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贝利亚的“百日新政”
徐隆彬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5期
【原文出处】《百年潮》(京)2005年01期第68～73页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虽在新组建的中央领导班子中排名第二，但因他控制着魔力无边的内务部，还是把作为“一把手”的马林科夫置于了附庸地位，而把自己当成了新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从这时起到同年6月份被捕止， 在短短三个半月的时间内，这位“核心人物”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调整措施（其中部分得到了贯彻实施）。本文在参阅了国内外有关论著的基础上，主要依据近年来新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资料，将贝利亚所提出的这些改革、调整措施分六个方面叙述如下：
平反冤假错案
1953年3月13日，贝利亚发布命令，要求内务部对斯大林逝世前几年中制造的几个案件——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被指控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反革命组织的安全部工作人员案、苏联国防部炮兵总局被捕工作人员案以及格鲁吉亚“米格列尔人案”等四个重大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五天后，他又要求内务部重审控告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不久，他将内务部对这些案件的重审结果一一向中央作了汇报，并敦请中央对其平反。
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 批准内务部关于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的建议：“1.释放因所谓的‘医生——破坏分子案’而被捕的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共37人并为其彻底平反；2.对那些想方设法捏造这一挑拨性案件并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前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追究刑事责任；3.建议苏联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就国家安全部极端粗暴地违反苏联法律并伪造调查材料一事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解释。”第二天，内务部向全国发布了为该案平反的通告。
4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了格鲁吉亚“米格列尔人案”，并作出了《关于苏联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原国家安全部破坏苏维埃法律的决议》，宣布为这一案件平反昭雪。贝利亚随后亲赴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对因该案而上任的格鲁吉亚新领导人悉数调离，而将因该案被调离的原领导人官复原职。恰尔克维尼亚重新当上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共和国安全部长鲁哈泽因涉嫌制造该案而被逮捕。
5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贝利亚报告的内务部对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的复查结果，对该案作出如下判决：认为“对此案所有被判刑人员的指控材料均系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工作人员对被告们采用非法侦讯手段捏造而成”；完全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1946年5月对此案的判决，“并因无罪终止这个刑事案件”。6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为该案的受害者原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原苏联空军司令诺维科夫等人恢复名誉的决定。
在此期间，上述其他几个贝利亚要求重审的案件也都获得了平反。
改革保安机关
贝利亚提出的对保安机关的改革措施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将内务部各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 将古拉格（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
3月17日，贝利亚向马林科夫提交了“关于移交苏联内务部一些单位的报告”，第二天又提交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移交内务部一些单位的决议草案》。他在这两个文件中提出，鉴于内务部不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决定将内务部的各生产经营总局、建筑局、工业企业连同其下属的全部分厂、建筑分队、办公用房、辅助部门、科研机构、设计机构以及物资、生产规划和建筑规划、全部材料和设备、1953年度的拨款，分别移交给各相关的政府经济部门。
3月28日，贝利亚又向部长会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移交劳动改造营的报告”和《关于将劳改营和劳改队由苏联内务部移交苏联司法部的决议草案》两个文件。《草案》规定，将苏联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少年劳教队管理处，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劳改营劳改队管理局、少年劳改队管理处，劳改营（特别劳改营除外）、劳改队，管理未成年犯人的少年劳动队、少年劳动教养队、少年收容遣送站，劳改检查机构，以及它们下属的所有服务机构、分支机构、工厂、建筑单位、辅助部门和为劳改营劳改队总局系统培养干部的学校，由苏联内务部移交给苏联司法部。
第二，停建或取消内务部的某些基建项目。3月21日，贝利亚向部长会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重新审议1953年一些基建项目的报告》，4 天后又提交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修改1953年建设计划的决议草案》。指出，鉴于内务部各单位施工的某些基建项目的建设最近几年对国民经济来说并非刻不容缓，而且其中的一些项目需要消耗相当大量的金属、建筑材料和其他技术材料、设备以及劳动力，停建或取消这些建设项目是适宜的。这些建设项目包括水利技术设施、铁路和公路、工厂三个方面共计20项，总预算额为492亿卢布。
第三，严令办案人员依法办案。4月4日， 贝利亚发布了《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的命令》。《命令》指出，经调查，在原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歪曲苏联法律、逮捕无辜公民、肆意伪造侦讯材料、大量采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讯手段等情况。“这种残暴的‘审讯方法’造成的结果是，许多无辜被捕者被侦讯人员搞得体力衰竭，心力憔悴，其中有些人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作伪的侦查员利用被捕者的这种状态，把事先炮制好的所谓反苏、间谍、恐怖活动的‘供词’偷偷塞给他们。这种恶劣的侦查方法把办案人员的工作引上了歧途，国家安全机构也转移了与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敌人作斗争的注意力。”有鉴于此，命令在内务部机构中对被捕人员不得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在侦查中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准则。办案人员“今后若违反苏联法律将最严厉地追究责任，直至不仅将直接责任人而且将其领导者送上法庭”。
