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价值取向因素
刘会清/王晖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5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通辽)2005年01期第20～24页
【作者简介】刘会清，烟台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山东 烟台 264005）
【关 键 词】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价值取向
对外经济援助不是无偿的赠与和施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此， 对外经济援助应该是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利益互动。研究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我们既要看到利益因素是制约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主导原则，我们又要把推行对外经济援助政策主体的主观因素与受援地区客体的客观效果有机结合起来。
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缘起与价值取向基础
在冷战时期， 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一直针对支持在苏联对外扩张活动中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第三世界国家；冷战之后，美国调整了从前的政策。新的援外计划规定了四项目标：实现持久发展、加强民主、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通过贸易和投资促进增长。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毫不掩饰地说，今天美国再无需“在为对付苏联而进行的地缘战略斗争中浪费它的美元了”。[1]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它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概念界定
班菲尔德（Banfield ）教授认为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主要是以技术援助和资本赠与及借贷为主，其主要目的是在不发达国家开展非军事性的援助，并且在过去的十年中对外经济援助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2]从1946年到1968年， 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外经济援助的主体力量是美国，在美国对外援助的总额中，以经济援助为主体的官方发展援助始终是主导力量，经济援助约为军事援助的3倍。
所谓经济援助就是不发达国家从正常商业渠道无法取得的， 而是由官方移交给它们的资本、商品以及各种劳务。因此，经济援助主要涉及的内容为：官方的中期和长期贷款、官方的赠与、允许以受援国货币偿还的贷款、以当地货币为偿付手段的商品销售、直接以受援国商品输出为清偿手段的信贷，以及由国家提供经费的技术援助。在西方学术界，由于思维、视角的不同，对对外经济援助的概念界定的标准也就各有千秋，目前西方学术界对“对外援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援助。罗伯特·沃尔特斯认为：“如果从受援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受到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对外经济援助就是指“通过各种渠道，将一个国家的资源（包括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移交给另一个国家”的行为。根据这个定义，官方和私人资源的移交不论其条件如何，都属于援助之列。[3]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始于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美国援助的并不是整个欧洲国家，而是特指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并不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范围之内。美国对日本和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的援助不是无偿的，而是带有浓郁“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援助日本与台湾，并使它们力量强大起来，从而在东亚与东南亚形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与“遏制”。集中体现战后初期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官方文件主要有：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1949年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1950年的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法》以及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多数学者把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看作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基于在“第四点计划”的内容里，美国第一次在对外援助政策中提出发展问题，并提出了长期性的政策和策略，同时第一次把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区别开来。随着二战的结束和欧洲的复兴，以及美国国内价值取向因素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影响，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二）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演变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在战后初期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同时它又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伴生物。无论是战时对欧洲和东亚的战略援助，还是战后对希腊、土耳其的援助、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1949年1月20日， 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称“用我们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以及工业发展的优势，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改善与发展。”[4]），这些措施都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不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逐渐走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发展道路。1961年，肯尼迪总统号召在西半球成立一个新的进步同盟，用以满足人民对于住宅、工作和土地、健康和学校的基本需求，[5] 因而这个计划被称为是“全新的计划”。60年代，美国开展对外经济援助的法律基础主要是1961年美国对外援助法和“皮尔森报告”。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它是一个相对简洁的法律文件，与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词中所表达的政治、经济原则相一致。1961年的对外援助法是在历史的“新阶段”为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计划提供“新方向、新精神和新目标”的尝试。[6] 它是美国后来开展对外经济援助的法律基础，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开始走向制度化的发展道路。
随着美国国内“民权运动”的发展，70年代，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开始转型， 突出特点表现为援助是为了满足“基本人类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5 个领域：食品和营养、计划生育和健康、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有选择的发展项目以及有选择的国家和组织。[7]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开始关注人类的发展， 进而演变成为对基本人权的关注，基于上述原则卡特总统进而提出了“人权外交”，当然70年代初期与70年代末的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还是存在不同特点，但是总的特点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与以前相比，战略色彩尽管依然存在，但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逐渐开始向经济、政治关注的方向转型。
