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列宁在1923
郑异凡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5期
【原文出处】《南方周末》(广州)2005年0324期第D（29）页
【作者简介】郑异凡，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1922年3—4月，俄共召开第11次代表大会， 会后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总书记是新设的职位，主要领导书记处，处理党的日常事务，不具有以后党的第一把手的地位。过去都说斯大林是列宁提名推荐的，这不符合事实，但至少列宁是同意的。当时有人对斯大林兼职过多有意见，列宁还特意替他辩护。应当说，这时候列宁对斯大林是信任的。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越来越频繁地被迫中断工作去疗养。由于列宁不能视事，党和国家某些事务处理失当，引起列宁的不安。主要有三件事：一件是在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上，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即让乌克兰等各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否定了这一方案，主张“再建一层新楼”，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独立共和国一律加入新成立的联盟。第二件事也与“自治化”有关。当时几个主要共和国都对斯大林的方案持程度不同的反对态度，尤其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坚决反对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为此受到斯大林等的打击迫害。列宁在了解情况之后，表示支持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批评斯大林的做法。第三件事是党内多数领导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并且在十月中央全会上作出相应的决定。而列宁认为，放松垄断会造成猖狂的走私活动，不利于国家的经济。这三件事都直接涉及斯大林本人的态度和处理能力，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从9月底恢复工作之后，列宁集中全部注意力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最后的文章
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宁健康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经过争取，从23日起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这些信件是给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的，其实不然，是写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后来通常叫做“列宁遗嘱”或者“列宁政治遗嘱”。
此后列宁经过认真的思考，对12月24日口授的信作了重要补充。12月24日的信是专门谈他的战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谈及3组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既谈到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但对任何一人都没有责备之意。关于斯大林，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没有由此作出直接的结论。这以后的几天，列宁继续口授信件，议论了改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民族问题等等。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体的补充，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信中写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
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交代完党内事务之后，列宁开始口授文章。由于规定的医疗制度禁止列宁写文章，所以列宁把口授的东西叫做“日记”——因为没有禁止他写日记。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文章开头第一篇就叫做《日记摘录》。接着，口授了《论合作社》，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列宁都要求发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讨论时就不同意发表，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刊有列宁此文的《真理报》，敷衍列宁。当然此计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载时还是对文章做了处理。文中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在当时发表的《真理报》上删去了涉及总书记的字样。以后《列宁全集》俄文第1、2、3、4版均按照《真理报》的文本处理，直到1964年出的俄文第5版才恢复原貌！
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除口授文章外，这段时间列宁最关心的问题是民族问题，具体说，就是格鲁吉亚问题。由于反对让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斯大林“自治化”方案，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遭到迫害，有的撤职，有的调离，整个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组，甚至发展到当时主持俄共外高加索局工作的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的地步。列宁在1922年年底口授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民族问题十分重要，“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并批评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错误，认为斯大林和赴格鲁吉亚调查情况的捷尔任斯基要“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给奥尔忠尼启则以处分，“以儆效尤”。1923年1月列宁继续关注此事， 他向政治局索取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遇到拒绝。