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二战后东亚的权威主义政体评析
李济时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4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2004年06期第149～154页
【作者简介】李济时，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山东 济南 250100)
【关 键 词】二战后/东亚/权威主义政体
二战后初期，东亚(注：本文所指的“东亚”是广义上的，涵盖狭义上的东亚和东南亚 两部分。)国家大多实行自由民主制度。这主要是曾在东亚拥有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欧 美国家影响的结果。比如，韩国在美国的影响下，引进了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制度；马来 西亚、新加坡和缅甸沿用了英国殖民者遗留下来的议会民主体制；印度尼西亚独立后， 在受西方教育影响的印尼名流主导下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然而，好景不长。从20世纪 60年代初开始，东亚的自由民主体制纷纷解体，出现向权威主义体制的逆转。从20世纪 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整个东亚呈现的是一幅专制、独裁统治的图景。
在西方学术界，“权威主义”或“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与民主主义和极 权主义并列的三大政体模式。尽管“权威主义”这一术语存在含义模糊的缺陷，但它仍 被广泛地用来界定现代发展中国家的非民主体制。因此，笔者认为，以“权威主义政体 ”来概括东亚的非民主政体是恰当的。(注：关于权威主义的概念及其应用，笔者通考 了陈峰君先生在其所著《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中的相关 论述，见该书第287-288页。)本文试图分析二战后东亚权威主义政体建立的原因和特点 ，并对其进行简要的评价。
一、二战后东亚权威主义政体建立的原因
相当多的东亚国家在二战后初期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奉行自由民主政体，有些国家的 民主制度还曾令人十分乐观，比如菲律宾曾被视为美国民主在“远东的橱窗”。但是为 什么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民主体制却几乎损失殆尽呢?民主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权威主义政体何以会在东亚盛行?我们可以试从如下几个方面探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1.社会经济结构方面
自由民主政体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它要求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强大的 中产阶级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尽管东亚各国在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统治下建立了一定的 工业基础，原有的农业社会经济结构有一定的改变，但二战后初期的东亚国家仍具有农 业社会的显著特征，尚不具备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其主要的社会成份还 是农民，他们基本上保持着传统、守旧和贫穷的状态。马克思指出，个体农民的特点是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 ，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 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 权支配社会”。[1](第678页)这种个体农民占优势的社会结构无疑不可能支持现代民主 体制，却是权威主义的天然土壤。
作为社会最贫困的阶层，农民只能为温饱而奔忙，在土地上日复一日地单调劳作；他 们离群索居，自给自足，对政治知之甚少，也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只能是一 小批人的事情。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指出：“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 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 的独裁统治)。”[2](第27页)
即使在东亚最西方化的国家菲律宾，尽管引进了西方的天主教和民主体制，但东方农 业社会家族主义的传统还十分浓厚。菲律宾社会中最主要的两个集团是垄断寡头和贫困 大众，“西方化的”上层人物和中间阶级人数很少，而仍然保留传统意识的群众是大量 的。至于韩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50年代的韩国政治充满了专制、独裁、混乱与 腐败。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没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3](第75页)
2.政治文化方面
二战后的东亚各国，尽管部分精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在社会的大多数群体中 ，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仍十分深厚，现代的民主理念尚十分淡薄。
东亚各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是：强调和谐、稳定，忽视政治发展；受 等级制影响，强调服从、恭顺；强调集体和家族主义，忽视个人自由和权利；推崇权威 和贤人政治。东亚的这些传统价值观很容易成为当代权威主义的文化基础。大多数学者 认为，儒家学说，至少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对民主化具有阻碍作用。亨廷顿指出：“几乎 没有一个学者在传统的儒教要么不民主、要么反民主的命题上持学术上的反对意见。” “在实践上，儒教或受儒教影响的社会对民主一直不友善。”[4]在儒家思想影响至深 的新加坡，人们“对建立一个反对派以打破人民行动党一党统治的政治主张比较淡漠” ，“有限政府”的概念在新加坡只受到一小部分接受西方观念的公民的支持。[5](第25 0页)难怪有学者指出：“亚洲在其民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家长式的自上而 下的文化。”[6](第23页)
3.政治体制方面
二战后东亚国家采用的自由民主政体是“舶来品”，缺乏政治基础和群众的认同，在 现实中导致了低效、混乱和争权夺利，甚至本身就向独裁转变。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政 治基础是成熟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和自由、公正的选举制。但是在二战后初期的东亚 ，这些民主体制的要件都相当残缺。东亚各国的政治基本上是上层人物的政治。然而， 即使是曾经为自由而斗争的上层人物的民主理念仍然很淡薄，他们奉行的西方式民主制 度只是二战后的时势以及西方的影响使然。当时的东亚尽管也有政党、议会等民主体制 的组织形式，但其发展水平与民主体制的要求相去甚远。
