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4—15世纪英国农民生活状况的初步探讨
刘景华/张道全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5期
【原文出处】《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03期第68～72页
【作者简介】刘景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道全，湖南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关 键 词】黑死病/14、15世纪英国/农民/生活状况/贫困
关于中世纪中后期英国农民的生活状况的评估，以14世纪中叶黑死病的爆发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对黑死病爆发前几个世纪的英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学者们观点基本一致，异议不多。主要的观点是：要维持最低生活，农民必须占有的土地面积是半份份地，即二田制下为十八英亩，三田制下为十三点五英亩。12、13世纪时，占有1/2份地或更少土地的农民占农户总数的70％以上，占有土地不足1/2份地的农民达到了45％以上，就是说，刚刚能生活下去和不足维持生活的农户占到农户的大多数，无以为生的差不多占到了一半[1]。因此，黑死病前，英国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准低下，食不能果腹，衣不能遮体，居住条件恶劣。但对黑死病后的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英国农民的生活状况的评估，学者们分歧较大。侯建新为代表的部分国内学者认为15、16世纪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商品率和储蓄率大幅提高，是农民个人财富普遍积累的重要时期，农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极大改善[2]。国外部分学者也提出了一些这一时期农民生活水平改善的证据。[3]（p.182）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部分学者对这一时期英国农民的生活状况的评估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拉尔夫·A.格里菲斯说：“对于那些幸免一死的人来说，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的生活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可怜。”[4]（p.202）乔治·杜比也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民的生活标准并没有下降，而且在这段时期内，甚至还稍有提高。”不过同时他对自己的结论又提出了疑问：中世纪末期的农民是否比他们在人口过剩和领主收入兴旺发达的十三世纪吃得更好些、穿得更好些、住得也更好些呢？[5]（p.170）在肯定“构成最大群体的经济上最差的农民无论是农村劳动者或奴隶，发现他们的状况在许多方面改善了”的同时，波斯坦又认为：“我们称之为中产阶级的农民的经济状况通常是变坏了，而不是变好了，这种趋势在中世纪后期还加剧了。”[6]（p.728）有学者认为：“体力劳动者从14世纪中叶以后与贫困联系得越发紧密，‘贫民’和‘劳工’这两个术语变得可以随意互换。贫穷并不是少数人的命运，而是许多人的生活方式”。[7]（p.79—80）历史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本文试图从黑死病后英国农业经济的状况、农民的经济负担和生活态度以及偶然的突发事件等方面初步探讨这一时期英国农民的生活状况。
一
对于生逢其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来说，14和15世纪似乎是个危机四伏、骚乱衰落的时代。[4]（p.181）的确，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迄至1300年，农业的成就已经登峰造极，到14和15世纪，继扩大耕地的伟大时代而来的是一个停滞和倒退的时代。在1350年至1450年的100年间，衰退情况特别显著。农业如此，商业、采矿业和工业也是如此。[8]（p.28）十五世纪英国经历了一场明显的长期农业危机；直到十六世纪，这种状况才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有所改善[9]（p.14）。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准备的时代，是为持久的难题寻找新的答案的时代”，[6]（p.660）但对农业衰退的事实却也不否认。这一时期英国农业的衰退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人口锐减，增长乏力，长期停滞不前
“人口的增长，就是社会的健康与朝气的可靠标记。”[10]（p.183）人口的增长既是物质进步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人口的数量犹如一个灵敏的“指示器”，我们可以用它为成功和失败做出总结。[11]（p29）“衰退的中世纪经历了人口下降趋势是不容置辩的”。[6]（p.661）就英国人口的变动而言，“1348年黑死病前夕，英格兰、威尔士总人口在四、五百万之间，1377年下降到250万，1525年时英格兰总人口（不包括威尔士）仍然不足226万，这显然表明从黑死病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人口史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口增长停滞不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6世纪20年代”。“在1485年亨利七世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前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与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与法国相比，英国人口稀少，发展缓慢，社会闭塞。它治愈黑死病的侵害的速度比法国、德国、瑞典和一些意大利城市国家慢些。”[4]（p.240）
二、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不升反降
