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构筑一流的世界史学术平台
——“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首届年会综述
陈波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5期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沪)2005年02期第19～21页
以“集聚全国世界史学科力量，构建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 形成多方位学术合作机制，推进世界史学科发展”为宗旨， “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首届学术年会于2004年12月16—1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30余所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的100多位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这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在全学科范围举行的最高层次的学术盛会。
中国史学会名誉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 著名史学家齐世荣先生做了大会主旨发言：“在半个世纪内把我国世界史学科提高到世界水平”。他回顾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六代人”。第一阶段从19 世纪末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世界史学科的草创时期，这个阶段按照代际划分是两代人，陈翰笙、雷海宗、周谷城等为代表的老先生们通晓古今、学贯中西，语言功底深厚，开创了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事业。第二阶段从建国到1966年，也可以分为两代人，这一阶段是承前启后的打基础时期，世界史的学科体系开始建立，研究的领域逐步由“西洋史”扩大到亚洲、拉美、非洲等全球范围，出现了学科内部的分工，但受苏联体系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创见的成果还不多。即便如此，这个阶段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为现在培养了大批的学科骨干。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至今，是世界史研究向专精方面发展的时期，不仅著述丰富，而且人才济济，但也存在年轻学者知识面比较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够扎实的问题。他寄语广大中青年学者，希望他们扩大知识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坚守岗位，加强合作，努力培养后继人才，更好地承担起推进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使命。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研究员做了大会主题报告，他指出，当今的历史条件为哲学社会科学，也包括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学科体系中缺乏沟通和合作的现状却成为某种制约，比如横向的国别史研究、纵向的断代史研究以及各种专门史研究的划分模式，不仅割裂了世界史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违背了世界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同时也使我们难以全面准确地认识当前一些紧迫问题的历史根源及其借鉴意义。本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响应时代的需要，规范世界史学科体系，通过学术交流的形式加强沟通与合作，以期世界史研究获得新的突破。
与会学者围绕本次年会的中心议题——世界史体系构建与学科建设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
潘光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关于新世纪世界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考”的大会发言中认为，党中央关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但是现有的世界史研究水平还不高，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就此，他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要加强资料建设，不仅要引进和翻译最新的外文档案，而且要改进史料的编纂方法，通过各单位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二是20世纪历史研究需要更大的投入，充分利用史料比较丰富的优势，对还比较新鲜的这段历史过程有更加完整的认识；三是重视世界文明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不能满足于对各种文化的粗浅描述，要站在世界文化多样并存的高度进行研究，同时要注意避免把经济、政治和文化机械地挂钩。他还建议对大学、中学历史教材进行重新编写，改变现有教材陈旧过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状况。
李世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在“世界史学科新体系的构建与诠释”的发言中，主张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将整体史观和现代化理论相结合，构建世界史学科新体系。他认为，主张世界史是由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的整体史观开拓了世界史体系研究的新思路，但是其上限划到地理大发现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样的划分方法一方面不能够解释在这之前的局部整体化进程，另则也容易把世界史的主体部分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学界信息上，难免陷入“西欧中心论”的怪圈。地理大发现只是加速了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而不是开创了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在地理大发现以前，北欧、非洲、南北美洲、南亚、东亚、东南亚，人类在各个地区从分散走向整体，形成了不同的贸易圈。地理大发现只是把这些贸易圈连在了一起。因此，世界历史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从范围上讲，是指包括各个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从程度上讲，是指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各民族、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具有统一性的有机体。基于以上观点，他呼吁现在不要忙于体系范式的推翻和重建，而是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弄清楚重大理论问题，同时发展和完善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
