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后冷战时期日美关系的发展
傅敏/常云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4期
【原文出处】《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06期第57～61页
【作者简介】傅敏，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重庆 400031)/常云平，重庆 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副教授。(重庆 400047)
【关 键 词】后冷战时期/日美关系/新变化/发展趋势
战后50余年来，日美关系一直与日本的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但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美关系就已发生变化。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政 治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各大国关系也在加紧调整，世界战略格局向着多元化方向发 展的趋势加快。那么，作为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格局中重要关系之一的日美关系，其未 来走向将会如何呢?本文旨在探析20世纪90年代日美关系新变化所蕴涵的发展趋势等， 以期引起专家、学者们的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一
战后至今，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对象国，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这种局面在可 以预见到的将来很难改变。战后以来日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 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关系、70年代到80年代后的相互依赖关系、90年代的竞赛与合作关系 。[1](P582)这种变化的根本动因是经济因素。日本经济经过60年代的高速发展，70年 代初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进入80年代，整个国家的发展又进 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由此而来的是日美经济摩擦的加剧。到80年代末，日美商品性对抗 在美国上升为国民感情上的对抗和日美国家之争。美国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日本的经 济力量比苏联的军事力量对美国的安全更有威胁。”有的甚至说，“对美国资本主义的 唯一的最大的威胁来自另外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即日本。”[2]美国还于1988年7月举行 以日本为假想敌人的秘密演习。当然，由于日美经济中又有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一面 ，双方在战略上也有共同利益，因此整个80年代两国摩擦中又有协调，日美同盟关系依 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础。
至90年代苏联解体后，日本强调积极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因而强调日美两国在 亚太地区的协调合作，这也是日本背靠最强大的国家，谋求自身发展的一贯做法在新形 势下的表现。1996年4月17日，美日两国首脑共同发表《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 向21世纪的同盟》，其中写道：“冷战终结后，发生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减小…… 但是亚太地区依然缺乏稳定性和可靠性。朝鲜半岛的紧张正在继续，包括核武器在内的 军事力量依然在大量地集中，未解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纠纷，毁灭性武器及其运 载手段的扩散，是造成整个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美日两国首脑“强调了美 日两国对付所面临的安全保障课题的重要性”，“再次确认了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具有 重要的价值”。[3]为了进一步强化日美两国之间的信赖关系，“要继续就有关对应国 际安全保障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包括最充分地满足两国政府所必需的防卫政策，以及 美军在日本兵力构成的军事态势进行密切协商”[4](P52)。1997年6月8日，日美通过了 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中间报告。报告规定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紧急事态”的 情况下，日本的军事力量将在“日美两国视为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日本的周边地区 ”。[4](P42)修改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防卫指针)将成为日本军事力量从本土 扩大到周边地区的第一个法理依据。有的日本报纸指出，日本“新同盟关系”已经启动 ，而“新同盟的关键是对华战略”[5]。1999年8月16日，日美两国又在东京签署了共同 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协议的换文和列有具体研究项目的备忘录，达成四项TMD合作计划。酝酿已久的TMD计划正式启动；表明日本不顾中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一 意孤行。2000年日本又拨款20亿日元用于TMD研究，越过历年的2倍。这一切，不能不引 起世人的警觉。
二
在新世纪里，未来的日美关系又将如何发展呢?依笔者之见，未来的日美关系将会在一 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对立又有协调、既有冲突又有妥协的矛盾中运动发展。发展 的总趋势是：矛盾还将继续存在和发展，摩擦时有加剧，但双方将会尽力控制在不至于 引起根本关系发生破裂的限度之内，协调与合作将是日美关系的主导方面。现对此略作 分析如下。
第一，经贸摩擦是两国关系的顽症，不可能根本解决。
