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多元文化到综合文化
——兼论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陈祖洲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3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06期第134～141页
【作者简介】陈祖洲，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南京 210093)
【关 键 词】新加坡/儒家文化/现代化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就由昔 日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岛国，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工业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国家，其经济 发展的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关于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我国学术界 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出版了大量的研究专著和专题论文，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异，所得 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儒家文化对新加 坡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很少谈及其他文化，如西方文化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本文试图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教于 方家。
一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是积极 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答案。在20世纪初期 ，甚至在这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学者都持后一种看法 。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是阻止亚洲国家现代化的消极力量。在西方， 以韦伯为代表的学者也间接否定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韦伯对儒家伦理的探讨是以他对清教伦理的探讨作为参照点的。韦伯认为，儒家学说 缺乏一种批判成分，一种能把人民动员起来，使他们重新振作，从而导致巨大的资本积 累的、转化性的伦理。同时，儒家的成功观是由一套使人际关系达到和谐的标准所促动 的，它首先通过考试的制度以及官场上的升迁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上述因素导致中国 乃至亚洲国家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1](p.100)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以及对中国儒家伦理的探讨，对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的学者有重大 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研究儒家伦理和 现代化的关系，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和现代化的关系，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儒 家伦理从根本上说来是与现代化，特别是与理性化格格不入的。他们指出了儒家伦理中 与现代化不相容的一些关键价值观。首先，儒家学说没有强调个人主义，缺乏重建社会 的巨大动力，因而就不会出现西方社会那种资本构成，或者换一个角度，儒家学者或儒 学的研究者不够独立，过于依赖引导，尤其是政治力量的引导；其次，由于儒家对国家 经济、政治、文化和政府干预的消极影响，经济领域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此，不可 能产生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结构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职能；再次，儒家过于强调对完美人 格的培养，而忽视了一种有能力并且有决心征服自然、主宰世界的进取性人格；最后， 儒家过于注重传统意义下的智慧，因此，智慧的传递是通过对经验的理解代代相传，而 不是知识和信息的积累，这是一种质量意义上的智慧，而不是一种数量意义上的实验性 的知识[1](pp.101—102)。总的来说，这些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是不 相容的。[2]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经济飞跃 发展，表现出与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特征，比如说，这些国家和地区排斥利己主义 或个人主义，强调对公司的忠诚、集体环境内的协调以及合作，重视教育，而这些价值 观恰恰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现代化有害或与之水火不容的东西， 这使人们对早先的假定提出了疑问。日本和“四小龙”等地的主导价值都深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浸染，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文化，如果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与“ 四小龙”均列入儒家文化圈，那么根据这些年这一区域所表现出的强劲资本主义事实， 顺理成章提出的问题便是：中国儒家文化是否比西方基督教文化更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 展?
在上述背景下，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60年代初期讨论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 学者，再加上几位年轻的学者如社会学家彼得·伯杰、前英国议员罗德里克·麦克法夸 尔，甚至还有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思等，对这一课题再次表示了浓厚的兴趣[1](p.31)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经济学家》上发表题为“儒家之后的挑战”的文章，认为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对西方的挑战不会来自苏联或中东，而是来自东亚，并且这 种挑战将是全面的，从经济发展的模式一直到基本的价值观[3]。他们使用与60年代初 期所使用的差不多完全相同的一系列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东方的经营气质和企业精神 如此成功，以至到了向西方挑战的地步。在他们之后，一大批受西方教育的华裔学者也 加入其中，如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耶鲁大学的余英时和匹兹堡大 学的许悼云等。
一般来说，儒学至少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首先，儒学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其次，儒学是一门学问，涉及复杂的解释技巧，是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训诂和文本的 研究；第三，儒学是一种伦理和生活方式。这些学者认为，就伦理层面的儒学来说，它 关心做人的道理。在家庭、邻里、群体、社会、国家、世界乃至宇宙的关系中，自我的 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自我作为人际关系的中心，作为个人实现和个人发展的过程这一观 念，牵涉到对一个不断发展的大群体的参与，这种参与超越了家庭、邻里或者国家的界 限。通过交流，就有可能产生相互依赖的社会团体。[1](p.130)