斯大林声称，未经政治局批准，不能提供材料。由于列宁的坚持，最后只好提供。列宁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对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调查，要他们写出报告来供他在12大上使用。到3月初，列宁感到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所以致信托洛茨基，要求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信中要求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说“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列宁让秘书把全部有关案卷交给托洛茨基。次日，列宁又给受迫害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写信，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1923年3月6日深夜7日凌晨，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列宁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上述指示没有得到贯彻落实。3月14日开始发布列宁病情公报。
健康在恢复中
列宁凭借着坚强的机体和顽强的意志同疾病搏斗。5月上半月列宁病情略有好转，5月15日到乡间别墅哥尔克疗养。在这里，列宁每天做恢复语言的练习， 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但是6月23日后至7月上半月，病情再次恶化。从7月下旬起又逐步好转，睡眠和胃口恢复正常，情绪很好，开始用左手练习写字功能。他还努力锻炼恢复走路、说话、阅读的能力。先是坐轮椅，后来改由人搀扶着走路，以后不要人扶，只用手杖，自己上下楼。常常到院子和花园散步，到树林采蘑菇，甚至乘爬犁到林中打猎。8月8日，列宁请求给他报纸，从8月10日起列宁每天阅读《真理报》，后来又增加《消息报》和其他报刊。这些报纸列宁先浏览一下，划出要看的材料，然后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
8月，撤销医生的昼夜值班，9月停止了护士值班。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费尔斯特和多博罗加耶夫在9月表示相信，列宁能逐渐恢复语言功能。10月7日在县委书记训练班上通报了列宁健康状况：“今年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极为严重。这几个月为列宁同志治病的医生和党中央都很担心。但最近两个月无疑大有好转……列宁同志关心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早先已经得到医生的允许，开始读报。列宁同志独立行动和活动能力得到发展，我们希望不久能完全康复。”
最后一次回莫斯科
1923年10月18—19日，列宁最后一次回莫斯科。对这次莫斯科之行， 苏联时期的记载颇为奇怪。起初根本不提列宁曾经回莫斯科一事。后来，虽然提了，但把日期限定在10月19日，并且说一共呆了2—3小时。最后，才承认列宁在18—19日回过莫斯科。但所说的行程各不相同。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中间隐藏着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
1934年出版的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写道：
10月……有一次他坐车到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中他的房间里去看了一看。在归途中他又在那正在筹备中的农业展览会停车看了一会。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到克里姆林宫了。
1960年代出版的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是这样记述的：
1923年秋，列宁常常乘汽车出游，而10月18日则从哥尔克来到了莫斯科，来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在图书室挑走了一些书，10月19日最后一次走过莫斯科的街道，并在返回哥尔克的途中参观了1923年8月就已经开幕的农业展览会。
而按照1990年代出版的沃尔科戈诺夫《列宁》一书中的描述，行程是这样的：
10月18日下午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服务人员已经在等待他。列宁很费劲地上到自己的住所，好奇地看看自己的东西、周围环境、书籍，不久就躺下休息。第二天来到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进入空荡荡的人民委员会会议室，然后到了院子里。从自己的图书室取了一些书之后，列宁表示想游览莫斯科，去了农业展览会。但大雨妨碍了参观。回到克里姆林宫取书，然后乘车回哥尔克。
《列宁年谱》的说法是：
18日乘车到莫斯科，回住所，到人民委员会会议室、办公室。19日乘车游览克里姆林宫、莫斯科街道、农业展览会，然后返回克里姆林宫，从图书室取走一些书，然后乘车回哥尔克。
这次莫斯科之行起初列宁心情非常愉快，进城时列宁脱帽向首都致意。但是后来情绪变了。当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从B.H.马良托维奇那里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后者是通过认识的医生了解列宁莫斯科之行的某些细节的。据瓦连廷诺夫的描述，大致情况为：
列宁先到会议室，然后回住所，在那里久久地寻找他在第三次发病之前写的放在住所的什么东西。列宁有个习惯，不许任何人碰一碰他保存的任何文件。他在去哥尔克时曾要求秘书福季耶娃锁上办公室桌子抽屉的锁，不要收拾，住宅也同样如此，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谁都不许动他的札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他说，只有这样他才能迅速便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件。当列宁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发现他所规定的秩序不知被谁破坏了，在他认为可以找到东西的地方却没有他所要的东西。列宁对此非常恼怒，开始嘶哑地说话，出现痉挛。吃惊的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把他扶上汽车，送回哥尔克。此后几天他处于重病状态，已恢复的语言功能又失去了，尽管时间不长。
陪同列宁去莫斯科的玛·乌里扬诺娃对大夫说，在寻找所需要的东西以前，列宁一直很好，东西没有找到才开始激动、气愤，然后突然宣布，他的东西被盗了。他开始抽搐，完全失去了讲话的能力。
几天以后，克鲁普斯卡娅把大夫叫去，以很不满意的口气说，乌里扬诺娃告诉他的事情不准确：