就政党政治来说，东亚的政党组织十分脆弱，无法承载其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应发挥的 动员群众、代表特定阶层或利益集团要求的职能。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没有实现民主化 ，制度化程度很低，政党个人化现象非常严重，政党主要不是靠制度化的组织，而是靠 个人的联系来组织的。由于没有群众基础，不断地由于策略原因和领导人个人的原因而 分化改组，政党的寿命一般都很短，很少有政党能够存在足够长的时间以获得民众稳固 的忠诚和支持，也就不可能在选民中培养出自己的忠实追随者，从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
二战后初期的东亚民主国家中，选举的形式是存在的，但选举往往被领导人看成是获 得人民授权的方式，而不是人民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选举往往充满舞弊、恫吓，被以 种种手段操纵。除选举之外，对政治领导人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从而使领导人可以在 选举之后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虽有民主的形式，但民主的实现程度却大打折扣， 民主体制严重运作不良，使民主体制的声誉遭到损害，为试图建立独裁体制的领导人提 供了推翻民主体制的借口。
4.内部稳定方面
受西方影响而引入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东亚国家时运不济，脆弱的民主体制无法有效地 处理东亚国家在现代化初期面临的种种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无力应付二战后东亚社会 众多的不稳定因素，无法保持稳定和秩序。
东亚国家在二战后都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然而，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逐步解体， 新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尚未建立，这就导致了社会的失范和混乱。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说 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7](第38页)英国学者黛安 ·K·莫齐进一步指出：“现代化的进程虽然是政府所希望的，但会对政府的分配和控 制的能力造成压力，这反过来会影响政府的稳定性和合法性。”[5](第11页)二战后初 期东亚实行民主体制国家的政局几乎无一例外为动荡和混乱所困扰，而这些国家的民主 体制本身就不完善，难以有效地化解这些动乱因素。复杂的种族或民族问题、土地问题 、宗教问题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也破坏了民主政府的威信。
无论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还是缅甸等国都受到种族冲突、武装叛乱等问题的困扰。 很多民选的文人政府也不得不借助军队来打击叛乱、维持秩序，这就导致军队地位上升 、军人领导人政治野心滋生。而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也为军队建立强权政体提供了又一 个借口。东亚国家的权威主义政体多为军人建立，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5.外部环境方面
冷战为东南亚国家的权威主义统治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东亚处于“冷战”的前沿 ，也是美国认为的“共产主义渗透”的重点地区，东亚各国当权者都对共产主义力量的 扩大十分紧张，千方百计地予以阻止。尤其是在韩国、泰国和菲律宾，来自共产党的威 胁使当权者和许多普通民众十分恐慌。东亚各国的当权者普遍依赖美国对付国内共产党 的挑战。美国当时对待共产主义政权和右翼独裁政权这两者的政策是宁愿选择认为是危 害较轻的后者，也要反对“共产主义的渗透和扩张”。美国的这种政策，是右翼的权威 主义统治在东亚建立并持久的重要外部因素。
透过以上方面的考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二战后东亚各国从脆弱的自由民主政体 向权威主义政体的逆转是难以避免的。
二、东亚权威主义政体的特点
二战后东亚各国的权威主义政体，建立的时间有先后，持续的时间有长短，其功过是 非也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有章可循的共同的特点。
1.加强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既得权力
在东亚各国的权威主义体制下，尽管政党、议会和选举等机制依然存在，但都处于当 权者的牢牢控制之中。成立政府控制的政党以操纵选举、压制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的活 动是东亚权威主义统治者惯用的手法。这一点印尼的苏哈托最为登峰造极。他上台后通 过内务部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把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拉入自己控制 的专业集团。人们逐渐认识到：“专业集团不过是军队及其党羽为自己的私利垄断权力 的工具”[8](第247页)，是苏哈托集团手中掌握强有力的政治机器。“这种政治与行政 不分的现象严重阻碍了公民利益的表达与实现，行政部门实质上是一个体现军政官僚集 团利益的利益集团。”[9]东亚其他各国的权威主义政权的做法也大同小异。菲律宾的 马科斯成立了“新社会运动党”，缅甸的奈温成立了“社会主义纲领党”，韩国的朴正 熙则成立了“民主共和党”。东亚的权威主义统治者对于政治上的反对党施加种种限制 ，即使允许成立，反对党的活动也会受到种种限制。
在东亚各国的权威主义体制下，议会机构往往被保留下来，但是已经失去了其代议和 监督的职能，沦为政府的咨询机构甚至是“政治花瓶”。在印尼，“议会并不是独立的 立法机关，而是作为行政机关的附庸，它从来不提出议案也从来否定行政机关的议案。 它实际上是一个‘橡皮图章’”。(注：参见The 1997 General Elections in Indonesia,TapolApril 1997.http://www.asia-pacific-action.org/southeastasia/ indonesia/ resouces/ reports/ pemilu97.htm)这样，在政府的控制和操纵下，议会机构 成了权威主义统治者的驯服的政治工具。
东亚权威主义统治者采取的这些压制民主的手段，其理由都是节省国家能量，维持政 治稳定，以利于发展经济。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压制民主的行动都超出了维持政治稳定 的需要，而成了维持自己独裁统治的手段。
2.利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控制等柔性控制手段来强化权威主义统治
