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执著探索 大胆开拓
——奥斯卡·汉德林的美国移民史研究
王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9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5年03期第25～30页
【作者简介】王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062）
【关 键 词】奥斯卡·汉德林/美国移民/美国史学
奥斯卡·汉德林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多产、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1]（p.192）他一生著述繁多，研究范围涉及美国历史诸多方面，并在种族史、社会史、城市史等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1939年开始，他在哈佛大学度过了漫长的执教生涯，（注：汉德林最初执教于社会关系学系，后转入历史学系，1954年晋升教授，1958—1966年任哈佛美国自由研究中心主任，1962—1965年任温思罗普历史学讲座教授，1965年擢升查尔斯·沃伦美国史讲座教授，并出任查尔斯·沃伦美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至1972年。1970年起任哈佛大学最高教职任卡尔·普福海尔讲座教授（Carl Pforzheimer University Professor）。1972—1973年，汉德林受聘任牛津大学哈姆斯沃思客座教授，并有北密歇根大学、奥克兰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波士顿学院等近20所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培养了包括伯纳德·贝林、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阿瑟·曼在内的一批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他将史学研究对象和受众拓展到普通读者，使美国史学研究逐步走出英雄伟人与历史学家的狭隘圈子，被誉为“既善于为学者写史，也善于为公众写史，……是为数不多的、作品受到普通读者欢迎的专业历史学家之一”。[1]（p.192）汉德林对美国史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移民在美国经历的解释”。[2]
（一）
奥斯卡·汉德林从事美国移民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个人之偶然因素。
汉德林1915年9月29日出生在纽约市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他从小兴趣广泛，爱好体育，具有音乐天赋，但尤其喜欢阅读，8岁时便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1931年，他如愿进入布鲁克林学院主修历史，3年后获学士学位。仰中世纪史家查尔斯·哈斯金斯之名汉德林报考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但入学后发现哈斯金斯教授业已退休。由于相信学生所师从的导师远比他的研究领域更为重要，他改投著名历史学家老阿瑟·M·施莱辛格门下研读美国社会史。
施莱辛格，一如汉德林，也是移民后代，并对美国移民史研究颇感兴趣，竭力倡导历史学家拓宽研究视野，借助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方法推动史学研究。他的这些兴趣和观点充分反映在授课和著述中，对汉德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施莱辛格建议下，汉德林选择以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波士顿移民——一个被另外一名博士生放弃的选题——作为博士论文。
汉德林为论文写作付出了艰辛劳动，包括奔波波士顿、华盛顿、都柏林和伦敦等地进行资料收集和社会调查。1940年论文完成，翌年付梓出版，书名为《1790—1865年波士顿移民：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在书中，汉德林追述了爱尔兰移民自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内战爆发期间大量涌入波士顿，打破该市原本和谐发展的格局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冲突，以及他们在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重镇漫长的文化调适历程。《波士顿移民》一经问世，便因由于“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人口统计资料和其他官方文献，娴熟地运用社会学概念解释同化和文化适应，以及富有想像力地运用移民报刊，一种迄今被忽视的原始资料”[1]（p.192）而受到重视，被视作“杰出史学著作”、“第一部寻求将移民的经历系统化的著作”[3]（p.214），并获得了1942年美国历史协会授予的殊荣——邓宁奖。1959年，汉德林出版了修订本，将研究下限延伸至1880年。
《波士顿移民》是奥斯卡·汉德林从事移民史研究的一个高起点。以此为开端，他开始了在美国移民史研究领域的辛勤耕耘。
1951年，汉德林的又一部力作《离根者》问世。正如用该书副标题所揭示的，这一次他要论述的是“缔造美利坚民族的伟大移民运动史话”。他将研究视野从单一移民群体在某个城市的文化调适，拓展至1820年以后进入美国各地的3000多万欧洲移民，探索他们在美国寻求建立家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移民经历。他在书中坚称，欧洲移民是不得不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异国陌生都市的迁徙者，他们不仅远离故土，而且必须改变在旧世界形成的生活习性以在美利坚文化熔炉中获得同化，从而遭受极大的文化冲击。汉德林生动描述了移民们在冲击和调适过程中所经受的苦难、歧视和排斥，并注重探索他们在漫长同化过程中的心路历程。除传统史料外，汉德林大量运用了民间传说、小说和报纸，取材浩繁但删繁擎要，以“散文般流畅明晰的行文”写就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史诗般故事，“具有极大的说服力”。[4]（pp.255—256）尽管不少学者批评书中没有注释，但这并不能阻挡《离根者》获得1952年普利策历史著作奖。书中的开篇句“当我想写一部关于美国移民的历史时，我发现移民就是美国史”，[5]（p.3）更是成为日后广为传诵引用之名句。
