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的地位和作用比较
邹一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4期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成都)2004年12期第229～232页
【作者简介】邹一清，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66)
【关 键 词】古蜀/美索不达米亚/对外贸易/军事行动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而古蜀则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美索不达米亚和古蜀都形成了堪称世界上最早、最兴盛的古代城市。城墙高耸，城市经 济发达，但对外贸易在城市经济中却占有不同的地位，而军事行动又在对外贸易中起着 不同的作用，这使得两大古代文明各具特色，在如星光般闪耀的文明之光中透露出不同 的智慧与力量。本文就试图通过对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的地位 和作用比较，分析古蜀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社会治理形态。
一、对外贸易作用比较
发源于土耳其亚美尼亚崇山峻岭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蜿蜒东南流，注入波斯 湾。两条长河千百年的冲积，在河流的中下游形成了广袤的平原。希腊语称为“美索不 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又由于其地形为平原被半弧形群山环抱，宛如一弯新 月，就得到“新月平原”的美誉。
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利于农耕，吸引周围的山地部落迁居。美索不达米亚 有记载的历史从苏美尔人开始。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得来的写有楔形文字的泥版文书表 明，苏美尔人很早就在美索不达米亚聚居，他们创建了灌溉农业，热衷于商业贸易。大 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数以十计的苏美尔乡村聚落逐渐演化为城市，乌鲁克、乌尔、 埃利都……象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洒落在新月平原。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美索不 达米亚城市全面进入青铜文明。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以苏美尔文明为主体的美索不 达米亚城市文明被外来文明替代。
对外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外贸易促使城市形成。美索不达米亚处在国际贸易的中心位置，各个城市成为贸易 线上的重要枢纽。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400年前后，世界贸易最集中、最频繁的地 区是沿地中海的欧亚非相连接之处，再向东延伸到印度和中国。其范围大致为：东起古 印度，西至爱琴海文明地区，南到古埃及，北达土耳其和伊朗高原。古蜀由南方丝绸之 路进入西亚的贸易也在其中。南来北往、东西穿梭的商队都必须从诸城经过，促使城镇 社会经济发展，向城市过渡。
城市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一方面，美索不达米亚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缺乏石料、 木料、金属矿等资源；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分工明确，从事贸易和加工生产的人员众多 ，手工业作坊规模大，生产成品需要大量外销。这使得城市的建筑、金属制造与加工、 工艺品生产、生活用品生产等门类的原料来源、产品销售完全依赖于对外贸易。
美索不达米亚诸城的城市功能单一而且一致，这使得两河流域城市众多，地缘接近， 却没能形成统一的、功能齐全的城市体系。
由城市经济中对外贸易地位决定的，城市社会阶层构成中，商人阶层庞大，并且具有 很强的政治势力。
古蜀的地理范围，大致以今四川盆地西部和中部为腹心，向北包有今汉中盆地，向南 跨有今川、滇、黔交界地带，向西进抵岷山以西的横断山区，向东直达川东地区，并曾 较长时期及于长江三峡干流沿岸。
四川盆地边缘由一系列中山和低山围绕，大江阻隔，使得四川盆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地 理单元。在这一地理单元内，地势由四周边缘山地向盆地底部逐渐下降，河流也呈现为 不对称的向心结构。正是这种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盆地容易吸引 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的群体向低地发展定居，吸引各种古文化沿着下趋的河谷和 山间谷地所形成的向心状地理结构走向盆地底部的成都平原，从而为古文化的交融提供 自然基础，使成都平原发育出发达的古蜀文明。同时，岷江、嘉陵江、沱江、长江又呈 放射状，将古蜀文明传播辐射四方。因此，凭借地理的向心形结构，古蜀文明得以形成 独具一格、分布广阔的连续性空间构架。约在公元前2500～1700年，成都平原诞生了以 宝墩城为代表的古城群。公元前1400年，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跨入青铜时代。公 元前316年，蜀归于秦，之后，古蜀文明逐渐融入中华文明。
