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与世界裁军会议
马鸿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8期
【原文出处】《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南京)2005年02期第87～89页
【作者简介】马鸿，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江苏 苏州 215021）
【关 键 词】日本/国联/德国/世界裁军会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把结束战争的希望寄于以英法为核心的国联身上，渴望英法出面调停。非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国联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最终于1932派出了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经过近半年的调查，不能使人信服的调查报告自然使日本与国联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作为侵略国的日本理应受到国际联盟的制裁，但英法当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希特勒上台之后的德国，所以大家都不想在满洲问题上激怒日本，而且由于缺乏美国明确的支持，在远东力量薄弱的英法是怎么也强硬不起来的。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他谈到对外关系问题时非常简短，只是说美国要奉行一种意义不大明确的睦邻政策”。[1]（P.25）正如国务院所阐明的，政府的目的是避免在远东主动采取任何行动。因此，当国联的一个委员会在3月底指出，一项抵制日本的武器禁运法有赖于美国采取行动时，赫尔宣称，他并不打算使他的政府充当国联的良师益友的角色，或是接受本来就落在国联身上而且是它不容推卸的责任。[2]（P.109）由于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以及英法当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世界裁军会议上，希望与德国达成裁军协议从而继续维持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欧洲安全秩序，结果只能是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不能做出任何行之有效的遏制。同时英国与美国在处理像满洲危机这样重大的国际问题时缺乏必要的信任，“美国的政策可能把英国拖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又不能充分保证支持英国。1931年以后在远东的情况似乎尤其是如此。在那儿，先是在满洲危机中，而后又在1934年的海军谈判中，美国人看来决心推动英国与日本对抗，而英国政府是极力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在满洲危机期间，鲍尔温抱怨说：‘从美国人那儿除了空话以外你什么也不能得到。他们说的天花乱坠，但是只是说说而已！’”[9]（PP.24-25）
这一点日本帝国主义显然也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就是在国联调停期间，仍然于“1933年1月3日，占领山海关。2月23日起进攻热河，十天之内，热河省被占。”[4]（P.283）日本的强盗行径暴露无遗。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问题的关注，于1932年悍然进攻上海，严重地刺激了列强的既得利益，国联的论调也越发强硬起来，这使日本认识到继续留在国联之内不但不能扩大侵略利益，反而会受制于国际舆论。作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亚洲支柱的日本于1933年3月27日决定退出国联，“退出国际联盟意味着日本外交的基调从过去的国际协调外交转变到了自主独断外交的强硬路线，”[5]（P.583）这个自一战建立的国际均势与安全体系首先在亚洲被撕开了裂口。“多米诺骨牌”开始从亚洲倒下，其效应必然会对早已对现存国际秩序深感不满的德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退出国联，日本也就摆脱了国联盟约第18条所规定的有关条约登记及公布的义务。这也可以说是从“国联协调外交”转变到“列强协调外交”，或者说是从“公开外交”转变到“秘密外交”。[6]（P.583）
