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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
——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
盛邦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9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5年03期第129～144页
【作者简介】盛邦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433）
【关 键 词】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过程与流派/异变与结局/右翼思潮源流
萌生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其早期形态，原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然而随着其步步演化异变，其中最反动的一翼加速膨胀，终成为彻底的侵略思潮。日本侵略亚洲主义是日本亚洲主义在其思想历程中一路右倾下滑到达的罪恶终点；是日本亚洲主义内部消长，最终右翼制霸获致的黑暗结局。对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做历史分析，不等于对日本亚洲主义的“肯定”，而是探讨“日本亚洲主义演化说”与“日本右翼思潮源流说”。
对复杂的思想史学问题，当采用通常的竖切面的重视“过程”的阶段分析法与横切面的解析“多元”的流派分析法，做总体“解剖”。事实是，通过对日本亚洲主义如何走向“罪恶终点”与“黑暗结局”的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对其中流派做具体分析，可对日本侵略主义做更深刻与科学的揭示，有助于与世界及日本人民一道，总结历史的教训，探析日本右翼思潮的源生与发展，杜绝“罪恶”的重演与“黑暗”的再来。
一 关于日本亚洲主义定义的讨论
这里所谓的“定义”，说的是对这个思潮性质判定，对这个思潮各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对其内部流派的探讨。对日本亚洲主义可不可以做“过程”、“流派”与“异变”的分析？有没有一个“早期日本亚洲主义”？应该不应该通过对“早期日本亚洲主义”“异变”的考察，对日本右翼思潮做源流根底的探讨？这些都是在讨论日本亚洲主义定义时必然遇到的问题。
日本亚洲主义研究家竹内好对日本亚洲主义做如下定义：“亚洲主义既不和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完全重合，也不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及国粹主义）完全重合，不用说，当然不和左翼的国际主义重合。”竹内好的“非重合”论说明日本亚洲主义，在其开初没有与“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发生“完全重合”，故具有多元多义性。竹内好也看到日本亚洲主义有一个转化过程，最终与“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发生最大的“重合”。（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第12頁。）
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初期亚细亚主义史的考察》一文认为：日本曾有“初期亚洲主义”，也称“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其主要内容为“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狭间直树说：“为对抗欧洲，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及所谓亚细亚主义登场，其所倡导的团结提携论，从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上说，乃以亚细亚内部对等关系为前提。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然而随着“（日本）快速达成维新，成为‘脱亚’的先驱”，“亚细亚主义将诸国对等团结的思想抛弃，成为以日本优越论为基本轴心的支持侵略的理论”。（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1），《东亚》2001年8月号。）
日本《亚细亚历史事典》（1959—1962年刊）这样定义日本亚洲主义：“为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亚洲诸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明治初年以来，关系到日本的独立问题，提出了‘亚细亚连带论’。这样的思想存在于自由民权论者之中，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出复杂的差异性”，“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衰落、天皇制国家制度的确立，对清军备的扩张，大亚细亚主义抬头”，“玄洋社抛弃了民权论，转向为国权论者，这是1887年的事”，以此为标志，“大亚细亚主义虽然继续主张日本同样是被压迫民族，与亚洲同文同种；强调东洋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亚细亚民族连带提携，而在实际意义上已在发挥隐蔽明治政府侵略政策的作用。”（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10頁。）
国内学者在给日本亚洲主义定义时，也大都体现了阶段分析（早期阶段与后期阶段）的过程论、多元分析的流派论与总体分析的异变论。
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说：“兴亚”论“在当时日本朝野乃至中国反清人士中，有广泛的接受层面，而表现为广泛的多义性”，总起来说，一部分民权论者，持“兴亚”论主张，“企望以东亚各国的联合来抵御外侮。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皆属这一体系。”然而，“兴亚”论也有其另外重要的一面，“兴亚”论者中的国权论者，“并不是以争取民族平等为东亚联合的出发点，而都是以伸张日本国家利益作为‘兴亚’的最根本的要求”。既有“联合来抵御外侮”一面，也有侵略的一面。这是严先生对“兴亚”论的“两分法”。（注：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7页。）
孙歌评论幸德秋水与内田良平的亚洲观云：“幸德秋水与内田良平，从一开始就未能建立如同中江兆民与头山满那样的理解和友谊，幸德秋水在抽象层面思考帝国主义的问题，而内田良平在实践层面致使亚细亚主义走上了‘向右转’的道路”。孙歌在“向右转”上打了引号，强调了“转化”（异变）论。
孙歌教授在《亚洲意味着什么？》一文中说：“竹内好编辑的这本独具一格的《亚细亚主义》，在战后日本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杰作。在日本近代化与侵略扩张的关系、日本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左翼与右翼在民族问题上的误区等等重大问题的交错点上，竹内好推出了亚洲问题的全部复杂内涵。在明治以来讨论亚细亚主义的思想史脉络里，到了竹内好才为亚洲问题的定位找到一个复杂的交错点。”也就是说，在竹内好那里，日本亚洲主义是一个多义的“交叉点”，多个流派的思想在这里发生碰撞。（注：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的两难》，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赵军教授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研究日本亚洲主义。他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逐渐增强，但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日本的殖民枷锁依然存在，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日本民族的完全独立，巩固维新的成果成为更多的日本人冥思苦索以求解决的时代课题。不少人认为出路只能是与亚洲邻国实行联合。自由民权运动中，一些自由民权主义者把内争民主、自由的斗争和外争国家、民族独立的斗争联系起来，由日本一国延及各国，提出了亚洲、非洲被侵略各国合组万国共议政府，以确保各民族享有平等、独立地位的主张。这是日本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为争取本国及世界各国民主与进步所提出的一种最有意义的思想，同时也是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一种萌芽。”（注：赵军：《孙中山与大亚洲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赵军认为，日本亚洲主义在其产生开初，面对西方侵略，主张“与亚洲邻国实行联合”，体现出一种“有意义的思想”。他把亚洲主义初始之时，定在“明治维新之后”，即1868年之后。
日本亚洲主义“既非褒义词，也非贬义词，它是个中性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它是“一种是民间理想主义的亚细亚主义思潮，它以驱逐西方白人殖民主义者、振兴亚洲为己任；一种是政府现实主义的大陆政策构想，它以扩张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为目标，时而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互勾结，共同瓜分在亚洲的利益，时而与西方列强兵刃相见，企图独占亚洲利益。两者之间的交错与重叠，形成近代日本的亚洲观”。王屏在《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一书中说了以上的话。（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4页。书中给“亚细亚主义”所下的定义是：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是指在西方列强加剧侵略东方的危机时刻，围绕着对“东洋”与“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有关日本人亚洲观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及其相关行动。由于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复杂而特殊的发展历程，它又表现为强调亚洲平等合作的古典亚细亚主义、强调扩张领土的大亚细亚主义以及对亚洲实施侵略的“大东亚共荣圈”三种形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其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它从“兴亚”到“侵亚”的质变历程。）
其实，日本亚洲主义在其发生之初，与近代以来出现的许多民族主义的地域思潮，诸如泛斯拉夫主义、伊斯兰主义有着重要的内在精神的联系性与相似性。
如何评析地域主义思潮，恩格斯曾作出很好的榜样。他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的《泛斯拉夫主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这节中，突出地对“泛斯拉夫主义”予以了科学的分析。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斯拉夫族的另一个离散的成员，它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后来波希米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恩格斯说：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自身足以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它们各自的民族性都已逐渐被种种历史原因的作用所破坏，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种族所并吞，它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波兰人有2200万，俄罗斯人有4500万，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有800万，为什么不把所有这8000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恩格斯分析这是泛斯拉夫主义出世的初始意义。
然而，议论还在继续，当恩格斯接触到“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原则问题时，对泛斯拉夫主义的评判转向严厉。他说这个“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式的泛斯拉夫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发明最适合于它的目的”。（注：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527页。）
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做深刻定义：1.从民族论的意义上说，在其成立之初表现出“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意义。2.从泛斯拉夫主义性质变化的意义上说，揭露“俄罗斯帝国”借用泛斯拉夫主义“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的“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
对日本亚洲主义，也当用辩证分析的方法看问题。一方面认识其早期形态体现的“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地区民族主义特点，另一方面也揭发日本右翼如何“借用”这个“主义”，贩卖侵略主义，并分析这个原本属于地域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最终如何、为何演化成侵略主义的专用符号。
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定义分析启发我们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日本亚洲主义做出定义：第一，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他许多地域思潮相似，日本亚洲主义是长期“过程”的展开。应该对其做“早期”与“后期”的分期考察。日本存在过一个“早期”亚洲主义是历史的事实。第二，日本亚洲主义是多元“流派”的组合。其中既有疯狂鼓吹“征韩论”、“征台论”与“大陆进出（侵略）”论的极右派，也有以曾根俊虎等人为代表的吁求“亚洲同盟”、“中日连携”、“文化亚洲主义”的民间温和派。他们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日本民族主义者企望亚洲“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精神要求。特别是以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支那（中国）革命”派直接支持中国辛亥革命所发生的重要影响，不应该予以忽略。第三，日本侵略主义是亚洲主义最终“异变”的结果。不可忘记在这个亚洲主义的“理论之后”，还站着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想把整个亚洲变成日本“领土的野心”，由此后期日本亚洲主义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我们觉得只有用上述“过程”论、“流派”论、“异变”论的方法探悉日本亚洲主义，才能对这个“主义”进行历史的分析，做出科学的定义。