那么儒家伦理在东亚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或者说有何特点?在东亚，人们将自我理解 为各种关系的中心，自我只有通过人类相互交往和相互关系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它 四周的能量和思想，才能实现其尊严。在权利方面，与新教伦理不同，儒家伦理倡导的 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团体如家庭、公司、集体乃至国家的承诺，是一种强烈的， 有时是有意识地社会化的责任意识。人们恪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很少表现利己的动机 和欲望。由于将自我看作是各种关系的中心，人就有了一种纪律和约束的意识，这种意 识表现为人格的修养、精神的自律，有时甚至表现为精神的自我实现，人际交往大多遵 循得到社会认可的模式。这种伦理强调的与其说是一种竞争的模式，倒不如说是一种和 谐的模式，因为它重视舆论一致的达成，不是通过把一种特殊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各阶层 ，而是通过共同磋商的渐进过程，让团体中的一大部分参与其间，并诱发一种合作精神 。就群体的特性而言，这种社会是一种“信用社区的群体”[1](p.107)。儒家伦理强调 教育，通过教育造就对更大、更持久目标的信念和承诺。儒家伦理强调政府的领导和干 预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一个有道德、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政府才能领导人民。儒教还认为 个人只是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主仆五种基本关系的一部分，一个有教养的人应维 持其关系，对其他人的职责总是比自我更重要。“理想的儒家社会是每个人忠诚地履行 角色，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总是问，需要我做什么，而不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4](p.83)也就是说，这些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观是强调义务感、自我约 束、修身、取得一致意见、合作以及尊重权威。这些伦理往往被描述为与清教伦理有相 等的功能，正是这些伦理对“新型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贡献(注：彼得·伯杰称之 为“现代资本主义”或第二次现代浪潮。参见Peter L.Berger,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England:Wildwood House,1987.)。
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对儒家文化与东亚现代化关系的探讨，对中国大陆以及台湾 、香港等地学者的相关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注：例如在中国台湾，80年代中期也 掀起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研究的热潮。参见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杜念中、杨君实编：《儒家理论与经济发展》，台湾允晨 文化实业公司1989年版。)。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 也随着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定位，学者们对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有了根 本性的转变。一方面，打开国门和正在现代化的中国大陆急于了解外部的世界，从中找 到自身发展的模式，与中国大陆同处“儒家文化圈”、经济发展较快的日本、韩国、台 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自然成为中国大陆学者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20世 纪80年代中叶在大陆兴起的“文化热”，很自然地使大陆学者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 化同儒家文化联系起来。因此，作为儒家文化发祥地的中国大陆，似乎在西方学者的推 动下，开始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
二
那么，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的经济现代化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儒家文化推动了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它是唯一的因素还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或者说，新加坡的主导文 化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既要考察新加坡在英国殖民时期(1819—1959)的文化特 征，更重要的，还要看新加坡现代化的执行者——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新加坡现代化 过程中如何对待儒家文化。这一点是我们判断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经济现代化关系的关键 。
英国殖民统治给新加坡留下的遗产是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性。由于殖民当局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实行自由放任和自由移民的政策，新加坡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 。从种族的角度来说，新加坡形成了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洲人为主的多种族社 会；从宗教的角度来说，新加坡除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等世界五 大宗教外，还有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拜火教、天理教以及华族创造的“三教合一 ”和“五教合一”；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以及英语这四种语言 并用，加上多种方言，使新加坡成为语言结构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从教育和文化的角度 来说，新加坡不仅兴办学校的主体不同，而且教育模式、教育用语、学制、教学大纲、 教育内容也不尽相同。此外，由于移民的原因，在整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些不同种 族基本上相互分离，保持自己独特的语言、宗教信仰、仪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居留 地，导致各种族和亚种族团体的职业和行业专门化。由于社会以垂直发展为主，各种族 彼此之间交融程度低，社会整合水平差。在这种多元社会中，其成员有特定的、平行的 、非互补性的一系列价值观、规范、机制和文化象征。如果将这种特性内在化，就会产 生团体内认同和团体外排斥的分裂力量。战后西方学术界对多元社会的研究一再证实了 这一点。[5](pp.294—304)
由于文化多元和种族分层是政治骚乱的根源，建国的惯例一般是减少文化多元和种族 团体间的不平等，发展共同的信念、规范和价值观，使特定国家的人民具有共同的价值 观、社会巩固感和命运感。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形成共识、秩序和稳定，才能有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特别是获得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利用文化整 合和结构整合的手段来实现新加坡社会的非多元化。(注：所谓“非多元化”(depluralization)是指破坏种族界限，实现种族认同，最终将种族分层转化为以个人而 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差异。非多元化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同化(文化同化和结构 同化)或整合(文化整合和结构整合)。文化同化指附属集团将支配团体的文化内在化， 在这一过程中，附属团体相应地失去自己的文化，如美国洲种植园西非奴隶的非多元化 和相应的对美国文化的适应就是一种文化同化。文化同化是单方面的过程，最终只有占 支配地位的团体存在，并形成同质的社会。结构同化指完全废除所有的歧视和种族隔离 ，并在这一过程中，附属团体日益失去其结构特性，变得越来越像支配团体，如美国黑 人未在结构上被同化，因为白人和黑人的种族分层在今天仍然很明显，但失去了其结构 特性。