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66年舆论战
——写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
姚学满/张梦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8期
【原文出处】《政工学刊》(大连)2005年06期第15～17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92538部队后勤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作战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的斗争，而且还是敌对双方舆论战的全面较量。谈到二战与舆论战的关系，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舆论战成型于二战。有的学者形象地说：广播点燃了二战的第一把火，二战充当了舆论战的催生婆；有的学者风趣地讲：如同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给孙悟空留下一双火眼金睛一样，历经了72个月零一天战火洗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留下了两把撒手锏，一把是核武器，另一把就是舆论战。综观二战爆发以来舆论战66年的发展脉络，人们可以看到舆论战在歌舞升平中搞定了“苏东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波兰变天），在战火硝烟中剥光了萨达姆；也可以认识到舆论上的失手，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失声，结果是全盘的失利；还可以领悟和感受到一种大势和诸多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舆论战的主要特点
作为工业社会最大的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最惨烈的形式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成果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作为当时传媒家族的最新成员，广播当仁不让地走到了前台；作为战斗力中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舆论发于战前、贯穿战中、绵延战后，可以说是兵马未动、舆论先行，战场交锋、舆论神通，硝烟散尽、舆论主阵。
广播成为“主战装备”，舆论战在人员、时间和地点上实现了新跨越。“技术决定战术”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舆论战。从飞机上空投传单、报纸、小册子及宣传品，是一战期间交战双方舆论战的拿手好戏，也是双方运用最广的舆论战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正是无线电广播发展的黄金时代，这种崭新的大众传播媒介，为舆论战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受到各国舆论战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青睐，并迅速成为实施舆论战的一柄锐利长剑。它使纸质媒体十天半个月的周期缩短到了一小时之内，打破了纸质受众必须有文化、能识字的限制，使受众遍及全民；使舆论战不再受国界、战壕等壁垒的阻隔，实施范围得到极大扩展。翻开二战史，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驻欧广播站、美国之音、联合广播电台、盟总之声、卢森堡电台等广播机构，都有不凡的表现。
政要组成“主力阵容”，舆论战一步步成为战争之上的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舆论则是游走于政治与战争之中的无冕之王。对此，各国政要了然于心，二战爆发后便亲自披挂上阵，使舆论场成了双方斗智角力的战场。战争狂魔希特勒把舆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代起一直是说话的力量，而且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1936年6月，纳粹党在纽伦堡会议上竟挂出了“宣传帮助我们夺取了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取得整个世界”的标语。盟国更是不甘示弱，相继成立了舆论战的两大系统。一是直属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政治战执行局，二是由美国总统授权专门负责海外舆论战的情报协调局。当时，不仅首相丘吉尔是BBC的常客，而且流亡在伦敦的荷兰女王、挪威国王也经常通过BBC发表讲话，号召国民奋起抵抗。可以说，斯大林红场阅兵时的神力动员，毛泽东延安著作的无穷威力，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的广播演讲，都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攻防有了“主要样式”，舆论战逐渐从附属地位向独当一面转变。1940年4月，德国驻挪威奥斯陆的使馆破例举行了盛大的电影招待会，邀请了挪威政府官员、军事将领和工商巨头，放映的是德国闪电袭击波兰的实录战争片《火的洗礼》。银幕上的恐怖画面摧毁了台下人的心理防线，次日的德军陆战队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挪威全境。舆论战在二战中的突出表现和取得的成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舆论战的偏见。起初，蒙哥马利曾公开讲：“我的部队不需要宣传车。”然而，西西里岛登陆战打响后，美军向意大利军队发射了数以百计的“传单炮弹”，轰炸机又在敌人后方扔下了许多的“投降证”。几天后，成百上千的敌人前来投降。蒙哥马利一反常态，亲自命令部队要连珠炮似地发射“传单炮弹”。巴顿将军也命令所属部队必须在阵地前沿散发宣传品。仔细分析诸如诺曼底登陆时的舆论迷雾、慑敌魂魄的安妮广播、不列颠上校的V字行动等一系列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先声夺人、政治宣传、张扬武力、全力造势、多向渗透等舆论战的主要样式在二战中已经比较成熟，舆论战也以其独特的形式取得了许多出人意料的辉煌战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舆论战的新发展