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已接近尾声，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元气大伤。日本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置，疯狂地向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倾销商品，为以后的军备扩充积累资金，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因为有着丰富的天然矿产资源更成为日本的垂涎之地。日本商品对荷印的扩张是惊人的。“1929年以前还只占荷印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的日本商品，到1931年便超过了百分之二十，1933年又超过了百分之三十，超过了竞争对手英国和宗主国荷兰而跃居第一位。”[5]（P.594）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经济攻势，在亚洲有着传统裙带利益的英荷等国都相继对日本商品倾销进行了抵制。但由于在太平洋地区缺乏驻军，同时他们认为正在举行的世界裁军会议所要解决的欧洲安全问题是在当时居于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因而毫无建树的经济遏制反倒让日本看到了列强的“软肋”，变得有恃无恐竟认为“有钱搞会谈，派特使，还不如造军舰！”[1]（P.595）
眼看二战前的亚洲策源地即将形成，英美等国却不能做出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之使命”，指责列强对中国的援助有碍于东亚和平的维持。这个声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致批判。[5]（P.587）这是一个对列强警示的宣言，是企图独占中国和亚洲的宣言。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天羽宣言”，罗斯福本人没表态，而美国国务院则向东京发出一件“措辞审慎，尽可能不要触犯它”的备忘录。历史学家萝西·伯格曾经指出，总而言之，政府已经不再把史汀生为争取世界安定所做的努力执行下去了。相反，国务院力图避免使已经存在于日美关系间的危险继续增加。它决定不仅不采取任何可能触犯日本人的行动，而且在极大程度上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2]（7.110）。就连在太平洋有一定海军力量的美国态度尚且如此，那就不用多言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了。对处于欧洲国际关系旋涡中心的德国而言，大国之间的互相猜忌和对日本的妥协退让必然给其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关系到国家尊严和安全的军备问题上，德国的强硬姿态使英美等国无可奈何，世界裁军会议还未结束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希特勒）认为：德国指望国际谈判来使其武装力量取得进展是毫无用处的，[6]（P.55）在当时还是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扩充军备只能是极其秘密的，而日本的军备增加不是在公开的进行那至少也是半公开的。1933年3月，日本正式退出国际联盟，并透露他们企图废除同英美两国签订的海军军备限制条约。4月威廉·菲利普斯（美国副国务卿）向罗斯福报告说，日本人增加军备的要求使普遍裁军条约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了。5月他从驻东京的大使约瑟夫·格鲁处得悉：“日本可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完善、最均衡、最协调一致，因而是最强大的战争机器。……日本军方认为美国是他们的潜在敌人。”格鲁还说，“……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他们这个国家必然扩张的障碍。”6月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向他通报说，日本1933年的海军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2]（P.107）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欧美列强对于迅速崛起的日本是束手待毙的，可以说裁军会议的失败是从日本开始，以德国的退出而告结束。
1932年2月2日开始的日内瓦世界裁军会议有61个国家参加。德国的代表团团长鲁道夫·纳多尔尼发现“美国代表团对德国的愿望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代表团都更多地抱有同情心，但它却无法弥补法国安全和德国要求军备平等之间正在扩大的裂痕。”[1]（P.27）从纳多尔尼的话可以看出裁军会议的关键所在就是在不破坏欧洲均势的前提下，协调德法各自对安全的不同理解及其要求。德国要求平等军备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9月复会时宣布将不参加会议，最后直到英法意三国答应德国可以和其他国家享有平等的地位时才重新回到会议。当会议陷入僵局时，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提出了著名的“麦克唐纳裁军计划”，该计划“很少包括谈判代表以前所没有讨论过的问题，但是关于一旦出现违反凯洛格公约的事件便进行磋商的意见，以及规定军队和军备的数字，则是其突出的特色。”[1]（P.31）这就触及了裁军会议的根本而为各方代表所重视，但由于德国和法国都对计划有着不同的理解，美国也在忙于国内经济的恢复以及强大的孤立主义的影响不准备支持麦克唐纳计划，国务卿赫尔指示吉布森（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在发言时要“态度友好，却是泛泛而谈”。[1]（P.32）其实美国的态度对于希特勒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他认为美国人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并没有出什么力，因此也没有付出多大的牺牲。