日美两国经贸摩擦既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由一些偶然因素引发，而是多年来 的积累及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两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又有社会经济 的不同特点及文化传统的差异性等因素，这些因素都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或者根本不可能 改变。
日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早在70年代以前，两国经贸摩擦就已产生。当时主要表现为 “纤维贸易战”和“钢铁战”，缘起于日本的纺织品和钢铁大量出口，冲击了美国市场 。70-80年代，两国又先后爆发了“家用电器战”、“汽车战”、“电子计算机战”和 “半导体战”。进入90年代，日美双方在汽车贸易、大米市场、专利知识产权等方面又 发生了争执，且日益公开化和白热化。日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和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和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 双方经济实力的变化使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弱化，潜在的矛盾也随之暴露出来 。日美双方在贸易上的长期摩擦便是双方矛盾的焦点所在。
为了解决贸易上的纷争，日美两国政府都作过一些努力。据统计，日美在80年代末至9 0年代末的10来年间，曾签署过33个贸易协定，涉及从牛肉、柑桔、半导体到超级电子 计算机和人造卫星等方面。日本宣称，自日美签订协议后，许多项目正在稳步而顺利地 取得成果。而美国认为，这些协议不过是“摆摆样子”，实际上均未使日本在开放市场 方面取得有效突破。日本仍维持让美国无法接受的贸易盈余，而且只增不减，1993年达 到近600亿美元。庞大而沉重的贸易逆差负担终于使美国按捺不住了。美国多次运用“ 超级301”条款对日本进行惩罚，而且在日美结构性协商中还要求日本对经济结构作出 调整，进一步开放日本国内市场，使美国的商品能够顺利进入。克林顿总统采取咄咄逼 人的进攻姿态，在1994年2月与日本首相会谈中，要求日本在政府采购、保险市场、汽 车及汽车零件领域设立“数值指标”，以保证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占有一定比例。然 而，这一建议却遭到日本细川首相的拒绝。日美首脑会谈失败，在战后日美关系史上是 前所未有的，它似乎成为一种标志，即日本不再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日美关系新时代的 序幕已经揭开。
纵观日美经济关系，虽然双方贸易摩擦多以日本作出某些让步(如推行日元国际化、降 低关税、调整日元对美汇价、扩大内需)而暂告平息，但由于双方在经济关系中的基本 条件没有改变，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不利地位。而且每次矛盾爆发时，也不能 都以日本方面让步来谋求解决，因为日美力量对比还在进一步发生变化。
20世纪9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深刻意义还不在于商品竞争本身，而是标志着日美 关系的地位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不管美国是否心甘情愿，日本都要在国际政治、经济领 域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重要一环。充满火药味 的贸易摩擦便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由此也决定了这一问题将长期横亘于日美关系之 中。
第二，日本政治大国的既定目标和美国不可改变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难以协调。
未来日本将会更加努力地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目前日本已具备作为政治大国的经济和 科技实力；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日本提供了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的有利机会；日本“ PKO”法的通过，使之可以以合法的身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日本军费开支的不断增 大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加强，为日本向政治大国目标迈进争取到更大的发言权。这必然同 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冲突。美国目前对日本的戒备心理十分强烈。对日本过早过快的政 治要求处处遏制，对日本过分地扩充军事实力坚决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已在 其内部报告和防务计划中，将日本列为潜在的敌人，并警告美国人要对日本称霸世界的 进攻态势提高警惕。
冷战时期，日本外交最大的特点是向美国一边倒。尽管70年代后日本在对美关系上日 益表现出“自主性”和“离心性”[4](p52)，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唯美马首是瞻。冷 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发挥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早在1982年，日本就提出“政治大国”的口号，就是“要加强(日本)在自由世界中的 发言权。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加做政治大国的份量”。如前自民党国际局长鸠 山邦夫就明确指出：“今后我们要成为政治大国，因此必须脱离美国。”[6](P120)