把舆论战放在传播史、战争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长河中作全景式考察，可以发现，这个神通广大的舆论战经历了千年孕育、百年瓜熟、十年蒂落、一直为王的演进过程。远观千年文明，不但造就了舆论战赖以存在的传媒物质，而且还为其提供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巨大反作用的哲学逻辑。近看百年历史，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旧式的战争，其特征为使用骑兵的群体战斗。虽然印刷媒体和街头演说进行了近似煽情的表演，但充其量也只是舆论战诞生前的胎动。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机械化战争，坦克、飞机、大炮起着决定作用，舆论战的特立独行使宣传和意识形态影响对敌方起到了相当作用。1946～1991年的冷战，是伴随着军备竞赛的新型战争，其实质是意识领域的信息战。对此，俄罗斯学者指出：“使用信息战不仅可以操纵个体意识，而且可以操纵整个民族的意志，从而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进程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破坏，致使国家毁灭。”这三次较量，蕴涵了舆论战“实践——理论——实践”的壮大过程，也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警示和必须化解的危机。
从广播到网络——科技发展促成了舆论战的进化跃升。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媒体经历了6次革命，即语言、文字、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从传媒这一舆论载体的演进历史看，在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时代，由于受到传播距离和受众人数的限制，舆论的能量是相当有限的。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舆论。以1920年世界上第一家广播电台诞生、1936年第一家电视台诞生为标志，人类进入了大众传播的历史时期。正是由于技术的决定性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舆论主要是向内的、鼓动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舆论则具备了扩张性和战斗性。可以说，没有广播电台的广泛应用，就没有二战期间的舆论交锋。从战后的情况看，进入电子传播、网络传播时代，覆盖全时空和全人类的大众传媒，使舆论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同电磁场一样，舆论场成了必不可少的社会资源；同电磁战一样，舆论战成了敌对双方争夺的制高点。
从枪弹论到信息论——相关的理论发展为舆论战提供了理性支撑。麦克卢汉讲，媒介即信息。其实，舆论亦即信息。媒介是物质形态，舆论是意识形态，通过信息使其融为一体。三者组合，如同流动着声音信号的广播线。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实现了传播科技的第一次飞跃；以15世纪德国人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为标志开启了近代的信息传播；以广播为标志的现代传播科技推动了大众传播和社会舆论的形成。在广播出现之前，人们对舆论的关注集中在宣传上，一战之前的理性认识散见于一些名言之中，如拿破仑的“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也”。
真正的理论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0～1940年，“枪弹论”盛行，施拉姆曾经对它作过这样的概述：“传播被视为魔弹，它可以毫无阻拦地传递观念、情感、知识和欲望。……传播似乎可以把某些东西注入人的头脑，就像电流使电灯发出光亮一样直截了当。”《打了胜仗的文字》、《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等著作相继问世。第二阶段是1940～1960年，“有限效果论”出笼。与之相关的理论书籍，如《人民的选择》、《个人影响》、《创新与普及》等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西方社会。第三阶段是1960～1990年，提出了“宏观效果理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大众传媒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效果和机制，使人们操控社会舆论和意识的能力提高了一大步。第四阶段是1990年以来，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伴随着对苏联解体的反思与研究，“议程设置”、“沉默螺旋”、“培养”等理论被进一步推崇，“知沟”（knowledge gap）、“信息沟”（information gap）、“信息心理战”、“舆论战”等理论相继而生。
