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强国”问题
钱乘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4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4年06期第37～48页
【作者简介】钱乘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 210093)
【关 键 词】“世界强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互关系
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一些国家先后兴起，成为世界性的支配力量，扮演了“世界强国 ”的角色，对“强国”的研究，也就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兴趣点，长期以来议论不断。但 “强国”的兴替与资本主义的阶段变化有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似乎尚未被人清楚挑明。 本文试图从“大国兴衰”的角度讨论“强国”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由此探寻一些有 意义的想法。
一
“世界强国”是近代以后的新现象。近代以前，世界上也曾有过“强国”，但那时的 “强国”都是地区性的，只发挥地区的影响，一般不具备世界意义。“世界强国”则是 在世界进入一个共同体系即“世界体系”之后才出现的，这个“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 义的世界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 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 来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 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很显然，“世界强国”从 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们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有天然的联系。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强国”是葡萄牙和西 班牙，它们的兴盛标志着重商主义时代的来临。
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小国：葡萄牙在强盛时只有200万人口，土地面积不到9万平方公 里；西班牙稍大，土地面积50万平方公里，但是直到1700年，也只有600万人口。两个 小国竟可在近代刚开始的时候扮演“世界强国”的角色，这不免让人感到意外。但其中 还是有必然因素的，原因在制度方面：葡、西两国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最早 建立了民族国家，又最早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重商主义。这两个原因使它们在资本主义发 展的最初阶段抢占先机，先争得一杯羹。
葡、西两国的民族国家在反抗阿拉伯人的统治中形成。中世纪，阿拉伯人侵占伊比利 亚半岛，对当地人进行统治。经过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葡、西两国驱逐了阿 拉伯人，解放了国家，同时也统一了国家。在驱敌和统一的过程中国王发挥了最大的作 用，于是就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君主专制。与中世纪的分裂状态相比，君主专 制标志着国家的统一，也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尽管在这个时候君主以国家化身 的身份出现，对国家实行专制统治，但民族国家的形成仍然是关键的一步。后来的历史 证明：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时刻，谁先建立民族国家，谁就先发展。葡、西两国在这 方面抢先一步，也就抢占了近代早期的发展机遇。
统一的王国政府推行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早期表现形式。重商主义把 “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连接起来了，早期“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里 。在政府支持下，葡、西两国发起“地理大发现”，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地理大 发现”由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开辟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以及西班牙人“发现”美洲而达到 高潮，这样，葡、西两国就成为近代以来最早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同时也具备了 从“世界”范围内攫取财富的能力。在“地理大发现”中，葡、西两国掠夺殖民地，分 别建立了自己的大帝国：葡萄牙人垄断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尤其是香料贸易；西班牙 人则从美洲的贵金属开采中牟取巨利，据估计，1503—1660年间，西班牙获取黄金200 吨，白银1.86万吨(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经济史学家奇波拉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从美 洲流入的金银使欧洲的黄金总量增加5%，白银总量几乎增加50%，从而引发了“价格革 命”(注：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51页。)。两个小 国从“发现世界”中获取巨大利益，而“发现”世界同时也引起争夺世界。1493年，在 教皇的主持下，葡、西两国划定“教皇子午线”，规定该线以东属葡萄牙，以西属西班 牙，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瓜分世界”，标志着殖民时代的开始。
财富、领地、世界霸权给葡、西两国带来了“领袖地位”，西欧各国无不以其为项背 。西班牙更成为近代以来第一个西方“霸主”：在1516—1556年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西 班牙不仅占有美洲殖民地，而且据有意大利一部分、奥地利及其属地、尼德兰地区(今 天的荷、比、卢)，一度还占有葡萄牙，其力量超过欧洲所有各国。欧洲国家联合起来 共同对付一个国家称霸的努力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近代国际关系可以从反西班牙的斗争 算起。
关于葡、西两国的“地理大发现”，人们可以提出许多动因，例如，文艺复兴改变了 人们的思想，科学与理性正在传播，这是“地理大发现”的知识基础；城市和商业已经 发展，盈利的动机正在积聚，这使人们想去海上冒险；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享乐主 义”形成风气，人们追求更多的财富等等。这些动机都是存在的，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民 族国家的作用：没有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海外活动，也不可能把重商主义付 诸实践；重商主义是一种国家行为，没有国家的参与就没有重商主义，没有国家的动机 就不存在葡、西两国的早期崛起。
葡、西两国的强盛维持了一个世纪左右，随后便衰落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扩 张。以西班牙为例：为维护霸权，从查理五世登位起(1519年)，西班牙连续打了140年 的仗，直至1659年签订《比利牛斯条约》认输为止。连年的战争摧毁了西班牙的经济， 王朝政府在1557、1575、1596、1607、1627和1647年6次宣布破产。一位西班牙参议员 说：“荷兰的战争是毁灭这个王国的祸害。”1566—1654年，为镇压荷兰的起义西班牙 花费了2.18亿达卡，而它从西印度群岛搜刮的总财富却只有1.21亿，的确是得不偿失( 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方面的。有中国学者说：西班牙的扩张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 义的联合扩张”(注：王加丰：《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见小标题。)，这句话一针见血。葡、西两国所体现的早期资本主义非常不彻底 ，还只是刚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葡、西两国的贵族其实是旧的封建军事领 地贵族，他们的“重商主义”只是赤裸裸的掠夺，他们用纯粹的暴力去抢劫金银——只 是在积聚金银这一点上，他们是“重商主义者”!国家的注意力也不在发展商业方面， 对生产性活动就更不在意，有这么一件荒唐的事：西班牙政府在很长时间里给“羊主团 ”(养羊业行会)保留特权，让羊可以任意吃庄稼，农业由此荒芜，长期停留在极低的生 产水平上(注：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 999年版，第10章。)。强大的封建势力阻挡了葡、西两国发展的趋势，终于使它们过早 停滞，很快就被别国超越。
二
取代葡萄牙、西班牙的是荷兰(尼德兰)，这是个在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战争中兴起 的国家。
荷兰地处欧洲西北角，当葡、西两国逐渐衰落时，西北欧涌现出几个新兴民族国家， 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和荷兰。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正在向西北方向转移，因此西北欧 取代西南欧称雄欧洲，便有其经济基础。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1550—1650年这段时 间是“商人、投机者和暴发户”的大好时机，“在这些黄金般的岁月里，近代资本主义 诞生了”(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58—159页。) 。这句话含义深刻，因为它表明：如果葡、西两国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 扩张”的结果，那么西北欧诸国的勃兴则意味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近代资本主 义是从西北欧开始的，作为一个制度，“资本主义”在荷、法、英三国开先河。放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来理解荷兰的兴起，就知其意义所在了。
荷兰也是个小国，实际上比葡萄牙还要小。但荷兰却是个商人国家，17世纪有一半人 住在城市，城市人口主要从事商业。当欧洲经济中心北移时，荷兰成了面对大西洋的商 品集散地，1560年前后，它有1800多艘海船，这已是地中海商业中心威尼斯100年前在 它鼎盛时拥有船数的6倍之多；40年后，荷兰的商船超过了1万艘——即使在今天，这仍 然是个惊人的数字!沿荷兰海岸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港口，从这些港口出发，荷兰商船驶 往世界各地，几乎垄断了全球贸易，这使它在商业资本主义兴起时，一下就站在了时代 的最前列。荷兰人成了“海上马车夫”，17世纪也变成“荷兰的世纪”。荷兰的世纪是 商业的世纪，这是我们理解荷兰崛起的关键。
荷兰的成就充分体现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荷兰创造了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政治制 度。在经济方面，荷兰人发展出近代的信贷、金融、簿记体系，把阿姆斯特丹建成世界 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资本市场。荷兰人使用了一整套现代手段规范金融业务，尤其是由 政府出面提供担保，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银行”这种现代的金融机构，从而为借贷、存 款等提供了高度保障。由于把借贷率从16世纪初的20%—30%降到17世纪的3%甚至更少， 荷兰就能够把全欧洲的资本都吸引到自己这里来，构成荷兰商业的金融基础。荷兰用这 种方法把自己变成一个“富国”，它虽小，却成为新、旧两个世界的金融中心。荷兰的 经验说明金融的重要性，后起的强国，如英、美、日等无不仿效。