戚其章先生的文章给日本亚洲主义定义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日本亚洲主义产生于甲午战争之后，盛文所谓的“早期亚洲主义”不存在；第二，发生于19世纪日本的，被盛文称为早期亚洲主义的“亚洲连带”论、“中日提携”论“兴亚”论及“文化亚洲主义”（国粹与亚粹论）原本就是侵略理论；第三，从来都是“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的“侵略理论”，不存在盛文所谓的“右转”与“异变”。显然，戚文的第一点意见不主张对日本亚洲主义做“过程”论的分析；第二点意见不主张对日本亚洲主义做“流派”论的分析；第三点意见不主张对日本亚洲主义做“异变”论的分析。戚文持这样的方法研究日本亚洲主义，无益于对日本侵略主义的来龙去脉做深刻观察，所得定义与结论离历史事实也是有距离的。
二 对日本亚洲主义发展“过程”的观察
以下我们考察日本亚洲主义“早期”与“后期”的两个“过程”，及“早期”与“后期”之间的三个“链接”，说明日本亚洲主义是逐步发展演化的完整体系。
（一）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新论》的出版、“兴亚”论、“提携”论、“文化亚洲”论
1825年会泽安《新论》的出版，标志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萌芽期的到来。《新论》指出：世界局势犹如“战国”。“夫方今举宇内列为七雄，而与周末所谓七雄者，小大无异”，（注：会泽安：《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东京：岩波书店，1973年，第397頁。）主张开眼看世界，认清国际形势，意识日本与亚洲共同面临西方侵略的危险，建议日中结合纵之势，以抗西侵。
1878年，经由曾根俊虎等人的活动，振亚社成立，主张“亚洲连带”的“兴亚”论即“战略亚洲主义”的提出，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进入“成立期”的标志。1880年11月11日，兴亚会成立，创立者为长冈护美、渡边洪基。其中，曾根俊虎发挥重要作用。人员有荒尾精、岸田吟香、草间时福、副岛种臣、榎本武扬、宫岛诚一郎、广部精、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保利和、汉学家重野安绎等。
宗旨云：亚洲已成“碧眼人掠夺之地”，“白人无道”，亚洲人“同文同种”、“辅车相依”，理当同心同德共振亚洲。此宗旨曾经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过目。何如璋、黎庶昌等中国官员皆为会员。
1883年1月20日召开兴亚会第三周年大会，兴亚会改名为“亚细亚协会”。正副会长依然为长冈护美、渡边洪基。设议员：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谷干城、岸田吟香、末广重恭、广部精、成岛柳北等24名。（注：转引自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京：《东亚》2001年12月号。）会员据《姓名录》有曾根俊虎、金子弥兵卫、草间时福、桂太郎、东次郎、榎本武扬、牧野伸显、副岛种臣、三岛毅、品川弥二郎、原敬、竹添进一郎等，王韬的名字也见于名册。1883年10月刊出的《亚细亚协会报告》全部使用汉语。
宗旨强调日中“协”好，倡导“日中提携”。与以前不同的是“将通商贸易、确立市场作为日中提携的经济基础”，强调“中日两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合纵以及收回利商权”。曾根俊虎在会中十分活跃，主张通过兴办事业来振兴亚洲主义。（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59页。）
1888年，《日本人》杂志创刊，又由《日本人》杂志同人组织“政教社”，提倡国粹主义与“日本主义”，进而演绎出文化亚洲主义思潮，由此早期日本亚洲主义进入“发展期”。“政教社”（1888年）包括两个团体。其一为“哲学馆”，成员有井上圆了、三宅雪岭、棚桥一郎等人。其二是“东京英语学校”，成员有志贺重昂等人。此后，“日本主义”报纸《日本》同人陆羯南等人与《日本人》杂志合组《日本与日本人》。值得注意的是冈仓天心也是国粹主义的重要人物。他在所著《亚洲的觉醒》中，提出以“亚洲觉醒论”为基调的亚洲文化复兴观。
由上可见，从1825年到1891年东邦协会成立（下文将说到），经由66年，这是日本亚洲主义经历的一个重要时期。通常所说的早期日本亚洲主义，指的是这个时期。此期很长，可将其分为三期。1.早期日本亚洲主义的“萌芽期”，会泽安是这时期的主要代表。2.早期日本亚洲主义的“成立期”，代表组织是振亚社、兴亚会、亚细亚协会。这三个组织实际上具有“同根”性，是振亚社的延续与发展，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曾根俊虎。我们还可以把以上第一期与第二期称为“战略亚洲主义”。3.早期日本亚洲主义的“发展期”。组织上的代表是“政教社”，代表性事件是《日本人》的出版与国粹主义思潮的产生。代表人物是冈仓天心、三宅雪岭等。由于这一个流派主张“亚粹”与“文化亚洲”思想，故可称“文化亚洲主义”。
对于上述早期日本亚洲主义，我们同意诸学者的意见，因其具有日本亚洲主义的初始性，因此可称其为“古典亚洲主义”，同时这时期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较多的民间性，故也可称为“民间亚洲主义”，狭间直树则称其为“初期亚洲主义”。
不可忽视，早期亚洲主义组织人员上并不单纯，一些侵略主义分子混合其间；早期亚洲主义者思想上也不“精粹”，诸多侵略思想杂糅其中，此为日后日本亚洲主义的异变提供思想基因。然而，就矛盾的主次论而言，主张“亚洲连带”、中日提携，合纵御“西”的“战略亚洲主义”与主张抵御“欧化”，文化自立的“文化亚洲主义”乃是本期亚洲主义的主旋律。
（二）日本后期亚洲主义：“东亚同文”论、“日本膨胀”论、“大东亚共荣圈”论
日本亚洲主义至1891年发生重大变化。该年7月7日，东邦协会成立。发起人为小泽豁郎、白井新太郎、福本诚等。机关刊物为《东邦协会报告》（后改名《东邦协会会报》）。主要成员有副岛种臣（副会长）、陆羯南、高桥健三、大井宪太郎、志贺重昂、杉浦重刚、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等。其中，不少为《日本》、《日本人》杂志的成员，故与日本国粹派发生联系。其中发起人小泽豁郎为1848年福州举兵事件的中心人物。另有山县系官僚及以后的国民协会系；板垣退助、中江兆民的自由党系；犬养毅、尾崎行雄等的改进党系；伊东巳代治、小村寿太郎等的官僚系；谷干城等的贵族院系。中野二郎、岸田吟香等“浪人”系也卷挟其中。（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
这个时期，极端国家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张扬，“日本膨胀主义”跃然，后期亚洲主义阶段即“侵略亚洲主义”蠢蠢欲动。故当时《每日新闻》惊呼：与“亚细亚协会多为进步者”相较，“东邦协会保守分子居多”。
1898年4月东亚会成立。此会与东邦协会有密切的组织、思想联系。中心人物之一为福本诚。在福本诚的“渡欧送别会”上，陆羯南、三宅雪岭、池边吉太郎及帝大、早大学生数十名集合，由井上雅二、香川悦次（怪庵）为干事，筹备此会。1898年春，江藤新作一派加入其中，合同立会，（注：日本东京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书房1968年复刻版，第875頁。）而将井上与江藤组合一体的中介是平冈浩太郎。这样进步党系政治家与《日本》杂志社，再加上学生团体，组织起东亚会。
这个组织的中心活动家井上雅二著《兴亚一路》云：1898年春，日本桥偕乐园，陆羯南、三宅雪岭、犬养毅、平冈浩太郎、江藤新作、香川悦次、井上雅二共商下列数点：1.发行机关杂志，2.研究时事，发表所见，3.吸收横滨、神户地区的中国人入会，4.许康有为、梁启超入会。
同在1898年，又出现同文会。此会得到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及长冈护美、谷干城的支持，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做了很多组织工作。这是荒尾精门下的“大陆浪人”与近卫笃麿以及他所经营的“精神社”合作的产物。（注：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ぉける对外硬运动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14頁。）机关刊物为《东亚时报》。（注：值得注意的是，《东亚时报》从第6期开始由中国唐才常任主编。）
近卫笃麿命中西正树、井手三郎、白岩龙平、大内畅三（近卫的秘书）等人起草“规约书”云：时局变迁，日中问题日益突出，憾无必要之机关，由此创立同文会以作“实地研究”。立于政党之外，专为疏通彼我人士之情意且助成工商之发达。近卫笃麿说“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处理东洋问题是东洋人自己的责任”，东洋之未来终将遭遇人种之较量，东洋之前途取决于“黄白”较量的结果。为此“人种较量”的胜利，日本与中国共以西洋为敌。
近卫的同文会与福本诚等人的东亚会不属同一个系统。然而，这个组织吸收极具侵略性的荒尾精等“大陆浪人”为成员，其意义与东亚会吸收头山满与内田良平相当，说明日本亚洲主义开始与侵略主义走上合流道路。
1898年11月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会长为近卫笃麿公爵。此会认为：西欧列强东渐，中国被西方蚕食，景遇悲惨，国家危急如累卵，值此紧迫状况，当推动中国改革，以期中国的“保全”与觉醒。
东亚同文会主张将重点置于教育、文化领域，开展中国调查，推进研究与出版事业。东亚同文会出版有《清国通商综览》3卷，明治25年（1892）刊行。《支那经济全书》全12卷，明治40年（1907）刊行。《支那省别全志》全18卷，大正6年（1917）一大正9年（1920）刊行。并于1941—1946年，刊行基于东亚同文书院学生中国“大旅行”调查报告书编集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全9卷。
1891年东邦协会成立，标志日本亚洲主义进入它的“异变期”。此期的亚洲主义即为“异变亚洲主义”。这时期的亚洲主义，理论上炮制“日本膨胀论”，提出觊觎中国领土的“保全支那”论；实践上继承日本浪人集团的侵略“传统”，开展对中国“实地”调查，为日后侵略中国积累情报资源；组织上与玄洋社、黑龙会采取合作态度，吸收日本浪人集团入会。从1891年开始，日本亚洲主义跨过一个坎，向着侵略亚洲主义方向亦步亦趋。
日本亚洲主义在1891—1898年间发生急遽变化，一个原因是日本在1889年“帝国宪法”颁布，次年“帝国议会”的开幕，因“天皇制国家制度的确立”，而致“大亚细亚主义（侵略亚洲主义）抬头”；一个原因是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给日本思想界以巨大冲击，使极端“国家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获得空前的话语霸权。
我们把1918年定为日本“侵略亚洲主义”的成立之年。这年10月以大川周明为首，建立“老壮会”。1919年8月，大川周明一手组织，北一辉出任领导人，建立“犹存社”。1928年11月，“满洲青年联盟”建立。1933年，“东亚联盟论”正式出台。1939年产生“东亚联盟协会”。日本亚洲主义自从经由“异变亚洲主义”阶段之后，便如祸水决堤，一路狂泻，成为“侵略亚洲主义”。
1902年“日英同盟”建立，进入大正时期（1912—1925年）以后，日本在经济上出现高速增长，政治上出现政党政治，在外交上出现与欧美协调的“币原外交”。（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166页。）在此同时，日本社会矛盾突出。1901年足尾矿毒事件激化，1907年出现足尾、别子铜山大暴动，1918年爆发“米骚动”。同时，社会运动趋于组织化。1898年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1901年社会民主党诞生，1906年出现日本社会党。为转移国内矛盾，政府与民间“浪人”的右翼集团配合起来，加紧侵略亚洲的步伐。侵略主义的中心力量——日本军阀，在与“政党政治”的较量中，逐步走向政治前台与进入权力核心。
日本亚洲主义一旦走上侵略的道路，即刻失去曾有的“民间”性、“古典”性与“初始”性，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文化“盾牌”、理论“借口”与思想“指导”。
（三）“早期”与“后期”的三个“链接”
早期日本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存在着三个“链接”，即三个内在联系：其一是思想联系；其二是组织联系；其三是活动联系。三个联系犹如三个链条，维系着一个整体的日本亚洲主义体系。通过这三个联系，可以观察日本亚洲主义内在联系，得出日本亚洲主义早期与后期不可分割的结论，也说明日本亚洲主义演化的全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早期”过程。
第一个“链接”是思想联系。不管“早期”与“后期”亚洲主义，都具备以下基本理论元素：1.“中日提携”论；2.“兴亚”论；3.“与西方列强争衡”（这里使用戚先生的话语）的战略论。就是这三个基本理论，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连接起来，形成一条有机的思想链。也就是看到这个思想链的存在，因此不可轻易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从日本亚洲主义的全体结构中剔除出去。
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宗旨明言：“当今亚细亚全洲大势，国不相依，人不相辅，萎靡偷薄，苟且自安。当此之时，全洲志士岂不愤慨者？”“夫欧美洲所以致隆盛者”，推究原因，乃言语相通，情事互接，“故有缓急即以相互维持”，“呜呼！我亚洲诸国，若能如此，则振兴颓废，而比隆欧美诸洲，岂有难哉？”（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3），《东亚》2001年10月号。）
1898年成立的东亚会，其纲领开头即称：“第一条 本会定名东亚会。第二条 本会宗旨以讲求东亚振兴为主，并付之实行。”（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6），《东亚》2002年1月号。）
将兴亚会与东亚会的宗旨稍作对照，即可看到两者都提出“兴亚论”，尽管前后内容目的有差别，但思想联系十分明显，不可否认同属日本亚洲主义范畴。
第二个“链接”是组织联系。1880年11月11日，兴亚会成立，这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最初的重镇。力倡“中日提携”论与“兴亚”论。创立者为曾根俊虎、长冈护美等人。人员有荒尾精、岸田吟香、草间时福、副岛种臣、榎本武扬、宫岛诚一郎、广部精等。
1898年出现的同文会是东亚同文会的前身。据史记载此会成立得到长冈护美的鼎力支持。岸田吟香也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岸田吟香1878年在上海开设“乐善堂”，与玄洋社来往密切。
1883年，玄洋社的平冈浩太郎筹办东洋学馆以及头山满来上海，也住乐善堂或招待过岸田吟香。（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0页。）长冈护美、头山满与近卫笃麿的同文会发生联系，岸田吟香应该说是有作用的。同时，此会又是荒尾精门下的“大陆浪人”与近卫笃麿经营的“精神社”合作的产物。（注：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ぉける对外硬运动の研究》，第114頁。）