黑死病前，由于英国人口压力增大，人均土地面积减少，单位面积的劳动量投入增加，许多劳动密集型技术开发出来。大量史料表明，13、14世纪的英国，尤其是东南部等较发达地区，农民的生产技能和耕作方式足以同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先进地区并驾齐驱。正如经济史家B·坎布尔根据大量史实所作的最新估计：“在那些情况下，领主自用地和农民特有地都保持着持续的高产，而农业技术与17世纪末相比，只是在细节上不同，本质上已无区别。”[12]（p.30）但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人均产出减少，不是诺思笔下的真正的经济增长。诺思认为18世纪以后西欧才首先出现真正经济增长的局面[13]。
黑死病后，由于人口减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增加，但与此同时许多劳动密集型技术被抛弃。克拉潘认为：“在这四个世纪中（12—16世纪），农业的实际技术并没有取得多大进步”。[14]（p.113）随着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减少，单位面积产量下降。根据欧弗顿（Overton）前几年的综合估算，如果以1700年英国小麦每英亩年产量（约16.2蒲式耳）为100的话，那么1300年的指数为79（约12.4蒲式耳），1550年为57（约9.0蒲式耳），1600年为72（约11.5蒲式耳）。在温切斯特（Winchester）主教庄园上，显示出1230—1300年间单位耕地上的劳动日增加了40％，与此相伴随的是单位劳动产量下降37％。相反在1300年到1375年间，单位面积劳动投入下降22％，相伴随的是谷物产量下降37％，单位劳动产出量恢复了19％。就英国全国水平而言，直到17世纪中叶，单位面积产量才赶超14世纪初的水平。
三、土地的退化和耕地面积的缩小
土地的退化，或称之为“土壤的枯竭”，指的是土壤中贮存的肥料被耗光，土地处于枯竭的状态。土地退化与土地垦殖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在荒地的垦殖速度快于因处于枯竭状态而抛弃的土地时，耕地的总面积继续增加。但可开垦的荒地终归有限，当这种放弃进行得足够远以至最终赶上了垦殖的过程时，耕种的总面积将减少。由于垦殖自身的减慢和逐渐消失，耕地总面积减少的时刻早晚都一定会到来。对于整个英格兰来说，这个时刻在这个国家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时间到来。但是，总的说来，荒地的垦殖大都是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交替期结束。在那个时候，放弃耕种的标记在整个英格兰的乡村地图上显示出来。在14世纪末以及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乡村像英吉利海峡另一端一样，已经被曾经是耕地，但是现在又变成荒地的地点所布满。[6]（p.559）那些完全被荒弃的地方有些已被邻居吞并，但更多的变成了草场和丛林。在多数幸存的居民区，人烟杳无与无人租用的土地很常见。在那些农业最落后的地区、村镇和小村落，遭受衰退加倍严重。虽然那里人员的死亡也许并不比在农业较好地区多得很多，但人口从坏的地区向好的地区流动的可能性——这种好的地区暂时由于人口死亡土地无人耕种——使幸存者大量较贫瘠的土地荒芜了。[5]（P.142—143）在英格兰，一个又一个村社完全荒芜了（即英格兰的“湮没无闻的村庄”），可以查出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有2000个农村居住区被放弃。[5]（p.158）
四、畜牧业不容乐观
黑死病后，由于人口的急剧下降，劳动力严重缺乏。于是有学者认为，在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差的拉动下，出现了从农业经济向手工业和畜牧经济偏移的现象。部分领主改变经营方式，变耕地为牧场，从事有利可图的养羊业。即这一时期牧羊业有所发展，因而补偿了下降的种植业。这种假设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并不能认为是经过验证的事实。[6]（p.591）15、16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的规模远不如当时的道德学家以及后来某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大。据盖伊统计，从1455年—1607年，英国24个郡共圈地516676英亩，相当这些郡土地总面积的2.76％。[15]（p.90）保厄也认为“在文献中很难找到在黑死病以后畜牧业曾大规模代替耕种的痕迹”。[14]（P.171）相反地，某种证据却接近正确地证明了在大鼠疫后的一百年中，英国的羊毛产量总的说来是减少了。出口的羊毛，或者将出口的呢绒折算成羊毛，肯定是下降了。[14]（P.171）在一个维持领地牧场而减少其耕地的地产……13世纪难以逾越的牛羊群数量的极限，在15世纪很少被突破。[6]（p.591）顺便提一下13世纪的牧场和牲畜的情况。在人口的压力下，中世纪的英国人以放弃牧羊业或牧牛业为代价，而集中注意力进行庄稼的种植，这是13世纪经济布局的重要标志之一。牲畜的数量减少到用于耕种土地的最低限度。用同时代的评论家的话说，在那时，它们（指牲畜）大都是“不可避免的苦难”。[6]（p.556）由此看出，14、15世纪英国畜牧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五、农产品价格的下降
黑死病后的一百多年里，一般物价都显得特别稳定。如果将公元1300—1349年半个世纪的物价和公元1400—1449年半个世纪的物价做比较，小麦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动，黑麦价格略有降低，牛的价格则略微升高。[14]（p.166—167）但按银两计算的谷物价格却下降得相当厉害。在1300—1480年间温切斯特主教地产的小麦和工资价格表中，以1300—1319年的平均指数等于100为基数，按银两计算，1320—1339年小麦和工资分别为90、124，1340—1359年为79、133，1360—1379年为89、169，1380—1399年为65、188，1400—1419年为68、189，1420—1439年为64、189，1440—1459年为53、189，1460—1479年为47、188[6]（p.691）。以货币或银子重量表示的谷物价格的下降对谷物自身或许并不重要，只有当其他价格没有以同样比率下降时，这才会严重。很不幸的是，这正是中世纪末期农村所发生的事情。工资惊人地增长了，同时，用于农业的手工业商品的价格也惊人地增长了。