在政治方面，荷兰也创造了一种新制度。荷兰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独立的国家，它 一直在各国君主间互相转让，是异国君主的附属地。16世纪初，荷兰接受西班牙的统治 ，而西班牙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它把荷兰当作钱袋，无情榨取，终于把荷兰逼上了造反 的路。1566年荷兰开始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战争打了40多年，结果以建立“联省共和国 ”告终，荷兰取得独立地位。荷兰的经历再一次说明民族国家对现代化发展是何等重要 ：没有国家的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在反西战争中，荷兰创造出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即“共和国”：七个省协商推举共同的元首(即执政)负责联省行政，各省则高度自治， 管理内部事务。荷兰的独立与联省制使荷兰成为一个有效的国家，正是在这个国家的保 护下，荷兰走上了强国之路。因此经济史学家诺斯和托马斯说：“荷兰不是依靠自然的 恩赐，而是发展了比其对手有效的经济组织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获得了在经济上和政治 上都与其国家之小规模不相称的重要性。”(注：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65页。)荷兰之取代葡、西，是商人共和国取代受重商主义影 响的“君主加贵族”，封建的残余被铲除了。因此，尽管荷兰也处在重商主义的早期阶 段，这却是一个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阶段。
荷兰的强盛维持了约一个世纪，然后就衰落了，过度扩张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荷兰 太小，经不起其他国家的竞争。起初它还吸取葡萄牙的教训，尽量不直接占领殖民地； 但后来它发现要保护它的商业垄断地位就不得不占领土地，东印度公司总督安东尼奥· 范迪门说：“每日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公司在亚洲的贸易若无土地征服即无法存在下去 ”(注：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如此一来 ，它便卷入与欧洲各国无休止的争斗之中，而这是一个小国所无力承担的。
但荷兰落伍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其制度创新精神迅速消退，它一 直停留在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没有再向前跨一步。这一步后来被英、法两国跨出了， 因而也就被它们所取代。英、法两国本来就比荷兰国土大、人口多、资源丰富，一旦荷 兰在制度方面失去更新的活力，被超越便是注定的。17世纪下半叶，英国通过3次战争 打败荷兰，剥夺了荷兰的贸易垄断权。18世纪末，拿破仑法国消灭了联省共和国。虽说 在1815年荷兰复国，但这时它已经无足轻重了。英、法间的争夺已成为“强国”关系的 主题。
三
英、法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荷兰好，只要时机成熟，就更能发挥世界作用。
英、法的崛起也是从民族国家开始的。1337—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果是把两个民 族分开，各自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1485年英国建立都铎王朝，这是英国民族国家形 成的标志，也是专制王权确立的界石。在都铎王朝统治下，英国社会稳定，国家太平， 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开始成为欧洲大国。英国的海上力量就是在这时形成的，1588年 ，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式宣告西班牙的没落和英国的崛起。此后，英国 连续向海外扩张，英帝国也逐渐形成了。
与此同时，法国也努力建立民族国家，但它的过程要曲折得多，挫折也更大。王权和 贵族长期相持，经过一百多年的较量，到1589年波旁王朝建立时王权才占上风。但波旁 王朝建立后，法国的局势并未稳定下来，大贵族继续动乱，并勾结外敌入侵。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进一步加强王权，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结果，到路易十四时期(1643—1715 年)，法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当时欧洲的顶点，路易十四自诩“朕即国家”，把国王与 国家等同为一体。他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大的官僚体系，把全国置于他一人控制之下 。由此，国王成了国家的代表，反国王也就是反国家!法国依靠这个专制制度维护了国 家的统一，但也为日后的挫折埋下伏笔。
统一国家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专制王朝统治下，英国成为海上强国，法国成为欧 陆霸主。两国王权都推行重商主义，因此我们看到，在两国早期的强盛中，“民族国家 加重商主义”的公式依然有效。但英、法两国的重商主义都向前发展了一步，都从早期 重商主义发展到晚期重商主义。晚期重商主义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生产，这就在重商主义 和工业主义之间架起一道桥梁。晚期重商主义认为：积累金银的关键是多生产，多生产 才能少买多卖，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赚取金银。出于这种考虑，国家大力鼓励生产，奖掖 工业，一方面满足国内的需要，一方面使更多的产品流向国外。为此，两国政府都把发 展手工业作为重要的国策，这就为两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写到这里我们就明白：荷兰 正是在这一点上落败的，它一直没有能推进到重商主义的晚期阶段，从而把引导世界潮 流的地位拱手让给了英、法。
不过英、法后来的经历却大相径庭。当法国在不断强化专制体制的时候，英国却在17 世纪经历了一场革命，结果把专制制度推翻了!英国的革命是一个信号，表明英国在制 度创新方面继续前进。1688年，英国再次爆发革命，称“光荣革命”，这次“革命”确 立了议会的统治，王权逐渐虚设，成了立宪君主。“民选”的代表通过议会治理国家， 并掌管国家的财政。通过这样一个改造，英国政府似乎变成了一个公司董事会，有产者 管理国家，执行自己的意志。也就是说，财产权和政权相互吻合，不再脱节，一种与资 本主义制度之本质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被创造出来，专制国王不复存在，国家被交到“民 族”手中，成了真正的“民族国家”。这是一次巨大的制度创新，英国从此就走到了整 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有西方学者说：英国“代表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 (注：托马斯·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从 这个角度理解英国的崛起，就能懂得其中的历史意义。
“光荣革命”后，英国全面接收荷兰的遗产：银行、证券、信贷、流通、资本市场、 股份公司、保险业务等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组织手段都在英国建立并完善起来。不 久，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时，英国又顶替荷兰，控制了大部分海 上通道，通过发展贸易，特别是大规模的奴隶贸易，聚敛了大量财富。殖民活动也在此 时进入高峰，英国在全世界发展殖民地，构筑“第一帝国”的基础。国内手工业蓬勃发 展，市场不断扩大，以毛纺织业为支柱的对外贸易与日俱增，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 需求，技术革新一触即发。更重要的是，“光荣革命”给英国人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 的社会环境，让一切人都可以去努力追求财富。总之，在18世纪，英国已存在合适的政 治和社会环境，由英国发动工业革命，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但法国也在发展。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形成重商主义的高峰，专制制度竭尽全力发展 工商业，其执行者就是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伯。在这个时期，法国修筑道路，疏通 河道，鼓励商业，设立工场。柯尔伯曾经说：“贸易公司是国王的正规军，法国的工场 则是他的后备军。”(注：转引自陈晓律：《发展与争霸》，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120页。)可见政府的重商主义精神之坚定。为发展外贸，法国向全世界伸出触角， 力图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路易十四时期，法兰西帝国已见雏形，柯尔伯则是帝国的缔 造人。
就实力而言，法国并不差。1700年，法国有将近2000万人口，人口数是欧洲各国中最 多的(英国只有900万)。法国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好，农业一向发达，传统的制造业(如 奢侈品、酒、工艺品等)享有盛名。路易十四登位后，政府权力集中，财力雄厚，君主 又有能力，励精图治。他亲政后，把陆军从1659年的3万人扩充到1690年的40万人，几 乎是当时英、奥、普、俄、荷5国军队的总和。1689年法国海军有主力舰120艘，而英国 只有100艘，荷兰是66艘(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17—118页。)。凭 借这支军队及法国的国力，路易十四要与英国争雄，并非不能成功。
但法国的问题出在制度上。从大的方面说，专制制度已经过时了，它使法国僵化。专 制制度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虽说在克服封建混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时候有合理性 ，但统一完成后，就只会伤害国家。比如，路易十四野心太大，他既想争夺海洋，又要 称霸大陆，结果四面出击，在亲政54年中打了32年仗，乃至柯尔伯也抱怨说：国王打仗 时“从未考虑过……总共有多少钱可以支配”(注：罗伯特·E.勒纳等：《西方文明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页。)。从1688年到路易十四去世法国一直在打仗 ，他的继任者又继续打，几乎打了整整一个18世纪。如此穷兵黩武，法国终于穷困潦倒 。事实上路易十四留下一屁股债，直到法国大革命都没有还清。
同时，政府的收入越来越糟。收入靠官僚队伍去征集，但这支队伍不仅耗资巨大，而 且没有效率，并且贪污。法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特权阶层不纳税，这就使许多人通过 买官去逃税。王朝卖官本是想增加收入，现在却进入一个怪圈：有钱人买官而不纳税， 纳税人无钱而纳不起税。这样做起初的出发点是摆脱议会的控制，避免像英国那样由议 会来控制财政权，从而大大提升国王的专制权力。但这样做的后果是特权问题突出，国 家大受其害。专制政府及其支柱特权阶层已明显与国家利益相对立，不推翻专制政权， 法国就不能继续发展。
由此可知，18世纪的英、法争霸以英国胜利告终，是有其原因的，英国的经济力量及 造成这种力量的制度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1688—1815年间英、法进行了7次较量，其 中除第6次(法国帮助美国独立那一次)法国略占上风外，英国都取得决定性胜利。较量 在两国造成了不同的后果：在英国，它扩大了需求，刺激了经济，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到 来；在法国，它增加了负担，毁坏了财政，激化了社会冲突，进一步挖掉专制制度的墙 脚。在争霸过程中，英国从晚期重商主义推进到工业时代，登上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台 阶，它自己也成为工业革命的旗手。1848年，英国铁产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煤是2/3 ，棉布达1/2以上，铁路已超过1万英里，其密度到20世纪末都未被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赶 上。它的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20%—25%，但它的国土面积只占世界陆地的0.2%，人口还 不到2000万(注：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第220—221页。)。工业革命带给英国的，是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全世界，这是以前任何 国家都做不到的。英国以惟一的世界霸主的面目出现了。至此，我们看到：英国“强国 ”之路连续向前走了两步：一步从早期重商主义走向晚期重商主义，再一步从重商主义 走进了工业时代。英国引领潮流的能力已经超常发挥了，这使一个小国长期地独占霸权 。
