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两极格局到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20世纪70—90年代冷战态势的演变
徐蓝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6期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05年02期第77～83页
【作者简介】徐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37）
【关 键 词】冷战/两极格局/多极化趋势
60年代末70年代初，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与战后初期和50年代完全不同。在美苏两极之外，世界出现了西欧、中国和日本等新的力量中心，再加上第三世界力量的增长和发生的各种动荡所造成的全球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再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世界。因此，与前一阶段相比，美苏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都出现了较大变化。概括地说，与杜鲁门到约翰逊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很大延续性相比，尼克松至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则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尽管其坚持全球扩张的总体战略目标并未根本改变；而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对外政策则从利用东西方关系的缓和继续向全球的势力扩张转向全面收缩。本文仍然尝试从美国和苏联的国家大战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两国对外政策的角度出发，揭示20世纪70—90年代以美苏为主要对手的冷战从缓和与紧张并存走向冷战结束的内在因素，并勾勒这一历史时期国际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化趋势发展的基本图景，以求教于方家。（注：关于冷战的爆发以及两极格局的形成，请参见徐蓝《国家大战略与对外政策调整—20世纪40—60年代冷战态势的演变》，《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一
20世纪70年代初， 美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日益复杂多变的外交课题：面对苏联在核武器的数量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并于60年代末开始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美国感到它的对苏军事优势特别是核优势已发生严重动摇；法国戴高乐主义和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实行以及欧共体的蓬勃发展，使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正在遭遇挑战；中国力量的发展和中苏关系的分裂以及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注：1966年3月8日—30 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主持举行的12次对华政策听证会，尤其表达了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参见小阿瑟·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文献史1945 —1973 》（Arthur Schlesinger,Jr. ,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73），纽约，1973年，第305—308页。）使美国政府必须重新评估中国在美苏中战略三角中的作用，并改变以往僵硬的对华政策；还有那场使它付出了3000多亿美元、几万人的生命代价却无法打赢的越南战争，以及导致其国力相对下降的大量海外军事义务，更是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因此美国必须对其坚持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并据此制定新的对外政策，以保持它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战略调整的标志便是“尼克松主义”。
“尼克松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三项原则”和“三根支柱”。“三项原则”是：1.美国将恪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2.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与美国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美国认为它的生存对美国的安全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美国将提供援助；3.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国将指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为其本身的防务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三根支柱”是：1.伙伴关系，即美国要与其盟国建立较为均衡的伙伴关系，以此鼓励盟国承担更大的责任；2.实力，即无论是对盟国还是对敌手，美国的政策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3.谈判，即美国对其敌手要采取灵活态度，进行对话或谈判，以此实现力量平衡。（注：关于尼克松主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尼克松主义是指从1969年7月尼克松的关岛演说及其延伸而来的“三项原则”，旨在调整美国的海外义务，主要涉及美国的力量收缩；广义的尼克松主义还包括1970年尼克松在其对外政策报告中提出的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这不仅涉及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也涉及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基本方针。本文所论述的是后者。有关尼克松主义的资料，可参见理查德·斯特宾斯和伊莱恩·亚当合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8—1969》（Richard Stebbins and Elaine Adam, eds. ,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68—1969）纽约，1972年，第333 页，第282—283页；美国总统公文汇编《理查德·尼克松， 1970 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Nixon,1970），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2年，第116—190页；美国总统公文汇编《理查德·尼克松，1971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1971）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2年，第221页。））
根据尼克松主义，美国将以往的全球扩张的总态势进行了修改，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
在军事上， 尼克松政府提出了“现实威慑战略”以摆脱由于军事伸展过度而导致的负担过重的困境。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取代原来的对苏优势论，确保美国的质量第一；在常规力量方面，提出以“一个半战争”的战略取代“两个半战争”的战略，（注：根据“两个半战争”的战略，美军在和平时期维持的部队， 应当能够为保卫北约而进行三个月的前沿防御战争，并为保卫韩国和东南亚抵抗中国发动的全面进攻，同时对付一场规模不大的紧急事态；根据“一个半战争”的战略，美军在和平时期维持一般任务的部队，将足以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的大规模的进攻，同时援助美国的亚洲盟国抵御并非来自中国的威胁，以及对付其他地区的一场紧急事态。）把战略重点集中到对付苏联；在海外义务方面，推行与其盟国的分级负责制，为结束越南战争打下基础。
在外交上，尼克松政府在承认世界已经进入多极时代的前提下，（注：尼克松在1971年的对外政策报告中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极外交的新时代；同年夏天，他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是决定未来世界命运的五大权力中心。参见美国总统公文汇编：《理查德·尼克松，1971年》，第220、803—806页。）推行均势政策，从而使美国的外交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逐步结束越南战争，在海外驻军方面加强“欧洲第一”的方针。第二，继续东西方的对话与接触，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力图从实力出发，用军控协议限制苏联的军备。第三，主动采取行动，打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大门，并利用同中国接近来对付苏联。第四，调整对盟国家的政策，通过强调西方联盟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第五，注重扩大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以确保美国的经济、政治利益。
尼克松主义的力图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能力相适应， 在海外实行部分收缩的同时继续维护美国重大利益的政策，是对美国以往的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由于长期的全球侵略干涉而日益恶化的国际地位，而且促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力量的分化和改组，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福特和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或借鉴。当然，正如前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所写道的：“从本质上说，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亲密助手都没有能够冲出冷战的影响范围，尽管他们比其他几位白宫的冷战斗士表现出更注重实效、更现实的态度。”（注：〔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中文版），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24页。）