80年代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开始为它的外援拨款规定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强迫购买援助国产品的规定，更包括受援方必须要走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道路等要求。80年代的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所附带的条件大多数都是经济领域的内容，特别是强调外援和自由市场经济挂钩，通过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来发展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提供对外经济援助而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为了发展经济，为了能够得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资金，受援方被迫接受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附加经济条件，被迫进行经济改革。80年代的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与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外援“新方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它却抛弃了卡特政府的人道主义说教，因而对外经济援助政策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建立在受援国自愿的基础之上，而是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霸主地位。从总体上而言，80年代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对受援方的干预逐渐走向隐蔽，这种转变带有很大的欺骗性。
与80年代相比，90 年代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突出特点是对外经济援助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条件”。冷战结束以后，对外经济援助的经济条件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条件——即援助国将民主、人权、法治和“良治”等作为提供发展援助的先决条件。斯多克指出，数十年的实践表明，对外经济援助并没有实现它“造福世界人民”的初衷，而是“通过压力（指以停止对外经济援助拨款为压力），使受援国接受本来是不会接受的条件”。[8]从民族国家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利益、安全战略一直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价值取向基础。尽管意识形态因素也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制约因素之一，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意识形态因素则表现的不是十分稳定。纵观美国的外援史，对外经济援助一直是美国政府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
二、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价值取向因素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包含着对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的追求， 它意味着政策制定者运用秘密交易、威胁、武力等与“实力政治”有关的手段来成功地促进它们所界定的国家利益。但是这种非道德的和实用主义的行为与美国人清白无罪、乐善好施和例外论的概念是不一致的。正如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所说的那样，在1947年要赢得公众支持向希腊、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唯一的途径就是用共产主义对自由、民主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来“竭力吓唬美国人”。威廉·富布赖特曾指出：“我们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依恋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并笃信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是当你查看一下外交政策，就会发现政治领袖们的慷慨陈词，坦诚地讨论理想，却很少描述它们的真实政策，而更常见的印象是模糊它们的真实政策。我们通常是在掩饰我们的激烈争夺和私利。”[9]因此， 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价值取向因素：
（一）意识形态因素
纵观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外援助，我们不难发现， 美苏双方不仅仅把对外援助当成一种外交手段、一种外交行为，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思想，通过对外援助双方在受援地区推行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价值观。
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对抗是当时国际局势的主流，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就是针对这个主流形势而制定的。从总体上而言，美苏双方对战后的雅尔塔体系还是比较满意的，因此避免了发生大规模国际冲突的可能。双方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以发展各自的军备力量、向第三国提供对外经济援助为依托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则尤为突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面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他提出了“输出革命保卫苏联”的理论。同样在20世纪40—50年代，无论何种制度的国家的人们对“共产主义”都满怀憧憬，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归功于苏联将士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英勇战斗，另一反面也得益于各国左派组织的大力宣传以及苏联以“对外援助”为依托而向国外“输出革命思想”。为了应对苏联，美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美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制定了不同对外经济援助政策。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对外援助集中在西欧，以马歇尔计划为代表。 这主要是由于战后初期美苏双方都极力争夺欧洲的结果，毕竟欧洲是资本主义（有人把它称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只有使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才能做到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坍塌，同时这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美国对东亚、东南亚、西亚等亚洲地区的援助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当然我们要了解美国对欧洲的援助和对亚洲的援助存在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差异，而是美国对这两个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当然这并不违背美国对外战略的主旨。欧洲是美国经济、军事盟友和美国文化能够认同的地区，并且欧洲的工业基础要优于亚洲。美国对亚洲的援助明显体现了它输出以“自由、民主”为先锋的“自由制度”的思想。亚洲存在着“东亚封贡体系”和“伊斯兰世界”两种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美国力图通过对外援助这种方式，利用美国强大的“软权力”来重新塑造亚洲。这一意图在后冷战时期表现的更为突出。
（二）文化因素
分析美国国内价值取向因素，我们必须从文化入手。 在美国所谓的主流文化——“瓦斯普”（WASP）价值观，实际上就是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中的基督教新教徒所信奉的宗教价值观。作为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新教神学，源于北美殖民时期加尔文教派的信仰，其教义是“上帝选择”和“命运注定”，即清教教义——预定论的使命观，这在美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它是美国外交领域内各种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无论大陆扩张时期的“天定命运”说、海外扩张时期的“新天定命运”论，还是冷战时期的“承担义务”论，还是冷战后的“领导使命”论，都没有偏离这种宗教情结，当然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也没有偏离这一轨道。