弗拉基米尔有病，他会以某种歪曲的形式想象某些现象。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话不能信。我不希望传出似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什么文件、手稿、书信被盗的流言。这种流言只会带来很大的不愉快，制造完全不必要的谈资和怀疑。请把玛丽亚·伊里尼施娜告诉您的一切都忘了。她本人也请您这样做，因此不必同她谈此事。
这是一段已无从查考的轶闻。瓦连廷诺夫的记述是否纯属无稽之谈呢？ 瓦连廷诺夫提供的莫斯科之行的顺序比较符合后来公布的材料，可见他听说的情况并非无中生有。列宁文件泄密是当时确实发生过的事实。1922年12月23日起列宁口授了一批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些信列宁明确交代是绝密的，不得交给任何人看，当然也包括政治局委员。然而，这些信到12月底，已经被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看到了。关心列宁文件的人在列宁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是否会去光顾列宁的办公室，很难说。
有一个事实是，在1923年10月下旬，列宁已开始好转的病情又恶化了。1924年以后在列宁研究院工作的弗·戈·索凌，1927年1 月在《真理报》上写道：“这次行程之后好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陷入沉思和痛苦之中。”1950年代末出版的《列宁传》承认，“1923年10月下半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又有恶化的症状”。可以看出，莫斯科之行确实恶化了列宁的健康，或者说，莫斯科之行结束后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了。
党内争议和列宁逝世
在1923年底，还有一件事更使列宁激动不安，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党内多数派围绕“新方针”发生的争论。《列宁年谱》记载，不早于11月7日至12月，列宁浏览报纸，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的基本文件。1924年1月俄共（布）召开第13次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新方针”的争论，谴责托洛茨基主义为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会议还决定公布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第7条， 此条规定对搞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可以降为候补委员直至开除出党。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发表在《真理报》的关于俄共代表会议的报道，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谈论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
20日列宁感到身体不适，没有吃早饭，也没有出去散步，说眼睛有病。21日下午5点半，病情急剧恶化，呼吸断断续续，逐渐失去知觉。6点50分逝世。
当时在场的高级领导人只有布哈林一人，他因为感冒正在哥尔克休息。然而，几天之后，1月30 日《真理报》刊登的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俄国永志不忘的六天》中却写道：“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哥尔克逝去的伊里奇身边：布哈林、托姆斯基、加里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我。”不能给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荣誉！在1937年的2—3月中央全会上，叶若夫当着克鲁普斯卡娅的面指责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说法是撒谎！苏联的历史就是这样改写的！
从列宁的突然逝世，我们可以看到与莫斯科之行类似的时间和逻辑关系。党内争论和党的第13次代表会议就争论作出的决定，显然使列宁深感不安。第一，争论涉及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这都是列宁发病前后所关心的问题。第二，被戴上“反列宁主义”罪名的托洛茨基恰恰是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人，是列宁甚至同意与之结成“反官僚主义集团”的人。第三，关于俄共第10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的第7条，列宁当时曾经表示， 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只是一种极端措施，希望不要运用，提议不予公布。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公布这一条，极有被滥用的可能。这样看来，列宁在读报过程中“激动不安起来”，克鲁普斯卡娅要向列宁解释“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她不可能说得更清楚了），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解释显然不足以使列宁平静下来，此后病情急剧恶化而终于与世长辞，人们不难感觉到其中的内在逻辑联系。
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给还在南方苏呼米疗养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值得注意的短信：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弗·伊·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托洛茨基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2年秋天。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的悲痛时刻，认为有必要立即给开始失势的托洛茨基写这样一封表示列宁同托洛茨基一致的信，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医生多次警告不能让列宁激动，而能够使列宁激动的只有党和国家的大事，他的生命不能离开党和国家的大事，因此注定要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激动，或喜或悲。脱离党和国家的大事，列宁的生命也就无法存在。1922年7月7日列宁针对医生禁止他进行“政治性探视”写信给斯大林说：“只有傻瓜才会把事情归咎于政治性交谈。如果说我有时候烦躁不安的话，那是因为缺乏及时的熟悉情况的交谈”。而斯大林的《列宁同志在休养中》一文介绍了他同列宁的谈话，说“我们把医生们也嘲笑了一通，他们竟不了解，既允许职业政治家们会面，他们就不会不谈政治。”这对列宁的生命来说是一个悖论，从治病来说，脱离政治避免激动，他可以平静地活下去，但作为党的领袖，作为思想家，脱离政治，他又无法活下去，他是为政治而活的人。从1922年到1924年初，列宁每次发病前都有一些重大问题使他激动不安，他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英年早逝，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后人不禁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5期
