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六十周年
李世安/郑寅达/姜桂石/胡德坤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8期
【原文出处】《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03期第241~258页
【作者简介】李世安,特邀主持人
    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姜桂石,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教授。(内蒙古 通辽 0280431)
    胡德坤,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72)


        特邀主持人 李世安
    特邀主持人语: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和规模最大的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痛苦和深重的灾难,迫使世界人民进行反思,要更加珍惜和平。虽然当今世界的潮流是和平与发展,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必然会有战争。人类应该通过努力,消除战争的隐患,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此我们组织了这一组观点较为新颖的稿件,尝试从不同角度来谈这些问题。文章中的观点可能有不成熟或偏颇之处,希望通过这些文章,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而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
        普鲁士精神、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李世安
    摘要:普鲁士精神混合了爱国主义、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思想,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欧洲经济凋敝、人民失业、社会动乱,西欧人民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感到失望,但又害怕俄国社会主义的传播,因此寻求一种新的思想。于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法西斯主义有机可乘,迅速传播,成为欧洲的一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欧洲各主要国家都成立了法西斯政党,法西斯主义一时十分猖獗。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充满危机、人民处于彷徨和绝望之中,求助于历史文化传统,包括神化、迷信普鲁士精神。希特勒把普鲁士精神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大行其道。而欧洲人民并没有认识到德国法西斯主义行将对世界和平造成的危害,对希特勒纳粹党领导的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崛起,使德国被压抑已久的、潜在的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能量被释放出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普鲁士精神/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崛起。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孤立的,有国际和国内的原因,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这些原因中,普鲁士精神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希特勒继承了普鲁士精神,混合了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各种反动社会思潮,把普鲁士精神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上台后,在法西斯主义的驱动下,撕毁凡尔赛条约,扩军备战,步步向外扩张,最后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一、普鲁士精神
    德国是一个充满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中欧大国。德国的主要民族是日尔曼民族,有悠久的历史。1138年,霍亨斯陶芬王朝开始统治德国,王朝的第二个皇帝巴巴洛萨腓特烈一世(1152-1190年)好大喜功,抱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因此,他把德意志帝国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向外侵略,侵占了意大利和西斯拉夫人的大片土地。在十字军东征后,条顿骑士团又向东欧扩张,侵占了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大片领土,使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不断扩大。然而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矛盾重重,到中世纪晚期,神圣罗马帝国开始衰落,分裂为许多邦国和骑士领地,各邦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订立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该条约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诸侯之间长期争权夺利的斗争,确认了神圣罗马帝国的360个小邦国、一千多个骑士领地的主权。此时,所谓罗马帝国,正如伏尔泰所说,“既不神圣,又不罗马,更非帝国”,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德意志的几百个邦国中,以奥地利和普鲁士最为强大。不过到17-18世纪,德国仍然维持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其领土包括除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外的西欧及东欧的一部分。1806年,拿破仑打败普、奥军队,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
    但是拿破仑战争唤醒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德意志人民要求结束国家的分裂局面,实现民族的统一。围绕德国统一的问题,出现了以奥地利为领导进行统一的“大德意志派”和以普鲁士为领导的“小德意志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普鲁士经过王朝战争,打败了奥地利,统一了德国。