郑寅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针对目前世界史学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他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和教学实践活动，指出现在世界史体系范式的不统一和多线并存的状况，一方面使我们认识世界史的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世界史体系应用上的杂糅。比如，世界史按照传统划分方法，可以划分为世界上古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但贯穿这三个阶段的世界史体系思路可能分别是整体史观、现代化理论和五种社会形态说。考察一下现有的世界史教材就会发现，我们对世界史各段所运用的理论范式可能是不同的：古代中世纪采用文明史观，近代史则用现代化理论，而现代史又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也许每种理论范式各有所长，但是不应该实用主义地各取所需，至少同一套教材前后应保持一致。他还建议通过建立世界史博士论文网络，实现相关信息的共享。
刘新成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发言的题目是“关于世界通史教学和研究的思考”，他认为，我国通史教育中一个突出问题是“通史不通”，主要是横向不通。打破原有的国别史、地区史，强调横向联系的努力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更不用说对彼此互动机理的研究了。其次，“西欧中心论”色彩严重，比西方学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批判这种倾向的声浪不小，但只是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缺乏学理角度的深刻反思。他还介绍了作为国际史学界热门话题的全球史研究的一些情况，指出我国学者在全球史研究中回应迟钝乃至失语是不正常的。鉴于历史研究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所以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主动性，在这个领域不能让渡知识生产和消费的主导权。基于以上看法，他建议将世界史设为大学本科人文素质必修课。
侯建新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以自己近期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封建”一词的语义演化作为案例说明，对当前世界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规范是学科建设中的一个紧迫任务。他说，在我国现有的世界史教学中，有很多概念是混淆不清的，“封建”或者“封建主义”即是一例。这种混乱在很大程度上要么是概念本身在沿袭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要么是学者在引进西方对应词汇时产生了误读。比如，“封建”一词在内涵上发生显著变化就是在近代，严复等学者在翻译“feudalism”时， 受到当时盛行于西方的社会进化图式论的影响，将这个本来是描述西欧中世纪的特定历史现象的词语对应于中国古代历史。从此以后，按照西方语汇和社会发展范式解释中国历史就由此盛行，甚至逐渐将其模式化。他提出了几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是按照经典作家的真正的本意，实际上也就是按照历史本身的真实状况来翻译；二是泛译，如把封建这个词泛译化——外延上赋予它和传统社会相当的含义，只是在理解西欧和中国的封建社会时，其特点由学者们来具体释定；三是淡化，但这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类似的概念问题应该说是屡见不鲜，关键是如何去规范它。这个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认为要加强各地学者，或者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首先要澄清概念，否则学术探讨就没有了一致的逻辑起点，难免会产生分歧。
王敦书教授（南开大学）的发言首先对现在几个比较有生命力的世界史体系范式的内容及相互关系进行了一番梳理，并列出分别与之对应的专著或教材。他认为各种体系范式各有侧重，在研究方法和关注视角上相互补充，并呼吁：提高世界史博士点专业设置的级别，与中国史同为一级学科；在历史学本科阶段，有必要引导学生精读一两本外文原著，一则接触国外先进的史学理念，二则提高他们的英文水平。
刘德斌教授（吉林大学）的发言题目是“‘全球史观’问题：困局与机遇”， 通过对全球史观的分析与阐释，指出它面对全球化理论的挑战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他认为，巴勒克拉夫所开创的全球史观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面临着三重困境：一是该理论并没有渗入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精髓中去，所以影响力有限；二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要求全球史观进行自我更新，它不能再仅仅满足于对非西方国家历史的公正阐释的追求，不能再仅仅关注于是将欧洲还是将亚洲置于近代以来历史核心地位的权衡，而是体现为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诠释体系的构建，体现为对“西方中心论”和原有意义上全球历史观的双层超越；三是全球史观必须汲取全球化理论群的养分。要保持历史学科的活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必要也是必需的。
黄洋教授（复旦大学）在题为“古代世界的‘东方主义’”的发言中， 运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东方”话语体系的观念建构。他以《荷马史诗》和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通过对其文本语言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东方”这个话语体系是如何在古希腊文化中被建构出来并传递的。这种观念的塑造对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内在逻辑给西方提供了一种优越性：一方面使得这个话语体系能够成为一种用来统治东方或主宰东方、对东方占有优势的方式；同时这种对东方人、东方世界的观念，又成为西方文化内在的一部分，反过来对塑造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也产生很重要的作用。