【原文出处】《南方周末》(广州)2005年0324期第D（29）页
【作者简介】郑异凡，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越来越频繁地被迫中断工作去疗养。由于列宁不能视事，党和国家某些事务处理失当，引起列宁的不安。主要有三件事：一件是在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上，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即让乌克兰等各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否定了这一方案，主张“再建一层新楼”，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独立共和国一律加入新成立的联盟。第二件事也与“自治化”有关。当时几个主要共和国都对斯大林的方案持程度不同的反对态度，尤其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坚决反对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为此受到斯大林等的打击迫害。列宁在了解情况之后，表示支持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批评斯大林的做法。第三件事是党内多数领导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并且在十月中央全会上作出相应的决定。而列宁认为，放松垄断会造成猖狂的走私活动，不利于国家的经济。这三件事都直接涉及斯大林本人的态度和处理能力，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从9月底恢复工作之后，列宁集中全部注意力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最后的文章
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宁健康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经过争取，从23日起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这些信件是给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的，其实不然，是写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后来通常叫做“列宁遗嘱”或者“列宁政治遗嘱”。
此后列宁经过认真的思考，对12月24日口授的信作了重要补充。12月24日的信是专门谈他的战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谈及3组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既谈到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但对任何一人都没有责备之意。关于斯大林，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没有由此作出直接的结论。这以后的几天，列宁继续口授信件，议论了改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民族问题等等。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体的补充，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信中写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
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交代完党内事务之后，列宁开始口授文章。由于规定的医疗制度禁止列宁写文章，所以列宁把口授的东西叫做“日记”——因为没有禁止他写日记。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文章开头第一篇就叫做《日记摘录》。接着，口授了《论合作社》，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列宁都要求发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讨论时就不同意发表，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刊有列宁此文的《真理报》，敷衍列宁。当然此计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载时还是对文章做了处理。文中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在当时发表的《真理报》上删去了涉及总书记的字样。以后《列宁全集》俄文第1、2、3、4版均按照《真理报》的文本处理，直到1964年出的俄文第5版才恢复原貌！
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除口授文章外，这段时间列宁最关心的问题是民族问题，具体说，就是格鲁吉亚问题。由于反对让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斯大林“自治化”方案，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遭到迫害，有的撤职，有的调离，整个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组，甚至发展到当时主持俄共外高加索局工作的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的地步。列宁在1922年年底口授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民族问题十分重要，“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并批评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错误，认为斯大林和赴格鲁吉亚调查情况的捷尔任斯基要“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给奥尔忠尼启则以处分，“以儆效尤”。1923年1月列宁继续关注此事， 他向政治局索取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遇到拒绝。斯大林声称，未经政治局批准，不能提供材料。由于列宁的坚持，最后只好提供。列宁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对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调查，要他们写出报告来供他在12大上使用。到3月初，列宁感到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所以致信托洛茨基，要求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信中要求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说“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列宁让秘书把全部有关案卷交给托洛茨基。次日，列宁又给受迫害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写信，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1923年3月6日深夜7日凌晨，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列宁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上述指示没有得到贯彻落实。3月14日开始发布列宁病情公报。