有意思的是，法国也走出了这两步，但总是落在英国后面。18世纪末，法国爆发的大 革命对专制制度发动猛烈的攻击，这是法国全面现代化的开始。以后近百年时间中，经 过几次革命，再经过长期的政治动荡，到19世纪末，法国终于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确 立了共和制。法国的政治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给人类留下了辉煌的遗产。但政治的长 期动荡也给法国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法国被迫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工业革命， 其启动已比英国晚，速度更比英国慢，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革命”让法国不堪重负，使 得它在与英国的争夺中倍感艰难。虽说最终法国还是把“双重革命”都完成了，但它终 究屈居第二，不得不接受仅次于英国之后的第二强国的地位，同时，也建立起仅次于英 帝国之后的第二大殖民帝国。
英国和法国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强国，它们的经历说明：工业社会的出现需要 有合适的制度保障；只有先创造制度保障，才能走进工业化的轨道。在创造制度保障的 过程中，英、法两国道路不同，各自都有巨大的创建。在创新过程中它们各自引领了潮 流，留下宝贵的遗产，这是它们领先工业世界的秘诀。
四
相对英、法而言，德国、日本是后起的国家，作为后起国家，它们尝试走不同的路， 希望能超越英、法。
德国一直非常落后，原因在于它始终未能建成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的卫护，德意 志的现代化也迟迟不能起步。1848年，德意志曾发生革命，革命的重要目标是建立统一 的德国，同时也要推翻各邦国的专制主义。革命的失败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后，德意志 现代化的领导权落到了旧统治集团手里，这使得德国的发展道路与英、法完全不同。领 导德国现代化的是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它通过对外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时间是1870 年。德国的统一姗姗来迟，可是它一旦来临，就表现出无比的威力，再一次证明了民族 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德帝国建立后飞速实行工业化，在短短30年时间里 就完成了英国近百年才得到的经济发展。到19世纪末，它已是工业强国了：1870年，德 国工业生产只占世界总额的13%，英国占32%；到1900年，德国赶了上来，占17%，英国 是20%；1913年，德国已超过英国，占16%，英国却只是14%(注：宫崎犀一等：《近代国 际经济要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德国的成功归功于它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迄至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正统”是自 由放任，即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它认为国家干预越少越好，“看不见的手 ”是最有力的手。但德国却认为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在国家指导下，经济能 更顺利发展。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实践中的执行者 是俾斯麦。德国的做法在世界工业化史上是重大的创新，国家的力量被重新调动，不再 只充当经济发展的“守夜人”。在国家的指导下，人力、物力可以更合理地利用，经济 活动的目的性也更强。工业化成了国家的目标，也是国家的行为。从19世纪70年代起， 帝国政府有意识地指导重工业发展，使得电气、化工、铁路、钢铁等产业迅速跃居世界 前列，由此，德帝国超越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直接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德国的榜样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很大影响，越到后来，人们越依靠国家的力量来 完成工业化，20世纪的世界更是如此。
但在容克集团的指导下，经济发展却指向了军事目标，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德意 志帝国不是建立在铁和血上，而是建立在钢和煤上”(注：凯恩斯：《媾和的经济后果 》(J.N.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伦敦1919年版，第40页 。)。德国的问题出在“领导者的错位”上，历史把一个旧普鲁士统治集团放到了德国 现代化的领导地位上，这个集团把德国引向军国主义，用军事力量直接挑战世界霸权。 从立国之时起，德国的扩张意图就十分明显。德意志民族长期受压迫，一旦国家发展， 民族主义就突然膨胀，爆发成不加掩饰的沙文主义。德国资产者抱怨在未能投入竞争之 前，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了，因此竭力要求向外扩张，夺取德国应有的份额。容克统治 者则把扩张看作是自己统治之合法性所在，不扩张，就难以维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 威廉二世开始执行“世界政策”，即所谓“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注：转引自邢 来顺：《迈向强权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也就是抢夺殖 民地，争夺欧洲霸权。这就把德国推到了几乎所有大国的对立面，德国未免有些自不量 力：1913年，德国只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16%，英、法、俄三国加起来占26%，美国则 占36%(注：宫崎犀一等：《近代国际经济要览》，第22页。)，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德国就必败无疑。但一战的失败并没有使德国吸取教训，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夺权 ，继续执行旧帝国政策，其野心更大，手段更狠毒。纳粹夺权是德国的灾难，同时也是 整个世界的灾难，世界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打败纳粹德国。二战后，德国走上正常发 展的道路，它用武力争夺世界霸权的做法也彻底失败了。
与德国相似的一个国家是日本。日本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和德国十分相像，它同样用国 家的力量推动工业化，也同样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用资本主义的方 法追求工业化，和德国一样，日本的工业化也是在政府蓄意指导下进行的，因此速度相 当快。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它大约用了50年时间就跨越了两次工业革命，只相当英国 所用时间的1/3。50年中，它的工业迅速发展，第二产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从大约1 2%增加到42%(第三产业是38%，第一产业即农业则降到20%左右)(注：托马斯·K.麦格劳 ：《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5 08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国，虽与西方列强相比仍有 距离，却是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摆脱了西方欺凌、顺利走向工业化的国家。日本的成功 给许多非西方国家以很大鼓舞，当时中国就有很多人去日本学习，试图寻找救国的方略 。
但日本自己却走错了方向。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竭 力模仿西方，企图一举而成“大国”。1871—1873年是其关键时期，当时明治政府派出 强大的代表团出访欧洲，成员中有多位决策人物。代表团回国后提出的结论是向德国学 习，这成为日本后来的国策，其理由是：英、法、美等国家“太先进”，不符合日本的 国情；德国的情况最接近日本，因此是学习的好榜样(注：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 》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410页。)。此后几十年，日本走德国道路 ，不仅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建设上仿效德国，而且国势初振就学德国对外扩张， 要为日本争“大国”地位。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征韩”；接着与中国开战，抢走 台湾；再与俄国开战，争夺中国东三省。几次得手后它就更加狂妄，终于发展到要建立 “大东亚共荣圈”、独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步。其实，日本直到1938年也只占世界工 业生产总额的4%(英国是9%，法国是5%，美国是32%，苏联是19%(注：宫崎犀一等：《近 代国际经济要览》，第22页。))，以这样的力量对抗世界，当然如以卵击石。
日本之所以走德国道路，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明治维新后它的社会结构和德国非常相像 ，出现的问题也和德国几乎一样：旧的统治集团控制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因此出现“ 领导者的错位”。明治维新是在旧统治集团领导下进行的，这个集团是武士集团。武士 集团长期把持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民众的力量被压制了，新的社会集团则天生残缺。 正是这种情况让明治政府坚信日本与德国国情相近，因此应该走德国的路。
总结上述，德国和日本的“强国”模式是这样的：它们动用国家的力量高速发展经济 ，创造了一种与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可称之为“统制主义”模式。 统制主义模式是对自由主义模式的否定与修正，它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前提下， 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方法，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追求快速工业化。然而，德、日两国强 大的专制主义传统，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旧统治力量的优势，旧统治集团领导下国家在 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成就，使得社会缺失了西方诸国所经历的自由主义洗礼。统制主义 的经济模式加上非自由主义的社会与国家，使德国和日本之“强国”特征体现为资本主 义的一个变种。这个变种因其强烈的侵略性而最终被消灭。尽管如此，两国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许多成功的因素，却仍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五
超越英、法的其实是美国，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
1776年，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奋起反抗英国的统治，通过战争，取得了独立，建 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是一个新型的国家，首先，它建立于“新大陆”，是新大陆第一 个独立的国家。它没有“旧大陆”的传统包袱，一张白纸，可以任意作画。第二，它又 受英国政治传统的强烈影响。当时英国已摆脱了专制主义统治，确立了议会的最高主权 ，所以在作画时其实有一个摹本，这就是英国议会制。第三，在这样两个基础上，新国 家创造了新的国家制度，这个国家用一套新的原则立国，这些原则是：平等、自由、民 主、法制，以及权力的平衡。它否定王权，建立了共和国——如果考虑到法国大革命在 那时还没有爆发，美国的创举就具有划时代意义。由此我们看到：美国在立国之初，已 经汇聚起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发展的最高成就而站在时代潮流之前了。