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后冷战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1)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的解决。日本认为，“在冷战时期，美国将日本视为 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负担了本来应该由日本自己负担的对和平与自由应负的代价… …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也没有理由再承担这一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日本 经济繁荣的基础开始发生动摇。为了不使这一基础垮塌，日本必须自己负担这一代价， 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与自由。避免承担自己应负的代价，就否定日本自身的和平与繁荣 。”[7](P465)为此，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立即向波斯湾派遣了6艘扫雷艇和400名自 卫队，协助多国部队扫除水雷，开创了战后日本首次向海外派兵的先例。同时，日本政 府加紧对PKO法案的审议，终于使其在1992年6月5日和15日分别获得日本众议院和参议 院的通过，完成了日本参加联合国PKO所需要的国内法律手续，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联 合国的PKO了。依据该法案，日本政府先后向柬埔寨、莫桑比克派出了由自卫队组成的 维和人员，向安哥拉等国派出了选举监督员，向戈兰高地派出了军事脱离监督人员。根 据《朝日新闻》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三个月进行的舆论调查，受调查者中61%的人认为， 日本应该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发挥比过去更为积极的作用，对于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表示 赞成的占74%，反对的只占21%。这说明日本国民已经改变了过去只关心国内事情而普遍 反对向国外派兵的倾向，对PKO越来越表示理解。
(2)积极争取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2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联合国 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调整安理会职能和成员构成的要求，暗示日本要成为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他表示：“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应该对安理会的机能、构成进行改革。 ”[8]其后又在国内众多场合公开表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日渐增大 ，但联合国的机构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没有任何变化。日本准备在联合国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9]此后，日本便大肆活动，制造舆论，并制定了战略计划，为跻身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鸣锣开道”。日本当时的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和日本驻联合国大 使波多野敬雄更是直截了当：“日本负担了联合国资金的12.45%，比英、法、中三国之 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完全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9]日本外务省也认 为：“为了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而得到承认，就必须成为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9]很明显，日本认为如果不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不是真正的 世界性政治大国。
(3)发挥经济大国的优势，对外援助为政治大国战略服务。1991年3月，日本政府修改 了以往纯经济援助的做法，制定了以“人权、民主化”为中心的政府开发援助的四项原 则。
(4)日本还积极策划拓展亚洲、中东、欧洲、俄罗斯等地区的外交思路。日本首相桥本 龙太郎于1997年7月24日提出了改善日俄关系的三原则：“信任”、“互利”和“长远 ”的观点，目的是在强化日美关系、加强日中关系之后，也完善对俄关系，完成日本的 全方位外交战略，从而使日本在外交方面也成为不逊于其它国家的政治大国，并由此加 强日俄经济合作。
(5)积极扩充军备。199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军事力量的机能靠其它手 段和力量无法取代，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证”的论断。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日 本加紧扩充军备和更新武器装备。1987年以来，日本的军费开支连续突破国民生产总值 1%的限额，而且多年增长率在6%左右，绝对值已达300多亿美元，在西方国家中仅次于 美国，居世界第三位。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明：1998年，日本的军费 开支高达513亿美元，1999年为512亿美元。日本的常规防御力量、反潜和防空力量、高 技术常规武器等装备都是非常先进的。
与此同时，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也已大大改变了其内涵。日本自卫队早已承担起 保卫日本列岛1000海里海上航道的防卫任务，并参加日美共同作战训练的“环太平洋合 作演习”。1990年海湾战争后，日本积极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艇，1992年日本国会又通 过向海外派兵法(“PKO”法)，并要求向联合国派出由2000人组成的自卫队。
上述这些政治、外交、军事上的主张和做法，或明或暗地显示出日本欲疏离美国、主 导本地区世界事务的动向。这必然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利益发生冲突。
第三，亚太地区将是美日激烈角逐的战场。
