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史料丰富，视角全面
——《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评介
郑寅达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7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5年02期第91～93,36页
【作者简介】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祥超先生的力作《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出版了。由于受语言等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国史学界对意大利历史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尤其是使用意大利文原始资料来研究意大利历史，更是凤毛麟角。墨索里尼是法西斯的鼻祖，意大利法西斯组织领世界法西斯运动的先声。搞清意大利法西斯问题，对研究包括德、日在内的各国法西斯运动乃至世界法西斯运动，都有重大的意义。陈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即发挥自己的优势，参与我国学术界对法西斯问题的集体攻关，在意大利法西斯研究方面独当一面，在《法西斯新论》和《法西斯体制研究》等专著中留下了浓重的笔墨。近年来，他单独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历史与现状研究”，经过多年努力，正式出版了专著。该著作获得专家们很高的评价。我国世界史权威齐世荣先生称它“史料丰富，见解亦有独到之处，堪称上乘之作”；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朱庭光先生也肯定它是我国世界史学科近年来的上乘之作，“无论对于科研人员，还是对于大专院校以及各行各业的读者来说，都会被视为好书，受到欢迎”；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支绍曾先生则称赞作者“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以新的视野、新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赞颂该书“集历史性、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是一部高品位的史学专著”。
诚如专家们所言，该书史料充实，视角全面，拥有很多闪光点，其中笔者感兴趣的有以下一些。
第一，作者在研究意大利法西斯问题时，具有全局意识，视野扩及全部法西斯。个性与共性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共性是个性的精髓，个性与共性相比较才能显出其特色。作者提出，1934年世界上曾有41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法西斯运动和组织，各具特色：有的初期比较激进，有的从一开始就以极右的面目出现；有的采取暴力恐怖行动，武装夺取政权，而有的则以合法的手段达到上台的目的；有的先在国内建立法西斯政权，尔后向外扩张，有的则是“先外后内”，先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然后才在国内夺取政权。这些法西斯组织大多没有取得政权，但所有执政的法西斯则与意大利法西斯一样，具有四个共同特征，即：①都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政纲核心的崛起于社会中下层的蛊惑性的右翼狂热运动，但同原有的权势集团，在摆脱危机、抑制革命的共同目标下结成政治联盟；②都是以极权制取代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③都是以侵略扩张、发动战争、夺取霸权为内外政策根本出发点与归宿的最野蛮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④其政治观的核心是沙文主义与反共主义构成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首脑主宰一切的极权主义，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第二，系统地论证了早期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阶级属性问题。我国学者对法西斯问题的研究，最初的突破口就是早期法西斯的阶级属性问题，从史料和理论上突破了共产国际“七大”对法西斯所作的定义，提出了早期法西斯主要代表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利益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又进一步波及到重新审视法西斯兴起的历史条件，部分学者甚至对法西斯体制的阶级属性也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法西斯体制已经越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成为一种独特的体制。作者在书中全面地阐述了意大利法西斯组织早期的阶级属性及其转变过程和动因。