美国人的这种宗教情结可以说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诚如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所指出的，美国的“使命神话起源于我们清教徒祖先，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根据这种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10]正是由于这种基督教情结，导致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有一种传教士精神，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上帝赐予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上帝为人类在人间塑造的“基督之城”（The City of Christ），并力图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自然也就担当起这个重任。
（三）思维方式的变化
二战也改变了美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 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是美国人思维方式最大的变化。通过提供对外经济援助，充分体现了美国世界角色的大度风范，体现了美国人道主义与自我利益的有机结合。正是由于美国人抛弃了孤立主义而接受了国际主义，在二战中美国才采取了“全球作战计划”，并且积极努力、多方斡旋为建立战后持久的、和平的国际秩序而努力。在战争早期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想提供外援的初衷远不是处于反共产主义的心理情绪。美国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为战后重建工作提供援助。特别是由于欧洲生活和工作状况的不断恶化，真正地使许多美国人动了恻隐之心。当问美国人如何看待马歇尔计划时，高达94％的人认为“我们应当帮助挨饿与生病的人”。即使当美国的奶油、糖、肉食品也非常短缺时，他们仍然愿意与欧洲贫困的人们分享自己的食品。[11]这些事例清清楚楚地表明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人道主义动机，而这一动机的出现恰恰得益于美国人思维观念的转变，即国际主义的影响，也就是美国人开始以“全球思维视野”来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同时，这也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开始从现实主义向理想主义转变。美国人认为通过提供对外援助，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人间天国”是上帝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也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理想——分解到它的精髓——乃是由两个要素所组成：开明思想与宗教信仰。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固有的矛盾。”[12]但是这并没有过多妨碍美国开展对外经济援助，也没有更多影响美国对外援助的功效。
（四）国家利益因素
从国家利益因素角度而言，对外经济援助充分体现了美国人灵活务实的外交原则。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行为体，通过提供对外经济援助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本身并无可厚非，同时这也体现了美国以实用主义、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从哲学上而言，个人主义不等于“利己主义”，实用主义不等同于“拜金主义”，它只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哲学，又是一种政治哲学和价值体系。正如《独立宣言》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3]正是由于这种价值观的支配，美国人才具有广泛的同情心，正是由于这种同情心的驱动，美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对外发展援助。
尽管从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提供的对外经济援助日益增多， 而且多边援助机构的活动越来越积极，但是对外经济援助活动始终没有能够摆脱冷战的阴影，国家利益因素制约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发展。从1952—1983年，美国向以色列每年提供的经济援助从0.86亿美元增至7.85亿美元，共为78.89亿美元，其中贷款为21.26亿美元，赠款为57.63亿美元。1984—1986年，美对以的经济援助每年都保持在7.85亿美元的水平。[14]同时，由于阿拉伯国家是中东地区的绝大多数，美国仅靠以色列无法实现它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因此，70年代以后，美国逐渐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有意靠近美国、在中东有影响的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把它们作为支持美国中东政策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以便赢得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打击反美国家，稳住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和阵脚。在1999年10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00年财政年度对外援助法案中，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拨款是9.6亿美元， 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拨款是7.35亿美元。[15]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往往首先体现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利益。
冷战后的对外经济援助虽然摆脱了东西方对抗的阴影， 但是把对外经济援助作为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目标和谋求本国特殊利益的手段这一特征并未改变。美国对外经济援助除了表示鼓励受援国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以外，还在对外经济援助政策中突出了人权、民主、自由化等政治条件。同时重申了对外经济援助与本国利益的特殊关系。美国一方面提出了“通过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普及自由和民主”的口号，将人权等政治因素突出出来，另一方面又认为以往在开发援助方面投入的巨额预算并没有使美国在贸易上获得好处，因此开始通过对外经济援助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90年代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对外经济援助附加“政治条件”。自1989年和1990年以来，美国以民主和人权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要求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政治。
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开展对外经济援助项目的政策目标往往不止一个， 而是多个同时并存。它的立项与落实往往由多重政策目标相互叠加的合力促成。对于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目标的评价，我们在充分阐述其带有本国私利和消极面的援助动机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援助正面、积极、公益和为对方做贡献的主观动机。[16]但是美国所开展的对外经济援助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主题。《马歇尔计划》和《东南欧稳定公约》等一系列文件，都是以安全为主要出发点继而提供对外经济援助。由于这个功能，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就扮演了国家外交政策工具的角色，成为“一个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17]
综上所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冷战战略、全球战略、 安全战略的需要，其实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从总体上而言，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但是在客观上对受援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5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通辽)2005年01期第20～24页