福特和卡特政府基本上继续实行尼克松政府的军事战略与外交政策。 在福特任内，最终结束了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从而完成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收缩；在对苏关系上，继续推行缓和外交并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随着苏联在第三世界加紧扩展势力，卡特政府在外交战略上作出了两项调整：第一，以“世界秩序战略”取代“大国均势战略”，以此巩固西方世界的团结和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以美中正式建交而终于实现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第二，明确提出“人权外交”并宣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企图以此达到消除美国民众自越战引起的信任危机，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苏联促进东欧变革，进一步与苏联在第三世界展开争夺等多重目的。但是以强硬面貌出现的“人权外交”，其具体的运作却并不成功。于是以1979年美国盟友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垮台、美国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为转折，美国提出了被称之为“卡特主义”的波斯湾新政策，声称“任何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均将被认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攻击，这种进攻将受到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注：美国人质危机是指1979年11 月伊朗学生将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扣为人质以要求引渡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和归还巴列维家族在美财产的事件，该事件于1981年1 月得以解决。关于卡特主义，参见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中文版）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60页。）该政策表明美国正在对70年代以来的对苏缓和战略进行重大修正，将强调道义力量转变为强调实力，从而为里根政府以实力为核心的对苏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与尼克松至卡特政府的两极思维有所弱化相比，里根在其第一任期内， 继续推行美国战后一贯以遏制苏联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并具有更为明显的两极色彩，“完全回复到强调通过威胁和使用武力对苏联共产主义进行全球遏制的轨道”。（注：〔美〕杰里尔·A·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中文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0页。）在这种新遏制政策的指导下，里根结束了自尼克松以来的收缩态势，在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上作出了一些重要调整。
在军事战略上，里根以重新谋求对苏军事优势为出发点， 提出了所谓的“新灵活反应战略”，（注：“新灵活反应战略”成形于里根总统的第一任期，并于第二任期正式提出。）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要求美国拥有与苏联打两场大战甚至是短期的核交锋，同时在第三世界打一场“低烈度战争”的能力，并为此从事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的最大扩军建设；第二，提出并着手实施“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简写为SDI）， （注：该计划是要运用高科技手段， 在美国上空建立一种反弹道导弹的核战略防御体系，在敌方的导弹起飞、进入太空和重新进入大气层袭击目标的不同阶段，利用太空和地面武器进行层层拦截，以保证美国在核攻击时处于安全状态。关于这一计划，参见丹尼尔·奥·格雷厄姆：《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中文版），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10—313页。另外，该计划实际成为目前小布什政府坚持要建立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先声。）将过去利用核报复来进行威慑发展为以核防御来进行威慑。
在外交战略上：第一， 采取在美国的军事实力切实增强之前决不同苏联重开裁军谈判的立场，力图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并迫使后者认真谈判；第二，通过拒不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限制高技术与产品的出口等方法对苏联进行经济攻势；第三，从两极的视角看待地区冲突，力图包揽中东和平进程、加强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并与苏联展开进一步争夺；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对苏联的进攻和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以期利用苏联体系中的裂缝来加速苏东政权的垮台过程。（注： 参见〔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中文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综上所述，从尼克松到里根第一任期， 美国的对外战略走过了一条从全球扩张到局部收缩再到结束收缩的曲线，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对苏政策也从缓和再次走向强硬。
在美国进行一定的战略收缩和调整之时，苏联基本处于勃列日涅夫时期。 在此期间，苏联国内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较大发展，核力量大大加强，因此，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既有相当的继承，也有重要的区别。对此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第一，勃列日涅夫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它的注定灭亡是越来越明显的了。第二，与资本主义体系正经历着总危机相反，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际影响正在不断增长。到1977年，勃列日涅夫更是通过新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勃列日涅夫逐渐淡化了赫鲁晓夫的“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观点，认为现代战争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局部战争，而“胜利将属于在装备上、理论上和士气上最有准备的一方”。（注：参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四分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99、177、204页；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4页。）
从上述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出发，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大战略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首先，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勃列日涅夫将防御为主发展为先发制人为主。 这一国家大战略的变化，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外交战略的基点从赫鲁晓夫的以缓和为主、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发展为在全球展开战略攻势、积极介入、主动对抗、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进攻战略的基础。
其次，在与西方的关系方面， 勃列日涅夫坚持赫鲁晓夫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原则，并将该原则作为推行缓和战略的基础。但是勃列日涅夫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形式，“缓和绝不是取消，而且也不可能取消或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注：〔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中文版），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91页。）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缓和战略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谋略，是为主动对抗这一积极进攻战略服务的工具，在他看来，缓和并不妨碍同美国的争夺，也不影响苏联在世界上以推行“苏联模式”和进行世界革命为借口而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这种积极进攻战略和缓和战略的双重指导下， 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第一，保持已经达到的与美国的战略均势，争取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取得进展，以便在质量上赶超美国。第二，争取通过缓和达到欧洲的和平、安全与合作，以利于苏联的多种利益。第三，进一步在全球扩张苏联的势力，与美国争夺对世界事务的领导权。第四，强化对东欧的控制，继续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在美苏双方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都进行了上述调整的情况下， 这一时期的东西关系既出现了缓和的高潮，又有着冷战对抗的加剧。
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高潮的最主要的标志是双方在核裁军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即从前一阶段的以限制其他国家为主的部分核军备控制阶段发展为限制美苏自身的核武器数量的阶段，这就是美苏于1972年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即反导条约，ABM ）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即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Ⅰ），以及1979 年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Ⅱ）。（注：美国政府和国会以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而推迟了对SALTⅡ的最后表决，1981年里根执政后，更是反对批准该条约，直到1982年双方才重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便是SALTⅢ，但无果而终。）这些条约的签订，是美苏在核军备控制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表明两国都认识到没有节制的战略武器竞赛有害无益，确认了“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理论，承认了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的战略均势现状，为两国的军备竞赛制定了游戏规则和竞争框架，有助于战略的稳定，并成为这一时期东西方关系缓和高潮的重要象征。但是这些条约主要是对双方战略武器的数量限制而不是质量限制，因此又为它们在更高质量层面上的战略核武器竞赛留下相当大的余地。另外，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则使东西欧之间的冷战对峙得到了一定化解。
但是东西方的冷战对抗并没有因为缓和而改变。在缓和达到高潮时，1979 年底苏军大规模入侵阿富汗，直接导致了缓和的热度急剧下降并引发了新一轮对抗，致使一些人认为东西方关系又进入了“新”冷战或“第二次”冷战和重新进行军备竞赛的时期，而“缓和”已经死亡。（注：参见T·E·韦德内：《1945年以后的世界，从1945 年至今的全球变化通史》（T.E.Vadney,The World Since 1945,A Complete History of Global Change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纽约，1987年，第424页；赫尔穆特·施密特：《西方战略》（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0页。）至此，苏联的军事力量和霸权主义达致顶峰，但与此同时，它所追求的全球进攻和与西方关系缓和的大战略却已经搁浅。勃列日涅夫留给戈尔巴乔夫的是停滞不前的国内经济和极其失败的外交局面。
在此期间，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表现在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表现在中美关系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从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出发而作出的争取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决定，（注：197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作出的关于中美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台湾问题、印度支那等问题上中国方面应当掌握和坚持的8项原则， 可视为中国新的对美政策的全面而正式的确立。这些原则，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见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0—287页。）最终带来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两件大事不仅意味着中国终于走出了美苏冷战的阴影，而且表明中国已经把自己的外交活动的舞台从东方扩展到整个世界。