几乎所有东亚权威主义统治者都有一套“理论”来支持自己的强权行为。印尼的军事 强人苏哈托建立了“新秩序”政权后，把“潘查希拉”(注：“潘查希拉”是印尼建国 五原则的译音，即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协商一致的民主和社会正义。)构筑为 国家意识形态，用“潘查希拉”作为惟一原则统一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并在 全国范围内发动学习“潘查希拉”的教育活动。菲律宾的马科斯提出了“民主革命论” 和“新社会”论。他辩称自己的政变是在民主社会进行的革命，是政府来领导的革命， 是充分代表人民利益、完全合法的政府发动的革命。然而这一套非常动听的理论实际上 是“维护和巩固马科斯政权的保护伞”[10](第410页)，他“正是在消灭‘民主革命’ 敌人的幌子下，构筑起自己的独裁政治王国的”。[10](第411页)缅甸的军事统治者奈 温为自己政变所编织的借口是把“缅甸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对多党制进行了激 烈的批评，宣布废除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形式——议会制和多党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 集中制”，即一党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以军队为后盾的一党制导致了独裁和专制主 义。这些官方理论为权威主义政权提供了某种“合法性”，有助于强化其统治。
3.推行“经济发展第一主义”，实行专家治国
东亚权威主义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把经济增长作为第一要务，如朴正熙、苏哈托等人 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他们都对国家的贫穷落后感到痛心疾首，想使国家尽快赶上发达国 家。同时，为了弥补政变或军人统治在政治上缺乏合法性的弱点，他们就全力以赴地追 求高速经济发展，试图一次提高自己的威信。
权威主义统治者认为，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必须维持政治稳定，而且经济建设必须优 先于民主建设。他们认为：为集中精力建设国家，必须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尤其 是政治方面的混乱和浪费；为了经济发展，暂时牺牲民主体制也是应当的。韩国朴正熙 的独裁统治被称为“开发独裁”，该体制“强化政府职能，简化甚至抹杀民主程序，运 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强制推行或诱导推行经济发展战略”。[3](第50页)
权威主义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一大贡献是实行专家治国。通过积极吸收那些受过良好 教育、具有专门知识和专业特长的技术精英，政府机构的设置和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得到 了提高。这些技术官僚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制定了长期而细致的经济规划，并以政府的力 量推动其实现。事实表明，通过军人维持秩序，利用专家制定规划主管发展，这种高效 有力的权威体制对发展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11]
权威主义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确实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权威主义统 治的时期，东亚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奇迹。人民从经 济发展中得到了实惠，经济高增长日益成为权威主义政体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压制民 主的行动则被容忍。如印尼，“在新秩序的大部分时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生活水平 的提高，苏哈托对异议和言论自由的压制被民众所接受”。(注：参见Edward Masters: Indonesia's 1999 Elections:A Second Chance for Democracy.http://www.asiasociety.org/publications/indonesia/)
4.由于民主的历史，仍或多或少保留了部分民主形式
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半权威主义”国家里最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 显的政治转型并未发生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出现足以威胁到政府生 存的大规模的动乱。这与两国仍保留了一定的民主有关。有的学者甚至把它们界定为“ 民主型权威政体”。新加坡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共同在宪政的框架内活动，除人民行动党 外，还有20多个政党合法存在，选举的竞争性也比较高。马来西亚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来加强自己的权威地位，但整个制度却没有转向完全的权威主义政体。
其他国家里，民主形式也并未完全消失。韩国在朴正熙1972年宣布强化独裁的“维新 体制”之前仍然举行例行的总统选举。印度尼西亚至少还允许两个在野党的合法存在， 尽管有很大限制，但仍然可以在选举中同执政党竞争，对政局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因此 ，在东亚的权威主义政体中，尽管不存在权力的更迭，一定的权力竞争还是存在的，这 就与完全禁止权力竞争的极权主义形成了区别。
三、对东亚权威主义政体的几点评价
二战后东亚出现的权威主义政体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应该对其进行历史、客观的 评价。它既有一定积极的作用，又有长期的负面影响；既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又有深 刻的历史局限性。
1.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东亚各国 在权威主义统治下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国家迅速摆脱了落后的状态，大大推进了 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权威主义政体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一个重要因素是它有利于保持经济发 展所必须的政治稳定。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 提。没有稳定，国内外投资就会被吓跑，政府必须将其许多精力用于确保治安和生存。 ”[5](第11页)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使社会所有的阶层都得到利益。在经济增长的过 程中，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权威主义统治者压制政治参与，普通 民众的要求无法在政策实施中得到体现，甚至他们利益还会受到巨大的损害；经济发展 也往往更有利于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在权威主义政体下，工人的罢工权——改善他们经 济处境的政治手段——往往被限制甚至被剥夺。专家治国论者的政策往往来自西方模式 ，只注重城市的发展，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利益不相一致。