健康在恢复中
列宁凭借着坚强的机体和顽强的意志同疾病搏斗。5月上半月列宁病情略有好转，5月15日到乡间别墅哥尔克疗养。在这里，列宁每天做恢复语言的练习， 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但是6月23日后至7月上半月，病情再次恶化。从7月下旬起又逐步好转，睡眠和胃口恢复正常，情绪很好，开始用左手练习写字功能。他还努力锻炼恢复走路、说话、阅读的能力。先是坐轮椅，后来改由人搀扶着走路，以后不要人扶，只用手杖，自己上下楼。常常到院子和花园散步，到树林采蘑菇，甚至乘爬犁到林中打猎。8月8日，列宁请求给他报纸，从8月10日起列宁每天阅读《真理报》，后来又增加《消息报》和其他报刊。这些报纸列宁先浏览一下，划出要看的材料，然后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
8月，撤销医生的昼夜值班，9月停止了护士值班。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费尔斯特和多博罗加耶夫在9月表示相信，列宁能逐渐恢复语言功能。10月7日在县委书记训练班上通报了列宁健康状况：“今年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极为严重。这几个月为列宁同志治病的医生和党中央都很担心。但最近两个月无疑大有好转……列宁同志关心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早先已经得到医生的允许，开始读报。列宁同志独立行动和活动能力得到发展，我们希望不久能完全康复。”
最后一次回莫斯科
1923年10月18—19日，列宁最后一次回莫斯科。对这次莫斯科之行， 苏联时期的记载颇为奇怪。起初根本不提列宁曾经回莫斯科一事。后来，虽然提了，但把日期限定在10月19日，并且说一共呆了2—3小时。最后，才承认列宁在18—19日回过莫斯科。但所说的行程各不相同。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中间隐藏着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
1934年出版的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写道：
10月……有一次他坐车到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中他的房间里去看了一看。在归途中他又在那正在筹备中的农业展览会停车看了一会。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到克里姆林宫了。
1960年代出版的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是这样记述的：
1923年秋，列宁常常乘汽车出游，而10月18日则从哥尔克来到了莫斯科，来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在图书室挑走了一些书，10月19日最后一次走过莫斯科的街道，并在返回哥尔克的途中参观了1923年8月就已经开幕的农业展览会。
而按照1990年代出版的沃尔科戈诺夫《列宁》一书中的描述，行程是这样的：
10月18日下午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服务人员已经在等待他。列宁很费劲地上到自己的住所，好奇地看看自己的东西、周围环境、书籍，不久就躺下休息。第二天来到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进入空荡荡的人民委员会会议室，然后到了院子里。从自己的图书室取了一些书之后，列宁表示想游览莫斯科，去了农业展览会。但大雨妨碍了参观。回到克里姆林宫取书，然后乘车回哥尔克。
《列宁年谱》的说法是：
18日乘车到莫斯科，回住所，到人民委员会会议室、办公室。19日乘车游览克里姆林宫、莫斯科街道、农业展览会，然后返回克里姆林宫，从图书室取走一些书，然后乘车回哥尔克。
这次莫斯科之行起初列宁心情非常愉快，进城时列宁脱帽向首都致意。但是后来情绪变了。当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从B.H.马良托维奇那里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后者是通过认识的医生了解列宁莫斯科之行的某些细节的。据瓦连廷诺夫的描述，大致情况为：
列宁先到会议室，然后回住所，在那里久久地寻找他在第三次发病之前写的放在住所的什么东西。列宁有个习惯，不许任何人碰一碰他保存的任何文件。他在去哥尔克时曾要求秘书福季耶娃锁上办公室桌子抽屉的锁，不要收拾，住宅也同样如此，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谁都不许动他的札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他说，只有这样他才能迅速便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件。当列宁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发现他所规定的秩序不知被谁破坏了，在他认为可以找到东西的地方却没有他所要的东西。列宁对此非常恼怒，开始嘶哑地说话，出现痉挛。吃惊的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把他扶上汽车，送回哥尔克。此后几天他处于重病状态，已恢复的语言功能又失去了，尽管时间不长。
陪同列宁去莫斯科的玛·乌里扬诺娃对大夫说，在寻找所需要的东西以前，列宁一直很好，东西没有找到才开始激动、气愤，然后突然宣布，他的东西被盗了。他开始抽搐，完全失去了讲话的能力。
几天以后，克鲁普斯卡娅把大夫叫去，以很不满意的口气说，乌里扬诺娃告诉他的事情不准确：
弗拉基米尔有病，他会以某种歪曲的形式想象某些现象。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话不能信。我不希望传出似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什么文件、手稿、书信被盗的流言。这种流言只会带来很大的不愉快，制造完全不必要的谈资和怀疑。请把玛丽亚·伊里尼施娜告诉您的一切都忘了。她本人也请您这样做，因此不必同她谈此事。