后冷战时代，日美两国都把目光盯向亚太地区，加速实施战略重点转移。日本由于得 天独厚的优势，努力营造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圈，企图把美国排除在亚太经济圈之 外，以掌握亚太经济合作主导权；同时，日本在处理亚太事务方面，还将大大增加政治 和军事方式的作用。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田中直毅认为，日本战后没有参加亚洲的事务 ，现在需要日本在亚洲积极地参与，以便在亚洲建立政治和外交新秩序，如果说经济已 经为日本在亚洲树立了一个新形象，那么现在则要求日本为建立该地区的政治新秩序作 出贡献。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不断扩张，美国必将高度警觉并采取相应行动。1992年4 月26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在一份名为《缔造对美国安全的世界——美国对外政策的蓝图 》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现在亚洲，只有日本拥有发展对东亚形成威胁的经济技术力量， 而且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性组织来遏制日本。如果遇到突发事件，日本就可能重新 武装，危及美国利益。克林顿总统也明确表示，虽然冷战结束，但美国将继续参与亚太 事务。美国虽然已经从亚太地区撤出部分军事力量，但美国的政治、军事影响力仍占绝 对优势，加上美国可以利用亚洲国家对日本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日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 角逐还将继续下去。
尽管日本和美国之间有许多矛盾和磨擦，但双方协调与合作的因素也在增长。就发展 趋势来看双方关系不会破裂，矛盾不会发展到对抗性地步。这是因为：
第一，经济上，日美之间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
战后几十年来，日美两国在经济上已形成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两国互为重要的商品 市场和投资场所。1995年，日本在美国直接投资高达1200亿美元，占其全部投资的50% 以上；日本出口小汽车的一半、计算机的40%和半导体的30%销往美国市场；而日本每年 进口飞机的99%、玉米的80%要靠美国；美国出口牛肉的72%和柑桔的35%要在日本市场找 销路。日本引进技术的60%来自美国。这种深刻而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 济依存关系制约着两国的其他关系，使两国不会采取过激行动，否则就会损害到两国的 经济合作和利益，这是日本和美国都不愿意出现的局面。
第二，军事安全上，日美两国需要协调行动。
首先，虽然两国共同的敌人已不存在，但独联体和俄罗斯的发展仍不稳定，它的大规 模军事系统，特别是核武器系统的变化仍然引人注目。普京总统执政后，俄罗斯的对外 政策由叶利钦时代的软弱和片面依赖西方逐渐转向强硬的独立自主，如在车臣问题、美 国欲修改1972年的反导条约问题上都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其次，亚太地区还有些不稳 定的因素，朝鲜半岛、南沙群岛、东南亚都还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再次，共同打击国际 恐怖主义。因此，日美两国仍需要在军事安全上协调行动。
第三，政治上，美日两国各有所图。
从日本方面来看，需要借助美国的影响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没有美国的支持，日本 说话就没有份量，没有美国的扶植，日本要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也难以 实现。而美国也有求于日本，美国为维持超级大国的地位，需要日本的支持，尤其是财 力的支持。海湾一战，美国已深感自己力量有限，必须借助盟国力量。同时，美国也想 利用日本的力量，维护它在亚洲的利益，使日本成为亚洲的一支战略平衡力量。
综上所述，日美关系既有难以克服的顽症和日趋激烈的争执，又有密不可分的利益关 系和多方面的相互需求。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日美两国关系将会在竞争与合作、 摩擦与协调的矛盾格局中发展，而合作与协调将是日美关系的主流。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4期
【原文出处】《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06期第57～61页
【作者简介】傅敏，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重庆 400031)/常云平，重庆 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副教授。(重庆 400047)
| 【内容提要】 | 20世纪90年代，日美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未来的日美关系总的发展趋势是矛盾 还将继续存在和发展，摩擦时有加剧，但双方将会尽力控制在不至于引起根本关系发生 破裂的限度之内，协调与合作将是日美关系的主导方面。 |
一
战后至今，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对象国，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这种局面在可 以预见到的将来很难改变。战后以来日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 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关系、70年代到80年代后的相互依赖关系、90年代的竞赛与合作关系 。[1](P582)这种变化的根本动因是经济因素。日本经济经过60年代的高速发展，70年 代初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进入80年代，整个国家的发展又进 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由此而来的是日美经济摩擦的加剧。到80年代末，日美商品性对抗 在美国上升为国民感情上的对抗和日美国家之争。美国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日本的经 济力量比苏联的军事力量对美国的安全更有威胁。”有的甚至说，“对美国资本主义的 唯一的最大的威胁来自另外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即日本。”[2]美国还于1988年7月举行 以日本为假想敌人的秘密演习。当然，由于日美经济中又有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一面 ，双方在战略上也有共同利益，因此整个80年代两国摩擦中又有协调，日美同盟关系依 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础。
