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迈锡尼时代的王权：起源和发展
王以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5年01期第59～68页
【作者简介】王以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
【关 键 词】王权/王权观念/宫殿制度/原始宫殿/酋长国/神王
一、研究史料
研究希腊青铜时代晚期迈锡尼人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主要依靠三方面的史料：1.线文B泥版；2.考古实物；3.荷马史诗。由于三者各有其局限性， 因而复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线形文字B泥版是迈锡尼人各宫殿中心管理经济活动的档案，不直接涉及政治和历史等内容，因而信息量受到局限，但却是研究迈锡尼社会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出土的泥版集中于克诺索斯和派罗斯遗址：克诺索斯约3000块，反映了迈锡尼人占领下的克里特岛的社会状况，但泥版的年代尚存争议。派罗斯约1200块，反映的是希腊本土派罗斯王国公元前1200年宫殿毁灭前夕（LH ⅢB末）的社会状况。迈锡尼、忒拜和克里特的坎尼亚也有少量泥版出土。如果假定迈锡尼文明晚期希腊各国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具有普遍性，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派罗斯和克诺索斯的泥版来管窥迈锡尼社会的一般状况，所谓一叶知秋而已。从考古提供的信息看，迈锡尼世界的物质文化在其宫殿后期（LH ⅢB，约公元前13世纪）达到空前一致性。这种物质文化的统一暗示各国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可能也彼此相似。
考古资料，如城堡、宫殿、神庙、坟墓等建筑遗迹及各种出土器物，尤其是造型艺术，提供了迈锡尼社会生动直观的实物证据，但因文字佐证不足，迈锡尼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部“没有释文的画册”。
荷马史诗等传说资料只能提供迈锡尼社会状况的旁证。只有传说与前两种史料相符时，其史料旁证价值才能显现。必须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对“荷马社会”的历史性问题仍有争议：荷马史诗所描绘的社会究竟反映哪个时代的希腊社会现实呢？是晚期青铜时代，还是黑暗时代，还是古风初期？有一种调和论，认为荷马史诗积淀了各时期的社会文化成分，当然也包括迈锡尼时代（注：荷马社会反映晚期青铜时代的观点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学术界起主导作用，持此观点的学者包括T.Allen,M.Nilsson,C.Blegen,A.Wace,D.Page,F.Stubbing等以及最近的学者J.Luce,M.Wood和C.Thomas。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A.韦斯、F.斯塔宾编：《荷马伴侣》（A.Wace,F.Stubbings,A Companion to Homer），伦敦1962年版。线文B泥版破译后，学术界的看法发生转变可参考：M.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M.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ys），伦敦1956年版，主张荷马社会反映公元前11—前9世纪黑暗时代的背景；O.迪金森：《荷马：黑暗时代的诗人》（O.Dickinson“Homer,the Poet of Dark Age”），《希腊和罗马》（Greece and Rome）第33期（1986），认为荷马社会反映的是公元前12—前9世纪的社会背景。I.莫里斯：《荷马的使用和误用》（Ⅰ.Morris“The Use and Abuse of Homer”），《古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第5期（1986），主张荷马社会是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社会。A.斯诺德格拉斯：《一个历史的荷马社会？》（A.Snodgrass“An Historical Homeric Society?”），《希腊研究》（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94期（1974）则持调和论观点。荷马社会反映“后青铜时代”是20世纪晚期的学术倾向，集中反映在Ⅰ.莫里斯、B.鲍威尔编：《新荷马伴侣》（Ⅰ. Morris,B.Powell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雷顿1997年版。）。
鉴于材料自身的局限性，有关迈锡尼时代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描述只能是尝试性的。
二、迈锡尼时代的“王权”与宫殿制度
所谓王权，按詹姆斯·赖特的定义，是一种家族世袭的至高政治权威，被赋予个人（国王）终身执掌，后者利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来维持和强化其权威（注：詹姆斯·赖特：《迈锡尼社会中从酋长到国王》（James C.Wright,“From Chief to King in Mycenaean Society”），《爱琴学》（Aegaeum）第11期（1995），第65页。）。
有关迈锡尼时代王权和政治制度的探讨由来已久。在线文B泥版被破译前，荷马史诗和考古材料是主要研究史料。荷马史诗确有“王权”的描述，但这种“王权”究竟反映了哪个时期的希腊政治制度呢？20世纪前期的主流意见是：荷马“王权”基本反映了迈锡尼时代的王权特征。瑞典学者马丁·尼尔森就认为：荷马诗歌中的两个基本王权观念，即王权神授与家族世袭观念（宙斯将王权授予阿特柔斯家族）和亚洲式的君主专制观念（特洛伊君主制），是迈锡尼时代的遗存。迈锡尼时代的雄伟城堡、豪华宫殿和王陵提供了相关的实物佐证，而“继之而来的黑暗和贫穷时代”不可能产生那种王权观念。史诗中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是全希腊的共主，对诸侯们行使宗主权。尼尔森不愿把迈锡尼人的“王权”与高度发达的埃及君主专制政体相比较，而毋宁把迈锡尼时代看作海上移民和劫掠盛行的“希腊维京时代”。这种移民和劫掠不是零散和自发的，而是在强大王权的有效组织下进行的。尼尔森把阿伽门农与军事民主制下的日耳曼人“国王”相比拟：“王权”在家族内世袭，但长子继承制尚未确立；“国王”平时权力有限，战时为军事首领；其权力受到贵族会议和武装战士大会的制衡（注：马丁·尼尔森：《荷马与迈锡尼》（Martin P.Nilsson,Homer and Mycenae），伦敦1933年版，第215—226页。）。
诚然，这幅图景描述的是“荷马王权”，但未必是迈锡尼时代的王权。这种较原始的“荷马王权”与考古复原的迈锡尼宫殿时代的豪华物质世界并不协调；更与泥版文书反映的政治制度大相径庭。泥版展现的迈锡尼人王权是以宫殿为中心，以繁复的行政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成熟的君主制。这种制度更接近于同代近东文明古国的高度发达的君主专制政体，而非日耳曼人的原始部落制度。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荷马社会”更多地反映了“黑暗时代”或历史初期的希腊社会状况；而荷马的“王权”则更接近于黑暗时代的原始军事民主制或历史初期的贵族政治。
从克诺索斯和派罗斯出土的线文B泥版看，青铜晚期的迈锡尼人国家为君主专政王国，最高统治者是国王（wanax，线文B为wa-na-ka）。“国王”在线文B泥版中均以单数形式出现，因而学者们大都同意温特里斯和查德威克的结论，即克诺索斯和派罗斯都实行君主政体，国家只有一个wanax（注：温特里斯与查德威克：《迈锡尼希腊语文献》（M.Ventris and J.Chadwick,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剑桥1973年，第120页。）。在迈锡尼人社会的金字塔式等级社会中，国王居于至尊地位。他掌管一个以宫殿为中心的官僚行政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对国家的经济活动施以严格控制，也兼及军事和宗教事务。宫殿为王室居所，也是国家权力中心。宫殿档案及其登录的内容表明，宫殿在经济管理、军队调动和宗教祭礼方面扮演着核心作用。坚固的城堡和豪华的宫殿本身就是强有力王权的实物证据。克劳斯·基里安曾将国王的地位概括如下：他位于社会等级之首，其家族（oikos）获得经济再分配的支配权。他是土地占有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有权支配和剥削被强制服役的劳动力。农畜产品以贡赋形式在宫殿集中，构成宫殿经济的基础。隶属王室的手工作坊满足了王族及其依附者的其他需求。他还主持参与宗教仪式，虽然泥版没有明确支持他具有神性的观点（注：克劳斯·基里安：《迈锡尼人宫殿wanax观念的兴起》（Klaus Kilian,“The Emergence of Wanax Ideology in the Mycenaean Palaces”），《牛津考古杂志》（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第7期（1988），第292—293页。）。
