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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
时殷弘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9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5年03期第1～12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关 键 词】冷战/权势极化/地缘政治/意识形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它们之间的冷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在这历史演进过程中，就国际体系构造而言，冷战来自19世纪期间开始、并且愈益加速的国际权势分布的极化趋势。人口、经济技术、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要素作为深层原因，两次世界大战作为极其有力和急剧的催化剂，造就了几个世纪里世界政治的头等重大事态之一，那就是现代国际体系传统中心欧洲的权势迅速衰落，“侧翼大国”美苏的权势勃然兴盛。另一方面，美苏冷战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孕育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苏关系史：从列宁对威尔逊，到斯大林对罗斯福，日后美苏冷战的一个基本动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包括国际政治观）的摩擦、抵触和对立都显得至关紧要，尽管它们并非唯一的动因，而且并不总是排斥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妥协和进行协调，甚至形成对世界命运头等重要的战时同盟。然而，意识形态对立与基本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超级大国利益竞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性地促成了美苏冷战。冷战史的基本问题在于冷战的起源、冷战的地缘政治特征和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美苏军备竞赛、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冷战的全球化、冷战紧张程度的起伏变化、冷战终结和苏联瓦解的基本原因以及冷战的世界历史意义。
根本结构性机理和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
在19世纪（特别是其后期）以前的很长时期里，大致肇始于16世纪的现代国际体系总的来说基本保持了一种相对分散的多元或多极格局，即16世纪时业已强大的法国、奥地利同17至18世纪先后跻身于强国行列的英国、沙俄、普鲁士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间力量对比大体平衡、并且长期保持动态稳定的五强格局。诚然，其间有过路易十四和近一个世纪后拿破仑统治下法国特别强大、而且据此大力追求霸权引起的两番大失衡和大动荡，然而有如19世纪德国大历史学家兰克所言，“世界的激流诚然不时破坏这一规范和秩序体制，但在潮退浪缓后它又得到重建”[1]（p.71）。欧洲取得的这种多强动态均衡局面在维持和充实了“经典的”国际法之外，塑造了“经典的”欧洲外交思想和实践，其中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经典均势论和均势政策。在19世纪初期，经典均势的基本原则及其派生的均势营造章法，仍然是均势大师、奥地利宰相梅特涅和英国外交大臣卡瑟尔累等人规定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安排的指南，尽管鉴于这场大战的教训，他们同时还搞出了“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这一重要创新。简言之，现代国际关系在至少一个多世纪里的面貌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多个强国间力量对比的大致均衡和相对稳定。
然而，19世纪期间，情况开始大变：从列强间大体势均力敌的状态中浮现出国际权势构造的极化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我们时代超级大国的雏形；另一方面，列强格局无论就强国的具体身份还是就它们各自的相对实力位置而言，都由于几个新兴强国的迅速崛起而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稳定不复存在。极化趋势首先表现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在列强中的突出优势地位。它尤其出自三大源泉：自17世纪末“光荣革命”开始崭露头角的海军、海外殖民地和远洋商业三方面优势；发动工业革命导致的技术和工商业遥遥领先地位；反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带来的空前政治、经济、战略裨益。从拿破仑战争末期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期间的俄罗斯则是当代超级大国的又一个雏形。就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权势而言，它远超过当时欧洲大陆任何其他国家；或者说，它是同海上超级强国不列颠并列的陆上超级强国。俄国的显赫权势直接来自反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而其根本基础是它经几个世纪领土扩张和相对高速的人口增长而形成的巨型大国规模。这加上彼得大帝以还虽然步履维艰、但毕竟有所进展的现代化，使之可以在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历史环境中决定性地压倒欧陆“中等国家”，从而同英国一起在事实上倾覆多强实力分布大致均衡的原有格局。
至于新兴强国的急剧崛起和列强相对实力位置的大幅度更动，则具有几乎惊人的突发性。大致从19世纪60年代中叶起，以美国内战结束、普奥战争和其后普法战争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为三大标志，国际权势构造剧烈变动的时代终于来临。在此后约80年岁月里，伴随着激烈的国际斗争，乃至规模空前和极其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包括美、德、日、苏在内的四大新兴强国先后崛起，英、俄、法、奥等传统强国或衰落或崩溃，此外更有德、日两大新帝国暴发而后暴亡（德国更是两番经历了这种过程），超级大国两极格局最终取代传统列强多极格局。如果说国际权势格局的这些惊心动魄的变化有一个共同的最根本原因，那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扩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它们作为首要因素，与其他种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原因相结合，造成了不同国家间非常不平衡的发展，导致了国家相对实力的跳跃式增长和跌落性下降。
20世纪以前，欧洲（严格地说是中西欧）一直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心，甚至可称现代世界的中心。总的来说，欧洲拥有远为优越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势，不仅欧洲的意愿和事态之影响外部世界远甚于外部世界之影响欧洲，而且非欧地区的几乎所有社会和国家都先后沦于欧洲的统治或支配之下。欧洲列强总合起来大体左右了世界政治基本格局。国际法体制既是在欧洲起源并且大多在欧洲得到发展，也是从欧洲扩展到世界，而那些历史影响非常巨大的更广泛的现代国际关系价值和思想观念，从国家利益、主权和均势，一直到自由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但是，到20世纪后半期开始时，欧洲已经无可争辩地失去了它的传统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东西两个侧翼大国——美国和苏联。在多年里，美苏拥有即使欧洲列国加起来也远远比不上的实力和权势，而且将欧洲本身分割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由此主宰欧洲的命运；在欧洲以外世界各地区，主要的外部影响已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美苏；世界政治一军事结构被普遍公认由多极变成了两极，美苏两大超级强国及其同盟体系之间的对峙僵局取代了传统多强均势；几乎同样重要的是，美苏两国作为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大输出者，以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大力从事和多少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尤其激烈的争夺人心的竞争，并且作为欠发达世界的民族主义之外最大的两股力量，推动了国际规范的多种变迁，而欧洲在这两方面至多只是配角。欧洲权势的衰落与美苏权势的兴盛是开启世界政治新时期的一个决定性事态。
这个事态可以说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最大必然性之一，它涉及人口、经济技术、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因素。在自然资源、生态和生产力水平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人口作为国力的基本成分之一意义十分重大。大约从1890年起，欧洲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而美俄两国人口迅速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已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大国，此后这差距进一步拉大。虽然欧洲在很长时期里可以凭借技术优势弥补它相对于世界其余地区的人口规模劣势，但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而欧洲逐步失去显赫的技术优势。美国在欧洲之外最早实现工业化，俄苏可谓紧随其后，现代化与其庞大的人口终于结合为超越欧洲的宏大国力。不仅如此，依靠超级规模的大陆扩张和领土集聚，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域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同亿万人口一起，使之具备“洲级大国”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注：“洲级大国”（continental state）是指规模近于大洲的巨型国家，或者如地缘政治理论大师麦金德所说，是“基于半个大陆的资源之广阔基础的巨型强国”。引自Paul Kennedy，Strategy and Diplomacy，1870—1945：Eight Studie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3]，p.48.）。最后，侧翼大国取代传统中心的显赫地位，还由于一种贯穿几个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制使然。从16世纪哈布斯堡帝国的称霸企图夭折，到20世纪纳粹德国的统治野心破灭，欧洲均势历经打击而犹存，首要原因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地引入外部新力量来拯救欧洲的国际平衡（注：“（反霸）大联盟总是从欧洲东西两翼的强国得到不可战胜的支持，首先是西面的海洋强国，其次是东面的外缘大陆强国。这些强国使得欧洲外面领土不断增长的资源能被用来打击欧洲内部的一个头号强权。”Ludwig Dehio，“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System，”in idem，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Alfred A.Knopf，1959），pp.125—126.扮演过这种角色的先后有奥斯曼土耳其、英国、沙俄、美国和苏联。）。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反复重演的过程中，侧翼大国会形成越来越大的权势，传统中心则逐步丧失其优势地位。犹如先前的反霸大战导致英国兴盛和欧陆相对衰落那样，美国和俄苏从拿破仑战争往后不止一次决定性地扭转了欧洲战局，它们的强盛和欧洲的衰落便势所难免。
两次世界大战是这一巨大变更得以实现的主要直接条件。首先出现的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衰落和美国权势兴盛，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个过程终告完成，即使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美国对欧孤立主义卷土重来，加上德国暴发和苏联赢弱等原因，欧洲似乎仍然显赫无上。其次是苏联权势的形成和兴盛，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极端赢弱开始，继之以斯大林铁腕治理下苏联国力剧增，直至它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仅有美国可与之匹敌的一等强国。“欧洲时代消逝”（注：大体套用Dehio，“The Passing of European System”.），美苏两极时期来临，而且是两极冷战对抗局面，全球国际体系随之有了与它在问世以来大为不同的构造和状态。