由于古蜀城市形成和演进的主要原因、动力不同，对外贸易在不同城市中的地位也不 同。
青铜时代古蜀第一个大城市三星堆，是将神权、王权集于一体的国都。城市里也有繁 华的商贸，也与域外、海外进行贸易交往，但只是城市的经济附属物。
古蜀雄踞西南，因军事防御需要，建成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军事古城，如葭萌城。 在军事古城中，一切经济活动都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
古蜀还有一类城市主要是因工商业而形成、兴起的。这类城市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 是成都。成都的聚合形成，主要动力来自工商业，早期的城市功能体系中，起主导作用 的也是工商业，因而贸易在城市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由于古蜀诸城连绵分布于同一时间和空间，各自的地位不同，城市功能不同，于是形 成了一个分工明确、功能完备的城市网络体系。城市间贸易需求强烈，贸易兴盛。但四 川盆地自然资源丰富，各城市之间，基本可以通过域内贸易完成城市生产和交换的需要 。只有一些稀有资源，如铜、象牙、海贝等需要在对外贸易中获取。可见，对外贸易在 古蜀城市中的地位不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那么重要，但考虑到四川盆地缺乏的稀有 资源正是战略性、经济性极强的物资，因此绝不能低估对外贸易在古蜀城市中的地位。
二、军事行动的性质目的比较
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城邦社会，平原上耸立着上百个大小城市，各个城市的生 命线都是对外贸易。为了争夺贸易线、贸易口岸、贸易权，城市间频繁暴发战争。两河 干流是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线，连结、控制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贸易，河边建有大港口的 城市就成为最重要的贸易枢纽、贸易点。因此，控制了两河干流、河边城市，就控制了 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线、贸易口岸、贸易权。加之，两河流域的城市因对外贸易而 聚集财富。豪华的宫殿，巍峨的庙宇，富有的市民，引无数人发出贪婪的眼神，启动掠 夺之野心。于是，平原上狼烟四起，战火纷飞。泥版文书告诉我们，第一个有雄心统一 平原诸城的乌玛城君主路伽尔扎吉西曾短暂地征服了“起自下海(波斯湾)经底格里斯河 和幼发拉底河而抵上海(地中海)”的大片土地；阿卡德城创始者萨尔贡率军队目标直指 河边诸城，将两河流域大部分城市纳入自己的控制，然后“洗兵器于海(波斯湾)”；萨 尔贡之后的拉格什君主，“开辟了从上海到下海的商路”；乌尔第三王朝的建立者乌尔 纳姆依靠军事力量，将自己的势力远达西方的叙利亚、西北方的小亚细亚和东方的埃蓝 ，“把自己的足从下海伸到了上海”；古巴比伦君主汉谟拉比南征北战，使巴比伦成为 了东方、西方和北方商路的唯一主人；一代代的亚述王仗着用铁制兵器武装起来的军队 ，攻下了一个个贸易要城，打通了通往地中海的商路，让地中海的商业城市为自己纳贡 ……几乎每一场城与城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贸易线、贸易点和贸易权。战争中，一些城 市胜利了，一些城市失败了。胜利的城市取得了更好的贸易机会与权利，城市经济快速 增长；失败的城市则相反，经济势力逐渐滑落。
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对外贸易需要军事行动的保护，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争夺贸易权 ，其性质是经济掠夺而不是民族矛盾、宗教冲突。
古蜀地处内陆，它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沿陆路、水路向其域外的中原、长江中游、滇以 及南亚、西亚等地进行。
古蜀与中原的商王朝有着比较广泛的贸易，其中最重要的交换物品是商王朝通过蜀购 买滇地出产的青铜原料。古蜀与商在汉中地区各自建有军事壁垒，但从文献和考古资料 上来看，蜀与商的贸易关系是比较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双方只有文化上的相互影响， 没有发生因贸易而起的军事战斗。
蜀与秦在春秋前期即存在官方和民间的通商关系，蜀用以交换的物品主要是农产品和 畜牧产品。到战国初，蜀、秦基本上保持着对等的与国关系，在贸易中未出现较大的军 事行动。公元前451年后，蜀、秦围绕着争夺汉中重镇南郑展开大规模战争，但战争的 目的并非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政治势力扩张。
蜀与长江中游很早就可通航。夏商时代，蜀王曾亲征三峡之东，战胜楚蛮，将其纳入 蜀文化势力范围。伴随着蜀王东征，蜀与楚地的文化交往增加。其中，双方的贸易应是 重要的交流方式。春秋中叶之后，楚文化勃兴，到战国早、中期，楚文化达于极致。随 着楚国的强盛发达，楚、蜀间贸易也走向兴盛。漆器、织锦等是双方贸易的大宗物品。 但其间，见于记载的双方战争只有一次，即《史记·楚世家》和《六国年表》所载：“ (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距之。”贸易资料显 示双方的战争与贸易有直接的联系，从蜀、楚双方当时的实力、地域、影响或可推测， 这是一场以政治实力扩张为主要目的的战争。