农产品价格相对的下降对拥有土地者不利。14世纪下半叶直到16世纪初的英国农村是一个中农化的时代。由于黑死病后人口锐减，少地或无地的农村劳动者或奴隶有机会占据空地来扩展他们的产业。对150个英格兰庄园的调查数据显示，土地在5英亩以上的农户和5英亩以下的农户，分别减少了10％和35％。对1300—1500年间欧洲大陆按农民占有土地规模交纳的年贡和租金所做的系统研究显示，占有土地的平均面积在增加，占有土地最少的数目在减少。[6]（p.729—730）戴尔对伍斯特郡4个庄园从13世纪～16世纪的农民占有地情况进行统计，认为中世纪晚期占有1维尔格特土地的农户占明显优势。[16]（p.300）土地的增加，使一般农户年粮食总产量有了增加。但是不可能增加很多，因为劳动力缺乏，并且当时英国城市危机、工商业发展缓慢、非农业人口比率停滞不前，缺乏市场需求。到16世纪早期，英国大约80％的农民只能生产出足够他们自己家庭消费需要的粮食，英国大约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工产品的“价格剪刀”，在黑死病以后的日子变得普遍和明显[6]（p.691），由于对市场不可避免的（有时即使是有限的）依赖，价格差也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农户必须出卖某些他们生产的物品，但是却常常要承受到价格扭曲而造成的损失。[6]（p.728）因此，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已经耗掉并继续耗掉农村的利润。
二
一般认为，英国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货币地租额大体保持不变。陶内统计了27个庄园的租金状况，证实了这一点。据他统计，在这个期间内，货币地租额增长超过10％的只有4个庄园，大多数庄园的货币地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正如菲茨赫伯特和诺顿所指出的法定的租金标准“从一开始就是既不能增加也不能降低，从始至终保持不变。[17]（p.115—118）因此，学者们对这一时期农民的负担大多持较为乐观的态度。马克垚认为：14、15世纪时封建剥削似乎有变化，有人据伍斯特主教区地产上的一些庄园统计，农民所缴的地租、各种习惯捐税、遗产税等都在下降，有的庄园上缴地租下降了50％，有的庄园上一些捐纳被取消。只有进入税一项在1470年以后有较高增长。但总的说来，农民的负担这一段大为减轻，贫农可以改善自己的消费水平，而上、中农则有赢余可扩大生产，农民的状况有所改善。[18]（p.164）
货币地租只是农民负担的一个方面。农民经济还要担负各种税赋。毫无疑问，从十四世纪起，税收是农村的更沉重的负担。[5]（p.169—170）可以这么说，14世纪、15世纪时的农民，是在传统的痛苦上又加上了特殊的苦难，而这些苦难正好和国家的活动有关。[6]（P.736）如各种沉重的直接和间接的税收以及增加的军事义务，或是服务的方式，或是强迫劳役等。农民货币紧缺，而国家的各项税收主要用货币来支付，因此，税收的负担是特别沉重的。从那个时期农民起义便可证明：1381年广泛的暴力行动是由于又一次的人头税引发的，这次每人1先令，是1377和1379年的税款的三倍。人民逃避交税，对收税官吏和进行调查的法官使用暴力，最后在1381年6月则报之以暴乱。[4]（p.204）农民暴动的领导人对军队和税吏贪得无厌的愤恨之情甚于对领主的剥削。可以这样说，在延缓农村生活标准的提高方面，农村重税所起的作用最大。[5]（p.169—170）
教会对农民的剥削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除了什一税外，还有对神父的各种捐献，宗教节日的捐助等。戴尔就提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教区活动吸收的资金增多的情况。[3]（p.182）另外，当遇上荒年饥岁和不幸事故时（而这在当时是很经常的事），农民生活困难，无法筹措货币以支付各种沉重的负担。农民只好举债，付给较富裕的农户或城市高利贷者以很高的利息，而利息成为一项经常性的负担，农民往往因此而破产。并且正在形成的现代国家越来越同这些债权人沆瀣一气，共同欺诈农民。
经济上处于危机中的领主们为招揽承租人不得不减轻一些直接的剥削外，他们往往巧立名目、想方设法加重农民的义务负担，包括那些被遗忘了的义务，他们吸尽了农民的最后一点油水。领主们首先在公地上打主意，他们把公地用来做自己的牧场，禁止农民在公地上放牧。领主和君主越来越不允许农民培植森林和利用水域，夺取他们的伐木权和最后一点捕鱼权。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种情绪构成了农民战争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农民要求恢复“旧的权利”。[9]（p.13—15）总之，这一时期英国农民就像中世纪后期一则日耳曼寓言所说，是各阶层重压下的“驴”。[6]（p.698）
三
爆发于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成为欧洲中世纪盛期和后期的一个分野。这场具有毁灭性的瘟疫，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恐惧，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许多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和变化，禁欲主义逐渐退出，人文主义逐渐兴起，人们的目光从对天国的期许中转向了对现世的关注。诗人彼特拉克在诗中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19]（p.153）
农民的经济动力消失了，他们不屑于将多余的时间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肤浅的而又疯狂的快乐、放荡的倾向、挥霍无度的风习，艳丽的奢侈品、狂饮暴食”。犯罪的有增无已、人心的轻浮、道德的松弛、……铺张浪费、游手好闲或拒绝工作，这一切都是14世纪的普遍现象。[20]（p.524—525）
农民的生活态度和习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宗教节日增多。14世纪末一个雇工每天挣4便士，理论上一年能挣4英镑，实际上他可能认为3镑就满足了他的需要， 其余的时间就作为假日休息。[3]（p.224—225）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牧师威廉·哈里森回忆，宗教改革前英国的各类节庆日有125个，其中节庆日95个，普通节日30个。加上52个固定的礼拜日，节假日总数达177个。大的节日大多分布在从圣诞节（12月25日）至施洗约翰节（6月24日）的半年中，由于这半年庆典活动频繁，历史学家将它称之为“仪节的半年”（the ritual half）。“人们在这些节假日里干了些什么？……上帝见到所有这些节日都是在酩酊大醉、装模做样、争斗、掷骰子、懒散和暴食中可耻地度过的”。