第四，严格限制内务部特别委员会的权力。6月15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权力的报告》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条例草案》等几个文件。在《报告》中，贝利亚首先指出了1934年11月5 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国家保安机关内设立特别委员会时所授予给它的几项权力，接着又一一指出了在此后的岁月里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中央政府所授予它的其他诸项权力，然后他写道：“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苏联原国家安全部滥用授予它的广泛权力，在特别委员会上不仅审理了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而且制造了没有充分证据的假案。考虑到从国家利益出发没必要保留授予特别委员会的权力，苏联内务部认为必须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的权力，只允许它审理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并依据现行的苏联刑法，采用不超过10年的在监狱、劳改营关押或流放的惩治措施。同时，苏联内务部认为，应当重新审议由联共（市）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最近几年颁布的与苏联刑法相矛盾的苏联主管机构的命令和决议，以及授予特别委员会的广泛惩治职能。”
在《条例草案》中， 贝利亚写道：“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在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经检察长批准后送特别委员会审理”；“若苏联总检察长不同意特别委员会的裁决，他有权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抗诉。在此情况下，特别委员会的裁决在审议总检察长的控诉之前暂停执行。”
然而，当中央主席团开会讨论贝利亚关于限制特别委员会权力的建议时， 赫鲁晓夫却在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支持下公开表示反对这一建议。他说：“我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要修改整个逮捕、审判和侦查体系。它是随意性的。而关于判决20年或者10年的问题，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可以先判10年，然后再判10年。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我们收到一些文件说，实际上有这种方法存在。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此情况下，贝利亚只好收回自己的这一建议。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在揭批贝利亚的七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时解释说，他之所以“坚决反对”，是因为“贝利亚没有提出撤销特别委员会，而要保留它”。
大赦百万犯人
3月26日，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大赦的报告》，第二天，又提交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大赦的决议草案》。《报告》说，目前在劳改营、监狱和劳改队关押的犯人共为2526402人， 关押的数量之所以如此之多与过去一些不合理的法令有关。实际上，“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因为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罪行被判刑的，其中包括妇女、少年、老人和病人”。报告指出，长期的关押使犯人脱离家庭和习惯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亲人处境非常困难，“常常造成家庭破裂，严重影响他们今后的整个生活”。此外，大多数犯人在劳改营表现良好，劳动态度认真，可以回到诚实的劳动生活中去。鉴于上述，从关押地释放约一百万名犯人是适当的（多为刑期在五年以下的犯人）。
《报告》还建议对判刑五年以上的人减少一半刑期，同时建议，重新审议刑法，即用行政性和纪律性措施取代经济罪、渎职罪、日常生活方面的罪行以及危害性较小的其他罪行的刑事责任。“如果不重新审议刑法，一两年之后，被关押人员的总数又会达到250万至300万人。”
3月27日当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大赦”问题，并颁布了根据贝利亚的“报告”和“决议草案”写成的《关于特赦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共有1201738人获得大赦，另有40万人的案子停止了侦查。
反对个人崇拜
斯大林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 贝利亚便和马林科夫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达成了默契。于是在复查“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和为其平反的过程中，贝利亚就让中央委员们阅读了自己有关这一案件的复查报告，《报告》中引用了前国家安全部侦查人员的供词和斯大林要求毫不留情地殴打囚犯的指示。4月2日他在《就米霍埃尔斯被害问题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更是直接指出斯大林是刺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米霍埃尔斯的主谋。《报告》写道：“关于这次犯罪行动的进行情况阿巴库莫夫供称：‘据我所记得的，在1948年苏联政府领导人约·维·斯大林给了我一个紧急任务——由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迅速安排干掉米霍埃尔斯，此事可委派专门人员执行。当时已得悉，米霍埃尔斯已经同他的一位其姓名我不记得了的朋友一起到了明斯克。当将此情况报告约·维·斯大林时，他立即指示就在明斯克以不幸事故为掩护干掉米霍埃尔斯。也就是说，让米霍埃尔斯及其同伴死于汽车轮下。在这次谈话中还逐个精选了可以委派去执行上述行动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领导工作人员……当米霍埃尔斯已被干掉并将此情况报告约·维·斯大林的时候，他高度评价了这一措施并吩咐奖以勋章，此事业已照办。’”而马林科夫则打算在这个月份（4月）召开中央全会来谴责个人崇拜，在保存下来的马林科夫的讲话初稿中有这样的文字：“……出于这些原则上的考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请苏共中央全会审议以下决议草案：‘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的报刊和口头宣传中存在着不正常的现象，其表现是，我们的宣传工作者迷失了方向，对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产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开始宣传个人崇拜。有鉴于此，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谴责和彻底消除我们宣传工作中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的倾向，其表现形式是宣传个人崇拜，同时轻视党和政府团结一致的、统一的集体领导的意义和作用。’”
