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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迪克西使团”出使延安始末
王永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8期
【原文出处】《纵横》(京)2005年04期第60～62页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美国政府曾派出一个半官方组织“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直接接触，从而在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书写了第一页，对于双方关系的发展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迪克西使团”的组建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转折性胜利，然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出现了大溃败。这次大溃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对日作战方面的腐朽无能，大大震惊了美国朝野，罗斯福总统对此深感失望。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突然崩溃后在中国出现权力真空，罗斯福开始谨慎地改变其一味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形势的发展使他感到必须找到新的抗日力量来将战争进行下去。
与之同时，在中缅印战区的美国军人，如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驻华外交人员约翰·戴维斯和谢伟思等，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憎恶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准备内战的卑劣行径，对国民党在抗日方面的无能尤有深切体会。因此，基于对战争前途的考虑，他们更早地积极主张正确评估中共军队的力量，迫切要求与中共合作抗日。
约翰·戴维斯为史迪威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了美国应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观察组的理由。戴维斯认为，美国对中共由于缺乏直接接触，信息都是二手资料，美国的信息来源存在严重偏差。在这个时候，中共可以接受让美国人观察他们的想法的，但如果美国人此时不抓住机会，中共就可能改变主意。美国如成立一个美军观察组将会直接获取中共的信息，同时可以限制蒋介石要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的企图。
戴维斯的这一建议随后被转送给罗斯福，引起了罗斯福的高度重视。1944年2月9日，罗斯福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鉴于美国在华北地区的信息极为贫乏，立即向这一地区派出一个美国军事观察组，对于增强情报的交流和观察未来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必要的，要求蒋介石予以支持。蒋介石迫于压力，表面上答应会予以协助，但没采取任何实际行动。3月22日，罗斯福再次要求蒋介石批准这个军事观察组，并说它能为蒋提供有关新疆边境问题的情报。在蒋介石看来，一个到访延安的军事组织意味着美国将与中共合作，这是他极不希望出现的，因此他当时抵制派遣美国官方使团到延安。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带着罗斯福的特别任务访华，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表明了美国希望国共团结的愿望。7月，蒋介石正式批准了美军观察组。华莱士的访华终于促成了“迪克西使团”的建立。
在美国人看来，中共控制的根据地有点类似于美国内战时期的战争地带——迪克西，于是称这一组织为“迪克西使团”，戴维·包瑞德就任团长。继包瑞德之后，担任团长的还有威尔伯·J·彼得金中校、伊万·伊顿上校、杨照辉。第一任团长包瑞德是个中国通，能用中文阅读和交谈，而且在中国有着良好的人缘和口碑。鉴于他为抗战做出的努力，1944年秋，中缅印战区总部授予包瑞德上校勋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延安各界代表参加了授勋仪式。
中共获知美军观察组组建的消息后，发表声明欢迎美国观察员进驻延安并承诺绝对的合作，以及给予直接通讯、自由通行与活动的自由。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受到中共和延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为了显示对“迪克西使团”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修改了8月15日《解放日报》关于评价观察组来访的社论，在原来的标题“欢迎美国军事观察员们”中加了“我们的朋友”字样。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使团的到来是抗战后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它表明，美国对中共的认识与态度趋向良性，是中共外交的新开端。
美军观察组向中共说明了他们此行的目的，除了组织空军救援和收集日军情报外，还包括考察共产党军队的武器与装备，但未做给予中共装备供应的承诺。叶剑英负责同美军观察组讨论具体问题。
从1944年7月22日到1946年4月11日，“迪克西使团”被称为延安美军观察组；1946年4月13日至1947年3月11日最后一个成员离开，它被称作延安美军联络组。
“迪克西使团”的终结
1945年底，杜鲁门总统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特使访华。马歇尔的访华任务是，说服蒋介石召开一个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主要政治团体代表出席的大会，以和平民主的方式统一中国，结束那时已经爆发的内战。马歇尔到达重庆后，派飞机从延安接来美军观察组组长伊顿，伊顿就他对中国的观察做了一个汇报。
经过马歇尔等人的斡旋，1946年初，国、共、美三方组成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总部设在北平，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领导小组。1946年4月初，三人军事委员会来到延安，受到中共的热烈欢迎。
马歇尔尝试着为中共与美国未来的合作创造一个基础，这样一来，“迪克西使团”还得继续存在下去。
但马歇尔出使延安将美国决策者们置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且趋向自我灭亡，但考虑到战后美国与苏联的对抗，美国不能完全撤走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尽管中共日益强大且获得越来越多的人心，但他们始终认为中共在与苏联合作，美国绝不能支持中共。
这样，在马歇尔离开延安后，美军观察组作为观察员的作用结束了，大多数工作人员离开了延安。4月11日，伊顿整理完美国在延安的财产清单，将7辆汽车、大部分无线电设备、衣物等转交给中共后，去了上海接受新任务，表明延安观察组正式地结束了。