南方丝绸之路是古蜀与滇、南亚、东南亚及西亚进行贸易的主要通道。而蜀与滇之间 的南中(今凉山州、宜宾以及云南北部、贵州西北部)，又是贸易线的必经之地，具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刚刚确立不久，便开始了向青衣江流域、 大渡河流域的移民和扩张。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揭示其地本是古代蜀人南下发展的驻 足点之一，是古蜀王国扩张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汉源出土的蜀文化青铜兵器，表 明古蜀王国曾在此建立过军事据点，可能充任三星堆文明南下扩张的前哨。在雅砻江与 金沙江交汇之处的攀枝花市，也发现了一些蜀式兵器。汉源与雅安被大相岭相隔，一南 一北，正好扼守古蜀与南中的交通要道。而攀枝花市紧邻滇文化区，表明古蜀对南中的 军事控临直抵滇文化区。这些军事据点起着相当于后来“兵站”的作用，其实际战略目 的在于控制南中资源、维护南方商路的通达和安全。
古蜀对南中的这种军事控临，从商代中叶三星堆文化开始，到西周时代蜀王杜宇“以 南中为园苑”，让南中诸族为其附庸，步步推进。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蜀王子安 阳王即率将兵3万经南中远迁交趾(今越南红河地区)，有学者认为这批兵将原本驻扎在 南中，起镇抚和控临南中的作用。但是，没有文献及考古资料证明，古蜀在南中曾进行 过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蜀与滇也未曾暴发战争。这表明，在古蜀对南中的控临中，军 事行动只起着威慑、镇抚的作用。
以上比较可知，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在进行对外贸易中，都有一些军事行动，但 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规模更大，军事行动更频繁，军事为争夺贸易权的目的更加明显而 且强烈。
三、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对社会治理形态影响比较
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因贸易和战争掠夺、纳贡聚集了巨量财富，各城邦之间以军事行动 保护城池、争夺贸易权，造成了平原各城长期处于自然战争状态。这一情形对城邦内部 的社会治理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是城邦社会形态演变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两河流域处于城市文明的早期，城邦政体为神权时代。祭 司因“传达”神的意志而成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仰仗祭司“传 达”的神的旨令。于是，每个城市都“找到”了自己的保护神，天神安努的乌鲁克、地 神恩利尔的尼普尔、水神和智慧之神伊亚的埃利都、月神南纳尔的乌尔……神庙占据了 城市在地理上和精神上的中心位置。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型建设工程的实施，尤其是频繁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城市社会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强有力的世俗王来领导社会。时代呼唤英雄，到早王朝时 期，英雄时代逐渐到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王权政体，代替神权成为城市的最高统治 者。泥版文书记载的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反映了这一变化，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 的国王，他勇敢无畏，力大无比，他敢于得罪天神，并在一次搏斗中把天牛撕成了碎片 。诗人惊呼：“吉尔伽美什是人类之光!吉尔伽美什是人类之王!”人们炽热地歌颂人类 英雄、世俗王。
但此时的世俗王权还没能取代神权，吉尔伽美什“他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 。而当阿卡得王萨尔贡靠人间的军队而不是天神的保护征服了平原诸城后，世俗王得到 了大大的加强，王权得到了比“君权天授”更高一筹的权威。之后，军事战绩显赫、控 制了“从下海(波斯湾)到上海(地中海)”商路的世俗王，都带上了“世界四方之王”这 样霸道的头衔。王权成功地取代神权成为城市的最高权力，但王仍没有绝对的权力，城 市精神支柱祭司对国王具有很大的约束力，重大决策要召开类似市民大会的会议来决定 。城邦的权力系统是王权、神权和民权的混合统一。
从神权过渡到王权，城市的最高权力不再由神来授予与保护，而是世俗权力，世俗王 权的巩固只有现实地依靠军事实力。于是，城邦之王拥有、豢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一 方面，城邦之王拥有对稀有资源的控制权，王权控制了绝大多数的金属、珠宝等物的进 口，在宫殿区内开设作坊，加工金属器和珠宝，再出口销售，以其利维持王室的奢靡生 活，维持军队等政权机器。另一方面，城邦之王命令、指挥军队攻击其他城市，掠夺其 财富，迫使其纳贡，争夺其贸易权，从而使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豢养更庞大的军队， 巩固政权。这样，王与军事行动及对外贸易就结成了十分紧密的关系，军队、军事行动 更多地融入了城市经济活动。
王权时代的社会治理，除了精神治理仰仗宗教信仰之外，广泛的政治、经济生活秩序 要靠王权来建立、维护。城市决策体制的相对多元性、民主性，经济生活的相对自由性 、平等性，政权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要求等，要求世俗王用更加标准统一、时间连贯一 致的原则制定公开的条文来管理社会。这就促进了法律的诞生。而只有军队才能够确保 法律的实施。于是，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社会治理就由王权、宗教信仰、法律的结合来 实现。