派罗斯王国的第二号人物是lawagetas（或译“大将军”）。从词源学看，他可能是位军事领导人。泥版显示，他拥有和国王同样多的temenos土地，享有很高特权。有人推测，派罗斯国王可能主要掌管宗教和行政事务，而把军权让给lawagetas。这种军政分家体制很特别，因而有学者推测，lawagetas可能是王室成员，派罗斯王国的储君，也居住在王宫里（注：狄克泽克：《青铜时代的派罗斯》（Piotr Dyczek,Pylos in the Bronze Age），沃尔斯扎瓦1994年版，第83页。）。然而，文献并未将lawagetas描述为王国军事统帅，他仅以若干士兵统领身份出现在泥版中，其具体职能仍属朦胧，因而不能排除国王统率王国军队的可能性。
派罗斯王国的官僚体系庞大，有大量职能不同、等级各异的官吏，包括朝官、地方官和部落首领，各有其特权，各领有不同类型的份地或采邑，履行各自的职能和义务。这些人中包括品级很高的官员te-re-ta，被帕尔墨译为“诸侯”或“男爵”（注：帕尔墨：《迈锡尼希腊语文本的解释》（L.R.Palmer,The Interpretation of Mycenaean Greek Texts），伦敦1969年版，第85页。），但具体职能模糊。另有e-qe-ta（等同于荷马的etairos），被译为“伙伴”或“国王之友”，可能是皇家骑兵卫队成员，国王的亲信。他们是派罗斯军队的上层军官，分有土地和奴隶，还配有战车。军务需要时，他们可能被派往基层执行使命。地方行政首脑被称作ko-re-ta，被查德威克译为“市长”（注：查德威克：《迈锡尼人的世界》（J.Chadwick,The Mycenaean World），剑桥1976年版，第73页。），负责地方行政和税收，可能还兼军职，并有“副市长”等下属协助处理地方事务。
在荷马史诗中，希腊的国王们被称作“巴赛勒斯”（basileus）；国家或部落的上层人物也时而被集体地称作“巴赛勒斯们”。饶有趣味的是，泥版中的巴赛勒斯（qa-si-re-u）只是地方的小贵族，远不及荷马诗歌中那样尊贵。这些人物可能是美塞尼亚的地方酋长们，在相互竞争中败北，归附于强有力的涅琉斯家族，成为其地方诸侯。公元前1200年左右派罗斯宫殿被毁，宫殿制度分崩离析，wanax 王族灭亡或流散，但地方的血缘亲族制度并未瓦解，地方氏族贵族们在黑暗时代逐渐重要起来，成为荷马史诗中的显要人物。
由于泥版只涉及经济管理内容，我们无法看到国王履行军事、立法、 司法和外交职责的内容。即使在经济范畴，已出土的4000多块泥版中，国王字样仅出现32处，其中只有两处涉及国王的具体事迹：一处提到国王任命某地方官员（PY Ta711.1）；另一处提到和国王有关的“入会仪式”（PY Un2）（注：谢尔麦尔丁：《迈锡尼宫殿的行政管理：首脑何在？》（C.W.Shelmerdine,“Administration in the Mycenaean Palace:Where is the Chief”），《迈锡尼宫殿再思考》（Rethinking Mycenaean Palaces），洛杉矶1999年版，第20页。）。因而，我们几乎无法准确了解wanax个人的具体职责和施政方式。然而， 泥版详细记录了宫殿实施经济管理的某些具体运作方式。这种管理是高度集中和有效的，涉及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的分配、劳动力的使用、税收贡赋、商贸活动以及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诸多内容。例如，在土地关系方面，派罗斯王国有一套相当复杂的土地管理和分配制度，不同类型土地的占有和租赁情况都被详细登录在案，以备租税征收时查用。在税收方面，派罗斯Ma系列泥版列出17个地方6种产品的税收额度。 在劳动力管理方面，派罗斯王国将大量奴隶或宫廷依附者分成团队在各地手工作坊劳动，每月从宫廷领取口粮；还有服务于宫廷的各行手工匠人被宫廷征用调遣。派罗斯的A 类泥版涉及此方面的内容。在手工业方面，泥版详细记载了派罗斯的青铜业、亚麻纺织业和克诺索斯的毛纺织业。派罗斯宫廷对国内青铜业实施严格控制，原料定量配比各地的青铜匠人，并被详细登录（Jn系列）。据查德威克估算，派罗斯的青铜匠人总数多达400人，在26个地点从事生产，其产量远超国内正常需求， 明显是为出口生产的。克诺索斯的毛纺织业也是分散经营集中管理的：女奴或依附者的劳动队分散于各地作坊，从事分工明确的生产，但有关生产操作和劳动力管理的细节都记录在克诺索斯宫廷档案中。以上例证足见宫廷的经济管理职能，而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有赖于数量可观的管理人员和有效的管理制度。泥版的军事信息非常有限，但An系列泥版中有涉及海军和部署海岸军事观察哨的内容，可能是宫廷面对入侵威胁而采取的紧急措施，被详细登录。从泥版推断，“国王之友”可能充当各海岸防御区与国王的联络官，或如查德威克推断，担任防区的军团统帅（注：关于派罗斯青铜业、克诺索斯毛纺织业以及派罗斯军事部署泥版的分析，详见查德威克：《迈锡尼人的世界》，第140—141、151、173—179页。）。
近东古国出土的王室档案有大量外交文献，多为各国君主往来信件。线文B泥版无此内容，因而无从了解迈锡尼人君主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风采。然而，赫梯王室的外交档案提到一个阿希亚瓦王国，被学者推测为“阿卡亚人之国”，可能是某个迈锡尼人国家。赫梯皇帝致信其君主时以“吾兄”和“对等者”相称，以大国领袖之礼相待，说明迈锡尼人君主在其极盛时期享有很高的国际地位。
迈锡尼“宫殿时期”的王权特征也表现在考古层面上：雄伟的独眼巨人式城堡，豪华的宫殿和圆顶墓，以及奢侈豪华的陪葬品，都体现了王权的强大和王室经济基础的雄厚。这种庞大建筑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有赖于王权的巨大权威、雄厚的财力基础和动员招募组织调动劳动力的非凡能力。梯林斯能在公元前13世纪（LH ⅢB）的短时间内全面重建其“独眼巨人式”的雄伟城堡，体现了wanax的“政治意志和纯粹的行政权力”。宫殿是国家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其核心为麦伽伦大厅。大厅中心的圆灶，环绕圆灶的四根立柱、宝座，行奠酒礼的液体管道，圆灶旁的祭桌等都反映了这种双重中心地位和作用。宝座是宗教礼仪活动的焦点；宝座两侧壁画中的神兽格里芬和狮子表现了国王非同凡俗的身份和力量；大厅和前厅壁画的祭礼内容体现了国王的宗教职能，表明他作为世俗和宗教双重领袖的地位（注：克劳斯·基里安：《迈锡尼人宫殿wanax观念的兴起》，《牛津考古杂志》第7期（1988），第293—294页。）。
三、王权观念的起源与演变
迈锡尼时代存在王权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一是宫殿，其二是泥版中的wanax。然而，大宫殿只存在于迈锡尼文明的晚期，即所谓的“宫殿时期”（LH ⅢA和ⅢB时期，约公元前1400—前1200年）；泥版则是宫殿毁灭前夕的官方档案。然而，学者们的关注点不仅限于“宫殿时期”的王权，也关心王权观念的起源和演变。那么，在迈锡尼文明早期，即所谓的“原始宫殿时期”（LHI-Ⅱ，约公元前1700—前1400年），迈锡尼人的王权状况又是怎样呢？王权观念是何时萌生，如何发展的？
王权是制度，也是观念，一种wanax至尊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实物中获得象征性的表现、宣传和强化。克劳斯·基里安认为：通过考察象征王权的考古实物，可以追溯王权观念的起源和演变，而宫殿建筑是“宣传和强化王权观念的最直观的窗口”（注：详见克劳斯·基里安：《迈锡尼人宫殿wanax观念的兴起》，《牛津考古杂志》第7期（1988）第291—300页。）。他认为泥版只反映“宫殿晚期”（LH ⅢB，公元前13世纪）已臻成熟的王权制度和观念，其源头可以追溯得更早。晚期宫殿建筑的典型特征是“双单元结构”和麦伽伦大厅。“双单元结构”由主、辅两宫殿构成，各有其独立功能。主宫殿的核心是麦伽伦大厅，伴有中心圆灶、四立柱、宝座和壁画等。考古证明，梯林斯的早期宫殿也具备这些特征，表明wanax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初（LHⅢA1）。换言之，迈锡尼人的王权观念在“宫殿时期”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能否把王权观念追溯到更早的“原始宫殿时期”呢？ 希腊最早的“原始宫殿”是拉哥尼亚的“墨涅拉俄斯宫”（Menelaion）第一期建筑， 年代属于公元前15世纪（LH ⅡB）。该建筑已显露双单元结构端倪，还有类似麦伽伦结构的建筑特征，基里安猜测是“迈锡尼时代早期一位国王的住宅”。梯林斯卫城西南据说还有中期希腊底末期的“宫殿”遗迹，但仅存瓦砾、壁画残片和器物，因而尚不能确证。