《波士顿移民》和《离根者》在史学界和社会上盛赞连连。前者被誉为一项“范式研究”（model study），后者被视作汉德林“最负盛名的著作”。[1]（pp.192—193）此后，汉德林孜孜不倦，笔耕不止。（注：仅粗略统计，汉德林迄今撰著30余部（其中7部分别与他的先后两个妻子合作），主编26部（其中5部为合编）。此外，他还参编《美国传记文库》，并且为《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杂志》、《评论》、《星期六评论》等多家杂志撰稿人。——参见Contemporary Authors Online，Gale，在线时间，2004年10月9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出版了大量历史著作，如《昔日美国》、《哈佛美国历史指南》、《机会抑或命运：美国历史转折点》、《美国史》、《历史真相》、《通向葛底斯堡的道路》、《外来世界》……。作为一名才思敏捷的学者，他“几乎在美国历史方方面面展示了他的真知灼见”[6]（p.765），如：《联邦：政府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马萨诸塞个案研究，1774—1861》、《阿尔·史密斯与他的美国》、《约翰·杜威对美国教育的挑战》、《美国原则与问题》、《历史学家与城市》、《夜间火警钟：民权危机》、《歧见、民主与外交政策》、《面对生活：美国历史上的青年与家庭》、《美国畸变》、《自由在美国》……。尽管如此，种族与移民始终是他最关注最投入的研究课题。诚然，汉德林后来的论著再没有一部像《波士顿移民》和《离根者》那样受到高度褒奖引发广泛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和耕耘，直至他被公认为是在这一领域继往开来的重要学者。
（二）
如同他的史学研究涉及美国历史方方面面一样，奥斯卡·汉德林的移民史研究同样涉及该领域的诸多方面。
如果说爱尔兰人是汉德林首先关注的外来移民群体的话，那么，作为犹太移民的后代，他将下一个研究视角投向犹太移民群体显然在情理之中。
1954年，为纪念1654年23名被认为是犹太移民先驱的塞法底犹太人抵达新阿姆斯特丹，汉德林的《闯荡自由世界：犹太人在美国生活300年》问世。他在书中论述犹太人如何在美国获得了远比在欧洲更多的公民权利和安全保障，探究犹太人何以发现改变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是一种冒险，驳斥将犹太人视作长着鹰钩鼻、一心想发财的外国人的成见，剖析20世纪初平民党运动中的种种反犹因素，并且坦诚“阐述过去发展的主线，因为它们与现实和未来的问题有关系”。[4]（p.270）4年后，他的又一部关于犹太移民的专著《美国犹太人史》付梓发行。在1965年出版的《持续的任务：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中，汉德林继续表达了他对这个移民群体的特别兴趣。
在致力于美国犹太人研究的同时，汉德林将视角转向其他外来民族群体。
1954年问世的《20世纪美国人民》实际上是一部关于美国族群，尤其是少数种族和民族的著作。汉德林在书中论述了《离根者》的一个中心论题，即群体意识。他坚称在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方面，美国人是一个反映了他们种族经历的大群体。自由和流动性帮助各族群适应美国生活，种族纽带也自动地并且因他们自己的愿望而发展和改变，但黑人、东方人和印第安人不在其列，因为他们的身份是由肤色强加给他们的。他在书中追述了20世纪初种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并且指出，在美国决定一个人的经济和政治机会的越来越是一个人长处而不是种族出身。
1957年由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种族与国籍》汇集了汉德林的13篇论文，充分反映了他在该领域的涉猎范围之广：黑奴制的起源、血统与种族关系、少数民族的今天、偏见与恐怖、移民回归……。在与其前妻玛丽合作的“黑奴制的起源”篇中，汉德林考察了17世纪劳动力的状况和地位并提出，“奴隶制度并不是从一开始起就存在”，而是在“欧洲传统制度逐渐适应美洲环境”过程中逐渐形成的；[7]（p.4）黑人最初同白人契约奴一样，可以“获得自由并且拥有土地”，直到17世纪60年代——“肤色才成为奴隶地位的标志”。[7]（pp.18—19，p.11）在“老移民与新移民”篇中，汉德林以大量事实揭露并驳斥了迪林厄姆委员会1911年关于移民报告中的种种种族偏见。
种族关系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汉德林的主要研究课题。他先后于1959和1964年推出了《新来者：黑人与波多黎各人在变化中的大都市》和《夜间火警钟：民权危机》两部论著。在《新来者》中，汉德林对那种认为这两个群体截然有别于先前抵达纽约的外来移民的流行看法提出了挑战：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具有其他移民群体的共同特征，只不过肤色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困难。汉德林还对那种认为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比其他族群更容易卷入犯罪活动的看法提出质疑。他强调教育在少数种族同化道路上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公共机构的发展和良好的教育设施将会缓解新来者所经历的社会动乱。在《夜间火警钟》中，汉德林评述了1964年的黑人地位及其民权，论证说“我们可以是平等而不同的”，并且认为黑人所取得的成功使他们更加意识到鸿沟依然存在。汉德林在该书中进一步强调良好的教育机会是改善非裔处境的一种途径，并且对联邦政府旨在增加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和女性就业和升学机会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提出了不同看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汉德林逐步将移民研究置于美国历史发展大背景下审视：在1959年出版的《移民——美国历史的一个要素》中，他专题论述并强调移民在美国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在1963年出版的《新美国人史》中，他考察了全部美国历史，重述一个人们早已熟悉的故事，但着重指出大陆拓居是美国人的主要经历，“社会流动”、“种族多样性”和“国内迁徙”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六七十年代，汉德林的研究视角进一步转向移民研究的其他方面，如《离根者的孩子》（1966）、《自由女神像》（1971），以及以大量图片资料生动论述从印第安文明、英格兰遗产、欧洲移民、华人跨越太平洋、难民以及移民对美国历史发展贡献的《图说移民史》（1972）。1980年，汉德林与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安·奥洛夫历时6年精诚合作主编的《哈佛美国民族群体百科辞典》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为方兴未艾的美国民族和种族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这是美国第一部综合、系统地考察为美利坚社会发展和文化做出贡献的106个民族群体，包括170多个印第安群体的巨著。120多位来自美国和欧洲“最适合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参加了这项工作。[8]（pp.vi-vii）虽然主编事先拟制了体例与大纲，但鉴于外来民族人数不同，经历各异，或资料限制，各词条繁简不一，短者仅千余字，长者数万字。尽管如此，参加编撰的学者们力求客观公允，使各词条较好地反映各移民群体的特征，如“爱尔兰人”条中的“天主教会”与“劳工领袖”，“意大利人”条中的“家庭与家族关系”等。[8]（pp.524—545）《百科辞典》还打破传统格式：除从Acadians（阿卡迪亚人）到Zoroastrians（琐罗亚斯德教徒）按字母顺序编排的正文词条外，还收有29篇专题论文，探讨美国移民研究领域涉及的各种理论问题，或与种族特点有密切关系的重要问题，如“美国特性与美利坚民族认同”，“同化与多元主义”、“从政治角度看多元主义”、“家庭模式”、“定居模式与具体分布”、“入籍与公民资格”等。
一如汉德林的其他著作，《哈佛美国民族群体百科辞典》也受到了批评指摘，如有学者指出“族群”（ethnic groups）概念模糊。尽管如此，《辞典》以详尽的资料，公允的叙述，精到的研究，成为20世纪美国种族群体研究“最系统化、最全面的研究资料大全”，并被誉为“出版界的里程碑”，“前所未有的壮举”。[9]（pp.160—161）汉德林则以此为自己40余年的移民史研究集了大成。