敌对—合作—敌对：从十月革命到冷战最终形成期间的美苏关系
1917年俄国发生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即将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政府对之表示热烈欢迎。威尔逊总统认为，由此而来的俄国“民主化”大有助于实现他的世界政治理想，即确立美国领导下的、通过“民主国家伙伴关系”来确保持久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他为确立这一国际秩序而谋求的直接目标——彻底战胜德国和奥匈帝国——需要实际上已经筋疲力尽的俄国继续作战，而这必然大大加剧战争苦难所酝酿的俄国新革命危机，使得临时政府代表的所谓民主力量丧失生存希望。美国政府力促临时政府从事战争，特别是以继续作战为条件给予经济援助，并且派遣一系列使团前往俄国鼓励士气。这同英法等国政府的类似的努力一起，实际上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起了促进作用。
对于新生的苏俄政权，美国最初的政策是以阻止俄国退出战争为宗旨。为此，威尔逊曾批准向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武装提供秘密财政资助，以便推翻苏俄政权，保证俄国留在协约国阵营内。他的更重要的举动，是在1918年1月宣布美国的战争目的，即自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其动机之一在于通过其中第六点（德军撤出俄国，让俄国不受外来干涉地决定自己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争取正在进行布列斯特和谈的苏俄政府不同德国单独媾和。同时，他还试图依靠“十四点”，用事实上已经由列宁提出的、对交战国人民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公正与民主的和平”口号和民族自决原则来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布列斯特和约缔结后，美国政府先后向俄国北部港口和西伯利亚地区派遣干涉军。虽然导致这些武装干涉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应付英法两国的敦促，阻止德军夺取堆积在俄国北部港口的协约国军事物资，提防和制约先行决定出兵西伯利亚的日本的扩张图谋等等。但它们同时也表现了威尔逊对苏俄政权愈益强烈、愈益僵硬的敌视态度。他坚决不承认苏俄政权，坚信必须铲除布尔什维主义。与之相比，列宁的对美政策灵活得多。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一战略思想和基本策略出发，列宁通过各种渠道，多次主动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达成政治谅解和进行经济合作的建议，例如以相当宽容的条件结束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给予美国广泛的经济租赁权。然而，这些建议无一得到美国政府的认真考虑，更谈不上被美国政府接受。
20年代伊始，苏俄政权已战胜国内敌人和外国武装干涉而得到初步巩固，与此同时由于大战而革命浪潮四起的欧洲局势相对稳定下来。在此情况下，西方各大国和苏联之间长期共存共处势所必然。问题只在于这共存和共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还是全面对立的。列宁对比较正常的美苏关系寄予相当大的期望，认为在西方各大国中间，美国对苏联的直接威胁最小，而经济实力又最强大，与之交往特别有助于瓦解国际反苏阵线，加强苏联的外交地位和促进其经济建设。从这样的考虑出发，他继续努力向美国政府显示可以在苏联得到有利的经济机会。但是，美国政府对苏采取了在西方各大国中间最为敌对、也最为僵硬的态度。它拒不承认苏联，拒不与之进行经济交往。不承认政策首次由国务卿科尔比1920年8月致意大利驻美大使公开信予以正式的系统表述，其中列出不承认的三大理由：（1）布尔什维克政府出自暴力，不代表俄国人民；（2）它拒不履行俄国的“国际义务”，包括临时政府的国际债务；（3）它公开对世界各国政府表示敌意，并且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哈定政府的国务卿休斯则于1921年3月宣布：除非布尔什维克政权根本改变其国内社会经济体制，美国政府不会恢复与俄国的贸易。由于许多美国私人企业对美苏经济交往持积极态度，加上当时盛行的“自由放任”经济原则使美国政府不便干预，因而租赁、贸易和技术合作三方面的经济交往在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颇有进展。然而尽管如此，不承认苏联仍是从哈定开始三届共和党政府的不变国策，而苏联指挥下共产国际的广泛活动据信是美国当时坚持这一国策的头号原因，并且被用作为之辩解的首要论据。
进入30年代后，随着日本侵略浪潮的兴起，美国和苏联政府都开始感到缺乏外交关系使两国无法就遏阻日本扩张进行协调。1932年，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就此同苏联高级外交官秘密会晤，但是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强烈的反苏情绪和害怕激怒日本的心理占了上风。1933年初罗斯福入主白宫后，情况有了变化。罗斯福总统认为，不承认政策既根本无法达到改变苏联国内体制和对外行为的目的，又严重阻碍美国取得苏联的合作来对付日本凶猛的扩张势头。按照他的提议，苏联政府派遣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赴华盛顿谈判承认和建交问题。多半是为了应付国内反对承认苏联的那部分舆论，罗斯福要求苏联接受取得美国承认的三项先决条件：尊重苏联境内美国公民的宗教自由；许诺偿还十月革命以前临时政府欠美国的债务；停止共产国际通过与美国共产党的关系来干预美国内政。李维诺夫明确接受第一个条件，并且用变通和含糊其辞的方式接受了后两个条件，双方遂于1933年11月17日签署建交协定，美国长期拒不承认苏联的局面终告结束。
然而，美苏关系并未因此有实质性的改善，其原因包括：孤立主义势力束缚下美国对日本扩张长期采取软弱态度，苏联亦在很大程度上因此（加上英国的对日软弱）而实行姑息日本侵略的远东政策；美苏两国就债务和共产国际与美共关系这两个问题争执不已；苏联国内大清洗，连同苏联政府极其严厉地限制本国公民同外国人之间的交往，加剧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厌苏反苏情绪。到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且按照其秘密议定书采取一系列领土扩张行动后，大多数美国人更是将苏联视同于纳粹德国。
但是，罗斯福坚定地认为美国的主要敌手是德国，而苏联是可以争取的潜在盟友。他不顾政府内外的各种反对，避不采取恶化美苏关系的措施，并且试图通过1940年7月起在美国国务院与苏联驻美大使之间进行的美苏秘密谈判，促使苏联疏远甚或反对德国。1941年6月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罗斯福迅速着手向苏联提供援助。年底，美国因珍珠港事件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美苏战时同盟迅即正式形成。自此开始，罗斯福的对苏政策宗旨是维持美苏同盟，最大程度地利用苏联打击德国，同时争取消除苏联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感和潜在敌意，为战争胜利后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体制奠定基础。为此，他将租借法延用于苏联，并且坚持实行以最优惠待遇（与美国对所有其余盟国的待遇相比）向苏联提供租借物资的政策。这一军事援助到头来总额达1700万吨物资，价值100多亿美元，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某些环节上甚至是关键性的贡献。然而，由于首先由德国潜艇战造成的运输方面的巨大困难等原因，在1943年年中以前，即苏联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的时期里，美国实际交付的援助物资显著少于它在有关协定中做出的对苏承诺，这就促使苏联怀疑其合作诚意与动机。第二战场问题造成了同样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尽管在德苏战争爆发后三年时间里，尽早开辟欧洲大陆第二战场一直是苏联对西方盟国的头号要求，而且罗斯福曾亲自向苏联领导人许诺1942年内开辟，但英国的消极、后勤困难以及对于美军大量伤亡的顾虑，使得第二战场的开辟一拖再拖，严重损害了建立罗斯福所希望的美苏相互信赖关系的可能性。
更深刻的矛盾存在于罗斯福的战后世界构想与斯大林定义的苏联战后安全需要之间。罗斯福谋求建立政治上贯彻自决原则、经济上实行门户开放的自由国际主义战后秩序，并希望以基于大国协调、特别是美苏协调的真正有效的世界性国际组织来维护和保障这种秩序。这一战后蓝图的本质，是旨在由美国安排和支配世界政治经济的“全球主义”。就对苏外交来说，自决原则这一条特别重要，它既构成罗斯福的国际政治信仰的一个核心成分，也被他视为防止美国重蹈一战后孤立主义覆辙的必要条件，因为国会和公众被很有理由地认为不会接受一个过于明显地建立在欧亚强国势力范围基础上的战后格局。但是，苏联的战争目的除了彻底粉碎纳粹德国侵略、捍卫自身的生存和独立外，首先是要通过领土变更和控制东欧来谋求战后安全。就美苏战争目的的这种对立而言，最重要的是：（1）“对于美国官员，战时经验中最具决定性也最经久的遗产，在于决不能再允许潜在敌手通过经济闭关自守、政治颠覆和（或）军事侵略取得对欧亚大陆资源的控制”[2]（p.23）；（2）斯大林确信，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大国总是企图削弱苏联，甚至消灭其政权，因而苏联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并且改善自身的地缘战略条件，才能遏阻侵略，迫使帝国主义大国较为经久地同苏联和平共处，也才能在对苏侵略发生后立于不败之地。诚然，罗斯福自1943年底德黑兰会议起，向苏联在东欧的要求做出重大让步，尤其是基本同意了其中的领土要求，但他坚持东欧各国实行基于自由选举的代议民主制，至少形式上必须如此。继任总统杜鲁门、大多数行政当局主要官员和国会议员在这方面的态度更是强硬和简单得多。美国反对其他国家建立势力范围的自决原则与苏联在东欧的政治要求殊难相容。尽管双方都曾试图探求妥协的途径，并且确实达成了若干实质性的和表面的妥协，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欧问题已经使美苏关系蒙上非常严重的阴影。
随后，关于德国问题的重大利益抵牾和政策分歧使得美苏矛盾更加激烈。美国为了确立它支配下的稳定繁荣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和促进西欧重建，采取复兴德国西占区经济的政策，为此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损害了苏联的一项根本利益——通过获取德国的巨额赔偿来加速本国战后重建，并且使苏联严重担心在美国扶持下德国威胁再起。东欧和德国问题上愈演愈烈的对立与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反共情绪和“世界领导”欲望互为因果，并且作为一个基本原因，促使斯大林改变战时旨在举国上下团结抗德的比较宽容的国内政策，重新实行高压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斯大林治国模式”。这三者共同促成了美国冷战思想的形成。这一思想由驻苏使馆代办凯南在1946年2月著名的“长电报”中予以综合表述和哲理提炼，并且立即被美国决策者奉为对外政策指南。其核心，在于认定苏联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俄罗斯历史心理传统使之追求无限的扩张，美国必须、也可以通过不妥协的对抗来遏制苏联势力扩展，同时不引起美苏战争。1946和1947年间，杜鲁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冷战性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提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将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归纳为“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的对立，宣布美国支持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党征服”的力量，而马歇尔计划在其实施过程中包含了三大基本目的：（1）在饱受大战破坏的中西欧防止“绝对最低的生活水平再降低到会发生革命”[3]（p.230），从而大有利于苏联势力扩展；（2）在援助复兴中西欧经济的同时，决定性地促进改组中西欧国际经济结构，使之成为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和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理想的比较统一的市场；（3）将德国西占区经济同西欧经济交织在一起，以致一方面将西部德国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加强西方，另一方面使一个复兴了的德国因为被“包容”（先是在经济上，然后在政治和军事上）而真正脱弃其传统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致再度成为西方的灾祸。