把1880年的兴亚会与1898年的同文会稍作比较，即可发现两会在组织上的密切连带关系。长冈护美、荒尾精、岸田吟香既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兴亚会的参与者，又是后期亚洲主义组织同文会的组织者。中间只是少了曾根俊虎，多了近卫笃麿。几乎可以说同文会就是18年前兴亚会的重组。
1883年兴亚会改名“亚细亚协会”。1900年东亚同文会“吸收”合并亚细亚协会。狭间直树说这样的合并是必然的，因为此前，亚细亚协会的长冈护美、岸田吟香已经成为东亚同文会的创立者与参与者。据上可见，戚文说“中日提携”论、“兴亚”论与大亚细亚主义（日本亚洲主义）没有联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即国粹主义也与东邦协会在组织上存在“链接”关系。1891年东邦协会成立。主要成员竟都是《政教社》、《日本》与《日本人》杂志社成员。协会宗旨即由陆羯南参与起草。既然早期亚洲主义的一个重要形态文化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有这么密切的关系，那就没有理由说，以国粹主义为主体的文化亚洲主义不是“亚洲主义”。
第三个“链接”是活动联系。创办学校是亚洲主义团体常做的工作。由此可见早期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在活动方式上的联系。例如，1884年7月上海成立“东洋学馆”，倡导者中有平冈浩太郎、中江兆民、樽井藤吉等人。岸田吟香（1883—1905年），是东洋学馆的后盾。（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0页。）
东亚同文会也就很注意开办学校，甚至成为它的主要业绩。1899—1922年在东京开办东京同文书院；1900年在南京开办南京同文书院；1901—1945年在上海开办东亚同文书院，南京同文书院并入；1921年与1922—1945年期间，东亚同文会在天津和汉口分别开办天津同文书院与汉口同文书院。
注意中国情报的搜集也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活动方式。兴亚会的曾根俊虎就是一个情报人员，兴亚会曾囊括荒尾精等四十余名情报人员为会员。
根津一是日本对华谍报人员，是“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年在上海开办）的骨干，一向从事情报工作。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成立，根津一任院长。4个月后，学校迁往上海，名东亚同文书院，继承日清贸易研究所“传统”，重视情报搜集工作，培养了大批情报人员。正如埃德加·斯诺所揭露的：“这次在哈尔滨建立的哈尔滨学院跟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一样。同文书院教给学生几年的奸细之术，然后把学生分配到政府机关或各个公司，有些人扎根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终身做奸细。”（注：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
做了以上的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以1891年划界）曾有一个早期亚洲主义的时代。戚文否认盛文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提法，认为日本亚洲主义“产生于甲午战争之后”，“萌生”于东亚同文会成立，近卫笃麿提出“保全支那”论的1898年期间，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任何一个思潮都有它的早期形式（乃至于中期形式），研究一个思潮而忽略其早期形式，将出现以下情况：第一，这个思潮突兀而生，缺乏思想背景，弄不清来龙去脉。第二，由于割舍了这思潮的缘起开首阶段，这个思潮的全部过程就变得相对短小。“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侵略主义主要思想载体，不承认其早期表现，日本侵略主义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 对日本亚洲主义诸“流派”的分析与右翼思潮探源
（一）对诸流派的历史分析
有学者认为，根据“日本亚细亚主义内涵的不同”，亚细亚主义可以分成“古典亚细亚主义（指亚细亚连带论）、扩张的亚细亚主义（指大亚细亚主义）、侵略的亚细亚主义（指大东亚共荣圈）、保守的亚细亚主义（指石原慎太郎的新亚细亚主义）、新古典亚细亚主义（指三谷太一郎的横向共同体理论以及建立在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区域一体化”主张）”。（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25页。）确实，在“日本亚洲主义”的概念下，包含着诸多流派。日本亚洲主义中存在三个思想元素。1.主张“兴亚”联亚、中日提携，反对西方侵略；2.主张“国粹”、“亚粹”，“反对全盘欧化”；3.主张占领中国，“征服”亚洲，推行侵略主义。由此，亚洲主义分成三大流派：即“战略亚洲主义”、“文化亚洲主义”与“侵略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
细致再分，又可分为以会泽安为代表的“提携攘夷”论；以曾根俊虎为代表的“连带‘兴亚’”论；以三宅雪岭、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亚粹国粹”论；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支援革命”论；以樽井藤吉、大井宪太郎为代表的“民权联亚”论；以近卫笃麿为代表的“保全支那”论；以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内田良平为代表的“征亚”论；以北一辉、大川周明为代表的“亚洲革新”论；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东亚联盟”论；以松冈洋右、岩畔豪雄、堀场一雄为代表的“大东亚共荣圈”论。眼光放开，还有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以及印度泰戈尔的“亚洲主义”等。（注：参见赵军：《“吾人之大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对日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0期。）另外还有一些人的亚洲主义，如尾崎秀实的亚洲主义、橘朴的亚洲主义等等。（注：参见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
对会泽安的“攘夷合纵”论；曾根俊虎的“连带兴亚”论；三宅雪岭、冈仓天心的“亚粹国粹”（文化亚洲论）论；樽井藤吉等的“民权联亚”论；宫崎滔天的“支援革命”论；吾妻兵治、尾崎秀实的“经济协同”论等，应做具体的学术分析，其区别于“侵略亚洲主义”而为“初始亚洲主义”。
会泽安（正志斋，1782—1862）是后期水户学的中心人物，最先提出攘夷论。1824年，英船船员于大津浜上陆，会泽安参与询间船员，成《谙夷问答》，1825年成《新论》。1853年培里叩关，德川齐昭复出，会泽安为议士，受到德川将军接见。他力陈海防意见，主张对外强硬的主战论。
会泽安在《新论》中提出以下的观点：目下世界局势犹如“战国”，“夫方今举宇内列为七雄，而与周末所谓七雄者，小大无异。其势亦有绝相似者焉。鄂罗度尔土广兵强，接壤争雄者，秦楚之势也。”（注：《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第397頁。）在此世界局势中，日本与俄罗斯关系最大，“接壤争雄”，而形“楚秦”之势。
他认为“满清富强在东方者，齐也。莫卧儿及百儿亚在其中间者，韩魏也。热马则虽以名位为诸蕃所尊奉，其实则与佛郎察伊斯把谙厄利相仲伯。大者韩魏，小者宋卫中山耳。”（注：《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第397頁。）他又论日本云：“而神州（日本——盛注）在满清东，犹燕之蔽于齐赵，然今四边皆贼冲，则亦不能如燕之独不受兵，而有如周之在韩魏之郊者也。”
他说与中国相比较，日本如同战国时代的燕国，处在“四面皆贼冲”危险境地，而“满清富强在东方者，齐也”。
可见1825年之际，日本还以“富强在东方者”的强国看中国，此刻日本侵略思想，有则有矣，但客观环境不可能使这样的思想升为主题，主题是“攘夷”。说这个时候日本就以“抗西洋之名，行侵略朝鲜、中国之实”，即包含着“夺取朝鲜和满洲土地的阴谋以及内心企图加以征服”的“战略图谋”，即使是井上清所说，也可斟酌商榷。（注：引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35页。）
会泽安强调，日本的国际环境是“独保孤城，邻敌筑境，日将逼之势”，主要的敌人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故其殊不得不屏者，莫若鄂罗（俄罗斯）”。会泽安推出自己的战略决策：“与神州相为唇齿者也，清也”，除了与中国联合，别无出路。他主张立即与中国“势声”呼应，“相为犄角”，一同抗御西敌入侵。（注：《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第398頁。）
与会泽安差不多同时代的还有佐藤信渊（1769—1850年），在1823年著《宇内混同秘策》鼓吹“支那经略论”。（注：佐藤信渊：《混同秘策·混同大论上》，《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渊》，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第426—428頁。转引自吕万和：《明治维新と中国》，东京：六兴出版社，1988年，第144頁。）然而就是同一个佐藤信渊，于1839年莫里松号事件发生，并听说中国鸦片战争的结果之后，思想发生变化。他的“支那经略论”转化为“日中提携论”与“存华挫狄论”。他在1849年为自己的书所作的序中说：“古人有言，唇亡齿寒”，是故“希望清国复兴，永作日本（本邦）之西面屏障”，希望中国“起复仇之义兵，征讨英夷而打破之，失地悉收”。他说这些话后第二年去世。观其一生，虽多侵略言论，然而生命最后时刻的“存华挫狄论”，却是“盖棺”之语，宜予肯定。（注：藤春禅：《日清战争とわが大陆政策》，《军事史学》第4卷4号。转引自吕万和：《明治维新と中国》，第145頁。）
王芸生先生在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特别提到会泽安，将会泽安所说“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也，清也”作为警句引用。吕万和教授在《明治维新与中国》中也有如下论述：“会泽安，儒家学者，他认识到基督教势力东侵之际，东方独立国中唯中国与日本信奉儒学，两国结成同盟，乃为当然之事。不能说这样的思想有多少深刻，但依然可以说他是亚细亚的先觉，倡导‘日中同盟’论的先驱”。（注：吕万和：《明治维新と中国》，第144頁。）
著名的日本学与中日关系问题研究家俞辛焞说：“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萌芽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平野国臣、佐藤信渊、胜海舟等的‘日清提携论’及樽井藤吉的‘大东和邦论’主张，因欧美列强的侵入而面临民族危机的日本应与中国联合抵抗欧美”，“这些思想与孙中山的亚洲观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和解放以及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俞辛焞先生肯定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存在，指出它“萌芽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意义在于追求亚洲的“联合和解放”、“独立和平等”。（注：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4页。）当然我们的观点与俞辛焞稍有不同，而认为早期亚洲主义的时间可以上溯到19世纪20年代，以会泽安为主要代表。
戚文对早期亚洲主义中的“兴亚”论也予以彻底的否定，主要理由是兴亚论的主要代表曾根俊虎等皆为侵略分子，“包藏祸心业已昭然若揭”。这也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
提起曾根俊虎的名字人们会自然想起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革命“因缘”。据孙中山回忆，1895年惠州起义失败，亡命日本的陈少白因曾根俊虎的介绍认识宫崎滔天的哥哥宫崎弥藏，此后宫崎滔天加入反清队伍，与孙中山结为至交。
曾根俊虎曾在日本海军任职。他最初是一个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侦探家”，曾把自己在大陆进行情报活动的成果编写成《清国近世乱志》、《中国诸炮台图》等“献纳”于政府。（注：曾根俊虎著有《清国近世乱志》（1879年）、《中国诸炮台图》（1879年）、《清国各港便览》（1882年）、《清国漫游志》（1883年）、《法越交兵记》（1886年）、《日本外战史》（1895年）、《俄清之将来》（1896年）、《北支那纪行》（1997年）、《俄国暴状志》（1904年）等。）然而中法战争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日本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固然无可厚非，但应建立在与亚洲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为此，他在1886年上书伊藤博文表示不再想当“侦探家”，而要做一个“兴亚家”。他积极促成振亚社的成立与创立兴亚会（1880年），说明在此之前已经把思想变为行动。（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4页。）
1886年，发生长崎事件。中国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所谓行为“骄慢”，引起日人“愤慨”，日本为此舆论哗然。（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24頁。）曾根俊虎立时发表意见，认为日本人“愤慨”得没有道理，初看是中国人“骄慢”，其实乃日本人长期轻蔑中国，激怒中国，自取其咎，自取其辱。日本人取笑中国人为“牛豚”在先，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以“假鬼子”回敬？
他认为对待中国与朝鲜，日本应取平等态度，这样的关系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自上而下的，出兵朝鲜，祸及中国，“肆无忌惮”，“呜呼！积怨深怒何日而泄？”为今后的日中关系担忧。日本侵略台湾，向中国强索50万两白银，他在《清国漫游志》前言中批评本国政府：这样做将使中日两国“意想悬隔亦甚”，积怨愈深，终将爆发。他主张将此作为一个重要课题交由兴亚会研究。（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2），《东亚》2001年9月号。）
诚然，如前文所述日本亚洲主义组织，即使曾根俊虎的兴亚会，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有曾根俊虎这样的兴亚家，也有荒尾精、岸田吟香那样的政府间谍。不同的思想人物混同在一个组织，这是自然的，不可因有坏人的混入，而将曾根俊虎“连带”否定。
