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日本战后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的回潮
王希亮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4期
【原文出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05年01期第130～136页
【作者简介】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哈尔滨 150076)
【关 键 词】日本战后史/战争责任/日本政治/右倾化
众所周知，“皇国日本”、“军国日本”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外侵略扩张国策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冷战的爆发和美国构筑东亚反共堡垒的需要，对日本战争 责任的追究半途而废，一大批负有战争责任的政客、官僚、财阀要员重新钻进政坛，旧 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的货色随之死灰复燃，并随着时局和日本国内因素的变换时而泛滥 ，时而猖獗，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社会和平民主的发展，也影响了日本同亚洲诸国的 关系。
一、旧金山条约后皇国史观的复苏
1951年9月，美国单方面同日本签订了旧金山条约，对日本实行彻底的松绑。旧金山条 约生效后，一股复古的思潮就开始悄然涌动。
1.释放战犯，重新启用负有战争责任的政治家、官僚以及旧军人、司法、警察等人员
旧金山条约生效后不久，日本国会就公开讨论释放战犯的议题。1952年6月9日，参议 院正式把释放战犯问题提上议程。12月9日，众议院也做出“关于BC级战犯”的决议， 决定要采取“迅速而适当的措施”解决BC级战犯的在押问题。有议员在演说中称：“当 今人类世界上最残暴的行为是对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与此相比，以不算问题的理由 处分战犯，绝不能使国民诚服。”[1](PP83-84)这样，从1955年开始，日本政府以患病 年迈为由着手释放战犯。到1958年4月，除在狱中死亡的小矶国造等3人外，其余在押的 战犯全部释放，他们中有荒木贞夫、梅津美治郎等13名被判无期徒刑的战犯。这些人连 同此前被美国占领当局(以下简称GHQ)释放的岸信介、笹川良一等几十名A级战犯，获 释后大多加入保守政党的行列，摇身一变又成为日本政界或其他各界的显赫人物。
除战犯外，因为战争责任被GHQ明令开除公职的原日本政界人物、旧军人、司法、警察 人员也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如鸠山一郎、河野一郎等人，还有95名原代议士(即议员)恢 复了公职，占议员总数的20%，另有329人在恢复公职后参加了议员竞选，结果有139人 当选，占议员总数的30%。[2](P64)换句话说，不包括未被开除公职的议员，在战后初 期的国会议员中，至少有50%以上的人员曾是旧政权的卫道士。此外，一大批恢复公职 的旧军官、警官、司法人员等也分别进入自卫队、警察或司法机关重操旧业。
2.“内向型”追悼会及参拜靖国神社
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战后首次“全国战没者追悼会”，首相 吉田茂在追悼会上致辞说：“今天，我们举行支那事变以来全国战没者追悼会……无庸 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 成长和发展，值此追悼会之际，我的心驰向那些战没者，谨此祈祷其冥福。”[3](P160 )吉田茂这段短短的致辞为后来的各界政府定了“调子”：一是他们所悼念的战没者是 日本军人，不是亚洲各国的牺牲者；二是称颂战没者“奠定了和平基础”、“为国殉难 ”；三是不承认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始于1931年。
旧皇国史观沉渣泛起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日本内阁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美国占 领期间，曾颁布了“神道指令”，明令日本政府(国家)必须同靖国神社断绝“特殊关系 ”，“所有的宗教、信仰、信条在同一机会下接受保护，严格置于同样法律的基础上” [4](P119)。但是，东久迩组阁的当年(1945年)就参拜了靖国神社。接任的币原喜重郎 在任期间参拜了2次。吉田茂在任期间参拜了5次。与此同时，昭和天皇也不甘“寂寞” ，从战后到1976年先后8次迈进靖国神社。[3](P228)
3.军人恩给制度的复活
军人恩给制度是日本当局为了给侵略战争的炮灰鼓劲打气而设立的一种制度。战后， 该制度被GHQ废除。然而，就在旧金山条约刚刚签字后的1951年10月，日本政府就正式 将恢复军人恩给制度提到了日程。1952年3月，国会通过了“战没者遗族及战伤者援护 法”。这以后，日本政府又相继恢复和出台了“军人恩给法”、“未归还者留守家族等 援护法”、“关于旧军人等遗族恩给特例的法律”、“归还者给付金支付法”等。(注 ：“未归还者”包括在国外服刑的战犯、西伯利亚滞留的旧军人以及根据战时“国家总 动员法”被征用的人员等，但不包括普通民众。)从本质上言，上述各项援护法律是战 后日本政府维护旧体制法典的具体体现，它将普通民众和殖民地被征用的军人排除在外 。另外，即使同样的日本军人，因为战争期间的级别不同，得到的待遇也不同。如A级 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遗族每年至少可以获得300万日元以上的补助金，而普通士兵不过 年获72万日元的补贴[5](P226)，其差距之大显而易见。
4.文化教育界的复古倒退
进入1950年以后，随着冷战局势的加剧，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大力扶持日本成为抵 抗“共产主义势力”的桥头堡，助长了日本社会政治复辟倒退的趋势。这一年的10月， 吉田内阁的文部大臣天野贞裕在一次讲话中要求各教育机关在开学、毕业等仪式时必须 揭扬日之丸国旗，合唱君之代国歌，并指令恢复战争时期的修身课。1954年6月，日本 政府相继颁布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改正法”、“关于义务教育学校确保教育政治中立 的临时措施法”(统称教育二法)。1956年，又出笼“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的法 案”等三法案。这些法律压制和禁止教职员工参与左派政党活动和政治运动，特别是压 制正在掀起的反对再军备运动和和平教育运动，同时也强化了对教科书的审定。
1955年8月，由民主党(今自民党的前身)编写的《值得忧虑的教科书》公开向社会发行 。这部小册子对当时教科书中出现的种种“偏向”表示担忧，攻击由三家出版社出版的 4部教科书是“赤色教科书”，“美化和赞美苏联、中国，贬低自己祖国日本”，“在 学生中培植……共产主义思想”[6](P53)等。日本教育界在战后不久之所以出现一系列 倒退和复古的逆流，归根结底是执政当局没有转换固有的皇国主义观念，他们竭力想重 建天皇主义一统天下的机制。
二、经济主义政治下的复辟暗流