在苏联方面，除了重新大力强调西方威胁、加速军事重工业发展和进行若干国内清洗外，特别具有深远后果的行为是剧变东欧，即在东欧国家按照斯大林治国模式，极为急剧地改造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以全面加强苏联控制。马歇尔计划使斯大林担忧东欧国家可能被美国援助和中西欧经济复兴所吸引，而且它标志的美国在欧洲确立大规模长久存在的明确意向和西部德国复兴前景，进一步使斯大林相信苏联有再次被敌对阵营包围的危险；此外，先前允许的东欧政治经济多样化使苏联与东欧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和行动分歧趋于明显，斯大林因此担心后者太多的自主性会危及苏联的支配。于是从1947到1949年，苏联取消那里共产党的自主权，主持摧毁东欧国家的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右翼，变联合政府为一党执政的人民民主政府，强制性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取消工商手工业中的私有制，建立过度集中和僵硬刻板的中央计划经济，打击教会和严厉限制宗教，越来越严重地践踏法制，用武装进攻以外的几乎所有手段打击不愿俯首帖耳的南斯拉夫，在东欧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进行清洗。到1949年晚秋，美国已主持建立西德国家，德国由此正式分裂，与苏联东欧进行军事对峙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已问世，而且东欧国家同西方的所有经济、文化联系已被全部切断。美苏冷战格局至此完全形成，并且采取了它在整个冷战史上最极端的形态。
美苏冷战的基本历程和基本性质
广义地说，冷战时期囊括了冷战形成后的全部美苏关系历程。从40年代末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美苏两国处于最紧张和最僵硬的全面对抗之中，彼此间几乎毫无谋求谈判解决争端的认真尝试，而且其中一国直接参加、另一国间接参加了在朝鲜半岛的热战。1953年起，到60年代初，双方关系经历了一段局部缓和，然后由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包括柏林危机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冲突而重新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使这段时间里交替使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心理战达到了顶点，随后双方关系进入了持续10余年的相对缓和状态。这一缓和的主要特征，在于欧洲局势渐趋正常（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领土界线与国际政治现状大体得到西方的正式认可），战略军备控制谈判取得显著进展，美国正式承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70代后期开始，两国关系再度重新紧张，其原因主要在于苏联在亚非两洲进行频繁的直接间接军事干涉，连同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后扩展海外军事、政治义务的倾向重新显著抬头。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后，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内部发生剧烈变更，与此相应苏联迅速丧失了同美国抗衡和竞争的意愿与能力。1991年苏联的瓦解为美苏冷战、也为全部美苏关系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美苏冷战对抗有四大基本性质。第一在于其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特征，第二在于其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三是贯彻始终和不断翻新的美苏军备竞赛，最后是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它们使得美苏无论怎样对抗和争斗，都不至于在彼此间爆发热战。同许多大国对抗一样，美苏冷战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内容，所不同的是其史无前例的、真正全球性的规模。可以说，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两家都在不断评估世界各有关地区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形势，它们的地缘政治就是按照世界地图来进行的超级大国权势斗争。因为可用史料丰富，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被了解得清楚得多。源于麦金德的海权对陆权范式提供了塑造（以及理解）美国冷战地缘政治和遏制战略的一个关键。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和战略思想界的一个共识，在于必须阻止苏联势力控制欧亚大陆，否则美国的世界地位乃至根本安全将受到致命威胁。按照其提出者凯南的观点，遏制战略的实质就是立足于麦金德所说的“外月牙形地带”（the Outer Crescent，即北美、英伦三岛、日本等），守护“内月牙形地带”（the Inner Crescent，或曰外围地带[Rimlands]，即欧亚内陆外缘），阻止苏联对它的控制。旨在遏制的地缘战略又可分成两种：“周线防御”（ perimeter defense）和“要点防御”（strongpoint defense）[4]（pp.57～58）。前者是将内月牙形地带的所有部分当作同等重要，因而要求在其中任何部分遭到苏联势力进攻或侵蚀时，都一概用保全该部分必需的力量制止之，而不考虑可用资源和当地条件的限度；后者则区分不同地区的不同重要性和不同条件，集中势必有限的资源，将其用于守护那些特别重要也有较大成功希望的地区，就如马歇尔计划那样。总的来说，1950年下半年开始，“周线防御”越来越占上风，直至越南战争大失败。在冷战的发源地欧洲，地缘政治形势稳定得多，也简明得多。欧洲冷战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那里的战略僵持。
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终极性质是超级大国竞争。美国要维持和加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全球优势地位，争取控制整个世界政治，苏联则先欲维持同样在二战中形成的欧洲首强地位，继而力争同美国平起平坐，以便最终向美国的优势挑战。然而同几个世纪里大多数大国对抗相比，冷战的真正特征不在于美苏利益冲突，而在于这种利益冲突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加上它始终未升级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对立的意识形态既是美苏各自在竞争中运用的旗号，更是它们从事竞争和对抗的很大一部分动因。一般被认为正式揭开了冷战序幕的杜鲁门主义，就是用“极权主义”和“自由制度”的两极对立来说明世界政治，苏联则随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两大阵营对立的根本口号。1947至1949年间，苏联按照自己的国内模式全面改造东欧并大大加紧控制，进一步加剧了美苏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到50年代初，在美国有麦卡锡主义代表的反共反苏狂热，在苏联东欧方面则有大张旗鼓地清洗“内部敌人”的运动。这都是冷战引起的最极端的变态反应。此后，意识形态对抗几乎始终伴随着美苏关系，仅其激烈程度随冷战的起伏有所变化。值得提到的是，很大程度上出于国内制度的“极权主义”性质是苏联对外行为的根本原因这一观念，美国政府于1949年底正式确立一项基本目标——促使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发生根本变化，而追求这目标的基本手段则是一种可称为“激变”的战略，即通过煽动性的敌对宣传和隐蔽行动，在苏东助长社会紧张，加剧或激发反政府情绪乃至造反行动，争取最终由苏东内部的反对势力推翻那里的政权。50年代中期，“演变”成为促使苏东国家体制变更的主导战略，其基本内涵在于顺应那里的渐变，逐渐地促使它发展到根本改变苏东国家性质的地步。到80年代，由于苏东各国先后出现大动荡，加上以自由民主对“邪恶帝国”为意识形态范式和口号的里根在白宫执政，激变战略有抬头，特别是被用来作为改变1980年军事管制后的波兰局势的一个主要工具。在苏联方面，虽然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其领导人往往出于安全或权势扩张需要而将意识形态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但信仰、合法性需要以及追求对第三世界激进国家和全世界激进运动的影响等因素，使之一贯坚持“社会主义大家庭”领导者和国际共运与进步力量中心的意识形态身份，尽管它们越往后就越显得只是自封的。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构成了冷战的一个重要方面。1945年，美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为维持核垄断地位，它给建立原子能国际管制制度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从而使核军备竞赛不可避免。苏联于1949年爆炸原子弹成功，加上朝鲜战争于翌年爆发，导致美国政府在核武器和常规军备两个领域进行双管齐下的大规模扩军。1953至1960年，美国改行优先发展核力量的政策，大大加强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当时是战略空军）在美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削减常规部队，特别是急剧削减陆军。在苏联方面，50年代期间防务政策的动态与美国相似，即这一时期的开头几年也进行了双管齐下的大规模重整军备，而后从赫鲁晓夫1955年主政时起，集中主要防务资源大力研制洲际导弹，建立和扩充陆海空三军之外独立的战略火箭军。与此同时，苏联常规部队兵员被削减过半，战略空军、水面舰只和潜艇的发展规划被大大收缩。60年代，主要在苏联对洲际核导弹的率先拥有和越南战争需要的刺激下，美国进行战后第二次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并举的大扩军，其主要结果之一是大大加强了对苏核优势，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这一优势致使苏联不得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屈辱地退让，也使它决心奋起直追。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治下几乎倾其所有，终于在70年代初达到了核力量方面大致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地步，并且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常规力量，尤其是远洋海军和洲际空运能力。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军事实力的大增长终于做出强烈反应，以巨大的规模发展一系列新型战略武器系统，并且宣布将着手研发旨在截击苏联核导弹、从而（在理论上）争取剥夺其核攻击和核报复能力的“星球大战计划”，而苏联到此时已无力继续同美国竞争。数十年的核军备竞赛以其恶性循环加剧了冷战，但也控制了冷战，因为它确立和维持了“恐怖平衡”，使得美苏两国因为惧怕互相毁灭而努力防止它们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这就涉及到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它使得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彼此对抗和争斗而不兵戎相见。仅就此而言，冷战时代确是个“漫长的和平”时代[5]。在这个时代里，美苏关系可以说有其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这共同利益就是避免美苏战争，而共同准则是在冷战对抗、特别是在危机中将此置于最优先地位。它们先是作为心照不宣的默契，即法国大学者阿隆所说的“隐蔽的俄美非战公约”[6]（p.134），而后于1972年签订为正式协议。在核恐怖平衡即美苏相互核威慑之外，有三类行为起了制约和调节作用。一是所谓“危机处理”，它旨在防止美苏之间包含严重的直接军事冲突风险的危机局势升级为美苏战争。美苏两国在40年代末的柏林封锁和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有关做法，就是如此。其次，美国或苏联不在那些被对方当作至关重要的势力范围的地区进行任何武装干涉，而在作其他形式的干涉时，一般也尽可能审慎和隐蔽，以免使对方感到遭受无法容忍的严重威胁。美国对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政策，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第三，美苏两国总是力图防止它们各自的盟友之间的冲突发展为它们两国间的直接碰撞。这种防止地区性冲突越轨的努力，在亚洲和中东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都有所表现，反映了美苏既彼此对抗，又试图共同控制世界政治的某些方面。正因为如此，美苏冷战时代里人们看不到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那种景象，即两大对抗同盟内的次要伙伴能够将双方盟主拖入战争。