【作者简介】刘会清，烟台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山东 烟台 264005）
| 【内容提要】 | 对外经济援助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马歇尔计划的推行，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援助，当然在不同时期，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具有不同的特点。意识形态因素、文化因素、思维方式的变化以及国家利益因素是影响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的价值取向因素。 |
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缘起与价值取向基础
在冷战时期， 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一直针对支持在苏联对外扩张活动中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第三世界国家；冷战之后，美国调整了从前的政策。新的援外计划规定了四项目标：实现持久发展、加强民主、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通过贸易和投资促进增长。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毫不掩饰地说，今天美国再无需“在为对付苏联而进行的地缘战略斗争中浪费它的美元了”。[1]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它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概念界定
班菲尔德（Banfield ）教授认为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主要是以技术援助和资本赠与及借贷为主，其主要目的是在不发达国家开展非军事性的援助，并且在过去的十年中对外经济援助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2]从1946年到1968年， 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外经济援助的主体力量是美国，在美国对外援助的总额中，以经济援助为主体的官方发展援助始终是主导力量，经济援助约为军事援助的3倍。
所谓经济援助就是不发达国家从正常商业渠道无法取得的， 而是由官方移交给它们的资本、商品以及各种劳务。因此，经济援助主要涉及的内容为：官方的中期和长期贷款、官方的赠与、允许以受援国货币偿还的贷款、以当地货币为偿付手段的商品销售、直接以受援国商品输出为清偿手段的信贷，以及由国家提供经费的技术援助。在西方学术界，由于思维、视角的不同，对对外经济援助的概念界定的标准也就各有千秋，目前西方学术界对“对外援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援助。罗伯特·沃尔特斯认为：“如果从受援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受到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对外经济援助就是指“通过各种渠道，将一个国家的资源（包括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移交给另一个国家”的行为。根据这个定义，官方和私人资源的移交不论其条件如何，都属于援助之列。[3]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始于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美国援助的并不是整个欧洲国家，而是特指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并不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范围之内。美国对日本和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的援助不是无偿的，而是带有浓郁“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援助日本与台湾，并使它们力量强大起来，从而在东亚与东南亚形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与“遏制”。集中体现战后初期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官方文件主要有：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1949年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1950年的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法》以及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多数学者把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看作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基于在“第四点计划”的内容里，美国第一次在对外援助政策中提出发展问题，并提出了长期性的政策和策略，同时第一次把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区别开来。随着二战的结束和欧洲的复兴，以及美国国内价值取向因素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影响，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二）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演变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在战后初期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同时它又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伴生物。无论是战时对欧洲和东亚的战略援助，还是战后对希腊、土耳其的援助、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1949年1月20日， 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称“用我们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以及工业发展的优势，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改善与发展。”[4]），这些措施都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不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逐渐走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发展道路。1961年，肯尼迪总统号召在西半球成立一个新的进步同盟，用以满足人民对于住宅、工作和土地、健康和学校的基本需求，[5] 因而这个计划被称为是“全新的计划”。60年代，美国开展对外经济援助的法律基础主要是1961年美国对外援助法和“皮尔森报告”。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它是一个相对简洁的法律文件，与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词中所表达的政治、经济原则相一致。1961年的对外援助法是在历史的“新阶段”为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计划提供“新方向、新精神和新目标”的尝试。[6] 它是美国后来开展对外经济援助的法律基础，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开始走向制度化的发展道路。
随着美国国内“民权运动”的发展，70年代，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开始转型， 突出特点表现为援助是为了满足“基本人类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5 个领域：食品和营养、计划生育和健康、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有选择的发展项目以及有选择的国家和组织。[7]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开始关注人类的发展， 进而演变成为对基本人权的关注，基于上述原则卡特总统进而提出了“人权外交”，当然70年代初期与70年代末的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还是存在不同特点，但是总的特点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与以前相比，战略色彩尽管依然存在，但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逐渐开始向经济、政治关注的方向转型。