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组阁，其人曾任伪满洲国的产业部次长、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 ，战后由于美国的袒护重返政坛，是典型的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的卫道士。岸信介还曾 师从东京大学教授、狂热的国粹主义者上杉慎吉，而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首赤尾敏也 同上杉交往甚密，所以，时人称岸信介与赤尾敏是以上杉为媒介的“血缘政治的双胞胎 ”，“岸政权出现后，右翼们如鱼得水，开始跃动起来”[7](P27)。岸信介下台后，为 了平息安保斗争以来群情激愤的民众反战和平运动，池田内阁采取“低调处理”的方针 ，提出“国民所得倍增”的诱人计划，旨在把全体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建设上来。 但是，经济主义政治一方面掩盖了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淡化了朝野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 ，甚至模糊了战争性质的认定；另一方面又成为自民党执政当局推行复古主义的障眼石 ，趁民众沉湎于福祉主义的幻想时，有意识地向皇国主义、国粹主义“回归”。结果， 在经济主义政治的背后，皇国史观的幽灵时隐时现，复古主义的思潮不时涌动，歌颂和 美化“大东亚战争”，否认日本军队的战争犯罪，拒绝向被害国家和人民谢罪、道歉和 赔偿，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等暗流充斥整个经济主义政治时代。
1.军人及战没者遗族“恩给金”的增加
1963年3月，日本当局颁布了《对战没者妻子特别给付金支给法》。1966年，日本政府 又颁发了《对战伤病者妻子特别给付金支付法》，翌年，再颁布《对战没者父母特别给 付金支付法》。除以上三个恩给法外，日本政府还相继颁发了《对战伤病者特别援护法 》、《对战没者遗族特别吊慰金支付法》、《对(海外)归国者特别支付金支给法》等一 系列恩给法律。
如果说，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阵亡(伤、病)者遗族进行必要的抚恤本 来无可非议。可是，对同样是为了“大日本帝国”而流血、负伤的台湾人、朝鲜人，日 本当局却拒绝进行任何抚恤。直到1987年以后，在国内外舆论的抨击下，日本政府才不 得不颁发《关于台湾居民战没者遗族吊慰金之法》，但仍与国内遗族的待遇有别。
2.把8月15日定为“战没者追悼日”
1963年5月14日，池田内阁通过了《关于实施全国战没者追悼会之件》，规定每年的8 月15日作为追悼战没者的法定日子，并形成惯例；届时全国降半旗，国民默祷一分钟； 天皇和皇后出席；从全国各地前来的遗族代表费用由国费承担等。该件还对被追悼的对 象做了明确规定：“本式典的范围，包括支那事变以来在战争中战死的军人、军属、准 军属以及在海外的死难者，在内地因战灾的死难者等。”(注：田中伸尚等《遗族と战 后》第166页；这里的军属与准军属并非中国语意义的军人家属，而是指从事部队的后 勤、补给、运输、医疗、技术等战地人员。)8月15日这天，池田内阁的成员以及昭和天 皇、皇后、遗族代表等参加了战后首次在日本投降日召开的追悼会。昭和天皇致辞说： “(我)痛楚在过去的大战中命殒战阵、倒于战祸的许多人们，并念及其遗族，时感心痛 。终战以来十有八年，同全体国民一道祈祷我国的复兴发展和世界的和平，本日亲临式 典，百感交集，谨此深表追悼之意。”[3](P169)
池田勇人在致辞中说：“战后，作为我国和平的基础，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了显著的 发展，其基石在于过去的大战中，多数确信祖国的荣光，命殒异域的英灵的强烈意愿， 这一点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3](P168)
这次“式典”首开日本战后在8月15日召开战没者追悼会之先河，天皇和池田总理大臣 的发言又为后来的追悼会定下了“调子”：一是模糊了战争的性质，根本没有承认战争 的侵略性以及日本的战争责任，更没有表达对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反省谢罪之意。二是 肯定了战没者是“为国家而死”，是“英灵”，立下了“功勋”，奠定了“和平和繁荣 的基石”，这就为后来“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和为战没者授勋做了铺垫；第三，8月15 日是亚洲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日本当局却把日本投降日当作“终战日”，选 择这一天召开战没者追悼会，本身就带有对日本战败耿耿于怀的潜意识。
3.军人授勋制度的恢复
战争期间，为了给侵略战争的炮灰打气，日本当局颁发了一系列对效命军人(含军属) 的授勋制度，日本投降后被GHQ明令废除。然而，当池田内阁通过了将8月15日定为“追 悼战没者日”后的第二年，战争时期的军人授勋制度也开始恢复。1964年4月25日，日 本政府选择昭和天皇生日这一天，首次召开了对10177名军人(含军属)进行的授勋仪式 ，池田总理在授勋会上发表了讲话。在这次授勋仪式上，由天皇亲自颁发勋章、证书之 类，证书上明记“日本国天皇授故×××勋×等，赠×××勋章”的字样，并加盖“大 日本国玉玺”。从1970年开始，战争时期的“赐杯”制度也得以恢复，即向“功劳者” 颁发银杯或木杯，以资嘉奖之意。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当局计向205万军人(含 军属)授予了各类勋位、勋章以及“赐杯”，包括战争时期已经获得授勋的战没者。可 以说，在战争中死去的军人、军属等几乎都获得了这类表彰。
4.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
从1963年开始，日本掀起了一场所谓的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始作俑者是右翼 团体日本遗族会，积极运作的则是执政党当局。1964年3月，自民党内成立“关于靖国 神社国家护持小委员会”，提出“战没者等显彰事业团法案要纲”。接着，众议院法制 局也制定了“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之件”。1969年6月，自民党正式向国会提出了“ 靖国神社法案”(以下简称法案)，遭到朝野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使这纸法案成为废 案。这以后，自民党政权连续5次向国会提出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的法案，但都以失败而 告终，宣告了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的彻底破产。
自民党执政当局在推动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的同时，仍没有停止前往靖国神社 参拜的脚步。期间，池田勇人曾5次参拜靖国神社，佐藤荣作参拜了11次。其他如田中 角荣、三木武夫、福田纠夫、大平正芳分别为6次、3次、4次和3次。
5.“纪元节”的复活和“明治维新百年祭”
“纪元节”是日本历史上子虚乌有的神武天皇“降临”人间的日子，来源于《日本书 记》中毫无根据的记载，纯属无稽之谈。但是，为了向海内外宣扬天皇统治的“万世一 系”、“八统一宇”，1872年，明治天皇颁令2月11日为神武天皇即位日，翌年更为“ 纪元节”。从此每逢这一天，日本要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和崇拜天皇的各种仪式，甚 至强迫殖民地人民面朝东方向日本天皇顶礼膜拜，否则便被视为大不敬，受到严厉处罚 。所以，日本战败投降后，“纪元节”被明令取消。1967年2月11日，佐藤荣作内阁强 行通过了将该日定为“建国纪念日”的法案，从这一日直到今天，每年的2月11日就成 为日本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莫名其妙的“建国纪念日”了。
“纪元节”复活以后，自民党内阁又制定一个纪念明治维新百年活动的方针，决定要 “以明治百年为契机，再创新的历史，从占领史观中摆脱出来，一扫思想上的混乱”[8 ](P203)。1968年10月23日，日本政府在武道馆召开了官方主办的明治维新百年祭活动 。
“纪元节”的恢复以及明治百年祭活动，不仅是日本经济主义政治时代旧皇国史观的 一次回潮，也是日本步入新保守主义时代，实行“政治总决算”的前奏曲。
6.昭和天皇即位50年纪念活动