文化整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产生一种独特的新文化，在这 一过程中，各种种族认同和界限消退，新的跨种族的国家认同形成，如葡萄牙文化、美 洲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经过两三世纪的融合产生巴西文化。结构整合指形成联结两个 或两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机制，消除非共享的机制。就像文化整合产生了新的文化一样， 结构整合产生新的社会结构和机制。)人民行动党的政纲明确规定，不采用同化策略即 不形成以华人为主的普遍认同，而是采取“求同存异”的策略，使不同的种族团体在政 治上互相调整，保持自己的种族和宗教认同，同时忠于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利益。[6](p. 94)但在不同时期，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文化取向上有不同的侧重，独立后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至80年代初)。自治伊始，新加坡以转口贸易 为主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的困难，限制了新加坡工业化策略的选择。历史和现实的因素 决定了新加坡只能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和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的转口贸易经济，采 用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与此相适应，在文化政策上，人民行动党采取1955年“各党派华 文教育委员会”推荐的整合政策：一、平等对待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主 要语言；二、在小学引入双语教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马来语和母语)，在中学引入三 语教育(再加上英语)；三、使用新加坡—马来亚趋向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四、马来语 为国语；五、强调科学和数学为工业社会的基础。[7](p.479)但同殖民政府控制华人教 育的做法不同，人民行动党直接破坏华文教育，不仅破坏华人教育的自主性，而且破坏 华人文化的一致性。一方面，继续殖民政府时期只给国家控制的学校提供基金的政策， 排斥政府控制的学校不能获得政府资助；另一方面，政府建立公共华语学校，使希望子 女接受华语教育的父母，不再能送其子女到华人种族创办的学校。此外，用标准化大纲 代替华人教育的传统因素。从60年代开始，在教育部的指导下，新加坡编制了新的教科 书，内容新加坡化和综合化。新加坡化表现在学校的教科书偏重灌输忠于新加坡的民族 感情。狮城、国庆日、国旗、国歌、总统职务、宪法、鸟类公园、动物园、青年节等都 是教科书的内容。综合化是指教学内容涉及新加坡各种族文化的描写和讨论。这与殖民 时期只介绍自己种族的文化迥然不同。这种文化整合过程，使不同种族的学生能够共享 价值和规范。当这种跨种族的认识和态度倾向得到跨种族共同实践和经历的增强时，就 为共同的新加坡文化和认知的最后出现奠定了基础。
1965年后，随着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的实施，人民行动党开始采用与外国资本结盟的 政策，并强调英语的重要性。由于英语学校维持较高的学术标准，有较好的就业机会， 结果家长纷纷将子女送到英语学校。英语熟练程度成为新加坡分层的中性标准。到1969 年，所有学生在小学毕业以后基本上按其英语才能分流进学术、技术和职业教育。到19 75年，所有学校，不管采用何种语言教学，都要用英语教科学和数学。英语很快成为实 际上的通用语言，而不再是遭人嫉恨的殖民语言。进入英语学校的学生大大超过进入其 他学校学生的总和。据统计，到1968年，57%的华人学生进入英语为主的学校，43%进入 华语为主学校[8](p.8)。
从这一阶段来看，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采取的同等对待四种语言以及强调英语的政策 ，导致新加坡在这一时期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以华语为载体的儒家文化不仅未得到 张扬，反而受到削弱。
第二阶段(80年代)。这是人民行动党大力推行儒家文化的阶段。随着新加坡社会的日 益开放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深入，特别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社会各阶层的 抵制明显表现出来，具体表现为：种族和宗教褊狭的兴起；年轻人的西化倾向；少数种 族的政治分离感；有才能的年轻人的向外移民倾向。其中，对种族一体化影响最大的是 西化倾向。新加坡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有了改变。传统 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支撑并引导人民，现在已逐步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西化倾向最严重的是受过高 等教育和从小接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西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传统的三代同堂家庭逐步 解体；犯罪和吸毒现象增加，犯罪率居高不下；自私功利主义严重；改信基督教者增多 。(注：1980年新加坡10岁以上基督徒的数字占全国总人口的10.3%，1988年上升为18.7 %，其中60%是从信仰亚洲其他宗教改为信仰基督教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40%的学 生是基督徒，医学院学生中的基督徒占75%。参见Eddie C.Y.Kuo,John S.T.Quah and Chee Kiong Tong,Religion and Religious Revivalism in Singapore,Singapore: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1988,p.9.)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此进行了反思，号 召新加坡公民回到他们基本的亚洲价值观，这主要通过公民课、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 、学习母语和宗教教育等途径来实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儒家文化教育。
1982年，吴庆瑞宣布在中学中强制实行宗教教育，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七门课程：《 圣经知识》、《伊斯兰知识》、《佛教研究》、《印度教研究》、《锡克教研究》、《 儒家伦理》、《世界宗教研究》，每个学生必须从中选择一门。在这些课程中，《儒家 伦理》最受欢迎[9](p.257)。1982年8月，新加坡政府邀请熊介(纽约大学政治系)、吴 元黎(胡佛研究所)、唐德刚(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杜维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 学系)等八名新儒学专家，协助教育部拟定儒家伦理课的教学大纲，并在此基础上制定 一个教学计划。这些学者就如何开设儒家伦理道德课程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加 强学校儒学学习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重视对儒学的科学研究，希望通过这种研究，使 儒学这一古老的思想进一步适合现代新加坡的需要。1983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东亚哲学研 究所，其主要任务是弘扬中国儒家文化。为加强交流，该所举行过几次大型的儒家伦理 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国的儒学研究者进行对话和交流，特别是在1985年初该所举办的儒 家伦理研讨会上，一些儒学学者向新加坡政府提出塑造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包含各种 文化类型的独特的新加坡文化的建议。
从这一阶段来看，这是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集中推行儒家文化的时期，儒家文化得到 张扬，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被削弱。但似乎也应该看到，强调儒家文化恰恰是对儒 家文化缺失的一种反应。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对儒家文化的推行时间并不长。