曾根俊虎在《清国漫游志》、《法越交兵记》等书中，总是批评政府。他的“兴亚”思想也与政府气味不投，结果非但没有当上外交官，还被罢官。他在1891年退出军队，晚年从事商业，但一无所获。1910年5月31日在东京寓所去世。死前一变既往“兴亚家”之“豪放快乐”，“形容枯槁，两鬓斑白”。（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2），《东亚》2001年9月号。）王屏说：“曾根俊虎所走过的路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日本古典亚细亚主义在与日本政府追求‘国家利益’的亚洲战略发生矛盾时，其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改变性质，要么走向消亡。”（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4页。）王屏的话接近历史的真实。曾根俊虎堪为日本“初始亚洲主义”的典型，他的思想与日本的侵略“利益”发生冲突，其最后的人生结局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有“文化亚洲主义”（国粹派）一派，其代表人物有冈仓天心等。戚文论冈仓天心是一个“人种论者”，所以他的思想就是“经过包装的侵略主义”。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施行“欧化政策”，决定将西方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样式一揽子引入日本。东京日比谷设“鹿鸣馆”，每日由政府高官招待绅士淑女，举行西洋舞蹈会，舞乐高奏，“全盘欧化”思潮甚嚣尘上。对此，一部分文化民族主义者发出批评责难之声，“国粹派”应运而生。国粹主义初始目的乃反对“全盘欧化主义”，抵制西方文化扩张，复兴包括中国儒学、印度佛学在内的亚洲文化（国粹、亚粹主义）。
盛文论日本亚洲主义具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同时也指明其宣传“日本文化优越论”、“振兴亚洲文化的天职论”的局限性——“这一切终使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变形，其中的一些人最终向侵略主义转化”。
然而就是盛文的这一辩证分析观点，最终还是遭到戚文的指责：“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观点，从总的方面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但“错”在那里呢？只说“这个问题涉及面广”就没有了下文。
冈仓天心为抵抗全盘欧化风潮，为发现亚洲价值，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发出了“亚洲为一”的名言。如他说：“亚洲为一。喜马拉雅山山脉分割了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的共同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与达摩的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然而，仅仅是为了对这两个文明作各自的强调，才这样说，其实，追求普遍终极精神的博大爱思，即使白雪覆盖的障壁也无法阻隔。这种爱正是亚细亚民族的共通的思想传承。因为这样的爱，世界上所有的大宗教得以产生”，也因为这样的爱，将亚洲与忽略精神，只重物质与手段的西方区别开来。（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324頁。）这样的思想无可厚非。
冈仓天心说过，世界在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不能说这就是“经过包装的侵略主义”。
孙中山也论“人种”。他说过：“世界上的十五万万人之中，顶强盛的是欧洲和美洲的叫四万万白种人。白种人以此为本位，去吞灭别色人种”。（注：曹锦清编：《国权与人权·孙中山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38页。）这与冈仓天心所谓“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意义上有多少差别？据孙中山的意思，“人种”即“种族”，扩大之即民族，所谓人种竞争也就是民族的竞争。
宫崎滔天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是日本“初始亚洲主义”的延伸与发展。戚文评析日本亚洲主义，简说与不说宫崎滔天，是否为一个有意的“疏漏”？
宫崎滔天出生于熊本县，15岁入德富苏峰的大江义塾。又进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他曾有留学的想法，后受兄弥藏影响，接受“革命的亚细亚主义”。弥藏去世，他认识孙中山，加入反清革命。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宫崎滔天曾尽力给予经济支持。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滔天更积极参与。革命后，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宫崎滔天也一心投入，被孙中山引为没有私心的“义侠”与日本同志。1922年去世，时年52岁。
宫崎滔天1891年到上海学中文，发生经济问题。这时荒野精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同文书院的前身），成员200多人，打着研究中日贸易的旗号，从事间谍活动。荒野精主动提出接济宫崎，但宫崎滔天“见到校长荒尾精等一派人，作为支那占领主义者，结为一团，乃为异己主义的集团，于是不食周粟”，断然拒绝。表示与“占领中国主义者”划清界限。（注：转引自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22頁。）
1905年7月，宫崎对宋教仁说：“现今各国无不垂涎于中国，即日本也野心勃勃。”1906年宫崎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中国革命与列国》说：“所谓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吞并主义。伴之而来的是扩军备战。”孙中山为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作序，有对著者的基本评价：“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惟愧吾人无太宗之资，乏卫公之略，驰驱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游归国，将其所历笔之于书，以为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吾喜其用意之良，为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扬之。壬寅八月支那孙文逸仙拜序”。（注：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第1页。）
“日忧黄种陵夷”，“襄成兴亚之大业”，“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说明宫崎滔天是一个“关心亚局”的亚洲主义者，是一个“襄成兴亚之大业”的“兴亚”论者。这样的亚洲主义不是侵略主义，这样的“兴亚”论也不是侵略论。宫崎滔天言行著作，影响较大，戚文论亚洲主义而绕开宫崎滔天，无法对日本亚洲主义做全面评析。
需要补充的是，日本亚洲主义包括着一个关心亚洲经济联合的群落，对他们的思想也很难以侵略主义做绝对否定。据狭间直树考证，《亚细亚主义协会报告》中，亚洲主义者中吾妻兵治就强调发展东亚通商贸易与确立近代市场的必要性。他认为欧美各国，“人众相集而成国家”，彼此相通而与亚洲悬隔。故亚洲应自组独自的“通商”“贸易”区域。此为达成亚洲富强与文化向上所必须。他说：日本与中国既有《通商条规》，交易也盛，然“商权”握西人之手。若不收复商权，既被人欺凌，也自我凌夷而毙。日中宜“合纵”以抗西商，建设铁路、电线、船舰、兵器及各种“公司”，以振工业。“若当今日中商人，悟当今大计，合纵起业，翻然弃内外之见，务共同之计，或相结以起工事，或移资银以设公司，彼我往来，相视如一，进退动静一从其便，虽时有一丧一得，其利也不出两国之外。各商既得私利，而两国公利，也不胜其数”。对抗欧美，共同经营，不是说不要私利，而是说“私利”乃共谋“公利”之结果。“五洲如竞争场，相互角逐，故日清当今之急务，合纵之以收商权”。（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
如狭间直树所说，吾妻兵治论说日清提携，共振商业的必要性，强调于“提携”基础上加强贸易，值得重视。尽管这样的构想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提出了一个“非西洋世界”必须直面的问题，中国郑观应的“商战”说，恰与吾妻兵治的思想相对应。（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
尾崎秀实是一个亚洲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反对日本侵略亚洲主义的战士。他1939年于《中央公论》发表《“东亚协同体”的理念与它成立的客观基础》，揭露“东亚协同体”理论所包含的经济侵略野心。指出：东亚协同体的理念，旨在确立日本于亚洲霸业，为这霸业披上温和的外衣。在此外衣的遮掩下，大陆成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324頁。）
他揭露在日本，“作为经营与开发，大陆建设被当作首要问题被提出”，然而，这不是“开发”，而是资源掠夺。作为大亚细亚主义主干的“东亚协同体”在名与实的问题上发生冲突，与所谓的“大义名分”相背离。“东亚协同体”思想终究成为无法实现的“梦”，一个“现代神话”。（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东京：现代书馆，2001年，第217頁。）
尾崎秀实指出，想把中国变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不仅存在道德上的问题，现实操作及资金上都有问题。随着在华（侵略）战争的深入，矛盾将日益突出。（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第216頁。）日本推动所谓亚洲经济组织化，困难巨大。而阻挡日本经济侵略计划的重要因素，则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第216頁。）1941年，尾崎秀实被日本军部逮捕，最后被杀害。《检事询问调书》记载他的话：这场对中国的战争，将使“日本本来脆弱的经济被削弱”，将给日本带来致命的打击。他预言：日本侵略亚洲主义给日本带来的不是好运，而是破灭。（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第216頁。）
（二）早期右派的膨胀与国粹派的“变节”是右翼思潮的重要源流
一般说来，梳理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战略亚洲主义”与“文化亚洲主义”之后，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流派就已经大概清楚了。然而，继续深究，发现还有一个早期流派不可疏漏，这就是玄洋社与黑龙会。
1876年明治新政府发布“废刀令”，不满士族10月爆发“萩之乱”。翌年又有西南战争，福冈藩士族参加了这次战争。内乱镇定后，向阳社结成，提倡征韩论。1881年在头山满的组织下，向阳社改名玄洋社，社长为平冈浩太郎，设福冈本部，提倡天皇主义、国权主义与“大陆进出（侵略）”论。1901年又出现黑龙会，内田良平为创立者，头山满为顾问。天皇中心主义与“征亚”主义成为其中心纲领。我们可以把玄洋社、黑龙会称为“征亚主义”的代表。
玄洋社与黑龙会和后期亚洲主义即“侵略亚洲主义”有着很大的联系。例如，1898年东亚会的成立与平冈浩太郎就有极大关系。历史记载“1898年春，江藤新作一派加入其中，合同立会”，而“将井上与江藤组合一体的中介是平冈浩太郎”。（注：日本东京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收房，1968年复刻版，第875頁。见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6），《东亚》2002年1月号。）该会会员32名，头山满与内田良平的名字赫然见于其中。
这样，早期日本亚洲主义就具有三重流派：“战略亚洲主义”、“文化亚洲主义”与“征亚亚洲主义”。日本后期亚洲主义即侵略亚洲主义就是这三个早期“亚洲主义”异变，尤其是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大陆进出（侵略）”论、“征亚亚洲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
前面说过1891年东邦协会成立，此乃日本亚洲主义急遽右转的信号。引人注目的是凡著名的国粹论者即“文化亚洲主义”者如陆羯南、志贺重昂、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等人都加入到东邦协会的行列。
陆羯南的国民主义、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志贺重昂与三宅雪岭的国粹主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右翼。川崎紫山起草《东邦协会设置趣旨》，陆羯南亲自为之润笔，有如下言论：综观世界现状，西洋开拓殖民地与贸易地，紧迫亚洲，当“导引未开之国，扶助不幸之国”，采“连带”之思想，“推动实力之外部扩张”；“东洋人种之未来”乃以“国家实践之王道”，实行日本的亚洲主义，“人人尽臣民之公义，视国家为至高之团体”，“究明国家之大道，以赞育世界之文明与天地之化育”。（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德富苏峰“与原来的思想诀别”，转而鼓吹甲午战争是“膨胀的日本实行膨胀实践的最好时机”，由此而成“维新兴国之业”。（注：德富苏峰：《好机》，《国民新闻》1894年7月23日。）他说：甲午战争后“我在精神上几成他人”，自己认不得自己！1897年他出任政府内阁官僚，思想转换的特色更趋明朗，被舆论界谴为“变节”者。这样的思想背景，同样促成日本亚洲主义的右翼化“变节”，即日本亚洲主义的后期异变。（注：松本三之介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1·明治思想集Ⅱ》，东京：筑摩书房，1977年，第446頁。）可以清晰看到，国粹派与文化亚洲主义者的“变节”成为日本右翼思潮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源流。
四 结语
综观以上所述，本文指出日本亚洲主义可分为早期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两个历史“过程”，因思想、组织与活动的三“链接”，形成日本亚洲主义的完整体系。本文又对日本亚洲主义做“流派”分析，指出日本亚洲主义可分为早期亚洲主义的“兴亚”论、“国粹”论、“征亚”论及后期亚洲主义的“东亚同文”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支那革命”论等。主张对上述流派理论进行具体辩证的分析。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中的“兴亚”论、“国粹”论，主要体现为日本民族主义者抵抗西方军事侵略，要求亚洲“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思想要求，反对文化上的“全盘欧化”，建立日本与亚洲自尊自信的意识主体的精神愿望，且透露希求结成亚洲经济共同体以抵制西方经济压迫的初始意念。然而即使是这个时期的亚洲主义，也在组织上、思想上，隐含着侵略主义的元素。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体制的形成，右翼势力的嚣张，民主力量的消解，军阀权力的登台，这些“元素”快速膨胀，遂使早期亚洲主义性质发生根本异变，蜕变为日本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侵略主义理论。
作为一个思想史学的研究课题，对研究客体做“过程”论与“流派”论的分析，方法上是常规的与普通的，得出不同的结论是正常的与允许的。事实是，我们说明的是一个“日本亚洲主义演化说”与“日本右翼思潮源流说”，了解这个“演化”史与“源流”史，将使我们对日本侵略亚洲主义形成过程及其内在本质有更明晰的洞察，将使中国与日本人民对“右翼”思想的批判更加深刻有力。
注释：