1976年7月16日，自民党政府做出决定，在12月25日昭和天皇即位50周年的时日里举办 纪念活动，并决定在庆典当日，发行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同等大小的纪念币，以及纪 念邮票、纪念香烟和带有纪念意义的新干线快车券、入场券等。8月12日，内阁继续举 行会议，决定在纪念活动的当天下午，各地方政府公务员、教师，在“不影响公务的情 况下休息半日”。在这次会议上，建设大臣、农业大臣等官员甚至提议，效仿英国纪念 女王在位、建设万国博览会会堂的先例，建设一处“昭和森林公园”(后来，这座公园 建立在东京都立川市)，以流传万代。可见自民党的政治家们对天皇制度是何等的虔诚 。
三、新保守主义的登场
1982年11月，战时曾任皇家海军军需官的中曾根康弘上台组阁，标志着新保守主义正 式登场。中曾根上台伊始就抛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主张清算战后以来的“ 经济主义政治”，“要在世界政治上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 分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9](P94)，并鼓吹日本应该成为一艘“不沉的航 空母舰”[10](P181)。同时，他竭力煽动改宪，发展军备，“改革”教育等等。这些标 志着日本政治开始向右倾化方向发展。
在中曾根任上，围绕着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的复辟问题，发生了三件大事。
1.“公式参拜”靖国神社
中曾根登台组阁后，在“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他特意组 成一个“靖国问题小委员会”，委法务大臣奥野诚亮担任委员长，很快就拿出一个“意 见”(称“奥野见解”)，结论是“内阁总理大臣代表国家，去靖国神社参拜为国家献出 生命的战没者理所当然，以官方名义参拜，(在参拜簿)记入内阁总理大臣并不违宪”[7 ](P251)。“奥野见解”得到了自民党会议的肯定。
进入1985年，自民党“靖国关系三协议会”连续十余次召开“关于阁僚参拜靖国的恳 谈会”，反复强调“公式参拜与政教分离原则并不冲突，多数国民支持”[7](PP251-25 2)。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堂而皇之地以总理大臣的名义迈进靖国神社，首开战 后总理大臣“公式参拜”的先河，这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位在8月15日这天以总理大臣名 义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府领导人(后来的桥本、小泉等人避开了8月15日这天)。
2.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世
1982年6月，铃木内阁教科书审定机关在教科书审定中，将1983年高中使用的历史教科 书中的“侵略”改为“进出”，另对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制造南京大屠杀等 战争罪行也做了淡化处理。这引起中、韩、朝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和反对，日本国内 也掀起抨击日本政府及有关当局的怒涛，日本现代史称“第二次攻击教科书逆流”。
中曾根上任后积极主张从思想意识上进行教育改革。1984年2月6日，中曾根对国会提 出“教育改革的视点”，强调此次教育改革是“明治以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 ”，要求教育必须立足于“转变国民意识”，教育的目的是“日本人必须达到自信和具 有民族自豪感”，“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而且这种自信“必须从理解传统 体制和历史开始”[11](PP107-108)。为此，中曾根内阁于1984年8月21日成立了一个“ 临时教育审议会”，强调“应该唤起爱国心，强制日之丸、君之代”等。这样，在中曾 根任上，“日之丸、君之代实施义务化”，“至少，中曾根对如何在孩子们中形成新民 族主义这个问题寄予了强烈的关心”[12](P330)。
正因为中曾根“教育改革”思想的主导，铃木内阁时期发生的教科书风波尚未平息， 又出现了《新编日本史》获得了“合格”通过的事件，进一步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和 批判。这部教科书是由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有评论指出，该教科书 “是改宪派编写的教科书”，“在教科书中礼赞教育敕语”，是“复古味道的日本史” ，并提出其中有800多处错误或要修改的问题。
3.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的“失言”
1986年7月25日，在文部省通过国民会议教科书的两周后，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 正行在会见记者时说：“东京审判是否有客观性，在于胜者是否有审判败者的权力，如 果说世界史是战争的历史的话，那就都应该进行审判，而且必须以一个同样的基准审判 。”对于刚刚通过的国民会议的教科书，藤尾认为，在世界史上，从来没有他国对别国 的教科书提出疑义，抨击中、韩、朝等国干涉日本的“内政”。藤尾发言后，立即遭到 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指责藤尾“对周边国家发表侮辱般的语言，日本政府应正式道歉 和谢罪”。可是，藤尾对邻国的抗议不仅表示“没有谢罪的理由”，反而大放厥词，说 什么“官方参拜靖国神社是正确的，必须订正只有日本是侵略(国)的错误的历史观”， “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的根子都在东京审判” ，“南京事件和(广岛)原子弹轰炸哪个规模大?所以，必须要重新考虑东京审判的性质 和意义”[7](PP363-364)。
藤尾正行不负责任的言辞，理所当然遭到国内外的严重抗议和声讨。9月8日，中曾根 内阁不得不罢免了藤尾正行的文部大臣之职。发人深省的是，从藤尾开始，日本政府的 高官们似乎早有“约会”，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表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言大臣” 现象。
四、走向军事大国
1991年，日本执政当局未经国会批准就派出自卫队扫雷艇进入波斯湾，公然违反了不 准海外派兵的宪法原则。接着，众参两院强行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 ，即PKO法案，日本军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柬埔寨、卢旺达、莫桑比克等国家和地区， 事实上等于架空了日本宪法。
1996年4月，克林顿访日，与桥本龙太郎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决定修改 日美防卫合作的指导方针，将“日本有事”扩展为“日本周边有事”，将“保障日本本 土安全”扩展到对付亚太地区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于是，日本政府未经国会的 批准就开始了运作。1997年9月23日，“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出笼，规定了一系列有 悖宪法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