在谈到美国政治制度时，人们常常强调它的分权，强调它的联邦制度和它高度的地方 自治。人们会说：这些是美国的特殊性，特殊性使美国得到了特殊的发展。但人们常常 忘记：美国国父们创造的是一个高度统一又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正如美国官方的说法 所言：“他们创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政府组织——在一定界限和明文规定的范围 中具有最高权威的政府”(注：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编译出版：《美国历史简介》，香港1 982年版，第48页。)。美国国家政权首先是强大而统一的，没有这个基础，美国不可能 富强；因此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说，美国并不特殊。美国的创新在于：它建立了这样一个 政府，它分权但不分裂，制衡却不抗衡；在强大的中央政府下，地方政府又高度自治； 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却不可胡作非为——其中的秘诀是：国家的法治。如今，我们常会 把这种状态看作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标准状态，但究其所以，却是美国的创造。美国之幸 运就在于它在英国统治下已经搭车行驶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阶段，甚至和英国一 同站在了工业革命的门槛前。它缺少的只是一个国家，即美利坚民族国家。独立战争恰 恰给它带来了这个国家，而一旦有了这个国家，它就可以向工业社会挺进了。
经济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独立之前，它一直处在英帝国重商主义的庞大体系中，是 英国世界商业网的主要支撑点之一。它既为英国提供原料，又为母国提供市场，据估计 ：18世纪时，美洲有80%的进口来自英国，30%的出口去往英国，其他出口则大部分去往 加勒比的英国殖民地(注：参阅R.C.西蒙斯：《美国早期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第260、262页。)。晚期重商主义把美洲殖民地放在工业社会的门口，一旦摆脱英国的 控制，它自己的工业革命就随时可以发生。事实上，由于种种天然的联系，英国的技术 发明很快就能传到美国，美国的工业发展几乎是紧跟在英国之后。19世纪上半叶，西进 运动更为工业革命打了强心针，从这时起，工业革命就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19世纪的两件大事特别有意义，其一是西进运动，其二是南北战争。西进运动造成两 大后果，一是个人价值观的勃兴。人们普遍认为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只要个人奋斗，就 能获得成功。二是一个庞大国家的出现。这个国家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贯美洲大陆。 这两大后果，一是无形的，一是有形的，都为缔造一个“大国”准备了条件。南北战争 除了人们常说的解放黑奴外，对国家而言有两点更重要：一是保全了国家的统一；二是 工业的北方战胜农业的南方，国家从此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飞奔。半个世纪中，美国的农 业生产增长了3倍，工业生产增长了15倍。20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总量超过了英 、法、德三国的总和，它已经成为最大的工业国家。约翰·杜威说：“历史上曾有过这 样一场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如此彻底的革命，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总之，在20世纪 开始的时候，美国已经站在“世界强国”的大门口了。
但美国最终超越英、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则归功于一种“美国式”资 本主义的出现，这种资本主义体现着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特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 成。美国的国家发展(包括政治与经济发展)是在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影响下进行的， 其经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但20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改变 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也使美国成了新资本主义的领头羊。为摆脱危机，罗斯福实行“新 政”，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新方向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 的手”联合起来，共同操纵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拯救市场，拯救在市场条件 下继续维持的“自由”资本主义，惟一的办法居然是“中止市场”!但“中止市场”又 不是“消灭”市场，市场的一切形式都必须保留下来，买卖的过程也应该一如既往，需 要的是一种能够“控制”市场的权力，而执行这种权力的恰恰是国家(注：可参阅杰奥 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354页。)!于是 ，国家和市场就如此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市场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都得以发挥，混乱的 市场竞争中加进了“计划”的因素，它改变了迄今为止自由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却又 并非使用“统制主义”手段。这是资本主义各种因素的集大成，是一种新形势下的资本 主义。新模式使美国克服了自英国创立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后一直存在的经济发展中 的制度性障碍，从而成为新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
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登上了世界最强国的地位，欧洲列强都受到重创，只有美国 大获其益。1938年，美国的GDP相当于英、法、德、意、荷、比、卢各国的总和，大约 是苏联的3倍；1948年，则相当于上述西欧国家的2倍多，苏联的6倍(注：杰奥瓦尼·阿 锐基：《漫长的20世纪》，第326页。)。“布雷顿森林体系”又使它控制了世界的金融 ；此后，美国经济一直独占世界鳌头，虽后来受日本和西欧的挑战，以及苏联的竞争， 至今仍然保持优势。高速发展得益于它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它始终保持的创 造活力。二战后，美国的科技水平始终居于世界前列，它对高科技的敏感使它的生产力 水平不断突飞猛进，在旧技术条件下眼看已达到极限的时候却又能再上一层楼，因此能 一再摆脱其他国家的追赶——80年代出现的“信息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很显然 ，美国的“强国”地位置身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它在各个方面都体现着当代资本 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后工业时代”的特征。
然而，恃其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在二战后执行霸权主义政策，企图独占世界。这种 趋势在冷战结束后更肆无忌弹，美国以“一强独大”的身份强权控制世界舞台，其所作 所为引起越来越多的指责与不满。可是，我们并不认为美国的独大局面会永久维持下去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做到这一点。入侵伊拉克是它单边主义的大暴露，同时 也是它无力独霸世界的清楚表现。在一个现代化进程日益深入、“多极化”特征也愈益 明显的世界，国际协商和合作是惟一的出路。和在它之前的其他“世界强国”一样，美 国的“强国”地位也只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美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自己的 作为。
考察了以上“世界强国”兴替的过程，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思考：
1.在讨论资本主义问题时应该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即资本主义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资 本主义有它的产生和发展，直到现在还在延续。从它产生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时间，其 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和19世纪中期的资 本主义。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否则就理解不了资本主义是一个过程，也理 解不了资本主义的变化。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在15世纪就已经出现，西班牙和葡萄 牙的崛起就体现了这一点。此后，资本主义经历了阶段性的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其各自 的特点。我们习惯于把19世纪中期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标准”形态 ，这是一种误解，也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样来看待资本主义就很难理解许多历史现象 ，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强国”相互更替的过程。
2.从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强国”问题，我们发现“世界强国”与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有相连关系，资本主义的阶段变化影响着“强国”的沉浮，反过来 说，“强国”体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一国之“起”，一国之“落”，一国之“兴 ”，一国之“衰”，都有各自的时代大背景，体现着某种隐含的“必然性”。但这不是 说只要是历史发生的就一定是“必然”的，绝对的“必然”无异于宿命。国家的兴盛有 它的自身因素，它的活力，它的奋进，它的积累，它的信念，都使一个国家有可能积聚 起比同时代其他国家更有利的条件，从而在一个同样的大背景中获取先发之势。在资本 主义某一个发展阶段上，凡能够抓住潮流、逐波而上者，就常常抢占发展的优势，成为 那个时代的领头羊。能动性与创造力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掌握引导着 国家的运行方向。而所谓“强国”地位，实际上就是引领潮流的能力。不同时代的资本 主义“强国”引领了不同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这些国家自身于是也就体现了这些 时代的潮流。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那些国家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这 个问题，而一旦这些国家丧失引领潮流的能力，它们也就不再是“世界强国”。
3.资本主义既然是阶段性发展的，那么新阶段与旧阶段之间就存在着承接关系，新阶 段是旧阶段的接替者，新旧之间既有继承，又有变更。新的阶段于是既保留旧阶段的基 本特征，又必须对旧阶段做出实质性的变更，这就是创新。新的领头人于是从旧阶段中 脱胎而出，从原先跟进的地位走到了领头的地位。地位变换的根本条件是它对旧阶段做 出了实质性的突破，用新的创造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创新的内容恰恰是新阶段的主要特 征，因此，新的“强国”体现了新阶段的新特点；反过来，资本主义新阶段又因为新“ 强国”的出现而得以形成。于是，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强国，一方面是时代的 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时代的创造者：在资本主义“强国”与资本主义阶段变化之间形成 了一种互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4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4年06期第37～48页