第三个阶段(90年代)。这是强调综合文化的阶段。新加坡政府推行宗教教育的目的， 主要是通过强化服从和忠诚，增强家长制关系，克服公民的不合作，抵御西化倾向，与 为与外国资本的结盟以及经济现代化服务。但随着1985年后转向同外国资本的多边结盟 ，以及政府在种族、人口和福利政策方面的调整，新加坡对意识形态合法性提出了新的 要求，导致宗教教育最终被放弃。放弃宗教教育还有其他原因：第一，新加坡政府试图 通过宗教教育改变其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方向，使之趋向“传统的”价值观，这种改向是 以找到自己的根以及抵御“西化的腐蚀影响”来进行的，其目的是将儒家伦理政治化。 但独立后新加坡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一个三分之二投资来自国外，弹丸之地有1000 多个外国企业的社会中，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7](p.1096)。另一方面，从80年 代中叶开始，经济发展促使人们要求更大程度地参与公共政策，构筑其生活机会，限定 其社会职责，这与儒家伦理强调中央化领导、忠诚和服从格格不入。因此，儒家伦理的 政治化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也是美国学者当初在为新加坡设计这一课程时要求新加 坡领导人极力回避的。第二，新加坡政府开展的宗教教育运动将西方价值观视为“坏的 ”，亚洲价值观视为“好的”，将新加坡社会中出现的所有不良现象都归结为西化的影 响，引起了在新加坡居住的西方人士以及一些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人士的不满。同时政府 极力提倡儒家伦理，儒家伦理似乎成了英语之外的另一个精英科目，引起了其他种族特 别是马来种族的不满。[8](p.119)第三，宗教教育也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在文化 和政治层次的组织被镇压后，宗教机制成了新加坡最后一个仍然相对自主的社会组织。 天主教会与新教原教旨主义要求公开评价政府政策、人民行动党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 政府采用宗教教育本意在于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蚀作用，但最终导致宗教热情的增长，这 与主导意识不一致。政府也担心在马来西亚和中东伊斯兰主义复兴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宗教教育会导致马来民族主义的再度兴起。第四，儒家伦理同企业精神也有某些不融洽 之处。如儒家蔑视挣钱、强调节俭，与资本主义鼓励消费相悖。一方面在课本上宣扬努 力工作，遵守资本主义经济的游戏规则，同经理合作，但同时又教育学生贪婪是坏事， 财富在道德上是危险的。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在推行宗教教育时未注意到富裕给新加 坡带来的新的可能性。第五，宗教意识太分散，人们能够从中找到不直接支持资本主义 社会关系，甚至是反对这种社会关系的东西，而且宗教教育似乎在向年轻人灌输除国家 之外还有更高的权威和忠诚。
1989年10月6日，新加坡议会宣布逐渐放弃宗教教育课程为必修课，学校上课期间自愿 的宗教教育也被禁止。1990年宗教教育课程在中学成为课外选修课。停止宗教教育计划 后，新加坡东方哲学研究所开始转向东方经济的研究，这种转变对新加坡的儒学运动是 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10](p.19)，这也导致人民行动党直接转向发展自己的国民意 识。此前的1988年10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在对人民行动党年轻一代的演讲中， 第一次公开建议新加坡发展自己的国民意识，制定一套各种族和各信仰的新加坡人均能 接受的共同价值观，作为未来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共 同价值观问题的讨论[11](p.212)。经过议会内外的广泛讨论，政府发布白皮书，将共 同价值观限定为：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关怀扶持 ，同舟共济；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12]上述价值观被 描写为新加坡主要种族和宗教团体“共有”、“关键”、“共享”或“核心”的价值观 。
从这一阶段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新加坡政府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文化。这是前两 个阶段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新加坡这个地缘关系和种族关系比较复杂的国度里，单 方面推行某一种族的文化是很难行得通的。推行“共同的”、“共享的”价值观，实际 上就是推行一种综合的文化，而不是某种单一的文化，这既是对前两个阶段文化发展的 反思，也是新加坡的现实使然。
自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后，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从多元文化向综合 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破坏殖民时期以种族为差别的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从四个主要 种族中采纳的为其共同拥有的“新加坡文化”。但在发展不同阶段，由于面临的问题不 同，有不同的文化取向。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很难看到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社会中一以贯 之的主导作用，因而也就很难断定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
三
关于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应将其放在新加坡的特定背景下 进行思考，既要看到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如儒家文化支撑了人民行动 党的“权威型”政治的基础，对人民的文化、心理、行为，甚至在总的精神趋向方面有 重要影响，但也要看到，儒家文化不是唯一对新加坡现代化产生影响的文化。在具体阐 述这一问题时，要处理好下述关系：
首先，新加坡社会是一个由多种族构成的移民社会，不同种族的文化都对新加坡社会 产生了影响。在长期的殖民统治过程中，由于殖民统治者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各 种族文化缺乏融合、沟通和整合，导致各种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固化下来。当然，各种文 化不是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相对而言，由于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占据更重要地位，从西方的政治文化如议会、政党、选举制度 ，到具体的文化趋向如个人主义、竞争、法制等，都对新加坡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同时马来文化和印度教文化也对新加坡社会作出了贡献。在解释新加坡现代 化成功的原因时，不能片面强调其唯一性而排斥其他因素的影响，必须将东方和西方的 价值观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对独特的新加坡情形作出适当的解释。
其次，在新加坡实际上是两种伦理在起作用，一种是年轻人推崇的、更注重个人的清 教伦理，一种是比较年长的一代推崇的儒家伦理，这当中存在一种价值趋向的冲突。一 方面，作为孤立的个人，年轻人对于自己的权利具有强烈的意识，有强烈的生存和成功 观，强烈意识到法律的约束既保护了他的权利，又限制了他的野心，他们往往具有强烈 的竞争性和独立的市场观，重视专业和技术，关心如何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 ，比较年长的一代对于自己和他人的相对地位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对社群的观念不是建 立在自我利益和竞争的基础上，而是重视取得一致意见和相互合作的过程，将积极主动 的领导和政府的选择性干预看作是必要的。这两种类型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后果，但也产 生了某种紧张、矛盾和冲突，而牵涉不同社会化过程的英语和华语教育使之进一步复杂 化。