首先，墨索里尼作为意大利法西斯的创始人，自身就经历了从社会主义者到法西斯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他18岁加入社会党，标榜是个“有权威的共产主义者”，强调“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摧毁旧政权”，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内的右倾势力，一度担任了社会党机关报的总编辑。1914年10月，墨索里尼突然转向支持参战，成为“参战的社会主义”者，并由此同社会党分手，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其次，“法西斯”一词，早期使用的是意大利文Fascio，意思是“一些从思想和纪律的角度来看大体性质相同的力量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而联合在一起”，中文应译为“联盟”或“协会”，一段时间曾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法西斯组织右转后，才使用拉丁文Fasces，即古罗马时代象征权威的“棒束”，成为“暴政”、“酷刑”和“战争”的同义词。与此相关，墨索里尼曾经声称：“我们向社会党宣战，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因为它反对国家。”再次，作者从法西斯组织成员社会成份的变化、党纲的演变、该党在意大利实际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法西斯政党成立初期，中下层民众在党内占据绝对优势，然而到1921年底，尽管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仍占一半以上，但地主、资本家和官吏也占到总数的28.8%，并且大多还担任了各级组织和行动队的领导人。经过20年代后期的清党，党员中工人农民的比例下降到15%，而地主资本家的比例仍保持在10%。最初的纲领追求激进的社会改革，满足民族主义的要求，主张建立一个能维护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这个政权不仅反对教权，而且抑制大资本的发展，消灭地主经济”，而性质转变后的党纲，对内主张国家至高无上，崇尚极权统治，对外主张侵略扩张，“恢复罗马帝国的版图”。行动上也从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转向镇压社会党，压制工农运动。最后，作者详细探索了法西斯组织转向的原因。法西斯组织成立不久，即参加1919年11月的全国大选，这次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能够比较直接地反映民意，不料法西斯组织惨遭失败，竟连一个议席也没有获得。信奉实用主义的政党和领袖，看到从左的角度攻击现存体制不可能战胜社会党，于是争剧右转，从主观上提供了性质演变的条件。统治阶级面临政局不稳、工农运动猛烈冲击，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吸引群众并压制革命力量的政治组织及领袖人物来稳定局势，逐渐青睐于法西斯。这时，法西斯运动内部以巴尔博和法里纳奇为领袖的“暴力派”趁机崛起，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地主阶级组建反动武装的做法，收罗退伍的地主子弟和穷困潦倒的无业游民组成“行动队”，兴起了“农村法西斯运动”。该运动是法西斯政党性质演变的加速器，推动“法西斯主义摒弃了它原先的虚假革命和虚假民主的杂质，一天比一天更加趋向于民族主义”。
第三，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意大利法西斯的特色——职团制度。法西斯兴起于阶级冲突尖锐的年代，其诉求之一，便是重新整合社会，协调阶级关系，增强本民族的内聚力。在这一共性之下，各个法西斯国家有不同的具体做法，如纳粹德国通过“德意志劳动阵线”和“劳动托事”来实施劳资协调，法西斯日本通过各种“报国会”以追求“扶翼皇运、产业报国”，但最为系统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意大利的职团制度。该制度建立后，就连当时的美、英等民主国家，都有许多人产生浓厚兴趣，把它看作是消除阶级对立和实行阶级合作的手段，希望用它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统治。作者提出，Corporazione（职团）一词，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但含义不同，最初的原意为行会组织，后衍生出同业公会、社团和团体的意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民族工团主义者赋予“职团”新的思想内涵，把它作为增强国力的手段来宣扬，强调职团应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将使职团制成为一种有能力消除阶级对立，并超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制度。墨索里尼在领导法西斯运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职团主义，强调它“是法西斯革命的产物”，并推动它向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作为民族团结的体现，二是作为发展生产的工具。法西斯政党在“国家至上”的口号下，提出要在意大利建立“超阶级的”和“为民族目标服务”的职团国家，强调传统的民主国家只有“政治的代表”，而职团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民主国家，这种国家由“综合职业的代表所组成”，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超级国家”。