伴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了引人注目的调整，直至1985年才基本结束。这一调整的最重要的特征和基本精神是：第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放弃了以往坚持的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正确论断。（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第二，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及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并实行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第三，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之间既有矛盾斗争，也有互相依赖；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需要也可以进行合作；与此同时，也要反对霸权主义。（注：关于中国外交的这次调整，可参见曲星：《中国外交50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章。）从此，这些基本精神就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在此期间，作为另一个力量中心的西欧联合进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欧共体通过的有关建立欧洲联盟和“统一大市场”的宣言与法令，表明西欧的联合所追求的是要实现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一体化。他们实行的以一系列《洛美协定》为代表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政策，尽管存在缺陷，却是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探索南北合作的途径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益尝试，更是欧共体希望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以加强其欧洲特性的突出表现。欧洲作为世界力量的一个中心正在稳步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日本于70年代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继续在政治上追求大国地位，逐步将过去的“对美一边倒”的“被动外交”转变为追求国家战略目标的“自主外交”。
在此时期，东欧各国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改革， 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它们并没有彻底改造原有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外部又受到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控制和经互会“一体化”体制的限制，再加上西方国家利用东欧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施加影响，不仅造成了东欧的生活水平与其西方邻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导致了东欧的反苏民族情绪持续高涨，政局不稳，经济政治危机日益深化。这一切，为东欧最终的剧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背景条件。
概括地说，第三世界的发展呈现两种状况。一方面，一些已经独立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积极在联合国发挥作用，并继续进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上第三世界的支持，以及以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为契机而开始的阿拉伯产油国发动的，以提高石油价格和控制开采权为主要内容的石油斗争。这场斗争不仅给各产油国带来了巨额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比，而且对西方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打击了以它们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从而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对话的过程，并推动了以区域性合作为代表的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在诸如中亚、中东、印度支那、非洲之角以及葡属非洲殖民地的独立等第三世界的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上，人们都能看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斗和影响，从而加重了第三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另外，以两伊战争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与争斗，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第三世界的力量。
二
1985年是里根总统第二任期的开始。经过四年的努力， 美国认为它已经扭转了与苏联军事力量对比的不利趋势，可以从实力出发推行更为灵活的对苏政策；与此同时苏联也换上了以“改革和新思维”为指导思想的新领导人，于是第二届里根政府再次大幅度调整对苏政策。这一调整主要表现在：第一，承认两国在避免一场大战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因此推进双方高层会晤，就有分歧的问题进行对话。第二，推进军控谈判，并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改为“削减战略武器会谈（START）”。（注：参见〔美〕唐·里甘：《里根政权内幕——里甘回忆录》（中文版），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3页。）第三，出台以公开支持全世界的反共革命为主旨的“里根主义”作为美国对苏联推行新遏制政策的重要部分。（注：参见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下册，第870页。）1989年布什入主白宫后，在基本继承里根的对话与军控政策的同时，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苏东政局变化，再次对美国的对苏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提出了以实力为依托，更多利用除军事遏制以外的其他手段，鼓励苏东国家从内部发生“和平演变”的“超越遏制战略”作为美国对苏东政策的总纲领。（注：参见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41—643页。）
80年代的苏联确实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与里根第二任期的开始几乎同步，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逐渐形成了以“新思维”为理论基础的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集中于两大方面：在对内政策上，批评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民主性和公开性，要将苏联建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以“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新思维。
概括地说，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新思维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他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因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应当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搬到国家关系中来；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只有人类文明的毁灭，所以解决争端和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和裁军的道路；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使之仍然具有生命力并可以避免战争，同时承认社会主义也没有也可供所有人学习的某种模式，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模式多样化的现实。第二，从上述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出发确定苏联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原则；各国为避免核战争的普遍安全与裁军原则；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第三，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以“普遍安全”（或“相互安全”）取代以往的“单方面安全”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以各国各民族相互依存为依托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通过外交政策的改革，为国内实行彻底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注：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新思维，参见他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中文版），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美国学者赖斯认为，“新思维”是苏联对国际体系看法的重要改变。参见赖斯：《苏联大战略的发展》，见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中的大战略》，第160页。）于是，以外交政策新思维为依据，戈尔巴乔夫将勃列日涅夫的全球进攻战略改变为缓和与收缩战略。