少数城市权贵大权在握， 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处于分散和无组织状态。[5](第59页)这导致城市和农村之间 的经济差别悬殊，农村仍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东亚不少国家中，与政府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控制着经济命脉。在菲律宾， 以马科斯家族为首的权贵掌握了大部分国家财富和资源；在印尼，苏哈托家族也垄断了 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些家族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谋取暴利，从而妨碍了经济的长期健 康发展。另外，政府依靠大企业来发展经济和政企勾结使得企业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考 虑经济效益，只注重自己的市场和资本份额的最大化而盲目扩张。这就导致了“泡沫经 济”的出现及其破灭，酿成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2.保持了一定的政治稳定，但也导致了惊人的腐败
政治稳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人们的普遍渴望。没有政治稳定，人民就 不可能安居乐业。权威主义政体的建立至少是部分消除了以前引起政治不稳定的因素， 如贫困、武装叛乱和党派纷争等。正因为如此，“大多数菲律宾人看来并不赞成恢复原 状，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赞赏专制统治所造成的新的意义上的秩序和纪律。”[5](第 120页)但是，这种稳定是僵化的，是靠强制维持的稳定，它在维持稳定的同时，阻断了 人民表达意见、发泄不满的渠道，也阻碍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造成了权力的绝对化和 腐败的蔓延。
东亚权威主义政权往往采取政府主导发展经济的模式，政府与企业间相互勾结助长了 任人唯亲和腐败。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使得腐败行为极容易发生。其中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裙带资本主义”。由于浓厚的个人独裁色彩，统治者较多地依靠 个人魅力和统治手段来治理国家，这就导致了裙带风猖獗，权力最高层腐败严重，对经 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韩国军人政权统治者全斗焕和卢泰愚双双成了全 国最大的腐败分子，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和印尼的苏哈托家族也都是腐败的渊薮。腐败 的蔓延对国家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它造成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引发政治动乱和政权非 正常更迭，严重威胁着政治稳定。政权腐败常常引发军事政变，导致军人专政的出现， 有时还会造成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有些国家形成了腐败——政变——又腐 败——又政变的恶性循环。[12]
3.权威主义政体的历史定位
关于权威主义政体的历史定位问题，目前在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传统社会 的君主专制相比，尽管权威主义也具有集权的特征，但它是在封建社会解体、新的资本 主义秩序尚未形成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它并不是以维护封建秩 序为目的，其价值取向是现代化。北京大学陈峰君教授指出：“新权威主义在第三世界 特别是在东亚是一种由旧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必经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它是不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13](第289页)已故北 京大学教授、现代化问题专家罗荣渠认为，东亚式的“发展型国家”，应该看作是从传 统集权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变的一种过渡形式。[14](第18页)更有学者认为“权威主 义是通向民主主义的必要过渡形式”。[3](第197页)这种权威主义政体之所以是过渡性 的，是因为其使命在于克服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不稳定，利用国家的强大力 量来促进现代化。
权威主义政体在东亚出现的这种历史现象，其实也不是孤立的。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 ，也曾经历了一段权威主义的时期，如德国的俾斯麦时期、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时期。 在这些时期，国家的官僚机器处于主导地位，公民的政治参与受到压制，但资本主义经 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出现权威主义政体，恐怕也是从古代和近代的传统专制 体制到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一条具有某种普遍性过渡道路，存在某种历史必然性。 因为这些国家在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 都远没有达到可以支持现代民主体制的程度，而强行引入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果必然是拔 苗助长，过犹不及，导致民主体制的夭折。这不仅是东亚几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也是整 个世界的普遍现象。六七十年代，权威主义政体不仅在东亚盛行，而且在全世界盛行。
因此，权威主义有其历史必然性，具有一定的推进现代化的作用，这是可以承认的。 但认定权威主义是“通向民主主义的必要过渡形式”却不甚妥当。权威主义统治者只注 重发展经济而排斥政治发展，这种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协调是导致政治乃至经济危机的 重要根源。如韩国朴正熙政权支持大垄断企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财阀，以致形成了 少数财阀左右国家经济的局面，而财阀是民主主义的顽强抵抗势力。他的“开发独裁” 使官僚权威主义在韩国社会扎根。当80年代后期韩国向民主化转变时，庞大的官僚组织 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变成了反对民主改革的顽强的抵抗势力。
事实上，在东亚，几乎所有的权威主义政体的价值取向都不是民主主义，相反，它们 还相当大地阻碍了民主主义的发展。东亚各国权威主义统治者自己发起民主化运动的事 例可谓风毛麟角。韩国、印尼、泰国、缅甸、菲律宾的权威主义统治者都是在反对派和 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才开启民主化进程，有的甚至是在民主化运动下被迫下台的。因此， 我们在承认权威主义的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不应美化权威主义。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4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2004年06期第149～154页