作者还在书中分析了法西斯政权推行职团制的三个步骤。从1922年法西斯党夺取政权到1925年独裁统治的初步确立，是职团制的准备阶段，通过1923年的“奇基宫条约”和1925年的“维多尼宫条约”，建立起劳资合作的框架。1925年至1929年的第二阶段，重点是为职团制立法，建立组织机构。法西斯政府先后颁布了《劳动职团法》、《劳动宪章》等多项法律，组建“职团全国评议会”，在内阁中设立职团部。从1929年起进入第三阶段，将建设职团制提高到建立“职团国家”的高度，不仅完成了一整套立法，从中央到地方、从内阁到各行各业系统地建立起职团及其领导机构，还改造立法和司法机构，组建了“法西斯与职团议会”（取代众议院）和“劳动法庭”。意大利的职团制结构犹如迷宫，令人眼花缭乱。作者从纵横两个角度分别作了梳理，条缕明晰，又进一步从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分析了职团国家的运转机制。
第四，厘清了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两国同属于法西斯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着血亲关系，又都以对外扩张作为基本国策，因而很容易在侵略扩张的道路上勾结起来。如墨索里尼为了对抗“共产国际”并突出自己，曾经于1934年12月倡议建立“法西斯国际”。在一般的国际关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著作中，对两国关系的叙述往往停留在这一层面上。然而，作为两个拥有现实利益的国家，又都对奥地利怀有野心，必然会有相互争夺。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法西斯组织都认为自己代表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旦它们的计划得逞，也必然会展开残酷的内部打斗。就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1940年墨索里尼“越来越感到，未来的战争很可能是在意大利同它今日的盟国德国打”。作者在分析法西斯意大利的对外侵略活动和外交活动时，充分揭示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意大利法西斯追求区域霸权主义，按墨索里尼自己的话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发扬古罗马传统，“恢复古代的光辉业绩”，确立意大利在地中海、红海和巴尔干的霸权地位，继而建立东起印度洋、西至大西洋的法西斯大帝国。这一目标同希特勒的全球扩张计划发生冲突。在希特勒上台的过程中，墨索里尼多次提供巨额资金和武器弹药，然而，当希特勒向国内资本集团透露自己的扩张计划，包括向南方和东南方向推进的意图后，墨索里尼立即转变态度，在演说中攻击德国，把“纳粹主义描绘成是异教和黑暗时代的产物”，同时与法国签订反德协议，参加斯特莱沙抗德阵线。随着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以后又同德国一起武装干涉西班牙，意德两国的关系才紧密起来。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前后，意大利与德国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传统看法认为，意大利作为“国际食尸兽”，在慕尼黑会议后认定德国将在欧洲事务中占据上风，因而不顾日本的犹豫态度，单独同德国签订了《钢铁盟约》，然而德国入侵波兰招致英国宣战后，意大利又赶忙抽回赌注，宣布自己保持中立。然而作者根据史料指出，意大利同德国签订《钢铁盟约》，从小范围来讲是为了趁机侵占阿尔巴尼亚，从大范围来说，是希望通过法西斯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从心理上压制西方国家，把欧洲战争推迟到1942年以后，因为意大利经过侵埃战争和武装干涉西班牙，“消耗了大量物资，要使它的武器装备的准备达到所希望的水平，也就是最高水平，至少要3年的时间”。然而希特勒却将盟约视作向西方国家挑战的临战准备，按预定时间入侵波兰，挑起了欧洲战争。英法向德国宣战后，希特勒反而迁怒于墨索里尼，认为正是意大利的“非交战”立场，鼓励了英法对德宣战。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展开讨论，一派主张与德国共进退，另一派则反对参加德国一方作战，要求继续同英法等国发展贸易关系。最后，后一种力量占了上风。直到1940年3月，墨索里尼感到参战势在必行，但还在犹豫，意大利究竟站在哪一方参战。即使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后，两国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墨索里尼坚持要开展“平行战”，即意德之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为此甚至拒绝了希特勒向意大利提供急需的250辆重型坦克的建议，反而擅自向希腊开战，打乱了德国的侵略计划。直到希特勒应意大利的要求，派遣隆美尔率“非洲军团”援助北非溃败的意军时，墨索里尼还在争夺对意德联军的最高指挥权。随着法西斯集团在战场上转为劣势，意德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微妙。墨索里尼曾希望与德国一起同苏联媾和，以便腾出手来“通过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从背后出其不意地攻击驻扎在阿尔及利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该建议遭到希特勒的拒绝，意大利开始同英国接触，打算背离德国，单方面同英国媾和，退出战争。只是由于西方国家公布了“五条件投降”原则，墨索里尼的计划才未实现。