（39）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5页。
（40）冈仓天心：《东洋の理想》，转引自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羲》，第67頁。^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9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5年03期第129～144页
【作者简介】盛邦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433）
| 【内容提要】 | 纵观日本亚洲主义的源流与异变，可以了解其如何从早期“兴亚”论经“国粹”论至后期“大亚细亚主义”、“东亚同文”论与“大东亚共荣圈”论，步步走向侵略主义的结局。萌生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其早期形态，原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分析这个思潮的早期形态如何演化异变，其中最反动的一翼如何加速膨胀，由此探析日本右翼思潮源生与发展的历史，有助于人们对其做更清晰的剖析与更深刻的批判。 |
对复杂的思想史学问题，当采用通常的竖切面的重视“过程”的阶段分析法与横切面的解析“多元”的流派分析法，做总体“解剖”。事实是，通过对日本亚洲主义如何走向“罪恶终点”与“黑暗结局”的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对其中流派做具体分析，可对日本侵略主义做更深刻与科学的揭示，有助于与世界及日本人民一道，总结历史的教训，探析日本右翼思潮的源生与发展，杜绝“罪恶”的重演与“黑暗”的再来。
一 关于日本亚洲主义定义的讨论
这里所谓的“定义”，说的是对这个思潮性质判定，对这个思潮各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对其内部流派的探讨。对日本亚洲主义可不可以做“过程”、“流派”与“异变”的分析？有没有一个“早期日本亚洲主义”？应该不应该通过对“早期日本亚洲主义”“异变”的考察，对日本右翼思潮做源流根底的探讨？这些都是在讨论日本亚洲主义定义时必然遇到的问题。
日本亚洲主义研究家竹内好对日本亚洲主义做如下定义：“亚洲主义既不和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完全重合，也不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及国粹主义）完全重合，不用说，当然不和左翼的国际主义重合。”竹内好的“非重合”论说明日本亚洲主义，在其开初没有与“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发生“完全重合”，故具有多元多义性。竹内好也看到日本亚洲主义有一个转化过程，最终与“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发生最大的“重合”。（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第12頁。）
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初期亚细亚主义史的考察》一文认为：日本曾有“初期亚洲主义”，也称“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其主要内容为“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狭间直树说：“为对抗欧洲，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及所谓亚细亚主义登场，其所倡导的团结提携论，从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上说，乃以亚细亚内部对等关系为前提。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然而随着“（日本）快速达成维新，成为‘脱亚’的先驱”，“亚细亚主义将诸国对等团结的思想抛弃，成为以日本优越论为基本轴心的支持侵略的理论”。（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1），《东亚》2001年8月号。）
日本《亚细亚历史事典》（1959—1962年刊）这样定义日本亚洲主义：“为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亚洲诸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明治初年以来，关系到日本的独立问题，提出了‘亚细亚连带论’。这样的思想存在于自由民权论者之中，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出复杂的差异性”，“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衰落、天皇制国家制度的确立，对清军备的扩张，大亚细亚主义抬头”，“玄洋社抛弃了民权论，转向为国权论者，这是1887年的事”，以此为标志，“大亚细亚主义虽然继续主张日本同样是被压迫民族，与亚洲同文同种；强调东洋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亚细亚民族连带提携，而在实际意义上已在发挥隐蔽明治政府侵略政策的作用。”（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10頁。）
国内学者在给日本亚洲主义定义时，也大都体现了阶段分析（早期阶段与后期阶段）的过程论、多元分析的流派论与总体分析的异变论。
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说：“兴亚”论“在当时日本朝野乃至中国反清人士中，有广泛的接受层面，而表现为广泛的多义性”，总起来说，一部分民权论者，持“兴亚”论主张，“企望以东亚各国的联合来抵御外侮。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皆属这一体系。”然而，“兴亚”论也有其另外重要的一面，“兴亚”论者中的国权论者，“并不是以争取民族平等为东亚联合的出发点，而都是以伸张日本国家利益作为‘兴亚’的最根本的要求”。既有“联合来抵御外侮”一面，也有侵略的一面。这是严先生对“兴亚”论的“两分法”。（注：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7页。）
孙歌评论幸德秋水与内田良平的亚洲观云：“幸德秋水与内田良平，从一开始就未能建立如同中江兆民与头山满那样的理解和友谊，幸德秋水在抽象层面思考帝国主义的问题，而内田良平在实践层面致使亚细亚主义走上了‘向右转’的道路”。孙歌在“向右转”上打了引号，强调了“转化”（异变）论。
孙歌教授在《亚洲意味着什么？》一文中说：“竹内好编辑的这本独具一格的《亚细亚主义》，在战后日本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杰作。在日本近代化与侵略扩张的关系、日本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左翼与右翼在民族问题上的误区等等重大问题的交错点上，竹内好推出了亚洲问题的全部复杂内涵。在明治以来讨论亚细亚主义的思想史脉络里，到了竹内好才为亚洲问题的定位找到一个复杂的交错点。”也就是说，在竹内好那里，日本亚洲主义是一个多义的“交叉点”，多个流派的思想在这里发生碰撞。（注：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的两难》，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赵军教授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研究日本亚洲主义。他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逐渐增强，但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日本的殖民枷锁依然存在，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日本民族的完全独立，巩固维新的成果成为更多的日本人冥思苦索以求解决的时代课题。不少人认为出路只能是与亚洲邻国实行联合。自由民权运动中，一些自由民权主义者把内争民主、自由的斗争和外争国家、民族独立的斗争联系起来，由日本一国延及各国，提出了亚洲、非洲被侵略各国合组万国共议政府，以确保各民族享有平等、独立地位的主张。这是日本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为争取本国及世界各国民主与进步所提出的一种最有意义的思想，同时也是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一种萌芽。”（注：赵军：《孙中山与大亚洲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赵军认为，日本亚洲主义在其产生开初，面对西方侵略，主张“与亚洲邻国实行联合”，体现出一种“有意义的思想”。他把亚洲主义初始之时，定在“明治维新之后”，即1868年之后。
日本亚洲主义“既非褒义词，也非贬义词，它是个中性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它是“一种是民间理想主义的亚细亚主义思潮，它以驱逐西方白人殖民主义者、振兴亚洲为己任；一种是政府现实主义的大陆政策构想，它以扩张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为目标，时而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互勾结，共同瓜分在亚洲的利益，时而与西方列强兵刃相见，企图独占亚洲利益。两者之间的交错与重叠，形成近代日本的亚洲观”。王屏在《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一书中说了以上的话。（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4页。书中给“亚细亚主义”所下的定义是：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是指在西方列强加剧侵略东方的危机时刻，围绕着对“东洋”与“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有关日本人亚洲观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及其相关行动。由于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复杂而特殊的发展历程，它又表现为强调亚洲平等合作的古典亚细亚主义、强调扩张领土的大亚细亚主义以及对亚洲实施侵略的“大东亚共荣圈”三种形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其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它从“兴亚”到“侵亚”的质变历程。）
其实，日本亚洲主义在其发生之初，与近代以来出现的许多民族主义的地域思潮，诸如泛斯拉夫主义、伊斯兰主义有着重要的内在精神的联系性与相似性。
如何评析地域主义思潮，恩格斯曾作出很好的榜样。他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的《泛斯拉夫主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这节中，突出地对“泛斯拉夫主义”予以了科学的分析。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斯拉夫族的另一个离散的成员，它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后来波希米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恩格斯说：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自身足以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它们各自的民族性都已逐渐被种种历史原因的作用所破坏，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种族所并吞，它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波兰人有2200万，俄罗斯人有4500万，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有800万，为什么不把所有这8000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恩格斯分析这是泛斯拉夫主义出世的初始意义。
然而，议论还在继续，当恩格斯接触到“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原则问题时，对泛斯拉夫主义的评判转向严厉。他说这个“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式的泛斯拉夫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发明最适合于它的目的”。（注：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527页。）
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做深刻定义：1.从民族论的意义上说，在其成立之初表现出“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意义。2.从泛斯拉夫主义性质变化的意义上说，揭露“俄罗斯帝国”借用泛斯拉夫主义“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的“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
对日本亚洲主义，也当用辩证分析的方法看问题。一方面认识其早期形态体现的“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地区民族主义特点，另一方面也揭发日本右翼如何“借用”这个“主义”，贩卖侵略主义，并分析这个原本属于地域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最终如何、为何演化成侵略主义的专用符号。
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定义分析启发我们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日本亚洲主义做出定义：第一，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他许多地域思潮相似，日本亚洲主义是长期“过程”的展开。应该对其做“早期”与“后期”的分期考察。日本存在过一个“早期”亚洲主义是历史的事实。第二，日本亚洲主义是多元“流派”的组合。其中既有疯狂鼓吹“征韩论”、“征台论”与“大陆进出（侵略）”论的极右派，也有以曾根俊虎等人为代表的吁求“亚洲同盟”、“中日连携”、“文化亚洲主义”的民间温和派。他们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日本民族主义者企望亚洲“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精神要求。特别是以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支那（中国）革命”派直接支持中国辛亥革命所发生的重要影响，不应该予以忽略。第三，日本侵略主义是亚洲主义最终“异变”的结果。不可忘记在这个亚洲主义的“理论之后”，还站着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想把整个亚洲变成日本“领土的野心”，由此后期日本亚洲主义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我们觉得只有用上述“过程”论、“流派”论、“异变”论的方法探悉日本亚洲主义，才能对这个“主义”进行历史的分析，做出科学的定义。