（三）
必须指出的是，奠定奥斯卡·汉德林在美国移民史研究领域领军地位的主要不在于他的众多论著和宽泛的研究范围，而是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了一代学者之先河。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史学关注的是“伟人和突出事件”，即托马斯·C·科克伦所谓的“总统综合”，而不是人民大众，更不要说是移民了。因而移民史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忽视的课题。在19世纪，历史学家即便在著述中涉及移民问题，也往往是泛泛而谈移民的来源和对外来移民的态度，更多关注的是来自西北欧洲移民，而对于世纪之交来自东南欧和亚洲的“新移民”大加指摘和排斥。宗教、文化和语言等多种因素，决定了新移民难以迅速与美国社会融合和同化。时值达尔文物种进化论传入美国，不少学者强调“种族优越论”，很多历史学家也站在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立场上看待外来移民。虽然后来开始有学者承认移民是美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他们的论述总体来说是肤浅的，不仅同样表达了一种种族偏见，而且关注的是早期殖民者或参加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德意志人和爱尔兰人。
诚然，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后裔有涉及移民史研究的，但由于他们的著述往往充满对本族裔的关爱和对排外主义者的憎恶，并且出于反击主张限制移民者的攻击的需要和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美国主流文化看法的挑战，因而虽然他们努力发掘了大量资料详细叙述前人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却不免带有偏见和袒护，何况他们所关注的也往往是本族裔中的少数精英。
历史学家的淡漠将这个领域留给了社会学家。东南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构成了后者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但他们的著述绝大多数同样表达了对新移民群体的种族偏见。即便有一些社会学家对外来移民持同情态度，通过对移民家庭和社区生活的大量研究对这个课题提出了新认识，但他们的著述往往缺乏历史透视，更没能把移民理解成一个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开端的社会过程。
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他们开始注重群体历史，力图勾画大批人或社会群体的行为。边疆学派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J·特纳较早地将移民问题纳入研究视角。特纳强调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西部边疆的不断探索和征服“促进了一个混合性民族的形成”，在边疆的熔炉中，“移民被美国化”，因而成为较早提出同化外来移民的历史学家，尽管他并没有具体提出同化移民的措施抑或方法。詹姆斯·H·鲁滨逊、老阿瑟·M·施莱辛格等人同样为美国移民史研究作了舆论准备。鲁滨逊主张用多元论研究历史，施莱辛格则在他1922年出版的《美国历史新论》中明确提出移民是美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看法进一步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
第一个提出将移民作为历史研究一个领域并着手进行研究的是马库斯·李·汉森。汉森1927年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的论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美国移民史》通常被视作全面论述移民问题的“纲领性文件”。[8]（p.143）同汉德林一样，汉森在导师特纳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移民。受导师影响，汉森将移民看作“西进运动的补充”，“把美国看作欧洲的边疆”，因而认为美国移民史研究必须始于欧洲。汉森将大量时间用于收集欧洲档案馆的材料，计划写一部从詹姆斯敦到20世纪的3卷本移民史专著。可惜天不假年，汉森只完成第一卷部分手稿便去世了。经施莱辛格修订，该书于1940年出版，书名为《跨越大西洋的移民，1607—1860》。汉森在书中分析了“殖民者”与“移民”的区别，论证了迫使欧洲移民大规模迁徙美国并非主要是政治或宗教原因，而是社会和经济原因。汉森的研究挑战了许多传统观念，但由于他所引用的资料主要是官方的或上层的文献资料，而不是移民自身的素材和想法，因而使之“依然模糊不清和毫无差别”。他强调移民的欧洲背景，却没有对美国方面进行同样详尽的论述，并缺少移民对美国社会影响的全面论述。[4]（pp.244—245）
因此，汉德林在施莱辛格指导下开始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时，实际进入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刚刚开始耕耘的一片处女地。前辈学者和同仁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但是这项课题错综复杂的全部内容还有待揭示，更何况当时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老移民群体，尤其定居在中西部农村的移民群体，很少有人深入细致地研究大量涌入城市从事工业建设的更为庞大的外来移民，更少有人用社会学概念来说明某个城市社区对大规模移民压力的反应方式，这就给汉德林的研究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四）
汉德林对美国移民史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帮助开发并拓展了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还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资料以及运用全新的叙述模式和语言。
首先，汉德林在研究中提出许多不同于传统看法的独到之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受到同行的首肯和赞赏，尽管他的不少看法引起激烈的争论乃至尖锐的抨击。笔者以为，这正是汉德林对美国移民史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学者们在对他论点的争论和批评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一步深入乃至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例如，在《闯荡自由世界》中，汉德林提出排犹主义发端于19世纪90年代，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60或70年代，并尖锐地指出平民党运动中存在排犹主义因素。这些看法引起了学者的争论。约翰·海厄姆、弗雷德里克·贾勒等甚至怀疑他所运用的资料的真实性，并对他的论断提出质疑。不过，汉德林的论说触发了美国20世纪下半叶另一位重要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浓厚兴趣。霍夫施塔特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改革的时代》中考察了平民党运动后发聋振聩地指出，平民党运动是一次重要的改革，为美国政治做出了“最具建设性的贡献”，但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10]（pp.60—61）