从点燃战争到直播战争——不同领域的成功实践使舆论战的功能扩张弥漫。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舆论战发端的。1939年8月31日中午，希特勒下达书面命令：次日拂晓闪击波兰。此时的纳粹传媒则翻云覆雨，一方面，国内电台全面广播元首对波兰的和平建议，大力渲染政府为维护和平所做的最大努力；另一方面，已在德国边境小城格列维兹隐蔽了6天的党卫队特务劳约克斯，带领一队冒充的波兰士兵闪击了格列维兹电台，用死囚充当电台伤亡人员制造了波兰入侵的铁证，用波兰语广播反德演说，宣布对德作战。希特勒用广播营造了对己有利的舆论场，既找到了战争的借口，又煽起了狂热的民心和士气，即令160万虎狼之师分三路扑向华沙。时隔半个多世纪，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在全球各大新闻媒体的“跟踪追击”和“密集轰炸”下，这场在新世纪爆发的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已变得“全维透明”和“条块清晰”起来。综观伊拉克战争期间的舆论战，不难发现媒体在直播战争、娱乐战争、包装战争、经营战争、炒作战争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力量参与了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来说，新闻力已经成为战斗力中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贯穿始终，持续起作用。也就是说，媒体使战争透明化，战争使媒体力量化。这一独有特征的出现，预示着舆论战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对打赢未来舆论战的几点启示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以邻为鉴，理当应变。苏联解体的悲剧警示我们：必须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信息战，在和平崛起中挫败和平演变。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加大对中国西化、分化、妖魔化的力度，企图用搞垮苏联的手法来对付中国。特别是进入21世纪，美国大力推行全球霸权主义，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特别是领先的科技优势和发达的信息技术，对我推行西化、分化的气焰更加嚣张，表现出欲望强烈、能量强大、势头强劲的新动向。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面临的渗透与反渗透、遏制与反遏制、分裂与反分裂、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在这种大背景下，舆论战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激烈的；不仅战时要高度重视，而且平时也要特别关注；不仅要从技战术上加以提升，而且要从战略层面上筹划运用。
拓宽打赢视野，在抢占传媒制高点中争夺舆论战的主动权。有专家指出：就像以电力的应用为代表的能源革命最终促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一样，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将引导人类信息社会的到来。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互联网以其适时性、开放性、选择性、交互性等独特优势，成为传媒家族和信息领域的龙头老大，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并以因特网为标志，使舆论载体率先实现了全球化、信息化、大众化，也使每个国家和军队都面临着换代性的机遇和挑战。要在平时舆论引导和战时舆论对抗中稳操胜券，就必须注重建设和经营平战结合的以网络为主的大传媒格局，从战略资源上掌握舆论战的主动权；努力在掌握核心技术和强势工具上实现真正跨越，从占有和使用国际性的最新平台上掌握舆论战的主动权；在探索发展中建设“专业队伍——政治干部——爱国民众”相结合的有效实施力量，从组织机构和运行系统上掌握舆论战的主动权。
提高引导能力，在传播全球化的大势中牢牢把握舆论导向。舆论战在平时是绵中藏针，在战时是针锋相对。就其覆盖范围和作用对象而言，可分为军中舆论、国内舆论、对敌舆论和世界舆论等层次，各层次之间又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对驾驭和引导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现代舆论载体的全球化、多元化、透明化特点看，用简单管控的方法对待舆论，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便是对待自己的媒体和内部受众，一厢情愿的简单做法也只能起到自扼其喉或掩耳盗铃的作用。只有遵循现代传播及舆论聚散消长的特点规律，提高驾驭传媒、引导舆论的本领，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把牢舆论导向。要坚持真实决定生命的原则，从本质上实施真理感召；用好议题设置、议程控制、框架管制等原理和方法，适时地进行因势利导；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在敏感问题上当好受众向导；当好舆论裁判，要为公众代言，在良性互动中进行沟通疏导；讲究策略方法，形成立体宣传，在舆论对抗中力争强势主导。