第五，清晰地勾勒出墨索里尼下台和组建萨洛共和国的过程。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问题的专著，在涉及墨索里尼晚年的这两件大事时，囿于体系和篇幅，大多语焉不详。作者指出，大战后期，意大利政坛上有四支反对墨索里尼的力量。第一是国王，尽管墨索里尼担任首相是国王授予的，但是墨在加强极权统治的过程中也向王权伸手，声称要结束法西斯主义和君主制的“二元政治”结构。1938年，他解除了国王对议会的控制权，又通过担任“帝国第一元帅”获得了军队的最高统帅权，至此，王权徒有虚名，国王对此耿耿于怀。第二支是亲英美的法西斯高层领导成员，他们要推翻墨索里尼独裁政权，由自己组织政府，以亲英美的法西斯主义代替亲德的法西斯主义。第三支是保皇派和忠于君主制的军队高级将领，他们提出把国家大权“归还国王”。第四支是“意大利人民统一行动委员会”，1943年3月由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和“正义与自由”运动联合组成，其宗旨是“通过民主方式重建国家，铲除法西斯主义及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第二和第三支力量之间相互对立，但都以国王为偶像，并接受其控制。在密谋过程中，有人对这两派的实力表示怀疑，建议国王借助第四支力量，但国王担心未来政权会由此落到共产党手中，拒绝了这一建议。1943年的7·25政变，就是前三支力量合作的结果。
萨洛共和国的正式名称几经更改，先后叫过“意大利的共和国家”、“共和法西斯国家”、“民族共和国家”，最后定名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组建该共和国的动力主要来自希特勒。当时世界舆论普遍认为，鉴于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崩溃预示着纳粹的末日也即将来临。希特勒就是借此要向世人证明，他不仅能让他的朋友墨索里尼重新掌权，而且可以帮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东山再起。尽管如此，由于该政权是墨索里尼在原有的法西斯政权崩溃后的重建物，具有一定的“反思”含义，战后意大利最大的新法西斯组织——意大利社会运动也宣布自己在组织名称和宗旨上直接继承它的事业，因此萨洛共和国对于人们研究新法西斯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萨洛共和国的执政党“共和法西斯党”于1944年11月14日在维罗纳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被称为“维罗纳纲领”的“社会主义宣言”。宣言除了重申法西斯政党是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唯一机构、反对犹太人、对外要谋求“生存空间”等要求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些适应时代需求的口号，如召开制宪会议、废除君主制、公民有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力、对私人企业实施“社会化”等。由于萨洛共和国在世的时间并不长，其欺骗性还没来得及暴露，新法西斯组织至今还未上台亮相，因此部分善良的民众在现实社会遇到危机时。还会钟情于新法西斯。但是，新老法西斯都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既鼓吹民族之间有优劣之分，也鼓吹各民族内部成员之间有高下之别，如果推行民主制，把权力下放到处于“下”等的芸芸众生，这本身就违背了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内容，因而也就不可能付诸实施。^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7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5年02期第91～93,36页
【作者简介】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诚如专家们所言，该书史料充实，视角全面，拥有很多闪光点，其中笔者感兴趣的有以下一些。
第一，作者在研究意大利法西斯问题时，具有全局意识，视野扩及全部法西斯。个性与共性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共性是个性的精髓，个性与共性相比较才能显出其特色。作者提出，1934年世界上曾有41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法西斯运动和组织，各具特色：有的初期比较激进，有的从一开始就以极右的面目出现；有的采取暴力恐怖行动，武装夺取政权，而有的则以合法的手段达到上台的目的；有的先在国内建立法西斯政权，尔后向外扩张，有的则是“先外后内”，先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然后才在国内夺取政权。