再次就是毫无节制地吃喝和酗酒。伊拉斯谟认为“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2]（p.160），这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的饮食态度。亚历山大·默雷在研究了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晚期英国人在圣诞节节期的饮食习惯之后，感叹地说：“的确，中世纪的欧洲人时常处在饿死的边缘，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旦他们吃起来，其程度又是那样地不可思议。”15世纪的一个旅行家有点夸张地指出，在英格兰“死于饮食过度的比死于饥饿痛苦的要多”。[21]（p.133）中世纪晚期酗酒成为普遍现象，因为酗酒可以使人麻醉，使他们暂时忘却对死亡的恐惧和因瘟疫袭击失去亲友的痛苦。15世纪一位劳拉派信徒说，对于普通人1桶啤酒比4部福音书带来的好处更多。
此外，英国到处充斥着以乞讨为生的流浪汉。这些人宁愿乞讨，也不愿劳动为生。14世纪末，英国庄园制度瓦解，原来的农奴通过“劳役折算制”赎买了部分封建义务，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人身解放。正如科斯敏斯基所说：“在15世纪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改用货币地租，并且赎得了自由[22]（p.433）。”人口流动变得容易了，男人和女人在不停地变换工作和到处迁移中以获得最好的收入。在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机会。但其中“一些人游手好闲，宁愿乞讨糊口，而不愿劳动谋生……”。[20]（p.532）14 世纪晚期上流社会的观察者抱怨，不断增多的徘徊于各地的劳动者与流浪和犯罪连在一起。这些人以乞讨为生，并时常强行索取、变成盗贼。困扰英国两三个世纪的“流浪汉”问题在这时产生了。当然，这一问题的出现除了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外，与当时雇工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低下关系很大。当时的雇工即便能获得较高待遇，也对沦为雇工感到厌恶。[3]（p.230—233）一个雇主眼中的雇工的形象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们还要高工资，否则便大声咒骂，哀叹自己竟成了一个雇工；他还常常诅咒国王和议会，制定那样的法律压迫劳工。”[23]（p.103）
四
人类在中世纪后期祈祷：“啊上帝，赦免我们不受饥荒、战争和瘟疫之灾吧！”战争也许是国王施加于他们子民的命运，而瘟疫则是上帝的惩罚；但饥荒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对于许多人都是寻常而又一再发生的遭遇。[5]（P.277—278）中世纪的根本特征是面对各种灾难的极端脆弱性。中世纪晚期英国天灾人祸频频发生，饥荒、瘟疫和战争三大突发事件，使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条件雪上加霜。
14、15世纪的英国战乱频频、起义不断。重大的战争和起义有：1337—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1381年农民起义、1394—1395年的远征爱尔兰、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边界战争、1400—1410年欧文·格伦道尔起义、1450年约翰·凯德起义、1455—1485的玫瑰战争。这些战乱使人们失去生命，有争议的或被占领的地区暂时或永久地、部分或全部地被抛弃。因此，战争的最大后果是对农民经济的破坏，它导致了村子荒置，屋舍被夷为平地，农田和林地被废弃。战争灾祸的另一个后果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从百年战争的初期开始，英国的预算从4万镑上升到7万镑、20万镑。[6]（p.698）国家税收成了农村的更沉重的负担。
战争还导致了两个非直接的后果：饥荒和瘟疫。必须承认，14世纪的天气条件是不利的。[20]（p.518）特别是短期的气候波动对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一个显著而深刻的影响。单一农作物谷物的普遍种植以及这一时期似乎加倍出现的恶劣季节，收成不好的年份以更大的频率接踵而来。1350—1500年间的灾年（区别灾年或丰年的最直接的手段是计算每年的收获比率和其偏离正常值的多少，收获比正常年份低15％或更多的为灾年）有33年之多，其中1400—1410年间灾年有：1400—1、1401—2、1406—1407、1408—9、1409—10。[3]（p.261—263）由于大多数农户粮食存储不足，一次收成不好就是个严重的问题，如连续两三次收成不好，对大量农民、城区居民、短工或村民来说可是一个大灾难。饥荒是不可避免的。饿死是直接结果，另外食物供应不足破坏了公众健康，为流行病做了铺垫。17世纪初，修道院院长Segni写道，在饥荒期间，“穷人中的绝大多数”生病，疾病“产生于草和恶劣的食物”。[24]（p.152）
说到瘟疫，历史学家总是提到黑死病，给一般读者的印象是1348年以前或之后没有严重的传染病袭击欧洲；而事实是到17世纪末在整个欧洲或是各个城市没有一年不极度地遭受传染病。所有的传染病中，瘟疫是最悲惨的和致命的。1348—1351年的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瘟疫以一种地方病的形式在欧洲居留下来。从这以后，大约三个世纪，瘟疫以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规模频繁爆发。以英格兰为例：1351—1485年有30个年份瘟疫流行。其中8年——1382，1426，1433，1437，1445，1449，1454和1467年——瘟疫似乎仅限于伦敦地区；全国规模爆发瘟疫的年份有1361—1362，1369，1375，1390，1400，1407，1413，1434，1439，1464，1471和1479年[24]（p.150—157）。尤其是14世纪60年代，英国多数地方遭受了至少另外两次灾难性的袭击——1361—2年和1369年两次——使得这整个十年被冠上“黑色”的称号。[6]（p.569）有些地方，瘟疫不断发生，在15世纪期间，伦敦发生了20次。乡下也大受影响，人们大量移居到城镇中。……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中世纪是在“瘟疫的阴影中”活过来的。[6]（P.675）