对外贸易在古蜀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有限，与对外贸易相关的军事行动很少，对外贸易 中的军事行动对古蜀社会治理形态的影响就与美索不达米亚大不相同。
古蜀在三星堆时代就有了一支常设的武装力量，在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内出土的玉 器和齿形上下援青铜戈，以及全身披挂戎装的青铜站立甲士雕像，可以充分证明一支常 设军队的存在。再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双手反缚、无首、跪坐的石雕奴隶像，古蜀北方 边疆重镇汉中发现的大量商代中晚期兵器，前已述及的沙溪遗址和汉源遗址等考古资料 分析，古蜀军队的首要任务是对内维护政权、对外镇守的任务，而保卫贸易线的军事“ 据点”极少，规模很小，只是军队的次要任务。
由古蜀军队性质及军队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决定的，三星堆时期古蜀军队是比较单纯的 国家机器，较少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直接联系。古蜀国王更多地是用神权政体来治理社 会经济，保证对外贸易的安全进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是政教合一的象征；神树 是天地之间、神人之间的“通道”，蜀王为“神”的代言人，按照“神”的意志训导民 众、治理社会；青铜人物雕像群，大小不一、姿态不一、族属不一，聚合在一起，构成 商代蜀王国统治阶级的群像，包括蜀王国本土的统治者及臣服于蜀国的各级统治者。这 其中就有南中诸族首领。可见，三星堆时代古蜀的社会治理形态是神权为主，军事行动 只是辅助手段。这就可以解释古蜀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很少的原因，也可以明白古蜀在 对外贸易主线——南方丝绸之路上只有极少的军事力量就可保证贸易线畅通的原因。
但是，三星堆城市高大的城墙，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建设，对外战争，要求强有力的世 俗王领导。王朝变更，更加速了神权与王权的分离，到了杜宇王朝，社会治理已迈入王 权时代。当神权、宗教不再是社会治理的第一要素时，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秩序赖以建 立和巩固的首要工具就是军队。
杜宇王朝有一支相当强的军队，成功地将古蜀国的疆域向四面拓展，北达汉中，西有 今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而以岷山和南中为附庸。杜宇王朝之后的开明王朝，军队 更加强大，古蜀疆域更加广阔，“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一字：山 + 番)”。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
军队为古蜀开辟了大片疆土，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对外贸易的作用。如在南方丝绸之路 上，南中已为古蜀附庸，于是，古蜀可以在那和贵州的里顺利地开展各种经济活动，包 括贸易。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社会治理形态受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的影响 很大，是形成受军队保护的王权、神权、法律相结合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形态的主要 原因之一；古蜀的社会治理形态受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的影响很小，几乎没有，而主要 依靠宗教和军事实力为保障的政治势力来治理国家。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都是因为对外贸易而形成和兴盛、发 展，城市经济形态、功能单一而且相同，城市间经济、功能不能互补，因而不能形成功 能比较齐全的城市体系。这是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地域相邻、文化相近、经济发达却没能 形成统一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长长的贸易线上，耸立着数十个大小城市，城市经济都 依赖于对外贸易，因此，确保贸易安全、争夺更大的贸易权，就只有依靠军事行动。这 种性质的军事行动必然会对城邦的社会治理形态产生较大、较深的影响。
古蜀物产丰富，城乡间、城市间功能、经济可以互补，形成了功能齐全的城市体系， 城市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较低，这是古蜀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并由此 决定了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少，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对古蜀社会治理的影响小。但这并 不意味着古蜀在社会治理中较少采取军事行动，正相反，军队是古蜀社会治理的重要保 证。并且，古蜀还通过军事行动扩大疆域及政治势力，更好地维护域内社会经济秩序。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4期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成都)2004年12期第229～232页