    普鲁士的统治者霍亨索伦家族,其统辖领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勃兰登堡,位于易北河和奥德河下游一带;而另一部分就是条顿骑士团从波兰手中夺取的“东普鲁士”。后来这两部分领土合并,成为普鲁士王国。普鲁士是靠军事扩张建立起来的,普鲁士精神是在普鲁士侵略扩张中建立的,因此普鲁士精神是一种充满侵略性的军国主义精神。
    普鲁士精神带有狂热的奉献精神,其内容庞杂,包括热爱德国历史、热爱德国的土地、家园和德国的一切,以及歌颂军国主义等。普鲁士精神是德国的农业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产物,与英、法等国的人文自由主义传统格格不入。但是普鲁士精神在德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得到德国民众,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赞同。这是因为德国19世纪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带来许多的社会问题,两极分化、阶级斗争激烈,人民不满日增。于是许多人渴望回到前工业社会田园般的生活中去。那种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却自得其乐。这些人包括农民、小手工业者、店主、学生、教师、学者和作家等各种人物。
    普鲁士精神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传统,具有普鲁士精神的思想家鼓吹日尔曼种族优越论,宣扬日尔曼人优于其他东欧的民族,日尔曼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特别是有权统治低等的斯拉夫人和东欧人。普鲁士精神充满反对犹太人的思想。在欧洲,由于宗教原因,存在反对犹太人的传统。从中世纪到现代,犹太人面临着暴力、排斥和驱逐。16世纪,犹太人被迫居住在贫民区。到19世纪,由于启蒙主义和法国革命的影响,犹太人在欧洲许多国家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获得公民权。没有土地的犹太人利用这种变化,在城市发展,他们很快成为企业家、银行家、律师、新闻记者、医生、科学家、学者和演员等。这些富有的犹太人,使许多德国人得了“红眼病”。其实,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都是农民、小贩和工人,都很穷,但是反犹分子只看见“富有的犹太人”,而看不见绝大多数犹太人是穷人这一基本事实。“红眼病”使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者更加仇视犹太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反犹主义达到高潮。犹太人被看成异教徒、恶棍和阴谋家等,德国犹太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这时德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存在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存在失业和贫富悬殊问题。反犹主义者把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都归罪于犹太人。而当大批贫穷的俄国犹太人拥入德国和奥地利后,日尔曼人的反犹情绪就更加激烈。他们认为这些种族低劣的外国人闯入德国,不仅会夺走德国人的饭碗,而且他们的后代将降低德国人的素质。因此应该驱逐犹太人、消灭犹太人。
    这样,反犹的主要考虑,就从中世纪的宗教原因,变成近现代的社会经济原因,最后变为民族和种族的仇恨。德国的普鲁士精神和反犹传统,为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
        二、普鲁士精神发展为法西斯主义
    欧洲民族主义的泛滥,助长了德国普鲁士精神的发展。
    法国革命后,在拿破仑战争中,被拿破仑占领的各国进行了反抗,欧洲民族主义复苏。德意志民族在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中,民族主义觉醒,要求国家统一的呼声高涨。但是在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法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阻碍德国的统一。在普法战争后,德国实现了统一。但是普法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德法之间的矛盾,双方的领土之争和其他矛盾仍然继续着。而且在普法战争后,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俾斯麦执行反对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既封建又保守。俾斯麦的政策更加强了德国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加强了传统的普鲁士精神,使之向极端民族主义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和法国的外交政策,是围绕着孤立对方、防范对方和打击对方来制定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形成的两大军事同盟,也是在法、德的特别努力下形成的。因此德法矛盾,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并没有找到解决战前欧洲矛盾的好办法,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德法之间的矛盾。战后法国削弱德国的政策,加剧了法德矛盾。德法领土之争,虽说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之争,但它也是一种民族国家之间的领土、资源和发展问题之争,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可怕的是,这种斗争具有民族主义的号召力,非常容易演变为战争。德法之间潜在的战争危险,是欧洲战争的根源之一。围绕这对主要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事实上形成了两个战争集团:以德国和德国控制的国家为一方;以英、法等国为一方。德国咄咄逼人,而英法等国实行绥靖政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法西斯主义发展到了顶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思想混乱、经济凋敝、政局不稳、人民普遍担心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传播。而法西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原则,是一种新的理想主义思想。法西斯主义要求结束阶级斗争,抛弃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者认为,民主是没有效率的,需要专制。