1998年7月，小渊惠三登台组阁。小渊是竹下派的会长，又是自民党靖国关系三个协议 会中的活跃分子，还是一个积极的改宪派。(注：靖国关系三协议会：即遗族议员协议 会、全员参拜靖国神社议员协议会、奉答英灵议员协议会，此三个协议会都主张政府官 员必须“公式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必须由国家管理等。)早在1993年1月，他在一 次讲演中说过：“我过去一直感到有必要修改宪法，宪法制定的过程，以及其中的条文 和字句，并非不存在着问题。”[13]由于小渊实行保守党与保守党联合的体制(“保保 联合”体制)，削弱了国会内主张护宪的社民党(原社会党)、共产党势力，而最大的在 野党民主党，又是积极主张改宪的政党，它的党首鸠山由纪夫就多次表示：“要正大光 明地修改宪法的前文和第九条，自卫队要名正言顺地称为国军。”[14](P71)所以，在 小渊任上，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改正案”及“物品役务相互提供协定 ”(简称ACSA改定案)。时人将这三法称为“战争法”。1999年8月13日，日本国会又以 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国歌国旗法”。这一法案意味着当年象征军国主义侵略、殖 民统治和杀戮奴役的“日之丸”、“君之代”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和 日本国民的强烈反对。2000年1月20日，国会通过了成立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的议案。 为此，参议院宪法调查会长村上正邦十分兴奋地说：“禁忌被打破，在新千年这一具有 历史意义的年份成立宪法调查会，实在令人感慨万千。”[15]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上台后，第一个“惊人之举”是以总理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 此后又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抨击，连续四次迈进靖国神社的大门。“九·一一”事件 发生后，小泉政府打着反恐怖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向军事大国迈进。一是以“周边事态 法”局限自卫队向周边以外地区派兵为由，制定了“恐怖对策特别措置法”；二是呼应 布什政权指责三个“邪恶轴心”的“反恐怖战略”，肆意夸大朝鲜半岛核问题、不明国 籍船问题以及日本人被绑架事件，散布“朝鲜威胁论”，把国民的目光移向国外，出台 了“有事法制”，接着，“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出台；三是借口“帮助”伊拉 克战后重建制定了“自卫队伊拉克派遣计划”，实现了战后陆海空自卫队联合行动、携 带重武器首次进入战区的突破。
结束语
德国总理参加诺曼底纪念活动之举，曾引起国际舆论的一致赞赏，同时人们不能不联 想到日本战后截然不同的诸般表演。纵观日本战后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活过程，我 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美国的袒护和怂恿不得辞其咎。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军为了把日本拉 上西方的战车，在东京审判中没有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还把一批A级战犯放虎归 山，一大批本该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政治家、官僚、财阀以及从事细菌战、化学战的 罪魁祸首也都逃脱在法网之外，甚至还有一些人爬上政坛，跃居高位。岸信介就是一个 例证。
第二，战后日本虽然打倒了军阀，取消了军队，但是，战争时期维持日本政体的政治 家、官僚、财阀三位一体体制并没有受到冲击，战后执掌日本航船的“舵手”们依然是 那些饱受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熏陶的一代人。从吉田茂到鸠山一郎，再到岸信介、池田 勇人、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他们都在战争时期担当过重要职务或军职，从一定意义 上言，他们都对战争负有一定的责任。可以想见，由这样一些满脑子天皇主义的政治家 执政，不复辟、不复古倒是奇怪了。
第三，战后日本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活过程，反映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轨迹，又 是日本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泛滥的重要标志。如果说，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末，日本在 经济主义政治的主导下，在从事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辟活动中尚有些遮遮掩掩的话 ，那么，到了7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保守主义”政治的确立，“新生代”政治家的登 台，日本的政治右倾化一步步发展，甚至到了旁若无人、不可一世的境地。其中原委自 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在作祟。人们知道，日本在跃居世 界第二经济大国后，急欲向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而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则是他 们驱动国民认同政府决策的得力“法宝”。所以，复活日本旧有的皇国史观、军国史观 对于“激励”国民信念，增进民族的“自豪感”、“优越感”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解决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转移国民视线的需要。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陷于十 年之久的泡沫经济的困扰之中。尽管许多政治家开出了一剂剂“药方”，但是都无济于 事。相反，伴随着社会失业率的增高，犯罪率的上升，中小企业的纷纷倒闭，人们对自 民党政治的不信任感达到战后最高水平。这样，打着恢复和维系日本“传统文化”的旗 号，进行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辟活动(比如参拜靖国神社)，不啻是转移国民视线的 “良策”。
第五，战后亚洲的不宁，失去了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抨击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最好 时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战后亚洲近三十年来纷纷扰扰，战火连绵，从中国大陆的三 年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乃至越南、柬埔寨、阿富汗战争，亚洲始终不得安宁，客观 上无暇顾及邻国日本的动向。日本也就放开手脚，一意孤行，甚至继续战争时期“脱亚 入欧”的国策，根本没把亚洲各国放在眼里。
无疑，日本在没有认真反省战争责任的前提下，继续复活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给亚 洲各国人民带来担心和不安。当然，我们尚不能武断日本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活必 然导致军国主义的复活，但是，作为一个曾经严重伤害亚洲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国度，不 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国策，彻底地洗心革面，相反却死抱着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僵尸 不放，不仅阻滞国内和平、民主、进步的发展，而且也很难取得亚洲各国的谅解，从而 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怀抱。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4期