由于美苏双方的政策调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一致性， 使两国关系再次出现了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甚至合作的新局面。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从1985年到1991年，美苏总统之间进行了5次会晤，并建立起广泛的多层次的对话机制。第二，裁军取得重大进展。在核裁军方面，双方相继签署了《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英文缩写INF ）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STARTⅠ）。 前者将中程导弹作为整整一类核武器的销毁不仅有利于缓和美苏关系，有助于推动双方裁军势头的进一步发展，也减轻了中程核武器对欧洲的威胁，推动了裁减欧洲常规兵力的谈判；后者首次规定对双方战略核武器数量进行30％—40％的削减（尽管双方在限制战略防御武器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确实是美苏自中导条约之后在核裁军方面的又一重要进展。可以说，这两个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美苏从限制自身核武器数量的阶段，发展为实际减少两国的核武器数量的阶段，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际社会要求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共同心愿。在常规裁军方面，北约和华约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英文缩写CFE）， 使两大军事集团在中欧紧张对峙的态势不复存在。（注：关于裁军问题，参见潘振强主编：《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朱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三，在制裁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问题上，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了一致行动，（注：当时美国总统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写道：“海湾战争是美苏两国前些年发展出来的那种有希望的新精神的象征。的确，在1990年8月，当我们两个国家站在一起谴责伊拉克入侵时，我就准备说冷战结束了。”〔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中文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1页。）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苏联也采取了与西方合作的态度。
在美苏关系明显改善的同时，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有了实质性变化。 苏联开始承认在历史上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存在一系列严重错误，宣布不再干涉特别是不再用武力干涉东欧的事务并陆续从东欧撤军，鼓励和支持东欧的改革和与西方的对话，并使经互会和欧共体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着东欧剧变与两德统一，苏军也基本撤出了东欧。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批判了社会主义唯一模式论的观点， 于1989年5月正式访问中国，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并确立了两国今后发展关系的新原则。
在处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 苏联也改变以往与美国对抗的政策而采取合作和共同参与的态度，并以1989年2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为收缩力量的主要标志， 减少了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卷入。
但是，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此时期，美苏关系之所以能够日益走向缓和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苏联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而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进行的改革，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激进化”和“西化”的过程。然而，这种过于激进的全方位改革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终于造成了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和动荡不安的社会，以及长期积累的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表面化，最终使国家陷入政治、经济、民族和信仰的全面危机，并以1991年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和苏联正式解体为标志，形成了“苏联巨变”这一20世纪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事件。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以自行坍塌的方式最后消失， 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两极格局的彻底崩溃。它在带来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世界局势出现新的动荡的同时，也带来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结束。
三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停止在冷战过程中已经出现的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作为冷战最重要战场的欧洲，也经历了东欧剧变、 冷战结束和西欧联合进程加快发展等重大事件。随着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以往的对东欧国家的强硬高压政策和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作为苏联传统势力范围的东欧终于发生了巨大突变。从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到1990年两个德国以东德并入西德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统一，再到1992年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个倒塌，形成了苏联退出东欧势力范围，东欧靠拢西方的发展趋势。随着东欧剧变的发生，在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下，1990年召开了欧安会特别首脑会议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宣布“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并成为整个欧洲走向对话与合作道路的新起点。1991年前苏东国家两个最为重要的但已名存实亡的组织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相继解散，标志着冷战在欧洲正式结束。与苏东集团分崩离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欧一体化进程出现了新的高峰，1991年欧共体通过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以将欧共体建成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并执行共同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政治实体为目标。尽管冷战结束后欧洲还会经历震荡甚至局部战乱的局面，但是摆脱了两极格局羁绊的西欧必将作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极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已为今天的事实所证明。与此同时，日本则利用冷战的终结和海湾战争的爆发，进一步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在此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经历了巨大考验。1986 年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表明了中国面向世界开放的决心。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苏东剧变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局，并导致了短暂而剧烈的政治动荡和一度恶化的国际环境。但是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在邓小平制定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指导下，成功地渡过了危机，巩固了国家安全，从而显示了一个政治大国的成熟外交。中国将在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同时，加快自己融入整个世界的过程。
冷战的结束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是多重的，在造成第三世界整体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南北差距有所加大的同时，冷战时期被掩盖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领土等矛盾却逐渐突显出来，并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与动荡。但是，在第三世界出现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冷战后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其中的一些地区大国（如印度、巴西）和集团（如东盟），有可能成为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次力量中心。另外，南北之间的对话也从经济领域向全球性问题的领域扩展，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三世界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无法得到全面而彻底的解决。
总之，当两极格局以苏联一极的消失而结束时，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画面：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认为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单极阶段”终于到来了，于是依靠美国的权势和价值观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频频出现在美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注：美国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1991年春季号上撰文，将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的时期称为“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有关学者论述单极世界的文章，可参见E·B·卡普斯坦和M·马斯坦杜诺编：《冷战后的现实主义与国家战略》（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Unipolar Politics: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另外，根据白宫自己的统计，1990—1991年期间，美国领导人在各种讲话中有42处提到“世界新秩序”。见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第302页。）但是，继承了原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仍然是唯一拥有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核武器的国家，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欧共体向欧盟的成功发展有力地表明了西欧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极重要力量。以中国、韩国和东盟成员国为代表的亚洲的崛起，同样显示出该地区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正在确立和发挥它们在世界事务中重要作用。占有联合国多数席位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到冷战结束之时，自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出现的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它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与冷战的结束几乎同步出现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正如前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所说：“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正在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为依托的经济外交正在拆除各种围墙蕃篱，跨越各国国界，编织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无国界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注：鲁杰罗在1997年7月会见当时中国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时的讲话，转引自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1—2页。）自二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就向往的世界和平与社会发展，在冷战结束之后，终于更为突出地成为时代的主题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6期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05年02期第77～83页