要他们承受巨大的负担，这种考验他们肯定是经受不住的，因为他们的战斗素质是很次的。一般说来，根本不存在一个作为整体的美利坚民族，它不过是许多民族和种族的移民凑成的集群。”[7]（P.124）英国在远东对日本的绥靖早已使德国成竹在胸。英美等国对法西斯都有着错误的理解，认为这些集权国家只是想获得原料和殖民地，只要在经济上满足他们就可以避免走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在远东当日本造成满洲危机时，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对其没有做出严厉的制裁，还不断地给日本提供贷款和军火，这些都成了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在满洲危机发生后，“除了德国纳粹党人在1933年公开表示的羡慕日本的言论之外，德日两国第一次真正勾结是由在第三地区即满洲的经济利益所促成的”。[7]（P.176）德国派代表亲自参与了满洲的经济活动，对英美的经济绥靖也一目了然，不禁认为就连远离自己的日本他们都肯下血本进行绥靖，自然不会亏待与自己的利益有着直接重大关系的德国。正在进行裁军谈判的德国也因此壮了胆，敢于对英法的条件叫板。而事实上，英美等国也是这么做的。以美国为例，“1933—1934年间，美联合航空运输公司向德国运交了每月可生产100架飞机所需的设备与部件；1935年春，德国自美国输入了可制造3000台飞机引擎的部件……美国财团直接参与了德国的扩军备战，并起了极其突出的作用。因此，战后审判时，大战犯沙赫特就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们要控诉帮助德国扩军的工业家，那么，你们也必须控诉你们自己。”[8]（P.172）
德国的关于军备平等的要求终于没有被满足，这主要是法国害怕一个重新拿起武器的宿敌，如果德国的要求被满足必然会使法国苦心经营的小同盟国体系趋于瓦解。以法国为轴心的欧洲安全体系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法国对德国的军事实力有着绝对的优势，一旦放松了对德国的制约，这种同盟安全体系是经不住德国侵蚀的，所以法国的态度十分强硬。但由于缺少英美的支持从而使德国敢于在1933年10月退出了世界裁军会议，本来被欧美各国寄以厚望的以为可以给欧洲安全上一个保险的会议就这样落下帷幕。
日本从退出国联开始就大力整顿财政扩充军备，以满洲为据点向四周辐射，蚕食列强的市场，不断地往国内输入战略物资，这都没有遭到列强的坚决抵制，这就使德国有了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的“榜样”。日本退出国联等于走上了与现存的国际安全体系决裂的道路，但没有国家站出来给以严惩，这也给德国开了一个恶例，“希特勒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同样得益于在远东发生的中日之间的冲突，”[9]（P.287）而德国在军事上的崛起又给日本创造了更大的侵略空间。1934年6月“当海军预备会议开始的时候，伦敦对于同东京对抗颇感疑虑，既然裁军会议不能抑制德国的威胁，而且日本在天羽声明中表明反对外国援助中国，从而表明它要发表侵略的新迹象，所以英国的政治首脑们倾向于避免在亚洲担风险，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2]（P.129）但在当时世界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亚洲与欧洲在战略地位上是同等重要的，忽视任何一方结果都只能是毁灭性的，其后的世界大战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点。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8期
【原文出处】《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南京)2005年02期第87～89页
【作者简介】马鸿，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江苏 苏州 215021）
| 【内容提要】 |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满洲问题成为欧美列强在远东关注的焦点。日本膨胀的野心与国联的决议无法达成一致，遂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而此时的世界裁军会议也处于关键时期，由于德国要求平等的军备权利没有得到满足，会议也陷入崩溃的边缘。本文着重探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些客观联系，从而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20世纪30年代脆弱的国际关系。 |