王加丰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在大会发言中以道格拉斯·诺思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为例，说明我们有些学者在引进西方的某些理论时，并没有考虑到它的产生背景和时效性。作为对资本主义起源的一种解释，诺思的理论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需要而针对西方当时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所提出来的，它有极强的针对性，因此不能被看成一般的历史哲学。
大会发言后，与会学者分为3个小组进行讨论。大家根据大会提出的要求，除了简要介绍本人提交的论文之外，还探讨了世界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在大会交流中，陈勇教授（武汉大学）代表古代中世纪史组发言， 他介绍了与会者最近关注的问题与热点，其中对古代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兴趣，类似这样的题目开拓了史学研究的视野，有积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该小组还对世界史教材的编写提出了建议，提出在集体性的教材编纂中，承担有关章节的教师一定要细致认真地从事教材的编写，并且真正做到让有所长者论所长，这样我们的教材才能出精品。
王玮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在代表近现代史组发言时指出， 美国史依旧是世界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提交的论文中所占比例较高；冷战史作为专题史的新热点，提交的论文也不少，成为近年来富有潜力的学术增长点。该小组的学者还对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比如李巨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呼吁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王斯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认为，现在的教材编撰可以自成一体，要多样化、个性化，不宜搞大一统；叶书宗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建议加强世界史资料建设，不仅着眼于引进，更要认真地组织翻译和编纂工作。
杨豫教授（南京大学）主持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组的讨论，他在交流发言中指出，世界史体系并不是客观历史本身，它是历史学家用某种理论把历史的资料联系起来，建构成叙述文本的方法，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人们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阐释体系。他呼吁多关注一些中层理论的建设，即既不忙于追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也不是单纯去搞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证或是考查，而是要在中间这个层次上，在一定的时段里面，一定的区域里面，寻找到能够有效解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中层理论。
凝聚共识，加强合作——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重新构建世界史体系的设想， 以及关于推进学科建设的建议，必将对未来若干年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5期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沪)2005年02期第19～21页
中国史学会名誉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 著名史学家齐世荣先生做了大会主旨发言：“在半个世纪内把我国世界史学科提高到世界水平”。他回顾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六代人”。第一阶段从19 世纪末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世界史学科的草创时期，这个阶段按照代际划分是两代人，陈翰笙、雷海宗、周谷城等为代表的老先生们通晓古今、学贯中西，语言功底深厚，开创了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事业。第二阶段从建国到1966年，也可以分为两代人，这一阶段是承前启后的打基础时期，世界史的学科体系开始建立，研究的领域逐步由“西洋史”扩大到亚洲、拉美、非洲等全球范围，出现了学科内部的分工，但受苏联体系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创见的成果还不多。即便如此，这个阶段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为现在培养了大批的学科骨干。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至今，是世界史研究向专精方面发展的时期，不仅著述丰富，而且人才济济，但也存在年轻学者知识面比较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够扎实的问题。他寄语广大中青年学者，希望他们扩大知识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坚守岗位，加强合作，努力培养后继人才，更好地承担起推进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使命。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研究员做了大会主题报告，他指出，当今的历史条件为哲学社会科学，也包括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学科体系中缺乏沟通和合作的现状却成为某种制约，比如横向的国别史研究、纵向的断代史研究以及各种专门史研究的划分模式，不仅割裂了世界史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违背了世界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同时也使我们难以全面准确地认识当前一些紧迫问题的历史根源及其借鉴意义。本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响应时代的需要，规范世界史学科体系，通过学术交流的形式加强沟通与合作，以期世界史研究获得新的突破。