【作者简介】邹一清，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66)
| 【内容提要】 | 在古蜀和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经济发展中，对外贸易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古蜀与美 索不达米亚城市在进行对外贸易中，都有一些军事行动，但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规模更 大，军事行动更频繁，军事为争夺贸易权的目的更加明显而且强烈。美索不达米亚城邦 的社会治理形态受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的影响很大，是形成受军队保护的王权、神权、 法律相结合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形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古蜀的社会治理形态受对外贸 易中军事行动的影响很小，几乎没有，而主要依靠宗教和军事实力为保障的政治势力来 治理国家。 |
一、对外贸易作用比较
发源于土耳其亚美尼亚崇山峻岭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蜿蜒东南流，注入波斯 湾。两条长河千百年的冲积，在河流的中下游形成了广袤的平原。希腊语称为“美索不 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地方。又由于其地形为平原被半弧形群山环抱，宛如一弯新 月，就得到“新月平原”的美誉。
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利于农耕，吸引周围的山地部落迁居。美索不达米亚 有记载的历史从苏美尔人开始。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得来的写有楔形文字的泥版文书表 明，苏美尔人很早就在美索不达米亚聚居，他们创建了灌溉农业，热衷于商业贸易。大 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数以十计的苏美尔乡村聚落逐渐演化为城市，乌鲁克、乌尔、 埃利都……象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洒落在新月平原。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美索不 达米亚城市全面进入青铜文明。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以苏美尔文明为主体的美索不 达米亚城市文明被外来文明替代。
对外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外贸易促使城市形成。美索不达米亚处在国际贸易的中心位置，各个城市成为贸易 线上的重要枢纽。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400年前后，世界贸易最集中、最频繁的地 区是沿地中海的欧亚非相连接之处，再向东延伸到印度和中国。其范围大致为：东起古 印度，西至爱琴海文明地区，南到古埃及，北达土耳其和伊朗高原。古蜀由南方丝绸之 路进入西亚的贸易也在其中。南来北往、东西穿梭的商队都必须从诸城经过，促使城镇 社会经济发展，向城市过渡。
城市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一方面，美索不达米亚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缺乏石料、 木料、金属矿等资源；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分工明确，从事贸易和加工生产的人员众多 ，手工业作坊规模大，生产成品需要大量外销。这使得城市的建筑、金属制造与加工、 工艺品生产、生活用品生产等门类的原料来源、产品销售完全依赖于对外贸易。
美索不达米亚诸城的城市功能单一而且一致，这使得两河流域城市众多，地缘接近， 却没能形成统一的、功能齐全的城市体系。
由城市经济中对外贸易地位决定的，城市社会阶层构成中，商人阶层庞大，并且具有 很强的政治势力。
古蜀的地理范围，大致以今四川盆地西部和中部为腹心，向北包有今汉中盆地，向南 跨有今川、滇、黔交界地带，向西进抵岷山以西的横断山区，向东直达川东地区，并曾 较长时期及于长江三峡干流沿岸。
四川盆地边缘由一系列中山和低山围绕，大江阻隔，使得四川盆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地 理单元。在这一地理单元内，地势由四周边缘山地向盆地底部逐渐下降，河流也呈现为 不对称的向心结构。正是这种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盆地容易吸引 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的群体向低地发展定居，吸引各种古文化沿着下趋的河谷和 山间谷地所形成的向心状地理结构走向盆地底部的成都平原，从而为古文化的交融提供 自然基础，使成都平原发育出发达的古蜀文明。同时，岷江、嘉陵江、沱江、长江又呈 放射状，将古蜀文明传播辐射四方。因此，凭借地理的向心形结构，古蜀文明得以形成 独具一格、分布广阔的连续性空间构架。约在公元前2500～1700年，成都平原诞生了以 宝墩城为代表的古城群。公元前1400年，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跨入青铜时代。公 元前316年，蜀归于秦，之后，古蜀文明逐渐融入中华文明。