法西斯主义求助于古代的民俗和对部落的忠诚、求助于神话和迷信。这样,法西斯主义者得到了既不满意资本主义、又害怕社会主义的下层阶级的支持,吸引了大批群众。于是在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和意大利出现了法西斯政权。而在中欧和东欧新成立的国家中,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外,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在欧洲,法西斯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陷入了危机之中,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种族、政治、宗教等方面的纠纷困扰着人民,人民感到苦闷和绝望。许多人求助于德国古老的神话、迷信普鲁士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主义就有了滋生的土壤。于是,希特勒普鲁士精神与沙文主义、排他主义、军国主义、扩张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优劣主义等联系在一起,发展为法西斯主义。
    希特勒在创造德国法西斯主义时,特别注意从民族主义入手,蛊惑人心,从普鲁士精神的角度宣传法西斯主义。例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从社会达尔文主义、领土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角度写道:“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它的任务是使他们的民族的繁殖和他们的土地的大小,能够有一种自然和适当的比例,而保证种族的生存。”他在1928年口述的《第二本书》中讲到:“德意志民族自从历史地进入世界历史以来,就一直处于空间危机之中。”[1](P169)
    希特勒还说,德国祖先获得的土地,是靠奋斗得来的,现在要扩张土地,也只有依靠武力,向东方,即东欧和苏联夺取“生存空间”。为此,需要废除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军备限制的条款,占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去的土地,夺回原属“德意志民族”的欧洲其他领土,并强占欧洲大陆和其他大陆的另外一些领土,“缔造一个大帝国,所有的德意志人都要包括进去,它要北起挪威,南至意大利北部”。[2](P167)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提出的第一目标就是:不仅要吞并奥地利,而且要吞并约有300万日尔曼人居住的西捷克地区(即苏台德区),收回在波兰的德意志人居住区。这些目标为充满普鲁士精神的民众所接受,而且得到欧洲绥靖主义者的容忍。[3](P16)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具有很强的侵略扩张性。希特勒上台后,曾说他的政权是继承了德国腓特烈大帝建立的第一帝国和俾斯麦建立的第二帝国,所以他自称“第三帝国”。纳粹发售的印有腓特烈大帝、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肖像的明信片上所写的文字,就可以充分说明法西斯继承了普鲁士精神。在这种明信片上,印有德国是由“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的、元帅保卫的、士兵拯救和统一的”等字样。其中国王指腓特烈大帝、亲王指俾斯麦、元帅指兴登堡,士兵指希特勒。由于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德国纳粹的宣传,很快就赢得了大量民众,使希特勒在选举中获胜,并掌握了政权。
    开始时,由于法西斯主义提倡暴力,大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并不喜欢法西斯主义。但是当希特勒和其他法西斯主义者向他们保证,如果希特勒上台,将不会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不会触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会损害私有财产,而且将反对共产主义,大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便立即表示支持法西斯主义,并很快把政权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上台后,在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按照他在《我的奋斗》中拟订的计划,以普鲁士精神为力量,开始了收复德国“失地”的行动。他先合并了奥地利、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然后开始发动侵略波兰的战争,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综观德国法西斯的产生和发展史,人们不难发现,普鲁士精神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和支柱。德国民族主义充满了普鲁士精神,希特勒利用了普鲁士精神。希特勒在普鲁士精神的基础上,混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领土扩张主义和反犹主义等,发展了德国牌记的法西斯主义。因此德国法西斯主义得到不满现状的德国人,特别是得到具有普鲁士精神传统的、充满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德国人的支持,也使欧洲绥靖主义者容忍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欧洲的侵略扩张。这样,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崛起后,德国被压抑已久的、潜在的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能量就很容易地被释放出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作者简介: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参考文献】
    [1]吴友法.希特勒夺权备战之路[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2]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M].北京:三联书店,1982.
    [3]时代生活丛书编辑部,孙逊译.帝国的扩张[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法西斯兴起的体制机制性原因
        郑寅达