然而，这次中央全会最终并没有召开， 马林科夫还是没有勇气去损害斯大林的形象。但贝利亚却没有停止行动，就在这个月份（4月），根据贝利亚的指示，报刊停止了对斯大林的歌颂，以至前几年每天每页40次至60次提到斯大林的《真理报》，自此难再见到斯大林的姓名。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国家节日期间游行者纵队和企业、机关、团体建筑物装饰的决议》，其中规定，在国家节日期间不再用领袖画像来装饰游行者的纵队和各种建筑物。但在揭批贝利亚的1953年七月中央全会上，贝利亚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行却遭到了激烈抨击。米高扬说，贝利亚这个恶棍“在斯大林死后的最初日子里就主张反对个人迷信”。安德烈耶夫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个人崇拜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要知道它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早就解决了……而现在却冒出了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这是贝利亚搞的鬼。”这时伏罗希洛夫在座位上大声喊：“对。”于是7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撤销它5月9日作出的那个决议。
修正民族政策
贝利亚所提出的对民族政策的修正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在各民族共和国中， 用本民族的干部取代中央为控制这些共和国而派去的俄罗斯族干部。
5月20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会议递交了《关于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在同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作斗争中存在缺点的意见书》，并对此作了辩护。会议就该意见书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消除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种种歪曲给居民造成的对苏维埃政权有关民族共和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错误认识”。“撤销从非立陶宛民族工作人员中任命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提拔党的区委、市委第二书记以及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做法。国营农场场长、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及其他企业经理，一般均任命立陶宛人担任。”
6月8日，贝利亚就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民族成分问题致信中央主席团。 信中谈道，在白俄罗斯共和国，不仅在内务部机构中白俄罗斯族干部的配备不能令人满意，在党政机关中也同样如此。譬如，在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党委机关的1757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21名是白俄罗斯人，巴拉诺维奇州州委机关的63 名工作人员中则没有一名白俄罗斯人；在各州执委会的1408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14名白俄罗斯人， 而各市执委会的231名工作人员中，只有25名白俄罗斯人。 在波洛茨克州的州执委会和各市执委会中，竟没有一名当地出生的白俄罗斯人。不仅如此，而且在白俄罗斯，不论是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机关，还是州、市的党和苏维埃机关，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俄文处理公文。
贝利亚在信中指出，“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 必须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进行讨论，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他提议，应解除非白俄罗斯人尼.谢.帕托利切夫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而提拔白俄罗斯人米.瓦.齐米亚宁担任该职。
根据贝利亚的要求，6月12日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了民族政策问题，贝利亚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在经过讨论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所有的党政机关都有责任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共和国的状况——结束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歪曲。2.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并大力举荐他们到领导岗位；改变不从当地民族中提拔干部的政策；由苏共中央下令召回那些由上级任命、不懂地方语言的干部。3.在各民族共和国，使用本族语、地方语进行公务交往。”
此外，为了抚慰各少数民族， 贝利亚还提议在各民族共和国设立以本民族的杰出人物命名的勋章，用以嘉奖本共和国的优秀艺术工作者，如在乌克兰设立舍甫琴科勋章，在格鲁吉亚设立绍塔·鲁斯塔维利勋章，在乌兹别克设立阿利舍尔·纳沃伊勋章等。
第二，纠正对某些少数民族强制迁徙的错误。4月4日，贝利亚在发布的《关于重新审理公民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案件的命令》中指示：在一个月内重新审理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1月29日第4893-2113CC 号决议强制公民迁出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全部案件；将全部被非法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强制迁出的人员（主要是迁往了哈萨克斯坦）遣送回原籍；重新审议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委员会有关因在特别移民地逃跑或逃避公益劳动被判罪人员的决议，并作出决议释放他们；帮助愿意留在特别移民地的人员就业。