至90年代苏联解体后，日本强调积极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因而强调日美两国在 亚太地区的协调合作，这也是日本背靠最强大的国家，谋求自身发展的一贯做法在新形 势下的表现。1996年4月17日，美日两国首脑共同发表《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 向21世纪的同盟》，其中写道：“冷战终结后，发生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减小…… 但是亚太地区依然缺乏稳定性和可靠性。朝鲜半岛的紧张正在继续，包括核武器在内的 军事力量依然在大量地集中，未解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纠纷，毁灭性武器及其运 载手段的扩散，是造成整个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美日两国首脑“强调了美 日两国对付所面临的安全保障课题的重要性”，“再次确认了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具有 重要的价值”。[3]为了进一步强化日美两国之间的信赖关系，“要继续就有关对应国 际安全保障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包括最充分地满足两国政府所必需的防卫政策，以及 美军在日本兵力构成的军事态势进行密切协商”[4](P52)。1997年6月8日，日美通过了 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中间报告。报告规定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紧急事态”的 情况下，日本的军事力量将在“日美两国视为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日本的周边地区 ”。[4](P42)修改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防卫指针)将成为日本军事力量从本土 扩大到周边地区的第一个法理依据。有的日本报纸指出，日本“新同盟关系”已经启动 ，而“新同盟的关键是对华战略”[5]。1999年8月16日，日美两国又在东京签署了共同 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协议的换文和列有具体研究项目的备忘录，达成四项TMD合作计划。酝酿已久的TMD计划正式启动；表明日本不顾中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一 意孤行。2000年日本又拨款20亿日元用于TMD研究，越过历年的2倍。这一切，不能不引 起世人的警觉。
二
在新世纪里，未来的日美关系又将如何发展呢?依笔者之见，未来的日美关系将会在一 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对立又有协调、既有冲突又有妥协的矛盾中运动发展。发展 的总趋势是：矛盾还将继续存在和发展，摩擦时有加剧，但双方将会尽力控制在不至于 引起根本关系发生破裂的限度之内，协调与合作将是日美关系的主导方面。现对此略作 分析如下。
第一，经贸摩擦是两国关系的顽症，不可能根本解决。
日美两国经贸摩擦既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由一些偶然因素引发，而是多年来 的积累及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两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又有社会经济 的不同特点及文化传统的差异性等因素，这些因素都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或者根本不可能 改变。
日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早在70年代以前，两国经贸摩擦就已产生。当时主要表现为 “纤维贸易战”和“钢铁战”，缘起于日本的纺织品和钢铁大量出口，冲击了美国市场 。70-80年代，两国又先后爆发了“家用电器战”、“汽车战”、“电子计算机战”和 “半导体战”。进入90年代，日美双方在汽车贸易、大米市场、专利知识产权等方面又 发生了争执，且日益公开化和白热化。日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和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和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 双方经济实力的变化使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弱化，潜在的矛盾也随之暴露出来 。日美双方在贸易上的长期摩擦便是双方矛盾的焦点所在。
为了解决贸易上的纷争，日美两国政府都作过一些努力。据统计，日美在80年代末至9 0年代末的10来年间，曾签署过33个贸易协定，涉及从牛肉、柑桔、半导体到超级电子 计算机和人造卫星等方面。日本宣称，自日美签订协议后，许多项目正在稳步而顺利地 取得成果。而美国认为，这些协议不过是“摆摆样子”，实际上均未使日本在开放市场 方面取得有效突破。日本仍维持让美国无法接受的贸易盈余，而且只增不减，1993年达 到近600亿美元。庞大而沉重的贸易逆差负担终于使美国按捺不住了。美国多次运用“ 超级301”条款对日本进行惩罚，而且在日美结构性协商中还要求日本对经济结构作出 调整，进一步开放日本国内市场，使美国的商品能够顺利进入。克林顿总统采取咄咄逼 人的进攻姿态，在1994年2月与日本首相会谈中，要求日本在政府采购、保险市场、汽 车及汽车零件领域设立“数值指标”，以保证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占有一定比例。然 而，这一建议却遭到日本细川首相的拒绝。日美首脑会谈失败，在战后日美关系史上是 前所未有的，它似乎成为一种标志，即日本不再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日美关系新时代的 序幕已经揭开。
纵观日美经济关系，虽然双方贸易摩擦多以日本作出某些让步(如推行日元国际化、降 低关税、调整日元对美汇价、扩大内需)而暂告平息，但由于双方在经济关系中的基本 条件没有改变，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不利地位。而且每次矛盾爆发时，也不能 都以日本方面让步来谋求解决，因为日美力量对比还在进一步发生变化。
20世纪9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深刻意义还不在于商品竞争本身，而是标志着日美 关系的地位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不管美国是否心甘情愿，日本都要在国际政治、经济领 域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重要一环。充满火药味 的贸易摩擦便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由此也决定了这一问题将长期横亘于日美关系之 中。