【原文出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05年01期第130～136页
【作者简介】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哈尔滨 150076)
| 【内容提要】 | 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为了把日本拉进西方集团的营垒，对昭和天皇不予起诉，并通 过旧金山条约对日本彻底“松绑”，一大批负有战争责任的政客、官僚、财阀要员重新 钻进政坛，战时的“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等货色开始回潮。随着冷战的深化，日 本在追随西方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不断变换手法，朝着政治、军事大国 化的目标迈进。发展到今天，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公然联合开进战区，和平宪法被彻底架 空，日本总理再三再四地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动向引起亚洲人民的警觉和不安。 |
一、旧金山条约后皇国史观的复苏
1951年9月，美国单方面同日本签订了旧金山条约，对日本实行彻底的松绑。旧金山条 约生效后，一股复古的思潮就开始悄然涌动。
1.释放战犯，重新启用负有战争责任的政治家、官僚以及旧军人、司法、警察等人员
旧金山条约生效后不久，日本国会就公开讨论释放战犯的议题。1952年6月9日，参议 院正式把释放战犯问题提上议程。12月9日，众议院也做出“关于BC级战犯”的决议， 决定要采取“迅速而适当的措施”解决BC级战犯的在押问题。有议员在演说中称：“当 今人类世界上最残暴的行为是对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与此相比，以不算问题的理由 处分战犯，绝不能使国民诚服。”[1](PP83-84)这样，从1955年开始，日本政府以患病 年迈为由着手释放战犯。到1958年4月，除在狱中死亡的小矶国造等3人外，其余在押的 战犯全部释放，他们中有荒木贞夫、梅津美治郎等13名被判无期徒刑的战犯。这些人连 同此前被美国占领当局(以下简称GHQ)释放的岸信介、笹川良一等几十名A级战犯，获 释后大多加入保守政党的行列，摇身一变又成为日本政界或其他各界的显赫人物。
除战犯外，因为战争责任被GHQ明令开除公职的原日本政界人物、旧军人、司法、警察 人员也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如鸠山一郎、河野一郎等人，还有95名原代议士(即议员)恢 复了公职，占议员总数的20%，另有329人在恢复公职后参加了议员竞选，结果有139人 当选，占议员总数的30%。[2](P64)换句话说，不包括未被开除公职的议员，在战后初 期的国会议员中，至少有50%以上的人员曾是旧政权的卫道士。此外，一大批恢复公职 的旧军官、警官、司法人员等也分别进入自卫队、警察或司法机关重操旧业。
2.“内向型”追悼会及参拜靖国神社
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战后首次“全国战没者追悼会”，首相 吉田茂在追悼会上致辞说：“今天，我们举行支那事变以来全国战没者追悼会……无庸 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 成长和发展，值此追悼会之际，我的心驰向那些战没者，谨此祈祷其冥福。”[3](P160 )吉田茂这段短短的致辞为后来的各界政府定了“调子”：一是他们所悼念的战没者是 日本军人，不是亚洲各国的牺牲者；二是称颂战没者“奠定了和平基础”、“为国殉难 ”；三是不承认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始于1931年。
旧皇国史观沉渣泛起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日本内阁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美国占 领期间，曾颁布了“神道指令”，明令日本政府(国家)必须同靖国神社断绝“特殊关系 ”，“所有的宗教、信仰、信条在同一机会下接受保护，严格置于同样法律的基础上” [4](P119)。但是，东久迩组阁的当年(1945年)就参拜了靖国神社。接任的币原喜重郎 在任期间参拜了2次。吉田茂在任期间参拜了5次。与此同时，昭和天皇也不甘“寂寞” ，从战后到1976年先后8次迈进靖国神社。[3](P228)
3.军人恩给制度的复活
军人恩给制度是日本当局为了给侵略战争的炮灰鼓劲打气而设立的一种制度。战后， 该制度被GHQ废除。然而，就在旧金山条约刚刚签字后的1951年10月，日本政府就正式 将恢复军人恩给制度提到了日程。1952年3月，国会通过了“战没者遗族及战伤者援护 法”。这以后，日本政府又相继恢复和出台了“军人恩给法”、“未归还者留守家族等 援护法”、“关于旧军人等遗族恩给特例的法律”、“归还者给付金支付法”等。(注 ：“未归还者”包括在国外服刑的战犯、西伯利亚滞留的旧军人以及根据战时“国家总 动员法”被征用的人员等，但不包括普通民众。)从本质上言，上述各项援护法律是战 后日本政府维护旧体制法典的具体体现，它将普通民众和殖民地被征用的军人排除在外 。另外，即使同样的日本军人，因为战争期间的级别不同，得到的待遇也不同。如A级 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遗族每年至少可以获得300万日元以上的补助金，而普通士兵不过 年获72万日元的补贴[5](P226)，其差距之大显而易见。
4.文化教育界的复古倒退
进入1950年以后，随着冷战局势的加剧，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大力扶持日本成为抵 抗“共产主义势力”的桥头堡，助长了日本社会政治复辟倒退的趋势。这一年的10月， 吉田内阁的文部大臣天野贞裕在一次讲话中要求各教育机关在开学、毕业等仪式时必须 揭扬日之丸国旗，合唱君之代国歌，并指令恢复战争时期的修身课。1954年6月，日本 政府相继颁布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改正法”、“关于义务教育学校确保教育政治中立 的临时措施法”(统称教育二法)。1956年，又出笼“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的法 案”等三法案。这些法律压制和禁止教职员工参与左派政党活动和政治运动，特别是压 制正在掀起的反对再军备运动和和平教育运动，同时也强化了对教科书的审定。
1955年8月，由民主党(今自民党的前身)编写的《值得忧虑的教科书》公开向社会发行 。这部小册子对当时教科书中出现的种种“偏向”表示担忧，攻击由三家出版社出版的 4部教科书是“赤色教科书”，“美化和赞美苏联、中国，贬低自己祖国日本”，“在 学生中培植……共产主义思想”[6](P53)等。日本教育界在战后不久之所以出现一系列 倒退和复古的逆流，归根结底是执政当局没有转换固有的皇国主义观念，他们竭力想重 建天皇主义一统天下的机制。
二、经济主义政治下的复辟暗流