迈锡尼文明的最早阶段（LH Ⅰ），即所谓的“竖井墓时代”或“竖井墓王朝”时期，是wanax观念和制度的关键形成期，其主要的物质证据来自迈锡尼遗址的两个王室公墓，即墓圈A和B，以陪葬品的极度奢华著称，表明该时期新崛起的社会上层积累了巨大财富，阶级分化已很明显。墓中出土的象征权威的王杖和金面具等，已露“王权”端倪。但这种物质证据是孤立的，没有相配套的宫殿和居民点遗迹。按推理，该时期应有一座扮演政治中心作用的“原始宫殿”，但考古上却无迹可寻。奥利佛·狄金森因而把迈锡尼初期的社会制度形容为“富有但组织简单的蛮族社会”（注：狄金森：《再论〈迈锡尼文明的起源〉》（O.Dickinson,“‘The Origin of Mycenaean Civilization’Revisited”），《爱琴》（Aegaeum）第3期（1989），第132页。）。有关迈锡尼文明的起源，或具体而言是“竖井墓王朝”的起源，学界存在两种基本推测：其一为本土起源说，认为竖井墓文明是中期希腊底社会持续发展的结果。从该观点出发，迈锡尼人王权的起源应从中期希腊底社会的自身发展去探讨。其二为移民说，认为竖井墓王朝的崛起是外部入侵的结果。移民导致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骤变和财富的激增，导致文明和王权的兴起。外部入侵者没有被想象成大规模移民，而是少数上层武士集团靠武力征服中期希腊底的土著居民并施加统治（注：有关两种观点的争论参见O.迪金森：《入侵、移民和竖井墓》（O.Dickinson,“Invasion,Migration and the Shaft Graves”），英国伦敦大学《古典研究所期刊》（Bulletin of the Classical Studies）（BICS）第43期（1999），第97—107页。）。有学者曾设想埃及喜克索斯人入侵的可能，但遇到年代学困难（注：喜克索斯入侵观点详见弗兰克·斯图兵：《迈锡尼文明的兴起》（F.Stubbings,“The Rise of Mycenaean Civilization”）， 《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2卷，第1分册，伦敦1973年版，第627—658页。）。较有影响的是德鲁斯的假说，认为竖井墓的王族是入侵的印欧武士集团，可能来自亚美尼亚，讲原始希腊语，靠战马和轻便战车的军事优势征服希腊，在最富饶的地方建立统治权（注：R.德鲁斯：《希腊人的到来》（R.Drews,The Coming of the Greek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96页。）。若持移民说，笔者认为应从少数征服者凭强力统治多数土著居民的角度和印欧人自身的社会结构特点来探讨早期迈锡尼人国家和王权的起因。不管孰为可取，克里特新宫殿时期的先进国家制度对希腊本土的影响是必须考虑的，并且应予充分考虑。
关于迈锡尼人王权观念和制度的起源问题，现有三种值得思考的假说：其一强调印欧起源；其二倾向米诺起源；其三在承认克里特影响的同时，也强调迈锡尼人的自身贡献。
卡罗尔·托马斯认为，迈锡尼人的王权具有印欧背景。迈锡尼文明受3种文化影响：即印欧文化、前希腊土著文化和米诺文化。米诺文化的强烈影响勿庸质疑，但主要体现在宗教和艺术上。迈锡尼人社会的政治结构“最好被描述为印欧的”。她主张从军事角度入手研究迈锡尼人的王权起源，认为印欧人王权的建立源自“部落社会对有效领导战争的需要”。印欧人依靠其贵族武士实现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史前希腊亦同。入侵希腊半岛的印欧人文化落后，但凭军事技术优势征服并统治广大前希腊土著。这种军事技能具体体现在建造有战略意义的城堡。为加强统治，应付内战和充当海外雇佣军，迈锡尼人必须保持和强化其军事优势。鉴于军事的重要性，人们很自然地推测，wanax最初是作为战争领袖被拣选出来的， 且希腊传说中领兵打仗的人也都是国王。她还从经济和宗教层面说明王权建立的必要，但更强调军事需要，其观点明显受乔治·杜木吉尔的印欧社会三功能理论的影响。托马斯怀疑wanax把军权让给lawagetas之说，认为种种尚武迹象和不安定的外部环境都要求国王亲掌军权（注：托马斯：《迈锡尼人王权的性质》（Carol G.Thomas,“The Nature of Mycenaean Kingship”），《爱琴、安纳托利亚和迈锡尼研究》（Studi Micenei ed Egeo-Anatolici）第17期（1976），第93—116页。）。
托马斯·帕莱玛认为印欧起源说不足信。他首先从词源学探讨王权观念的起源，认为wanax和basileus仅见于希腊语，没有印欧词根，很可能是“外来文化舶来品”。basileus可能源自前希腊语，表示地方小贵族和氏族酋长们。在地方酋长们的竞争中，一个强有力家族的首领脱颖而出，置身于地方贵族之上，获得社会等级的至尊地位；为强化其权威，遂从克里特引入wanax的至尊观念及其象征物，使这种等级划分合理化；并创建宫殿，在麦伽伦厅设置宝座和中心圆灶，利用印欧人崇拜和维护中心灶火（“赫斯提亚”或拉丁语的“维斯塔”）的传统来维系新国家的团结，借助公共仪式把宫殿所辖各地区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靠壁画和印章图案来表现和强化王权观念。这种制度上的激烈变革发生在竖井墓时代，当时米诺文化对阿哥利斯和美塞尼亚影响强烈，尤其体现在宗教上。wanax的词汇、 观念及其象征物是从克里特移植来的，旨在强化新统治者的权威。他强调wanax在宗教礼仪方面的作用，称wanax“基本上是一位宗教人物”（注：帕莱玛：《迈锡尼时代wanax的性质：非印欧起源和祭司职能》（T.G.Palaima,“The Nature of the Mycenaean Wanax:Non-Indo-European Origins and Priestly Functions”），《爱琴》第11期（1995），第119—139页。）。
帕莱玛的米诺起源说有其合理性和可能性，因为克里特的政治发展远远领先于希腊本土，国家制度早已成熟。米诺文化在物质层面上对希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观念和制度上的影响也是完全可能的。困难在于，我们对克里特“新宫殿时期”政治制度的了解甚至少于迈锡尼社会，因为新宫殿时期的线文A 迄今未能释读成功。帕莱玛的假说因而难以确证。
詹姆斯·赖特的假说引入若干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和概念，即所谓“次生国家形成”（Second State Formation）模式、“酋长国”（Chiefdom）概念和“声威交换与获取”（Prestige Exchange and Acquisition）模式：“次生国家形成”模式是指发达社会将对周邻不发达社会产生影响，刺激其发生变化，形成次生性社会。这种影响具有传染性，会向周边扩展。影响的效果因受刺激集团的结构条件不同而异，呈现多样性。就所讨论问题而言，发达社会指“新宫殿时期”的克里特，其冲击对象是希腊本土正在形成的“酋长国”。“酋长国”是部落社会向国家过渡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其首领是世袭的，拥有协调经济、社会和宗教活动的中心权力。面对贵族们的挑战，他会利用所控制的资源来维护其支配地位，巩固其统治权威，建立有利于其地位的规则。维持酋长权威的关键就是产品再分配的权力，即酋长从平民那里获得产品并重新分配给他的支持者。“酋长国”和国家的不同处在于：国家是靠各级正规的部门机构行使具体的政府职能，更加制度化；而“酋长国”更具“人治”色彩，血缘关系的影响较大，决策集中于酋长个人。“声威交换与获取”是指首领间通过交换器物获得声威，加强和巩固地位的一种模式。器物交换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酋长们利用自身资源与邻国首领，尤其是发达社会的首领建立交换关系并垄断交换渠道，获得有助于提高其声威和地位的器物，并使交换双方建立起一种依附性的经济联系。
赖特认为，中期希腊底时期的希腊本土各社区受克里特文明的直接影响，在“原始宫殿时期”各自发展成酋长国。豪华陵墓也随之在希腊中南部很多遗址上出现，但从陪葬品的差异可以看出，这些新兴政治实体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各有其声威交换网，且彼此竞争，试图垄断交换渠道。各国酋长都力求建立和垄断与克里特各宫殿中心的交换网，获得克里特宫殿作坊或克里特匠人在岛屿或本土制作的精致工艺品，以显示和提高其声威地位。迈锡尼竖井墓的大量奢侈品，尤其贵金属器皿，就是通过这种固定渠道获得的。迈锡尼竖井墓的酋长们很可能与克里特新宫殿的权贵们有着密切的交换联系，而这种联系“构成迈锡尼宫殿国家和王权制度创立的中心推动力”。除了引入奢侈品，还有武器、工具和陶器，但多数是象征性物品，从王杖至黄金山峰庙模型。物品的输入也伴随着信仰、观念和仪式的输入。迈锡尼人酋长们引入这些观念和仪式并加以利用和模仿，从而巩固其威权，使其合法化。因而，在那些经济、政治和观念交融之地，即迈锡尼、梯林斯、忒拜、俄尔科墨诺斯、雅典和派罗斯，酋长们获得成功并越升为wanax。
赖特指出：酋长们垄断声威交换网和外来资源，并用获得的声威器物加强统治，从而使统治集团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加深，也导致不同酋长国之间的竞争。为阻止竞争对手获得资源，酋长们会尝试集权政治。迈锡尼的酋长们可能和克诺索斯等宫殿中心建立了“特殊关系”，因而成为竞争的优胜者。这种竞争关系可能导致各统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酋长国间的内战。这种冲突在LH ⅡB和LH ⅢA:1时期尤其突出，如武士墓、设防城堡和宫殿的出现等。赖特也指出，竞争常常是破坏性的，成功的酋长国要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政治层面上交互影响，相互承认对方的地位，彼此借鉴，共享有效的政治制度，如wanax制度，建立平衡互惠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非每个酋长国都能发展成宫殿，而获得成功的各宫殿中心在文化和制度上却显示出明显的一致性，这“纯粹是政治上的交互影响”的结果（注：詹姆斯·赖特：《迈锡尼社会中从酋长到国王》，《爱琴》第11期（1995），第63—75页。）。