与会学者围绕本次年会的中心议题——世界史体系构建与学科建设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
潘光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关于新世纪世界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考”的大会发言中认为，党中央关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但是现有的世界史研究水平还不高，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就此，他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要加强资料建设，不仅要引进和翻译最新的外文档案，而且要改进史料的编纂方法，通过各单位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二是20世纪历史研究需要更大的投入，充分利用史料比较丰富的优势，对还比较新鲜的这段历史过程有更加完整的认识；三是重视世界文明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不能满足于对各种文化的粗浅描述，要站在世界文化多样并存的高度进行研究，同时要注意避免把经济、政治和文化机械地挂钩。他还建议对大学、中学历史教材进行重新编写，改变现有教材陈旧过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状况。
李世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在“世界史学科新体系的构建与诠释”的发言中，主张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将整体史观和现代化理论相结合，构建世界史学科新体系。他认为，主张世界史是由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的整体史观开拓了世界史体系研究的新思路，但是其上限划到地理大发现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样的划分方法一方面不能够解释在这之前的局部整体化进程，另则也容易把世界史的主体部分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学界信息上，难免陷入“西欧中心论”的怪圈。地理大发现只是加速了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而不是开创了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在地理大发现以前，北欧、非洲、南北美洲、南亚、东亚、东南亚，人类在各个地区从分散走向整体，形成了不同的贸易圈。地理大发现只是把这些贸易圈连在了一起。因此，世界历史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从范围上讲，是指包括各个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从程度上讲，是指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各民族、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具有统一性的有机体。基于以上观点，他呼吁现在不要忙于体系范式的推翻和重建，而是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弄清楚重大理论问题，同时发展和完善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
郑寅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针对目前世界史学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他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和教学实践活动，指出现在世界史体系范式的不统一和多线并存的状况，一方面使我们认识世界史的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世界史体系应用上的杂糅。比如，世界史按照传统划分方法，可以划分为世界上古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但贯穿这三个阶段的世界史体系思路可能分别是整体史观、现代化理论和五种社会形态说。考察一下现有的世界史教材就会发现，我们对世界史各段所运用的理论范式可能是不同的：古代中世纪采用文明史观，近代史则用现代化理论，而现代史又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也许每种理论范式各有所长，但是不应该实用主义地各取所需，至少同一套教材前后应保持一致。他还建议通过建立世界史博士论文网络，实现相关信息的共享。
刘新成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发言的题目是“关于世界通史教学和研究的思考”，他认为，我国通史教育中一个突出问题是“通史不通”，主要是横向不通。打破原有的国别史、地区史，强调横向联系的努力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更不用说对彼此互动机理的研究了。其次，“西欧中心论”色彩严重，比西方学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批判这种倾向的声浪不小，但只是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缺乏学理角度的深刻反思。他还介绍了作为国际史学界热门话题的全球史研究的一些情况，指出我国学者在全球史研究中回应迟钝乃至失语是不正常的。鉴于历史研究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所以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主动性，在这个领域不能让渡知识生产和消费的主导权。基于以上看法，他建议将世界史设为大学本科人文素质必修课。
侯建新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以自己近期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封建”一词的语义演化作为案例说明，对当前世界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规范是学科建设中的一个紧迫任务。他说，在我国现有的世界史教学中，有很多概念是混淆不清的，“封建”或者“封建主义”即是一例。这种混乱在很大程度上要么是概念本身在沿袭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要么是学者在引进西方对应词汇时产生了误读。比如，“封建”一词在内涵上发生显著变化就是在近代，严复等学者在翻译“feudalism”时， 受到当时盛行于西方的社会进化图式论的影响，将这个本来是描述西欧中世纪的特定历史现象的词语对应于中国古代历史。从此以后，按照西方语汇和社会发展范式解释中国历史就由此盛行，甚至逐渐将其模式化。他提出了几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是按照经典作家的真正的本意，实际上也就是按照历史本身的真实状况来翻译；二是泛译，如把封建这个词泛译化——外延上赋予它和传统社会相当的含义，只是在理解西欧和中国的封建社会时，其特点由学者们来具体释定；三是淡化，但这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类似的概念问题应该说是屡见不鲜，关键是如何去规范它。这个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认为要加强各地学者，或者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首先要澄清概念，否则学术探讨就没有了一致的逻辑起点，难免会产生分歧。