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组阁，其人曾任伪满洲国的产业部次长、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 ，战后由于美国的袒护重返政坛，是典型的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的卫道士。岸信介还曾 师从东京大学教授、狂热的国粹主义者上杉慎吉，而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首赤尾敏也 同上杉交往甚密，所以，时人称岸信介与赤尾敏是以上杉为媒介的“血缘政治的双胞胎 ”，“岸政权出现后，右翼们如鱼得水，开始跃动起来”[7](P27)。岸信介下台后，为 了平息安保斗争以来群情激愤的民众反战和平运动，池田内阁采取“低调处理”的方针 ，提出“国民所得倍增”的诱人计划，旨在把全体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建设上来。 但是，经济主义政治一方面掩盖了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淡化了朝野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 ，甚至模糊了战争性质的认定；另一方面又成为自民党执政当局推行复古主义的障眼石 ，趁民众沉湎于福祉主义的幻想时，有意识地向皇国主义、国粹主义“回归”。结果， 在经济主义政治的背后，皇国史观的幽灵时隐时现，复古主义的思潮不时涌动，歌颂和 美化“大东亚战争”，否认日本军队的战争犯罪，拒绝向被害国家和人民谢罪、道歉和 赔偿，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等暗流充斥整个经济主义政治时代。
1.军人及战没者遗族“恩给金”的增加
1963年3月，日本当局颁布了《对战没者妻子特别给付金支给法》。1966年，日本政府 又颁发了《对战伤病者妻子特别给付金支付法》，翌年，再颁布《对战没者父母特别给 付金支付法》。除以上三个恩给法外，日本政府还相继颁发了《对战伤病者特别援护法 》、《对战没者遗族特别吊慰金支付法》、《对(海外)归国者特别支付金支给法》等一 系列恩给法律。
如果说，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阵亡(伤、病)者遗族进行必要的抚恤本 来无可非议。可是，对同样是为了“大日本帝国”而流血、负伤的台湾人、朝鲜人，日 本当局却拒绝进行任何抚恤。直到1987年以后，在国内外舆论的抨击下，日本政府才不 得不颁发《关于台湾居民战没者遗族吊慰金之法》，但仍与国内遗族的待遇有别。
2.把8月15日定为“战没者追悼日”
1963年5月14日，池田内阁通过了《关于实施全国战没者追悼会之件》，规定每年的8 月15日作为追悼战没者的法定日子，并形成惯例；届时全国降半旗，国民默祷一分钟； 天皇和皇后出席；从全国各地前来的遗族代表费用由国费承担等。该件还对被追悼的对 象做了明确规定：“本式典的范围，包括支那事变以来在战争中战死的军人、军属、准 军属以及在海外的死难者，在内地因战灾的死难者等。”(注：田中伸尚等《遗族と战 后》第166页；这里的军属与准军属并非中国语意义的军人家属，而是指从事部队的后 勤、补给、运输、医疗、技术等战地人员。)8月15日这天，池田内阁的成员以及昭和天 皇、皇后、遗族代表等参加了战后首次在日本投降日召开的追悼会。昭和天皇致辞说： “(我)痛楚在过去的大战中命殒战阵、倒于战祸的许多人们，并念及其遗族，时感心痛 。终战以来十有八年，同全体国民一道祈祷我国的复兴发展和世界的和平，本日亲临式 典，百感交集，谨此深表追悼之意。”[3](P169)
池田勇人在致辞中说：“战后，作为我国和平的基础，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了显著的 发展，其基石在于过去的大战中，多数确信祖国的荣光，命殒异域的英灵的强烈意愿， 这一点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3](P168)
这次“式典”首开日本战后在8月15日召开战没者追悼会之先河，天皇和池田总理大臣 的发言又为后来的追悼会定下了“调子”：一是模糊了战争的性质，根本没有承认战争 的侵略性以及日本的战争责任，更没有表达对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反省谢罪之意。二是 肯定了战没者是“为国家而死”，是“英灵”，立下了“功勋”，奠定了“和平和繁荣 的基石”，这就为后来“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和为战没者授勋做了铺垫；第三，8月15 日是亚洲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日本当局却把日本投降日当作“终战日”，选 择这一天召开战没者追悼会，本身就带有对日本战败耿耿于怀的潜意识。
3.军人授勋制度的恢复
战争期间，为了给侵略战争的炮灰打气，日本当局颁发了一系列对效命军人(含军属) 的授勋制度，日本投降后被GHQ明令废除。然而，当池田内阁通过了将8月15日定为“追 悼战没者日”后的第二年，战争时期的军人授勋制度也开始恢复。1964年4月25日，日 本政府选择昭和天皇生日这一天，首次召开了对10177名军人(含军属)进行的授勋仪式 ，池田总理在授勋会上发表了讲话。在这次授勋仪式上，由天皇亲自颁发勋章、证书之 类，证书上明记“日本国天皇授故×××勋×等，赠×××勋章”的字样，并加盖“大 日本国玉玺”。从1970年开始，战争时期的“赐杯”制度也得以恢复，即向“功劳者” 颁发银杯或木杯，以资嘉奖之意。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当局计向205万军人(含 军属)授予了各类勋位、勋章以及“赐杯”，包括战争时期已经获得授勋的战没者。可 以说，在战争中死去的军人、军属等几乎都获得了这类表彰。
4.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
从1963年开始，日本掀起了一场所谓的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始作俑者是右翼 团体日本遗族会，积极运作的则是执政党当局。1964年3月，自民党内成立“关于靖国 神社国家护持小委员会”，提出“战没者等显彰事业团法案要纲”。接着，众议院法制 局也制定了“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之件”。1969年6月，自民党正式向国会提出了“ 靖国神社法案”(以下简称法案)，遭到朝野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使这纸法案成为废 案。这以后，自民党政权连续5次向国会提出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的法案，但都以失败而 告终，宣告了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的彻底破产。
自民党执政当局在推动靖国神社“国家护持”运动的同时，仍没有停止前往靖国神社 参拜的脚步。期间，池田勇人曾5次参拜靖国神社，佐藤荣作参拜了11次。其他如田中 角荣、三木武夫、福田纠夫、大平正芳分别为6次、3次、4次和3次。
5.“纪元节”的复活和“明治维新百年祭”
“纪元节”是日本历史上子虚乌有的神武天皇“降临”人间的日子，来源于《日本书 记》中毫无根据的记载，纯属无稽之谈。但是，为了向海内外宣扬天皇统治的“万世一 系”、“八统一宇”，1872年，明治天皇颁令2月11日为神武天皇即位日，翌年更为“ 纪元节”。从此每逢这一天，日本要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和崇拜天皇的各种仪式，甚 至强迫殖民地人民面朝东方向日本天皇顶礼膜拜，否则便被视为大不敬，受到严厉处罚 。所以，日本战败投降后，“纪元节”被明令取消。1967年2月11日，佐藤荣作内阁强 行通过了将该日定为“建国纪念日”的法案，从这一日直到今天，每年的2月11日就成 为日本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莫名其妙的“建国纪念日”了。
“纪元节”复活以后，自民党内阁又制定一个纪念明治维新百年活动的方针，决定要 “以明治百年为契机，再创新的历史，从占领史观中摆脱出来，一扫思想上的混乱”[8 ](P203)。1968年10月23日，日本政府在武道馆召开了官方主办的明治维新百年祭活动 。
“纪元节”的恢复以及明治百年祭活动，不仅是日本经济主义政治时代旧皇国史观的 一次回潮，也是日本步入新保守主义时代，实行“政治总决算”的前奏曲。
6.昭和天皇即位50年纪念活动