由于古蜀城市形成和演进的主要原因、动力不同，对外贸易在不同城市中的地位也不 同。
青铜时代古蜀第一个大城市三星堆，是将神权、王权集于一体的国都。城市里也有繁 华的商贸，也与域外、海外进行贸易交往，但只是城市的经济附属物。
古蜀雄踞西南，因军事防御需要，建成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军事古城，如葭萌城。 在军事古城中，一切经济活动都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
古蜀还有一类城市主要是因工商业而形成、兴起的。这类城市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 是成都。成都的聚合形成，主要动力来自工商业，早期的城市功能体系中，起主导作用 的也是工商业，因而贸易在城市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由于古蜀诸城连绵分布于同一时间和空间，各自的地位不同，城市功能不同，于是形 成了一个分工明确、功能完备的城市网络体系。城市间贸易需求强烈，贸易兴盛。但四 川盆地自然资源丰富，各城市之间，基本可以通过域内贸易完成城市生产和交换的需要 。只有一些稀有资源，如铜、象牙、海贝等需要在对外贸易中获取。可见，对外贸易在 古蜀城市中的地位不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那么重要，但考虑到四川盆地缺乏的稀有 资源正是战略性、经济性极强的物资，因此绝不能低估对外贸易在古蜀城市中的地位。
二、军事行动的性质目的比较
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城邦社会，平原上耸立着上百个大小城市，各个城市的生 命线都是对外贸易。为了争夺贸易线、贸易口岸、贸易权，城市间频繁暴发战争。两河 干流是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线，连结、控制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贸易，河边建有大港口的 城市就成为最重要的贸易枢纽、贸易点。因此，控制了两河干流、河边城市，就控制了 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线、贸易口岸、贸易权。加之，两河流域的城市因对外贸易而 聚集财富。豪华的宫殿，巍峨的庙宇，富有的市民，引无数人发出贪婪的眼神，启动掠 夺之野心。于是，平原上狼烟四起，战火纷飞。泥版文书告诉我们，第一个有雄心统一 平原诸城的乌玛城君主路伽尔扎吉西曾短暂地征服了“起自下海(波斯湾)经底格里斯河 和幼发拉底河而抵上海(地中海)”的大片土地；阿卡德城创始者萨尔贡率军队目标直指 河边诸城，将两河流域大部分城市纳入自己的控制，然后“洗兵器于海(波斯湾)”；萨 尔贡之后的拉格什君主，“开辟了从上海到下海的商路”；乌尔第三王朝的建立者乌尔 纳姆依靠军事力量，将自己的势力远达西方的叙利亚、西北方的小亚细亚和东方的埃蓝 ，“把自己的足从下海伸到了上海”；古巴比伦君主汉谟拉比南征北战，使巴比伦成为 了东方、西方和北方商路的唯一主人；一代代的亚述王仗着用铁制兵器武装起来的军队 ，攻下了一个个贸易要城，打通了通往地中海的商路，让地中海的商业城市为自己纳贡 ……几乎每一场城与城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贸易线、贸易点和贸易权。战争中，一些城 市胜利了，一些城市失败了。胜利的城市取得了更好的贸易机会与权利，城市经济快速 增长；失败的城市则相反，经济势力逐渐滑落。
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对外贸易需要军事行动的保护，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争夺贸易权 ，其性质是经济掠夺而不是民族矛盾、宗教冲突。
古蜀地处内陆，它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沿陆路、水路向其域外的中原、长江中游、滇以 及南亚、西亚等地进行。
古蜀与中原的商王朝有着比较广泛的贸易，其中最重要的交换物品是商王朝通过蜀购 买滇地出产的青铜原料。古蜀与商在汉中地区各自建有军事壁垒，但从文献和考古资料 上来看，蜀与商的贸易关系是比较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双方只有文化上的相互影响， 没有发生因贸易而起的军事战斗。
蜀与秦在春秋前期即存在官方和民间的通商关系，蜀用以交换的物品主要是农产品和 畜牧产品。到战国初，蜀、秦基本上保持着对等的与国关系，在贸易中未出现较大的军 事行动。公元前451年后，蜀、秦围绕着争夺汉中重镇南郑展开大规模战争，但战争的 目的并非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政治势力扩张。
蜀与长江中游很早就可通航。夏商时代，蜀王曾亲征三峡之东，战胜楚蛮，将其纳入 蜀文化势力范围。伴随着蜀王东征，蜀与楚地的文化交往增加。其中，双方的贸易应是 重要的交流方式。春秋中叶之后，楚文化勃兴，到战国早、中期，楚文化达于极致。随 着楚国的强盛发达，楚、蜀间贸易也走向兴盛。漆器、织锦等是双方贸易的大宗物品。 但其间，见于记载的双方战争只有一次，即《史记·楚世家》和《六国年表》所载：“ (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距之。”贸易资料显 示双方的战争与贸易有直接的联系，从蜀、楚双方当时的实力、地域、影响或可推测， 这是一场以政治实力扩张为主要目的的战争。