赖特有关迈锡尼人早期国家和王权形成的假说是颇具启发性的。一方面，他没有把迈锡尼人国家和王权的兴起归因于外来征服的非正常因素，而是将之看作希腊本土各部族在外部和内部的交互影响下的动态发展过程，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四、迈锡尼人国王的神圣性和宗教职能
迈锡尼人君主是否拥有宗教职能？是否被当作现世的神崇拜？这是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尼尔森曾指出，迈锡尼人的国王类似米诺人的“祭司王”，是集宗教和世俗权力为一身的神权君主。他的根据是：历史时期的神庙常常建在史前宫殿的原址上，这暗示早期宫殿曾是宗教祭礼中心，神祠就设在王宫里。后来王权衰微，城邦共和国兴起，护佑王室家族的神演变成城邦的保护神。国王空余其名，转变成负责城邦宗教事务的官员，如雅典的“王者执政官”；国王的宫殿变成城邦保护神的庙宇。他还引用史诗证据，说明史前宫殿和神庙是合为一体的（注：尼尔森：《米诺—迈锡尼宗教及其在希腊宗教中的遗迹》（M.P.Nilsson,Minoan-Mycenaean Religion and its Survival in Greek Religion），伦德1950年第2版（修订），第485—488页。）。尼耳森力图证明希腊王权的神权色彩，但须注意的是，迈锡尼人的君主制度已随着宫殿的崩溃而消亡。雅典的“王者执政官”（archon basileus）已和迈锡尼时代的wanax大不相同，因而无法证明迈锡尼人君主曾实行神权政治。历史时期的神庙建在史前宫殿废墟上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人们很自然地选择城市最高处的卫城城堡建庙。
关于迈锡尼人君主神圣性，维伯斯特曾举出下列证据：wanax有特权占用神圣的temenos土地，这种土地在希腊语中只表示神的土地； 荷马史诗中的希腊王公常被冠以“宙斯所生”、“宙斯所养”、“宙斯所爱”、“阿瑞斯所爱”、“阿瑞斯的仆人”等称号，这类称呼也是东方神权君主所惯用的；Wanxa 是荷马专门留给最高统治者阿伽门农的尊号。他认为这些称号是借助迈锡尼时代的史诗流传下来的（注：维伯斯特：《从迈锡尼到荷马》（T.B.L.Webster,From Mycenae to Homer），伦敦1958年版，第11、105—109页。）。
希腊著名学者马林那托斯将古希腊王权的神圣性纳入东地中海文化圈中进行考察，认为该地区的各种文化观念是交互影响的。他指出，荷马把英雄们称作宙斯之子无丝毫侮辱之意。后来希腊人发生误解，把宙斯当作揶揄的对象。其实，古昔的君主们作为法律和秩序的创立者、战争胜利者和疆土所有者，被认为是神性的，如苏美尔和埃及的例证，希腊也不例外。迈锡尼人“国王们通常有神性祖先，常被当作至高神的后裔，‘宙斯所生’的惯常称号可以为证。他们由此获得制订、阐释法律和判决的权威”。英雄们作为神的直系后裔，有特权与神定期交流，这种交流与周期性天气现象有关。宙斯寻花问柳是有选择的，只同王室公主有染，且常化身动物，后者反映了爱琴人的神明显灵观。神人交媾诞生了“以智慧和公义著称的国王们”。这种观念的最初含义是：“宙斯通常是诸王之父，有如巴比伦的恩利尔和埃及的阿蒙—拉。”（注：马林那托斯：《宙斯所生的巴赛勒斯们》（S.N.Marinatos,“△ιογενεισ Βασιληεσ”），米伦那斯主编：《献给大卫·摩尔·罗宾逊的论文集》（G.E.Mylonas,ed.,Studies Presented to David Moore Robinson）第1卷，圣路易斯1951年版，第126—134页。）
彼德·沃尔科特发展了马氏观点。他断言：线文B泥版、考古、荷马诗歌和希腊神话都强烈表明，迈锡尼人的国王被认为是现世的神。但他的主要论据仍然是神话，尤其是赫拉克勒斯的诞生故事，并同埃及例证比较。他的结论有二：1.迈锡尼人国王终生享有神明般至尊的地位；2.迈锡尼人的神王观念源自埃及，埃及法老是神王的典型。在古埃及人看来，法老不仅像神，而且就是神之子，现世的神。据说阿蒙神常假扮法老模样与王后同寝，使她怀孕生下王位继承人。18王朝的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和阿蒙霍特普三世就有这类神奇出生故事，并被绘于神庙墙壁上。18王朝是爱琴地区与埃及交往密切的时期，法老系阿蒙神之子的神奇故事对迈锡尼人的神王观念必定有直接影响。宙斯常变成动物与凡间公主交媾，还假扮阿尔克墨涅公主的丈夫模样与公主幽会，生下英雄赫拉克勒斯，这显然是埃及法老出生故事的翻版（注：沃尔科特：《迈锡尼人国王的神性》（P.Walcot,“The Divinity of the Mycenaean King”），《爱琴、安纳托利亚和迈锡尼研究》第2期（1967），第53—62页。）。
考古证据，如宫殿和象征王权的各种器物，都不同程度地暗示了国王的宗教作用。派罗斯麦伽伦大厅宝座旁的神兽格里芬与狮子壁画烘托出一种超自然气氛，暗示宝座上的君王非同凡俗；表现祭礼队伍、祭祀和圣餐的壁画则显示出他的宗教职能。帕莱玛断言wanax“主要是一位宗教人物”，其职能是“履行仪式以确保神明对国民的恩惠”（注：帕莱玛：《迈锡尼时代wanax的性质：非印欧起源和祭司职能》，《爱琴》第11期（1995），第130—131页。）。 从泥版内容看， 主持宗教祭献和圣餐仪式是国王的主要职能。Un718泥版记录国王Ekhelawon出席某圣餐仪式，并与大将军和村镇一起向波赛冬神奉献祭品，其中仅有的一头公牛是国王奉献的。史诗《奥德赛》也曾描述老国王涅斯托尔与派罗斯人在海边向波赛冬祭献公牛并举行圣餐的情景（注：荷马：《奥德赛》（Homer,Odyssey），iii.1—344.）。派罗斯的麦伽伦大厅也有类似主题：前厅壁画表现祭礼队伍，男女祭司们手持礼器和供品列队行进。队伍中有一头超大公牛，公牛前面的男祭司明显比周围人高大，很可能就是国王本人。大厅内壁画则表现露天圣餐仪式：用餐者坐在桌旁，一位乐师坐在岩石上用里拉伴奏，还有那头行将就戮的公牛。
派罗斯Fr系列泥版为油祭品清单，其中“国王”（wa-na-ka-te）也被列入受祭者行列。帕尔墨认为，受祭名单上的“国王”不是派罗斯君主，而是对波赛冬神的尊称。按近东习惯，信徒们不直呼神名而代称为“主”。查德威克也持相似看法（注：帕尔墨：《迈锡尼希腊语文本的解释》，第249—50页；查德威克：《迈锡尼人的世界》，第97页。）。也有学者猜测，泥版中接受油供品的“国王”就是派罗斯君主本人（注：参见胡克尔：《线文B文本中的wanax》（J.T.Hooker,“The Wanax in Linear B Texts”），《卡德谟斯》（Kadmos）第18期（1979），第100—111页。）。果真如此，国王俨然成了受供奉的神，或以波赛冬神的俗世代理人接受祭品。
对迈锡尼人神圣王权持异议者不乏其人。 德国学者罗斯认为希腊存在神性君主的证据不足（注：罗斯：《希腊神王的证据》（H.J.Rose,“The Evidence for Divine Kings in Greece”），1955年第8届国际宗教史大会论文集《神圣王权》（The Sacral Kingship），雷登1959年版，第371—378页。）。卡罗尔·托马斯也指出：泥版和考古证据都不能说明国王活着或死去后被看作是神。wanax可能被认为得到神的保护和帮助；可能有王室祭礼；国王入葬伴有精致仪式和贵重陪葬品，但这些条件都不能说明王权的神性。正如通常的印欧社会那样，国王很可能充当祭司，或许是其臣民的主要祭司，但他不是神，迈锡尼人的国家也不是神权政治。但她对wanax担任最高主祭司职位表示质疑。 她承认克里特宗教对迈锡尼人的影响，但国王仅主持传统的迈锡尼人宗教仪式，而从克里特引进的新祭礼则由其他男女祭司履行。迈锡尼人国王具有宗教职能，但不是神，也不掌管宗教事务的细节（注：托马斯：《迈锡尼人王权的性质》，《爱琴、安纳托利亚和迈锡尼研究》第17期（1976），第109—113页。）。
迈锡尼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王权观念是个重要课题，涉及早期国家形成的诸多理论，其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但因史料自身的局限，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假说阶段，很难有结论性的东西，很多观点尚待核实。我们的大概印象是：迈锡尼时代的王权迥异于荷马的王权，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君主政体，类似同代近东国家的政权模式，使用一套繁复而成熟的宫殿行政管理制度，对国家经济实施高度集中的控制。迈锡尼人君主wanax位于社会等级的至尊地位，享有特权， 掌握世俗和宗教的双重权力，但具体职能不详，是否享有神性也无定论。王权观念和制度形成于“原始宫殿时期”，克里特的影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具体形成原因和过程尚待深入探讨。今天，我们对迈锡尼社会的认识已比半个世纪前深化了很多，随着考古、语言学和荷马研究的进展，这种认识会更趋清晰，更接近于历史的原貌。^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5年01期第59～68页
【作者简介】王以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