50年代以前，美苏冷战集中于欧洲和西亚地区（主要是伊朗和土耳其）以及朝鲜半岛，但以后它扩及一个个新的地区。首先东亚大陆，然后中近东和非洲，最后拉丁美洲，相继成了冷战的舞台。到60年代，冷战成了全球性的。冷战的这种全球化不仅是由于美苏两国越来越广泛地介入欧洲、西亚以外地区，把它们当作争夺或竞争场所，而且是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当地原因吸引或便利了外部超级大国的干预。在这些当地原因中间，50和60年代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老殖民帝国的瓦解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新独立国家内部或相互间的民族、部族、宗教和领土冲突最为重要。美苏冷战这一随着国际权势构造极化而来的竞争，同世界欠发达（或发展中）地区主要由于民族解放和国家急剧增多导致的激荡相结合，促成和加剧了世界政治中一大看似矛盾的状况——两极化与多极化并存（注：“一方面，世界政治舞台在地理上扩展，还有其政治组织中引进更大的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发生了一个集中过程，由此政治和军事权势中心的数目实际上减少了。”Ian Clark，The Hierarchy of States：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94.）。
总的来说，美苏两国对于欠发达世界内部以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为内容的巨大变更所持的态度不同，在这变更过程中得到的政策效果也不同。1955年起，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基本上避开欠发达世界的审慎保守的战略，改行积极外向的、谋求确立和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广泛影响的新方针，其核心就是在外交和宣传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励反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按照苏联的利益需要和能力以及风险大小，给予某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军事援助。就苏联对外义务和战略势力扩展的范围而言，甚至就其整个世界政治态势而言，积极建立在“中间地带”的广泛存在可以说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变化。它一直持续下去，直到随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进入其存在的最后阶段为止。客观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权势的兴起有助于欠发达世界反对西方统治的斗争：苏联不仅提供了很长时间里对许多欠发达国家和欠发达世界激进运动很有吸引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楷模，而且它是西方的强大的对立面，因而后者会愿意与之携手（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形成“国际政治中两大较弱成分反对最强者的天然同盟”[7]（p.29）。美国在欠发达世界被动得多。植根于美利坚政治文化传统中的种族主义成分和对于真正激进的革命出自本能的反感，加上在冷战中迁就西欧盟友的战略需要以及对于所谓亲苏者的强烈厌憎，使美国几乎无例外地站在殖民势力以及封建半封建的反动派一边。对西欧殖民国家的迁就特别有损于战后初期到60年代美国的影响和地位，使它的曾在二战中很高的威望差不多一落千丈。总之，很长时间里，美国在欠发达世界进行的冷战竞争中显著地落后于苏联。
在亚洲，中国革命和越南抗法战争遭到美国的反对和干涉，朝鲜半岛的南北冲突变成了有几十万美军投入的战争。此后美国还大规模地持久从事越南战争，最终彻底失败。在中东和非洲，阿以冲突、原先由英法统治的独立国家的迅速增多以及1960年在比利时殖民统治结束后爆发的刚果危机之类事态，导致美苏两国作为对手竞相介入，并且大力谋求扩展各自的影响。在拉丁美洲，美国于1954年以阻止共产主义扩张为旗号，颠覆了推行社会改革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1960年起又打着同样的旗号大力反对古巴革命。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冷战在拉丁美洲终于达到最极端的形态。10余年后，业已大为增强的苏联“远程权势投射能力”与当地原因相结合，导致美苏冷战在非洲达到了一个新高峰：随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崩溃，加上安哥拉独立运动的分裂，美国和苏联（连同古巴）各自支持一派大打内战，而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领土战争，导致苏联（连同古巴）以巨量装备和近两万名军事顾问帮助埃塞俄比亚作战，美国政府却主要由于国内的“越南综合症”而未能作足够有力的干预。总的来说，亚洲和拉丁美洲冷战的起源实质上是相同的：当地出现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激进运动（不管是否由共产党领导），美国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名义加以反对和干涉，结果促使这些运动寻求苏联的支持，或者加强同苏联的已有联系，苏联则试图借此扩展自己的影响，于是形成了美苏在那里的对立。至于中东和非洲冷战的起源，大致是老殖民势力急速衰落或瓦解导致美苏两国力图填补“势力真空”，从而在那里形成它们之间的竞争格局。
如前所述，冷战时代美苏之间的紧张程度是起伏变化的。有过几段比较缓解的时期。从1953到1956年，由于欧洲领土和政治现状大致稳定下来，加上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发生变化以及西欧国家的缓和意愿对美国造成了压力和影响，对抗的气氛有所缓解。奥地利问题得到解决，美苏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了最高级会晤，苏联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逐渐出现了持续时间长得多、成果也多得多的另一段缓解时期——被普遍称作“缓和”的时期。在核军备控制领域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包括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以及1972年的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欧洲正常化”是这段时期里缓和的中心内容。西德在美国半心半意支持下推行的“东方政策”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呼应，由此导致了苏联一西德条约、波兰—西德条约以及关于柏林的四方协定，直至1975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欧安会）。欧洲现存国际边界得到了西方的正式确认，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府为此表示同意保障人权和人员、信息的自由交往，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随之兴起。美苏两国都需要通过缓和来减轻军备负担和获得贸易好处，创造有助于它们各自对付第三方（对美国来说先是中国，后是北越，对苏联来说始终是中国）的某些条件，并且都希望通过缓和来限制或削弱对方。然而，军备控制领域和欧洲的缓和未能掩盖美苏在欠发达世界的争夺、对立和竞争。
苏联的瓦解大致地说是美苏冷战的终点，更是全部美苏关系的终点。它与美苏关系的起点十月革命一起，构成20世纪里两个极其引人注目、并且头等重要的事态。苏联多年里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包括美国的干涉、不承认和遏制造成的困难，发展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最主要力量之一。相反，苏联军事力量达到空前强大、其超级大国地位得到美国正式承认之际，却是它开始以相当惊人的速度趋于衰亡之时。一盛一衰，其远因众说纷纭。具有全球史意识的人应当可以感觉到，整个西方在20世纪前半叶持续动荡，危机迭起，战祸横生，而20世纪后半叶在美国主导下相对稳定繁荣，这100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走向同苏联的国运之间有根本性的联系。而且，在20世纪前半叶非凡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但基本僵化了的苏联体制，最终无法适应20世纪后半叶世界的深刻变化。苏联瓦解的某些较近的原因明显得多，其中与美苏冷战相连的主要有：（1）沉重的军备竞赛负担、维持东欧势力范围的高昂经济代价以及在亚非拉三大洲广泛介入、干预和干涉的巨大成本，大大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并且因此助长了苏联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2）冷战环境和冷战思想的束缚严重损害了通过改革尝试纠正体制弊病的可能性，许多这样的弊病实际上甚至被苏联领导人当作为对付美国并与之竞争权势所必需的，或者说它们反而被当作苏联力量的源泉；（3）在冷战的间歇——“缓和”时期发展起来的美苏人员、信息、文化交流，同苏联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同类交流一起，缓慢但有力地影响了苏联社会；这种影响虽然不能说造成了苏联体制的危机，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苏联存在最后几年里该国政治中的主流势力对待体制危机的态度和方式，那就是否定苏联体制，继而取消苏联。就此而言，在所谓“公开性”口号和“新思维”理论的指导和辩解下，戈尔巴乔夫施行的脱缰似的国内政治变更，连同一样快得无法控制的外交转型，构成了苏联瓦解的主要的直接近因。
冷战的主要世界历史意义
冷战的主要世界历史意义似乎在于，它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一场有世界范围巨大影响的美苏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决赛”。在其中，苏联式社会主义及其国际关系模式彻底失败，而且大概是永久性的。这一结局证明了杜鲁门在卸任前夕以政客的夸张语言和强烈的美国意识形态倾向表述的一种信心，那是美式资本主义及其世界秩序观念最后赢得美苏冷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原因：“随自由世界愈益强大，愈益团结，并且对铁幕两边的人们愈益具有吸引力……苏联世界发生变革的时候定会到来。”[2]（p.495）这一结局更证明，原先的社会主义体制如果没有既积极又稳妥、既足够深入又不过头的改革，就无法经久生存下去直至其光辉的未来。实际上早从威尔逊和列宁起，这场多半取决于能否赢得人心的竞赛就已开始，然而二战结束后它是在总的来说对苏联不利的基本环境中进行。美国领导的西方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体系拥有综合优势，而且到80年代已变得相当悬殊。在一个历史时期里，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活力和巨大财富，在此基础上强大的军事力量，较为开放和较为多样的政治文化，越来越突出并传播得越来越广泛的西方人权价值观，大致基于互利和协商、因而较有凝聚力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所有这些挫败或扼阻了苏联势力的扩展，同时又相对于苏联制度“表示了一种引人的替代”[8]（p.114）。