4月13日，重新命名的延安联络组开始工作，杨照辉上校担任组长。延安联络组被北平军调执行部下属的军队改编组管辖。联络组每天两次同北平执行部保持无线电联系，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送信的飞机每十天飞来一次，为联络组沟通外界服务。美国军事人员从延安的陆续撤走，使联络组人员锐减，曾一度只留下杨照辉与下士约翰·罗宾逊坚守在这个岗位上。随着中国局势的日益紧张，北平军调执行部于1947年2月5日正式关闭，这样国共之间合作的大门关上了。1947年3月11日，塞尔斯上校等延安联络组成员全部由延安奉命飞往南京。他们的离去，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与中共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结束了。
“迪克西使团”的历史作用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开展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活动。他们认真听取了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等中共高级军事领导人所做的报告，对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有了基本了解；他们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对中共军队军事素养与作战能力有了直接了解；除在延安附近活动外，他们还不断派出小组或个人到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例如，1944年到1945年期间，美军观察组派了三批军官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其中，彼得金中校去了阜平，约翰·高林上尉与路易斯·琼斯中尉去了晋察冀边区，惠特尔赛中尉还为此献出了生命；他们还组织对美国空军的救援工作，把落难的空军战士送回国内。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活动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大量报告。这些报告内容广泛而具体，包括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等，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在这些报告中，“1945年的政策建议”是最为重要和引人瞩目的，它包括卢登与谢伟思共同撰写的《美国远东政策的军事弱点》和谢伟思起草的《中国的局势》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共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他们主要依靠民众，而大多数民众都在日军后方，几乎不需要报酬也会充当情报员；中共军队的士气高昂。而国民党内士气低落，国民党官员大多素质低下，通常利用政治压力来完成任务；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在其控制的地区，租借法案的物资大部分都在进行买卖。报告还说，人们痛恨为国民党当兵服役，为了防止士兵逃跑，经常把他们捆绑起来并关押在监狱里；而在中共控制地区，没有人拒绝服兵役，也没看到军官虐待士兵。国共之间的鲜明对比给谢伟思、卢登等美军观察员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那就是无论从当前美国对日作战方面考虑，还是从战后美国保持在远东长远利益出发，都应放弃只单纯支持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避免把美国的利益同蒋介石集团的命运绑在一起。然而这一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从其自以为是的战略需要出发，反而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迪克西使团”的历史作用，我们不能忘记1944—1947年间在延安的一批有良知的美国军人。^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8期
【原文出处】《纵横》(京)2005年04期第60～62页
“迪克西使团”的组建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转折性胜利，然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出现了大溃败。这次大溃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对日作战方面的腐朽无能，大大震惊了美国朝野，罗斯福总统对此深感失望。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突然崩溃后在中国出现权力真空，罗斯福开始谨慎地改变其一味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形势的发展使他感到必须找到新的抗日力量来将战争进行下去。
与之同时，在中缅印战区的美国军人，如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驻华外交人员约翰·戴维斯和谢伟思等，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憎恶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准备内战的卑劣行径，对国民党在抗日方面的无能尤有深切体会。因此，基于对战争前途的考虑，他们更早地积极主张正确评估中共军队的力量，迫切要求与中共合作抗日。
约翰·戴维斯为史迪威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了美国应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观察组的理由。戴维斯认为，美国对中共由于缺乏直接接触，信息都是二手资料，美国的信息来源存在严重偏差。在这个时候，中共可以接受让美国人观察他们的想法的，但如果美国人此时不抓住机会，中共就可能改变主意。美国如成立一个美军观察组将会直接获取中共的信息，同时可以限制蒋介石要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的企图。
戴维斯的这一建议随后被转送给罗斯福，引起了罗斯福的高度重视。1944年2月9日，罗斯福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鉴于美国在华北地区的信息极为贫乏，立即向这一地区派出一个美国军事观察组，对于增强情报的交流和观察未来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必要的，要求蒋介石予以支持。蒋介石迫于压力，表面上答应会予以协助，但没采取任何实际行动。3月22日，罗斯福再次要求蒋介石批准这个军事观察组，并说它能为蒋提供有关新疆边境问题的情报。在蒋介石看来，一个到访延安的军事组织意味着美国将与中共合作，这是他极不希望出现的，因此他当时抵制派遣美国官方使团到延安。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带着罗斯福的特别任务访华，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表明了美国希望国共团结的愿望。7月，蒋介石正式批准了美军观察组。华莱士的访华终于促成了“迪克西使团”的建立。