【作者简介】徐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37）
| 【内容提要】 | 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和多个新的力量中心的出现，美国在坚持其全球扩张、遏制苏联的总体战略目标的同时，从尼克松到布什的历届政府不断调整对苏政策，而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对外政策则从利用东西方关系的缓和继续向全球的势力扩张转向全面收缩。在以美苏为主要对手的冷战从缓和与紧张并存走向冷战结束的过程中，世界多极化趋势也在不断发展。 |
一
20世纪70年代初， 美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日益复杂多变的外交课题：面对苏联在核武器的数量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并于60年代末开始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美国感到它的对苏军事优势特别是核优势已发生严重动摇；法国戴高乐主义和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实行以及欧共体的蓬勃发展，使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正在遭遇挑战；中国力量的发展和中苏关系的分裂以及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注：1966年3月8日—30 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主持举行的12次对华政策听证会，尤其表达了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参见小阿瑟·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文献史1945 —1973 》（Arthur Schlesinger,Jr. ,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73），纽约，1973年，第305—308页。）使美国政府必须重新评估中国在美苏中战略三角中的作用，并改变以往僵硬的对华政策；还有那场使它付出了3000多亿美元、几万人的生命代价却无法打赢的越南战争，以及导致其国力相对下降的大量海外军事义务，更是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因此美国必须对其坚持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并据此制定新的对外政策，以保持它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战略调整的标志便是“尼克松主义”。
“尼克松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三项原则”和“三根支柱”。“三项原则”是：1.美国将恪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2.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与美国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美国认为它的生存对美国的安全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美国将提供援助；3.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国将指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为其本身的防务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三根支柱”是：1.伙伴关系，即美国要与其盟国建立较为均衡的伙伴关系，以此鼓励盟国承担更大的责任；2.实力，即无论是对盟国还是对敌手，美国的政策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3.谈判，即美国对其敌手要采取灵活态度，进行对话或谈判，以此实现力量平衡。（注：关于尼克松主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尼克松主义是指从1969年7月尼克松的关岛演说及其延伸而来的“三项原则”，旨在调整美国的海外义务，主要涉及美国的力量收缩；广义的尼克松主义还包括1970年尼克松在其对外政策报告中提出的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这不仅涉及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也涉及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基本方针。本文所论述的是后者。有关尼克松主义的资料，可参见理查德·斯特宾斯和伊莱恩·亚当合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8—1969》（Richard Stebbins and Elaine Adam, eds. ,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68—1969）纽约，1972年，第333 页，第282—283页；美国总统公文汇编《理查德·尼克松， 1970 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Nixon,1970），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2年，第116—190页；美国总统公文汇编《理查德·尼克松，1971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1971）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2年，第221页。））
根据尼克松主义，美国将以往的全球扩张的总态势进行了修改，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
在军事上， 尼克松政府提出了“现实威慑战略”以摆脱由于军事伸展过度而导致的负担过重的困境。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取代原来的对苏优势论，确保美国的质量第一；在常规力量方面，提出以“一个半战争”的战略取代“两个半战争”的战略，（注：根据“两个半战争”的战略，美军在和平时期维持的部队， 应当能够为保卫北约而进行三个月的前沿防御战争，并为保卫韩国和东南亚抵抗中国发动的全面进攻，同时对付一场规模不大的紧急事态；根据“一个半战争”的战略，美军在和平时期维持一般任务的部队，将足以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的大规模的进攻，同时援助美国的亚洲盟国抵御并非来自中国的威胁，以及对付其他地区的一场紧急事态。）把战略重点集中到对付苏联；在海外义务方面，推行与其盟国的分级负责制，为结束越南战争打下基础。
在外交上，尼克松政府在承认世界已经进入多极时代的前提下，（注：尼克松在1971年的对外政策报告中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极外交的新时代；同年夏天，他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是决定未来世界命运的五大权力中心。参见美国总统公文汇编：《理查德·尼克松，1971年》，第220、803—806页。）推行均势政策，从而使美国的外交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逐步结束越南战争，在海外驻军方面加强“欧洲第一”的方针。第二，继续东西方的对话与接触，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力图从实力出发，用军控协议限制苏联的军备。第三，主动采取行动，打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大门，并利用同中国接近来对付苏联。第四，调整对盟国家的政策，通过强调西方联盟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第五，注重扩大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以确保美国的经济、政治利益。
尼克松主义的力图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能力相适应， 在海外实行部分收缩的同时继续维护美国重大利益的政策，是对美国以往的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由于长期的全球侵略干涉而日益恶化的国际地位，而且促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力量的分化和改组，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福特和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或借鉴。当然，正如前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所写道的：“从本质上说，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亲密助手都没有能够冲出冷战的影响范围，尽管他们比其他几位白宫的冷战斗士表现出更注重实效、更现实的态度。”（注：〔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中文版），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24页。）
福特和卡特政府基本上继续实行尼克松政府的军事战略与外交政策。 在福特任内，最终结束了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从而完成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收缩；在对苏关系上，继续推行缓和外交并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随着苏联在第三世界加紧扩展势力，卡特政府在外交战略上作出了两项调整：第一，以“世界秩序战略”取代“大国均势战略”，以此巩固西方世界的团结和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以美中正式建交而终于实现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第二，明确提出“人权外交”并宣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企图以此达到消除美国民众自越战引起的信任危机，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苏联促进东欧变革，进一步与苏联在第三世界展开争夺等多重目的。但是以强硬面貌出现的“人权外交”，其具体的运作却并不成功。于是以1979年美国盟友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垮台、美国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为转折，美国提出了被称之为“卡特主义”的波斯湾新政策，声称“任何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均将被认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攻击，这种进攻将受到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注：美国人质危机是指1979年11 月伊朗学生将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扣为人质以要求引渡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和归还巴列维家族在美财产的事件，该事件于1981年1 月得以解决。关于卡特主义，参见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中文版）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60页。）该政策表明美国正在对70年代以来的对苏缓和战略进行重大修正，将强调道义力量转变为强调实力，从而为里根政府以实力为核心的对苏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与尼克松至卡特政府的两极思维有所弱化相比，里根在其第一任期内， 继续推行美国战后一贯以遏制苏联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并具有更为明显的两极色彩，“完全回复到强调通过威胁和使用武力对苏联共产主义进行全球遏制的轨道”。（注：〔美〕杰里尔·A·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中文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0页。）在这种新遏制政策的指导下，里根结束了自尼克松以来的收缩态势，在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上作出了一些重要调整。