5月27日，贝利亚将一封反映从苏联各地流放到特别移民区的德意志人不幸遭遇的匿名信转交给了中央主席团。信中说，我们是在希特勒进攻时被遣送到边远地区，变成特别流放者的。我们身在铁丝网后，处在劳改营状态下，未经审判就被定罪，没有罪过就遭惩治。当时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声称，这是迫于战争的残酷而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处境却依然如故：所从事的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农艺师、教师、医生等均无从事本人专业的权利；受到严密的监视和严格的限制，无权到离居住地10至15公里以远的地方去；德意志人的孩子虽可读到四至七年级，但却不能学习母语，而且他们无法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因为中等和高等学校都在距特别移民地10至15公里以外的地方；我们必须每月向国家安全部的特派监管报到，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们关进禁闭室、罚款或改干任何一种脏活。所有控告这些土皇帝的申诉信都被逐级退回给这些专制独裁者，他们会任意宰割手下的祭物，这里经常有毒打和许多其他的刑罚；自1941年以来，没有一个德意志人被接纳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军人或当选为代表。
贝利亚对这封匿名信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他在将此信转交中央主席团的同时，又专门致信中央主席团，说“苏联内务部认为特别移民问题对国家有利害关系，已经对特别移民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准备就这一问题起草建议供苏共中央审议”。
调整外交政策
贝利亚所主张的对外交政策的调整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逐步恢复苏南作为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在6月6日贝利亚就坚持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互换大使的建议。被捕前夕，他又向马林科夫建议，通过内务部渠道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触，来实现苏南关系的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人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份文件：
我就此机会向您、兰科维奇（南斯拉夫联邦执行会议副主席、 国家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本文作者注）同志转达时刻想念您的贝利亚同志的深切问候。
贝利亚同志委托我秘密告知您本人， 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有必要彻底重新研究和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贝利亚同志请您本人将这一想法通知铁托同志， 如果您和铁托同志认同这一观点，那么就可以为此目的特别举行一次秘密高级会晤。会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如果您认为不便接受，就在贝尔格莱德。
贝利亚同志表示相信，这次谈话除了您和铁托同志，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从信中所用的称呼上不难看出， 贝利亚试图恢复的是苏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当时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特别是莫洛托夫，只同意“同南斯拉夫建立和其他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直到1953年7 月31日，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的给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的指示中还这样写道：“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目前正在往正常化方面进行，然而，我们把南斯拉夫看作资产阶级国家。”
二是主张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力争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 对苏友好的统一国家。斯大林逝世后，民主德国的形势变得日趋紧张起来，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随即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的关注，紧接着内务部的驻外机构向中央报告说：自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民主德国逃到联邦德国的人数计有45万人，其中执政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数以千计。5月27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专题研究了民主德国居民逃亡的原因，并讨论了为扭转民主德国国内不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需要采取的措施。贝利亚向会议提交的有关这个问题的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草案说：“在当前条件下在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应取消现阶段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取消在工商业和农业中“排挤与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种种措施。贝利亚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声称，“不需要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将西德和东德合并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即可”。
当其他的与会者质问贝利亚为何需要这样做时， 他答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对于苏联也就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莫洛托夫对贝利亚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民主德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德国，但它却能决定许多问题。因此，应当坚定地执行社会主义的路线，不过不能心急。莫洛托夫坚信，放弃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就意味着不仅使民主德国，而且使整个东欧的党的力量迷失方向。而这反过来又将导致东欧国家向美国人屈膝投降的前景。
莫洛托夫的观点得到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 萨布罗夫等人的支持，贝利亚的观点虽为马林科夫所赞同，但最终还是遭到了否决。随后会议于6月2日通过了《关于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化》的决议，其主要精神是建议民主德国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具体表现为停止实行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和消灭私有资本的政策、确保公民个人权利和改善法制、通过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等。