80年代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开始为它的外援拨款规定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强迫购买援助国产品的规定，更包括受援方必须要走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道路等要求。80年代的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所附带的条件大多数都是经济领域的内容，特别是强调外援和自由市场经济挂钩，通过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来发展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提供对外经济援助而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为了发展经济，为了能够得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资金，受援方被迫接受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附加经济条件，被迫进行经济改革。80年代的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与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外援“新方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它却抛弃了卡特政府的人道主义说教，因而对外经济援助政策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建立在受援国自愿的基础之上，而是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霸主地位。从总体上而言，80年代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对受援方的干预逐渐走向隐蔽，这种转变带有很大的欺骗性。
与80年代相比，90 年代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突出特点是对外经济援助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条件”。冷战结束以后，对外经济援助的经济条件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条件——即援助国将民主、人权、法治和“良治”等作为提供发展援助的先决条件。斯多克指出，数十年的实践表明，对外经济援助并没有实现它“造福世界人民”的初衷，而是“通过压力（指以停止对外经济援助拨款为压力），使受援国接受本来是不会接受的条件”。[8]从民族国家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利益、安全战略一直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价值取向基础。尽管意识形态因素也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制约因素之一，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意识形态因素则表现的不是十分稳定。纵观美国的外援史，对外经济援助一直是美国政府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
二、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价值取向因素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包含着对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的追求， 它意味着政策制定者运用秘密交易、威胁、武力等与“实力政治”有关的手段来成功地促进它们所界定的国家利益。但是这种非道德的和实用主义的行为与美国人清白无罪、乐善好施和例外论的概念是不一致的。正如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所说的那样，在1947年要赢得公众支持向希腊、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唯一的途径就是用共产主义对自由、民主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来“竭力吓唬美国人”。威廉·富布赖特曾指出：“我们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依恋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并笃信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是当你查看一下外交政策，就会发现政治领袖们的慷慨陈词，坦诚地讨论理想，却很少描述它们的真实政策，而更常见的印象是模糊它们的真实政策。我们通常是在掩饰我们的激烈争夺和私利。”[9]因此， 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价值取向因素：
（一）意识形态因素
纵观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外援助，我们不难发现， 美苏双方不仅仅把对外援助当成一种外交手段、一种外交行为，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思想，通过对外援助双方在受援地区推行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价值观。
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对抗是当时国际局势的主流，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就是针对这个主流形势而制定的。从总体上而言，美苏双方对战后的雅尔塔体系还是比较满意的，因此避免了发生大规模国际冲突的可能。双方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以发展各自的军备力量、向第三国提供对外经济援助为依托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则尤为突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面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他提出了“输出革命保卫苏联”的理论。同样在20世纪40—50年代，无论何种制度的国家的人们对“共产主义”都满怀憧憬，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归功于苏联将士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英勇战斗，另一反面也得益于各国左派组织的大力宣传以及苏联以“对外援助”为依托而向国外“输出革命思想”。为了应对苏联，美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美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制定了不同对外经济援助政策。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对外援助集中在西欧，以马歇尔计划为代表。 这主要是由于战后初期美苏双方都极力争夺欧洲的结果，毕竟欧洲是资本主义（有人把它称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只有使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才能做到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坍塌，同时这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美国对东亚、东南亚、西亚等亚洲地区的援助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当然我们要了解美国对欧洲的援助和对亚洲的援助存在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差异，而是美国对这两个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当然这并不违背美国对外战略的主旨。欧洲是美国经济、军事盟友和美国文化能够认同的地区，并且欧洲的工业基础要优于亚洲。美国对亚洲的援助明显体现了它输出以“自由、民主”为先锋的“自由制度”的思想。亚洲存在着“东亚封贡体系”和“伊斯兰世界”两种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美国力图通过对外援助这种方式，利用美国强大的“软权力”来重新塑造亚洲。这一意图在后冷战时期表现的更为突出。
（二）文化因素
分析美国国内价值取向因素，我们必须从文化入手。 在美国所谓的主流文化——“瓦斯普”（WASP）价值观，实际上就是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中的基督教新教徒所信奉的宗教价值观。作为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新教神学，源于北美殖民时期加尔文教派的信仰，其教义是“上帝选择”和“命运注定”，即清教教义——预定论的使命观，这在美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它是美国外交领域内各种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无论大陆扩张时期的“天定命运”说、海外扩张时期的“新天定命运”论，还是冷战时期的“承担义务”论，还是冷战后的“领导使命”论，都没有偏离这种宗教情结，当然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也没有偏离这一轨道。