【作者简介】李济时，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山东 济南 250100)
| 【内容提要】 | 二战后初期，东亚国家仍具有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仿效 西方建立的自由民主体制缺乏政治基础和公众认同，而且难以处理复杂的社会安全形势 。这些因素导致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失败和权威主义政体的建立。在权威主义政体下，由 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也导致 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保持了一定的政治稳定但也导致了惊人的腐败；由于民主的历 史，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部分民主形式。我们在承认权威主义的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 同时，也不应美化权威主义。 |
在西方学术界，“权威主义”或“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与民主主义和极 权主义并列的三大政体模式。尽管“权威主义”这一术语存在含义模糊的缺陷，但它仍 被广泛地用来界定现代发展中国家的非民主体制。因此，笔者认为，以“权威主义政体 ”来概括东亚的非民主政体是恰当的。(注：关于权威主义的概念及其应用，笔者通考 了陈峰君先生在其所著《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中的相关 论述，见该书第287-288页。)本文试图分析二战后东亚权威主义政体建立的原因和特点 ，并对其进行简要的评价。
一、二战后东亚权威主义政体建立的原因
相当多的东亚国家在二战后初期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奉行自由民主政体，有些国家的 民主制度还曾令人十分乐观，比如菲律宾曾被视为美国民主在“远东的橱窗”。但是为 什么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民主体制却几乎损失殆尽呢?民主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权威主义政体何以会在东亚盛行?我们可以试从如下几个方面探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1.社会经济结构方面
自由民主政体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它要求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强大的 中产阶级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尽管东亚各国在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统治下建立了一定的 工业基础，原有的农业社会经济结构有一定的改变，但二战后初期的东亚国家仍具有农 业社会的显著特征，尚不具备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其主要的社会成份还 是农民，他们基本上保持着传统、守旧和贫穷的状态。马克思指出，个体农民的特点是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 ，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 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 权支配社会”。[1](第678页)这种个体农民占优势的社会结构无疑不可能支持现代民主 体制，却是权威主义的天然土壤。
作为社会最贫困的阶层，农民只能为温饱而奔忙，在土地上日复一日地单调劳作；他 们离群索居，自给自足，对政治知之甚少，也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只能是一 小批人的事情。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指出：“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 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 的独裁统治)。”[2](第27页)
即使在东亚最西方化的国家菲律宾，尽管引进了西方的天主教和民主体制，但东方农 业社会家族主义的传统还十分浓厚。菲律宾社会中最主要的两个集团是垄断寡头和贫困 大众，“西方化的”上层人物和中间阶级人数很少，而仍然保留传统意识的群众是大量 的。至于韩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50年代的韩国政治充满了专制、独裁、混乱与 腐败。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没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3](第75页)
2.政治文化方面
二战后的东亚各国，尽管部分精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在社会的大多数群体中 ，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仍十分深厚，现代的民主理念尚十分淡薄。
东亚各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是：强调和谐、稳定，忽视政治发展；受 等级制影响，强调服从、恭顺；强调集体和家族主义，忽视个人自由和权利；推崇权威 和贤人政治。东亚的这些传统价值观很容易成为当代权威主义的文化基础。大多数学者 认为，儒家学说，至少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对民主化具有阻碍作用。亨廷顿指出：“几乎 没有一个学者在传统的儒教要么不民主、要么反民主的命题上持学术上的反对意见。” “在实践上，儒教或受儒教影响的社会对民主一直不友善。”[4]在儒家思想影响至深 的新加坡，人们“对建立一个反对派以打破人民行动党一党统治的政治主张比较淡漠” ，“有限政府”的概念在新加坡只受到一小部分接受西方观念的公民的支持。[5](第25 0页)难怪有学者指出：“亚洲在其民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家长式的自上而 下的文化。”[6](第23页)
3.政治体制方面
二战后东亚国家采用的自由民主政体是“舶来品”，缺乏政治基础和群众的认同，在 现实中导致了低效、混乱和争权夺利，甚至本身就向独裁转变。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政 治基础是成熟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和自由、公正的选举制。但是在二战后初期的东亚 ，这些民主体制的要件都相当残缺。东亚各国的政治基本上是上层人物的政治。然而， 即使是曾经为自由而斗争的上层人物的民主理念仍然很淡薄，他们奉行的西方式民主制 度只是二战后的时势以及西方的影响使然。当时的东亚尽管也有政党、议会等民主体制 的组织形式，但其发展水平与民主体制的要求相去甚远。