    摘要:法西斯兴起之时,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世界处于严重的失调状态,国际秩序中普遍盛行强权政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诉求与配套措施之间明显断裂,部分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够完善,运行中显露弊端,不少国家仍坚持“自由放任主义”政策,造成国家干预机制严重缺失,西方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和中产阶级内涵的转换,为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
    关键词:法西斯/兴起原因/体制机制性原因
    60年前,法西斯曾经在世界上猖獗一时,反法西斯力量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才粉碎性地摧毁了其主体力量。今天,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要历数法西斯的暴行,歌颂反法西斯力量的卓绝,更应该探索法西斯兴起的体制机制性原因,正是这些因素,催生了法西斯势力,强化了其外在迷惑性。探索这些体制机制性原因,有助于人们更主动地完善国际国内各种运行规则,使社会更加和谐地发展。
    1.法西斯兴起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世界正处于调整的前夕,陷入了严重的失调状态。当时,资本主义全面进入了垄断阶段,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迅速加快,由此导致的移民问题、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急剧升温,时代呼唤着政策调整。然而,西方大国的统治集团却未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变化,反而顽固地用19世纪的方针路线去应付20世纪的客观需要,结果犹如火上浇油,进一步恶化了形势。社会的失调引发了批判现实的高潮。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垂死阶段的论断。连右翼思想家斯宾格勒都发出了“西方没落”的哀叹。在激烈的动荡与冲突中,广大民众对现状不满,强烈地要求变革现实社会。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冲击资本主义的主流。社会民主党推行改良主义政策,试图以社会民主主义改良资本主义社会。法西斯则从自己的目标出发,汇入了这一潮流。他们要求建立所谓的“民族社会”来取代现实社会。这种“民族社会”排除外来民族成员的竞争,确立起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乃至统治地位,内部则取消阶级冲突与分化,结成“民族共同体”,求得本民族内部的和谐发展,[1](P40-41)以此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
    2.法西斯普遍信奉极端民族主义,它们是民族主义情绪恶性发展的产物。人们一般仅注意到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个侧面,即发生法西斯泛滥的德意日三国,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它们走上争霸的舞台时,世界已经瓜分完毕。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往往狂热地宣传民族沙文主义,把全国上下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外扩张意识推到顶点。一次大战后,这种民族主义发生畸变,为法西斯提供了温床。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则是促进畸变的外部环境,即国际秩序中盛行的强权政治。一次大战结束前后,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十四点”为标志和载体,兴起了理想主义外交思想。这一思想以18世纪的启蒙主义和19世纪的理性主义为指导,提倡以道德为准则,加强国际规范,建立超国家的国际安全组织,完善国际法及其职能,加强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用理性战胜邪恶,最终建立起一种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避免世界大战的惨剧再次重演。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是批判传统的权力均势体制,倡导建立国际集体安全体系。[2](P31)实际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体现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躯壳——国际联盟的建立并没有打破传统的权力均势体制。从一次大战前的争霸斗争,到巴黎和会上构建世界新秩序,再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调整与运作,世界上仍然盛行强权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善后会议,主要不是着眼于除弊兴利,为世界的平稳运转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平台,而是热衷于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德国作为一次大战的战败国,在凡尔赛体系中受到严厉惩罚。这种处置引发了德国全国上下一致的抗议,共和国首任总理谢德曼甚至在国民会议上慷慨激昂地高呼:“谁使自己和我们受到这种束缚,他的手怎能不烂掉?”[3](P99)意大利和日本尽管同为战胜国,在这个体系中也没有得到预期的份额,自称成了“国际无产者”。[4](P321)这种世界秩序,遭到了世界上各种人士的抨击。列宁谴责它“是拿着钢刀的强盗逼迫手无寸铁的受难者接受的条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指责它“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最凶暴的行为之一”;曾经担任过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的法国将领福煦则预言“这只是20年的休战”。法西斯也融入了这股潮流。希特勒指责凡尔赛条约“要使二千万德国人走向死亡,要葬送德意志民族”;[5](P133)意大利法西斯声称“反对其他国家推行的损害意大利利益的帝国主义政策”,扬言要向欺骗它的英法两国“复仇”;[4](P12)日本法西斯分子提出日本受到“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英国和“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俄国的压制,拥有对外开战的权利。[6](P331)尽管法西斯的最终目标是疯狂的,但是它要以一种残忍的世界秩序来取代现存的国际格局,在它的真面目暴露以前,这种民族复仇主义诉求不过是世界性控诉浪潮的组成部分而已。