在很大程度上，冷战是19世纪初以来现代国际体系内力量分布格局越来越趋于极化的结果；反过来，冷战又作为基本原因，使这极化趋势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在世界政治的多个重大问题领域和多个重要地理区域，形成了显著的美国霸权。不过，冷战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还有另一方面：多半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在战后初期宽待德国和日本，助其复兴，以后又长期在安全、贸易和金融方面予以照顾和特殊优惠，从而有力地帮助了它们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或者说成为美国的比较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同样首先出于冷战需要而由美国促其起步的中西欧一体化，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还有，从安全和战略上考虑，源自冷战军备竞赛、并且扩散开来的远程战略武器，加上一定程度上源自冷战时期中近东问题的反美恐怖主义势力，实际上结束了两个世纪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予美国的、历来已久的高度不易受伤害性。而且，用一位大战略史家的话说，由于承担了保护许多盟国的义务，美国就由二战前的一个“后方”强国，变成了代价高得多、风险也大得多的一个“前线”强国[9]（pp.173～174）。历史有可能最终证明，冷战的真正结果并非美国的真正胜利。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9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5年03期第1～12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 【内容提要】 |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它们之间的冷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美苏冷战来自19世纪期间开始、并且愈益加速的国际权势分布的极化趋势，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孕育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美苏关系史。意识形态对立与基本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超级大国利益竞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性地促成了美苏冷战。冷战史的需要阐释的基本问题在于冷战的起源、冷战的地缘政治特征和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美苏军备竞赛、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冷战的全球化、冷战紧张程度的起伏变化、冷战终结和苏联瓦解的基本原因以及冷战的世界历史意义。 |
根本结构性机理和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
在19世纪（特别是其后期）以前的很长时期里，大致肇始于16世纪的现代国际体系总的来说基本保持了一种相对分散的多元或多极格局，即16世纪时业已强大的法国、奥地利同17至18世纪先后跻身于强国行列的英国、沙俄、普鲁士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间力量对比大体平衡、并且长期保持动态稳定的五强格局。诚然，其间有过路易十四和近一个世纪后拿破仑统治下法国特别强大、而且据此大力追求霸权引起的两番大失衡和大动荡，然而有如19世纪德国大历史学家兰克所言，“世界的激流诚然不时破坏这一规范和秩序体制，但在潮退浪缓后它又得到重建”[1]（p.71）。欧洲取得的这种多强动态均衡局面在维持和充实了“经典的”国际法之外，塑造了“经典的”欧洲外交思想和实践，其中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经典均势论和均势政策。在19世纪初期，经典均势的基本原则及其派生的均势营造章法，仍然是均势大师、奥地利宰相梅特涅和英国外交大臣卡瑟尔累等人规定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安排的指南，尽管鉴于这场大战的教训，他们同时还搞出了“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这一重要创新。简言之，现代国际关系在至少一个多世纪里的面貌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多个强国间力量对比的大致均衡和相对稳定。
然而，19世纪期间，情况开始大变：从列强间大体势均力敌的状态中浮现出国际权势构造的极化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我们时代超级大国的雏形；另一方面，列强格局无论就强国的具体身份还是就它们各自的相对实力位置而言，都由于几个新兴强国的迅速崛起而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稳定不复存在。极化趋势首先表现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在列强中的突出优势地位。它尤其出自三大源泉：自17世纪末“光荣革命”开始崭露头角的海军、海外殖民地和远洋商业三方面优势；发动工业革命导致的技术和工商业遥遥领先地位；反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带来的空前政治、经济、战略裨益。从拿破仑战争末期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期间的俄罗斯则是当代超级大国的又一个雏形。就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权势而言，它远超过当时欧洲大陆任何其他国家；或者说，它是同海上超级强国不列颠并列的陆上超级强国。俄国的显赫权势直接来自反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而其根本基础是它经几个世纪领土扩张和相对高速的人口增长而形成的巨型大国规模。这加上彼得大帝以还虽然步履维艰、但毕竟有所进展的现代化，使之可以在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历史环境中决定性地压倒欧陆“中等国家”，从而同英国一起在事实上倾覆多强实力分布大致均衡的原有格局。
至于新兴强国的急剧崛起和列强相对实力位置的大幅度更动，则具有几乎惊人的突发性。大致从19世纪60年代中叶起，以美国内战结束、普奥战争和其后普法战争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为三大标志，国际权势构造剧烈变动的时代终于来临。在此后约80年岁月里，伴随着激烈的国际斗争，乃至规模空前和极其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包括美、德、日、苏在内的四大新兴强国先后崛起，英、俄、法、奥等传统强国或衰落或崩溃，此外更有德、日两大新帝国暴发而后暴亡（德国更是两番经历了这种过程），超级大国两极格局最终取代传统列强多极格局。如果说国际权势格局的这些惊心动魄的变化有一个共同的最根本原因，那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扩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它们作为首要因素，与其他种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原因相结合，造成了不同国家间非常不平衡的发展，导致了国家相对实力的跳跃式增长和跌落性下降。
20世纪以前，欧洲（严格地说是中西欧）一直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心，甚至可称现代世界的中心。总的来说，欧洲拥有远为优越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势，不仅欧洲的意愿和事态之影响外部世界远甚于外部世界之影响欧洲，而且非欧地区的几乎所有社会和国家都先后沦于欧洲的统治或支配之下。欧洲列强总合起来大体左右了世界政治基本格局。国际法体制既是在欧洲起源并且大多在欧洲得到发展，也是从欧洲扩展到世界，而那些历史影响非常巨大的更广泛的现代国际关系价值和思想观念，从国家利益、主权和均势，一直到自由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但是，到20世纪后半期开始时，欧洲已经无可争辩地失去了它的传统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东西两个侧翼大国——美国和苏联。在多年里，美苏拥有即使欧洲列国加起来也远远比不上的实力和权势，而且将欧洲本身分割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由此主宰欧洲的命运；在欧洲以外世界各地区，主要的外部影响已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美苏；世界政治一军事结构被普遍公认由多极变成了两极，美苏两大超级强国及其同盟体系之间的对峙僵局取代了传统多强均势；几乎同样重要的是，美苏两国作为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大输出者，以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大力从事和多少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尤其激烈的争夺人心的竞争，并且作为欠发达世界的民族主义之外最大的两股力量，推动了国际规范的多种变迁，而欧洲在这两方面至多只是配角。欧洲权势的衰落与美苏权势的兴盛是开启世界政治新时期的一个决定性事态。
这个事态可以说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最大必然性之一，它涉及人口、经济技术、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因素。在自然资源、生态和生产力水平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人口作为国力的基本成分之一意义十分重大。大约从1890年起，欧洲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而美俄两国人口迅速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已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大国，此后这差距进一步拉大。虽然欧洲在很长时期里可以凭借技术优势弥补它相对于世界其余地区的人口规模劣势，但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而欧洲逐步失去显赫的技术优势。美国在欧洲之外最早实现工业化，俄苏可谓紧随其后，现代化与其庞大的人口终于结合为超越欧洲的宏大国力。不仅如此，依靠超级规模的大陆扩张和领土集聚，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域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同亿万人口一起，使之具备“洲级大国”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注：“洲级大国”（continental state）是指规模近于大洲的巨型国家，或者如地缘政治理论大师麦金德所说，是“基于半个大陆的资源之广阔基础的巨型强国”。引自Paul Kennedy，Strategy and Diplomacy，1870—1945：Eight Studie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3]，p.48.）。最后，侧翼大国取代传统中心的显赫地位，还由于一种贯穿几个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制使然。从16世纪哈布斯堡帝国的称霸企图夭折，到20世纪纳粹德国的统治野心破灭，欧洲均势历经打击而犹存，首要原因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地引入外部新力量来拯救欧洲的国际平衡（注：“（反霸）大联盟总是从欧洲东西两翼的强国得到不可战胜的支持，首先是西面的海洋强国，其次是东面的外缘大陆强国。这些强国使得欧洲外面领土不断增长的资源能被用来打击欧洲内部的一个头号强权。”Ludwig Dehio，“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System，”in idem，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Alfred A.Knopf，1959），pp.125—126.扮演过这种角色的先后有奥斯曼土耳其、英国、沙俄、美国和苏联。）。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反复重演的过程中，侧翼大国会形成越来越大的权势，传统中心则逐步丧失其优势地位。犹如先前的反霸大战导致英国兴盛和欧陆相对衰落那样，美国和俄苏从拿破仑战争往后不止一次决定性地扭转了欧洲战局，它们的强盛和欧洲的衰落便势所难免。
两次世界大战是这一巨大变更得以实现的主要直接条件。首先出现的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衰落和美国权势兴盛，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个过程终告完成，即使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美国对欧孤立主义卷土重来，加上德国暴发和苏联赢弱等原因，欧洲似乎仍然显赫无上。其次是苏联权势的形成和兴盛，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极端赢弱开始，继之以斯大林铁腕治理下苏联国力剧增，直至它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仅有美国可与之匹敌的一等强国。“欧洲时代消逝”（注：大体套用Dehio，“The Passing of European System”.），美苏两极时期来临，而且是两极冷战对抗局面，全球国际体系随之有了与它在问世以来大为不同的构造和状态。
敌对—合作—敌对：从十月革命到冷战最终形成期间的美苏关系