就政党政治来说，东亚的政党组织十分脆弱，无法承载其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应发挥的 动员群众、代表特定阶层或利益集团要求的职能。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活没有实现民主化 ，制度化程度很低，政党个人化现象非常严重，政党主要不是靠制度化的组织，而是靠 个人的联系来组织的。由于没有群众基础，不断地由于策略原因和领导人个人的原因而 分化改组，政党的寿命一般都很短，很少有政党能够存在足够长的时间以获得民众稳固 的忠诚和支持，也就不可能在选民中培养出自己的忠实追随者，从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
二战后初期的东亚民主国家中，选举的形式是存在的，但选举往往被领导人看成是获 得人民授权的方式，而不是人民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选举往往充满舞弊、恫吓，被以 种种手段操纵。除选举之外，对政治领导人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从而使领导人可以在 选举之后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虽有民主的形式，但民主的实现程度却大打折扣， 民主体制严重运作不良，使民主体制的声誉遭到损害，为试图建立独裁体制的领导人提 供了推翻民主体制的借口。
4.内部稳定方面
受西方影响而引入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东亚国家时运不济，脆弱的民主体制无法有效地 处理东亚国家在现代化初期面临的种种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无力应付二战后东亚社会 众多的不稳定因素，无法保持稳定和秩序。
东亚国家在二战后都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然而，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逐步解体， 新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尚未建立，这就导致了社会的失范和混乱。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说 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7](第38页)英国学者黛安 ·K·莫齐进一步指出：“现代化的进程虽然是政府所希望的，但会对政府的分配和控 制的能力造成压力，这反过来会影响政府的稳定性和合法性。”[5](第11页)二战后初 期东亚实行民主体制国家的政局几乎无一例外为动荡和混乱所困扰，而这些国家的民主 体制本身就不完善，难以有效地化解这些动乱因素。复杂的种族或民族问题、土地问题 、宗教问题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也破坏了民主政府的威信。
无论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还是缅甸等国都受到种族冲突、武装叛乱等问题的困扰。 很多民选的文人政府也不得不借助军队来打击叛乱、维持秩序，这就导致军队地位上升 、军人领导人政治野心滋生。而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也为军队建立强权政体提供了又一 个借口。东亚国家的权威主义政体多为军人建立，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5.外部环境方面
冷战为东南亚国家的权威主义统治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东亚处于“冷战”的前沿 ，也是美国认为的“共产主义渗透”的重点地区，东亚各国当权者都对共产主义力量的 扩大十分紧张，千方百计地予以阻止。尤其是在韩国、泰国和菲律宾，来自共产党的威 胁使当权者和许多普通民众十分恐慌。东亚各国的当权者普遍依赖美国对付国内共产党 的挑战。美国当时对待共产主义政权和右翼独裁政权这两者的政策是宁愿选择认为是危 害较轻的后者，也要反对“共产主义的渗透和扩张”。美国的这种政策，是右翼的权威 主义统治在东亚建立并持久的重要外部因素。
透过以上方面的考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二战后东亚各国从脆弱的自由民主政体 向权威主义政体的逆转是难以避免的。
二、东亚权威主义政体的特点
二战后东亚各国的权威主义政体，建立的时间有先后，持续的时间有长短，其功过是 非也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有章可循的共同的特点。
1.加强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既得权力
在东亚各国的权威主义体制下，尽管政党、议会和选举等机制依然存在，但都处于当 权者的牢牢控制之中。成立政府控制的政党以操纵选举、压制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的活 动是东亚权威主义统治者惯用的手法。这一点印尼的苏哈托最为登峰造极。他上台后通 过内务部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把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拉入自己控制 的专业集团。人们逐渐认识到：“专业集团不过是军队及其党羽为自己的私利垄断权力 的工具”[8](第247页)，是苏哈托集团手中掌握强有力的政治机器。“这种政治与行政 不分的现象严重阻碍了公民利益的表达与实现，行政部门实质上是一个体现军政官僚集 团利益的利益集团。”[9]东亚其他各国的权威主义政权的做法也大同小异。菲律宾的 马科斯成立了“新社会运动党”，缅甸的奈温成立了“社会主义纲领党”，韩国的朴正 熙则成立了“民主共和党”。东亚的权威主义统治者对于政治上的反对党施加种种限制 ，即使允许成立，反对党的活动也会受到种种限制。
在东亚各国的权威主义体制下，议会机构往往被保留下来，但是已经失去了其代议和 监督的职能，沦为政府的咨询机构甚至是“政治花瓶”。在印尼，“议会并不是独立的 立法机关，而是作为行政机关的附庸，它从来不提出议案也从来否定行政机关的议案。 它实际上是一个‘橡皮图章’”。(注：参见The 1997 General Elections in Indonesia,TapolApril 1997.http://www.asia-pacific-action.org/southeastasia/ indonesia/ resouces/ reports/ pemilu97.htm)这样，在政府的控制和操纵下，议会机构 成了权威主义统治者的驯服的政治工具。
东亚权威主义统治者采取的这些压制民主的手段，其理由都是节省国家能量，维持政 治稳定，以利于发展经济。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压制民主的行动都超出了维持政治稳定 的需要，而成了维持自己独裁统治的手段。
2.利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控制等柔性控制手段来强化权威主义统治