同样，汉德林关于早期黑人地位的论说一再引起学者质疑。按照奥尔登·T·沃恩的计算，在弗吉尼亚，70％的黑人是奴隶，而不是汉德林夫妇所谓的黑人仆佣。[11]（p.354）。卡尔·N·德格勒则在他的《今从史出：塑造近代美国的各种力量》中提出了与汉德林夫妇“截然相反的看法”。德格勒认为，虽然有大量事实证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17世纪60年代之前的记录很少提及“奴隶”，而主要谈论的是“黑人”，但这并不表明那儿不存在事实上的奴隶制度。[12]（p.469，pp.29—30）汉德林关于种族主义是奴隶制度的副产品而不是原因的看法同样受到尖锐的批评。温思罗普·乔丹撰文称这种看法难以令人信服，并且针锋相对地指出奴隶制和种族偏见同时产生，两者经常相互作用，并在其重要论著《白人凌驾于黑人之上：美国人对黑人的态度，1550—1812年》中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观点。
其次，汉德林在研究中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由于移民史研究在美国20世纪中叶尚处开拓阶段，汉德林大胆参考借鉴了在该领域走在前面的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并成功地将它们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去。《波士顿移民》研究的是一个“不仅被忽略而且没有系统阐述的领域”，汉德林“在运用社会学概念于一种复杂的历史问题中表现了高超的技艺”，因而被视作美国历史编撰中的一个里程碑。[4]（p.248）在描述波士顿如何从一个有着同质文化人口的商业中心，转变成被群体冲突弄得四分五裂的工业大都市的过程中，汉德林借鉴了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家们的社区研究模式，如罗伯特·帕克在城市化研究中对芝加哥继大量异质人口进入相对小的区域之后所出现的社会解体、社会控制和社会重新组织的循环研究、埃弗里特·斯通奎斯特在《边缘人》中对各种亚文化群体文化和心理的考察……。汉德林认为类似研究说明了将社区作为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虽然他充分认识到社区研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更为困难。
还有学者批评汉德林用社会学“对称模式”理论来解释复杂的历史，而没有对“每一个种族群体与众不同的文化特点及这种特点对他们在新世界的调适方式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弗兰克·西斯尔思韦特指出，移民潮流极其复杂，而非全都来自于欧洲农村，况且欧洲本土居民原本就有在国内或在欧洲国家之间移居的传统，因此很多移民来自母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如来自德国的波兰人、来自法国甚至南美的意大利人。这些人是有经验的旅行者，在到达美国之前他们的农民意识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不可否认，虽然汉德林的研究视角并不是全新的，因为一些社会学家，如威廉·C·史密斯和汉尼巴尔·G·邓肯分别在他们的研究中作了同样的探索，（注：参见：William C.Smith，Americans in the Making，New York，1939，Hannibal G.Duncan，Im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Boston，1933。）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移民显然缺乏历史深度，更何况还没有人尝试重构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迁徙的千百万人的生活。用罗纳德·塔卡基的话来说就是，汉德林“提供了使人耳目一新的修正主义，为研究普通民众而不是君主和总统铺平了道路”，“启发下一代历史学家考察诸如费城工匠和波士顿爱尔兰移民的群体”。[13]（p.6）
再次，汉德林的移民史研究大大拓展了史学研究可利用的资料。
从第一部著作起，汉德林就不囿于史学研究者传统的资料，而是大量运用了传统资料之外的其他原始资料，如各移民群体办的报纸、政府文献和社区卷宗、小说等。
在汉德林看来，移民报刊记载了移民活动，反映并影响了移民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所进入的社会的看法，因而比任何其他资料更能反映阅读者的内部生活。他甚至将移民报刊视作“关于移民文献的最丰富的储藏”[4]（p.246）。政府文献和社区卷宗同样使汉德林深受裨益：他从联邦、州和地方的人口普查资料中发现了历史学家未曾充分利用的大量社会资料。政府卷宗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信息——公众健康、教育、住房等。移民小说则为汉德林展现了关于移民生活和心路历程的生动故事。
这些资料运用同样引发了同行们的批评。如有学者指出，在各种外文报刊中，也许只有纽约市的意第绪语报做得比较好——因为不少移民群体无办报能力或阅读能力。也有人提出即便是意第绪语报刊，作为历史资料也是有限的，因为编辑们为了吸引读者往往不适当地强调并夸大色彩和戏剧性。还有学者认为“汉德林的论据来自于原始户口调查表和简单的数字统计，因而主观印象的痕迹很重”，而他引用波士顿《向导报》连载的安娜·汉森·麦肯尼·多尔西的小说来说明爱尔兰人对诸如宗教、社会阶层和种族关系的态度的证据也不甚妥当，因为多尔西夫人只不过是马里兰一个古老家庭的成员，尽管她取了个爱尔兰名字，实际上并不是爱尔兰人。但是这些批评和指摘并不能抹杀汉德林在这方面的探索，而是促使历史学家们在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在汉德林研究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被发现和运用，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得到充分的论证和阐述。
最后，汉德林在他的移民史研究中运用了全新的叙述模式和语言。
汉德林的许多研究著作没有采用历史学家传统的呆板枯燥的写作方法，而是形象生动明晰，乃至不乏幽默感，再加上他对历史不同寻常的感悟力和对人的关注，使著作真挚感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如他在《离根者》中关于18世纪欧洲移民在母国田园般的生活方式、漂洋过海的艰辛和实现美国梦的苦难历程。一些文章指责汉德林的论著大多过于简单以迎合非专业读者，另有文章批评他的著作没有注释，因而缺乏可信度。但是，即使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否认，汉德林的研究和著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美国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受众。