“生活水平，不论是今天还是过去，都不能准确地测量”。[3]（p.274）对于如此可变的概念以及资料和水平的欠缺，我们不可能对14—15世纪英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做精确或武断的判断，本文也只是进行了粗线条的探讨，所得结论有失偏颇在所难免。通过对黑死病后英国农业经济的状况、农民的负担、农民的生活态度和习性以及偶然的突发事件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一时期的英国农民的生活没有什么好转，依旧十分艰难。当然，由于黑死病后，人少地多，土地的占有有利于无地或少地的茅舍农。这些景况不佳的人无论是农村劳动者或奴隶，发现他们的状况在许多方面改善了。在1300年、1350年和1400年，许多低工资收入者的状况与中产阶级农民的差别是大大减少了，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6]（p.729—731）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5期
【原文出处】《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03期第68～72页
【作者简介】刘景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道全，湖南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 【内容提要】 | 黑死病后的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英国经历了一场明显的长期农业危机：人口锐减，增长停滞不前；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不升反降；土地退化，耕地面积缩减；农产品价格下降。虽封建领主的剥削量有明显的减少，但封建国家却加重了对农民的赋税。在瘟疫的频繁打击下，农民的生活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动力日渐消失。此外，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天灾人祸频频发生，饥荒、瘟疫和战争等突发事件，使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条件雪上加霜。总的看来，这一时期英国农民的生活虽没有恶化，但长期不见好转，依然贫困。 |
一
对于生逢其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来说，14和15世纪似乎是个危机四伏、骚乱衰落的时代。[4]（p.181）的确，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迄至1300年，农业的成就已经登峰造极，到14和15世纪，继扩大耕地的伟大时代而来的是一个停滞和倒退的时代。在1350年至1450年的100年间，衰退情况特别显著。农业如此，商业、采矿业和工业也是如此。[8]（p.28）十五世纪英国经历了一场明显的长期农业危机；直到十六世纪，这种状况才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有所改善[9]（p.14）。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准备的时代，是为持久的难题寻找新的答案的时代”，[6]（p.660）但对农业衰退的事实却也不否认。这一时期英国农业的衰退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人口锐减，增长乏力，长期停滞不前
“人口的增长，就是社会的健康与朝气的可靠标记。”[10]（p.183）人口的增长既是物质进步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人口的数量犹如一个灵敏的“指示器”，我们可以用它为成功和失败做出总结。[11]（p29）“衰退的中世纪经历了人口下降趋势是不容置辩的”。[6]（p.661）就英国人口的变动而言，“1348年黑死病前夕，英格兰、威尔士总人口在四、五百万之间，1377年下降到250万，1525年时英格兰总人口（不包括威尔士）仍然不足226万，这显然表明从黑死病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人口史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口增长停滞不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6世纪20年代”。“在1485年亨利七世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前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与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与法国相比，英国人口稀少，发展缓慢，社会闭塞。它治愈黑死病的侵害的速度比法国、德国、瑞典和一些意大利城市国家慢些。”[4]（p.240）
二、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不升反降
黑死病前，由于英国人口压力增大，人均土地面积减少，单位面积的劳动量投入增加，许多劳动密集型技术开发出来。大量史料表明，13、14世纪的英国，尤其是东南部等较发达地区，农民的生产技能和耕作方式足以同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先进地区并驾齐驱。正如经济史家B·坎布尔根据大量史实所作的最新估计：“在那些情况下，领主自用地和农民特有地都保持着持续的高产，而农业技术与17世纪末相比，只是在细节上不同，本质上已无区别。”[12]（p.30）但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人均产出减少，不是诺思笔下的真正的经济增长。诺思认为18世纪以后西欧才首先出现真正经济增长的局面[13]。