再次，儒家文化中既有与现代化相和谐的因素，也有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例如儒 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显然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儒家文化在中国生成发展了上千 年，由于将儒学政治化，并未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认为儒家 文化促进了东亚现代化的理论，实际上是忽视了儒家学说中非理性的方面，在方法论上 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同时强调儒家文化是现代化的动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东西方 价值观对立起来。如果说，儒家文化促进了现代化的发展，那也是儒家文化中的一部分 ，特别是与现代化相和谐的部分，而不是全部。
最后，作为一个多民族和多种族的社会，新加坡有其普遍化的文化发展趋势，这种趋 势受制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外国资本结盟的策略，具体地说，是寻求文化认同和普遍 观点的综合，是将各种文化进行创造性的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的过程类似于掘一 口井。若是我们挖到了足够的深度，我们就应该达到人性的共同泉源和交流的真正本源 。若是不到这个深度，我们就会葬身于自己挖的洞穴里。假如我们根本不去挖掘，而是 指望从接近地面的一个共同泉源中汲出水来……这样的泉源是浮浅的，很容易干涸。” [1](p.205)对新加坡这样的多种族社会而言，挖掘多文化的本源，从而达到社会的共同 泉源，才是唯一的途径。因此，新加坡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实际上是将西方的竞争性 与儒家伦理的勤奋结合到一起，这是一种为接受西方的广泛挑战而转化的儒家伦理。这 种结合利用了儒家伦理价值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如重视集体的活动，甚于以个人为中心 的活动；重视一种完全融合的竞争机制，甚于西方挥霍的、横向和纵向的动力。由于儒 家伦理是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破坏的情况下在东亚重新出现的，必须有一个转变 过程，才能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以及新加坡的文化传统。
四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儒家伦理和经济现代化之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因果关系。新 加坡现代化的成功首先是西方直接输入资本主义方式的结果，在这当中儒家文化或中国 文化的若干传统因子起到了协调和适应的作用，使资本主义移植东亚后出现了许多与原 产地不同的形态，发展出了比西方形态资本主义更具增长动力的东方形态资本主义。新 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既需要本土文化传统结构及意识形态的支持，也需要对这些本土文 化传统进行批判改造。既需要推动较大幅度的西化，也需要对某些西方文化的因素进行 过滤扬弃。可以说西方文化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先进技术和新价值思 想，而本土传统文化则对此扬弃、整合和调节，从而结合本土文化结构的基本规范而促 进东方形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3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06期第134～141页
【作者简介】陈祖洲，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南京 210093)
| 【内容提要】 | 关于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儒家文化对新 加坡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实际上，新加坡政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取向。从 总体上讲，经历了从多元文化向综合文化的发展，儒家文化不是唯一对新加坡现代化产 生影响的文化。新加坡现代化的成功首先是西方直接输入资本主义方式的结果，儒家文 化的若干传统因子则起到了协调和适应的作用，使资本主义移植到新加坡后，发展出了 比西方形态资本主义更具增长动力的东方形态资本主义。 |
一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是积极 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答案。在20世纪初期 ，甚至在这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学者都持后一种看法 。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是阻止亚洲国家现代化的消极力量。在西方， 以韦伯为代表的学者也间接否定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韦伯对儒家伦理的探讨是以他对清教伦理的探讨作为参照点的。韦伯认为，儒家学说 缺乏一种批判成分，一种能把人民动员起来，使他们重新振作，从而导致巨大的资本积 累的、转化性的伦理。同时，儒家的成功观是由一套使人际关系达到和谐的标准所促动 的，它首先通过考试的制度以及官场上的升迁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上述因素导致中国 乃至亚洲国家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1](p.100)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以及对中国儒家伦理的探讨，对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的学者有重大 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研究儒家伦理和 现代化的关系，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和现代化的关系，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儒 家伦理从根本上说来是与现代化，特别是与理性化格格不入的。他们指出了儒家伦理中 与现代化不相容的一些关键价值观。首先，儒家学说没有强调个人主义，缺乏重建社会 的巨大动力，因而就不会出现西方社会那种资本构成，或者换一个角度，儒家学者或儒 学的研究者不够独立，过于依赖引导，尤其是政治力量的引导；其次，由于儒家对国家 经济、政治、文化和政府干预的消极影响，经济领域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此，不可 能产生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结构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职能；再次，儒家过于强调对完美人 格的培养，而忽视了一种有能力并且有决心征服自然、主宰世界的进取性人格；最后， 儒家过于注重传统意义下的智慧，因此，智慧的传递是通过对经验的理解代代相传，而 不是知识和信息的积累，这是一种质量意义上的智慧，而不是一种数量意义上的实验性 的知识[1](pp.101—102)。总的来说，这些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是不 相容的。[2]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经济飞跃 发展，表现出与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特征，比如说，这些国家和地区排斥利己主义 或个人主义，强调对公司的忠诚、集体环境内的协调以及合作，重视教育，而这些价值 观恰恰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现代化有害或与之水火不容的东西， 这使人们对早先的假定提出了疑问。日本和“四小龙”等地的主导价值都深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浸染，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文化，如果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与“ 四小龙”均列入儒家文化圈，那么根据这些年这一区域所表现出的强劲资本主义事实， 顺理成章提出的问题便是：中国儒家文化是否比西方基督教文化更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 展?