| 【内容提要】 | 希腊迈锡尼时代的王权是爱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曾长期与“荷马王权”概念相混淆。文章利用线文B泥版文书、 考古和荷马史诗等传说资料分析迈锡尼宫殿时期的政治制度，说明迈锡尼人的王权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以宫殿为行政管理中心，对国家事务，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各项活动实施严格的管理和监控。国王位于社会等级制之首，享有世俗和宗教双重领袖的地位。文章还追溯了迈锡尼时代王权观念和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介绍和分析了各种相关假说，并就迈锡尼人君主的宗教职能及其是否具有神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
研究希腊青铜时代晚期迈锡尼人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主要依靠三方面的史料：1.线文B泥版；2.考古实物；3.荷马史诗。由于三者各有其局限性， 因而复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线形文字B泥版是迈锡尼人各宫殿中心管理经济活动的档案，不直接涉及政治和历史等内容，因而信息量受到局限，但却是研究迈锡尼社会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出土的泥版集中于克诺索斯和派罗斯遗址：克诺索斯约3000块，反映了迈锡尼人占领下的克里特岛的社会状况，但泥版的年代尚存争议。派罗斯约1200块，反映的是希腊本土派罗斯王国公元前1200年宫殿毁灭前夕（LH ⅢB末）的社会状况。迈锡尼、忒拜和克里特的坎尼亚也有少量泥版出土。如果假定迈锡尼文明晚期希腊各国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具有普遍性，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派罗斯和克诺索斯的泥版来管窥迈锡尼社会的一般状况，所谓一叶知秋而已。从考古提供的信息看，迈锡尼世界的物质文化在其宫殿后期（LH ⅢB，约公元前13世纪）达到空前一致性。这种物质文化的统一暗示各国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可能也彼此相似。
考古资料，如城堡、宫殿、神庙、坟墓等建筑遗迹及各种出土器物，尤其是造型艺术，提供了迈锡尼社会生动直观的实物证据，但因文字佐证不足，迈锡尼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部“没有释文的画册”。
荷马史诗等传说资料只能提供迈锡尼社会状况的旁证。只有传说与前两种史料相符时，其史料旁证价值才能显现。必须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对“荷马社会”的历史性问题仍有争议：荷马史诗所描绘的社会究竟反映哪个时代的希腊社会现实呢？是晚期青铜时代，还是黑暗时代，还是古风初期？有一种调和论，认为荷马史诗积淀了各时期的社会文化成分，当然也包括迈锡尼时代（注：荷马社会反映晚期青铜时代的观点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学术界起主导作用，持此观点的学者包括T.Allen,M.Nilsson,C.Blegen,A.Wace,D.Page,F.Stubbing等以及最近的学者J.Luce,M.Wood和C.Thomas。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A.韦斯、F.斯塔宾编：《荷马伴侣》（A.Wace,F.Stubbings,A Companion to Homer），伦敦1962年版。线文B泥版破译后，学术界的看法发生转变可参考：M.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M.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ys），伦敦1956年版，主张荷马社会反映公元前11—前9世纪黑暗时代的背景；O.迪金森：《荷马：黑暗时代的诗人》（O.Dickinson“Homer,the Poet of Dark Age”），《希腊和罗马》（Greece and Rome）第33期（1986），认为荷马社会反映的是公元前12—前9世纪的社会背景。I.莫里斯：《荷马的使用和误用》（Ⅰ.Morris“The Use and Abuse of Homer”），《古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第5期（1986），主张荷马社会是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社会。A.斯诺德格拉斯：《一个历史的荷马社会？》（A.Snodgrass“An Historical Homeric Society?”），《希腊研究》（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94期（1974）则持调和论观点。荷马社会反映“后青铜时代”是20世纪晚期的学术倾向，集中反映在Ⅰ.莫里斯、B.鲍威尔编：《新荷马伴侣》（Ⅰ. Morris,B.Powell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雷顿1997年版。）。
鉴于材料自身的局限性，有关迈锡尼时代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描述只能是尝试性的。
二、迈锡尼时代的“王权”与宫殿制度
所谓王权，按詹姆斯·赖特的定义，是一种家族世袭的至高政治权威，被赋予个人（国王）终身执掌，后者利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来维持和强化其权威（注：詹姆斯·赖特：《迈锡尼社会中从酋长到国王》（James C.Wright,“From Chief to King in Mycenaean Society”），《爱琴学》（Aegaeum）第11期（1995），第65页。）。
有关迈锡尼时代王权和政治制度的探讨由来已久。在线文B泥版被破译前，荷马史诗和考古材料是主要研究史料。荷马史诗确有“王权”的描述，但这种“王权”究竟反映了哪个时期的希腊政治制度呢？20世纪前期的主流意见是：荷马“王权”基本反映了迈锡尼时代的王权特征。瑞典学者马丁·尼尔森就认为：荷马诗歌中的两个基本王权观念，即王权神授与家族世袭观念（宙斯将王权授予阿特柔斯家族）和亚洲式的君主专制观念（特洛伊君主制），是迈锡尼时代的遗存。迈锡尼时代的雄伟城堡、豪华宫殿和王陵提供了相关的实物佐证，而“继之而来的黑暗和贫穷时代”不可能产生那种王权观念。史诗中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是全希腊的共主，对诸侯们行使宗主权。尼尔森不愿把迈锡尼人的“王权”与高度发达的埃及君主专制政体相比较，而毋宁把迈锡尼时代看作海上移民和劫掠盛行的“希腊维京时代”。这种移民和劫掠不是零散和自发的，而是在强大王权的有效组织下进行的。尼尔森把阿伽门农与军事民主制下的日耳曼人“国王”相比拟：“王权”在家族内世袭，但长子继承制尚未确立；“国王”平时权力有限，战时为军事首领；其权力受到贵族会议和武装战士大会的制衡（注：马丁·尼尔森：《荷马与迈锡尼》（Martin P.Nilsson,Homer and Mycenae），伦敦1933年版，第215—226页。）。
诚然，这幅图景描述的是“荷马王权”，但未必是迈锡尼时代的王权。这种较原始的“荷马王权”与考古复原的迈锡尼宫殿时代的豪华物质世界并不协调；更与泥版文书反映的政治制度大相径庭。泥版展现的迈锡尼人王权是以宫殿为中心，以繁复的行政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成熟的君主制。这种制度更接近于同代近东文明古国的高度发达的君主专制政体，而非日耳曼人的原始部落制度。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荷马社会”更多地反映了“黑暗时代”或历史初期的希腊社会状况；而荷马的“王权”则更接近于黑暗时代的原始军事民主制或历史初期的贵族政治。
从克诺索斯和派罗斯出土的线文B泥版看，青铜晚期的迈锡尼人国家为君主专政王国，最高统治者是国王（wanax，线文B为wa-na-ka）。“国王”在线文B泥版中均以单数形式出现，因而学者们大都同意温特里斯和查德威克的结论，即克诺索斯和派罗斯都实行君主政体，国家只有一个wanax（注：温特里斯与查德威克：《迈锡尼希腊语文献》（M.Ventris and J.Chadwick,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剑桥1973年，第120页。）。在迈锡尼人社会的金字塔式等级社会中，国王居于至尊地位。他掌管一个以宫殿为中心的官僚行政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对国家的经济活动施以严格控制，也兼及军事和宗教事务。宫殿为王室居所，也是国家权力中心。宫殿档案及其登录的内容表明，宫殿在经济管理、军队调动和宗教祭礼方面扮演着核心作用。坚固的城堡和豪华的宫殿本身就是强有力王权的实物证据。克劳斯·基里安曾将国王的地位概括如下：他位于社会等级之首，其家族（oikos）获得经济再分配的支配权。他是土地占有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有权支配和剥削被强制服役的劳动力。农畜产品以贡赋形式在宫殿集中，构成宫殿经济的基础。隶属王室的手工作坊满足了王族及其依附者的其他需求。他还主持参与宗教仪式，虽然泥版没有明确支持他具有神性的观点（注：克劳斯·基里安：《迈锡尼人宫殿wanax观念的兴起》（Klaus Kilian,“The Emergence of Wanax Ideology in the Mycenaean Palaces”），《牛津考古杂志》（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第7期（1988），第292—293页。）。