戚其章先生的文章给日本亚洲主义定义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日本亚洲主义产生于甲午战争之后，盛文所谓的“早期亚洲主义”不存在；第二，发生于19世纪日本的，被盛文称为早期亚洲主义的“亚洲连带”论、“中日提携”论“兴亚”论及“文化亚洲主义”（国粹与亚粹论）原本就是侵略理论；第三，从来都是“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的“侵略理论”，不存在盛文所谓的“右转”与“异变”。显然，戚文的第一点意见不主张对日本亚洲主义做“过程”论的分析；第二点意见不主张对日本亚洲主义做“流派”论的分析；第三点意见不主张对日本亚洲主义做“异变”论的分析。戚文持这样的方法研究日本亚洲主义，无益于对日本侵略主义的来龙去脉做深刻观察，所得定义与结论离历史事实也是有距离的。
二 对日本亚洲主义发展“过程”的观察
以下我们考察日本亚洲主义“早期”与“后期”的两个“过程”，及“早期”与“后期”之间的三个“链接”，说明日本亚洲主义是逐步发展演化的完整体系。
（一）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新论》的出版、“兴亚”论、“提携”论、“文化亚洲”论
1825年会泽安《新论》的出版，标志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萌芽期的到来。《新论》指出：世界局势犹如“战国”。“夫方今举宇内列为七雄，而与周末所谓七雄者，小大无异”，（注：会泽安：《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东京：岩波书店，1973年，第397頁。）主张开眼看世界，认清国际形势，意识日本与亚洲共同面临西方侵略的危险，建议日中结合纵之势，以抗西侵。
1878年，经由曾根俊虎等人的活动，振亚社成立，主张“亚洲连带”的“兴亚”论即“战略亚洲主义”的提出，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进入“成立期”的标志。1880年11月11日，兴亚会成立，创立者为长冈护美、渡边洪基。其中，曾根俊虎发挥重要作用。人员有荒尾精、岸田吟香、草间时福、副岛种臣、榎本武扬、宫岛诚一郎、广部精、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保利和、汉学家重野安绎等。
宗旨云：亚洲已成“碧眼人掠夺之地”，“白人无道”，亚洲人“同文同种”、“辅车相依”，理当同心同德共振亚洲。此宗旨曾经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过目。何如璋、黎庶昌等中国官员皆为会员。
1883年1月20日召开兴亚会第三周年大会，兴亚会改名为“亚细亚协会”。正副会长依然为长冈护美、渡边洪基。设议员：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谷干城、岸田吟香、末广重恭、广部精、成岛柳北等24名。（注：转引自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京：《东亚》2001年12月号。）会员据《姓名录》有曾根俊虎、金子弥兵卫、草间时福、桂太郎、东次郎、榎本武扬、牧野伸显、副岛种臣、三岛毅、品川弥二郎、原敬、竹添进一郎等，王韬的名字也见于名册。1883年10月刊出的《亚细亚协会报告》全部使用汉语。
宗旨强调日中“协”好，倡导“日中提携”。与以前不同的是“将通商贸易、确立市场作为日中提携的经济基础”，强调“中日两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合纵以及收回利商权”。曾根俊虎在会中十分活跃，主张通过兴办事业来振兴亚洲主义。（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59页。）
1888年，《日本人》杂志创刊，又由《日本人》杂志同人组织“政教社”，提倡国粹主义与“日本主义”，进而演绎出文化亚洲主义思潮，由此早期日本亚洲主义进入“发展期”。“政教社”（1888年）包括两个团体。其一为“哲学馆”，成员有井上圆了、三宅雪岭、棚桥一郎等人。其二是“东京英语学校”，成员有志贺重昂等人。此后，“日本主义”报纸《日本》同人陆羯南等人与《日本人》杂志合组《日本与日本人》。值得注意的是冈仓天心也是国粹主义的重要人物。他在所著《亚洲的觉醒》中，提出以“亚洲觉醒论”为基调的亚洲文化复兴观。
由上可见，从1825年到1891年东邦协会成立（下文将说到），经由66年，这是日本亚洲主义经历的一个重要时期。通常所说的早期日本亚洲主义，指的是这个时期。此期很长，可将其分为三期。1.早期日本亚洲主义的“萌芽期”，会泽安是这时期的主要代表。2.早期日本亚洲主义的“成立期”，代表组织是振亚社、兴亚会、亚细亚协会。这三个组织实际上具有“同根”性，是振亚社的延续与发展，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曾根俊虎。我们还可以把以上第一期与第二期称为“战略亚洲主义”。3.早期日本亚洲主义的“发展期”。组织上的代表是“政教社”，代表性事件是《日本人》的出版与国粹主义思潮的产生。代表人物是冈仓天心、三宅雪岭等。由于这一个流派主张“亚粹”与“文化亚洲”思想，故可称“文化亚洲主义”。
对于上述早期日本亚洲主义，我们同意诸学者的意见，因其具有日本亚洲主义的初始性，因此可称其为“古典亚洲主义”，同时这时期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较多的民间性，故也可称为“民间亚洲主义”，狭间直树则称其为“初期亚洲主义”。
不可忽视，早期亚洲主义组织人员上并不单纯，一些侵略主义分子混合其间；早期亚洲主义者思想上也不“精粹”，诸多侵略思想杂糅其中，此为日后日本亚洲主义的异变提供思想基因。然而，就矛盾的主次论而言，主张“亚洲连带”、中日提携，合纵御“西”的“战略亚洲主义”与主张抵御“欧化”，文化自立的“文化亚洲主义”乃是本期亚洲主义的主旋律。
（二）日本后期亚洲主义：“东亚同文”论、“日本膨胀”论、“大东亚共荣圈”论
日本亚洲主义至1891年发生重大变化。该年7月7日，东邦协会成立。发起人为小泽豁郎、白井新太郎、福本诚等。机关刊物为《东邦协会报告》（后改名《东邦协会会报》）。主要成员有副岛种臣（副会长）、陆羯南、高桥健三、大井宪太郎、志贺重昂、杉浦重刚、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等。其中，不少为《日本》、《日本人》杂志的成员，故与日本国粹派发生联系。其中发起人小泽豁郎为1848年福州举兵事件的中心人物。另有山县系官僚及以后的国民协会系；板垣退助、中江兆民的自由党系；犬养毅、尾崎行雄等的改进党系；伊东巳代治、小村寿太郎等的官僚系；谷干城等的贵族院系。中野二郎、岸田吟香等“浪人”系也卷挟其中。（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
这个时期，极端国家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张扬，“日本膨胀主义”跃然，后期亚洲主义阶段即“侵略亚洲主义”蠢蠢欲动。故当时《每日新闻》惊呼：与“亚细亚协会多为进步者”相较，“东邦协会保守分子居多”。
1898年4月东亚会成立。此会与东邦协会有密切的组织、思想联系。中心人物之一为福本诚。在福本诚的“渡欧送别会”上，陆羯南、三宅雪岭、池边吉太郎及帝大、早大学生数十名集合，由井上雅二、香川悦次（怪庵）为干事，筹备此会。1898年春，江藤新作一派加入其中，合同立会，（注：日本东京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书房1968年复刻版，第875頁。）而将井上与江藤组合一体的中介是平冈浩太郎。这样进步党系政治家与《日本》杂志社，再加上学生团体，组织起东亚会。
这个组织的中心活动家井上雅二著《兴亚一路》云：1898年春，日本桥偕乐园，陆羯南、三宅雪岭、犬养毅、平冈浩太郎、江藤新作、香川悦次、井上雅二共商下列数点：1.发行机关杂志，2.研究时事，发表所见，3.吸收横滨、神户地区的中国人入会，4.许康有为、梁启超入会。
同在1898年，又出现同文会。此会得到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及长冈护美、谷干城的支持，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做了很多组织工作。这是荒尾精门下的“大陆浪人”与近卫笃麿以及他所经营的“精神社”合作的产物。（注：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ぉける对外硬运动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14頁。）机关刊物为《东亚时报》。（注：值得注意的是，《东亚时报》从第6期开始由中国唐才常任主编。）
近卫笃麿命中西正树、井手三郎、白岩龙平、大内畅三（近卫的秘书）等人起草“规约书”云：时局变迁，日中问题日益突出，憾无必要之机关，由此创立同文会以作“实地研究”。立于政党之外，专为疏通彼我人士之情意且助成工商之发达。近卫笃麿说“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处理东洋问题是东洋人自己的责任”，东洋之未来终将遭遇人种之较量，东洋之前途取决于“黄白”较量的结果。为此“人种较量”的胜利，日本与中国共以西洋为敌。
近卫的同文会与福本诚等人的东亚会不属同一个系统。然而，这个组织吸收极具侵略性的荒尾精等“大陆浪人”为成员，其意义与东亚会吸收头山满与内田良平相当，说明日本亚洲主义开始与侵略主义走上合流道路。
1898年11月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会长为近卫笃麿公爵。此会认为：西欧列强东渐，中国被西方蚕食，景遇悲惨，国家危急如累卵，值此紧迫状况，当推动中国改革，以期中国的“保全”与觉醒。
东亚同文会主张将重点置于教育、文化领域，开展中国调查，推进研究与出版事业。东亚同文会出版有《清国通商综览》3卷，明治25年（1892）刊行。《支那经济全书》全12卷，明治40年（1907）刊行。《支那省别全志》全18卷，大正6年（1917）一大正9年（1920）刊行。并于1941—1946年，刊行基于东亚同文书院学生中国“大旅行”调查报告书编集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全9卷。
1891年东邦协会成立，标志日本亚洲主义进入它的“异变期”。此期的亚洲主义即为“异变亚洲主义”。这时期的亚洲主义，理论上炮制“日本膨胀论”，提出觊觎中国领土的“保全支那”论；实践上继承日本浪人集团的侵略“传统”，开展对中国“实地”调查，为日后侵略中国积累情报资源；组织上与玄洋社、黑龙会采取合作态度，吸收日本浪人集团入会。从1891年开始，日本亚洲主义跨过一个坎，向着侵略亚洲主义方向亦步亦趋。
日本亚洲主义在1891—1898年间发生急遽变化，一个原因是日本在1889年“帝国宪法”颁布，次年“帝国议会”的开幕，因“天皇制国家制度的确立”，而致“大亚细亚主义（侵略亚洲主义）抬头”；一个原因是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给日本思想界以巨大冲击，使极端“国家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获得空前的话语霸权。
我们把1918年定为日本“侵略亚洲主义”的成立之年。这年10月以大川周明为首，建立“老壮会”。1919年8月，大川周明一手组织，北一辉出任领导人，建立“犹存社”。1928年11月，“满洲青年联盟”建立。1933年，“东亚联盟论”正式出台。1939年产生“东亚联盟协会”。日本亚洲主义自从经由“异变亚洲主义”阶段之后，便如祸水决堤，一路狂泻，成为“侵略亚洲主义”。
1902年“日英同盟”建立，进入大正时期（1912—1925年）以后，日本在经济上出现高速增长，政治上出现政党政治，在外交上出现与欧美协调的“币原外交”。（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166页。）在此同时，日本社会矛盾突出。1901年足尾矿毒事件激化，1907年出现足尾、别子铜山大暴动，1918年爆发“米骚动”。同时，社会运动趋于组织化。1898年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1901年社会民主党诞生，1906年出现日本社会党。为转移国内矛盾，政府与民间“浪人”的右翼集团配合起来，加紧侵略亚洲的步伐。侵略主义的中心力量——日本军阀，在与“政党政治”的较量中，逐步走向政治前台与进入权力核心。
日本亚洲主义一旦走上侵略的道路，即刻失去曾有的“民间”性、“古典”性与“初始”性，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文化“盾牌”、理论“借口”与思想“指导”。
（三）“早期”与“后期”的三个“链接”
早期日本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存在着三个“链接”，即三个内在联系：其一是思想联系；其二是组织联系；其三是活动联系。三个联系犹如三个链条，维系着一个整体的日本亚洲主义体系。通过这三个联系，可以观察日本亚洲主义内在联系，得出日本亚洲主义早期与后期不可分割的结论，也说明日本亚洲主义演化的全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早期”过程。
第一个“链接”是思想联系。不管“早期”与“后期”亚洲主义，都具备以下基本理论元素：1.“中日提携”论；2.“兴亚”论；3.“与西方列强争衡”（这里使用戚先生的话语）的战略论。就是这三个基本理论，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连接起来，形成一条有机的思想链。也就是看到这个思想链的存在，因此不可轻易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从日本亚洲主义的全体结构中剔除出去。
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宗旨明言：“当今亚细亚全洲大势，国不相依，人不相辅，萎靡偷薄，苟且自安。当此之时，全洲志士岂不愤慨者？”“夫欧美洲所以致隆盛者”，推究原因，乃言语相通，情事互接，“故有缓急即以相互维持”，“呜呼！我亚洲诸国，若能如此，则振兴颓废，而比隆欧美诸洲，岂有难哉？”（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3），《东亚》2001年10月号。）
1898年成立的东亚会，其纲领开头即称：“第一条 本会定名东亚会。第二条 本会宗旨以讲求东亚振兴为主，并付之实行。”（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6），《东亚》2002年1月号。）
将兴亚会与东亚会的宗旨稍作对照，即可看到两者都提出“兴亚论”，尽管前后内容目的有差别，但思想联系十分明显，不可否认同属日本亚洲主义范畴。
第二个“链接”是组织联系。1880年11月11日，兴亚会成立，这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最初的重镇。力倡“中日提携”论与“兴亚”论。创立者为曾根俊虎、长冈护美等人。人员有荒尾精、岸田吟香、草间时福、副岛种臣、榎本武扬、宫岛诚一郎、广部精等。
1898年出现的同文会是东亚同文会的前身。据史记载此会成立得到长冈护美的鼎力支持。岸田吟香也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岸田吟香1878年在上海开设“乐善堂”，与玄洋社来往密切。
1883年，玄洋社的平冈浩太郎筹办东洋学馆以及头山满来上海，也住乐善堂或招待过岸田吟香。（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0页。）长冈护美、头山满与近卫笃麿的同文会发生联系，岸田吟香应该说是有作用的。同时，此会又是荒尾精门下的“大陆浪人”与近卫笃麿经营的“精神社”合作的产物。（注：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ぉける对外硬运动の研究》，第114頁。）
把1880年的兴亚会与1898年的同文会稍作比较，即可发现两会在组织上的密切连带关系。长冈护美、荒尾精、岸田吟香既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兴亚会的参与者，又是后期亚洲主义组织同文会的组织者。中间只是少了曾根俊虎，多了近卫笃麿。几乎可以说同文会就是18年前兴亚会的重组。