在军事战略上，里根以重新谋求对苏军事优势为出发点， 提出了所谓的“新灵活反应战略”，（注：“新灵活反应战略”成形于里根总统的第一任期，并于第二任期正式提出。）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要求美国拥有与苏联打两场大战甚至是短期的核交锋，同时在第三世界打一场“低烈度战争”的能力，并为此从事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的最大扩军建设；第二，提出并着手实施“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简写为SDI）， （注：该计划是要运用高科技手段， 在美国上空建立一种反弹道导弹的核战略防御体系，在敌方的导弹起飞、进入太空和重新进入大气层袭击目标的不同阶段，利用太空和地面武器进行层层拦截，以保证美国在核攻击时处于安全状态。关于这一计划，参见丹尼尔·奥·格雷厄姆：《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中文版），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10—313页。另外，该计划实际成为目前小布什政府坚持要建立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先声。）将过去利用核报复来进行威慑发展为以核防御来进行威慑。
在外交战略上：第一， 采取在美国的军事实力切实增强之前决不同苏联重开裁军谈判的立场，力图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并迫使后者认真谈判；第二，通过拒不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限制高技术与产品的出口等方法对苏联进行经济攻势；第三，从两极的视角看待地区冲突，力图包揽中东和平进程、加强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并与苏联展开进一步争夺；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对苏联的进攻和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以期利用苏联体系中的裂缝来加速苏东政权的垮台过程。（注： 参见〔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中文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综上所述，从尼克松到里根第一任期， 美国的对外战略走过了一条从全球扩张到局部收缩再到结束收缩的曲线，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对苏政策也从缓和再次走向强硬。
在美国进行一定的战略收缩和调整之时，苏联基本处于勃列日涅夫时期。 在此期间，苏联国内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较大发展，核力量大大加强，因此，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既有相当的继承，也有重要的区别。对此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第一，勃列日涅夫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它的注定灭亡是越来越明显的了。第二，与资本主义体系正经历着总危机相反，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际影响正在不断增长。到1977年，勃列日涅夫更是通过新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勃列日涅夫逐渐淡化了赫鲁晓夫的“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观点，认为现代战争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局部战争，而“胜利将属于在装备上、理论上和士气上最有准备的一方”。（注：参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四分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99、177、204页；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4页。）
从上述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出发，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大战略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首先，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勃列日涅夫将防御为主发展为先发制人为主。 这一国家大战略的变化，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外交战略的基点从赫鲁晓夫的以缓和为主、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发展为在全球展开战略攻势、积极介入、主动对抗、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进攻战略的基础。
其次，在与西方的关系方面， 勃列日涅夫坚持赫鲁晓夫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原则，并将该原则作为推行缓和战略的基础。但是勃列日涅夫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形式，“缓和绝不是取消，而且也不可能取消或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注：〔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中文版），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91页。）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缓和战略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谋略，是为主动对抗这一积极进攻战略服务的工具，在他看来，缓和并不妨碍同美国的争夺，也不影响苏联在世界上以推行“苏联模式”和进行世界革命为借口而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这种积极进攻战略和缓和战略的双重指导下， 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第一，保持已经达到的与美国的战略均势，争取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取得进展，以便在质量上赶超美国。第二，争取通过缓和达到欧洲的和平、安全与合作，以利于苏联的多种利益。第三，进一步在全球扩张苏联的势力，与美国争夺对世界事务的领导权。第四，强化对东欧的控制，继续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在美苏双方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都进行了上述调整的情况下， 这一时期的东西关系既出现了缓和的高潮，又有着冷战对抗的加剧。
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高潮的最主要的标志是双方在核裁军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即从前一阶段的以限制其他国家为主的部分核军备控制阶段发展为限制美苏自身的核武器数量的阶段，这就是美苏于1972年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即反导条约，ABM ）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即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Ⅰ），以及1979 年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Ⅱ）。（注：美国政府和国会以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而推迟了对SALTⅡ的最后表决，1981年里根执政后，更是反对批准该条约，直到1982年双方才重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便是SALTⅢ，但无果而终。）这些条约的签订，是美苏在核军备控制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表明两国都认识到没有节制的战略武器竞赛有害无益，确认了“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理论，承认了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的战略均势现状，为两国的军备竞赛制定了游戏规则和竞争框架，有助于战略的稳定，并成为这一时期东西方关系缓和高潮的重要象征。但是这些条约主要是对双方战略武器的数量限制而不是质量限制，因此又为它们在更高质量层面上的战略核武器竞赛留下相当大的余地。另外，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则使东西欧之间的冷战对峙得到了一定化解。
但是东西方的冷战对抗并没有因为缓和而改变。在缓和达到高潮时，1979 年底苏军大规模入侵阿富汗，直接导致了缓和的热度急剧下降并引发了新一轮对抗，致使一些人认为东西方关系又进入了“新”冷战或“第二次”冷战和重新进行军备竞赛的时期，而“缓和”已经死亡。（注：参见T·E·韦德内：《1945年以后的世界，从1945 年至今的全球变化通史》（T.E.Vadney,The World Since 1945,A Complete History of Global Change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纽约，1987年，第424页；赫尔穆特·施密特：《西方战略》（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0页。）至此，苏联的军事力量和霸权主义达致顶峰，但与此同时，它所追求的全球进攻和与西方关系缓和的大战略却已经搁浅。勃列日涅夫留给戈尔巴乔夫的是停滞不前的国内经济和极其失败的外交局面。
在此期间，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表现在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表现在中美关系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从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出发而作出的争取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决定，（注：197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作出的关于中美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台湾问题、印度支那等问题上中国方面应当掌握和坚持的8项原则， 可视为中国新的对美政策的全面而正式的确立。这些原则，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见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0—287页。）最终带来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两件大事不仅意味着中国终于走出了美苏冷战的阴影，而且表明中国已经把自己的外交活动的舞台从东方扩展到整个世界。