这些法西斯组织大多没有取得政权，但所有执政的法西斯则与意大利法西斯一样，具有四个共同特征，即：①都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政纲核心的崛起于社会中下层的蛊惑性的右翼狂热运动，但同原有的权势集团，在摆脱危机、抑制革命的共同目标下结成政治联盟；②都是以极权制取代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③都是以侵略扩张、发动战争、夺取霸权为内外政策根本出发点与归宿的最野蛮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④其政治观的核心是沙文主义与反共主义构成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首脑主宰一切的极权主义，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第二，系统地论证了早期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阶级属性问题。我国学者对法西斯问题的研究，最初的突破口就是早期法西斯的阶级属性问题，从史料和理论上突破了共产国际“七大”对法西斯所作的定义，提出了早期法西斯主要代表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利益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又进一步波及到重新审视法西斯兴起的历史条件，部分学者甚至对法西斯体制的阶级属性也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法西斯体制已经越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成为一种独特的体制。作者在书中全面地阐述了意大利法西斯组织早期的阶级属性及其转变过程和动因。首先，墨索里尼作为意大利法西斯的创始人，自身就经历了从社会主义者到法西斯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他18岁加入社会党，标榜是个“有权威的共产主义者”，强调“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摧毁旧政权”，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内的右倾势力，一度担任了社会党机关报的总编辑。1914年10月，墨索里尼突然转向支持参战，成为“参战的社会主义”者，并由此同社会党分手，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其次，“法西斯”一词，早期使用的是意大利文Fascio，意思是“一些从思想和纪律的角度来看大体性质相同的力量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而联合在一起”，中文应译为“联盟”或“协会”，一段时间曾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法西斯组织右转后，才使用拉丁文Fasces，即古罗马时代象征权威的“棒束”，成为“暴政”、“酷刑”和“战争”的同义词。与此相关，墨索里尼曾经声称：“我们向社会党宣战，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因为它反对国家。”再次，作者从法西斯组织成员社会成份的变化、党纲的演变、该党在意大利实际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法西斯政党成立初期，中下层民众在党内占据绝对优势，然而到1921年底，尽管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仍占一半以上，但地主、资本家和官吏也占到总数的28.8%，并且大多还担任了各级组织和行动队的领导人。经过20年代后期的清党，党员中工人农民的比例下降到15%，而地主资本家的比例仍保持在10%。最初的纲领追求激进的社会改革，满足民族主义的要求，主张建立一个能维护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这个政权不仅反对教权，而且抑制大资本的发展，消灭地主经济”，而性质转变后的党纲，对内主张国家至高无上，崇尚极权统治，对外主张侵略扩张，“恢复罗马帝国的版图”。行动上也从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转向镇压社会党，压制工农运动。最后，作者详细探索了法西斯组织转向的原因。法西斯组织成立不久，即参加1919年11月的全国大选，这次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能够比较直接地反映民意，不料法西斯组织惨遭失败，竟连一个议席也没有获得。信奉实用主义的政党和领袖，看到从左的角度攻击现存体制不可能战胜社会党，于是争剧右转，从主观上提供了性质演变的条件。统治阶级面临政局不稳、工农运动猛烈冲击，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吸引群众并压制革命力量的政治组织及领袖人物来稳定局势，逐渐青睐于法西斯。这时，法西斯运动内部以巴尔博和法里纳奇为领袖的“暴力派”趁机崛起，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地主阶级组建反动武装的做法，收罗退伍的地主子弟和穷困潦倒的无业游民组成“行动队”，兴起了“农村法西斯运动”。该运动是法西斯政党性质演变的加速器，推动“法西斯主义摒弃了它原先的虚假革命和虚假民主的杂质，一天比一天更加趋向于民族主义”。