【作者简介】钱乘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 210093)
| 【内容提要】 | 本文讨论“大国兴衰”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关系。资本主义自产生以来经历了几百 年的发展变化，已经形成了若干“阶段”。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两个“大 国”与之匹配：“大国”既体现着相关阶段的特征，同时又正因为这些国家的制度创新 ，而造就了新阶段的产生和新老阶段的更替。本文通过对近代以来8个公认的资本主义 “世界强国”(注：本文仅讨论资本主义“世界强国”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因 此未包括苏联。苏联建国后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中的体制创新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是 这些使苏联在20世纪能够成为“世界强国”。)兴替过程的考察阐述以上观点，以期引 起学界的兴趣。 |
一
“世界强国”是近代以后的新现象。近代以前，世界上也曾有过“强国”，但那时的 “强国”都是地区性的，只发挥地区的影响，一般不具备世界意义。“世界强国”则是 在世界进入一个共同体系即“世界体系”之后才出现的，这个“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 义的世界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们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 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 来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 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很显然，“世界强国”从 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们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有天然的联系。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强国”是葡萄牙和西 班牙，它们的兴盛标志着重商主义时代的来临。
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小国：葡萄牙在强盛时只有200万人口，土地面积不到9万平方公 里；西班牙稍大，土地面积50万平方公里，但是直到1700年，也只有600万人口。两个 小国竟可在近代刚开始的时候扮演“世界强国”的角色，这不免让人感到意外。但其中 还是有必然因素的，原因在制度方面：葡、西两国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最早 建立了民族国家，又最早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重商主义。这两个原因使它们在资本主义发 展的最初阶段抢占先机，先争得一杯羹。
葡、西两国的民族国家在反抗阿拉伯人的统治中形成。中世纪，阿拉伯人侵占伊比利 亚半岛，对当地人进行统治。经过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葡、西两国驱逐了阿 拉伯人，解放了国家，同时也统一了国家。在驱敌和统一的过程中国王发挥了最大的作 用，于是就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君主专制。与中世纪的分裂状态相比，君主专 制标志着国家的统一，也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尽管在这个时候君主以国家化身 的身份出现，对国家实行专制统治，但民族国家的形成仍然是关键的一步。后来的历史 证明：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时刻，谁先建立民族国家，谁就先发展。葡、西两国在这 方面抢先一步，也就抢占了近代早期的发展机遇。
统一的王国政府推行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早期表现形式。重商主义把 “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连接起来了，早期“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里 。在政府支持下，葡、西两国发起“地理大发现”，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地理大 发现”由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开辟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以及西班牙人“发现”美洲而达到 高潮，这样，葡、西两国就成为近代以来最早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同时也具备了 从“世界”范围内攫取财富的能力。在“地理大发现”中，葡、西两国掠夺殖民地，分 别建立了自己的大帝国：葡萄牙人垄断了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尤其是香料贸易；西班牙 人则从美洲的贵金属开采中牟取巨利，据估计，1503—1660年间，西班牙获取黄金200 吨，白银1.86万吨(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经济史学家奇波拉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从美 洲流入的金银使欧洲的黄金总量增加5%，白银总量几乎增加50%，从而引发了“价格革 命”(注：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51页。)。两个小 国从“发现世界”中获取巨大利益，而“发现”世界同时也引起争夺世界。1493年，在 教皇的主持下，葡、西两国划定“教皇子午线”，规定该线以东属葡萄牙，以西属西班 牙，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瓜分世界”，标志着殖民时代的开始。
财富、领地、世界霸权给葡、西两国带来了“领袖地位”，西欧各国无不以其为项背 。西班牙更成为近代以来第一个西方“霸主”：在1516—1556年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西 班牙不仅占有美洲殖民地，而且据有意大利一部分、奥地利及其属地、尼德兰地区(今 天的荷、比、卢)，一度还占有葡萄牙，其力量超过欧洲所有各国。欧洲国家联合起来 共同对付一个国家称霸的努力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近代国际关系可以从反西班牙的斗争 算起。
关于葡、西两国的“地理大发现”，人们可以提出许多动因，例如，文艺复兴改变了 人们的思想，科学与理性正在传播，这是“地理大发现”的知识基础；城市和商业已经 发展，盈利的动机正在积聚，这使人们想去海上冒险；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享乐主 义”形成风气，人们追求更多的财富等等。这些动机都是存在的，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民 族国家的作用：没有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海外活动，也不可能把重商主义付 诸实践；重商主义是一种国家行为，没有国家的参与就没有重商主义，没有国家的动机 就不存在葡、西两国的早期崛起。
葡、西两国的强盛维持了一个世纪左右，随后便衰落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扩 张。以西班牙为例：为维护霸权，从查理五世登位起(1519年)，西班牙连续打了140年 的仗，直至1659年签订《比利牛斯条约》认输为止。连年的战争摧毁了西班牙的经济， 王朝政府在1557、1575、1596、1607、1627和1647年6次宣布破产。一位西班牙参议员 说：“荷兰的战争是毁灭这个王国的祸害。”1566—1654年，为镇压荷兰的起义西班牙 花费了2.18亿达卡，而它从西印度群岛搜刮的总财富却只有1.21亿，的确是得不偿失( 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方面的。有中国学者说：西班牙的扩张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 义的联合扩张”(注：王加丰：《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见小标题。)，这句话一针见血。葡、西两国所体现的早期资本主义非常不彻底 ，还只是刚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葡、西两国的贵族其实是旧的封建军事领 地贵族，他们的“重商主义”只是赤裸裸的掠夺，他们用纯粹的暴力去抢劫金银——只 是在积聚金银这一点上，他们是“重商主义者”!国家的注意力也不在发展商业方面， 对生产性活动就更不在意，有这么一件荒唐的事：西班牙政府在很长时间里给“羊主团 ”(养羊业行会)保留特权，让羊可以任意吃庄稼，农业由此荒芜，长期停留在极低的生 产水平上(注：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 999年版，第10章。)。强大的封建势力阻挡了葡、西两国发展的趋势，终于使它们过早 停滞，很快就被别国超越。
二
取代葡萄牙、西班牙的是荷兰(尼德兰)，这是个在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战争中兴起 的国家。
荷兰地处欧洲西北角，当葡、西两国逐渐衰落时，西北欧涌现出几个新兴民族国家， 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和荷兰。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正在向西北方向转移，因此西北欧 取代西南欧称雄欧洲，便有其经济基础。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1550—1650年这段时 间是“商人、投机者和暴发户”的大好时机，“在这些黄金般的岁月里，近代资本主义 诞生了”(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58—159页。) 。这句话含义深刻，因为它表明：如果葡、西两国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 扩张”的结果，那么西北欧诸国的勃兴则意味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近代资本主 义是从西北欧开始的，作为一个制度，“资本主义”在荷、法、英三国开先河。放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来理解荷兰的兴起，就知其意义所在了。
荷兰也是个小国，实际上比葡萄牙还要小。但荷兰却是个商人国家，17世纪有一半人 住在城市，城市人口主要从事商业。当欧洲经济中心北移时，荷兰成了面对大西洋的商 品集散地，1560年前后，它有1800多艘海船，这已是地中海商业中心威尼斯100年前在 它鼎盛时拥有船数的6倍之多；40年后，荷兰的商船超过了1万艘——即使在今天，这仍 然是个惊人的数字!沿荷兰海岸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港口，从这些港口出发，荷兰商船驶 往世界各地，几乎垄断了全球贸易，这使它在商业资本主义兴起时，一下就站在了时代 的最前列。荷兰人成了“海上马车夫”，17世纪也变成“荷兰的世纪”。荷兰的世纪是 商业的世纪，这是我们理解荷兰崛起的关键。
荷兰的成就充分体现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荷兰创造了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政治制 度。在经济方面，荷兰人发展出近代的信贷、金融、簿记体系，把阿姆斯特丹建成世界 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资本市场。荷兰人使用了一整套现代手段规范金融业务，尤其是由 政府出面提供担保，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银行”这种现代的金融机构，从而为借贷、存 款等提供了高度保障。由于把借贷率从16世纪初的20%—30%降到17世纪的3%甚至更少， 荷兰就能够把全欧洲的资本都吸引到自己这里来，构成荷兰商业的金融基础。荷兰用这 种方法把自己变成一个“富国”，它虽小，却成为新、旧两个世界的金融中心。荷兰的 经验说明金融的重要性，后起的强国，如英、美、日等无不仿效。