注重实际转化，打赢未来军事对抗中的舆论战。对于军事冲突中的舆论战而言，它是一种“软力量”的较量，其作用发挥得如何，最终要体现于战场，最后还是要看战果。可以说，打好舆论战，转化很关键。也就是说，要把舆论力转化为战斗力，使之发挥出全方位的最大效能。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我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师，所进行的舆论战，对外主要是传播真理、实现多助，对内主要是全民动员、广泛支前。对我军而言，就是要把正义的力量转化为必胜的信念，把革命的道理转化为杀敌的斗志；对敌人而言，就是要多管齐下，及时瓦解，压其势、乱其心、夺其志。从而实现最终目的：赢得人心、赢得支持、赢得胜利。^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8期
【原文出处】《政工学刊》(大连)2005年06期第15～17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92538部队后勤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舆论战的主要特点
作为工业社会最大的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最惨烈的形式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成果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作为当时传媒家族的最新成员，广播当仁不让地走到了前台；作为战斗力中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舆论发于战前、贯穿战中、绵延战后，可以说是兵马未动、舆论先行，战场交锋、舆论神通，硝烟散尽、舆论主阵。
广播成为“主战装备”，舆论战在人员、时间和地点上实现了新跨越。“技术决定战术”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舆论战。从飞机上空投传单、报纸、小册子及宣传品，是一战期间交战双方舆论战的拿手好戏，也是双方运用最广的舆论战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正是无线电广播发展的黄金时代，这种崭新的大众传播媒介，为舆论战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受到各国舆论战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青睐，并迅速成为实施舆论战的一柄锐利长剑。它使纸质媒体十天半个月的周期缩短到了一小时之内，打破了纸质受众必须有文化、能识字的限制，使受众遍及全民；使舆论战不再受国界、战壕等壁垒的阻隔，实施范围得到极大扩展。翻开二战史，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驻欧广播站、美国之音、联合广播电台、盟总之声、卢森堡电台等广播机构，都有不凡的表现。
政要组成“主力阵容”，舆论战一步步成为战争之上的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舆论则是游走于政治与战争之中的无冕之王。对此，各国政要了然于心，二战爆发后便亲自披挂上阵，使舆论场成了双方斗智角力的战场。战争狂魔希特勒把舆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代起一直是说话的力量，而且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1936年6月，纳粹党在纽伦堡会议上竟挂出了“宣传帮助我们夺取了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取得整个世界”的标语。盟国更是不甘示弱，相继成立了舆论战的两大系统。一是直属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政治战执行局，二是由美国总统授权专门负责海外舆论战的情报协调局。当时，不仅首相丘吉尔是BBC的常客，而且流亡在伦敦的荷兰女王、挪威国王也经常通过BBC发表讲话，号召国民奋起抵抗。可以说，斯大林红场阅兵时的神力动员，毛泽东延安著作的无穷威力，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的广播演讲，都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攻防有了“主要样式”，舆论战逐渐从附属地位向独当一面转变。1940年4月，德国驻挪威奥斯陆的使馆破例举行了盛大的电影招待会，邀请了挪威政府官员、军事将领和工商巨头，放映的是德国闪电袭击波兰的实录战争片《火的洗礼》。银幕上的恐怖画面摧毁了台下人的心理防线，次日的德军陆战队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挪威全境。舆论战在二战中的突出表现和取得的成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舆论战的偏见。起初，蒙哥马利曾公开讲：“我的部队不需要宣传车。”然而，西西里岛登陆战打响后，美军向意大利军队发射了数以百计的“传单炮弹”，轰炸机又在敌人后方扔下了许多的“投降证”。几天后，成百上千的敌人前来投降。蒙哥马利一反常态，亲自命令部队要连珠炮似地发射“传单炮弹”。巴顿将军也命令所属部队必须在阵地前沿散发宣传品。仔细分析诸如诺曼底登陆时的舆论迷雾、慑敌魂魄的安妮广播、不列颠上校的V字行动等一系列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先声夺人、政治宣传、张扬武力、全力造势、多向渗透等舆论战的主要样式在二战中已经比较成熟，舆论战也以其独特的形式取得了许多出人意料的辉煌战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舆论战的新发展