黑死病后，由于人口减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增加，但与此同时许多劳动密集型技术被抛弃。克拉潘认为：“在这四个世纪中（12—16世纪），农业的实际技术并没有取得多大进步”。[14]（p.113）随着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减少，单位面积产量下降。根据欧弗顿（Overton）前几年的综合估算，如果以1700年英国小麦每英亩年产量（约16.2蒲式耳）为100的话，那么1300年的指数为79（约12.4蒲式耳），1550年为57（约9.0蒲式耳），1600年为72（约11.5蒲式耳）。在温切斯特（Winchester）主教庄园上，显示出1230—1300年间单位耕地上的劳动日增加了40％，与此相伴随的是单位劳动产量下降37％。相反在1300年到1375年间，单位面积劳动投入下降22％，相伴随的是谷物产量下降37％，单位劳动产出量恢复了19％。就英国全国水平而言，直到17世纪中叶，单位面积产量才赶超14世纪初的水平。
三、土地的退化和耕地面积的缩小
土地的退化，或称之为“土壤的枯竭”，指的是土壤中贮存的肥料被耗光，土地处于枯竭的状态。土地退化与土地垦殖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在荒地的垦殖速度快于因处于枯竭状态而抛弃的土地时，耕地的总面积继续增加。但可开垦的荒地终归有限，当这种放弃进行得足够远以至最终赶上了垦殖的过程时，耕种的总面积将减少。由于垦殖自身的减慢和逐渐消失，耕地总面积减少的时刻早晚都一定会到来。对于整个英格兰来说，这个时刻在这个国家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时间到来。但是，总的说来，荒地的垦殖大都是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交替期结束。在那个时候，放弃耕种的标记在整个英格兰的乡村地图上显示出来。在14世纪末以及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乡村像英吉利海峡另一端一样，已经被曾经是耕地，但是现在又变成荒地的地点所布满。[6]（p.559）那些完全被荒弃的地方有些已被邻居吞并，但更多的变成了草场和丛林。在多数幸存的居民区，人烟杳无与无人租用的土地很常见。在那些农业最落后的地区、村镇和小村落，遭受衰退加倍严重。虽然那里人员的死亡也许并不比在农业较好地区多得很多，但人口从坏的地区向好的地区流动的可能性——这种好的地区暂时由于人口死亡土地无人耕种——使幸存者大量较贫瘠的土地荒芜了。[5]（P.142—143）在英格兰，一个又一个村社完全荒芜了（即英格兰的“湮没无闻的村庄”），可以查出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有2000个农村居住区被放弃。[5]（p.158）
四、畜牧业不容乐观
黑死病后，由于人口的急剧下降，劳动力严重缺乏。于是有学者认为，在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差的拉动下，出现了从农业经济向手工业和畜牧经济偏移的现象。部分领主改变经营方式，变耕地为牧场，从事有利可图的养羊业。即这一时期牧羊业有所发展，因而补偿了下降的种植业。这种假设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并不能认为是经过验证的事实。[6]（p.591）15、16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的规模远不如当时的道德学家以及后来某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大。据盖伊统计，从1455年—1607年，英国24个郡共圈地516676英亩，相当这些郡土地总面积的2.76％。[15]（p.90）保厄也认为“在文献中很难找到在黑死病以后畜牧业曾大规模代替耕种的痕迹”。[14]（P.171）相反地，某种证据却接近正确地证明了在大鼠疫后的一百年中，英国的羊毛产量总的说来是减少了。出口的羊毛，或者将出口的呢绒折算成羊毛，肯定是下降了。[14]（P.171）在一个维持领地牧场而减少其耕地的地产……13世纪难以逾越的牛羊群数量的极限，在15世纪很少被突破。[6]（p.591）顺便提一下13世纪的牧场和牲畜的情况。在人口的压力下，中世纪的英国人以放弃牧羊业或牧牛业为代价，而集中注意力进行庄稼的种植，这是13世纪经济布局的重要标志之一。牲畜的数量减少到用于耕种土地的最低限度。用同时代的评论家的话说，在那时，它们（指牲畜）大都是“不可避免的苦难”。[6]（p.556）由此看出，14、15世纪英国畜牧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五、农产品价格的下降
黑死病后的一百多年里，一般物价都显得特别稳定。如果将公元1300—1349年半个世纪的物价和公元1400—1449年半个世纪的物价做比较，小麦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动，黑麦价格略有降低，牛的价格则略微升高。[14]（p.166—167）但按银两计算的谷物价格却下降得相当厉害。在1300—1480年间温切斯特主教地产的小麦和工资价格表中，以1300—1319年的平均指数等于100为基数，按银两计算，1320—1339年小麦和工资分别为90、124，1340—1359年为79、133，1360—1379年为89、169，1380—1399年为65、188，1400—1419年为68、189，1420—1439年为64、189，1440—1459年为53、189，1460—1479年为47、188[6]（p.691）。以货币或银子重量表示的谷物价格的下降对谷物自身或许并不重要，只有当其他价格没有以同样比率下降时，这才会严重。很不幸的是，这正是中世纪末期农村所发生的事情。工资惊人地增长了，同时，用于农业的手工业商品的价格也惊人地增长了。
农产品价格相对的下降对拥有土地者不利。14世纪下半叶直到16世纪初的英国农村是一个中农化的时代。由于黑死病后人口锐减，少地或无地的农村劳动者或奴隶有机会占据空地来扩展他们的产业。对150个英格兰庄园的调查数据显示，土地在5英亩以上的农户和5英亩以下的农户，分别减少了10％和35％。对1300—1500年间欧洲大陆按农民占有土地规模交纳的年贡和租金所做的系统研究显示，占有土地的平均面积在增加，占有土地最少的数目在减少。[6]（p.729—730）戴尔对伍斯特郡4个庄园从13世纪～16世纪的农民占有地情况进行统计，认为中世纪晚期占有1维尔格特土地的农户占明显优势。[16]（p.300）土地的增加，使一般农户年粮食总产量有了增加。但是不可能增加很多，因为劳动力缺乏，并且当时英国城市危机、工商业发展缓慢、非农业人口比率停滞不前，缺乏市场需求。到16世纪早期，英国大约80％的农民只能生产出足够他们自己家庭消费需要的粮食，英国大约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工产品的“价格剪刀”，在黑死病以后的日子变得普遍和明显[6]（p.691），由于对市场不可避免的（有时即使是有限的）依赖，价格差也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农户必须出卖某些他们生产的物品，但是却常常要承受到价格扭曲而造成的损失。[6]（p.728）因此，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已经耗掉并继续耗掉农村的利润。