这一点日本帝国主义显然也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就是在国联调停期间，仍然于“1933年1月3日，占领山海关。2月23日起进攻热河，十天之内，热河省被占。”[4]（P.283）日本的强盗行径暴露无遗。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问题的关注，于1932年悍然进攻上海，严重地刺激了列强的既得利益，国联的论调也越发强硬起来，这使日本认识到继续留在国联之内不但不能扩大侵略利益，反而会受制于国际舆论。作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亚洲支柱的日本于1933年3月27日决定退出国联，“退出国际联盟意味着日本外交的基调从过去的国际协调外交转变到了自主独断外交的强硬路线，”[5]（P.583）这个自一战建立的国际均势与安全体系首先在亚洲被撕开了裂口。“多米诺骨牌”开始从亚洲倒下，其效应必然会对早已对现存国际秩序深感不满的德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退出国联，日本也就摆脱了国联盟约第18条所规定的有关条约登记及公布的义务。这也可以说是从“国联协调外交”转变到“列强协调外交”，或者说是从“公开外交”转变到“秘密外交”。[6]（P.583）
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已接近尾声，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元气大伤。日本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置，疯狂地向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倾销商品，为以后的军备扩充积累资金，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因为有着丰富的天然矿产资源更成为日本的垂涎之地。日本商品对荷印的扩张是惊人的。“1929年以前还只占荷印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的日本商品，到1931年便超过了百分之二十，1933年又超过了百分之三十，超过了竞争对手英国和宗主国荷兰而跃居第一位。”[5]（P.594）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经济攻势，在亚洲有着传统裙带利益的英荷等国都相继对日本商品倾销进行了抵制。但由于在太平洋地区缺乏驻军，同时他们认为正在举行的世界裁军会议所要解决的欧洲安全问题是在当时居于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因而毫无建树的经济遏制反倒让日本看到了列强的“软肋”，变得有恃无恐竟认为“有钱搞会谈，派特使，还不如造军舰！”[1]（P.595）
眼看二战前的亚洲策源地即将形成，英美等国却不能做出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之使命”，指责列强对中国的援助有碍于东亚和平的维持。这个声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致批判。[5]（P.587）这是一个对列强警示的宣言，是企图独占中国和亚洲的宣言。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天羽宣言”，罗斯福本人没表态，而美国国务院则向东京发出一件“措辞审慎，尽可能不要触犯它”的备忘录。历史学家萝西·伯格曾经指出，总而言之，政府已经不再把史汀生为争取世界安定所做的努力执行下去了。相反，国务院力图避免使已经存在于日美关系间的危险继续增加。它决定不仅不采取任何可能触犯日本人的行动，而且在极大程度上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2]（7.110）。就连在太平洋有一定海军力量的美国态度尚且如此，那就不用多言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了。对处于欧洲国际关系旋涡中心的德国而言，大国之间的互相猜忌和对日本的妥协退让必然给其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关系到国家尊严和安全的军备问题上，德国的强硬姿态使英美等国无可奈何，世界裁军会议还未结束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希特勒）认为：德国指望国际谈判来使其武装力量取得进展是毫无用处的，[6]（P.55）在当时还是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扩充军备只能是极其秘密的，而日本的军备增加不是在公开的进行那至少也是半公开的。1933年3月，日本正式退出国际联盟，并透露他们企图废除同英美两国签订的海军军备限制条约。4月威廉·菲利普斯（美国副国务卿）向罗斯福报告说，日本人增加军备的要求使普遍裁军条约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了。5月他从驻东京的大使约瑟夫·格鲁处得悉：“日本可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完善、最均衡、最协调一致，因而是最强大的战争机器。……日本军方认为美国是他们的潜在敌人。”格鲁还说，“……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他们这个国家必然扩张的障碍。”6月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向他通报说，日本1933年的海军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2]（P.107）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欧美列强对于迅速崛起的日本是束手待毙的，可以说裁军会议的失败是从日本开始，以德国的退出而告结束。