在美国人看来，中共控制的根据地有点类似于美国内战时期的战争地带——迪克西，于是称这一组织为“迪克西使团”，戴维·包瑞德就任团长。继包瑞德之后，担任团长的还有威尔伯·J·彼得金中校、伊万·伊顿上校、杨照辉。第一任团长包瑞德是个中国通，能用中文阅读和交谈，而且在中国有着良好的人缘和口碑。鉴于他为抗战做出的努力，1944年秋，中缅印战区总部授予包瑞德上校勋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延安各界代表参加了授勋仪式。
中共获知美军观察组组建的消息后，发表声明欢迎美国观察员进驻延安并承诺绝对的合作，以及给予直接通讯、自由通行与活动的自由。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受到中共和延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为了显示对“迪克西使团”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修改了8月15日《解放日报》关于评价观察组来访的社论，在原来的标题“欢迎美国军事观察员们”中加了“我们的朋友”字样。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使团的到来是抗战后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它表明，美国对中共的认识与态度趋向良性，是中共外交的新开端。
美军观察组向中共说明了他们此行的目的，除了组织空军救援和收集日军情报外，还包括考察共产党军队的武器与装备，但未做给予中共装备供应的承诺。叶剑英负责同美军观察组讨论具体问题。
从1944年7月22日到1946年4月11日，“迪克西使团”被称为延安美军观察组；1946年4月13日至1947年3月11日最后一个成员离开，它被称作延安美军联络组。
“迪克西使团”的终结
1945年底，杜鲁门总统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特使访华。马歇尔的访华任务是，说服蒋介石召开一个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主要政治团体代表出席的大会，以和平民主的方式统一中国，结束那时已经爆发的内战。马歇尔到达重庆后，派飞机从延安接来美军观察组组长伊顿，伊顿就他对中国的观察做了一个汇报。
经过马歇尔等人的斡旋，1946年初，国、共、美三方组成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总部设在北平，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领导小组。1946年4月初，三人军事委员会来到延安，受到中共的热烈欢迎。
马歇尔尝试着为中共与美国未来的合作创造一个基础，这样一来，“迪克西使团”还得继续存在下去。
但马歇尔出使延安将美国决策者们置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且趋向自我灭亡，但考虑到战后美国与苏联的对抗，美国不能完全撤走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尽管中共日益强大且获得越来越多的人心，但他们始终认为中共在与苏联合作，美国绝不能支持中共。
这样，在马歇尔离开延安后，美军观察组作为观察员的作用结束了，大多数工作人员离开了延安。4月11日，伊顿整理完美国在延安的财产清单，将7辆汽车、大部分无线电设备、衣物等转交给中共后，去了上海接受新任务，表明延安观察组正式地结束了。
4月13日，重新命名的延安联络组开始工作，杨照辉上校担任组长。延安联络组被北平军调执行部下属的军队改编组管辖。联络组每天两次同北平执行部保持无线电联系，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送信的飞机每十天飞来一次，为联络组沟通外界服务。美国军事人员从延安的陆续撤走，使联络组人员锐减，曾一度只留下杨照辉与下士约翰·罗宾逊坚守在这个岗位上。随着中国局势的日益紧张，北平军调执行部于1947年2月5日正式关闭，这样国共之间合作的大门关上了。1947年3月11日，塞尔斯上校等延安联络组成员全部由延安奉命飞往南京。他们的离去，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与中共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结束了。
“迪克西使团”的历史作用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开展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活动。他们认真听取了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等中共高级军事领导人所做的报告，对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有了基本了解；他们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对中共军队军事素养与作战能力有了直接了解；除在延安附近活动外，他们还不断派出小组或个人到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例如，1944年到1945年期间，美军观察组派了三批军官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其中，彼得金中校去了阜平，约翰·高林上尉与路易斯·琼斯中尉去了晋察冀边区，惠特尔赛中尉还为此献出了生命；他们还组织对美国空军的救援工作，把落难的空军战士送回国内。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活动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大量报告。这些报告内容广泛而具体，包括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等，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在这些报告中，“1945年的政策建议”是最为重要和引人瞩目的，它包括卢登与谢伟思共同撰写的《美国远东政策的军事弱点》和谢伟思起草的《中国的局势》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共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他们主要依靠民众，而大多数民众都在日军后方，几乎不需要报酬也会充当情报员；中共军队的士气高昂。而国民党内士气低落，国民党官员大多素质低下，通常利用政治压力来完成任务；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在其控制的地区，租借法案的物资大部分都在进行买卖。报告还说，人们痛恨为国民党当兵服役，为了防止士兵逃跑，经常把他们捆绑起来并关押在监狱里；而在中共控制地区，没有人拒绝服兵役，也没看到军官虐待士兵。国共之间的鲜明对比给谢伟思、卢登等美军观察员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那就是无论从当前美国对日作战方面考虑，还是从战后美国保持在远东长远利益出发，都应放弃只单纯支持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避免把美国的利益同蒋介石集团的命运绑在一起。然而这一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从其自以为是的战略需要出发，反而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迪克西使团”的历史作用，我们不能忘记1944—1947年间在延安的一批有良知的美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