这是一段已无从查考的轶闻。瓦连廷诺夫的记述是否纯属无稽之谈呢？ 瓦连廷诺夫提供的莫斯科之行的顺序比较符合后来公布的材料，可见他听说的情况并非无中生有。列宁文件泄密是当时确实发生过的事实。1922年12月23日起列宁口授了一批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些信列宁明确交代是绝密的，不得交给任何人看，当然也包括政治局委员。然而，这些信到12月底，已经被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看到了。关心列宁文件的人在列宁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是否会去光顾列宁的办公室，很难说。
有一个事实是，在1923年10月下旬，列宁已开始好转的病情又恶化了。1924年以后在列宁研究院工作的弗·戈·索凌，1927年1 月在《真理报》上写道：“这次行程之后好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陷入沉思和痛苦之中。”1950年代末出版的《列宁传》承认，“1923年10月下半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又有恶化的症状”。可以看出，莫斯科之行确实恶化了列宁的健康，或者说，莫斯科之行结束后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了。
党内争议和列宁逝世
在1923年底，还有一件事更使列宁激动不安，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党内多数派围绕“新方针”发生的争论。《列宁年谱》记载，不早于11月7日至12月，列宁浏览报纸，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的基本文件。1924年1月俄共（布）召开第13次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新方针”的争论，谴责托洛茨基主义为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会议还决定公布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第7条， 此条规定对搞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可以降为候补委员直至开除出党。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发表在《真理报》的关于俄共代表会议的报道，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谈论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
20日列宁感到身体不适，没有吃早饭，也没有出去散步，说眼睛有病。21日下午5点半，病情急剧恶化，呼吸断断续续，逐渐失去知觉。6点50分逝世。
当时在场的高级领导人只有布哈林一人，他因为感冒正在哥尔克休息。然而，几天之后，1月30 日《真理报》刊登的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俄国永志不忘的六天》中却写道：“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哥尔克逝去的伊里奇身边：布哈林、托姆斯基、加里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我。”不能给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荣誉！在1937年的2—3月中央全会上，叶若夫当着克鲁普斯卡娅的面指责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说法是撒谎！苏联的历史就是这样改写的！
从列宁的突然逝世，我们可以看到与莫斯科之行类似的时间和逻辑关系。党内争论和党的第13次代表会议就争论作出的决定，显然使列宁深感不安。第一，争论涉及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这都是列宁发病前后所关心的问题。第二，被戴上“反列宁主义”罪名的托洛茨基恰恰是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人，是列宁甚至同意与之结成“反官僚主义集团”的人。第三，关于俄共第10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的第7条，列宁当时曾经表示， 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只是一种极端措施，希望不要运用，提议不予公布。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公布这一条，极有被滥用的可能。这样看来，列宁在读报过程中“激动不安起来”，克鲁普斯卡娅要向列宁解释“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她不可能说得更清楚了），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解释显然不足以使列宁平静下来，此后病情急剧恶化而终于与世长辞，人们不难感觉到其中的内在逻辑联系。
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给还在南方苏呼米疗养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值得注意的短信：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弗·伊·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托洛茨基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2年秋天。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的悲痛时刻，认为有必要立即给开始失势的托洛茨基写这样一封表示列宁同托洛茨基一致的信，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医生多次警告不能让列宁激动，而能够使列宁激动的只有党和国家的大事，他的生命不能离开党和国家的大事，因此注定要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激动，或喜或悲。脱离党和国家的大事，列宁的生命也就无法存在。1922年7月7日列宁针对医生禁止他进行“政治性探视”写信给斯大林说：“只有傻瓜才会把事情归咎于政治性交谈。如果说我有时候烦躁不安的话，那是因为缺乏及时的熟悉情况的交谈”。而斯大林的《列宁同志在休养中》一文介绍了他同列宁的谈话，说“我们把医生们也嘲笑了一通，他们竟不了解，既允许职业政治家们会面，他们就不会不谈政治。”这对列宁的生命来说是一个悖论，从治病来说，脱离政治避免激动，他可以平静地活下去，但作为党的领袖，作为思想家，脱离政治，他又无法活下去，他是为政治而活的人。从1922年到1924年初，列宁每次发病前都有一些重大问题使他激动不安，他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英年早逝，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后人不禁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