伴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了引人注目的调整，直至1985年才基本结束。这一调整的最重要的特征和基本精神是：第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放弃了以往坚持的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正确论断。（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第二，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及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并实行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第三，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之间既有矛盾斗争，也有互相依赖；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需要也可以进行合作；与此同时，也要反对霸权主义。（注：关于中国外交的这次调整，可参见曲星：《中国外交50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章。）从此，这些基本精神就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在此期间，作为另一个力量中心的西欧联合进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欧共体通过的有关建立欧洲联盟和“统一大市场”的宣言与法令，表明西欧的联合所追求的是要实现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一体化。他们实行的以一系列《洛美协定》为代表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政策，尽管存在缺陷，却是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探索南北合作的途径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益尝试，更是欧共体希望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以加强其欧洲特性的突出表现。欧洲作为世界力量的一个中心正在稳步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日本于70年代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继续在政治上追求大国地位，逐步将过去的“对美一边倒”的“被动外交”转变为追求国家战略目标的“自主外交”。
在此时期，东欧各国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改革， 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它们并没有彻底改造原有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外部又受到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控制和经互会“一体化”体制的限制，再加上西方国家利用东欧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施加影响，不仅造成了东欧的生活水平与其西方邻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导致了东欧的反苏民族情绪持续高涨，政局不稳，经济政治危机日益深化。这一切，为东欧最终的剧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背景条件。
概括地说，第三世界的发展呈现两种状况。一方面，一些已经独立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积极在联合国发挥作用，并继续进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上第三世界的支持，以及以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为契机而开始的阿拉伯产油国发动的，以提高石油价格和控制开采权为主要内容的石油斗争。这场斗争不仅给各产油国带来了巨额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比，而且对西方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打击了以它们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从而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对话的过程，并推动了以区域性合作为代表的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在诸如中亚、中东、印度支那、非洲之角以及葡属非洲殖民地的独立等第三世界的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上，人们都能看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斗和影响，从而加重了第三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另外，以两伊战争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与争斗，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第三世界的力量。
二
1985年是里根总统第二任期的开始。经过四年的努力， 美国认为它已经扭转了与苏联军事力量对比的不利趋势，可以从实力出发推行更为灵活的对苏政策；与此同时苏联也换上了以“改革和新思维”为指导思想的新领导人，于是第二届里根政府再次大幅度调整对苏政策。这一调整主要表现在：第一，承认两国在避免一场大战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因此推进双方高层会晤，就有分歧的问题进行对话。第二，推进军控谈判，并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改为“削减战略武器会谈（START）”。（注：参见〔美〕唐·里甘：《里根政权内幕——里甘回忆录》（中文版），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3页。）第三，出台以公开支持全世界的反共革命为主旨的“里根主义”作为美国对苏联推行新遏制政策的重要部分。（注：参见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下册，第870页。）1989年布什入主白宫后，在基本继承里根的对话与军控政策的同时，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苏东政局变化，再次对美国的对苏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提出了以实力为依托，更多利用除军事遏制以外的其他手段，鼓励苏东国家从内部发生“和平演变”的“超越遏制战略”作为美国对苏东政策的总纲领。（注：参见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41—643页。）
80年代的苏联确实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与里根第二任期的开始几乎同步，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逐渐形成了以“新思维”为理论基础的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集中于两大方面：在对内政策上，批评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民主性和公开性，要将苏联建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以“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新思维。
概括地说，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新思维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他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因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应当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搬到国家关系中来；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只有人类文明的毁灭，所以解决争端和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和裁军的道路；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使之仍然具有生命力并可以避免战争，同时承认社会主义也没有也可供所有人学习的某种模式，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模式多样化的现实。第二，从上述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出发确定苏联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原则；各国为避免核战争的普遍安全与裁军原则；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第三，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以“普遍安全”（或“相互安全”）取代以往的“单方面安全”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以各国各民族相互依存为依托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通过外交政策的改革，为国内实行彻底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注：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新思维，参见他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中文版），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美国学者赖斯认为，“新思维”是苏联对国际体系看法的重要改变。参见赖斯：《苏联大战略的发展》，见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中的大战略》，第160页。）于是，以外交政策新思维为依据，戈尔巴乔夫将勃列日涅夫的全球进攻战略改变为缓和与收缩战略。
由于美苏双方的政策调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一致性， 使两国关系再次出现了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甚至合作的新局面。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从1985年到1991年，美苏总统之间进行了5次会晤，并建立起广泛的多层次的对话机制。第二，裁军取得重大进展。在核裁军方面，双方相继签署了《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英文缩写INF ）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STARTⅠ）。 前者将中程导弹作为整整一类核武器的销毁不仅有利于缓和美苏关系，有助于推动双方裁军势头的进一步发展，也减轻了中程核武器对欧洲的威胁，推动了裁减欧洲常规兵力的谈判；后者首次规定对双方战略核武器数量进行30％—40％的削减（尽管双方在限制战略防御武器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确实是美苏自中导条约之后在核裁军方面的又一重要进展。可以说，这两个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美苏从限制自身核武器数量的阶段，发展为实际减少两国的核武器数量的阶段，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际社会要求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共同心愿。在常规裁军方面，北约和华约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英文缩写CFE）， 使两大军事集团在中欧紧张对峙的态势不复存在。（注：关于裁军问题，参见潘振强主编：《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朱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三，在制裁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问题上，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了一致行动，（注：当时美国总统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写道：“海湾战争是美苏两国前些年发展出来的那种有希望的新精神的象征。的确，在1990年8月，当我们两个国家站在一起谴责伊拉克入侵时，我就准备说冷战结束了。”〔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中文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1页。）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苏联也采取了与西方合作的态度。