美国人的这种宗教情结可以说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诚如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所指出的，美国的“使命神话起源于我们清教徒祖先，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根据这种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10]正是由于这种基督教情结，导致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有一种传教士精神，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上帝赐予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上帝为人类在人间塑造的“基督之城”（The City of Christ），并力图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自然也就担当起这个重任。
（三）思维方式的变化
二战也改变了美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 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是美国人思维方式最大的变化。通过提供对外经济援助，充分体现了美国世界角色的大度风范，体现了美国人道主义与自我利益的有机结合。正是由于美国人抛弃了孤立主义而接受了国际主义，在二战中美国才采取了“全球作战计划”，并且积极努力、多方斡旋为建立战后持久的、和平的国际秩序而努力。在战争早期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想提供外援的初衷远不是处于反共产主义的心理情绪。美国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为战后重建工作提供援助。特别是由于欧洲生活和工作状况的不断恶化，真正地使许多美国人动了恻隐之心。当问美国人如何看待马歇尔计划时，高达94％的人认为“我们应当帮助挨饿与生病的人”。即使当美国的奶油、糖、肉食品也非常短缺时，他们仍然愿意与欧洲贫困的人们分享自己的食品。[11]这些事例清清楚楚地表明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人道主义动机，而这一动机的出现恰恰得益于美国人思维观念的转变，即国际主义的影响，也就是美国人开始以“全球思维视野”来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同时，这也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开始从现实主义向理想主义转变。美国人认为通过提供对外援助，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人间天国”是上帝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也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理想——分解到它的精髓——乃是由两个要素所组成：开明思想与宗教信仰。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固有的矛盾。”[12]但是这并没有过多妨碍美国开展对外经济援助，也没有更多影响美国对外援助的功效。
（四）国家利益因素
从国家利益因素角度而言，对外经济援助充分体现了美国人灵活务实的外交原则。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行为体，通过提供对外经济援助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本身并无可厚非，同时这也体现了美国以实用主义、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从哲学上而言，个人主义不等于“利己主义”，实用主义不等同于“拜金主义”，它只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哲学，又是一种政治哲学和价值体系。正如《独立宣言》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3]正是由于这种价值观的支配，美国人才具有广泛的同情心，正是由于这种同情心的驱动，美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对外发展援助。
尽管从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提供的对外经济援助日益增多， 而且多边援助机构的活动越来越积极，但是对外经济援助活动始终没有能够摆脱冷战的阴影，国家利益因素制约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发展。从1952—1983年，美国向以色列每年提供的经济援助从0.86亿美元增至7.85亿美元，共为78.89亿美元，其中贷款为21.26亿美元，赠款为57.63亿美元。1984—1986年，美对以的经济援助每年都保持在7.85亿美元的水平。[14]同时，由于阿拉伯国家是中东地区的绝大多数，美国仅靠以色列无法实现它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因此，70年代以后，美国逐渐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有意靠近美国、在中东有影响的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把它们作为支持美国中东政策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以便赢得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打击反美国家，稳住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和阵脚。在1999年10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00年财政年度对外援助法案中，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拨款是9.6亿美元， 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拨款是7.35亿美元。[15]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往往首先体现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利益。
冷战后的对外经济援助虽然摆脱了东西方对抗的阴影， 但是把对外经济援助作为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目标和谋求本国特殊利益的手段这一特征并未改变。美国对外经济援助除了表示鼓励受援国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以外，还在对外经济援助政策中突出了人权、民主、自由化等政治条件。同时重申了对外经济援助与本国利益的特殊关系。美国一方面提出了“通过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普及自由和民主”的口号，将人权等政治因素突出出来，另一方面又认为以往在开发援助方面投入的巨额预算并没有使美国在贸易上获得好处，因此开始通过对外经济援助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90年代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对外经济援助附加“政治条件”。自1989年和1990年以来，美国以民主和人权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要求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政治。
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开展对外经济援助项目的政策目标往往不止一个， 而是多个同时并存。它的立项与落实往往由多重政策目标相互叠加的合力促成。对于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目标的评价，我们在充分阐述其带有本国私利和消极面的援助动机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援助正面、积极、公益和为对方做贡献的主观动机。[16]但是美国所开展的对外经济援助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主题。《马歇尔计划》和《东南欧稳定公约》等一系列文件，都是以安全为主要出发点继而提供对外经济援助。由于这个功能，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就扮演了国家外交政策工具的角色，成为“一个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17]
综上所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冷战战略、全球战略、 安全战略的需要，其实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从总体上而言，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但是在客观上对受援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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