在政治方面，荷兰也创造了一种新制度。荷兰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独立的国家，它 一直在各国君主间互相转让，是异国君主的附属地。16世纪初，荷兰接受西班牙的统治 ，而西班牙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它把荷兰当作钱袋，无情榨取，终于把荷兰逼上了造反 的路。1566年荷兰开始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战争打了40多年，结果以建立“联省共和国 ”告终，荷兰取得独立地位。荷兰的经历再一次说明民族国家对现代化发展是何等重要 ：没有国家的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在反西战争中，荷兰创造出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即“共和国”：七个省协商推举共同的元首(即执政)负责联省行政，各省则高度自治， 管理内部事务。荷兰的独立与联省制使荷兰成为一个有效的国家，正是在这个国家的保 护下，荷兰走上了强国之路。因此经济史学家诺斯和托马斯说：“荷兰不是依靠自然的 恩赐，而是发展了比其对手有效的经济组织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获得了在经济上和政治 上都与其国家之小规模不相称的重要性。”(注：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65页。)荷兰之取代葡、西，是商人共和国取代受重商主义影 响的“君主加贵族”，封建的残余被铲除了。因此，尽管荷兰也处在重商主义的早期阶 段，这却是一个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阶段。
荷兰的强盛维持了约一个世纪，然后就衰落了，过度扩张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荷兰 太小，经不起其他国家的竞争。起初它还吸取葡萄牙的教训，尽量不直接占领殖民地； 但后来它发现要保护它的商业垄断地位就不得不占领土地，东印度公司总督安东尼奥· 范迪门说：“每日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公司在亚洲的贸易若无土地征服即无法存在下去 ”(注：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如此一来 ，它便卷入与欧洲各国无休止的争斗之中，而这是一个小国所无力承担的。
但荷兰落伍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其制度创新精神迅速消退，它一 直停留在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没有再向前跨一步。这一步后来被英、法两国跨出了， 因而也就被它们所取代。英、法两国本来就比荷兰国土大、人口多、资源丰富，一旦荷 兰在制度方面失去更新的活力，被超越便是注定的。17世纪下半叶，英国通过3次战争 打败荷兰，剥夺了荷兰的贸易垄断权。18世纪末，拿破仑法国消灭了联省共和国。虽说 在1815年荷兰复国，但这时它已经无足轻重了。英、法间的争夺已成为“强国”关系的 主题。
三
英、法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荷兰好，只要时机成熟，就更能发挥世界作用。
英、法的崛起也是从民族国家开始的。1337—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果是把两个民 族分开，各自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1485年英国建立都铎王朝，这是英国民族国家形 成的标志，也是专制王权确立的界石。在都铎王朝统治下，英国社会稳定，国家太平， 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开始成为欧洲大国。英国的海上力量就是在这时形成的，1588年 ，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式宣告西班牙的没落和英国的崛起。此后，英国 连续向海外扩张，英帝国也逐渐形成了。
与此同时，法国也努力建立民族国家，但它的过程要曲折得多，挫折也更大。王权和 贵族长期相持，经过一百多年的较量，到1589年波旁王朝建立时王权才占上风。但波旁 王朝建立后，法国的局势并未稳定下来，大贵族继续动乱，并勾结外敌入侵。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进一步加强王权，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结果，到路易十四时期(1643—1715 年)，法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当时欧洲的顶点，路易十四自诩“朕即国家”，把国王与 国家等同为一体。他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大的官僚体系，把全国置于他一人控制之下 。由此，国王成了国家的代表，反国王也就是反国家!法国依靠这个专制制度维护了国 家的统一，但也为日后的挫折埋下伏笔。
统一国家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专制王朝统治下，英国成为海上强国，法国成为欧 陆霸主。两国王权都推行重商主义，因此我们看到，在两国早期的强盛中，“民族国家 加重商主义”的公式依然有效。但英、法两国的重商主义都向前发展了一步，都从早期 重商主义发展到晚期重商主义。晚期重商主义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生产，这就在重商主义 和工业主义之间架起一道桥梁。晚期重商主义认为：积累金银的关键是多生产，多生产 才能少买多卖，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赚取金银。出于这种考虑，国家大力鼓励生产，奖掖 工业，一方面满足国内的需要，一方面使更多的产品流向国外。为此，两国政府都把发 展手工业作为重要的国策，这就为两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写到这里我们就明白：荷兰 正是在这一点上落败的，它一直没有能推进到重商主义的晚期阶段，从而把引导世界潮 流的地位拱手让给了英、法。
不过英、法后来的经历却大相径庭。当法国在不断强化专制体制的时候，英国却在17 世纪经历了一场革命，结果把专制制度推翻了!英国的革命是一个信号，表明英国在制 度创新方面继续前进。1688年，英国再次爆发革命，称“光荣革命”，这次“革命”确 立了议会的统治，王权逐渐虚设，成了立宪君主。“民选”的代表通过议会治理国家， 并掌管国家的财政。通过这样一个改造，英国政府似乎变成了一个公司董事会，有产者 管理国家，执行自己的意志。也就是说，财产权和政权相互吻合，不再脱节，一种与资 本主义制度之本质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被创造出来，专制国王不复存在，国家被交到“民 族”手中，成了真正的“民族国家”。这是一次巨大的制度创新，英国从此就走到了整 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有西方学者说：英国“代表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 (注：托马斯·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从 这个角度理解英国的崛起，就能懂得其中的历史意义。
“光荣革命”后，英国全面接收荷兰的遗产：银行、证券、信贷、流通、资本市场、 股份公司、保险业务等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组织手段都在英国建立并完善起来。不 久，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时，英国又顶替荷兰，控制了大部分海 上通道，通过发展贸易，特别是大规模的奴隶贸易，聚敛了大量财富。殖民活动也在此 时进入高峰，英国在全世界发展殖民地，构筑“第一帝国”的基础。国内手工业蓬勃发 展，市场不断扩大，以毛纺织业为支柱的对外贸易与日俱增，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 需求，技术革新一触即发。更重要的是，“光荣革命”给英国人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 的社会环境，让一切人都可以去努力追求财富。总之，在18世纪，英国已存在合适的政 治和社会环境，由英国发动工业革命，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但法国也在发展。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形成重商主义的高峰，专制制度竭尽全力发展 工商业，其执行者就是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伯。在这个时期，法国修筑道路，疏通 河道，鼓励商业，设立工场。柯尔伯曾经说：“贸易公司是国王的正规军，法国的工场 则是他的后备军。”(注：转引自陈晓律：《发展与争霸》，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120页。)可见政府的重商主义精神之坚定。为发展外贸，法国向全世界伸出触角， 力图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路易十四时期，法兰西帝国已见雏形，柯尔伯则是帝国的缔 造人。
就实力而言，法国并不差。1700年，法国有将近2000万人口，人口数是欧洲各国中最 多的(英国只有900万)。法国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好，农业一向发达，传统的制造业(如 奢侈品、酒、工艺品等)享有盛名。路易十四登位后，政府权力集中，财力雄厚，君主 又有能力，励精图治。他亲政后，把陆军从1659年的3万人扩充到1690年的40万人，几 乎是当时英、奥、普、俄、荷5国军队的总和。1689年法国海军有主力舰120艘，而英国 只有100艘，荷兰是66艘(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17—118页。)。凭 借这支军队及法国的国力，路易十四要与英国争雄，并非不能成功。
但法国的问题出在制度上。从大的方面说，专制制度已经过时了，它使法国僵化。专 制制度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虽说在克服封建混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时候有合理性 ，但统一完成后，就只会伤害国家。比如，路易十四野心太大，他既想争夺海洋，又要 称霸大陆，结果四面出击，在亲政54年中打了32年仗，乃至柯尔伯也抱怨说：国王打仗 时“从未考虑过……总共有多少钱可以支配”(注：罗伯特·E.勒纳等：《西方文明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页。)。从1688年到路易十四去世法国一直在打仗 ，他的继任者又继续打，几乎打了整整一个18世纪。如此穷兵黩武，法国终于穷困潦倒 。事实上路易十四留下一屁股债，直到法国大革命都没有还清。
同时，政府的收入越来越糟。收入靠官僚队伍去征集，但这支队伍不仅耗资巨大，而 且没有效率，并且贪污。法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特权阶层不纳税，这就使许多人通过 买官去逃税。王朝卖官本是想增加收入，现在却进入一个怪圈：有钱人买官而不纳税， 纳税人无钱而纳不起税。这样做起初的出发点是摆脱议会的控制，避免像英国那样由议 会来控制财政权，从而大大提升国王的专制权力。但这样做的后果是特权问题突出，国 家大受其害。专制政府及其支柱特权阶层已明显与国家利益相对立，不推翻专制政权， 法国就不能继续发展。
由此可知，18世纪的英、法争霸以英国胜利告终，是有其原因的，英国的经济力量及 造成这种力量的制度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1688—1815年间英、法进行了7次较量，其 中除第6次(法国帮助美国独立那一次)法国略占上风外，英国都取得决定性胜利。较量 在两国造成了不同的后果：在英国，它扩大了需求，刺激了经济，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到 来；在法国，它增加了负担，毁坏了财政，激化了社会冲突，进一步挖掉专制制度的墙 脚。在争霸过程中，英国从晚期重商主义推进到工业时代，登上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台 阶，它自己也成为工业革命的旗手。1848年，英国铁产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煤是2/3 ，棉布达1/2以上，铁路已超过1万英里，其密度到20世纪末都未被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赶 上。它的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20%—25%，但它的国土面积只占世界陆地的0.2%，人口还 不到2000万(注：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第220—221页。)。工业革命带给英国的，是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全世界，这是以前任何 国家都做不到的。英国以惟一的世界霸主的面目出现了。至此，我们看到：英国“强国 ”之路连续向前走了两步：一步从早期重商主义走向晚期重商主义，再一步从重商主义 走进了工业时代。英国引领潮流的能力已经超常发挥了，这使一个小国长期地独占霸权 。