贝利亚倡导并得以部分实施的这些改革、调整措施， 有的被他的同僚视作对革命原则的背叛，有的则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在大镇压年代大都制造过冤假错案，其罪行多难饶恕。连斯大林都敢碰的贝利亚，完全可以利用控制在手中的内务部和内务部掌握的各个案件及各个领导人的档案材料，通过为过去的冤案平反的办法，将他们一一揭露出来，置于死地（尽管贝利亚制造的冤案并不比他的同僚少，但既然他控制着内务部，他是不会去触动自己制造的那些冤案的）。这种恐惧才是他们联合起来将贝利亚搞掉的最根本的原因。^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5期
【原文出处】《百年潮》(京)2005年01期第68～73页
平反冤假错案
1953年3月13日，贝利亚发布命令，要求内务部对斯大林逝世前几年中制造的几个案件——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被指控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反革命组织的安全部工作人员案、苏联国防部炮兵总局被捕工作人员案以及格鲁吉亚“米格列尔人案”等四个重大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五天后，他又要求内务部重审控告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不久，他将内务部对这些案件的重审结果一一向中央作了汇报，并敦请中央对其平反。
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 批准内务部关于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的建议：“1.释放因所谓的‘医生——破坏分子案’而被捕的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共37人并为其彻底平反；2.对那些想方设法捏造这一挑拨性案件并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前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追究刑事责任；3.建议苏联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就国家安全部极端粗暴地违反苏联法律并伪造调查材料一事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解释。”第二天，内务部向全国发布了为该案平反的通告。
4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了格鲁吉亚“米格列尔人案”，并作出了《关于苏联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原国家安全部破坏苏维埃法律的决议》，宣布为这一案件平反昭雪。贝利亚随后亲赴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对因该案而上任的格鲁吉亚新领导人悉数调离，而将因该案被调离的原领导人官复原职。恰尔克维尼亚重新当上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共和国安全部长鲁哈泽因涉嫌制造该案而被逮捕。
5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贝利亚报告的内务部对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的复查结果，对该案作出如下判决：认为“对此案所有被判刑人员的指控材料均系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工作人员对被告们采用非法侦讯手段捏造而成”；完全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1946年5月对此案的判决，“并因无罪终止这个刑事案件”。6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为该案的受害者原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原苏联空军司令诺维科夫等人恢复名誉的决定。
在此期间，上述其他几个贝利亚要求重审的案件也都获得了平反。
改革保安机关
贝利亚提出的对保安机关的改革措施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将内务部各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 将古拉格（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
3月17日，贝利亚向马林科夫提交了“关于移交苏联内务部一些单位的报告”，第二天又提交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移交内务部一些单位的决议草案》。他在这两个文件中提出，鉴于内务部不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决定将内务部的各生产经营总局、建筑局、工业企业连同其下属的全部分厂、建筑分队、办公用房、辅助部门、科研机构、设计机构以及物资、生产规划和建筑规划、全部材料和设备、1953年度的拨款，分别移交给各相关的政府经济部门。
3月28日，贝利亚又向部长会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移交劳动改造营的报告”和《关于将劳改营和劳改队由苏联内务部移交苏联司法部的决议草案》两个文件。《草案》规定，将苏联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少年劳教队管理处，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劳改营劳改队管理局、少年劳改队管理处，劳改营（特别劳改营除外）、劳改队，管理未成年犯人的少年劳动队、少年劳动教养队、少年收容遣送站，劳改检查机构，以及它们下属的所有服务机构、分支机构、工厂、建筑单位、辅助部门和为劳改营劳改队总局系统培养干部的学校，由苏联内务部移交给苏联司法部。
第二，停建或取消内务部的某些基建项目。3月21日，贝利亚向部长会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重新审议1953年一些基建项目的报告》，4 天后又提交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修改1953年建设计划的决议草案》。指出，鉴于内务部各单位施工的某些基建项目的建设最近几年对国民经济来说并非刻不容缓，而且其中的一些项目需要消耗相当大量的金属、建筑材料和其他技术材料、设备以及劳动力，停建或取消这些建设项目是适宜的。这些建设项目包括水利技术设施、铁路和公路、工厂三个方面共计20项，总预算额为492亿卢布。
第三，严令办案人员依法办案。4月4日， 贝利亚发布了《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的命令》。《命令》指出，经调查，在原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歪曲苏联法律、逮捕无辜公民、肆意伪造侦讯材料、大量采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讯手段等情况。“这种残暴的‘审讯方法’造成的结果是，许多无辜被捕者被侦讯人员搞得体力衰竭，心力憔悴，其中有些人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作伪的侦查员利用被捕者的这种状态，把事先炮制好的所谓反苏、间谍、恐怖活动的‘供词’偷偷塞给他们。这种恶劣的侦查方法把办案人员的工作引上了歧途，国家安全机构也转移了与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敌人作斗争的注意力。”有鉴于此，命令在内务部机构中对被捕人员不得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在侦查中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准则。办案人员“今后若违反苏联法律将最严厉地追究责任，直至不仅将直接责任人而且将其领导者送上法庭”。