第三，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意大利法西斯的特色——职团制度。法西斯兴起于阶级冲突尖锐的年代，其诉求之一，便是重新整合社会，协调阶级关系，增强本民族的内聚力。在这一共性之下，各个法西斯国家有不同的具体做法，如纳粹德国通过“德意志劳动阵线”和“劳动托事”来实施劳资协调，法西斯日本通过各种“报国会”以追求“扶翼皇运、产业报国”，但最为系统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意大利的职团制度。该制度建立后，就连当时的美、英等民主国家，都有许多人产生浓厚兴趣，把它看作是消除阶级对立和实行阶级合作的手段，希望用它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统治。作者提出，Corporazione（职团）一词，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但含义不同，最初的原意为行会组织，后衍生出同业公会、社团和团体的意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民族工团主义者赋予“职团”新的思想内涵，把它作为增强国力的手段来宣扬，强调职团应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将使职团制成为一种有能力消除阶级对立，并超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制度。墨索里尼在领导法西斯运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职团主义，强调它“是法西斯革命的产物”，并推动它向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作为民族团结的体现，二是作为发展生产的工具。法西斯政党在“国家至上”的口号下，提出要在意大利建立“超阶级的”和“为民族目标服务”的职团国家，强调传统的民主国家只有“政治的代表”，而职团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民主国家，这种国家由“综合职业的代表所组成”，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超级国家”。作者还在书中分析了法西斯政权推行职团制的三个步骤。从1922年法西斯党夺取政权到1925年独裁统治的初步确立，是职团制的准备阶段，通过1923年的“奇基宫条约”和1925年的“维多尼宫条约”，建立起劳资合作的框架。1925年至1929年的第二阶段，重点是为职团制立法，建立组织机构。法西斯政府先后颁布了《劳动职团法》、《劳动宪章》等多项法律，组建“职团全国评议会”，在内阁中设立职团部。从1929年起进入第三阶段，将建设职团制提高到建立“职团国家”的高度，不仅完成了一整套立法，从中央到地方、从内阁到各行各业系统地建立起职团及其领导机构，还改造立法和司法机构，组建了“法西斯与职团议会”（取代众议院）和“劳动法庭”。意大利的职团制结构犹如迷宫，令人眼花缭乱。作者从纵横两个角度分别作了梳理，条缕明晰，又进一步从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分析了职团国家的运转机制。
第四，厘清了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两国同属于法西斯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着血亲关系，又都以对外扩张作为基本国策，因而很容易在侵略扩张的道路上勾结起来。如墨索里尼为了对抗“共产国际”并突出自己，曾经于1934年12月倡议建立“法西斯国际”。在一般的国际关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著作中，对两国关系的叙述往往停留在这一层面上。然而，作为两个拥有现实利益的国家，又都对奥地利怀有野心，必然会有相互争夺。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法西斯组织都认为自己代表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旦它们的计划得逞，也必然会展开残酷的内部打斗。就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1940年墨索里尼“越来越感到，未来的战争很可能是在意大利同它今日的盟国德国打”。作者在分析法西斯意大利的对外侵略活动和外交活动时，充分揭示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意大利法西斯追求区域霸权主义，按墨索里尼自己的话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发扬古罗马传统，“恢复古代的光辉业绩”，确立意大利在地中海、红海和巴尔干的霸权地位，继而建立东起印度洋、西至大西洋的法西斯大帝国。这一目标同希特勒的全球扩张计划发生冲突。在希特勒上台的过程中，墨索里尼多次提供巨额资金和武器弹药，然而，当希特勒向国内资本集团透露自己的扩张计划，包括向南方和东南方向推进的意图后，墨索里尼立即转变态度，在演说中攻击德国，把“纳粹主义描绘成是异教和黑暗时代的产物”，同时与法国签订反德协议，参加斯特莱沙抗德阵线。随着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以后又同德国一起武装干涉西班牙，意德两国的关系才紧密起来。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前后，意大利与德国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传统看法认为，意大利作为“国际食尸兽”，在慕尼黑会议后认定德国将在欧洲事务中占据上风，因而不顾日本的犹豫态度，单独同德国签订了《钢铁盟约》，然而德国入侵波兰招致英国宣战后，意大利又赶忙抽回赌注，宣布自己保持中立。然而作者根据史料指出，意大利同德国签订《钢铁盟约》，从小范围来讲是为了趁机侵占阿尔巴尼亚，从大范围来说，是希望通过法西斯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从心理上压制西方国家，把欧洲战争推迟到1942年以后，因为意大利经过侵埃战争和武装干涉西班牙，“消耗了大量物资，要使它的武器装备的准备达到所希望的水平，也就是最高水平，至少要3年的时间”。