有意思的是，法国也走出了这两步，但总是落在英国后面。18世纪末，法国爆发的大 革命对专制制度发动猛烈的攻击，这是法国全面现代化的开始。以后近百年时间中，经 过几次革命，再经过长期的政治动荡，到19世纪末，法国终于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确 立了共和制。法国的政治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给人类留下了辉煌的遗产。但政治的长 期动荡也给法国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法国被迫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工业革命， 其启动已比英国晚，速度更比英国慢，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革命”让法国不堪重负，使 得它在与英国的争夺中倍感艰难。虽说最终法国还是把“双重革命”都完成了，但它终 究屈居第二，不得不接受仅次于英国之后的第二强国的地位，同时，也建立起仅次于英 帝国之后的第二大殖民帝国。
英国和法国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强国，它们的经历说明：工业社会的出现需要 有合适的制度保障；只有先创造制度保障，才能走进工业化的轨道。在创造制度保障的 过程中，英、法两国道路不同，各自都有巨大的创建。在创新过程中它们各自引领了潮 流，留下宝贵的遗产，这是它们领先工业世界的秘诀。
四
相对英、法而言，德国、日本是后起的国家，作为后起国家，它们尝试走不同的路， 希望能超越英、法。
德国一直非常落后，原因在于它始终未能建成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的卫护，德意 志的现代化也迟迟不能起步。1848年，德意志曾发生革命，革命的重要目标是建立统一 的德国，同时也要推翻各邦国的专制主义。革命的失败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后，德意志 现代化的领导权落到了旧统治集团手里，这使得德国的发展道路与英、法完全不同。领 导德国现代化的是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它通过对外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时间是1870 年。德国的统一姗姗来迟，可是它一旦来临，就表现出无比的威力，再一次证明了民族 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德帝国建立后飞速实行工业化，在短短30年时间里 就完成了英国近百年才得到的经济发展。到19世纪末，它已是工业强国了：1870年，德 国工业生产只占世界总额的13%，英国占32%；到1900年，德国赶了上来，占17%，英国 是20%；1913年，德国已超过英国，占16%，英国却只是14%(注：宫崎犀一等：《近代国 际经济要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德国的成功归功于它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迄至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正统”是自 由放任，即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它认为国家干预越少越好，“看不见的手 ”是最有力的手。但德国却认为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在国家指导下，经济能 更顺利发展。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实践中的执行者 是俾斯麦。德国的做法在世界工业化史上是重大的创新，国家的力量被重新调动，不再 只充当经济发展的“守夜人”。在国家的指导下，人力、物力可以更合理地利用，经济 活动的目的性也更强。工业化成了国家的目标，也是国家的行为。从19世纪70年代起， 帝国政府有意识地指导重工业发展，使得电气、化工、铁路、钢铁等产业迅速跃居世界 前列，由此，德帝国超越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直接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德国的榜样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很大影响，越到后来，人们越依靠国家的力量来 完成工业化，20世纪的世界更是如此。
但在容克集团的指导下，经济发展却指向了军事目标，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德意 志帝国不是建立在铁和血上，而是建立在钢和煤上”(注：凯恩斯：《媾和的经济后果 》(J.N.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伦敦1919年版，第40页 。)。德国的问题出在“领导者的错位”上，历史把一个旧普鲁士统治集团放到了德国 现代化的领导地位上，这个集团把德国引向军国主义，用军事力量直接挑战世界霸权。 从立国之时起，德国的扩张意图就十分明显。德意志民族长期受压迫，一旦国家发展， 民族主义就突然膨胀，爆发成不加掩饰的沙文主义。德国资产者抱怨在未能投入竞争之 前，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了，因此竭力要求向外扩张，夺取德国应有的份额。容克统治 者则把扩张看作是自己统治之合法性所在，不扩张，就难以维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 威廉二世开始执行“世界政策”，即所谓“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注：转引自邢 来顺：《迈向强权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也就是抢夺殖 民地，争夺欧洲霸权。这就把德国推到了几乎所有大国的对立面，德国未免有些自不量 力：1913年，德国只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16%，英、法、俄三国加起来占26%，美国则 占36%(注：宫崎犀一等：《近代国际经济要览》，第22页。)，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德国就必败无疑。但一战的失败并没有使德国吸取教训，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夺权 ，继续执行旧帝国政策，其野心更大，手段更狠毒。纳粹夺权是德国的灾难，同时也是 整个世界的灾难，世界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打败纳粹德国。二战后，德国走上正常发 展的道路，它用武力争夺世界霸权的做法也彻底失败了。
与德国相似的一个国家是日本。日本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和德国十分相像，它同样用国 家的力量推动工业化，也同样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用资本主义的方 法追求工业化，和德国一样，日本的工业化也是在政府蓄意指导下进行的，因此速度相 当快。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它大约用了50年时间就跨越了两次工业革命，只相当英国 所用时间的1/3。50年中，它的工业迅速发展，第二产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从大约1 2%增加到42%(第三产业是38%，第一产业即农业则降到20%左右)(注：托马斯·K.麦格劳 ：《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5 08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国，虽与西方列强相比仍有 距离，却是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摆脱了西方欺凌、顺利走向工业化的国家。日本的成功 给许多非西方国家以很大鼓舞，当时中国就有很多人去日本学习，试图寻找救国的方略 。
但日本自己却走错了方向。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竭 力模仿西方，企图一举而成“大国”。1871—1873年是其关键时期，当时明治政府派出 强大的代表团出访欧洲，成员中有多位决策人物。代表团回国后提出的结论是向德国学 习，这成为日本后来的国策，其理由是：英、法、美等国家“太先进”，不符合日本的 国情；德国的情况最接近日本，因此是学习的好榜样(注：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 》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410页。)。此后几十年，日本走德国道路 ，不仅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建设上仿效德国，而且国势初振就学德国对外扩张， 要为日本争“大国”地位。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征韩”；接着与中国开战，抢走 台湾；再与俄国开战，争夺中国东三省。几次得手后它就更加狂妄，终于发展到要建立 “大东亚共荣圈”、独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步。其实，日本直到1938年也只占世界工 业生产总额的4%(英国是9%，法国是5%，美国是32%，苏联是19%(注：宫崎犀一等：《近 代国际经济要览》，第22页。))，以这样的力量对抗世界，当然如以卵击石。
日本之所以走德国道路，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明治维新后它的社会结构和德国非常相像 ，出现的问题也和德国几乎一样：旧的统治集团控制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因此出现“ 领导者的错位”。明治维新是在旧统治集团领导下进行的，这个集团是武士集团。武士 集团长期把持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民众的力量被压制了，新的社会集团则天生残缺。 正是这种情况让明治政府坚信日本与德国国情相近，因此应该走德国的路。
总结上述，德国和日本的“强国”模式是这样的：它们动用国家的力量高速发展经济 ，创造了一种与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可称之为“统制主义”模式。 统制主义模式是对自由主义模式的否定与修正，它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前提下， 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方法，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追求快速工业化。然而，德、日两国强 大的专制主义传统，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旧统治力量的优势，旧统治集团领导下国家在 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成就，使得社会缺失了西方诸国所经历的自由主义洗礼。统制主义 的经济模式加上非自由主义的社会与国家，使德国和日本之“强国”特征体现为资本主 义的一个变种。这个变种因其强烈的侵略性而最终被消灭。尽管如此，两国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许多成功的因素，却仍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五
超越英、法的其实是美国，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
1776年，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奋起反抗英国的统治，通过战争，取得了独立，建 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是一个新型的国家，首先，它建立于“新大陆”，是新大陆第一 个独立的国家。它没有“旧大陆”的传统包袱，一张白纸，可以任意作画。第二，它又 受英国政治传统的强烈影响。当时英国已摆脱了专制主义统治，确立了议会的最高主权 ，所以在作画时其实有一个摹本，这就是英国议会制。第三，在这样两个基础上，新国 家创造了新的国家制度，这个国家用一套新的原则立国，这些原则是：平等、自由、民 主、法制，以及权力的平衡。它否定王权，建立了共和国——如果考虑到法国大革命在 那时还没有爆发，美国的创举就具有划时代意义。由此我们看到：美国在立国之初，已 经汇聚起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发展的最高成就而站在时代潮流之前了。