二
一般认为，英国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货币地租额大体保持不变。陶内统计了27个庄园的租金状况，证实了这一点。据他统计，在这个期间内，货币地租额增长超过10％的只有4个庄园，大多数庄园的货币地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正如菲茨赫伯特和诺顿所指出的法定的租金标准“从一开始就是既不能增加也不能降低，从始至终保持不变。[17]（p.115—118）因此，学者们对这一时期农民的负担大多持较为乐观的态度。马克垚认为：14、15世纪时封建剥削似乎有变化，有人据伍斯特主教区地产上的一些庄园统计，农民所缴的地租、各种习惯捐税、遗产税等都在下降，有的庄园上缴地租下降了50％，有的庄园上一些捐纳被取消。只有进入税一项在1470年以后有较高增长。但总的说来，农民的负担这一段大为减轻，贫农可以改善自己的消费水平，而上、中农则有赢余可扩大生产，农民的状况有所改善。[18]（p.164）
货币地租只是农民负担的一个方面。农民经济还要担负各种税赋。毫无疑问，从十四世纪起，税收是农村的更沉重的负担。[5]（p.169—170）可以这么说，14世纪、15世纪时的农民，是在传统的痛苦上又加上了特殊的苦难，而这些苦难正好和国家的活动有关。[6]（P.736）如各种沉重的直接和间接的税收以及增加的军事义务，或是服务的方式，或是强迫劳役等。农民货币紧缺，而国家的各项税收主要用货币来支付，因此，税收的负担是特别沉重的。从那个时期农民起义便可证明：1381年广泛的暴力行动是由于又一次的人头税引发的，这次每人1先令，是1377和1379年的税款的三倍。人民逃避交税，对收税官吏和进行调查的法官使用暴力，最后在1381年6月则报之以暴乱。[4]（p.204）农民暴动的领导人对军队和税吏贪得无厌的愤恨之情甚于对领主的剥削。可以这样说，在延缓农村生活标准的提高方面，农村重税所起的作用最大。[5]（p.169—170）
教会对农民的剥削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除了什一税外，还有对神父的各种捐献，宗教节日的捐助等。戴尔就提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教区活动吸收的资金增多的情况。[3]（p.182）另外，当遇上荒年饥岁和不幸事故时（而这在当时是很经常的事），农民生活困难，无法筹措货币以支付各种沉重的负担。农民只好举债，付给较富裕的农户或城市高利贷者以很高的利息，而利息成为一项经常性的负担，农民往往因此而破产。并且正在形成的现代国家越来越同这些债权人沆瀣一气，共同欺诈农民。
经济上处于危机中的领主们为招揽承租人不得不减轻一些直接的剥削外，他们往往巧立名目、想方设法加重农民的义务负担，包括那些被遗忘了的义务，他们吸尽了农民的最后一点油水。领主们首先在公地上打主意，他们把公地用来做自己的牧场，禁止农民在公地上放牧。领主和君主越来越不允许农民培植森林和利用水域，夺取他们的伐木权和最后一点捕鱼权。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种情绪构成了农民战争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农民要求恢复“旧的权利”。[9]（p.13—15）总之，这一时期英国农民就像中世纪后期一则日耳曼寓言所说，是各阶层重压下的“驴”。[6]（p.698）
三
爆发于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成为欧洲中世纪盛期和后期的一个分野。这场具有毁灭性的瘟疫，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恐惧，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许多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和变化，禁欲主义逐渐退出，人文主义逐渐兴起，人们的目光从对天国的期许中转向了对现世的关注。诗人彼特拉克在诗中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19]（p.153）
农民的经济动力消失了，他们不屑于将多余的时间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肤浅的而又疯狂的快乐、放荡的倾向、挥霍无度的风习，艳丽的奢侈品、狂饮暴食”。犯罪的有增无已、人心的轻浮、道德的松弛、……铺张浪费、游手好闲或拒绝工作，这一切都是14世纪的普遍现象。[20]（p.524—525）
农民的生活态度和习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宗教节日增多。14世纪末一个雇工每天挣4便士，理论上一年能挣4英镑，实际上他可能认为3镑就满足了他的需要， 其余的时间就作为假日休息。[3]（p.224—225）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牧师威廉·哈里森回忆，宗教改革前英国的各类节庆日有125个，其中节庆日95个，普通节日30个。加上52个固定的礼拜日，节假日总数达177个。大的节日大多分布在从圣诞节（12月25日）至施洗约翰节（6月24日）的半年中，由于这半年庆典活动频繁，历史学家将它称之为“仪节的半年”（the ritual half）。“人们在这些节假日里干了些什么？……上帝见到所有这些节日都是在酩酊大醉、装模做样、争斗、掷骰子、懒散和暴食中可耻地度过的”。
再次就是毫无节制地吃喝和酗酒。伊拉斯谟认为“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2]（p.160），这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的饮食态度。亚历山大·默雷在研究了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晚期英国人在圣诞节节期的饮食习惯之后，感叹地说：“的确，中世纪的欧洲人时常处在饿死的边缘，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旦他们吃起来，其程度又是那样地不可思议。”15世纪的一个旅行家有点夸张地指出，在英格兰“死于饮食过度的比死于饥饿痛苦的要多”。[21]（p.133）中世纪晚期酗酒成为普遍现象，因为酗酒可以使人麻醉，使他们暂时忘却对死亡的恐惧和因瘟疫袭击失去亲友的痛苦。15世纪一位劳拉派信徒说，对于普通人1桶啤酒比4部福音书带来的好处更多。