南方丝绸之路是古蜀与滇、南亚、东南亚及西亚进行贸易的主要通道。而蜀与滇之间 的南中(今凉山州、宜宾以及云南北部、贵州西北部)，又是贸易线的必经之地，具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刚刚确立不久，便开始了向青衣江流域、 大渡河流域的移民和扩张。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揭示其地本是古代蜀人南下发展的驻 足点之一，是古蜀王国扩张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汉源出土的蜀文化青铜兵器，表 明古蜀王国曾在此建立过军事据点，可能充任三星堆文明南下扩张的前哨。在雅砻江与 金沙江交汇之处的攀枝花市，也发现了一些蜀式兵器。汉源与雅安被大相岭相隔，一南 一北，正好扼守古蜀与南中的交通要道。而攀枝花市紧邻滇文化区，表明古蜀对南中的 军事控临直抵滇文化区。这些军事据点起着相当于后来“兵站”的作用，其实际战略目 的在于控制南中资源、维护南方商路的通达和安全。
古蜀对南中的这种军事控临，从商代中叶三星堆文化开始，到西周时代蜀王杜宇“以 南中为园苑”，让南中诸族为其附庸，步步推进。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蜀王子安 阳王即率将兵3万经南中远迁交趾(今越南红河地区)，有学者认为这批兵将原本驻扎在 南中，起镇抚和控临南中的作用。但是，没有文献及考古资料证明，古蜀在南中曾进行 过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蜀与滇也未曾暴发战争。这表明，在古蜀对南中的控临中，军 事行动只起着威慑、镇抚的作用。
以上比较可知，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在进行对外贸易中，都有一些军事行动，但 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规模更大，军事行动更频繁，军事为争夺贸易权的目的更加明显而 且强烈。
三、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对社会治理形态影响比较
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因贸易和战争掠夺、纳贡聚集了巨量财富，各城邦之间以军事行动 保护城池、争夺贸易权，造成了平原各城长期处于自然战争状态。这一情形对城邦内部 的社会治理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是城邦社会形态演变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两河流域处于城市文明的早期，城邦政体为神权时代。祭 司因“传达”神的意志而成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仰仗祭司“传 达”的神的旨令。于是，每个城市都“找到”了自己的保护神，天神安努的乌鲁克、地 神恩利尔的尼普尔、水神和智慧之神伊亚的埃利都、月神南纳尔的乌尔……神庙占据了 城市在地理上和精神上的中心位置。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型建设工程的实施，尤其是频繁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城市社会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强有力的世俗王来领导社会。时代呼唤英雄，到早王朝时 期，英雄时代逐渐到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王权政体，代替神权成为城市的最高统治 者。泥版文书记载的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反映了这一变化，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 的国王，他勇敢无畏，力大无比，他敢于得罪天神，并在一次搏斗中把天牛撕成了碎片 。诗人惊呼：“吉尔伽美什是人类之光!吉尔伽美什是人类之王!”人们炽热地歌颂人类 英雄、世俗王。
但此时的世俗王权还没能取代神权，吉尔伽美什“他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 。而当阿卡得王萨尔贡靠人间的军队而不是天神的保护征服了平原诸城后，世俗王得到 了大大的加强，王权得到了比“君权天授”更高一筹的权威。之后，军事战绩显赫、控 制了“从下海(波斯湾)到上海(地中海)”商路的世俗王，都带上了“世界四方之王”这 样霸道的头衔。王权成功地取代神权成为城市的最高权力，但王仍没有绝对的权力，城 市精神支柱祭司对国王具有很大的约束力，重大决策要召开类似市民大会的会议来决定 。城邦的权力系统是王权、神权和民权的混合统一。
从神权过渡到王权，城市的最高权力不再由神来授予与保护，而是世俗权力，世俗王 权的巩固只有现实地依靠军事实力。于是，城邦之王拥有、豢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一 方面，城邦之王拥有对稀有资源的控制权，王权控制了绝大多数的金属、珠宝等物的进 口，在宫殿区内开设作坊，加工金属器和珠宝，再出口销售，以其利维持王室的奢靡生 活，维持军队等政权机器。另一方面，城邦之王命令、指挥军队攻击其他城市，掠夺其 财富，迫使其纳贡，争夺其贸易权，从而使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豢养更庞大的军队， 巩固政权。这样，王与军事行动及对外贸易就结成了十分紧密的关系，军队、军事行动 更多地融入了城市经济活动。
王权时代的社会治理，除了精神治理仰仗宗教信仰之外，广泛的政治、经济生活秩序 要靠王权来建立、维护。城市决策体制的相对多元性、民主性，经济生活的相对自由性 、平等性，政权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要求等，要求世俗王用更加标准统一、时间连贯一 致的原则制定公开的条文来管理社会。这就促进了法律的诞生。而只有军队才能够确保 法律的实施。于是，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社会治理就由王权、宗教信仰、法律的结合来 实现。