在谈到美国政治制度时，人们常常强调它的分权，强调它的联邦制度和它高度的地方 自治。人们会说：这些是美国的特殊性，特殊性使美国得到了特殊的发展。但人们常常 忘记：美国国父们创造的是一个高度统一又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正如美国官方的说法 所言：“他们创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政府组织——在一定界限和明文规定的范围 中具有最高权威的政府”(注：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编译出版：《美国历史简介》，香港1 982年版，第48页。)。美国国家政权首先是强大而统一的，没有这个基础，美国不可能 富强；因此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说，美国并不特殊。美国的创新在于：它建立了这样一个 政府，它分权但不分裂，制衡却不抗衡；在强大的中央政府下，地方政府又高度自治； 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却不可胡作非为——其中的秘诀是：国家的法治。如今，我们常会 把这种状态看作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标准状态，但究其所以，却是美国的创造。美国之幸 运就在于它在英国统治下已经搭车行驶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阶段，甚至和英国一 同站在了工业革命的门槛前。它缺少的只是一个国家，即美利坚民族国家。独立战争恰 恰给它带来了这个国家，而一旦有了这个国家，它就可以向工业社会挺进了。
经济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独立之前，它一直处在英帝国重商主义的庞大体系中，是 英国世界商业网的主要支撑点之一。它既为英国提供原料，又为母国提供市场，据估计 ：18世纪时，美洲有80%的进口来自英国，30%的出口去往英国，其他出口则大部分去往 加勒比的英国殖民地(注：参阅R.C.西蒙斯：《美国早期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第260、262页。)。晚期重商主义把美洲殖民地放在工业社会的门口，一旦摆脱英国的 控制，它自己的工业革命就随时可以发生。事实上，由于种种天然的联系，英国的技术 发明很快就能传到美国，美国的工业发展几乎是紧跟在英国之后。19世纪上半叶，西进 运动更为工业革命打了强心针，从这时起，工业革命就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19世纪的两件大事特别有意义，其一是西进运动，其二是南北战争。西进运动造成两 大后果，一是个人价值观的勃兴。人们普遍认为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只要个人奋斗，就 能获得成功。二是一个庞大国家的出现。这个国家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贯美洲大陆。 这两大后果，一是无形的，一是有形的，都为缔造一个“大国”准备了条件。南北战争 除了人们常说的解放黑奴外，对国家而言有两点更重要：一是保全了国家的统一；二是 工业的北方战胜农业的南方，国家从此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飞奔。半个世纪中，美国的农 业生产增长了3倍，工业生产增长了15倍。20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总量超过了英 、法、德三国的总和，它已经成为最大的工业国家。约翰·杜威说：“历史上曾有过这 样一场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如此彻底的革命，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总之，在20世纪 开始的时候，美国已经站在“世界强国”的大门口了。
但美国最终超越英、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则归功于一种“美国式”资 本主义的出现，这种资本主义体现着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特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集大 成。美国的国家发展(包括政治与经济发展)是在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影响下进行的， 其经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但20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改变 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也使美国成了新资本主义的领头羊。为摆脱危机，罗斯福实行“新 政”，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新方向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 的手”联合起来，共同操纵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拯救市场，拯救在市场条件 下继续维持的“自由”资本主义，惟一的办法居然是“中止市场”!但“中止市场”又 不是“消灭”市场，市场的一切形式都必须保留下来，买卖的过程也应该一如既往，需 要的是一种能够“控制”市场的权力，而执行这种权力的恰恰是国家(注：可参阅杰奥 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354页。)!于是 ，国家和市场就如此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市场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都得以发挥，混乱的 市场竞争中加进了“计划”的因素，它改变了迄今为止自由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却又 并非使用“统制主义”手段。这是资本主义各种因素的集大成，是一种新形势下的资本 主义。新模式使美国克服了自英国创立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后一直存在的经济发展中 的制度性障碍，从而成为新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
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登上了世界最强国的地位，欧洲列强都受到重创，只有美国 大获其益。1938年，美国的GDP相当于英、法、德、意、荷、比、卢各国的总和，大约 是苏联的3倍；1948年，则相当于上述西欧国家的2倍多，苏联的6倍(注：杰奥瓦尼·阿 锐基：《漫长的20世纪》，第326页。)。“布雷顿森林体系”又使它控制了世界的金融 ；此后，美国经济一直独占世界鳌头，虽后来受日本和西欧的挑战，以及苏联的竞争， 至今仍然保持优势。高速发展得益于它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它始终保持的创 造活力。二战后，美国的科技水平始终居于世界前列，它对高科技的敏感使它的生产力 水平不断突飞猛进，在旧技术条件下眼看已达到极限的时候却又能再上一层楼，因此能 一再摆脱其他国家的追赶——80年代出现的“信息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很显然 ，美国的“强国”地位置身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它在各个方面都体现着当代资本 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后工业时代”的特征。
然而，恃其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在二战后执行霸权主义政策，企图独占世界。这种 趋势在冷战结束后更肆无忌弹，美国以“一强独大”的身份强权控制世界舞台，其所作 所为引起越来越多的指责与不满。可是，我们并不认为美国的独大局面会永久维持下去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做到这一点。入侵伊拉克是它单边主义的大暴露，同时 也是它无力独霸世界的清楚表现。在一个现代化进程日益深入、“多极化”特征也愈益 明显的世界，国际协商和合作是惟一的出路。和在它之前的其他“世界强国”一样，美 国的“强国”地位也只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美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自己的 作为。
考察了以上“世界强国”兴替的过程，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思考：
1.在讨论资本主义问题时应该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即资本主义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资 本主义有它的产生和发展，直到现在还在延续。从它产生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时间，其 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和19世纪中期的资 本主义。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否则就理解不了资本主义是一个过程，也理 解不了资本主义的变化。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在15世纪就已经出现，西班牙和葡萄 牙的崛起就体现了这一点。此后，资本主义经历了阶段性的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其各自 的特点。我们习惯于把19世纪中期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标准”形态 ，这是一种误解，也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样来看待资本主义就很难理解许多历史现象 ，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强国”相互更替的过程。
2.从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强国”问题，我们发现“世界强国”与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有相连关系，资本主义的阶段变化影响着“强国”的沉浮，反过来 说，“强国”体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一国之“起”，一国之“落”，一国之“兴 ”，一国之“衰”，都有各自的时代大背景，体现着某种隐含的“必然性”。但这不是 说只要是历史发生的就一定是“必然”的，绝对的“必然”无异于宿命。国家的兴盛有 它的自身因素，它的活力，它的奋进，它的积累，它的信念，都使一个国家有可能积聚 起比同时代其他国家更有利的条件，从而在一个同样的大背景中获取先发之势。在资本 主义某一个发展阶段上，凡能够抓住潮流、逐波而上者，就常常抢占发展的优势，成为 那个时代的领头羊。能动性与创造力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掌握引导着 国家的运行方向。而所谓“强国”地位，实际上就是引领潮流的能力。不同时代的资本 主义“强国”引领了不同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这些国家自身于是也就体现了这些 时代的潮流。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那些国家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这 个问题，而一旦这些国家丧失引领潮流的能力，它们也就不再是“世界强国”。
3.资本主义既然是阶段性发展的，那么新阶段与旧阶段之间就存在着承接关系，新阶 段是旧阶段的接替者，新旧之间既有继承，又有变更。新的阶段于是既保留旧阶段的基 本特征，又必须对旧阶段做出实质性的变更，这就是创新。新的领头人于是从旧阶段中 脱胎而出，从原先跟进的地位走到了领头的地位。地位变换的根本条件是它对旧阶段做 出了实质性的突破，用新的创造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创新的内容恰恰是新阶段的主要特 征，因此，新的“强国”体现了新阶段的新特点；反过来，资本主义新阶段又因为新“ 强国”的出现而得以形成。于是，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强国，一方面是时代的 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时代的创造者：在资本主义“强国”与资本主义阶段变化之间形成 了一种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