几乎所有东亚权威主义统治者都有一套“理论”来支持自己的强权行为。印尼的军事 强人苏哈托建立了“新秩序”政权后，把“潘查希拉”(注：“潘查希拉”是印尼建国 五原则的译音，即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协商一致的民主和社会正义。)构筑为 国家意识形态，用“潘查希拉”作为惟一原则统一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并在 全国范围内发动学习“潘查希拉”的教育活动。菲律宾的马科斯提出了“民主革命论” 和“新社会”论。他辩称自己的政变是在民主社会进行的革命，是政府来领导的革命， 是充分代表人民利益、完全合法的政府发动的革命。然而这一套非常动听的理论实际上 是“维护和巩固马科斯政权的保护伞”[10](第410页)，他“正是在消灭‘民主革命’ 敌人的幌子下，构筑起自己的独裁政治王国的”。[10](第411页)缅甸的军事统治者奈 温为自己政变所编织的借口是把“缅甸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对多党制进行了激 烈的批评，宣布废除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形式——议会制和多党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 集中制”，即一党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以军队为后盾的一党制导致了独裁和专制主 义。这些官方理论为权威主义政权提供了某种“合法性”，有助于强化其统治。
3.推行“经济发展第一主义”，实行专家治国
东亚权威主义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把经济增长作为第一要务，如朴正熙、苏哈托等人 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他们都对国家的贫穷落后感到痛心疾首，想使国家尽快赶上发达国 家。同时，为了弥补政变或军人统治在政治上缺乏合法性的弱点，他们就全力以赴地追 求高速经济发展，试图一次提高自己的威信。
权威主义统治者认为，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必须维持政治稳定，而且经济建设必须优 先于民主建设。他们认为：为集中精力建设国家，必须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尤其 是政治方面的混乱和浪费；为了经济发展，暂时牺牲民主体制也是应当的。韩国朴正熙 的独裁统治被称为“开发独裁”，该体制“强化政府职能，简化甚至抹杀民主程序，运 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强制推行或诱导推行经济发展战略”。[3](第50页)
权威主义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一大贡献是实行专家治国。通过积极吸收那些受过良好 教育、具有专门知识和专业特长的技术精英，政府机构的设置和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得到 了提高。这些技术官僚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制定了长期而细致的经济规划，并以政府的力 量推动其实现。事实表明，通过军人维持秩序，利用专家制定规划主管发展，这种高效 有力的权威体制对发展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11]
权威主义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确实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权威主义统 治的时期，东亚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奇迹。人民从经 济发展中得到了实惠，经济高增长日益成为权威主义政体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压制民 主的行动则被容忍。如印尼，“在新秩序的大部分时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生活水平 的提高，苏哈托对异议和言论自由的压制被民众所接受”。(注：参见Edward Masters: Indonesia's 1999 Elections:A Second Chance for Democracy.http://www.asiasociety.org/publications/indonesia/)
4.由于民主的历史，仍或多或少保留了部分民主形式
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半权威主义”国家里最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 显的政治转型并未发生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出现足以威胁到政府生 存的大规模的动乱。这与两国仍保留了一定的民主有关。有的学者甚至把它们界定为“ 民主型权威政体”。新加坡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共同在宪政的框架内活动，除人民行动党 外，还有20多个政党合法存在，选举的竞争性也比较高。马来西亚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来加强自己的权威地位，但整个制度却没有转向完全的权威主义政体。
其他国家里，民主形式也并未完全消失。韩国在朴正熙1972年宣布强化独裁的“维新 体制”之前仍然举行例行的总统选举。印度尼西亚至少还允许两个在野党的合法存在， 尽管有很大限制，但仍然可以在选举中同执政党竞争，对政局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因此 ，在东亚的权威主义政体中，尽管不存在权力的更迭，一定的权力竞争还是存在的，这 就与完全禁止权力竞争的极权主义形成了区别。
三、对东亚权威主义政体的几点评价
二战后东亚出现的权威主义政体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应该对其进行历史、客观的 评价。它既有一定积极的作用，又有长期的负面影响；既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又有深 刻的历史局限性。
1.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东亚各国 在权威主义统治下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国家迅速摆脱了落后的状态，大大推进了 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权威主义政体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一个重要因素是它有利于保持经济发 展所必须的政治稳定。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 提。没有稳定，国内外投资就会被吓跑，政府必须将其许多精力用于确保治安和生存。 ”[5](第11页)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使社会所有的阶层都得到利益。在经济增长的过 程中，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权威主义统治者压制政治参与，普通 民众的要求无法在政策实施中得到体现，甚至他们利益还会受到巨大的损害；经济发展 也往往更有利于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在权威主义政体下，工人的罢工权——改善他们经 济处境的政治手段——往往被限制甚至被剥夺。专家治国论者的政策往往来自西方模式 ，只注重城市的发展，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利益不相一致。少数城市权贵大权在握， 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处于分散和无组织状态。[5](第59页)这导致城市和农村之间 的经济差别悬殊，农村仍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东亚不少国家中，与政府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控制着经济命脉。在菲律宾， 以马科斯家族为首的权贵掌握了大部分国家财富和资源；在印尼，苏哈托家族也垄断了 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些家族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谋取暴利，从而妨碍了经济的长期健 康发展。另外，政府依靠大企业来发展经济和政企勾结使得企业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考 虑经济效益，只注重自己的市场和资本份额的最大化而盲目扩张。这就导致了“泡沫经 济”的出现及其破灭，酿成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2.保持了一定的政治稳定，但也导致了惊人的腐败