    3.在经济上,全球一体化的诉求与体制机制滞后之间的断裂同样明显。20世纪的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经济是主要动力。由工业化所带来的西方国家向全球扩展,催生了世界经济。世界经济要求相配套的体制机制。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兴盛起来的自由贸易政策,随着1890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中止,紧随而来的是各国普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持续到1945年。“相对世界收入而言,1950年的世界贸易量比1913年的规模要小得多。”[7](P94)整整半个世纪的错位,给后发现代化国家带来极大的困难。世界经济所要求的世界货币体系,竟是靠各国金融货币体系的金本位制不自觉地维系着的。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各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局面,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并未消失,德国凭着复兴后的实力,勉强还能把商品推入外国市场,而日本却因商品质量不佳,出口贸易受阻,[8](P303)
    意大利更是因为追求法西斯政权的“荣耀”而严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造成商品竞争力下降。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所需的体制机制全面崩溃。1931年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出现了刺激出口、抑制进口的意外效果。这一做法很快为其他国家仿效,四个月内15个国家先后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于是世界金融货币体系彻底瓦解。国际贸易方面,美国于1930年5月通过霍莱—斯姆特法令,对890种商品提高进口税率,各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平均提高约40%。该法令引发了全球新一轮的关税战,到1931年底,先后有25个国家采取报复措施,进口税率在1929年高关税的基础上再提高60—100%。关税战、倾销战、货币战的结果是世界经济体系遭到重创,出现了各种货币和经济集团,如英镑集团(亦称非金集团)、美元集团、法郎集团(亦称金本位集团)。1933年6月,66个国家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这本来是拆除经济樊篱、促进各国经济合作的极好机会,但是,由于与会者缺乏远见卓识,会议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促使各个经济集团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面临如此局面,被剥夺了全部殖民地、背负沉重的赔款包袱的德国和资源自给率较低、金融力量相对薄弱的日本,很容易引发法西斯势力泛滥,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
    4.20世纪前半期,部分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够完善,运行中显露弊端,既引起民众的反感,又给法西斯组织以可乘之机,一次大战结束前后,德国、意大利等国先后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在政治体制演进中补上了必要的一课。同时,这些国家的体制设计者后来居上,提出了某些方面比英美法等国还要超前的政治民主制度。然而社会的改造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样就形成了落后的社会现状同先进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巨大裂痕。从德国魏玛宪法来说,处于显性状态的弊端,是给予了各种政治力量相当的自由,竟然没有规定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反对宪法的政党照样可以合法存在。因此,一开始就与魏玛宪法为敌的纳粹党非但没有被取缔,反而可以在魏玛体制的框架内自由活动,既骗取民众的选票,又同上层集团从事幕后交易,最后颠覆了这一体制。从隐性的弊端来说,由于国会选举实行先进的“巴登制度”型的比例代表制原则,未对政党代表进入议会设置门槛,任何政党每获得六万张选票即可派出一名议员进入议会,造成议会内政党林立,小党麇集,政治力量组合如魔方般多变。由于政府组成直接受议会内力量对比的制约,结果就是内阁更替频繁。魏玛共和国存在了14年,政府更换了18届,平均每届的寿命还不到1年。另一方面,宪法过多地诉诸公民的投票与选举,引发了民众的“民主疲劳”,当这种投票与选举不能解决民众面临的实际困难时,更会引起民众的反感。根据魏玛宪法的规定,德国总统实行直选制,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则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由得票最高者当选。事实上,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除了建国之初的总统由制宪会议一次投票产生外,以后的总统改选,都经过两次投票产生。国会选举倒是每次只需经过一次全民投票,然而在魏玛共和国存在的14年间,更换过8届国会,民众平均不到2年就需参加一次国会大选。由于魏玛德国实行联邦制,邦议会也需由邦内民众直选产生,作为一个现实的德国公民,他必定又是某一个邦的邦民,所以参加议会选举的频率更高。另外,作为魏玛体制民主性较强的体现,德国选民拥有“立案权”,一项提案获得1/10选民赞同后即可提交国会审议,如果国会否决了这项提案,就必须举行全民公决,用得票比例来决定这项提案是否生效。三项投票制度相加,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同时,也会引发民众的厌倦感。德国陷入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后,政府未能向民众提供援助,而投票制度却在继续运作。进入1932年后,经济的恶化达到顶点,民众普遍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公民投票却如走马灯似地周而复始。3月份举行总统选举,经过两轮投票,选出兴登堡连任总统。4月,德国国内最大的邦普鲁士邦举行邦议会选举,结果纳粹党成为邦内第一大党。7月,举行国会大选,纳粹党大获全胜,获得37.4%的选票,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由于兴登堡拒绝任命纳粹党魁希特勒担任总理,继任总理巴本又很难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因而新国会很快又被解散。11月,又一次举行国会选举,纳粹党的得票数有所下降,但仍为国会第一大党。饥肠辘辘的选民在1年中经过5次投票,而本身的处境毫无改善,其厌倦之情可想而知。这种体制机制性缺陷被法西斯势力所利用,他们普遍攻击议会民主制度会造成政治生活中无人负责的现象,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抨击议员们犹如噬嚼国家生命枝条的毛虫,[9](P187)鼓吹建立以“领袖原则”或“领袖主宰制”为核心的超级独裁国家,以便集合全国的力量提高本民族的实力,去争夺世界霸权,奴役其它民族。