1976年7月16日，自民党政府做出决定，在12月25日昭和天皇即位50周年的时日里举办 纪念活动，并决定在庆典当日，发行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同等大小的纪念币，以及纪 念邮票、纪念香烟和带有纪念意义的新干线快车券、入场券等。8月12日，内阁继续举 行会议，决定在纪念活动的当天下午，各地方政府公务员、教师，在“不影响公务的情 况下休息半日”。在这次会议上，建设大臣、农业大臣等官员甚至提议，效仿英国纪念 女王在位、建设万国博览会会堂的先例，建设一处“昭和森林公园”(后来，这座公园 建立在东京都立川市)，以流传万代。可见自民党的政治家们对天皇制度是何等的虔诚 。
三、新保守主义的登场
1982年11月，战时曾任皇家海军军需官的中曾根康弘上台组阁，标志着新保守主义正 式登场。中曾根上台伊始就抛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主张清算战后以来的“ 经济主义政治”，“要在世界政治上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 分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9](P94)，并鼓吹日本应该成为一艘“不沉的航 空母舰”[10](P181)。同时，他竭力煽动改宪，发展军备，“改革”教育等等。这些标 志着日本政治开始向右倾化方向发展。
在中曾根任上，围绕着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的复辟问题，发生了三件大事。
1.“公式参拜”靖国神社
中曾根登台组阁后，在“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他特意组 成一个“靖国问题小委员会”，委法务大臣奥野诚亮担任委员长，很快就拿出一个“意 见”(称“奥野见解”)，结论是“内阁总理大臣代表国家，去靖国神社参拜为国家献出 生命的战没者理所当然，以官方名义参拜，(在参拜簿)记入内阁总理大臣并不违宪”[7 ](P251)。“奥野见解”得到了自民党会议的肯定。
进入1985年，自民党“靖国关系三协议会”连续十余次召开“关于阁僚参拜靖国的恳 谈会”，反复强调“公式参拜与政教分离原则并不冲突，多数国民支持”[7](PP251-25 2)。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堂而皇之地以总理大臣的名义迈进靖国神社，首开战 后总理大臣“公式参拜”的先河，这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位在8月15日这天以总理大臣名 义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府领导人(后来的桥本、小泉等人避开了8月15日这天)。
2.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世
1982年6月，铃木内阁教科书审定机关在教科书审定中，将1983年高中使用的历史教科 书中的“侵略”改为“进出”，另对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制造南京大屠杀等 战争罪行也做了淡化处理。这引起中、韩、朝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和反对，日本国内 也掀起抨击日本政府及有关当局的怒涛，日本现代史称“第二次攻击教科书逆流”。
中曾根上任后积极主张从思想意识上进行教育改革。1984年2月6日，中曾根对国会提 出“教育改革的视点”，强调此次教育改革是“明治以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 ”，要求教育必须立足于“转变国民意识”，教育的目的是“日本人必须达到自信和具 有民族自豪感”，“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而且这种自信“必须从理解传统 体制和历史开始”[11](PP107-108)。为此，中曾根内阁于1984年8月21日成立了一个“ 临时教育审议会”，强调“应该唤起爱国心，强制日之丸、君之代”等。这样，在中曾 根任上，“日之丸、君之代实施义务化”，“至少，中曾根对如何在孩子们中形成新民 族主义这个问题寄予了强烈的关心”[12](P330)。
正因为中曾根“教育改革”思想的主导，铃木内阁时期发生的教科书风波尚未平息， 又出现了《新编日本史》获得了“合格”通过的事件，进一步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和 批判。这部教科书是由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有评论指出，该教科书 “是改宪派编写的教科书”，“在教科书中礼赞教育敕语”，是“复古味道的日本史” ，并提出其中有800多处错误或要修改的问题。
3.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的“失言”
1986年7月25日，在文部省通过国民会议教科书的两周后，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 正行在会见记者时说：“东京审判是否有客观性，在于胜者是否有审判败者的权力，如 果说世界史是战争的历史的话，那就都应该进行审判，而且必须以一个同样的基准审判 。”对于刚刚通过的国民会议的教科书，藤尾认为，在世界史上，从来没有他国对别国 的教科书提出疑义，抨击中、韩、朝等国干涉日本的“内政”。藤尾发言后，立即遭到 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指责藤尾“对周边国家发表侮辱般的语言，日本政府应正式道歉 和谢罪”。可是，藤尾对邻国的抗议不仅表示“没有谢罪的理由”，反而大放厥词，说 什么“官方参拜靖国神社是正确的，必须订正只有日本是侵略(国)的错误的历史观”， “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的根子都在东京审判” ，“南京事件和(广岛)原子弹轰炸哪个规模大?所以，必须要重新考虑东京审判的性质 和意义”[7](PP363-364)。
藤尾正行不负责任的言辞，理所当然遭到国内外的严重抗议和声讨。9月8日，中曾根 内阁不得不罢免了藤尾正行的文部大臣之职。发人深省的是，从藤尾开始，日本政府的 高官们似乎早有“约会”，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表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言大臣” 现象。
四、走向军事大国
1991年，日本执政当局未经国会批准就派出自卫队扫雷艇进入波斯湾，公然违反了不 准海外派兵的宪法原则。接着，众参两院强行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 ，即PKO法案，日本军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柬埔寨、卢旺达、莫桑比克等国家和地区， 事实上等于架空了日本宪法。
1996年4月，克林顿访日，与桥本龙太郎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决定修改 日美防卫合作的指导方针，将“日本有事”扩展为“日本周边有事”，将“保障日本本 土安全”扩展到对付亚太地区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于是，日本政府未经国会的 批准就开始了运作。1997年9月23日，“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出笼，规定了一系列有 悖宪法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