1917年俄国发生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即将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政府对之表示热烈欢迎。威尔逊总统认为，由此而来的俄国“民主化”大有助于实现他的世界政治理想，即确立美国领导下的、通过“民主国家伙伴关系”来确保持久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他为确立这一国际秩序而谋求的直接目标——彻底战胜德国和奥匈帝国——需要实际上已经筋疲力尽的俄国继续作战，而这必然大大加剧战争苦难所酝酿的俄国新革命危机，使得临时政府代表的所谓民主力量丧失生存希望。美国政府力促临时政府从事战争，特别是以继续作战为条件给予经济援助，并且派遣一系列使团前往俄国鼓励士气。这同英法等国政府的类似的努力一起，实际上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起了促进作用。
对于新生的苏俄政权，美国最初的政策是以阻止俄国退出战争为宗旨。为此，威尔逊曾批准向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武装提供秘密财政资助，以便推翻苏俄政权，保证俄国留在协约国阵营内。他的更重要的举动，是在1918年1月宣布美国的战争目的，即自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其动机之一在于通过其中第六点（德军撤出俄国，让俄国不受外来干涉地决定自己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争取正在进行布列斯特和谈的苏俄政府不同德国单独媾和。同时，他还试图依靠“十四点”，用事实上已经由列宁提出的、对交战国人民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公正与民主的和平”口号和民族自决原则来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布列斯特和约缔结后，美国政府先后向俄国北部港口和西伯利亚地区派遣干涉军。虽然导致这些武装干涉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应付英法两国的敦促，阻止德军夺取堆积在俄国北部港口的协约国军事物资，提防和制约先行决定出兵西伯利亚的日本的扩张图谋等等。但它们同时也表现了威尔逊对苏俄政权愈益强烈、愈益僵硬的敌视态度。他坚决不承认苏俄政权，坚信必须铲除布尔什维主义。与之相比，列宁的对美政策灵活得多。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一战略思想和基本策略出发，列宁通过各种渠道，多次主动地向美国政府提出达成政治谅解和进行经济合作的建议，例如以相当宽容的条件结束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给予美国广泛的经济租赁权。然而，这些建议无一得到美国政府的认真考虑，更谈不上被美国政府接受。
20年代伊始，苏俄政权已战胜国内敌人和外国武装干涉而得到初步巩固，与此同时由于大战而革命浪潮四起的欧洲局势相对稳定下来。在此情况下，西方各大国和苏联之间长期共存共处势所必然。问题只在于这共存和共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还是全面对立的。列宁对比较正常的美苏关系寄予相当大的期望，认为在西方各大国中间，美国对苏联的直接威胁最小，而经济实力又最强大，与之交往特别有助于瓦解国际反苏阵线，加强苏联的外交地位和促进其经济建设。从这样的考虑出发，他继续努力向美国政府显示可以在苏联得到有利的经济机会。但是，美国政府对苏采取了在西方各大国中间最为敌对、也最为僵硬的态度。它拒不承认苏联，拒不与之进行经济交往。不承认政策首次由国务卿科尔比1920年8月致意大利驻美大使公开信予以正式的系统表述，其中列出不承认的三大理由：（1）布尔什维克政府出自暴力，不代表俄国人民；（2）它拒不履行俄国的“国际义务”，包括临时政府的国际债务；（3）它公开对世界各国政府表示敌意，并且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哈定政府的国务卿休斯则于1921年3月宣布：除非布尔什维克政权根本改变其国内社会经济体制，美国政府不会恢复与俄国的贸易。由于许多美国私人企业对美苏经济交往持积极态度，加上当时盛行的“自由放任”经济原则使美国政府不便干预，因而租赁、贸易和技术合作三方面的经济交往在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颇有进展。然而尽管如此，不承认苏联仍是从哈定开始三届共和党政府的不变国策，而苏联指挥下共产国际的广泛活动据信是美国当时坚持这一国策的头号原因，并且被用作为之辩解的首要论据。
进入30年代后，随着日本侵略浪潮的兴起，美国和苏联政府都开始感到缺乏外交关系使两国无法就遏阻日本扩张进行协调。1932年，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就此同苏联高级外交官秘密会晤，但是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强烈的反苏情绪和害怕激怒日本的心理占了上风。1933年初罗斯福入主白宫后，情况有了变化。罗斯福总统认为，不承认政策既根本无法达到改变苏联国内体制和对外行为的目的，又严重阻碍美国取得苏联的合作来对付日本凶猛的扩张势头。按照他的提议，苏联政府派遣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赴华盛顿谈判承认和建交问题。多半是为了应付国内反对承认苏联的那部分舆论，罗斯福要求苏联接受取得美国承认的三项先决条件：尊重苏联境内美国公民的宗教自由；许诺偿还十月革命以前临时政府欠美国的债务；停止共产国际通过与美国共产党的关系来干预美国内政。李维诺夫明确接受第一个条件，并且用变通和含糊其辞的方式接受了后两个条件，双方遂于1933年11月17日签署建交协定，美国长期拒不承认苏联的局面终告结束。
然而，美苏关系并未因此有实质性的改善，其原因包括：孤立主义势力束缚下美国对日本扩张长期采取软弱态度，苏联亦在很大程度上因此（加上英国的对日软弱）而实行姑息日本侵略的远东政策；美苏两国就债务和共产国际与美共关系这两个问题争执不已；苏联国内大清洗，连同苏联政府极其严厉地限制本国公民同外国人之间的交往，加剧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厌苏反苏情绪。到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且按照其秘密议定书采取一系列领土扩张行动后，大多数美国人更是将苏联视同于纳粹德国。
但是，罗斯福坚定地认为美国的主要敌手是德国，而苏联是可以争取的潜在盟友。他不顾政府内外的各种反对，避不采取恶化美苏关系的措施，并且试图通过1940年7月起在美国国务院与苏联驻美大使之间进行的美苏秘密谈判，促使苏联疏远甚或反对德国。1941年6月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罗斯福迅速着手向苏联提供援助。年底，美国因珍珠港事件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美苏战时同盟迅即正式形成。自此开始，罗斯福的对苏政策宗旨是维持美苏同盟，最大程度地利用苏联打击德国，同时争取消除苏联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感和潜在敌意，为战争胜利后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体制奠定基础。为此，他将租借法延用于苏联，并且坚持实行以最优惠待遇（与美国对所有其余盟国的待遇相比）向苏联提供租借物资的政策。这一军事援助到头来总额达1700万吨物资，价值100多亿美元，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某些环节上甚至是关键性的贡献。然而，由于首先由德国潜艇战造成的运输方面的巨大困难等原因，在1943年年中以前，即苏联军事形势十分危急的时期里，美国实际交付的援助物资显著少于它在有关协定中做出的对苏承诺，这就促使苏联怀疑其合作诚意与动机。第二战场问题造成了同样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尽管在德苏战争爆发后三年时间里，尽早开辟欧洲大陆第二战场一直是苏联对西方盟国的头号要求，而且罗斯福曾亲自向苏联领导人许诺1942年内开辟，但英国的消极、后勤困难以及对于美军大量伤亡的顾虑，使得第二战场的开辟一拖再拖，严重损害了建立罗斯福所希望的美苏相互信赖关系的可能性。
更深刻的矛盾存在于罗斯福的战后世界构想与斯大林定义的苏联战后安全需要之间。罗斯福谋求建立政治上贯彻自决原则、经济上实行门户开放的自由国际主义战后秩序，并希望以基于大国协调、特别是美苏协调的真正有效的世界性国际组织来维护和保障这种秩序。这一战后蓝图的本质，是旨在由美国安排和支配世界政治经济的“全球主义”。就对苏外交来说，自决原则这一条特别重要，它既构成罗斯福的国际政治信仰的一个核心成分，也被他视为防止美国重蹈一战后孤立主义覆辙的必要条件，因为国会和公众被很有理由地认为不会接受一个过于明显地建立在欧亚强国势力范围基础上的战后格局。但是，苏联的战争目的除了彻底粉碎纳粹德国侵略、捍卫自身的生存和独立外，首先是要通过领土变更和控制东欧来谋求战后安全。就美苏战争目的的这种对立而言，最重要的是：（1）“对于美国官员，战时经验中最具决定性也最经久的遗产，在于决不能再允许潜在敌手通过经济闭关自守、政治颠覆和（或）军事侵略取得对欧亚大陆资源的控制”[2]（p.23）；（2）斯大林确信，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大国总是企图削弱苏联，甚至消灭其政权，因而苏联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并且改善自身的地缘战略条件，才能遏阻侵略，迫使帝国主义大国较为经久地同苏联和平共处，也才能在对苏侵略发生后立于不败之地。诚然，罗斯福自1943年底德黑兰会议起，向苏联在东欧的要求做出重大让步，尤其是基本同意了其中的领土要求，但他坚持东欧各国实行基于自由选举的代议民主制，至少形式上必须如此。继任总统杜鲁门、大多数行政当局主要官员和国会议员在这方面的态度更是强硬和简单得多。美国反对其他国家建立势力范围的自决原则与苏联在东欧的政治要求殊难相容。尽管双方都曾试图探求妥协的途径，并且确实达成了若干实质性的和表面的妥协，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欧问题已经使美苏关系蒙上非常严重的阴影。
随后，关于德国问题的重大利益抵牾和政策分歧使得美苏矛盾更加激烈。美国为了确立它支配下的稳定繁荣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和促进西欧重建，采取复兴德国西占区经济的政策，为此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损害了苏联的一项根本利益——通过获取德国的巨额赔偿来加速本国战后重建，并且使苏联严重担心在美国扶持下德国威胁再起。东欧和德国问题上愈演愈烈的对立与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反共情绪和“世界领导”欲望互为因果，并且作为一个基本原因，促使斯大林改变战时旨在举国上下团结抗德的比较宽容的国内政策，重新实行高压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斯大林治国模式”。这三者共同促成了美国冷战思想的形成。这一思想由驻苏使馆代办凯南在1946年2月著名的“长电报”中予以综合表述和哲理提炼，并且立即被美国决策者奉为对外政策指南。其核心，在于认定苏联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俄罗斯历史心理传统使之追求无限的扩张，美国必须、也可以通过不妥协的对抗来遏制苏联势力扩展，同时不引起美苏战争。1946和1947年间，杜鲁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冷战性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提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将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归纳为“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的对立，宣布美国支持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党征服”的力量，而马歇尔计划在其实施过程中包含了三大基本目的：（1）在饱受大战破坏的中西欧防止“绝对最低的生活水平再降低到会发生革命”[3]（p.230），从而大有利于苏联势力扩展；（2）在援助复兴中西欧经济的同时，决定性地促进改组中西欧国际经济结构，使之成为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和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理想的比较统一的市场；（3）将德国西占区经济同西欧经济交织在一起，以致一方面将西部德国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加强西方，另一方面使一个复兴了的德国因为被“包容”（先是在经济上，然后在政治和军事上）而真正脱弃其传统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致再度成为西方的灾祸。