    5.当时不少国家坚持“自由放任主义”政策,造成国家干预机制的严重缺失。20世纪前半期,在生产社会化进程的推动下,国家同经济生活的关系面临调整,需要从“自由放任主义”转向国家干预。20世纪是国家需要用“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的时代。但是不少国家的统治者未能及时意识到这一点,依然固执己见。2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包括美国的柯立芝繁荣,都是在“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中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次繁荣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实际上也确实是短暂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放弃这一政策。如1930—1932年执政的德国布吕宁政府,坚信克服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让经济自行发挥自我治疗的作用,认为经济危机是一种净化剂,可以借此淘汰以往一哄而上的不健康企业,而通货紧缩是一剂良药,可以将经济引向健康的道路,它尤其拒绝采取措施来缓解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认为该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整个经济的复苏。过时的政策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到1932年8月,德国工业生产指数降低了40.6%,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指数下降达53%,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全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曾经有人描写道:“从每一次谈话中,无例外地会从谈话中感到,像有一股毒气向你扑来似的情绪,忧虑、不安、疲惫、彷徨、反感、愤慨和歇斯底里构成的六千万倍的混合物,这种无法言状的也难于描述的情绪本身就是一个祸根……一种要求变革的炽烈愿望”遍及整个德国。[10](P86)法西斯尽管在经济领域发表的主张较少,如德国纳粹党只是提出“推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制经济”,“以确保民族共同思想及其统治”等。[11](P173)但是,先期上台执政的意大利法西斯,早就对国家的经济生活实施了强力干预,而且,思想体系和运动是一个整体,法西斯在其它领域实施极权控制,对经济生活绝不可能“自由放任”。果然,纳粹党上台执政后,对经济生活实行全面干预,政府控制企业主的利润率(6%以内)、控制企业主的投资方向、控制劳动力的就业方向、控制工资水平、控制物价、强化资本的垄断与集中、管制外贸,对全国的经济生活实施强有力的干预。法西斯意大利则采用更加成熟的“国家参与制”,通过机械、钢铁等数个控股投资公司,用经济手段控制了全国75%的工业。当然,法西斯的国家干预有其野蛮性,有不少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容,尤其严重的是,其国民经济军事化与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最终给本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对于经济危机期间渴望得到国家保护的民众来说,法西斯的干预主张还是被视为能救命的稻草。
    6.西方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了中产阶级内涵的转换,为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经济生活中的“马太效应”曾经困扰人类数千年。在福利制度兴起以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规律被无情地放大了。马克思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常的睿智,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中间阶层处于不稳定的被分化状态,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上升成为资产阶级,大量的只能沉沦到社会下层;同时,处于社会下层的无产阶级,也陷于日益贫困化的境遇。如德国的中下层民众,自一次大战爆发后接连受到打击。大战期间,德国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需要,大力扶持垄断组织,大批中小企业被迫停工,尤其是1916年底《兴登堡纲领》颁布后,1年内全国2000家织布工厂中就有1900家被封闭。[12](P132)战后初期受到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大量的赔款义务由中下层民众承受。1923年由“鲁尔危机”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降低,小存款户的储蓄化为乌有。即使在“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的经济繁荣时期,由于垄断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小企业主或者破产,或者失去了往昔的独立地位。日、意两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20世纪前半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又增添了中间阶层内涵更替的进程,老的中间阶层如桶匠、车轮匠等手工工匠,大批被排挤出生产进程,新的中间阶层如白领人士和熟练工人等,人数日益增加。从理性的整体进程来看,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落实到具体的老中间阶层个体身上,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法西斯普遍以民族主义对抗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的一个侧面,就是加强本民族内部的团结,结成紧密的“民族共同体”,以对抗和奴役其他民族。同时,法西斯运动作为产生于社会中下层的运动,普遍强调实施“社会革命”,打破原有的等级制度与阶级分野,由国家出面协调各方利益,形成全民族和衷共济的局面。这种主张,对于处于痛苦挣扎中的中下层民众来说,无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从而推动法西斯运动的高涨。
    作者简介: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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