1998年7月，小渊惠三登台组阁。小渊是竹下派的会长，又是自民党靖国关系三个协议 会中的活跃分子，还是一个积极的改宪派。(注：靖国关系三协议会：即遗族议员协议 会、全员参拜靖国神社议员协议会、奉答英灵议员协议会，此三个协议会都主张政府官 员必须“公式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必须由国家管理等。)早在1993年1月，他在一 次讲演中说过：“我过去一直感到有必要修改宪法，宪法制定的过程，以及其中的条文 和字句，并非不存在着问题。”[13]由于小渊实行保守党与保守党联合的体制(“保保 联合”体制)，削弱了国会内主张护宪的社民党(原社会党)、共产党势力，而最大的在 野党民主党，又是积极主张改宪的政党，它的党首鸠山由纪夫就多次表示：“要正大光 明地修改宪法的前文和第九条，自卫队要名正言顺地称为国军。”[14](P71)所以，在 小渊任上，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改正案”及“物品役务相互提供协定 ”(简称ACSA改定案)。时人将这三法称为“战争法”。1999年8月13日，日本国会又以 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国歌国旗法”。这一法案意味着当年象征军国主义侵略、殖 民统治和杀戮奴役的“日之丸”、“君之代”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和 日本国民的强烈反对。2000年1月20日，国会通过了成立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的议案。 为此，参议院宪法调查会长村上正邦十分兴奋地说：“禁忌被打破，在新千年这一具有 历史意义的年份成立宪法调查会，实在令人感慨万千。”[15]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上台后，第一个“惊人之举”是以总理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 此后又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抨击，连续四次迈进靖国神社的大门。“九·一一”事件 发生后，小泉政府打着反恐怖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向军事大国迈进。一是以“周边事态 法”局限自卫队向周边以外地区派兵为由，制定了“恐怖对策特别措置法”；二是呼应 布什政权指责三个“邪恶轴心”的“反恐怖战略”，肆意夸大朝鲜半岛核问题、不明国 籍船问题以及日本人被绑架事件，散布“朝鲜威胁论”，把国民的目光移向国外，出台 了“有事法制”，接着，“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出台；三是借口“帮助”伊拉 克战后重建制定了“自卫队伊拉克派遣计划”，实现了战后陆海空自卫队联合行动、携 带重武器首次进入战区的突破。
结束语
德国总理参加诺曼底纪念活动之举，曾引起国际舆论的一致赞赏，同时人们不能不联 想到日本战后截然不同的诸般表演。纵观日本战后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活过程，我 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美国的袒护和怂恿不得辞其咎。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军为了把日本拉 上西方的战车，在东京审判中没有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还把一批A级战犯放虎归 山，一大批本该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政治家、官僚、财阀以及从事细菌战、化学战的 罪魁祸首也都逃脱在法网之外，甚至还有一些人爬上政坛，跃居高位。岸信介就是一个 例证。
第二，战后日本虽然打倒了军阀，取消了军队，但是，战争时期维持日本政体的政治 家、官僚、财阀三位一体体制并没有受到冲击，战后执掌日本航船的“舵手”们依然是 那些饱受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熏陶的一代人。从吉田茂到鸠山一郎，再到岸信介、池田 勇人、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他们都在战争时期担当过重要职务或军职，从一定意义 上言，他们都对战争负有一定的责任。可以想见，由这样一些满脑子天皇主义的政治家 执政，不复辟、不复古倒是奇怪了。
第三，战后日本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活过程，反映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轨迹，又 是日本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泛滥的重要标志。如果说，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末，日本在 经济主义政治的主导下，在从事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辟活动中尚有些遮遮掩掩的话 ，那么，到了7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保守主义”政治的确立，“新生代”政治家的登 台，日本的政治右倾化一步步发展，甚至到了旁若无人、不可一世的境地。其中原委自 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在作祟。人们知道，日本在跃居世 界第二经济大国后，急欲向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而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则是他 们驱动国民认同政府决策的得力“法宝”。所以，复活日本旧有的皇国史观、军国史观 对于“激励”国民信念，增进民族的“自豪感”、“优越感”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解决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转移国民视线的需要。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陷于十 年之久的泡沫经济的困扰之中。尽管许多政治家开出了一剂剂“药方”，但是都无济于 事。相反，伴随着社会失业率的增高，犯罪率的上升，中小企业的纷纷倒闭，人们对自 民党政治的不信任感达到战后最高水平。这样，打着恢复和维系日本“传统文化”的旗 号，进行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辟活动(比如参拜靖国神社)，不啻是转移国民视线的 “良策”。
第五，战后亚洲的不宁，失去了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抨击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最好 时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战后亚洲近三十年来纷纷扰扰，战火连绵，从中国大陆的三 年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乃至越南、柬埔寨、阿富汗战争，亚洲始终不得安宁，客观 上无暇顾及邻国日本的动向。日本也就放开手脚，一意孤行，甚至继续战争时期“脱亚 入欧”的国策，根本没把亚洲各国放在眼里。
无疑，日本在没有认真反省战争责任的前提下，继续复活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给亚 洲各国人民带来担心和不安。当然，我们尚不能武断日本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复活必 然导致军国主义的复活，但是，作为一个曾经严重伤害亚洲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国度，不 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国策，彻底地洗心革面，相反却死抱着皇国史观、军国史观的僵尸 不放，不仅阻滞国内和平、民主、进步的发展，而且也很难取得亚洲各国的谅解，从而 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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