对外贸易在古蜀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有限，与对外贸易相关的军事行动很少，对外贸易 中的军事行动对古蜀社会治理形态的影响就与美索不达米亚大不相同。
古蜀在三星堆时代就有了一支常设的武装力量，在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内出土的玉 器和齿形上下援青铜戈，以及全身披挂戎装的青铜站立甲士雕像，可以充分证明一支常 设军队的存在。再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双手反缚、无首、跪坐的石雕奴隶像，古蜀北方 边疆重镇汉中发现的大量商代中晚期兵器，前已述及的沙溪遗址和汉源遗址等考古资料 分析，古蜀军队的首要任务是对内维护政权、对外镇守的任务，而保卫贸易线的军事“ 据点”极少，规模很小，只是军队的次要任务。
由古蜀军队性质及军队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决定的，三星堆时期古蜀军队是比较单纯的 国家机器，较少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直接联系。古蜀国王更多地是用神权政体来治理社 会经济，保证对外贸易的安全进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是政教合一的象征；神树 是天地之间、神人之间的“通道”，蜀王为“神”的代言人，按照“神”的意志训导民 众、治理社会；青铜人物雕像群，大小不一、姿态不一、族属不一，聚合在一起，构成 商代蜀王国统治阶级的群像，包括蜀王国本土的统治者及臣服于蜀国的各级统治者。这 其中就有南中诸族首领。可见，三星堆时代古蜀的社会治理形态是神权为主，军事行动 只是辅助手段。这就可以解释古蜀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很少的原因，也可以明白古蜀在 对外贸易主线——南方丝绸之路上只有极少的军事力量就可保证贸易线畅通的原因。
但是，三星堆城市高大的城墙，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建设，对外战争，要求强有力的世 俗王领导。王朝变更，更加速了神权与王权的分离，到了杜宇王朝，社会治理已迈入王 权时代。当神权、宗教不再是社会治理的第一要素时，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秩序赖以建 立和巩固的首要工具就是军队。
杜宇王朝有一支相当强的军队，成功地将古蜀国的疆域向四面拓展，北达汉中，西有 今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而以岷山和南中为附庸。杜宇王朝之后的开明王朝，军队 更加强大，古蜀疆域更加广阔，“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一字：山 + 番)”。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
军队为古蜀开辟了大片疆土，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对外贸易的作用。如在南方丝绸之路 上，南中已为古蜀附庸，于是，古蜀可以在那和贵州的里顺利地开展各种经济活动，包 括贸易。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社会治理形态受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的影响 很大，是形成受军队保护的王权、神权、法律相结合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形态的主要 原因之一；古蜀的社会治理形态受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的影响很小，几乎没有，而主要 依靠宗教和军事实力为保障的政治势力来治理国家。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都是因为对外贸易而形成和兴盛、发 展，城市经济形态、功能单一而且相同，城市间经济、功能不能互补，因而不能形成功 能比较齐全的城市体系。这是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地域相邻、文化相近、经济发达却没能 形成统一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长长的贸易线上，耸立着数十个大小城市，城市经济都 依赖于对外贸易，因此，确保贸易安全、争夺更大的贸易权，就只有依靠军事行动。这 种性质的军事行动必然会对城邦的社会治理形态产生较大、较深的影响。
古蜀物产丰富，城乡间、城市间功能、经济可以互补，形成了功能齐全的城市体系， 城市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较低，这是古蜀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并由此 决定了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少，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对古蜀社会治理的影响小。但这并 不意味着古蜀在社会治理中较少采取军事行动，正相反，军队是古蜀社会治理的重要保 证。并且，古蜀还通过军事行动扩大疆域及政治势力，更好地维护域内社会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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