派罗斯王国的第二号人物是lawagetas（或译“大将军”）。从词源学看，他可能是位军事领导人。泥版显示，他拥有和国王同样多的temenos土地，享有很高特权。有人推测，派罗斯国王可能主要掌管宗教和行政事务，而把军权让给lawagetas。这种军政分家体制很特别，因而有学者推测，lawagetas可能是王室成员，派罗斯王国的储君，也居住在王宫里（注：狄克泽克：《青铜时代的派罗斯》（Piotr Dyczek,Pylos in the Bronze Age），沃尔斯扎瓦1994年版，第83页。）。然而，文献并未将lawagetas描述为王国军事统帅，他仅以若干士兵统领身份出现在泥版中，其具体职能仍属朦胧，因而不能排除国王统率王国军队的可能性。
派罗斯王国的官僚体系庞大，有大量职能不同、等级各异的官吏，包括朝官、地方官和部落首领，各有其特权，各领有不同类型的份地或采邑，履行各自的职能和义务。这些人中包括品级很高的官员te-re-ta，被帕尔墨译为“诸侯”或“男爵”（注：帕尔墨：《迈锡尼希腊语文本的解释》（L.R.Palmer,The Interpretation of Mycenaean Greek Texts），伦敦1969年版，第85页。），但具体职能模糊。另有e-qe-ta（等同于荷马的etairos），被译为“伙伴”或“国王之友”，可能是皇家骑兵卫队成员，国王的亲信。他们是派罗斯军队的上层军官，分有土地和奴隶，还配有战车。军务需要时，他们可能被派往基层执行使命。地方行政首脑被称作ko-re-ta，被查德威克译为“市长”（注：查德威克：《迈锡尼人的世界》（J.Chadwick,The Mycenaean World），剑桥1976年版，第73页。），负责地方行政和税收，可能还兼军职，并有“副市长”等下属协助处理地方事务。
在荷马史诗中，希腊的国王们被称作“巴赛勒斯”（basileus）；国家或部落的上层人物也时而被集体地称作“巴赛勒斯们”。饶有趣味的是，泥版中的巴赛勒斯（qa-si-re-u）只是地方的小贵族，远不及荷马诗歌中那样尊贵。这些人物可能是美塞尼亚的地方酋长们，在相互竞争中败北，归附于强有力的涅琉斯家族，成为其地方诸侯。公元前1200年左右派罗斯宫殿被毁，宫殿制度分崩离析，wanax 王族灭亡或流散，但地方的血缘亲族制度并未瓦解，地方氏族贵族们在黑暗时代逐渐重要起来，成为荷马史诗中的显要人物。
由于泥版只涉及经济管理内容，我们无法看到国王履行军事、立法、 司法和外交职责的内容。即使在经济范畴，已出土的4000多块泥版中，国王字样仅出现32处，其中只有两处涉及国王的具体事迹：一处提到国王任命某地方官员（PY Ta711.1）；另一处提到和国王有关的“入会仪式”（PY Un2）（注：谢尔麦尔丁：《迈锡尼宫殿的行政管理：首脑何在？》（C.W.Shelmerdine,“Administration in the Mycenaean Palace:Where is the Chief”），《迈锡尼宫殿再思考》（Rethinking Mycenaean Palaces），洛杉矶1999年版，第20页。）。因而，我们几乎无法准确了解wanax个人的具体职责和施政方式。然而， 泥版详细记录了宫殿实施经济管理的某些具体运作方式。这种管理是高度集中和有效的，涉及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的分配、劳动力的使用、税收贡赋、商贸活动以及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诸多内容。例如，在土地关系方面，派罗斯王国有一套相当复杂的土地管理和分配制度，不同类型土地的占有和租赁情况都被详细登录在案，以备租税征收时查用。在税收方面，派罗斯Ma系列泥版列出17个地方6种产品的税收额度。 在劳动力管理方面，派罗斯王国将大量奴隶或宫廷依附者分成团队在各地手工作坊劳动，每月从宫廷领取口粮；还有服务于宫廷的各行手工匠人被宫廷征用调遣。派罗斯的A 类泥版涉及此方面的内容。在手工业方面，泥版详细记载了派罗斯的青铜业、亚麻纺织业和克诺索斯的毛纺织业。派罗斯宫廷对国内青铜业实施严格控制，原料定量配比各地的青铜匠人，并被详细登录（Jn系列）。据查德威克估算，派罗斯的青铜匠人总数多达400人，在26个地点从事生产，其产量远超国内正常需求， 明显是为出口生产的。克诺索斯的毛纺织业也是分散经营集中管理的：女奴或依附者的劳动队分散于各地作坊，从事分工明确的生产，但有关生产操作和劳动力管理的细节都记录在克诺索斯宫廷档案中。以上例证足见宫廷的经济管理职能，而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有赖于数量可观的管理人员和有效的管理制度。泥版的军事信息非常有限，但An系列泥版中有涉及海军和部署海岸军事观察哨的内容，可能是宫廷面对入侵威胁而采取的紧急措施，被详细登录。从泥版推断，“国王之友”可能充当各海岸防御区与国王的联络官，或如查德威克推断，担任防区的军团统帅（注：关于派罗斯青铜业、克诺索斯毛纺织业以及派罗斯军事部署泥版的分析，详见查德威克：《迈锡尼人的世界》，第140—141、151、173—179页。）。
近东古国出土的王室档案有大量外交文献，多为各国君主往来信件。线文B泥版无此内容，因而无从了解迈锡尼人君主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风采。然而，赫梯王室的外交档案提到一个阿希亚瓦王国，被学者推测为“阿卡亚人之国”，可能是某个迈锡尼人国家。赫梯皇帝致信其君主时以“吾兄”和“对等者”相称，以大国领袖之礼相待，说明迈锡尼人君主在其极盛时期享有很高的国际地位。
迈锡尼“宫殿时期”的王权特征也表现在考古层面上：雄伟的独眼巨人式城堡，豪华的宫殿和圆顶墓，以及奢侈豪华的陪葬品，都体现了王权的强大和王室经济基础的雄厚。这种庞大建筑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有赖于王权的巨大权威、雄厚的财力基础和动员招募组织调动劳动力的非凡能力。梯林斯能在公元前13世纪（LH ⅢB）的短时间内全面重建其“独眼巨人式”的雄伟城堡，体现了wanax的“政治意志和纯粹的行政权力”。宫殿是国家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其核心为麦伽伦大厅。大厅中心的圆灶，环绕圆灶的四根立柱、宝座，行奠酒礼的液体管道，圆灶旁的祭桌等都反映了这种双重中心地位和作用。宝座是宗教礼仪活动的焦点；宝座两侧壁画中的神兽格里芬和狮子表现了国王非同凡俗的身份和力量；大厅和前厅壁画的祭礼内容体现了国王的宗教职能，表明他作为世俗和宗教双重领袖的地位（注：克劳斯·基里安：《迈锡尼人宫殿wanax观念的兴起》，《牛津考古杂志》第7期（1988），第293—294页。）。
三、王权观念的起源与演变
迈锡尼时代存在王权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一是宫殿，其二是泥版中的wanax。然而，大宫殿只存在于迈锡尼文明的晚期，即所谓的“宫殿时期”（LH ⅢA和ⅢB时期，约公元前1400—前1200年）；泥版则是宫殿毁灭前夕的官方档案。然而，学者们的关注点不仅限于“宫殿时期”的王权，也关心王权观念的起源和演变。那么，在迈锡尼文明早期，即所谓的“原始宫殿时期”（LHI-Ⅱ，约公元前1700—前1400年），迈锡尼人的王权状况又是怎样呢？王权观念是何时萌生，如何发展的？
王权是制度，也是观念，一种wanax至尊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实物中获得象征性的表现、宣传和强化。克劳斯·基里安认为：通过考察象征王权的考古实物，可以追溯王权观念的起源和演变，而宫殿建筑是“宣传和强化王权观念的最直观的窗口”（注：详见克劳斯·基里安：《迈锡尼人宫殿wanax观念的兴起》，《牛津考古杂志》第7期（1988）第291—300页。）。他认为泥版只反映“宫殿晚期”（LH ⅢB，公元前13世纪）已臻成熟的王权制度和观念，其源头可以追溯得更早。晚期宫殿建筑的典型特征是“双单元结构”和麦伽伦大厅。“双单元结构”由主、辅两宫殿构成，各有其独立功能。主宫殿的核心是麦伽伦大厅，伴有中心圆灶、四立柱、宝座和壁画等。考古证明，梯林斯的早期宫殿也具备这些特征，表明wanax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初（LHⅢA1）。换言之，迈锡尼人的王权观念在“宫殿时期”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能否把王权观念追溯到更早的“原始宫殿时期”呢？ 希腊最早的“原始宫殿”是拉哥尼亚的“墨涅拉俄斯宫”（Menelaion）第一期建筑， 年代属于公元前15世纪（LH ⅡB）。该建筑已显露双单元结构端倪，还有类似麦伽伦结构的建筑特征，基里安猜测是“迈锡尼时代早期一位国王的住宅”。梯林斯卫城西南据说还有中期希腊底末期的“宫殿”遗迹，但仅存瓦砾、壁画残片和器物，因而尚不能确证。