在美苏关系明显改善的同时，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有了实质性变化。 苏联开始承认在历史上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存在一系列严重错误，宣布不再干涉特别是不再用武力干涉东欧的事务并陆续从东欧撤军，鼓励和支持东欧的改革和与西方的对话，并使经互会和欧共体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着东欧剧变与两德统一，苏军也基本撤出了东欧。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批判了社会主义唯一模式论的观点， 于1989年5月正式访问中国，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并确立了两国今后发展关系的新原则。
在处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 苏联也改变以往与美国对抗的政策而采取合作和共同参与的态度，并以1989年2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为收缩力量的主要标志， 减少了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卷入。
但是，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此时期，美苏关系之所以能够日益走向缓和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苏联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而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进行的改革，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激进化”和“西化”的过程。然而，这种过于激进的全方位改革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终于造成了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和动荡不安的社会，以及长期积累的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表面化，最终使国家陷入政治、经济、民族和信仰的全面危机，并以1991年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和苏联正式解体为标志，形成了“苏联巨变”这一20世纪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事件。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以自行坍塌的方式最后消失， 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两极格局的彻底崩溃。它在带来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世界局势出现新的动荡的同时，也带来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结束。
三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停止在冷战过程中已经出现的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作为冷战最重要战场的欧洲，也经历了东欧剧变、 冷战结束和西欧联合进程加快发展等重大事件。随着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以往的对东欧国家的强硬高压政策和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作为苏联传统势力范围的东欧终于发生了巨大突变。从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到1990年两个德国以东德并入西德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统一，再到1992年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个倒塌，形成了苏联退出东欧势力范围，东欧靠拢西方的发展趋势。随着东欧剧变的发生，在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下，1990年召开了欧安会特别首脑会议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宣布“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并成为整个欧洲走向对话与合作道路的新起点。1991年前苏东国家两个最为重要的但已名存实亡的组织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相继解散，标志着冷战在欧洲正式结束。与苏东集团分崩离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欧一体化进程出现了新的高峰，1991年欧共体通过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以将欧共体建成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并执行共同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政治实体为目标。尽管冷战结束后欧洲还会经历震荡甚至局部战乱的局面，但是摆脱了两极格局羁绊的西欧必将作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极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已为今天的事实所证明。与此同时，日本则利用冷战的终结和海湾战争的爆发，进一步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在此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经历了巨大考验。1986 年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表明了中国面向世界开放的决心。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苏东剧变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局，并导致了短暂而剧烈的政治动荡和一度恶化的国际环境。但是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在邓小平制定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指导下，成功地渡过了危机，巩固了国家安全，从而显示了一个政治大国的成熟外交。中国将在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同时，加快自己融入整个世界的过程。
冷战的结束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是多重的，在造成第三世界整体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南北差距有所加大的同时，冷战时期被掩盖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领土等矛盾却逐渐突显出来，并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与动荡。但是，在第三世界出现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冷战后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其中的一些地区大国（如印度、巴西）和集团（如东盟），有可能成为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次力量中心。另外，南北之间的对话也从经济领域向全球性问题的领域扩展，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三世界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无法得到全面而彻底的解决。
总之，当两极格局以苏联一极的消失而结束时，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画面：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认为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单极阶段”终于到来了，于是依靠美国的权势和价值观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频频出现在美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注：美国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1991年春季号上撰文，将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的时期称为“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有关学者论述单极世界的文章，可参见E·B·卡普斯坦和M·马斯坦杜诺编：《冷战后的现实主义与国家战略》（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Unipolar Politics: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另外，根据白宫自己的统计，1990—1991年期间，美国领导人在各种讲话中有42处提到“世界新秩序”。见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第302页。）但是，继承了原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仍然是唯一拥有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核武器的国家，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欧共体向欧盟的成功发展有力地表明了西欧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极重要力量。以中国、韩国和东盟成员国为代表的亚洲的崛起，同样显示出该地区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正在确立和发挥它们在世界事务中重要作用。占有联合国多数席位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到冷战结束之时，自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出现的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它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与冷战的结束几乎同步出现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正如前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所说：“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正在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为依托的经济外交正在拆除各种围墙蕃篱，跨越各国国界，编织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无国界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注：鲁杰罗在1997年7月会见当时中国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副部长时的讲话，转引自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1—2页。）自二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就向往的世界和平与社会发展，在冷战结束之后，终于更为突出地成为时代的主题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