在上述背景下，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60年代初期讨论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 学者，再加上几位年轻的学者如社会学家彼得·伯杰、前英国议员罗德里克·麦克法夸 尔，甚至还有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思等，对这一课题再次表示了浓厚的兴趣[1](p.31)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经济学家》上发表题为“儒家之后的挑战”的文章，认为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对西方的挑战不会来自苏联或中东，而是来自东亚，并且这 种挑战将是全面的，从经济发展的模式一直到基本的价值观[3]。他们使用与60年代初 期所使用的差不多完全相同的一系列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东方的经营气质和企业精神 如此成功，以至到了向西方挑战的地步。在他们之后，一大批受西方教育的华裔学者也 加入其中，如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耶鲁大学的余英时和匹兹堡大 学的许悼云等。
一般来说，儒学至少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首先，儒学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其次，儒学是一门学问，涉及复杂的解释技巧，是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训诂和文本的 研究；第三，儒学是一种伦理和生活方式。这些学者认为，就伦理层面的儒学来说，它 关心做人的道理。在家庭、邻里、群体、社会、国家、世界乃至宇宙的关系中，自我的 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自我作为人际关系的中心，作为个人实现和个人发展的过程这一观 念，牵涉到对一个不断发展的大群体的参与，这种参与超越了家庭、邻里或者国家的界 限。通过交流，就有可能产生相互依赖的社会团体。[1](p.130)
那么儒家伦理在东亚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或者说有何特点?在东亚，人们将自我理解 为各种关系的中心，自我只有通过人类相互交往和相互关系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它 四周的能量和思想，才能实现其尊严。在权利方面，与新教伦理不同，儒家伦理倡导的 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团体如家庭、公司、集体乃至国家的承诺，是一种强烈的， 有时是有意识地社会化的责任意识。人们恪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很少表现利己的动机 和欲望。由于将自我看作是各种关系的中心，人就有了一种纪律和约束的意识，这种意 识表现为人格的修养、精神的自律，有时甚至表现为精神的自我实现，人际交往大多遵 循得到社会认可的模式。这种伦理强调的与其说是一种竞争的模式，倒不如说是一种和 谐的模式，因为它重视舆论一致的达成，不是通过把一种特殊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各阶层 ，而是通过共同磋商的渐进过程，让团体中的一大部分参与其间，并诱发一种合作精神 。就群体的特性而言，这种社会是一种“信用社区的群体”[1](p.107)。儒家伦理强调 教育，通过教育造就对更大、更持久目标的信念和承诺。儒家伦理强调政府的领导和干 预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一个有道德、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政府才能领导人民。儒教还认为 个人只是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主仆五种基本关系的一部分，一个有教养的人应维 持其关系，对其他人的职责总是比自我更重要。“理想的儒家社会是每个人忠诚地履行 角色，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总是问，需要我做什么，而不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4](p.83)也就是说，这些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观是强调义务感、自我约 束、修身、取得一致意见、合作以及尊重权威。这些伦理往往被描述为与清教伦理有相 等的功能，正是这些伦理对“新型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贡献(注：彼得·伯杰称之 为“现代资本主义”或第二次现代浪潮。参见Peter L.Berger,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England:Wildwood House,1987.)。
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对儒家文化与东亚现代化关系的探讨，对中国大陆以及台湾 、香港等地学者的相关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注：例如在中国台湾，80年代中期也 掀起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研究的热潮。参见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杜念中、杨君实编：《儒家理论与经济发展》，台湾允晨 文化实业公司1989年版。)。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 也随着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定位，学者们对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有了根 本性的转变。一方面，打开国门和正在现代化的中国大陆急于了解外部的世界，从中找 到自身发展的模式，与中国大陆同处“儒家文化圈”、经济发展较快的日本、韩国、台 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自然成为中国大陆学者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20世 纪80年代中叶在大陆兴起的“文化热”，很自然地使大陆学者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 化同儒家文化联系起来。因此，作为儒家文化发祥地的中国大陆，似乎在西方学者的推 动下，开始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
二
那么，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的经济现代化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儒家文化推动了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它是唯一的因素还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或者说，新加坡的主导文 化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既要考察新加坡在英国殖民时期(1819—1959)的文化特 征，更重要的，还要看新加坡现代化的执行者——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新加坡现代化 过程中如何对待儒家文化。这一点是我们判断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经济现代化关系的关键 。