此外，英国到处充斥着以乞讨为生的流浪汉。这些人宁愿乞讨，也不愿劳动为生。14世纪末，英国庄园制度瓦解，原来的农奴通过“劳役折算制”赎买了部分封建义务，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人身解放。正如科斯敏斯基所说：“在15世纪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改用货币地租，并且赎得了自由[22]（p.433）。”人口流动变得容易了，男人和女人在不停地变换工作和到处迁移中以获得最好的收入。在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机会。但其中“一些人游手好闲，宁愿乞讨糊口，而不愿劳动谋生……”。[20]（p.532）14 世纪晚期上流社会的观察者抱怨，不断增多的徘徊于各地的劳动者与流浪和犯罪连在一起。这些人以乞讨为生，并时常强行索取、变成盗贼。困扰英国两三个世纪的“流浪汉”问题在这时产生了。当然，这一问题的出现除了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外，与当时雇工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低下关系很大。当时的雇工即便能获得较高待遇，也对沦为雇工感到厌恶。[3]（p.230—233）一个雇主眼中的雇工的形象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们还要高工资，否则便大声咒骂，哀叹自己竟成了一个雇工；他还常常诅咒国王和议会，制定那样的法律压迫劳工。”[23]（p.103）
四
人类在中世纪后期祈祷：“啊上帝，赦免我们不受饥荒、战争和瘟疫之灾吧！”战争也许是国王施加于他们子民的命运，而瘟疫则是上帝的惩罚；但饥荒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对于许多人都是寻常而又一再发生的遭遇。[5]（P.277—278）中世纪的根本特征是面对各种灾难的极端脆弱性。中世纪晚期英国天灾人祸频频发生，饥荒、瘟疫和战争三大突发事件，使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条件雪上加霜。
14、15世纪的英国战乱频频、起义不断。重大的战争和起义有：1337—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1381年农民起义、1394—1395年的远征爱尔兰、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边界战争、1400—1410年欧文·格伦道尔起义、1450年约翰·凯德起义、1455—1485的玫瑰战争。这些战乱使人们失去生命，有争议的或被占领的地区暂时或永久地、部分或全部地被抛弃。因此，战争的最大后果是对农民经济的破坏，它导致了村子荒置，屋舍被夷为平地，农田和林地被废弃。战争灾祸的另一个后果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从百年战争的初期开始，英国的预算从4万镑上升到7万镑、20万镑。[6]（p.698）国家税收成了农村的更沉重的负担。
战争还导致了两个非直接的后果：饥荒和瘟疫。必须承认，14世纪的天气条件是不利的。[20]（p.518）特别是短期的气候波动对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一个显著而深刻的影响。单一农作物谷物的普遍种植以及这一时期似乎加倍出现的恶劣季节，收成不好的年份以更大的频率接踵而来。1350—1500年间的灾年（区别灾年或丰年的最直接的手段是计算每年的收获比率和其偏离正常值的多少，收获比正常年份低15％或更多的为灾年）有33年之多，其中1400—1410年间灾年有：1400—1、1401—2、1406—1407、1408—9、1409—10。[3]（p.261—263）由于大多数农户粮食存储不足，一次收成不好就是个严重的问题，如连续两三次收成不好，对大量农民、城区居民、短工或村民来说可是一个大灾难。饥荒是不可避免的。饿死是直接结果，另外食物供应不足破坏了公众健康，为流行病做了铺垫。17世纪初，修道院院长Segni写道，在饥荒期间，“穷人中的绝大多数”生病，疾病“产生于草和恶劣的食物”。[24]（p.152）
说到瘟疫，历史学家总是提到黑死病，给一般读者的印象是1348年以前或之后没有严重的传染病袭击欧洲；而事实是到17世纪末在整个欧洲或是各个城市没有一年不极度地遭受传染病。所有的传染病中，瘟疫是最悲惨的和致命的。1348—1351年的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瘟疫以一种地方病的形式在欧洲居留下来。从这以后，大约三个世纪，瘟疫以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规模频繁爆发。以英格兰为例：1351—1485年有30个年份瘟疫流行。其中8年——1382，1426，1433，1437，1445，1449，1454和1467年——瘟疫似乎仅限于伦敦地区；全国规模爆发瘟疫的年份有1361—1362，1369，1375，1390，1400，1407，1413，1434，1439，1464，1471和1479年[24]（p.150—157）。尤其是14世纪60年代，英国多数地方遭受了至少另外两次灾难性的袭击——1361—2年和1369年两次——使得这整个十年被冠上“黑色”的称号。[6]（p.569）有些地方，瘟疫不断发生，在15世纪期间，伦敦发生了20次。乡下也大受影响，人们大量移居到城镇中。……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中世纪是在“瘟疫的阴影中”活过来的。[6]（P.675）
“生活水平，不论是今天还是过去，都不能准确地测量”。[3]（p.274）对于如此可变的概念以及资料和水平的欠缺，我们不可能对14—15世纪英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做精确或武断的判断，本文也只是进行了粗线条的探讨，所得结论有失偏颇在所难免。通过对黑死病后英国农业经济的状况、农民的负担、农民的生活态度和习性以及偶然的突发事件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一时期的英国农民的生活没有什么好转，依旧十分艰难。当然，由于黑死病后，人少地多，土地的占有有利于无地或少地的茅舍农。这些景况不佳的人无论是农村劳动者或奴隶，发现他们的状况在许多方面改善了。在1300年、1350年和1400年，许多低工资收入者的状况与中产阶级农民的差别是大大减少了，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6]（p.729—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