第四，严格限制内务部特别委员会的权力。6月15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权力的报告》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条例草案》等几个文件。在《报告》中，贝利亚首先指出了1934年11月5 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国家保安机关内设立特别委员会时所授予给它的几项权力，接着又一一指出了在此后的岁月里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中央政府所授予它的其他诸项权力，然后他写道：“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苏联原国家安全部滥用授予它的广泛权力，在特别委员会上不仅审理了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而且制造了没有充分证据的假案。考虑到从国家利益出发没必要保留授予特别委员会的权力，苏联内务部认为必须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的权力，只允许它审理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并依据现行的苏联刑法，采用不超过10年的在监狱、劳改营关押或流放的惩治措施。同时，苏联内务部认为，应当重新审议由联共（市）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最近几年颁布的与苏联刑法相矛盾的苏联主管机构的命令和决议，以及授予特别委员会的广泛惩治职能。”
在《条例草案》中， 贝利亚写道：“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在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经检察长批准后送特别委员会审理”；“若苏联总检察长不同意特别委员会的裁决，他有权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抗诉。在此情况下，特别委员会的裁决在审议总检察长的控诉之前暂停执行。”
然而，当中央主席团开会讨论贝利亚关于限制特别委员会权力的建议时， 赫鲁晓夫却在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支持下公开表示反对这一建议。他说：“我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要修改整个逮捕、审判和侦查体系。它是随意性的。而关于判决20年或者10年的问题，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可以先判10年，然后再判10年。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我们收到一些文件说，实际上有这种方法存在。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此情况下，贝利亚只好收回自己的这一建议。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在揭批贝利亚的七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时解释说，他之所以“坚决反对”，是因为“贝利亚没有提出撤销特别委员会，而要保留它”。
大赦百万犯人
3月26日，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大赦的报告》，第二天，又提交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大赦的决议草案》。《报告》说，目前在劳改营、监狱和劳改队关押的犯人共为2526402人， 关押的数量之所以如此之多与过去一些不合理的法令有关。实际上，“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因为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罪行被判刑的，其中包括妇女、少年、老人和病人”。报告指出，长期的关押使犯人脱离家庭和习惯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亲人处境非常困难，“常常造成家庭破裂，严重影响他们今后的整个生活”。此外，大多数犯人在劳改营表现良好，劳动态度认真，可以回到诚实的劳动生活中去。鉴于上述，从关押地释放约一百万名犯人是适当的（多为刑期在五年以下的犯人）。
《报告》还建议对判刑五年以上的人减少一半刑期，同时建议，重新审议刑法，即用行政性和纪律性措施取代经济罪、渎职罪、日常生活方面的罪行以及危害性较小的其他罪行的刑事责任。“如果不重新审议刑法，一两年之后，被关押人员的总数又会达到250万至300万人。”
3月27日当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大赦”问题，并颁布了根据贝利亚的“报告”和“决议草案”写成的《关于特赦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共有1201738人获得大赦，另有40万人的案子停止了侦查。
反对个人崇拜
斯大林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 贝利亚便和马林科夫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达成了默契。于是在复查“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和为其平反的过程中，贝利亚就让中央委员们阅读了自己有关这一案件的复查报告，《报告》中引用了前国家安全部侦查人员的供词和斯大林要求毫不留情地殴打囚犯的指示。4月2日他在《就米霍埃尔斯被害问题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更是直接指出斯大林是刺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米霍埃尔斯的主谋。《报告》写道：“关于这次犯罪行动的进行情况阿巴库莫夫供称：‘据我所记得的，在1948年苏联政府领导人约·维·斯大林给了我一个紧急任务——由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迅速安排干掉米霍埃尔斯，此事可委派专门人员执行。当时已得悉，米霍埃尔斯已经同他的一位其姓名我不记得了的朋友一起到了明斯克。当将此情况报告约·维·斯大林时，他立即指示就在明斯克以不幸事故为掩护干掉米霍埃尔斯。也就是说，让米霍埃尔斯及其同伴死于汽车轮下。在这次谈话中还逐个精选了可以委派去执行上述行动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领导工作人员……当米霍埃尔斯已被干掉并将此情况报告约·维·斯大林的时候，他高度评价了这一措施并吩咐奖以勋章，此事业已照办。’”而马林科夫则打算在这个月份（4月）召开中央全会来谴责个人崇拜，在保存下来的马林科夫的讲话初稿中有这样的文字：“……出于这些原则上的考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请苏共中央全会审议以下决议草案：‘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的报刊和口头宣传中存在着不正常的现象，其表现是，我们的宣传工作者迷失了方向，对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产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开始宣传个人崇拜。有鉴于此，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谴责和彻底消除我们宣传工作中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的倾向，其表现形式是宣传个人崇拜，同时轻视党和政府团结一致的、统一的集体领导的意义和作用。’”