英国殖民统治给新加坡留下的遗产是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性。由于殖民当局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实行自由放任和自由移民的政策，新加坡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 。从种族的角度来说，新加坡形成了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洲人为主的多种族社 会；从宗教的角度来说，新加坡除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等世界五 大宗教外，还有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拜火教、天理教以及华族创造的“三教合一 ”和“五教合一”；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以及英语这四种语言 并用，加上多种方言，使新加坡成为语言结构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从教育和文化的角度 来说，新加坡不仅兴办学校的主体不同，而且教育模式、教育用语、学制、教学大纲、 教育内容也不尽相同。此外，由于移民的原因，在整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些不同种 族基本上相互分离，保持自己独特的语言、宗教信仰、仪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居留 地，导致各种族和亚种族团体的职业和行业专门化。由于社会以垂直发展为主，各种族 彼此之间交融程度低，社会整合水平差。在这种多元社会中，其成员有特定的、平行的 、非互补性的一系列价值观、规范、机制和文化象征。如果将这种特性内在化，就会产 生团体内认同和团体外排斥的分裂力量。战后西方学术界对多元社会的研究一再证实了 这一点。[5](pp.294—304)
由于文化多元和种族分层是政治骚乱的根源，建国的惯例一般是减少文化多元和种族 团体间的不平等，发展共同的信念、规范和价值观，使特定国家的人民具有共同的价值 观、社会巩固感和命运感。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形成共识、秩序和稳定，才能有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特别是获得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利用文化整 合和结构整合的手段来实现新加坡社会的非多元化。(注：所谓“非多元化”(depluralization)是指破坏种族界限，实现种族认同，最终将种族分层转化为以个人而 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差异。非多元化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同化(文化同化和结构 同化)或整合(文化整合和结构整合)。文化同化指附属集团将支配团体的文化内在化， 在这一过程中，附属团体相应地失去自己的文化，如美国洲种植园西非奴隶的非多元化 和相应的对美国文化的适应就是一种文化同化。文化同化是单方面的过程，最终只有占 支配地位的团体存在，并形成同质的社会。结构同化指完全废除所有的歧视和种族隔离 ，并在这一过程中，附属团体日益失去其结构特性，变得越来越像支配团体，如美国黑 人未在结构上被同化，因为白人和黑人的种族分层在今天仍然很明显，但失去了其结构 特性。文化整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产生一种独特的新文化，在这 一过程中，各种种族认同和界限消退，新的跨种族的国家认同形成，如葡萄牙文化、美 洲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经过两三世纪的融合产生巴西文化。结构整合指形成联结两个 或两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机制，消除非共享的机制。就像文化整合产生了新的文化一样， 结构整合产生新的社会结构和机制。)人民行动党的政纲明确规定，不采用同化策略即 不形成以华人为主的普遍认同，而是采取“求同存异”的策略，使不同的种族团体在政 治上互相调整，保持自己的种族和宗教认同，同时忠于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利益。[6](p. 94)但在不同时期，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文化取向上有不同的侧重，独立后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至80年代初)。自治伊始，新加坡以转口贸易 为主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的困难，限制了新加坡工业化策略的选择。历史和现实的因素 决定了新加坡只能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和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的转口贸易经济，采 用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与此相适应，在文化政策上，人民行动党采取1955年“各党派华 文教育委员会”推荐的整合政策：一、平等对待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主 要语言；二、在小学引入双语教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马来语和母语)，在中学引入三 语教育(再加上英语)；三、使用新加坡—马来亚趋向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四、马来语 为国语；五、强调科学和数学为工业社会的基础。[7](p.479)但同殖民政府控制华人教 育的做法不同，人民行动党直接破坏华文教育，不仅破坏华人教育的自主性，而且破坏 华人文化的一致性。一方面，继续殖民政府时期只给国家控制的学校提供基金的政策， 排斥政府控制的学校不能获得政府资助；另一方面，政府建立公共华语学校，使希望子 女接受华语教育的父母，不再能送其子女到华人种族创办的学校。此外，用标准化大纲 代替华人教育的传统因素。从60年代开始，在教育部的指导下，新加坡编制了新的教科 书，内容新加坡化和综合化。新加坡化表现在学校的教科书偏重灌输忠于新加坡的民族 感情。狮城、国庆日、国旗、国歌、总统职务、宪法、鸟类公园、动物园、青年节等都 是教科书的内容。综合化是指教学内容涉及新加坡各种族文化的描写和讨论。这与殖民 时期只介绍自己种族的文化迥然不同。这种文化整合过程，使不同种族的学生能够共享 价值和规范。当这种跨种族的认识和态度倾向得到跨种族共同实践和经历的增强时，就 为共同的新加坡文化和认知的最后出现奠定了基础。