第二，日本政治大国的既定目标和美国不可改变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难以协调。
未来日本将会更加努力地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目前日本已具备作为政治大国的经济和 科技实力；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日本提供了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的有利机会；日本“ PKO”法的通过，使之可以以合法的身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日本军费开支的不断增 大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加强，为日本向政治大国目标迈进争取到更大的发言权。这必然同 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冲突。美国目前对日本的戒备心理十分强烈。对日本过早过快的政 治要求处处遏制，对日本过分地扩充军事实力坚决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已在 其内部报告和防务计划中，将日本列为潜在的敌人，并警告美国人要对日本称霸世界的 进攻态势提高警惕。
冷战时期，日本外交最大的特点是向美国一边倒。尽管70年代后日本在对美关系上日 益表现出“自主性”和“离心性”[4](p52)，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唯美马首是瞻。冷 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发挥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早在1982年，日本就提出“政治大国”的口号，就是“要加强(日本)在自由世界中的 发言权。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加做政治大国的份量”。如前自民党国际局长鸠 山邦夫就明确指出：“今后我们要成为政治大国，因此必须脱离美国。”[6](P120)
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后冷战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1)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的解决。日本认为，“在冷战时期，美国将日本视为 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负担了本来应该由日本自己负担的对和平与自由应负的代价… …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也没有理由再承担这一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日本 经济繁荣的基础开始发生动摇。为了不使这一基础垮塌，日本必须自己负担这一代价， 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与自由。避免承担自己应负的代价，就否定日本自身的和平与繁荣 。”[7](P465)为此，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立即向波斯湾派遣了6艘扫雷艇和400名自 卫队，协助多国部队扫除水雷，开创了战后日本首次向海外派兵的先例。同时，日本政 府加紧对PKO法案的审议，终于使其在1992年6月5日和15日分别获得日本众议院和参议 院的通过，完成了日本参加联合国PKO所需要的国内法律手续，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联 合国的PKO了。依据该法案，日本政府先后向柬埔寨、莫桑比克派出了由自卫队组成的 维和人员，向安哥拉等国派出了选举监督员，向戈兰高地派出了军事脱离监督人员。根 据《朝日新闻》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三个月进行的舆论调查，受调查者中61%的人认为， 日本应该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发挥比过去更为积极的作用，对于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表示 赞成的占74%，反对的只占21%。这说明日本国民已经改变了过去只关心国内事情而普遍 反对向国外派兵的倾向，对PKO越来越表示理解。
(2)积极争取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2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联合国 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调整安理会职能和成员构成的要求，暗示日本要成为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他表示：“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应该对安理会的机能、构成进行改革。 ”[8]其后又在国内众多场合公开表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日渐增大 ，但联合国的机构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没有任何变化。日本准备在联合国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9]此后，日本便大肆活动，制造舆论，并制定了战略计划，为跻身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鸣锣开道”。日本当时的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和日本驻联合国大 使波多野敬雄更是直截了当：“日本负担了联合国资金的12.45%，比英、法、中三国之 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完全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9]日本外务省也认 为：“为了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而得到承认，就必须成为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9]很明显，日本认为如果不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不是真正的 世界性政治大国。
