔条约”成员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开始商讨北大西洋防御协定。在会议中，美国应该为西欧安全提供什么保障，承担多大义务，成为美欧争论的重点。美国强调西欧的“自助与互助”，以及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才有宣战权的事实。西欧国家则害怕美国在战争爆发后援助太少、太迟。1949年4月4日，各国终于达成一致，正式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决心保障基于民主、个人自由及法治原则的各该国人民之自由、共同传统及文明”，“决定联合一切力量，进行集体防御及维护和平与安全”。“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15]
北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欧国家因经济凋敝，是负担不起北约运行的庞大经费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北大西洋公约”就等于一纸空文。因此，艾奇逊说军事援助应是北约的自然延伸。[16]西欧国家更是迫切希望美国的军援。1949年4月8日，“布鲁塞尔条约”成员国宣布，它们已经达成西欧联合防务的秘密计划，该项计划是建立在美国对北约援助的基础上的。挪威、丹麦、意大利也相继提出了类似要求。7月2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正式提出总经费为14.5亿美元的“军援法”，其中9.3845亿用于为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丹麦、意大利等八国提供武器装备及训练费用，1.55亿帮助以上八国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3.0058亿由总统支配帮助他认为需要援助的国家，如希腊、土耳其、韩国、菲律宾、伊朗，0.45亿用于对付足以威胁军备计划或国家安全的计划，0.1097亿为国务院管理军援计划的费用。另外拨1亿美元用于资助加拿大和拉美一些国家的军火订货。[17]这个法案庞大的对外军援数目和它所代表的美国在和平时期承担的军事义务，在美国国会中引起了激烈争论。西欧国家则一再对美国施加压力，法国甚至照会美国，如果不能迅速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北大西洋公约”将无效。9月22日，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数字与原提案相差无几的“军援法”。新的“军援法”为13.14亿美元，为期一年，10亿用于援助北约国家，其余一部分用于希腊、土耳其、韩国、菲律宾、伊朗，一部分以贷款的形式供加拿大和拉美一些国家购买军火，还有0.75亿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军援法”的通过令美国军方欢欣鼓舞。国防部长约翰逊说：军事准备三要素是：人员、物资和使用人和物的合适阵地。现在北约已具备了共同防御的人员和战略阵地，缺少的就是物资，这一点目前必须靠美援来填补。“北约与军援计划相结合对于美国今后的安全以及世界上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的和平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18]
美国的援助固然有助于西欧各国迅速加强国防力量，恢复经济，但更重要的是使得西欧国家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也不得不听命于美国。“军援法”是北约运作的经济支柱，美国通过“军援法”控制着北约的经济命脉，从而达到了控制北约的目的。
四、美国与北约利益关系之剖析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北大西洋公约上签字后曾经哀叹，与美国共事是一种冒险，因为美国对其它大西洋共同体国家占有巨大的力量优势，其结果将是其它国家不得不对美国的主张做某些勉强的让步。[19]在冷战中，美国实际上控制了北约的经济、政治、军事指挥权力，以美国的全球战略为基础，为北约制订战略计划，实际上是把美国的军事战略作为北约各成员国的军事活动准则，意欲实现通过北约控制西欧，遏制苏联的目的，把北约的活动纳入到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美国与北约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了冷战后。
北大西洋公约对美国而言绝对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它实际上加强了美国对拥有3亿人口和巨大潜力的11个盟国的控制。美国通过北约在盟国设立军事基地，干预其防务计划，巩固了美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使得西欧成为美国遏制前苏联的基地和先锋。可是美国实际承担的义务却很有限，除了在德国保留一支占领军，给西欧一些军事援助以外，并没有做很多事情，按照美国制订的、后来为北约组织接受的军事战略概念，美国主要承担用原子弹和战略空军“保护”西欧盟国的义务，地面作战主要还是欧洲人的事。美国强调北约并没有“自动参战”的规定，美国仅仅同意在战争爆发时“采取行动”。因而，美国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保留着是否参战的自由选择权。西欧国家深知，与这样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的盟友，很难取得平等地位，它们有可能会进一步被美国控制，而且可能引起苏联的“报复”和国内人民的反对。尽管如此，西欧国家首先考虑的是恢复经济，巩固国内统治。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西欧国家可以减轻本身的防务开支，充分利用马歇尔计划，努力恢复自己的实力。两害相衡取其轻，它们觉得暂时只能以小伙伴的身份顺从美国的领导，非但不可避免，甚至是有利可图。西欧对美国颐指气使的霸道作风和铢两必较的精明手段的忍耐是由于自身力量的虚弱。对欧洲国家而言，在冷战期间，加入北约并不仅仅意味着获得了核保护伞，更重要的是加入了一个可靠的“深层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网络，以及这个网络内的力量平衡……这是北约的优势，但在冷战后时期，这却成了最大的问题”。[20]一旦欧洲的经济复苏，政局稳定，它们必不甘于寄人篱下。随着时光的流逝，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越来越深地卷入欧洲的漩涡之中，也不得不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
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国家不再甘心对美国惟命是从，在联盟内部，开始谋求与美国建立更平等的合作关系，当欧洲和美国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欧洲有可能不再跟随，而是不时地提高嗓门，和美国争论一番，这种分歧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虽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欧洲进行“公关外交”的时候，曾经以欧洲与美国“50年来建立的共同价值观基础”来说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牢固性，但今天的欧盟已经不是过去躲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的孱弱欧洲，而是“追求独立防务”、“有自己独立外交政策”的欧洲，在单极与多极、和平谈判还是“先发制人”等重大国际事务的态度上，欧洲一再表明与美国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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