迈锡尼文明的最早阶段（LH Ⅰ），即所谓的“竖井墓时代”或“竖井墓王朝”时期，是wanax观念和制度的关键形成期，其主要的物质证据来自迈锡尼遗址的两个王室公墓，即墓圈A和B，以陪葬品的极度奢华著称，表明该时期新崛起的社会上层积累了巨大财富，阶级分化已很明显。墓中出土的象征权威的王杖和金面具等，已露“王权”端倪。但这种物质证据是孤立的，没有相配套的宫殿和居民点遗迹。按推理，该时期应有一座扮演政治中心作用的“原始宫殿”，但考古上却无迹可寻。奥利佛·狄金森因而把迈锡尼初期的社会制度形容为“富有但组织简单的蛮族社会”（注：狄金森：《再论〈迈锡尼文明的起源〉》（O.Dickinson,“‘The Origin of Mycenaean Civilization’Revisited”），《爱琴》（Aegaeum）第3期（1989），第132页。）。有关迈锡尼文明的起源，或具体而言是“竖井墓王朝”的起源，学界存在两种基本推测：其一为本土起源说，认为竖井墓文明是中期希腊底社会持续发展的结果。从该观点出发，迈锡尼人王权的起源应从中期希腊底社会的自身发展去探讨。其二为移民说，认为竖井墓王朝的崛起是外部入侵的结果。移民导致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骤变和财富的激增，导致文明和王权的兴起。外部入侵者没有被想象成大规模移民，而是少数上层武士集团靠武力征服中期希腊底的土著居民并施加统治（注：有关两种观点的争论参见O.迪金森：《入侵、移民和竖井墓》（O.Dickinson,“Invasion,Migration and the Shaft Graves”），英国伦敦大学《古典研究所期刊》（Bulletin of the Classical Studies）（BICS）第43期（1999），第97—107页。）。有学者曾设想埃及喜克索斯人入侵的可能，但遇到年代学困难（注：喜克索斯入侵观点详见弗兰克·斯图兵：《迈锡尼文明的兴起》（F.Stubbings,“The Rise of Mycenaean Civilization”）， 《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2卷，第1分册，伦敦1973年版，第627—658页。）。较有影响的是德鲁斯的假说，认为竖井墓的王族是入侵的印欧武士集团，可能来自亚美尼亚，讲原始希腊语，靠战马和轻便战车的军事优势征服希腊，在最富饶的地方建立统治权（注：R.德鲁斯：《希腊人的到来》（R.Drews,The Coming of the Greek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96页。）。若持移民说，笔者认为应从少数征服者凭强力统治多数土著居民的角度和印欧人自身的社会结构特点来探讨早期迈锡尼人国家和王权的起因。不管孰为可取，克里特新宫殿时期的先进国家制度对希腊本土的影响是必须考虑的，并且应予充分考虑。
关于迈锡尼人王权观念和制度的起源问题，现有三种值得思考的假说：其一强调印欧起源；其二倾向米诺起源；其三在承认克里特影响的同时，也强调迈锡尼人的自身贡献。
卡罗尔·托马斯认为，迈锡尼人的王权具有印欧背景。迈锡尼文明受3种文化影响：即印欧文化、前希腊土著文化和米诺文化。米诺文化的强烈影响勿庸质疑，但主要体现在宗教和艺术上。迈锡尼人社会的政治结构“最好被描述为印欧的”。她主张从军事角度入手研究迈锡尼人的王权起源，认为印欧人王权的建立源自“部落社会对有效领导战争的需要”。印欧人依靠其贵族武士实现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史前希腊亦同。入侵希腊半岛的印欧人文化落后，但凭军事技术优势征服并统治广大前希腊土著。这种军事技能具体体现在建造有战略意义的城堡。为加强统治，应付内战和充当海外雇佣军，迈锡尼人必须保持和强化其军事优势。鉴于军事的重要性，人们很自然地推测，wanax最初是作为战争领袖被拣选出来的， 且希腊传说中领兵打仗的人也都是国王。她还从经济和宗教层面说明王权建立的必要，但更强调军事需要，其观点明显受乔治·杜木吉尔的印欧社会三功能理论的影响。托马斯怀疑wanax把军权让给lawagetas之说，认为种种尚武迹象和不安定的外部环境都要求国王亲掌军权（注：托马斯：《迈锡尼人王权的性质》（Carol G.Thomas,“The Nature of Mycenaean Kingship”），《爱琴、安纳托利亚和迈锡尼研究》（Studi Micenei ed Egeo-Anatolici）第17期（1976），第93—116页。）。
托马斯·帕莱玛认为印欧起源说不足信。他首先从词源学探讨王权观念的起源，认为wanax和basileus仅见于希腊语，没有印欧词根，很可能是“外来文化舶来品”。basileus可能源自前希腊语，表示地方小贵族和氏族酋长们。在地方酋长们的竞争中，一个强有力家族的首领脱颖而出，置身于地方贵族之上，获得社会等级的至尊地位；为强化其权威，遂从克里特引入wanax的至尊观念及其象征物，使这种等级划分合理化；并创建宫殿，在麦伽伦厅设置宝座和中心圆灶，利用印欧人崇拜和维护中心灶火（“赫斯提亚”或拉丁语的“维斯塔”）的传统来维系新国家的团结，借助公共仪式把宫殿所辖各地区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靠壁画和印章图案来表现和强化王权观念。这种制度上的激烈变革发生在竖井墓时代，当时米诺文化对阿哥利斯和美塞尼亚影响强烈，尤其体现在宗教上。wanax的词汇、 观念及其象征物是从克里特移植来的，旨在强化新统治者的权威。他强调wanax在宗教礼仪方面的作用，称wanax“基本上是一位宗教人物”（注：帕莱玛：《迈锡尼时代wanax的性质：非印欧起源和祭司职能》（T.G.Palaima,“The Nature of the Mycenaean Wanax:Non-Indo-European Origins and Priestly Functions”），《爱琴》第11期（1995），第119—139页。）。
帕莱玛的米诺起源说有其合理性和可能性，因为克里特的政治发展远远领先于希腊本土，国家制度早已成熟。米诺文化在物质层面上对希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观念和制度上的影响也是完全可能的。困难在于，我们对克里特“新宫殿时期”政治制度的了解甚至少于迈锡尼社会，因为新宫殿时期的线文A 迄今未能释读成功。帕莱玛的假说因而难以确证。
詹姆斯·赖特的假说引入若干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和概念，即所谓“次生国家形成”（Second State Formation）模式、“酋长国”（Chiefdom）概念和“声威交换与获取”（Prestige Exchange and Acquisition）模式：“次生国家形成”模式是指发达社会将对周邻不发达社会产生影响，刺激其发生变化，形成次生性社会。这种影响具有传染性，会向周边扩展。影响的效果因受刺激集团的结构条件不同而异，呈现多样性。就所讨论问题而言，发达社会指“新宫殿时期”的克里特，其冲击对象是希腊本土正在形成的“酋长国”。“酋长国”是部落社会向国家过渡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其首领是世袭的，拥有协调经济、社会和宗教活动的中心权力。面对贵族们的挑战，他会利用所控制的资源来维护其支配地位，巩固其统治权威，建立有利于其地位的规则。维持酋长权威的关键就是产品再分配的权力，即酋长从平民那里获得产品并重新分配给他的支持者。“酋长国”和国家的不同处在于：国家是靠各级正规的部门机构行使具体的政府职能，更加制度化；而“酋长国”更具“人治”色彩，血缘关系的影响较大，决策集中于酋长个人。“声威交换与获取”是指首领间通过交换器物获得声威，加强和巩固地位的一种模式。器物交换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酋长们利用自身资源与邻国首领，尤其是发达社会的首领建立交换关系并垄断交换渠道，获得有助于提高其声威和地位的器物，并使交换双方建立起一种依附性的经济联系。
赖特认为，中期希腊底时期的希腊本土各社区受克里特文明的直接影响，在“原始宫殿时期”各自发展成酋长国。豪华陵墓也随之在希腊中南部很多遗址上出现，但从陪葬品的差异可以看出，这些新兴政治实体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各有其声威交换网，且彼此竞争，试图垄断交换渠道。各国酋长都力求建立和垄断与克里特各宫殿中心的交换网，获得克里特宫殿作坊或克里特匠人在岛屿或本土制作的精致工艺品，以显示和提高其声威地位。迈锡尼竖井墓的大量奢侈品，尤其贵金属器皿，就是通过这种固定渠道获得的。迈锡尼竖井墓的酋长们很可能与克里特新宫殿的权贵们有着密切的交换联系，而这种联系“构成迈锡尼宫殿国家和王权制度创立的中心推动力”。除了引入奢侈品，还有武器、工具和陶器，但多数是象征性物品，从王杖至黄金山峰庙模型。物品的输入也伴随着信仰、观念和仪式的输入。迈锡尼人酋长们引入这些观念和仪式并加以利用和模仿，从而巩固其威权，使其合法化。因而，在那些经济、政治和观念交融之地，即迈锡尼、梯林斯、忒拜、俄尔科墨诺斯、雅典和派罗斯，酋长们获得成功并越升为wanax。
赖特指出：酋长们垄断声威交换网和外来资源，并用获得的声威器物加强统治，从而使统治集团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加深，也导致不同酋长国之间的竞争。为阻止竞争对手获得资源，酋长们会尝试集权政治。迈锡尼的酋长们可能和克诺索斯等宫殿中心建立了“特殊关系”，因而成为竞争的优胜者。这种竞争关系可能导致各统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酋长国间的内战。这种冲突在LH ⅡB和LH ⅢA:1时期尤其突出，如武士墓、设防城堡和宫殿的出现等。赖特也指出，竞争常常是破坏性的，成功的酋长国要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政治层面上交互影响，相互承认对方的地位，彼此借鉴，共享有效的政治制度，如wanax制度，建立平衡互惠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非每个酋长国都能发展成宫殿，而获得成功的各宫殿中心在文化和制度上却显示出明显的一致性，这“纯粹是政治上的交互影响”的结果（注：詹姆斯·赖特：《迈锡尼社会中从酋长到国王》，《爱琴》第11期（1995），第63—75页。）。