把舆论战放在传播史、战争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长河中作全景式考察，可以发现，这个神通广大的舆论战经历了千年孕育、百年瓜熟、十年蒂落、一直为王的演进过程。远观千年文明，不但造就了舆论战赖以存在的传媒物质，而且还为其提供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巨大反作用的哲学逻辑。近看百年历史，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旧式的战争，其特征为使用骑兵的群体战斗。虽然印刷媒体和街头演说进行了近似煽情的表演，但充其量也只是舆论战诞生前的胎动。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机械化战争，坦克、飞机、大炮起着决定作用，舆论战的特立独行使宣传和意识形态影响对敌方起到了相当作用。1946～1991年的冷战，是伴随着军备竞赛的新型战争，其实质是意识领域的信息战。对此，俄罗斯学者指出：“使用信息战不仅可以操纵个体意识，而且可以操纵整个民族的意志，从而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进程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破坏，致使国家毁灭。”这三次较量，蕴涵了舆论战“实践——理论——实践”的壮大过程，也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警示和必须化解的危机。
从广播到网络——科技发展促成了舆论战的进化跃升。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媒体经历了6次革命，即语言、文字、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从传媒这一舆论载体的演进历史看，在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时代，由于受到传播距离和受众人数的限制，舆论的能量是相当有限的。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舆论。以1920年世界上第一家广播电台诞生、1936年第一家电视台诞生为标志，人类进入了大众传播的历史时期。正是由于技术的决定性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舆论主要是向内的、鼓动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舆论则具备了扩张性和战斗性。可以说，没有广播电台的广泛应用，就没有二战期间的舆论交锋。从战后的情况看，进入电子传播、网络传播时代，覆盖全时空和全人类的大众传媒，使舆论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同电磁场一样，舆论场成了必不可少的社会资源；同电磁战一样，舆论战成了敌对双方争夺的制高点。
从枪弹论到信息论——相关的理论发展为舆论战提供了理性支撑。麦克卢汉讲，媒介即信息。其实，舆论亦即信息。媒介是物质形态，舆论是意识形态，通过信息使其融为一体。三者组合，如同流动着声音信号的广播线。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实现了传播科技的第一次飞跃；以15世纪德国人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为标志开启了近代的信息传播；以广播为标志的现代传播科技推动了大众传播和社会舆论的形成。在广播出现之前，人们对舆论的关注集中在宣传上，一战之前的理性认识散见于一些名言之中，如拿破仑的“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也”。
真正的理论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0～1940年，“枪弹论”盛行，施拉姆曾经对它作过这样的概述：“传播被视为魔弹，它可以毫无阻拦地传递观念、情感、知识和欲望。……传播似乎可以把某些东西注入人的头脑，就像电流使电灯发出光亮一样直截了当。”《打了胜仗的文字》、《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等著作相继问世。第二阶段是1940～1960年，“有限效果论”出笼。与之相关的理论书籍，如《人民的选择》、《个人影响》、《创新与普及》等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西方社会。第三阶段是1960～1990年，提出了“宏观效果理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大众传媒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效果和机制，使人们操控社会舆论和意识的能力提高了一大步。第四阶段是1990年以来，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伴随着对苏联解体的反思与研究，“议程设置”、“沉默螺旋”、“培养”等理论被进一步推崇，“知沟”（knowledge gap）、“信息沟”（information gap）、“信息心理战”、“舆论战”等理论相继而生。