然而，这次中央全会最终并没有召开， 马林科夫还是没有勇气去损害斯大林的形象。但贝利亚却没有停止行动，就在这个月份（4月），根据贝利亚的指示，报刊停止了对斯大林的歌颂，以至前几年每天每页40次至60次提到斯大林的《真理报》，自此难再见到斯大林的姓名。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国家节日期间游行者纵队和企业、机关、团体建筑物装饰的决议》，其中规定，在国家节日期间不再用领袖画像来装饰游行者的纵队和各种建筑物。但在揭批贝利亚的1953年七月中央全会上，贝利亚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行却遭到了激烈抨击。米高扬说，贝利亚这个恶棍“在斯大林死后的最初日子里就主张反对个人迷信”。安德烈耶夫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个人崇拜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要知道它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早就解决了……而现在却冒出了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这是贝利亚搞的鬼。”这时伏罗希洛夫在座位上大声喊：“对。”于是7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撤销它5月9日作出的那个决议。
修正民族政策
贝利亚所提出的对民族政策的修正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在各民族共和国中， 用本民族的干部取代中央为控制这些共和国而派去的俄罗斯族干部。
5月20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会议递交了《关于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在同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作斗争中存在缺点的意见书》，并对此作了辩护。会议就该意见书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消除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种种歪曲给居民造成的对苏维埃政权有关民族共和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错误认识”。“撤销从非立陶宛民族工作人员中任命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提拔党的区委、市委第二书记以及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做法。国营农场场长、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及其他企业经理，一般均任命立陶宛人担任。”
6月8日，贝利亚就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民族成分问题致信中央主席团。 信中谈道，在白俄罗斯共和国，不仅在内务部机构中白俄罗斯族干部的配备不能令人满意，在党政机关中也同样如此。譬如，在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党委机关的1757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21名是白俄罗斯人，巴拉诺维奇州州委机关的63 名工作人员中则没有一名白俄罗斯人；在各州执委会的1408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14名白俄罗斯人， 而各市执委会的231名工作人员中，只有25名白俄罗斯人。 在波洛茨克州的州执委会和各市执委会中，竟没有一名当地出生的白俄罗斯人。不仅如此，而且在白俄罗斯，不论是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机关，还是州、市的党和苏维埃机关，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俄文处理公文。
贝利亚在信中指出，“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 必须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进行讨论，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他提议，应解除非白俄罗斯人尼.谢.帕托利切夫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而提拔白俄罗斯人米.瓦.齐米亚宁担任该职。
根据贝利亚的要求，6月12日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了民族政策问题，贝利亚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在经过讨论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所有的党政机关都有责任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共和国的状况——结束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歪曲。2.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并大力举荐他们到领导岗位；改变不从当地民族中提拔干部的政策；由苏共中央下令召回那些由上级任命、不懂地方语言的干部。3.在各民族共和国，使用本族语、地方语进行公务交往。”
此外，为了抚慰各少数民族， 贝利亚还提议在各民族共和国设立以本民族的杰出人物命名的勋章，用以嘉奖本共和国的优秀艺术工作者，如在乌克兰设立舍甫琴科勋章，在格鲁吉亚设立绍塔·鲁斯塔维利勋章，在乌兹别克设立阿利舍尔·纳沃伊勋章等。
第二，纠正对某些少数民族强制迁徙的错误。4月4日，贝利亚在发布的《关于重新审理公民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案件的命令》中指示：在一个月内重新审理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1月29日第4893-2113CC 号决议强制公民迁出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全部案件；将全部被非法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强制迁出的人员（主要是迁往了哈萨克斯坦）遣送回原籍；重新审议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委员会有关因在特别移民地逃跑或逃避公益劳动被判罪人员的决议，并作出决议释放他们；帮助愿意留在特别移民地的人员就业。
5月27日，贝利亚将一封反映从苏联各地流放到特别移民区的德意志人不幸遭遇的匿名信转交给了中央主席团。信中说，我们是在希特勒进攻时被遣送到边远地区，变成特别流放者的。我们身在铁丝网后，处在劳改营状态下，未经审判就被定罪，没有罪过就遭惩治。当时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声称，这是迫于战争的残酷而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处境却依然如故：所从事的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农艺师、教师、医生等均无从事本人专业的权利；受到严密的监视和严格的限制，无权到离居住地10至15公里以远的地方去；德意志人的孩子虽可读到四至七年级，但却不能学习母语，而且他们无法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因为中等和高等学校都在距特别移民地10至15公里以外的地方；我们必须每月向国家安全部的特派监管报到，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们关进禁闭室、罚款或改干任何一种脏活。所有控告这些土皇帝的申诉信都被逐级退回给这些专制独裁者，他们会任意宰割手下的祭物，这里经常有毒打和许多其他的刑罚；自1941年以来，没有一个德意志人被接纳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军人或当选为代表。