政治稳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人们的普遍渴望。没有政治稳定，人民就 不可能安居乐业。权威主义政体的建立至少是部分消除了以前引起政治不稳定的因素， 如贫困、武装叛乱和党派纷争等。正因为如此，“大多数菲律宾人看来并不赞成恢复原 状，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赞赏专制统治所造成的新的意义上的秩序和纪律。”[5](第 120页)但是，这种稳定是僵化的，是靠强制维持的稳定，它在维持稳定的同时，阻断了 人民表达意见、发泄不满的渠道，也阻碍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造成了权力的绝对化和 腐败的蔓延。
东亚权威主义政权往往采取政府主导发展经济的模式，政府与企业间相互勾结助长了 任人唯亲和腐败。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使得腐败行为极容易发生。其中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裙带资本主义”。由于浓厚的个人独裁色彩，统治者较多地依靠 个人魅力和统治手段来治理国家，这就导致了裙带风猖獗，权力最高层腐败严重，对经 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韩国军人政权统治者全斗焕和卢泰愚双双成了全 国最大的腐败分子，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和印尼的苏哈托家族也都是腐败的渊薮。腐败 的蔓延对国家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它造成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引发政治动乱和政权非 正常更迭，严重威胁着政治稳定。政权腐败常常引发军事政变，导致军人专政的出现， 有时还会造成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有些国家形成了腐败——政变——又腐 败——又政变的恶性循环。[12]
3.权威主义政体的历史定位
关于权威主义政体的历史定位问题，目前在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传统社会 的君主专制相比，尽管权威主义也具有集权的特征，但它是在封建社会解体、新的资本 主义秩序尚未形成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它并不是以维护封建秩 序为目的，其价值取向是现代化。北京大学陈峰君教授指出：“新权威主义在第三世界 特别是在东亚是一种由旧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必经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它是不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13](第289页)已故北 京大学教授、现代化问题专家罗荣渠认为，东亚式的“发展型国家”，应该看作是从传 统集权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变的一种过渡形式。[14](第18页)更有学者认为“权威主 义是通向民主主义的必要过渡形式”。[3](第197页)这种权威主义政体之所以是过渡性 的，是因为其使命在于克服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不稳定，利用国家的强大力 量来促进现代化。
权威主义政体在东亚出现的这种历史现象，其实也不是孤立的。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 ，也曾经历了一段权威主义的时期，如德国的俾斯麦时期、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时期。 在这些时期，国家的官僚机器处于主导地位，公民的政治参与受到压制，但资本主义经 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出现权威主义政体，恐怕也是从古代和近代的传统专制 体制到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一条具有某种普遍性过渡道路，存在某种历史必然性。 因为这些国家在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 都远没有达到可以支持现代民主体制的程度，而强行引入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果必然是拔 苗助长，过犹不及，导致民主体制的夭折。这不仅是东亚几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也是整 个世界的普遍现象。六七十年代，权威主义政体不仅在东亚盛行，而且在全世界盛行。
因此，权威主义有其历史必然性，具有一定的推进现代化的作用，这是可以承认的。 但认定权威主义是“通向民主主义的必要过渡形式”却不甚妥当。权威主义统治者只注 重发展经济而排斥政治发展，这种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协调是导致政治乃至经济危机的 重要根源。如韩国朴正熙政权支持大垄断企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财阀，以致形成了 少数财阀左右国家经济的局面，而财阀是民主主义的顽强抵抗势力。他的“开发独裁” 使官僚权威主义在韩国社会扎根。当80年代后期韩国向民主化转变时，庞大的官僚组织 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变成了反对民主改革的顽强的抵抗势力。
事实上，在东亚，几乎所有的权威主义政体的价值取向都不是民主主义，相反，它们 还相当大地阻碍了民主主义的发展。东亚各国权威主义统治者自己发起民主化运动的事 例可谓风毛麟角。韩国、印尼、泰国、缅甸、菲律宾的权威主义统治者都是在反对派和 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才开启民主化进程，有的甚至是在民主化运动下被迫下台的。因此， 我们在承认权威主义的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不应美化权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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