(3)发挥经济大国的优势，对外援助为政治大国战略服务。1991年3月，日本政府修改 了以往纯经济援助的做法，制定了以“人权、民主化”为中心的政府开发援助的四项原 则。
(4)日本还积极策划拓展亚洲、中东、欧洲、俄罗斯等地区的外交思路。日本首相桥本 龙太郎于1997年7月24日提出了改善日俄关系的三原则：“信任”、“互利”和“长远 ”的观点，目的是在强化日美关系、加强日中关系之后，也完善对俄关系，完成日本的 全方位外交战略，从而使日本在外交方面也成为不逊于其它国家的政治大国，并由此加 强日俄经济合作。
(5)积极扩充军备。199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军事力量的机能靠其它手 段和力量无法取代，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证”的论断。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日 本加紧扩充军备和更新武器装备。1987年以来，日本的军费开支连续突破国民生产总值 1%的限额，而且多年增长率在6%左右，绝对值已达300多亿美元，在西方国家中仅次于 美国，居世界第三位。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明：1998年，日本的军费 开支高达513亿美元，1999年为512亿美元。日本的常规防御力量、反潜和防空力量、高 技术常规武器等装备都是非常先进的。
与此同时，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也已大大改变了其内涵。日本自卫队早已承担起 保卫日本列岛1000海里海上航道的防卫任务，并参加日美共同作战训练的“环太平洋合 作演习”。1990年海湾战争后，日本积极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艇，1992年日本国会又通 过向海外派兵法(“PKO”法)，并要求向联合国派出由2000人组成的自卫队。
上述这些政治、外交、军事上的主张和做法，或明或暗地显示出日本欲疏离美国、主 导本地区世界事务的动向。这必然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利益发生冲突。
第三，亚太地区将是美日激烈角逐的战场。
后冷战时代，日美两国都把目光盯向亚太地区，加速实施战略重点转移。日本由于得 天独厚的优势，努力营造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圈，企图把美国排除在亚太经济圈之 外，以掌握亚太经济合作主导权；同时，日本在处理亚太事务方面，还将大大增加政治 和军事方式的作用。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田中直毅认为，日本战后没有参加亚洲的事务 ，现在需要日本在亚洲积极地参与，以便在亚洲建立政治和外交新秩序，如果说经济已 经为日本在亚洲树立了一个新形象，那么现在则要求日本为建立该地区的政治新秩序作 出贡献。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不断扩张，美国必将高度警觉并采取相应行动。1992年4 月26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在一份名为《缔造对美国安全的世界——美国对外政策的蓝图 》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现在亚洲，只有日本拥有发展对东亚形成威胁的经济技术力量， 而且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性组织来遏制日本。如果遇到突发事件，日本就可能重新 武装，危及美国利益。克林顿总统也明确表示，虽然冷战结束，但美国将继续参与亚太 事务。美国虽然已经从亚太地区撤出部分军事力量，但美国的政治、军事影响力仍占绝 对优势，加上美国可以利用亚洲国家对日本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日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 角逐还将继续下去。
尽管日本和美国之间有许多矛盾和磨擦，但双方协调与合作的因素也在增长。就发展 趋势来看双方关系不会破裂，矛盾不会发展到对抗性地步。这是因为：
第一，经济上，日美之间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
战后几十年来，日美两国在经济上已形成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两国互为重要的商品 市场和投资场所。1995年，日本在美国直接投资高达1200亿美元，占其全部投资的50% 以上；日本出口小汽车的一半、计算机的40%和半导体的30%销往美国市场；而日本每年 进口飞机的99%、玉米的80%要靠美国；美国出口牛肉的72%和柑桔的35%要在日本市场找 销路。日本引进技术的60%来自美国。这种深刻而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 济依存关系制约着两国的其他关系，使两国不会采取过激行动，否则就会损害到两国的 经济合作和利益，这是日本和美国都不愿意出现的局面。
第二，军事安全上，日美两国需要协调行动。
首先，虽然两国共同的敌人已不存在，但独联体和俄罗斯的发展仍不稳定，它的大规 模军事系统，特别是核武器系统的变化仍然引人注目。普京总统执政后，俄罗斯的对外 政策由叶利钦时代的软弱和片面依赖西方逐渐转向强硬的独立自主，如在车臣问题、美 国欲修改1972年的反导条约问题上都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其次，亚太地区还有些不稳 定的因素，朝鲜半岛、南沙群岛、东南亚都还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再次，共同打击国际 恐怖主义。因此，日美两国仍需要在军事安全上协调行动。
第三，政治上，美日两国各有所图。
从日本方面来看，需要借助美国的影响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没有美国的支持，日本 说话就没有份量，没有美国的扶植，日本要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也难以 实现。而美国也有求于日本，美国为维持超级大国的地位，需要日本的支持，尤其是财 力的支持。海湾一战，美国已深感自己力量有限，必须借助盟国力量。同时，美国也想 利用日本的力量，维护它在亚洲的利益，使日本成为亚洲的一支战略平衡力量。
综上所述，日美关系既有难以克服的顽症和日趋激烈的争执，又有密不可分的利益关 系和多方面的相互需求。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日美两国关系将会在竞争与合作、 摩擦与协调的矛盾格局中发展，而合作与协调将是日美关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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