贝利亚对这封匿名信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他在将此信转交中央主席团的同时，又专门致信中央主席团，说“苏联内务部认为特别移民问题对国家有利害关系，已经对特别移民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准备就这一问题起草建议供苏共中央审议”。
调整外交政策
贝利亚所主张的对外交政策的调整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逐步恢复苏南作为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在6月6日贝利亚就坚持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互换大使的建议。被捕前夕，他又向马林科夫建议，通过内务部渠道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触，来实现苏南关系的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人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份文件：
我就此机会向您、兰科维奇（南斯拉夫联邦执行会议副主席、 国家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本文作者注）同志转达时刻想念您的贝利亚同志的深切问候。
贝利亚同志委托我秘密告知您本人， 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有必要彻底重新研究和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贝利亚同志请您本人将这一想法通知铁托同志， 如果您和铁托同志认同这一观点，那么就可以为此目的特别举行一次秘密高级会晤。会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如果您认为不便接受，就在贝尔格莱德。
贝利亚同志表示相信，这次谈话除了您和铁托同志，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从信中所用的称呼上不难看出， 贝利亚试图恢复的是苏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当时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特别是莫洛托夫，只同意“同南斯拉夫建立和其他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直到1953年7 月31日，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的给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的指示中还这样写道：“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目前正在往正常化方面进行，然而，我们把南斯拉夫看作资产阶级国家。”
二是主张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力争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 对苏友好的统一国家。斯大林逝世后，民主德国的形势变得日趋紧张起来，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随即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的关注，紧接着内务部的驻外机构向中央报告说：自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民主德国逃到联邦德国的人数计有45万人，其中执政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数以千计。5月27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专题研究了民主德国居民逃亡的原因，并讨论了为扭转民主德国国内不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需要采取的措施。贝利亚向会议提交的有关这个问题的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草案说：“在当前条件下在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应取消现阶段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取消在工商业和农业中“排挤与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种种措施。贝利亚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声称，“不需要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将西德和东德合并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即可”。
当其他的与会者质问贝利亚为何需要这样做时， 他答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对于苏联也就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莫洛托夫对贝利亚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民主德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德国，但它却能决定许多问题。因此，应当坚定地执行社会主义的路线，不过不能心急。莫洛托夫坚信，放弃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就意味着不仅使民主德国，而且使整个东欧的党的力量迷失方向。而这反过来又将导致东欧国家向美国人屈膝投降的前景。
莫洛托夫的观点得到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 萨布罗夫等人的支持，贝利亚的观点虽为马林科夫所赞同，但最终还是遭到了否决。随后会议于6月2日通过了《关于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化》的决议，其主要精神是建议民主德国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具体表现为停止实行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和消灭私有资本的政策、确保公民个人权利和改善法制、通过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等。
贝利亚倡导并得以部分实施的这些改革、调整措施， 有的被他的同僚视作对革命原则的背叛，有的则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在大镇压年代大都制造过冤假错案，其罪行多难饶恕。连斯大林都敢碰的贝利亚，完全可以利用控制在手中的内务部和内务部掌握的各个案件及各个领导人的档案材料，通过为过去的冤案平反的办法，将他们一一揭露出来，置于死地（尽管贝利亚制造的冤案并不比他的同僚少，但既然他控制着内务部，他是不会去触动自己制造的那些冤案的）。这种恐惧才是他们联合起来将贝利亚搞掉的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