王敦书教授（南开大学）的发言首先对现在几个比较有生命力的世界史体系范式的内容及相互关系进行了一番梳理，并列出分别与之对应的专著或教材。他认为各种体系范式各有侧重，在研究方法和关注视角上相互补充，并呼吁：提高世界史博士点专业设置的级别，与中国史同为一级学科；在历史学本科阶段，有必要引导学生精读一两本外文原著，一则接触国外先进的史学理念，二则提高他们的英文水平。
刘德斌教授（吉林大学）的发言题目是“‘全球史观’问题：困局与机遇”， 通过对全球史观的分析与阐释，指出它面对全球化理论的挑战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他认为，巴勒克拉夫所开创的全球史观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面临着三重困境：一是该理论并没有渗入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精髓中去，所以影响力有限；二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要求全球史观进行自我更新，它不能再仅仅满足于对非西方国家历史的公正阐释的追求，不能再仅仅关注于是将欧洲还是将亚洲置于近代以来历史核心地位的权衡，而是体现为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诠释体系的构建，体现为对“西方中心论”和原有意义上全球历史观的双层超越；三是全球史观必须汲取全球化理论群的养分。要保持历史学科的活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必要也是必需的。
黄洋教授（复旦大学）在题为“古代世界的‘东方主义’”的发言中， 运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东方”话语体系的观念建构。他以《荷马史诗》和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通过对其文本语言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东方”这个话语体系是如何在古希腊文化中被建构出来并传递的。这种观念的塑造对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内在逻辑给西方提供了一种优越性：一方面使得这个话语体系能够成为一种用来统治东方或主宰东方、对东方占有优势的方式；同时这种对东方人、东方世界的观念，又成为西方文化内在的一部分，反过来对塑造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也产生很重要的作用。
王加丰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在大会发言中以道格拉斯·诺思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为例，说明我们有些学者在引进西方的某些理论时，并没有考虑到它的产生背景和时效性。作为对资本主义起源的一种解释，诺思的理论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需要而针对西方当时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所提出来的，它有极强的针对性，因此不能被看成一般的历史哲学。
大会发言后，与会学者分为3个小组进行讨论。大家根据大会提出的要求，除了简要介绍本人提交的论文之外，还探讨了世界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在大会交流中，陈勇教授（武汉大学）代表古代中世纪史组发言， 他介绍了与会者最近关注的问题与热点，其中对古代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兴趣，类似这样的题目开拓了史学研究的视野，有积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该小组还对世界史教材的编写提出了建议，提出在集体性的教材编纂中，承担有关章节的教师一定要细致认真地从事教材的编写，并且真正做到让有所长者论所长，这样我们的教材才能出精品。
王玮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在代表近现代史组发言时指出， 美国史依旧是世界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提交的论文中所占比例较高；冷战史作为专题史的新热点，提交的论文也不少，成为近年来富有潜力的学术增长点。该小组的学者还对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比如李巨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呼吁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王斯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认为，现在的教材编撰可以自成一体，要多样化、个性化，不宜搞大一统；叶书宗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建议加强世界史资料建设，不仅着眼于引进，更要认真地组织翻译和编纂工作。
杨豫教授（南京大学）主持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组的讨论，他在交流发言中指出，世界史体系并不是客观历史本身，它是历史学家用某种理论把历史的资料联系起来，建构成叙述文本的方法，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人们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阐释体系。他呼吁多关注一些中层理论的建设，即既不忙于追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也不是单纯去搞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证或是考查，而是要在中间这个层次上，在一定的时段里面，一定的区域里面，寻找到能够有效解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中层理论。
凝聚共识，加强合作——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重新构建世界史体系的设想， 以及关于推进学科建设的建议，必将对未来若干年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