汉德林的种种探索和研究，促使后学深入他所进入的每一个领域去考察他的重要假说。他的研究本身也成为后学楷模：《波士顿移民》“为一代移民历史学家建立了一个标准”[14]（p.86）、《哈佛历史指南》被推崇为“美国历史领域最具权威的文献学工具书之一”、他与约翰·伯查德合著的《历史学家与城市》则被认为“对美国历史新兴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汉德林在美国社会史，尤其是他关于移民的重要性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研究更被称作“里程碑式的贡献”。[1]（pp.194—197）对于汉德林来说，移民不仅仅是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是理解美利坚文明的关键。精到的论见和卓越的研究使奥斯卡·汉德林在美国史学界享有弗雷德里克·特纳和查尔斯·比尔德同样的盛名。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9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5年03期第25～30页
【作者简介】王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062）
| 【内容提要】 | 奥斯卡·汉德林认为移民不仅是美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是理解美利坚文明的关键。他终身致力于美国外来移民研究，发表了大量开拓性论著，并以其独到的研究视角，娴熟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积极拓展历史资料的运用范畴和论述方式，在美国移民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和“里程碑式”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历史其他新兴领域的研发。 |
（一）
奥斯卡·汉德林从事美国移民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个人之偶然因素。
汉德林1915年9月29日出生在纽约市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他从小兴趣广泛，爱好体育，具有音乐天赋，但尤其喜欢阅读，8岁时便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1931年，他如愿进入布鲁克林学院主修历史，3年后获学士学位。仰中世纪史家查尔斯·哈斯金斯之名汉德林报考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但入学后发现哈斯金斯教授业已退休。由于相信学生所师从的导师远比他的研究领域更为重要，他改投著名历史学家老阿瑟·M·施莱辛格门下研读美国社会史。
施莱辛格，一如汉德林，也是移民后代，并对美国移民史研究颇感兴趣，竭力倡导历史学家拓宽研究视野，借助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方法推动史学研究。他的这些兴趣和观点充分反映在授课和著述中，对汉德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施莱辛格建议下，汉德林选择以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波士顿移民——一个被另外一名博士生放弃的选题——作为博士论文。
汉德林为论文写作付出了艰辛劳动，包括奔波波士顿、华盛顿、都柏林和伦敦等地进行资料收集和社会调查。1940年论文完成，翌年付梓出版，书名为《1790—1865年波士顿移民：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在书中，汉德林追述了爱尔兰移民自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内战爆发期间大量涌入波士顿，打破该市原本和谐发展的格局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冲突，以及他们在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重镇漫长的文化调适历程。《波士顿移民》一经问世，便因由于“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人口统计资料和其他官方文献，娴熟地运用社会学概念解释同化和文化适应，以及富有想像力地运用移民报刊，一种迄今被忽视的原始资料”[1]（p.192）而受到重视，被视作“杰出史学著作”、“第一部寻求将移民的经历系统化的著作”[3]（p.214），并获得了1942年美国历史协会授予的殊荣——邓宁奖。1959年，汉德林出版了修订本，将研究下限延伸至1880年。
《波士顿移民》是奥斯卡·汉德林从事移民史研究的一个高起点。以此为开端，他开始了在美国移民史研究领域的辛勤耕耘。
1951年，汉德林的又一部力作《离根者》问世。正如用该书副标题所揭示的，这一次他要论述的是“缔造美利坚民族的伟大移民运动史话”。他将研究视野从单一移民群体在某个城市的文化调适，拓展至1820年以后进入美国各地的3000多万欧洲移民，探索他们在美国寻求建立家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移民经历。他在书中坚称，欧洲移民是不得不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异国陌生都市的迁徙者，他们不仅远离故土，而且必须改变在旧世界形成的生活习性以在美利坚文化熔炉中获得同化，从而遭受极大的文化冲击。汉德林生动描述了移民们在冲击和调适过程中所经受的苦难、歧视和排斥，并注重探索他们在漫长同化过程中的心路历程。除传统史料外，汉德林大量运用了民间传说、小说和报纸，取材浩繁但删繁擎要，以“散文般流畅明晰的行文”写就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史诗般故事，“具有极大的说服力”。[4]（pp.255—256）尽管不少学者批评书中没有注释，但这并不能阻挡《离根者》获得1952年普利策历史著作奖。书中的开篇句“当我想写一部关于美国移民的历史时，我发现移民就是美国史”，[5]（p.3）更是成为日后广为传诵引用之名句。
《波士顿移民》和《离根者》在史学界和社会上盛赞连连。前者被誉为一项“范式研究”（model study），后者被视作汉德林“最负盛名的著作”。[1]（pp.192—193）此后，汉德林孜孜不倦，笔耕不止。（注：仅粗略统计，汉德林迄今撰著30余部（其中7部分别与他的先后两个妻子合作），主编26部（其中5部为合编）。此外，他还参编《美国传记文库》，并且为《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杂志》、《评论》、《星期六评论》等多家杂志撰稿人。——参见Contemporary Authors Online，Gale，在线时间，2004年10月9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出版了大量历史著作，如《昔日美国》、《哈佛美国历史指南》、《机会抑或命运：美国历史转折点》、《美国史》、《历史真相》、《通向葛底斯堡的道路》、《外来世界》……。作为一名才思敏捷的学者，他“几乎在美国历史方方面面展示了他的真知灼见”[6]（p.765），如：《联邦：政府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马萨诸塞个案研究，1774—1861》、《阿尔·史密斯与他的美国》、《约翰·杜威对美国教育的挑战》、《美国原则与问题》、《历史学家与城市》、《夜间火警钟：民权危机》、《歧见、民主与外交政策》、《面对生活：美国历史上的青年与家庭》、《美国畸变》、《自由在美国》……。尽管如此，种族与移民始终是他最关注最投入的研究课题。诚然，汉德林后来的论著再没有一部像《波士顿移民》和《离根者》那样受到高度褒奖引发广泛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和耕耘，直至他被公认为是在这一领域继往开来的重要学者。