1883年兴亚会改名“亚细亚协会”。1900年东亚同文会“吸收”合并亚细亚协会。狭间直树说这样的合并是必然的，因为此前，亚细亚协会的长冈护美、岸田吟香已经成为东亚同文会的创立者与参与者。据上可见，戚文说“中日提携”论、“兴亚”论与大亚细亚主义（日本亚洲主义）没有联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即国粹主义也与东邦协会在组织上存在“链接”关系。1891年东邦协会成立。主要成员竟都是《政教社》、《日本》与《日本人》杂志社成员。协会宗旨即由陆羯南参与起草。既然早期亚洲主义的一个重要形态文化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有这么密切的关系，那就没有理由说，以国粹主义为主体的文化亚洲主义不是“亚洲主义”。
第三个“链接”是活动联系。创办学校是亚洲主义团体常做的工作。由此可见早期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在活动方式上的联系。例如，1884年7月上海成立“东洋学馆”，倡导者中有平冈浩太郎、中江兆民、樽井藤吉等人。岸田吟香（1883—1905年），是东洋学馆的后盾。（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0页。）
东亚同文会也就很注意开办学校，甚至成为它的主要业绩。1899—1922年在东京开办东京同文书院；1900年在南京开办南京同文书院；1901—1945年在上海开办东亚同文书院，南京同文书院并入；1921年与1922—1945年期间，东亚同文会在天津和汉口分别开办天津同文书院与汉口同文书院。
注意中国情报的搜集也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活动方式。兴亚会的曾根俊虎就是一个情报人员，兴亚会曾囊括荒尾精等四十余名情报人员为会员。
根津一是日本对华谍报人员，是“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年在上海开办）的骨干，一向从事情报工作。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成立，根津一任院长。4个月后，学校迁往上海，名东亚同文书院，继承日清贸易研究所“传统”，重视情报搜集工作，培养了大批情报人员。正如埃德加·斯诺所揭露的：“这次在哈尔滨建立的哈尔滨学院跟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一样。同文书院教给学生几年的奸细之术，然后把学生分配到政府机关或各个公司，有些人扎根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终身做奸细。”（注：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
做了以上的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以1891年划界）曾有一个早期亚洲主义的时代。戚文否认盛文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提法，认为日本亚洲主义“产生于甲午战争之后”，“萌生”于东亚同文会成立，近卫笃麿提出“保全支那”论的1898年期间，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任何一个思潮都有它的早期形式（乃至于中期形式），研究一个思潮而忽略其早期形式，将出现以下情况：第一，这个思潮突兀而生，缺乏思想背景，弄不清来龙去脉。第二，由于割舍了这思潮的缘起开首阶段，这个思潮的全部过程就变得相对短小。“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侵略主义主要思想载体，不承认其早期表现，日本侵略主义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 对日本亚洲主义诸“流派”的分析与右翼思潮探源
（一）对诸流派的历史分析
有学者认为，根据“日本亚细亚主义内涵的不同”，亚细亚主义可以分成“古典亚细亚主义（指亚细亚连带论）、扩张的亚细亚主义（指大亚细亚主义）、侵略的亚细亚主义（指大东亚共荣圈）、保守的亚细亚主义（指石原慎太郎的新亚细亚主义）、新古典亚细亚主义（指三谷太一郎的横向共同体理论以及建立在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区域一体化”主张）”。（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25页。）确实，在“日本亚洲主义”的概念下，包含着诸多流派。日本亚洲主义中存在三个思想元素。1.主张“兴亚”联亚、中日提携，反对西方侵略；2.主张“国粹”、“亚粹”，“反对全盘欧化”；3.主张占领中国，“征服”亚洲，推行侵略主义。由此，亚洲主义分成三大流派：即“战略亚洲主义”、“文化亚洲主义”与“侵略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
细致再分，又可分为以会泽安为代表的“提携攘夷”论；以曾根俊虎为代表的“连带‘兴亚’”论；以三宅雪岭、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亚粹国粹”论；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支援革命”论；以樽井藤吉、大井宪太郎为代表的“民权联亚”论；以近卫笃麿为代表的“保全支那”论；以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内田良平为代表的“征亚”论；以北一辉、大川周明为代表的“亚洲革新”论；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东亚联盟”论；以松冈洋右、岩畔豪雄、堀场一雄为代表的“大东亚共荣圈”论。眼光放开，还有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以及印度泰戈尔的“亚洲主义”等。（注：参见赵军：《“吾人之大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对日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0期。）另外还有一些人的亚洲主义，如尾崎秀实的亚洲主义、橘朴的亚洲主义等等。（注：参见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
对会泽安的“攘夷合纵”论；曾根俊虎的“连带兴亚”论；三宅雪岭、冈仓天心的“亚粹国粹”（文化亚洲论）论；樽井藤吉等的“民权联亚”论；宫崎滔天的“支援革命”论；吾妻兵治、尾崎秀实的“经济协同”论等，应做具体的学术分析，其区别于“侵略亚洲主义”而为“初始亚洲主义”。
会泽安（正志斋，1782—1862）是后期水户学的中心人物，最先提出攘夷论。1824年，英船船员于大津浜上陆，会泽安参与询间船员，成《谙夷问答》，1825年成《新论》。1853年培里叩关，德川齐昭复出，会泽安为议士，受到德川将军接见。他力陈海防意见，主张对外强硬的主战论。
会泽安在《新论》中提出以下的观点：目下世界局势犹如“战国”，“夫方今举宇内列为七雄，而与周末所谓七雄者，小大无异。其势亦有绝相似者焉。鄂罗度尔土广兵强，接壤争雄者，秦楚之势也。”（注：《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第397頁。）在此世界局势中，日本与俄罗斯关系最大，“接壤争雄”，而形“楚秦”之势。
他认为“满清富强在东方者，齐也。莫卧儿及百儿亚在其中间者，韩魏也。热马则虽以名位为诸蕃所尊奉，其实则与佛郎察伊斯把谙厄利相仲伯。大者韩魏，小者宋卫中山耳。”（注：《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第397頁。）他又论日本云：“而神州（日本——盛注）在满清东，犹燕之蔽于齐赵，然今四边皆贼冲，则亦不能如燕之独不受兵，而有如周之在韩魏之郊者也。”
他说与中国相比较，日本如同战国时代的燕国，处在“四面皆贼冲”危险境地，而“满清富强在东方者，齐也”。
可见1825年之际，日本还以“富强在东方者”的强国看中国，此刻日本侵略思想，有则有矣，但客观环境不可能使这样的思想升为主题，主题是“攘夷”。说这个时候日本就以“抗西洋之名，行侵略朝鲜、中国之实”，即包含着“夺取朝鲜和满洲土地的阴谋以及内心企图加以征服”的“战略图谋”，即使是井上清所说，也可斟酌商榷。（注：引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35页。）
会泽安强调，日本的国际环境是“独保孤城，邻敌筑境，日将逼之势”，主要的敌人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故其殊不得不屏者，莫若鄂罗（俄罗斯）”。会泽安推出自己的战略决策：“与神州相为唇齿者也，清也”，除了与中国联合，别无出路。他主张立即与中国“势声”呼应，“相为犄角”，一同抗御西敌入侵。（注：《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第398頁。）
与会泽安差不多同时代的还有佐藤信渊（1769—1850年），在1823年著《宇内混同秘策》鼓吹“支那经略论”。（注：佐藤信渊：《混同秘策·混同大论上》，《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渊》，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第426—428頁。转引自吕万和：《明治维新と中国》，东京：六兴出版社，1988年，第144頁。）然而就是同一个佐藤信渊，于1839年莫里松号事件发生，并听说中国鸦片战争的结果之后，思想发生变化。他的“支那经略论”转化为“日中提携论”与“存华挫狄论”。他在1849年为自己的书所作的序中说：“古人有言，唇亡齿寒”，是故“希望清国复兴，永作日本（本邦）之西面屏障”，希望中国“起复仇之义兵，征讨英夷而打破之，失地悉收”。他说这些话后第二年去世。观其一生，虽多侵略言论，然而生命最后时刻的“存华挫狄论”，却是“盖棺”之语，宜予肯定。（注：藤春禅：《日清战争とわが大陆政策》，《军事史学》第4卷4号。转引自吕万和：《明治维新と中国》，第145頁。）
王芸生先生在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特别提到会泽安，将会泽安所说“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也，清也”作为警句引用。吕万和教授在《明治维新与中国》中也有如下论述：“会泽安，儒家学者，他认识到基督教势力东侵之际，东方独立国中唯中国与日本信奉儒学，两国结成同盟，乃为当然之事。不能说这样的思想有多少深刻，但依然可以说他是亚细亚的先觉，倡导‘日中同盟’论的先驱”。（注：吕万和：《明治维新と中国》，第144頁。）
著名的日本学与中日关系问题研究家俞辛焞说：“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萌芽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平野国臣、佐藤信渊、胜海舟等的‘日清提携论’及樽井藤吉的‘大东和邦论’主张，因欧美列强的侵入而面临民族危机的日本应与中国联合抵抗欧美”，“这些思想与孙中山的亚洲观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和解放以及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俞辛焞先生肯定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存在，指出它“萌芽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意义在于追求亚洲的“联合和解放”、“独立和平等”。（注：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4页。）当然我们的观点与俞辛焞稍有不同，而认为早期亚洲主义的时间可以上溯到19世纪20年代，以会泽安为主要代表。
戚文对早期亚洲主义中的“兴亚”论也予以彻底的否定，主要理由是兴亚论的主要代表曾根俊虎等皆为侵略分子，“包藏祸心业已昭然若揭”。这也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
提起曾根俊虎的名字人们会自然想起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革命“因缘”。据孙中山回忆，1895年惠州起义失败，亡命日本的陈少白因曾根俊虎的介绍认识宫崎滔天的哥哥宫崎弥藏，此后宫崎滔天加入反清队伍，与孙中山结为至交。
曾根俊虎曾在日本海军任职。他最初是一个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侦探家”，曾把自己在大陆进行情报活动的成果编写成《清国近世乱志》、《中国诸炮台图》等“献纳”于政府。（注：曾根俊虎著有《清国近世乱志》（1879年）、《中国诸炮台图》（1879年）、《清国各港便览》（1882年）、《清国漫游志》（1883年）、《法越交兵记》（1886年）、《日本外战史》（1895年）、《俄清之将来》（1896年）、《北支那纪行》（1997年）、《俄国暴状志》（1904年）等。）然而中法战争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日本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固然无可厚非，但应建立在与亚洲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为此，他在1886年上书伊藤博文表示不再想当“侦探家”，而要做一个“兴亚家”。他积极促成振亚社的成立与创立兴亚会（1880年），说明在此之前已经把思想变为行动。（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4页。）
1886年，发生长崎事件。中国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所谓行为“骄慢”，引起日人“愤慨”，日本为此舆论哗然。（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24頁。）曾根俊虎立时发表意见，认为日本人“愤慨”得没有道理，初看是中国人“骄慢”，其实乃日本人长期轻蔑中国，激怒中国，自取其咎，自取其辱。日本人取笑中国人为“牛豚”在先，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以“假鬼子”回敬？
他认为对待中国与朝鲜，日本应取平等态度，这样的关系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自上而下的，出兵朝鲜，祸及中国，“肆无忌惮”，“呜呼！积怨深怒何日而泄？”为今后的日中关系担忧。日本侵略台湾，向中国强索50万两白银，他在《清国漫游志》前言中批评本国政府：这样做将使中日两国“意想悬隔亦甚”，积怨愈深，终将爆发。他主张将此作为一个重要课题交由兴亚会研究。（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2），《东亚》2001年9月号。）
诚然，如前文所述日本亚洲主义组织，即使曾根俊虎的兴亚会，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有曾根俊虎这样的兴亚家，也有荒尾精、岸田吟香那样的政府间谍。不同的思想人物混同在一个组织，这是自然的，不可因有坏人的混入，而将曾根俊虎“连带”否定。