赖特有关迈锡尼人早期国家和王权形成的假说是颇具启发性的。一方面，他没有把迈锡尼人国家和王权的兴起归因于外来征服的非正常因素，而是将之看作希腊本土各部族在外部和内部的交互影响下的动态发展过程，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四、迈锡尼人国王的神圣性和宗教职能
迈锡尼人君主是否拥有宗教职能？是否被当作现世的神崇拜？这是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尼尔森曾指出，迈锡尼人的国王类似米诺人的“祭司王”，是集宗教和世俗权力为一身的神权君主。他的根据是：历史时期的神庙常常建在史前宫殿的原址上，这暗示早期宫殿曾是宗教祭礼中心，神祠就设在王宫里。后来王权衰微，城邦共和国兴起，护佑王室家族的神演变成城邦的保护神。国王空余其名，转变成负责城邦宗教事务的官员，如雅典的“王者执政官”；国王的宫殿变成城邦保护神的庙宇。他还引用史诗证据，说明史前宫殿和神庙是合为一体的（注：尼尔森：《米诺—迈锡尼宗教及其在希腊宗教中的遗迹》（M.P.Nilsson,Minoan-Mycenaean Religion and its Survival in Greek Religion），伦德1950年第2版（修订），第485—488页。）。尼耳森力图证明希腊王权的神权色彩，但须注意的是，迈锡尼人的君主制度已随着宫殿的崩溃而消亡。雅典的“王者执政官”（archon basileus）已和迈锡尼时代的wanax大不相同，因而无法证明迈锡尼人君主曾实行神权政治。历史时期的神庙建在史前宫殿废墟上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人们很自然地选择城市最高处的卫城城堡建庙。
关于迈锡尼人君主神圣性，维伯斯特曾举出下列证据：wanax有特权占用神圣的temenos土地，这种土地在希腊语中只表示神的土地； 荷马史诗中的希腊王公常被冠以“宙斯所生”、“宙斯所养”、“宙斯所爱”、“阿瑞斯所爱”、“阿瑞斯的仆人”等称号，这类称呼也是东方神权君主所惯用的；Wanxa 是荷马专门留给最高统治者阿伽门农的尊号。他认为这些称号是借助迈锡尼时代的史诗流传下来的（注：维伯斯特：《从迈锡尼到荷马》（T.B.L.Webster,From Mycenae to Homer），伦敦1958年版，第11、105—109页。）。
希腊著名学者马林那托斯将古希腊王权的神圣性纳入东地中海文化圈中进行考察，认为该地区的各种文化观念是交互影响的。他指出，荷马把英雄们称作宙斯之子无丝毫侮辱之意。后来希腊人发生误解，把宙斯当作揶揄的对象。其实，古昔的君主们作为法律和秩序的创立者、战争胜利者和疆土所有者，被认为是神性的，如苏美尔和埃及的例证，希腊也不例外。迈锡尼人“国王们通常有神性祖先，常被当作至高神的后裔，‘宙斯所生’的惯常称号可以为证。他们由此获得制订、阐释法律和判决的权威”。英雄们作为神的直系后裔，有特权与神定期交流，这种交流与周期性天气现象有关。宙斯寻花问柳是有选择的，只同王室公主有染，且常化身动物，后者反映了爱琴人的神明显灵观。神人交媾诞生了“以智慧和公义著称的国王们”。这种观念的最初含义是：“宙斯通常是诸王之父，有如巴比伦的恩利尔和埃及的阿蒙—拉。”（注：马林那托斯：《宙斯所生的巴赛勒斯们》（S.N.Marinatos,“△ιογενεισ Βασιληεσ”），米伦那斯主编：《献给大卫·摩尔·罗宾逊的论文集》（G.E.Mylonas,ed.,Studies Presented to David Moore Robinson）第1卷，圣路易斯1951年版，第126—134页。）
彼德·沃尔科特发展了马氏观点。他断言：线文B泥版、考古、荷马诗歌和希腊神话都强烈表明，迈锡尼人的国王被认为是现世的神。但他的主要论据仍然是神话，尤其是赫拉克勒斯的诞生故事，并同埃及例证比较。他的结论有二：1.迈锡尼人国王终生享有神明般至尊的地位；2.迈锡尼人的神王观念源自埃及，埃及法老是神王的典型。在古埃及人看来，法老不仅像神，而且就是神之子，现世的神。据说阿蒙神常假扮法老模样与王后同寝，使她怀孕生下王位继承人。18王朝的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和阿蒙霍特普三世就有这类神奇出生故事，并被绘于神庙墙壁上。18王朝是爱琴地区与埃及交往密切的时期，法老系阿蒙神之子的神奇故事对迈锡尼人的神王观念必定有直接影响。宙斯常变成动物与凡间公主交媾，还假扮阿尔克墨涅公主的丈夫模样与公主幽会，生下英雄赫拉克勒斯，这显然是埃及法老出生故事的翻版（注：沃尔科特：《迈锡尼人国王的神性》（P.Walcot,“The Divinity of the Mycenaean King”），《爱琴、安纳托利亚和迈锡尼研究》第2期（1967），第53—62页。）。
考古证据，如宫殿和象征王权的各种器物，都不同程度地暗示了国王的宗教作用。派罗斯麦伽伦大厅宝座旁的神兽格里芬与狮子壁画烘托出一种超自然气氛，暗示宝座上的君王非同凡俗；表现祭礼队伍、祭祀和圣餐的壁画则显示出他的宗教职能。帕莱玛断言wanax“主要是一位宗教人物”，其职能是“履行仪式以确保神明对国民的恩惠”（注：帕莱玛：《迈锡尼时代wanax的性质：非印欧起源和祭司职能》，《爱琴》第11期（1995），第130—131页。）。 从泥版内容看， 主持宗教祭献和圣餐仪式是国王的主要职能。Un718泥版记录国王Ekhelawon出席某圣餐仪式，并与大将军和村镇一起向波赛冬神奉献祭品，其中仅有的一头公牛是国王奉献的。史诗《奥德赛》也曾描述老国王涅斯托尔与派罗斯人在海边向波赛冬祭献公牛并举行圣餐的情景（注：荷马：《奥德赛》（Homer,Odyssey），iii.1—344.）。派罗斯的麦伽伦大厅也有类似主题：前厅壁画表现祭礼队伍，男女祭司们手持礼器和供品列队行进。队伍中有一头超大公牛，公牛前面的男祭司明显比周围人高大，很可能就是国王本人。大厅内壁画则表现露天圣餐仪式：用餐者坐在桌旁，一位乐师坐在岩石上用里拉伴奏，还有那头行将就戮的公牛。
派罗斯Fr系列泥版为油祭品清单，其中“国王”（wa-na-ka-te）也被列入受祭者行列。帕尔墨认为，受祭名单上的“国王”不是派罗斯君主，而是对波赛冬神的尊称。按近东习惯，信徒们不直呼神名而代称为“主”。查德威克也持相似看法（注：帕尔墨：《迈锡尼希腊语文本的解释》，第249—50页；查德威克：《迈锡尼人的世界》，第97页。）。也有学者猜测，泥版中接受油供品的“国王”就是派罗斯君主本人（注：参见胡克尔：《线文B文本中的wanax》（J.T.Hooker,“The Wanax in Linear B Texts”），《卡德谟斯》（Kadmos）第18期（1979），第100—111页。）。果真如此，国王俨然成了受供奉的神，或以波赛冬神的俗世代理人接受祭品。
对迈锡尼人神圣王权持异议者不乏其人。 德国学者罗斯认为希腊存在神性君主的证据不足（注：罗斯：《希腊神王的证据》（H.J.Rose,“The Evidence for Divine Kings in Greece”），1955年第8届国际宗教史大会论文集《神圣王权》（The Sacral Kingship），雷登1959年版，第371—378页。）。卡罗尔·托马斯也指出：泥版和考古证据都不能说明国王活着或死去后被看作是神。wanax可能被认为得到神的保护和帮助；可能有王室祭礼；国王入葬伴有精致仪式和贵重陪葬品，但这些条件都不能说明王权的神性。正如通常的印欧社会那样，国王很可能充当祭司，或许是其臣民的主要祭司，但他不是神，迈锡尼人的国家也不是神权政治。但她对wanax担任最高主祭司职位表示质疑。 她承认克里特宗教对迈锡尼人的影响，但国王仅主持传统的迈锡尼人宗教仪式，而从克里特引进的新祭礼则由其他男女祭司履行。迈锡尼人国王具有宗教职能，但不是神，也不掌管宗教事务的细节（注：托马斯：《迈锡尼人王权的性质》，《爱琴、安纳托利亚和迈锡尼研究》第17期（1976），第109—113页。）。
迈锡尼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王权观念是个重要课题，涉及早期国家形成的诸多理论，其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但因史料自身的局限，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假说阶段，很难有结论性的东西，很多观点尚待核实。我们的大概印象是：迈锡尼时代的王权迥异于荷马的王权，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君主政体，类似同代近东国家的政权模式，使用一套繁复而成熟的宫殿行政管理制度，对国家经济实施高度集中的控制。迈锡尼人君主wanax位于社会等级的至尊地位，享有特权， 掌握世俗和宗教的双重权力，但具体职能不详，是否享有神性也无定论。王权观念和制度形成于“原始宫殿时期”，克里特的影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具体形成原因和过程尚待深入探讨。今天，我们对迈锡尼社会的认识已比半个世纪前深化了很多，随着考古、语言学和荷马研究的进展，这种认识会更趋清晰，更接近于历史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