（二）
如同他的史学研究涉及美国历史方方面面一样，奥斯卡·汉德林的移民史研究同样涉及该领域的诸多方面。
如果说爱尔兰人是汉德林首先关注的外来移民群体的话，那么，作为犹太移民的后代，他将下一个研究视角投向犹太移民群体显然在情理之中。
1954年，为纪念1654年23名被认为是犹太移民先驱的塞法底犹太人抵达新阿姆斯特丹，汉德林的《闯荡自由世界：犹太人在美国生活300年》问世。他在书中论述犹太人如何在美国获得了远比在欧洲更多的公民权利和安全保障，探究犹太人何以发现改变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是一种冒险，驳斥将犹太人视作长着鹰钩鼻、一心想发财的外国人的成见，剖析20世纪初平民党运动中的种种反犹因素，并且坦诚“阐述过去发展的主线，因为它们与现实和未来的问题有关系”。[4]（p.270）4年后，他的又一部关于犹太移民的专著《美国犹太人史》付梓发行。在1965年出版的《持续的任务：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中，汉德林继续表达了他对这个移民群体的特别兴趣。
在致力于美国犹太人研究的同时，汉德林将视角转向其他外来民族群体。
1954年问世的《20世纪美国人民》实际上是一部关于美国族群，尤其是少数种族和民族的著作。汉德林在书中论述了《离根者》的一个中心论题，即群体意识。他坚称在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方面，美国人是一个反映了他们种族经历的大群体。自由和流动性帮助各族群适应美国生活，种族纽带也自动地并且因他们自己的愿望而发展和改变，但黑人、东方人和印第安人不在其列，因为他们的身份是由肤色强加给他们的。他在书中追述了20世纪初种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并且指出，在美国决定一个人的经济和政治机会的越来越是一个人长处而不是种族出身。
1957年由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种族与国籍》汇集了汉德林的13篇论文，充分反映了他在该领域的涉猎范围之广：黑奴制的起源、血统与种族关系、少数民族的今天、偏见与恐怖、移民回归……。在与其前妻玛丽合作的“黑奴制的起源”篇中，汉德林考察了17世纪劳动力的状况和地位并提出，“奴隶制度并不是从一开始起就存在”，而是在“欧洲传统制度逐渐适应美洲环境”过程中逐渐形成的；[7]（p.4）黑人最初同白人契约奴一样，可以“获得自由并且拥有土地”，直到17世纪60年代——“肤色才成为奴隶地位的标志”。[7]（pp.18—19，p.11）在“老移民与新移民”篇中，汉德林以大量事实揭露并驳斥了迪林厄姆委员会1911年关于移民报告中的种种种族偏见。
种族关系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汉德林的主要研究课题。他先后于1959和1964年推出了《新来者：黑人与波多黎各人在变化中的大都市》和《夜间火警钟：民权危机》两部论著。在《新来者》中，汉德林对那种认为这两个群体截然有别于先前抵达纽约的外来移民的流行看法提出了挑战：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具有其他移民群体的共同特征，只不过肤色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困难。汉德林还对那种认为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比其他族群更容易卷入犯罪活动的看法提出质疑。他强调教育在少数种族同化道路上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公共机构的发展和良好的教育设施将会缓解新来者所经历的社会动乱。在《夜间火警钟》中，汉德林评述了1964年的黑人地位及其民权，论证说“我们可以是平等而不同的”，并且认为黑人所取得的成功使他们更加意识到鸿沟依然存在。汉德林在该书中进一步强调良好的教育机会是改善非裔处境的一种途径，并且对联邦政府旨在增加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和女性就业和升学机会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提出了不同看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汉德林逐步将移民研究置于美国历史发展大背景下审视：在1959年出版的《移民——美国历史的一个要素》中，他专题论述并强调移民在美国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在1963年出版的《新美国人史》中，他考察了全部美国历史，重述一个人们早已熟悉的故事，但着重指出大陆拓居是美国人的主要经历，“社会流动”、“种族多样性”和“国内迁徙”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六七十年代，汉德林的研究视角进一步转向移民研究的其他方面，如《离根者的孩子》（1966）、《自由女神像》（1971），以及以大量图片资料生动论述从印第安文明、英格兰遗产、欧洲移民、华人跨越太平洋、难民以及移民对美国历史发展贡献的《图说移民史》（1972）。1980年，汉德林与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安·奥洛夫历时6年精诚合作主编的《哈佛美国民族群体百科辞典》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为方兴未艾的美国民族和种族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这是美国第一部综合、系统地考察为美利坚社会发展和文化做出贡献的106个民族群体，包括170多个印第安群体的巨著。120多位来自美国和欧洲“最适合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参加了这项工作。[8]（pp.vi-vii）虽然主编事先拟制了体例与大纲，但鉴于外来民族人数不同，经历各异，或资料限制，各词条繁简不一，短者仅千余字，长者数万字。尽管如此，参加编撰的学者们力求客观公允，使各词条较好地反映各移民群体的特征，如“爱尔兰人”条中的“天主教会”与“劳工领袖”，“意大利人”条中的“家庭与家族关系”等。[8]（pp.524—545）《百科辞典》还打破传统格式：除从Acadians（阿卡迪亚人）到Zoroastrians（琐罗亚斯德教徒）按字母顺序编排的正文词条外，还收有29篇专题论文，探讨美国移民研究领域涉及的各种理论问题，或与种族特点有密切关系的重要问题，如“美国特性与美利坚民族认同”，“同化与多元主义”、“从政治角度看多元主义”、“家庭模式”、“定居模式与具体分布”、“入籍与公民资格”等。
一如汉德林的其他著作，《哈佛美国民族群体百科辞典》也受到了批评指摘，如有学者指出“族群”（ethnic groups）概念模糊。尽管如此，《辞典》以详尽的资料，公允的叙述，精到的研究，成为20世纪美国种族群体研究“最系统化、最全面的研究资料大全”，并被誉为“出版界的里程碑”，“前所未有的壮举”。[9]（pp.160—161）汉德林则以此为自己40余年的移民史研究集了大成。
（三）