从点燃战争到直播战争——不同领域的成功实践使舆论战的功能扩张弥漫。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舆论战发端的。1939年8月31日中午，希特勒下达书面命令：次日拂晓闪击波兰。此时的纳粹传媒则翻云覆雨，一方面，国内电台全面广播元首对波兰的和平建议，大力渲染政府为维护和平所做的最大努力；另一方面，已在德国边境小城格列维兹隐蔽了6天的党卫队特务劳约克斯，带领一队冒充的波兰士兵闪击了格列维兹电台，用死囚充当电台伤亡人员制造了波兰入侵的铁证，用波兰语广播反德演说，宣布对德作战。希特勒用广播营造了对己有利的舆论场，既找到了战争的借口，又煽起了狂热的民心和士气，即令160万虎狼之师分三路扑向华沙。时隔半个多世纪，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在全球各大新闻媒体的“跟踪追击”和“密集轰炸”下，这场在新世纪爆发的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已变得“全维透明”和“条块清晰”起来。综观伊拉克战争期间的舆论战，不难发现媒体在直播战争、娱乐战争、包装战争、经营战争、炒作战争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力量参与了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来说，新闻力已经成为战斗力中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贯穿始终，持续起作用。也就是说，媒体使战争透明化，战争使媒体力量化。这一独有特征的出现，预示着舆论战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对打赢未来舆论战的几点启示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以邻为鉴，理当应变。苏联解体的悲剧警示我们：必须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信息战，在和平崛起中挫败和平演变。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加大对中国西化、分化、妖魔化的力度，企图用搞垮苏联的手法来对付中国。特别是进入21世纪，美国大力推行全球霸权主义，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特别是领先的科技优势和发达的信息技术，对我推行西化、分化的气焰更加嚣张，表现出欲望强烈、能量强大、势头强劲的新动向。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面临的渗透与反渗透、遏制与反遏制、分裂与反分裂、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在这种大背景下，舆论战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激烈的；不仅战时要高度重视，而且平时也要特别关注；不仅要从技战术上加以提升，而且要从战略层面上筹划运用。
拓宽打赢视野，在抢占传媒制高点中争夺舆论战的主动权。有专家指出：就像以电力的应用为代表的能源革命最终促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一样，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将引导人类信息社会的到来。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互联网以其适时性、开放性、选择性、交互性等独特优势，成为传媒家族和信息领域的龙头老大，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并以因特网为标志，使舆论载体率先实现了全球化、信息化、大众化，也使每个国家和军队都面临着换代性的机遇和挑战。要在平时舆论引导和战时舆论对抗中稳操胜券，就必须注重建设和经营平战结合的以网络为主的大传媒格局，从战略资源上掌握舆论战的主动权；努力在掌握核心技术和强势工具上实现真正跨越，从占有和使用国际性的最新平台上掌握舆论战的主动权；在探索发展中建设“专业队伍——政治干部——爱国民众”相结合的有效实施力量，从组织机构和运行系统上掌握舆论战的主动权。
提高引导能力，在传播全球化的大势中牢牢把握舆论导向。舆论战在平时是绵中藏针，在战时是针锋相对。就其覆盖范围和作用对象而言，可分为军中舆论、国内舆论、对敌舆论和世界舆论等层次，各层次之间又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对驾驭和引导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现代舆论载体的全球化、多元化、透明化特点看，用简单管控的方法对待舆论，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便是对待自己的媒体和内部受众，一厢情愿的简单做法也只能起到自扼其喉或掩耳盗铃的作用。只有遵循现代传播及舆论聚散消长的特点规律，提高驾驭传媒、引导舆论的本领，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把牢舆论导向。要坚持真实决定生命的原则，从本质上实施真理感召；用好议题设置、议程控制、框架管制等原理和方法，适时地进行因势利导；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在敏感问题上当好受众向导；当好舆论裁判，要为公众代言，在良性互动中进行沟通疏导；讲究策略方法，形成立体宣传，在舆论对抗中力争强势主导。
注重实际转化，打赢未来军事对抗中的舆论战。对于军事冲突中的舆论战而言，它是一种“软力量”的较量，其作用发挥得如何，最终要体现于战场，最后还是要看战果。可以说，打好舆论战，转化很关键。也就是说，要把舆论力转化为战斗力，使之发挥出全方位的最大效能。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我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师，所进行的舆论战，对外主要是传播真理、实现多助，对内主要是全民动员、广泛支前。对我军而言，就是要把正义的力量转化为必胜的信念，把革命的道理转化为杀敌的斗志；对敌人而言，就是要多管齐下，及时瓦解，压其势、乱其心、夺其志。从而实现最终目的：赢得人心、赢得支持、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