在苏联方面，除了重新大力强调西方威胁、加速军事重工业发展和进行若干国内清洗外，特别具有深远后果的行为是剧变东欧，即在东欧国家按照斯大林治国模式，极为急剧地改造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以全面加强苏联控制。马歇尔计划使斯大林担忧东欧国家可能被美国援助和中西欧经济复兴所吸引，而且它标志的美国在欧洲确立大规模长久存在的明确意向和西部德国复兴前景，进一步使斯大林相信苏联有再次被敌对阵营包围的危险；此外，先前允许的东欧政治经济多样化使苏联与东欧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和行动分歧趋于明显，斯大林因此担心后者太多的自主性会危及苏联的支配。于是从1947到1949年，苏联取消那里共产党的自主权，主持摧毁东欧国家的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右翼，变联合政府为一党执政的人民民主政府，强制性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取消工商手工业中的私有制，建立过度集中和僵硬刻板的中央计划经济，打击教会和严厉限制宗教，越来越严重地践踏法制，用武装进攻以外的几乎所有手段打击不愿俯首帖耳的南斯拉夫，在东欧各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进行清洗。到1949年晚秋，美国已主持建立西德国家，德国由此正式分裂，与苏联东欧进行军事对峙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已问世，而且东欧国家同西方的所有经济、文化联系已被全部切断。美苏冷战格局至此完全形成，并且采取了它在整个冷战史上最极端的形态。
美苏冷战的基本历程和基本性质
广义地说，冷战时期囊括了冷战形成后的全部美苏关系历程。从40年代末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美苏两国处于最紧张和最僵硬的全面对抗之中，彼此间几乎毫无谋求谈判解决争端的认真尝试，而且其中一国直接参加、另一国间接参加了在朝鲜半岛的热战。1953年起，到60年代初，双方关系经历了一段局部缓和，然后由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包括柏林危机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冲突而重新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使这段时间里交替使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心理战达到了顶点，随后双方关系进入了持续10余年的相对缓和状态。这一缓和的主要特征，在于欧洲局势渐趋正常（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领土界线与国际政治现状大体得到西方的正式认可），战略军备控制谈判取得显著进展，美国正式承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70代后期开始，两国关系再度重新紧张，其原因主要在于苏联在亚非两洲进行频繁的直接间接军事干涉，连同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后扩展海外军事、政治义务的倾向重新显著抬头。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后，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内部发生剧烈变更，与此相应苏联迅速丧失了同美国抗衡和竞争的意愿与能力。1991年苏联的瓦解为美苏冷战、也为全部美苏关系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美苏冷战对抗有四大基本性质。第一在于其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特征，第二在于其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三是贯彻始终和不断翻新的美苏军备竞赛，最后是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它们使得美苏无论怎样对抗和争斗，都不至于在彼此间爆发热战。同许多大国对抗一样，美苏冷战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内容，所不同的是其史无前例的、真正全球性的规模。可以说，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两家都在不断评估世界各有关地区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形势，它们的地缘政治就是按照世界地图来进行的超级大国权势斗争。因为可用史料丰富，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被了解得清楚得多。源于麦金德的海权对陆权范式提供了塑造（以及理解）美国冷战地缘政治和遏制战略的一个关键。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和战略思想界的一个共识，在于必须阻止苏联势力控制欧亚大陆，否则美国的世界地位乃至根本安全将受到致命威胁。按照其提出者凯南的观点，遏制战略的实质就是立足于麦金德所说的“外月牙形地带”（the Outer Crescent，即北美、英伦三岛、日本等），守护“内月牙形地带”（the Inner Crescent，或曰外围地带[Rimlands]，即欧亚内陆外缘），阻止苏联对它的控制。旨在遏制的地缘战略又可分成两种：“周线防御”（ perimeter defense）和“要点防御”（strongpoint defense）[4]（pp.57～58）。前者是将内月牙形地带的所有部分当作同等重要，因而要求在其中任何部分遭到苏联势力进攻或侵蚀时，都一概用保全该部分必需的力量制止之，而不考虑可用资源和当地条件的限度；后者则区分不同地区的不同重要性和不同条件，集中势必有限的资源，将其用于守护那些特别重要也有较大成功希望的地区，就如马歇尔计划那样。总的来说，1950年下半年开始，“周线防御”越来越占上风，直至越南战争大失败。在冷战的发源地欧洲，地缘政治形势稳定得多，也简明得多。欧洲冷战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那里的战略僵持。
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终极性质是超级大国竞争。美国要维持和加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全球优势地位，争取控制整个世界政治，苏联则先欲维持同样在二战中形成的欧洲首强地位，继而力争同美国平起平坐，以便最终向美国的优势挑战。然而同几个世纪里大多数大国对抗相比，冷战的真正特征不在于美苏利益冲突，而在于这种利益冲突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加上它始终未升级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对立的意识形态既是美苏各自在竞争中运用的旗号，更是它们从事竞争和对抗的很大一部分动因。一般被认为正式揭开了冷战序幕的杜鲁门主义，就是用“极权主义”和“自由制度”的两极对立来说明世界政治，苏联则随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两大阵营对立的根本口号。1947至1949年间，苏联按照自己的国内模式全面改造东欧并大大加紧控制，进一步加剧了美苏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到50年代初，在美国有麦卡锡主义代表的反共反苏狂热，在苏联东欧方面则有大张旗鼓地清洗“内部敌人”的运动。这都是冷战引起的最极端的变态反应。此后，意识形态对抗几乎始终伴随着美苏关系，仅其激烈程度随冷战的起伏有所变化。值得提到的是，很大程度上出于国内制度的“极权主义”性质是苏联对外行为的根本原因这一观念，美国政府于1949年底正式确立一项基本目标——促使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发生根本变化，而追求这目标的基本手段则是一种可称为“激变”的战略，即通过煽动性的敌对宣传和隐蔽行动，在苏东助长社会紧张，加剧或激发反政府情绪乃至造反行动，争取最终由苏东内部的反对势力推翻那里的政权。50年代中期，“演变”成为促使苏东国家体制变更的主导战略，其基本内涵在于顺应那里的渐变，逐渐地促使它发展到根本改变苏东国家性质的地步。到80年代，由于苏东各国先后出现大动荡，加上以自由民主对“邪恶帝国”为意识形态范式和口号的里根在白宫执政，激变战略有抬头，特别是被用来作为改变1980年军事管制后的波兰局势的一个主要工具。在苏联方面，虽然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其领导人往往出于安全或权势扩张需要而将意识形态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但信仰、合法性需要以及追求对第三世界激进国家和全世界激进运动的影响等因素，使之一贯坚持“社会主义大家庭”领导者和国际共运与进步力量中心的意识形态身份，尽管它们越往后就越显得只是自封的。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构成了冷战的一个重要方面。1945年，美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为维持核垄断地位，它给建立原子能国际管制制度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从而使核军备竞赛不可避免。苏联于1949年爆炸原子弹成功，加上朝鲜战争于翌年爆发，导致美国政府在核武器和常规军备两个领域进行双管齐下的大规模扩军。1953至1960年，美国改行优先发展核力量的政策，大大加强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当时是战略空军）在美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削减常规部队，特别是急剧削减陆军。在苏联方面，50年代期间防务政策的动态与美国相似，即这一时期的开头几年也进行了双管齐下的大规模重整军备，而后从赫鲁晓夫1955年主政时起，集中主要防务资源大力研制洲际导弹，建立和扩充陆海空三军之外独立的战略火箭军。与此同时，苏联常规部队兵员被削减过半，战略空军、水面舰只和潜艇的发展规划被大大收缩。60年代，主要在苏联对洲际核导弹的率先拥有和越南战争需要的刺激下，美国进行战后第二次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并举的大扩军，其主要结果之一是大大加强了对苏核优势，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这一优势致使苏联不得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屈辱地退让，也使它决心奋起直追。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治下几乎倾其所有，终于在70年代初达到了核力量方面大致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地步，并且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常规力量，尤其是远洋海军和洲际空运能力。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军事实力的大增长终于做出强烈反应，以巨大的规模发展一系列新型战略武器系统，并且宣布将着手研发旨在截击苏联核导弹、从而（在理论上）争取剥夺其核攻击和核报复能力的“星球大战计划”，而苏联到此时已无力继续同美国竞争。数十年的核军备竞赛以其恶性循环加剧了冷战，但也控制了冷战，因为它确立和维持了“恐怖平衡”，使得美苏两国因为惧怕互相毁灭而努力防止它们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这就涉及到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它使得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彼此对抗和争斗而不兵戎相见。仅就此而言，冷战时代确是个“漫长的和平”时代[5]。在这个时代里，美苏关系可以说有其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这共同利益就是避免美苏战争，而共同准则是在冷战对抗、特别是在危机中将此置于最优先地位。它们先是作为心照不宣的默契，即法国大学者阿隆所说的“隐蔽的俄美非战公约”[6]（p.134），而后于1972年签订为正式协议。在核恐怖平衡即美苏相互核威慑之外，有三类行为起了制约和调节作用。一是所谓“危机处理”，它旨在防止美苏之间包含严重的直接军事冲突风险的危机局势升级为美苏战争。美苏两国在40年代末的柏林封锁和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有关做法，就是如此。其次，美国或苏联不在那些被对方当作至关重要的势力范围的地区进行任何武装干涉，而在作其他形式的干涉时，一般也尽可能审慎和隐蔽，以免使对方感到遭受无法容忍的严重威胁。美国对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政策，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第三，美苏两国总是力图防止它们各自的盟友之间的冲突发展为它们两国间的直接碰撞。这种防止地区性冲突越轨的努力，在亚洲和中东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都有所表现，反映了美苏既彼此对抗，又试图共同控制世界政治的某些方面。正因为如此，美苏冷战时代里人们看不到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那种景象，即两大对抗同盟内的次要伙伴能够将双方盟主拖入战争。