必须指出的是，奠定奥斯卡·汉德林在美国移民史研究领域领军地位的主要不在于他的众多论著和宽泛的研究范围，而是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了一代学者之先河。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史学关注的是“伟人和突出事件”，即托马斯·C·科克伦所谓的“总统综合”，而不是人民大众，更不要说是移民了。因而移民史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忽视的课题。在19世纪，历史学家即便在著述中涉及移民问题，也往往是泛泛而谈移民的来源和对外来移民的态度，更多关注的是来自西北欧洲移民，而对于世纪之交来自东南欧和亚洲的“新移民”大加指摘和排斥。宗教、文化和语言等多种因素，决定了新移民难以迅速与美国社会融合和同化。时值达尔文物种进化论传入美国，不少学者强调“种族优越论”，很多历史学家也站在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立场上看待外来移民。虽然后来开始有学者承认移民是美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他们的论述总体来说是肤浅的，不仅同样表达了一种种族偏见，而且关注的是早期殖民者或参加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德意志人和爱尔兰人。
诚然，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后裔有涉及移民史研究的，但由于他们的著述往往充满对本族裔的关爱和对排外主义者的憎恶，并且出于反击主张限制移民者的攻击的需要和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美国主流文化看法的挑战，因而虽然他们努力发掘了大量资料详细叙述前人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却不免带有偏见和袒护，何况他们所关注的也往往是本族裔中的少数精英。
历史学家的淡漠将这个领域留给了社会学家。东南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构成了后者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但他们的著述绝大多数同样表达了对新移民群体的种族偏见。即便有一些社会学家对外来移民持同情态度，通过对移民家庭和社区生活的大量研究对这个课题提出了新认识，但他们的著述往往缺乏历史透视，更没能把移民理解成一个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开端的社会过程。
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他们开始注重群体历史，力图勾画大批人或社会群体的行为。边疆学派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J·特纳较早地将移民问题纳入研究视角。特纳强调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西部边疆的不断探索和征服“促进了一个混合性民族的形成”，在边疆的熔炉中，“移民被美国化”，因而成为较早提出同化外来移民的历史学家，尽管他并没有具体提出同化移民的措施抑或方法。詹姆斯·H·鲁滨逊、老阿瑟·M·施莱辛格等人同样为美国移民史研究作了舆论准备。鲁滨逊主张用多元论研究历史，施莱辛格则在他1922年出版的《美国历史新论》中明确提出移民是美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看法进一步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
第一个提出将移民作为历史研究一个领域并着手进行研究的是马库斯·李·汉森。汉森1927年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的论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美国移民史》通常被视作全面论述移民问题的“纲领性文件”。[8]（p.143）同汉德林一样，汉森在导师特纳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移民。受导师影响，汉森将移民看作“西进运动的补充”，“把美国看作欧洲的边疆”，因而认为美国移民史研究必须始于欧洲。汉森将大量时间用于收集欧洲档案馆的材料，计划写一部从詹姆斯敦到20世纪的3卷本移民史专著。可惜天不假年，汉森只完成第一卷部分手稿便去世了。经施莱辛格修订，该书于1940年出版，书名为《跨越大西洋的移民，1607—1860》。汉森在书中分析了“殖民者”与“移民”的区别，论证了迫使欧洲移民大规模迁徙美国并非主要是政治或宗教原因，而是社会和经济原因。汉森的研究挑战了许多传统观念，但由于他所引用的资料主要是官方的或上层的文献资料，而不是移民自身的素材和想法，因而使之“依然模糊不清和毫无差别”。他强调移民的欧洲背景，却没有对美国方面进行同样详尽的论述，并缺少移民对美国社会影响的全面论述。[4]（pp.244—245）
因此，汉德林在施莱辛格指导下开始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时，实际进入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刚刚开始耕耘的一片处女地。前辈学者和同仁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但是这项课题错综复杂的全部内容还有待揭示，更何况当时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老移民群体，尤其定居在中西部农村的移民群体，很少有人深入细致地研究大量涌入城市从事工业建设的更为庞大的外来移民，更少有人用社会学概念来说明某个城市社区对大规模移民压力的反应方式，这就给汉德林的研究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四）
汉德林对美国移民史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帮助开发并拓展了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还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资料以及运用全新的叙述模式和语言。
首先，汉德林在研究中提出许多不同于传统看法的独到之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受到同行的首肯和赞赏，尽管他的不少看法引起激烈的争论乃至尖锐的抨击。笔者以为，这正是汉德林对美国移民史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学者们在对他论点的争论和批评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一步深入乃至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例如，在《闯荡自由世界》中，汉德林提出排犹主义发端于19世纪90年代，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60或70年代，并尖锐地指出平民党运动中存在排犹主义因素。这些看法引起了学者的争论。约翰·海厄姆、弗雷德里克·贾勒等甚至怀疑他所运用的资料的真实性，并对他的论断提出质疑。不过，汉德林的论说触发了美国20世纪下半叶另一位重要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浓厚兴趣。霍夫施塔特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改革的时代》中考察了平民党运动后发聋振聩地指出，平民党运动是一次重要的改革，为美国政治做出了“最具建设性的贡献”，但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10]（pp.60—61）