然而希特勒却将盟约视作向西方国家挑战的临战准备，按预定时间入侵波兰，挑起了欧洲战争。英法向德国宣战后，希特勒反而迁怒于墨索里尼，认为正是意大利的“非交战”立场，鼓励了英法对德宣战。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展开讨论，一派主张与德国共进退，另一派则反对参加德国一方作战，要求继续同英法等国发展贸易关系。最后，后一种力量占了上风。直到1940年3月，墨索里尼感到参战势在必行，但还在犹豫，意大利究竟站在哪一方参战。即使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后，两国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墨索里尼坚持要开展“平行战”，即意德之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为此甚至拒绝了希特勒向意大利提供急需的250辆重型坦克的建议，反而擅自向希腊开战，打乱了德国的侵略计划。直到希特勒应意大利的要求，派遣隆美尔率“非洲军团”援助北非溃败的意军时，墨索里尼还在争夺对意德联军的最高指挥权。随着法西斯集团在战场上转为劣势，意德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微妙。墨索里尼曾希望与德国一起同苏联媾和，以便腾出手来“通过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从背后出其不意地攻击驻扎在阿尔及利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该建议遭到希特勒的拒绝，意大利开始同英国接触，打算背离德国，单方面同英国媾和，退出战争。只是由于西方国家公布了“五条件投降”原则，墨索里尼的计划才未实现。
第五，清晰地勾勒出墨索里尼下台和组建萨洛共和国的过程。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问题的专著，在涉及墨索里尼晚年的这两件大事时，囿于体系和篇幅，大多语焉不详。作者指出，大战后期，意大利政坛上有四支反对墨索里尼的力量。第一是国王，尽管墨索里尼担任首相是国王授予的，但是墨在加强极权统治的过程中也向王权伸手，声称要结束法西斯主义和君主制的“二元政治”结构。1938年，他解除了国王对议会的控制权，又通过担任“帝国第一元帅”获得了军队的最高统帅权，至此，王权徒有虚名，国王对此耿耿于怀。第二支是亲英美的法西斯高层领导成员，他们要推翻墨索里尼独裁政权，由自己组织政府，以亲英美的法西斯主义代替亲德的法西斯主义。第三支是保皇派和忠于君主制的军队高级将领，他们提出把国家大权“归还国王”。第四支是“意大利人民统一行动委员会”，1943年3月由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和“正义与自由”运动联合组成，其宗旨是“通过民主方式重建国家，铲除法西斯主义及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第二和第三支力量之间相互对立，但都以国王为偶像，并接受其控制。在密谋过程中，有人对这两派的实力表示怀疑，建议国王借助第四支力量，但国王担心未来政权会由此落到共产党手中，拒绝了这一建议。1943年的7·25政变，就是前三支力量合作的结果。
萨洛共和国的正式名称几经更改，先后叫过“意大利的共和国家”、“共和法西斯国家”、“民族共和国家”，最后定名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组建该共和国的动力主要来自希特勒。当时世界舆论普遍认为，鉴于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崩溃预示着纳粹的末日也即将来临。希特勒就是借此要向世人证明，他不仅能让他的朋友墨索里尼重新掌权，而且可以帮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东山再起。尽管如此，由于该政权是墨索里尼在原有的法西斯政权崩溃后的重建物，具有一定的“反思”含义，战后意大利最大的新法西斯组织——意大利社会运动也宣布自己在组织名称和宗旨上直接继承它的事业，因此萨洛共和国对于人们研究新法西斯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萨洛共和国的执政党“共和法西斯党”于1944年11月14日在维罗纳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被称为“维罗纳纲领”的“社会主义宣言”。宣言除了重申法西斯政党是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唯一机构、反对犹太人、对外要谋求“生存空间”等要求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些适应时代需求的口号，如召开制宪会议、废除君主制、公民有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力、对私人企业实施“社会化”等。由于萨洛共和国在世的时间并不长，其欺骗性还没来得及暴露，新法西斯组织至今还未上台亮相，因此部分善良的民众在现实社会遇到危机时。还会钟情于新法西斯。但是，新老法西斯都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既鼓吹民族之间有优劣之分，也鼓吹各民族内部成员之间有高下之别，如果推行民主制，把权力下放到处于“下”等的芸芸众生，这本身就违背了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内容，因而也就不可能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