1932年2月2日开始的日内瓦世界裁军会议有61个国家参加。德国的代表团团长鲁道夫·纳多尔尼发现“美国代表团对德国的愿望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代表团都更多地抱有同情心，但它却无法弥补法国安全和德国要求军备平等之间正在扩大的裂痕。”[1]（P.27）从纳多尔尼的话可以看出裁军会议的关键所在就是在不破坏欧洲均势的前提下，协调德法各自对安全的不同理解及其要求。德国要求平等军备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9月复会时宣布将不参加会议，最后直到英法意三国答应德国可以和其他国家享有平等的地位时才重新回到会议。当会议陷入僵局时，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提出了著名的“麦克唐纳裁军计划”，该计划“很少包括谈判代表以前所没有讨论过的问题，但是关于一旦出现违反凯洛格公约的事件便进行磋商的意见，以及规定军队和军备的数字，则是其突出的特色。”[1]（P.31）这就触及了裁军会议的根本而为各方代表所重视，但由于德国和法国都对计划有着不同的理解，美国也在忙于国内经济的恢复以及强大的孤立主义的影响不准备支持麦克唐纳计划，国务卿赫尔指示吉布森（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在发言时要“态度友好，却是泛泛而谈”。[1]（P.32）其实美国的态度对于希特勒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他认为美国人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并没有出什么力，因此也没有付出多大的牺牲。要他们承受巨大的负担，这种考验他们肯定是经受不住的，因为他们的战斗素质是很次的。一般说来，根本不存在一个作为整体的美利坚民族，它不过是许多民族和种族的移民凑成的集群。”[7]（P.124）英国在远东对日本的绥靖早已使德国成竹在胸。英美等国对法西斯都有着错误的理解，认为这些集权国家只是想获得原料和殖民地，只要在经济上满足他们就可以避免走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在远东当日本造成满洲危机时，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对其没有做出严厉的制裁，还不断地给日本提供贷款和军火，这些都成了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在满洲危机发生后，“除了德国纳粹党人在1933年公开表示的羡慕日本的言论之外，德日两国第一次真正勾结是由在第三地区即满洲的经济利益所促成的”。[7]（P.176）德国派代表亲自参与了满洲的经济活动，对英美的经济绥靖也一目了然，不禁认为就连远离自己的日本他们都肯下血本进行绥靖，自然不会亏待与自己的利益有着直接重大关系的德国。正在进行裁军谈判的德国也因此壮了胆，敢于对英法的条件叫板。而事实上，英美等国也是这么做的。以美国为例，“1933—1934年间，美联合航空运输公司向德国运交了每月可生产100架飞机所需的设备与部件；1935年春，德国自美国输入了可制造3000台飞机引擎的部件……美国财团直接参与了德国的扩军备战，并起了极其突出的作用。因此，战后审判时，大战犯沙赫特就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们要控诉帮助德国扩军的工业家，那么，你们也必须控诉你们自己。”[8]（P.172）
德国的关于军备平等的要求终于没有被满足，这主要是法国害怕一个重新拿起武器的宿敌，如果德国的要求被满足必然会使法国苦心经营的小同盟国体系趋于瓦解。以法国为轴心的欧洲安全体系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法国对德国的军事实力有着绝对的优势，一旦放松了对德国的制约，这种同盟安全体系是经不住德国侵蚀的，所以法国的态度十分强硬。但由于缺少英美的支持从而使德国敢于在1933年10月退出了世界裁军会议，本来被欧美各国寄以厚望的以为可以给欧洲安全上一个保险的会议就这样落下帷幕。
日本从退出国联开始就大力整顿财政扩充军备，以满洲为据点向四周辐射，蚕食列强的市场，不断地往国内输入战略物资，这都没有遭到列强的坚决抵制，这就使德国有了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的“榜样”。日本退出国联等于走上了与现存的国际安全体系决裂的道路，但没有国家站出来给以严惩，这也给德国开了一个恶例，“希特勒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同样得益于在远东发生的中日之间的冲突，”[9]（P.287）而德国在军事上的崛起又给日本创造了更大的侵略空间。1934年6月“当海军预备会议开始的时候，伦敦对于同东京对抗颇感疑虑，既然裁军会议不能抑制德国的威胁，而且日本在天羽声明中表明反对外国援助中国，从而表明它要发表侵略的新迹象，所以英国的政治首脑们倾向于避免在亚洲担风险，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2]（P.129）但在当时世界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亚洲与欧洲在战略地位上是同等重要的，忽视任何一方结果都只能是毁灭性的，其后的世界大战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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