同样，汉德林关于早期黑人地位的论说一再引起学者质疑。按照奥尔登·T·沃恩的计算，在弗吉尼亚，70％的黑人是奴隶，而不是汉德林夫妇所谓的黑人仆佣。[11]（p.354）。卡尔·N·德格勒则在他的《今从史出：塑造近代美国的各种力量》中提出了与汉德林夫妇“截然相反的看法”。德格勒认为，虽然有大量事实证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17世纪60年代之前的记录很少提及“奴隶”，而主要谈论的是“黑人”，但这并不表明那儿不存在事实上的奴隶制度。[12]（p.469，pp.29—30）汉德林关于种族主义是奴隶制度的副产品而不是原因的看法同样受到尖锐的批评。温思罗普·乔丹撰文称这种看法难以令人信服，并且针锋相对地指出奴隶制和种族偏见同时产生，两者经常相互作用，并在其重要论著《白人凌驾于黑人之上：美国人对黑人的态度，1550—1812年》中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观点。
其次，汉德林在研究中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由于移民史研究在美国20世纪中叶尚处开拓阶段，汉德林大胆参考借鉴了在该领域走在前面的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并成功地将它们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去。《波士顿移民》研究的是一个“不仅被忽略而且没有系统阐述的领域”，汉德林“在运用社会学概念于一种复杂的历史问题中表现了高超的技艺”，因而被视作美国历史编撰中的一个里程碑。[4]（p.248）在描述波士顿如何从一个有着同质文化人口的商业中心，转变成被群体冲突弄得四分五裂的工业大都市的过程中，汉德林借鉴了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家们的社区研究模式，如罗伯特·帕克在城市化研究中对芝加哥继大量异质人口进入相对小的区域之后所出现的社会解体、社会控制和社会重新组织的循环研究、埃弗里特·斯通奎斯特在《边缘人》中对各种亚文化群体文化和心理的考察……。汉德林认为类似研究说明了将社区作为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虽然他充分认识到社区研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更为困难。
还有学者批评汉德林用社会学“对称模式”理论来解释复杂的历史，而没有对“每一个种族群体与众不同的文化特点及这种特点对他们在新世界的调适方式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弗兰克·西斯尔思韦特指出，移民潮流极其复杂，而非全都来自于欧洲农村，况且欧洲本土居民原本就有在国内或在欧洲国家之间移居的传统，因此很多移民来自母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如来自德国的波兰人、来自法国甚至南美的意大利人。这些人是有经验的旅行者，在到达美国之前他们的农民意识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不可否认，虽然汉德林的研究视角并不是全新的，因为一些社会学家，如威廉·C·史密斯和汉尼巴尔·G·邓肯分别在他们的研究中作了同样的探索，（注：参见：William C.Smith，Americans in the Making，New York，1939，Hannibal G.Duncan，Im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Boston，1933。）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移民显然缺乏历史深度，更何况还没有人尝试重构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迁徙的千百万人的生活。用罗纳德·塔卡基的话来说就是，汉德林“提供了使人耳目一新的修正主义，为研究普通民众而不是君主和总统铺平了道路”，“启发下一代历史学家考察诸如费城工匠和波士顿爱尔兰移民的群体”。[13]（p.6）
再次，汉德林的移民史研究大大拓展了史学研究可利用的资料。
从第一部著作起，汉德林就不囿于史学研究者传统的资料，而是大量运用了传统资料之外的其他原始资料，如各移民群体办的报纸、政府文献和社区卷宗、小说等。
在汉德林看来，移民报刊记载了移民活动，反映并影响了移民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所进入的社会的看法，因而比任何其他资料更能反映阅读者的内部生活。他甚至将移民报刊视作“关于移民文献的最丰富的储藏”[4]（p.246）。政府文献和社区卷宗同样使汉德林深受裨益：他从联邦、州和地方的人口普查资料中发现了历史学家未曾充分利用的大量社会资料。政府卷宗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信息——公众健康、教育、住房等。移民小说则为汉德林展现了关于移民生活和心路历程的生动故事。
这些资料运用同样引发了同行们的批评。如有学者指出，在各种外文报刊中，也许只有纽约市的意第绪语报做得比较好——因为不少移民群体无办报能力或阅读能力。也有人提出即便是意第绪语报刊，作为历史资料也是有限的，因为编辑们为了吸引读者往往不适当地强调并夸大色彩和戏剧性。还有学者认为“汉德林的论据来自于原始户口调查表和简单的数字统计，因而主观印象的痕迹很重”，而他引用波士顿《向导报》连载的安娜·汉森·麦肯尼·多尔西的小说来说明爱尔兰人对诸如宗教、社会阶层和种族关系的态度的证据也不甚妥当，因为多尔西夫人只不过是马里兰一个古老家庭的成员，尽管她取了个爱尔兰名字，实际上并不是爱尔兰人。但是这些批评和指摘并不能抹杀汉德林在这方面的探索，而是促使历史学家们在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在汉德林研究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被发现和运用，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得到充分的论证和阐述。
最后，汉德林在他的移民史研究中运用了全新的叙述模式和语言。
汉德林的许多研究著作没有采用历史学家传统的呆板枯燥的写作方法，而是形象生动明晰，乃至不乏幽默感，再加上他对历史不同寻常的感悟力和对人的关注，使著作真挚感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如他在《离根者》中关于18世纪欧洲移民在母国田园般的生活方式、漂洋过海的艰辛和实现美国梦的苦难历程。一些文章指责汉德林的论著大多过于简单以迎合非专业读者，另有文章批评他的著作没有注释，因而缺乏可信度。但是，即使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否认，汉德林的研究和著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美国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受众。
汉德林的种种探索和研究，促使后学深入他所进入的每一个领域去考察他的重要假说。他的研究本身也成为后学楷模：《波士顿移民》“为一代移民历史学家建立了一个标准”[14]（p.86）、《哈佛历史指南》被推崇为“美国历史领域最具权威的文献学工具书之一”、他与约翰·伯查德合著的《历史学家与城市》则被认为“对美国历史新兴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汉德林在美国社会史，尤其是他关于移民的重要性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研究更被称作“里程碑式的贡献”。[1]（pp.194—197）对于汉德林来说，移民不仅仅是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是理解美利坚文明的关键。精到的论见和卓越的研究使奥斯卡·汉德林在美国史学界享有弗雷德里克·特纳和查尔斯·比尔德同样的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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