曾根俊虎在《清国漫游志》、《法越交兵记》等书中，总是批评政府。他的“兴亚”思想也与政府气味不投，结果非但没有当上外交官，还被罢官。他在1891年退出军队，晚年从事商业，但一无所获。1910年5月31日在东京寓所去世。死前一变既往“兴亚家”之“豪放快乐”，“形容枯槁，两鬓斑白”。（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2），《东亚》2001年9月号。）王屏说：“曾根俊虎所走过的路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日本古典亚细亚主义在与日本政府追求‘国家利益’的亚洲战略发生矛盾时，其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改变性质，要么走向消亡。”（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4页。）王屏的话接近历史的真实。曾根俊虎堪为日本“初始亚洲主义”的典型，他的思想与日本的侵略“利益”发生冲突，其最后的人生结局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有“文化亚洲主义”（国粹派）一派，其代表人物有冈仓天心等。戚文论冈仓天心是一个“人种论者”，所以他的思想就是“经过包装的侵略主义”。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施行“欧化政策”，决定将西方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样式一揽子引入日本。东京日比谷设“鹿鸣馆”，每日由政府高官招待绅士淑女，举行西洋舞蹈会，舞乐高奏，“全盘欧化”思潮甚嚣尘上。对此，一部分文化民族主义者发出批评责难之声，“国粹派”应运而生。国粹主义初始目的乃反对“全盘欧化主义”，抵制西方文化扩张，复兴包括中国儒学、印度佛学在内的亚洲文化（国粹、亚粹主义）。
盛文论日本亚洲主义具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同时也指明其宣传“日本文化优越论”、“振兴亚洲文化的天职论”的局限性——“这一切终使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变形，其中的一些人最终向侵略主义转化”。
然而就是盛文的这一辩证分析观点，最终还是遭到戚文的指责：“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观点，从总的方面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但“错”在那里呢？只说“这个问题涉及面广”就没有了下文。
冈仓天心为抵抗全盘欧化风潮，为发现亚洲价值，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发出了“亚洲为一”的名言。如他说：“亚洲为一。喜马拉雅山山脉分割了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的共同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与达摩的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然而，仅仅是为了对这两个文明作各自的强调，才这样说，其实，追求普遍终极精神的博大爱思，即使白雪覆盖的障壁也无法阻隔。这种爱正是亚细亚民族的共通的思想传承。因为这样的爱，世界上所有的大宗教得以产生”，也因为这样的爱，将亚洲与忽略精神，只重物质与手段的西方区别开来。（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324頁。）这样的思想无可厚非。
冈仓天心说过，世界在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不能说这就是“经过包装的侵略主义”。
孙中山也论“人种”。他说过：“世界上的十五万万人之中，顶强盛的是欧洲和美洲的叫四万万白种人。白种人以此为本位，去吞灭别色人种”。（注：曹锦清编：《国权与人权·孙中山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38页。）这与冈仓天心所谓“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意义上有多少差别？据孙中山的意思，“人种”即“种族”，扩大之即民族，所谓人种竞争也就是民族的竞争。
宫崎滔天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是日本“初始亚洲主义”的延伸与发展。戚文评析日本亚洲主义，简说与不说宫崎滔天，是否为一个有意的“疏漏”？
宫崎滔天出生于熊本县，15岁入德富苏峰的大江义塾。又进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他曾有留学的想法，后受兄弥藏影响，接受“革命的亚细亚主义”。弥藏去世，他认识孙中山，加入反清革命。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宫崎滔天曾尽力给予经济支持。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滔天更积极参与。革命后，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宫崎滔天也一心投入，被孙中山引为没有私心的“义侠”与日本同志。1922年去世，时年52岁。
宫崎滔天1891年到上海学中文，发生经济问题。这时荒野精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同文书院的前身），成员200多人，打着研究中日贸易的旗号，从事间谍活动。荒野精主动提出接济宫崎，但宫崎滔天“见到校长荒尾精等一派人，作为支那占领主义者，结为一团，乃为异己主义的集团，于是不食周粟”，断然拒绝。表示与“占领中国主义者”划清界限。（注：转引自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22頁。）
1905年7月，宫崎对宋教仁说：“现今各国无不垂涎于中国，即日本也野心勃勃。”1906年宫崎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中国革命与列国》说：“所谓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吞并主义。伴之而来的是扩军备战。”孙中山为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作序，有对著者的基本评价：“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惟愧吾人无太宗之资，乏卫公之略，驰驱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游归国，将其所历笔之于书，以为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吾喜其用意之良，为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扬之。壬寅八月支那孙文逸仙拜序”。（注：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第1页。）
“日忧黄种陵夷”，“襄成兴亚之大业”，“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说明宫崎滔天是一个“关心亚局”的亚洲主义者，是一个“襄成兴亚之大业”的“兴亚”论者。这样的亚洲主义不是侵略主义，这样的“兴亚”论也不是侵略论。宫崎滔天言行著作，影响较大，戚文论亚洲主义而绕开宫崎滔天，无法对日本亚洲主义做全面评析。
需要补充的是，日本亚洲主义包括着一个关心亚洲经济联合的群落，对他们的思想也很难以侵略主义做绝对否定。据狭间直树考证，《亚细亚主义协会报告》中，亚洲主义者中吾妻兵治就强调发展东亚通商贸易与确立近代市场的必要性。他认为欧美各国，“人众相集而成国家”，彼此相通而与亚洲悬隔。故亚洲应自组独自的“通商”“贸易”区域。此为达成亚洲富强与文化向上所必须。他说：日本与中国既有《通商条规》，交易也盛，然“商权”握西人之手。若不收复商权，既被人欺凌，也自我凌夷而毙。日中宜“合纵”以抗西商，建设铁路、电线、船舰、兵器及各种“公司”，以振工业。“若当今日中商人，悟当今大计，合纵起业，翻然弃内外之见，务共同之计，或相结以起工事，或移资银以设公司，彼我往来，相视如一，进退动静一从其便，虽时有一丧一得，其利也不出两国之外。各商既得私利，而两国公利，也不胜其数”。对抗欧美，共同经营，不是说不要私利，而是说“私利”乃共谋“公利”之结果。“五洲如竞争场，相互角逐，故日清当今之急务，合纵之以收商权”。（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
如狭间直树所说，吾妻兵治论说日清提携，共振商业的必要性，强调于“提携”基础上加强贸易，值得重视。尽管这样的构想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提出了一个“非西洋世界”必须直面的问题，中国郑观应的“商战”说，恰与吾妻兵治的思想相对应。（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
尾崎秀实是一个亚洲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反对日本侵略亚洲主义的战士。他1939年于《中央公论》发表《“东亚协同体”的理念与它成立的客观基础》，揭露“东亚协同体”理论所包含的经济侵略野心。指出：东亚协同体的理念，旨在确立日本于亚洲霸业，为这霸业披上温和的外衣。在此外衣的遮掩下，大陆成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324頁。）
他揭露在日本，“作为经营与开发，大陆建设被当作首要问题被提出”，然而，这不是“开发”，而是资源掠夺。作为大亚细亚主义主干的“东亚协同体”在名与实的问题上发生冲突，与所谓的“大义名分”相背离。“东亚协同体”思想终究成为无法实现的“梦”，一个“现代神话”。（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东京：现代书馆，2001年，第217頁。）
尾崎秀实指出，想把中国变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不仅存在道德上的问题，现实操作及资金上都有问题。随着在华（侵略）战争的深入，矛盾将日益突出。（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第216頁。）日本推动所谓亚洲经济组织化，困难巨大。而阻挡日本经济侵略计划的重要因素，则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第216頁。）1941年，尾崎秀实被日本军部逮捕，最后被杀害。《检事询问调书》记载他的话：这场对中国的战争，将使“日本本来脆弱的经济被削弱”，将给日本带来致命的打击。他预言：日本侵略亚洲主义给日本带来的不是好运，而是破灭。（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第216頁。）
（二）早期右派的膨胀与国粹派的“变节”是右翼思潮的重要源流
一般说来，梳理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战略亚洲主义”与“文化亚洲主义”之后，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流派就已经大概清楚了。然而，继续深究，发现还有一个早期流派不可疏漏，这就是玄洋社与黑龙会。
1876年明治新政府发布“废刀令”，不满士族10月爆发“萩之乱”。翌年又有西南战争，福冈藩士族参加了这次战争。内乱镇定后，向阳社结成，提倡征韩论。1881年在头山满的组织下，向阳社改名玄洋社，社长为平冈浩太郎，设福冈本部，提倡天皇主义、国权主义与“大陆进出（侵略）”论。1901年又出现黑龙会，内田良平为创立者，头山满为顾问。天皇中心主义与“征亚”主义成为其中心纲领。我们可以把玄洋社、黑龙会称为“征亚主义”的代表。
玄洋社与黑龙会和后期亚洲主义即“侵略亚洲主义”有着很大的联系。例如，1898年东亚会的成立与平冈浩太郎就有极大关系。历史记载“1898年春，江藤新作一派加入其中，合同立会”，而“将井上与江藤组合一体的中介是平冈浩太郎”。（注：日本东京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收房，1968年复刻版，第875頁。见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6），《东亚》2002年1月号。）该会会员32名，头山满与内田良平的名字赫然见于其中。
这样，早期日本亚洲主义就具有三重流派：“战略亚洲主义”、“文化亚洲主义”与“征亚亚洲主义”。日本后期亚洲主义即侵略亚洲主义就是这三个早期“亚洲主义”异变，尤其是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大陆进出（侵略）”论、“征亚亚洲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
前面说过1891年东邦协会成立，此乃日本亚洲主义急遽右转的信号。引人注目的是凡著名的国粹论者即“文化亚洲主义”者如陆羯南、志贺重昂、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等人都加入到东邦协会的行列。
陆羯南的国民主义、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志贺重昂与三宅雪岭的国粹主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右翼。川崎紫山起草《东邦协会设置趣旨》，陆羯南亲自为之润笔，有如下言论：综观世界现状，西洋开拓殖民地与贸易地，紧迫亚洲，当“导引未开之国，扶助不幸之国”，采“连带”之思想，“推动实力之外部扩张”；“东洋人种之未来”乃以“国家实践之王道”，实行日本的亚洲主义，“人人尽臣民之公义，视国家为至高之团体”，“究明国家之大道，以赞育世界之文明与天地之化育”。（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德富苏峰“与原来的思想诀别”，转而鼓吹甲午战争是“膨胀的日本实行膨胀实践的最好时机”，由此而成“维新兴国之业”。（注：德富苏峰：《好机》，《国民新闻》1894年7月23日。）他说：甲午战争后“我在精神上几成他人”，自己认不得自己！1897年他出任政府内阁官僚，思想转换的特色更趋明朗，被舆论界谴为“变节”者。这样的思想背景，同样促成日本亚洲主义的右翼化“变节”，即日本亚洲主义的后期异变。（注：松本三之介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1·明治思想集Ⅱ》，东京：筑摩书房，1977年，第446頁。）可以清晰看到，国粹派与文化亚洲主义者的“变节”成为日本右翼思潮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源流。
四 结语
综观以上所述，本文指出日本亚洲主义可分为早期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两个历史“过程”，因思想、组织与活动的三“链接”，形成日本亚洲主义的完整体系。本文又对日本亚洲主义做“流派”分析，指出日本亚洲主义可分为早期亚洲主义的“兴亚”论、“国粹”论、“征亚”论及后期亚洲主义的“东亚同文”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支那革命”论等。主张对上述流派理论进行具体辩证的分析。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中的“兴亚”论、“国粹”论，主要体现为日本民族主义者抵抗西方军事侵略，要求亚洲“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思想要求，反对文化上的“全盘欧化”，建立日本与亚洲自尊自信的意识主体的精神愿望，且透露希求结成亚洲经济共同体以抵制西方经济压迫的初始意念。然而即使是这个时期的亚洲主义，也在组织上、思想上，隐含着侵略主义的元素。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体制的形成，右翼势力的嚣张，民主力量的消解，军阀权力的登台，这些“元素”快速膨胀，遂使早期亚洲主义性质发生根本异变，蜕变为日本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侵略主义理论。
作为一个思想史学的研究课题，对研究客体做“过程”论与“流派”论的分析，方法上是常规的与普通的，得出不同的结论是正常的与允许的。事实是，我们说明的是一个“日本亚洲主义演化说”与“日本右翼思潮源流说”，了解这个“演化”史与“源流”史，将使我们对日本侵略亚洲主义形成过程及其内在本质有更明晰的洞察，将使中国与日本人民对“右翼”思想的批判更加深刻有力。
注释：
（39）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5页。
（40）冈仓天心：《东洋の理想》，转引自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羲》，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