50年代以前，美苏冷战集中于欧洲和西亚地区（主要是伊朗和土耳其）以及朝鲜半岛，但以后它扩及一个个新的地区。首先东亚大陆，然后中近东和非洲，最后拉丁美洲，相继成了冷战的舞台。到60年代，冷战成了全球性的。冷战的这种全球化不仅是由于美苏两国越来越广泛地介入欧洲、西亚以外地区，把它们当作争夺或竞争场所，而且是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当地原因吸引或便利了外部超级大国的干预。在这些当地原因中间，50和60年代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老殖民帝国的瓦解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新独立国家内部或相互间的民族、部族、宗教和领土冲突最为重要。美苏冷战这一随着国际权势构造极化而来的竞争，同世界欠发达（或发展中）地区主要由于民族解放和国家急剧增多导致的激荡相结合，促成和加剧了世界政治中一大看似矛盾的状况——两极化与多极化并存（注：“一方面，世界政治舞台在地理上扩展，还有其政治组织中引进更大的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发生了一个集中过程，由此政治和军事权势中心的数目实际上减少了。”Ian Clark，The Hierarchy of States：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94.）。
总的来说，美苏两国对于欠发达世界内部以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为内容的巨大变更所持的态度不同，在这变更过程中得到的政策效果也不同。1955年起，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基本上避开欠发达世界的审慎保守的战略，改行积极外向的、谋求确立和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广泛影响的新方针，其核心就是在外交和宣传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励反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按照苏联的利益需要和能力以及风险大小，给予某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军事援助。就苏联对外义务和战略势力扩展的范围而言，甚至就其整个世界政治态势而言，积极建立在“中间地带”的广泛存在可以说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变化。它一直持续下去，直到随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进入其存在的最后阶段为止。客观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权势的兴起有助于欠发达世界反对西方统治的斗争：苏联不仅提供了很长时间里对许多欠发达国家和欠发达世界激进运动很有吸引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楷模，而且它是西方的强大的对立面，因而后者会愿意与之携手（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形成“国际政治中两大较弱成分反对最强者的天然同盟”[7]（p.29）。美国在欠发达世界被动得多。植根于美利坚政治文化传统中的种族主义成分和对于真正激进的革命出自本能的反感，加上在冷战中迁就西欧盟友的战略需要以及对于所谓亲苏者的强烈厌憎，使美国几乎无例外地站在殖民势力以及封建半封建的反动派一边。对西欧殖民国家的迁就特别有损于战后初期到60年代美国的影响和地位，使它的曾在二战中很高的威望差不多一落千丈。总之，很长时间里，美国在欠发达世界进行的冷战竞争中显著地落后于苏联。
在亚洲，中国革命和越南抗法战争遭到美国的反对和干涉，朝鲜半岛的南北冲突变成了有几十万美军投入的战争。此后美国还大规模地持久从事越南战争，最终彻底失败。在中东和非洲，阿以冲突、原先由英法统治的独立国家的迅速增多以及1960年在比利时殖民统治结束后爆发的刚果危机之类事态，导致美苏两国作为对手竞相介入，并且大力谋求扩展各自的影响。在拉丁美洲，美国于1954年以阻止共产主义扩张为旗号，颠覆了推行社会改革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1960年起又打着同样的旗号大力反对古巴革命。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冷战在拉丁美洲终于达到最极端的形态。10余年后，业已大为增强的苏联“远程权势投射能力”与当地原因相结合，导致美苏冷战在非洲达到了一个新高峰：随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崩溃，加上安哥拉独立运动的分裂，美国和苏联（连同古巴）各自支持一派大打内战，而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领土战争，导致苏联（连同古巴）以巨量装备和近两万名军事顾问帮助埃塞俄比亚作战，美国政府却主要由于国内的“越南综合症”而未能作足够有力的干预。总的来说，亚洲和拉丁美洲冷战的起源实质上是相同的：当地出现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激进运动（不管是否由共产党领导），美国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名义加以反对和干涉，结果促使这些运动寻求苏联的支持，或者加强同苏联的已有联系，苏联则试图借此扩展自己的影响，于是形成了美苏在那里的对立。至于中东和非洲冷战的起源，大致是老殖民势力急速衰落或瓦解导致美苏两国力图填补“势力真空”，从而在那里形成它们之间的竞争格局。
如前所述，冷战时代美苏之间的紧张程度是起伏变化的。有过几段比较缓解的时期。从1953到1956年，由于欧洲领土和政治现状大致稳定下来，加上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发生变化以及西欧国家的缓和意愿对美国造成了压力和影响，对抗的气氛有所缓解。奥地利问题得到解决，美苏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了最高级会晤，苏联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逐渐出现了持续时间长得多、成果也多得多的另一段缓解时期——被普遍称作“缓和”的时期。在核军备控制领域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包括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以及1972年的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欧洲正常化”是这段时期里缓和的中心内容。西德在美国半心半意支持下推行的“东方政策”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呼应，由此导致了苏联一西德条约、波兰—西德条约以及关于柏林的四方协定，直至1975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欧安会）。欧洲现存国际边界得到了西方的正式确认，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府为此表示同意保障人权和人员、信息的自由交往，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随之兴起。美苏两国都需要通过缓和来减轻军备负担和获得贸易好处，创造有助于它们各自对付第三方（对美国来说先是中国，后是北越，对苏联来说始终是中国）的某些条件，并且都希望通过缓和来限制或削弱对方。然而，军备控制领域和欧洲的缓和未能掩盖美苏在欠发达世界的争夺、对立和竞争。
苏联的瓦解大致地说是美苏冷战的终点，更是全部美苏关系的终点。它与美苏关系的起点十月革命一起，构成20世纪里两个极其引人注目、并且头等重要的事态。苏联多年里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包括美国的干涉、不承认和遏制造成的困难，发展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最主要力量之一。相反，苏联军事力量达到空前强大、其超级大国地位得到美国正式承认之际，却是它开始以相当惊人的速度趋于衰亡之时。一盛一衰，其远因众说纷纭。具有全球史意识的人应当可以感觉到，整个西方在20世纪前半叶持续动荡，危机迭起，战祸横生，而20世纪后半叶在美国主导下相对稳定繁荣，这100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走向同苏联的国运之间有根本性的联系。而且，在20世纪前半叶非凡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但基本僵化了的苏联体制，最终无法适应20世纪后半叶世界的深刻变化。苏联瓦解的某些较近的原因明显得多，其中与美苏冷战相连的主要有：（1）沉重的军备竞赛负担、维持东欧势力范围的高昂经济代价以及在亚非拉三大洲广泛介入、干预和干涉的巨大成本，大大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并且因此助长了苏联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2）冷战环境和冷战思想的束缚严重损害了通过改革尝试纠正体制弊病的可能性，许多这样的弊病实际上甚至被苏联领导人当作为对付美国并与之竞争权势所必需的，或者说它们反而被当作苏联力量的源泉；（3）在冷战的间歇——“缓和”时期发展起来的美苏人员、信息、文化交流，同苏联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同类交流一起，缓慢但有力地影响了苏联社会；这种影响虽然不能说造成了苏联体制的危机，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苏联存在最后几年里该国政治中的主流势力对待体制危机的态度和方式，那就是否定苏联体制，继而取消苏联。就此而言，在所谓“公开性”口号和“新思维”理论的指导和辩解下，戈尔巴乔夫施行的脱缰似的国内政治变更，连同一样快得无法控制的外交转型，构成了苏联瓦解的主要的直接近因。
冷战的主要世界历史意义
冷战的主要世界历史意义似乎在于，它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一场有世界范围巨大影响的美苏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决赛”。在其中，苏联式社会主义及其国际关系模式彻底失败，而且大概是永久性的。这一结局证明了杜鲁门在卸任前夕以政客的夸张语言和强烈的美国意识形态倾向表述的一种信心，那是美式资本主义及其世界秩序观念最后赢得美苏冷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原因：“随自由世界愈益强大，愈益团结，并且对铁幕两边的人们愈益具有吸引力……苏联世界发生变革的时候定会到来。”[2]（p.495）这一结局更证明，原先的社会主义体制如果没有既积极又稳妥、既足够深入又不过头的改革，就无法经久生存下去直至其光辉的未来。实际上早从威尔逊和列宁起，这场多半取决于能否赢得人心的竞赛就已开始，然而二战结束后它是在总的来说对苏联不利的基本环境中进行。美国领导的西方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体系拥有综合优势，而且到80年代已变得相当悬殊。在一个历史时期里，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活力和巨大财富，在此基础上强大的军事力量，较为开放和较为多样的政治文化，越来越突出并传播得越来越广泛的西方人权价值观，大致基于互利和协商、因而较有凝聚力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所有这些挫败或扼阻了苏联势力的扩展，同时又相对于苏联制度“表示了一种引人的替代”[8]（p.114）。
在很大程度上，冷战是19世纪初以来现代国际体系内力量分布格局越来越趋于极化的结果；反过来，冷战又作为基本原因，使这极化趋势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在世界政治的多个重大问题领域和多个重要地理区域，形成了显著的美国霸权。不过，冷战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还有另一方面：多半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在战后初期宽待德国和日本，助其复兴，以后又长期在安全、贸易和金融方面予以照顾和特殊优惠，从而有力地帮助了它们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或者说成为美国的比较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同样首先出于冷战需要而由美国促其起步的中西欧一体化，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还有，从安全和战略上考虑，源自冷战军备竞赛、并且扩散开来的远程战略武器，加上一定程度上源自冷战时期中近东问题的反美恐怖主义势力，实际上结束了两个世纪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予美国的、历来已久的高度不易受伤害性。而且，用一位大战略史家的话说，由于承担了保护许多盟国的义务，美国就由二战前的一个“后方”强国，变成了代价高得多、风险也大得多的一个“前线”强国[9]（pp.173～174）。历史有可能最终证明，冷战的真正结果并非美国的真正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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