1965年后，随着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的实施，人民行动党开始采用与外国资本结盟的 政策，并强调英语的重要性。由于英语学校维持较高的学术标准，有较好的就业机会， 结果家长纷纷将子女送到英语学校。英语熟练程度成为新加坡分层的中性标准。到1969 年，所有学生在小学毕业以后基本上按其英语才能分流进学术、技术和职业教育。到19 75年，所有学校，不管采用何种语言教学，都要用英语教科学和数学。英语很快成为实 际上的通用语言，而不再是遭人嫉恨的殖民语言。进入英语学校的学生大大超过进入其 他学校学生的总和。据统计，到1968年，57%的华人学生进入英语为主的学校，43%进入 华语为主学校[8](p.8)。
从这一阶段来看，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采取的同等对待四种语言以及强调英语的政策 ，导致新加坡在这一时期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以华语为载体的儒家文化不仅未得到 张扬，反而受到削弱。
第二阶段(80年代)。这是人民行动党大力推行儒家文化的阶段。随着新加坡社会的日 益开放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深入，特别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社会各阶层的 抵制明显表现出来，具体表现为：种族和宗教褊狭的兴起；年轻人的西化倾向；少数种 族的政治分离感；有才能的年轻人的向外移民倾向。其中，对种族一体化影响最大的是 西化倾向。新加坡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有了改变。传统 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支撑并引导人民，现在已逐步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西化倾向最严重的是受过高 等教育和从小接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西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传统的三代同堂家庭逐步 解体；犯罪和吸毒现象增加，犯罪率居高不下；自私功利主义严重；改信基督教者增多 。(注：1980年新加坡10岁以上基督徒的数字占全国总人口的10.3%，1988年上升为18.7 %，其中60%是从信仰亚洲其他宗教改为信仰基督教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40%的学 生是基督徒，医学院学生中的基督徒占75%。参见Eddie C.Y.Kuo,John S.T.Quah and Chee Kiong Tong,Religion and Religious Revivalism in Singapore,Singapore: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1988,p.9.)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此进行了反思，号 召新加坡公民回到他们基本的亚洲价值观，这主要通过公民课、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 、学习母语和宗教教育等途径来实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儒家文化教育。
1982年，吴庆瑞宣布在中学中强制实行宗教教育，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七门课程：《 圣经知识》、《伊斯兰知识》、《佛教研究》、《印度教研究》、《锡克教研究》、《 儒家伦理》、《世界宗教研究》，每个学生必须从中选择一门。在这些课程中，《儒家 伦理》最受欢迎[9](p.257)。1982年8月，新加坡政府邀请熊介(纽约大学政治系)、吴 元黎(胡佛研究所)、唐德刚(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杜维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 学系)等八名新儒学专家，协助教育部拟定儒家伦理课的教学大纲，并在此基础上制定 一个教学计划。这些学者就如何开设儒家伦理道德课程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加 强学校儒学学习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重视对儒学的科学研究，希望通过这种研究，使 儒学这一古老的思想进一步适合现代新加坡的需要。1983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东亚哲学研 究所，其主要任务是弘扬中国儒家文化。为加强交流，该所举行过几次大型的儒家伦理 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国的儒学研究者进行对话和交流，特别是在1985年初该所举办的儒 家伦理研讨会上，一些儒学学者向新加坡政府提出塑造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包含各种 文化类型的独特的新加坡文化的建议。
从这一阶段来看，这是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集中推行儒家文化的时期，儒家文化得到 张扬，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被削弱。但似乎也应该看到，强调儒家文化恰恰是对儒 家文化缺失的一种反应。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对儒家文化的推行时间并不长。
第三个阶段(90年代)。这是强调综合文化的阶段。新加坡政府推行宗教教育的目的， 主要是通过强化服从和忠诚，增强家长制关系，克服公民的不合作，抵御西化倾向，与 为与外国资本的结盟以及经济现代化服务。但随着1985年后转向同外国资本的多边结盟 ，以及政府在种族、人口和福利政策方面的调整，新加坡对意识形态合法性提出了新的 要求，导致宗教教育最终被放弃。放弃宗教教育还有其他原因：第一，新加坡政府试图 通过宗教教育改变其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方向，使之趋向“传统的”价值观，这种改向是 以找到自己的根以及抵御“西化的腐蚀影响”来进行的，其目的是将儒家伦理政治化。 但独立后新加坡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一个三分之二投资来自国外，弹丸之地有1000 多个外国企业的社会中，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7](p.1096)。另一方面，从80年 代中叶开始，经济发展促使人们要求更大程度地参与公共政策，构筑其生活机会，限定 其社会职责，这与儒家伦理强调中央化领导、忠诚和服从格格不入。因此，儒家伦理的 政治化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也是美国学者当初在为新加坡设计这一课程时要求新加 坡领导人极力回避的。第二，新加坡政府开展的宗教教育运动将西方价值观视为“坏的 ”，亚洲价值观视为“好的”，将新加坡社会中出现的所有不良现象都归结为西化的影 响，引起了在新加坡居住的西方人士以及一些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人士的不满。同时政府 极力提倡儒家伦理，儒家伦理似乎成了英语之外的另一个精英科目，引起了其他种族特 别是马来种族的不满。[8](p.119)第三，宗教教育也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在文化 和政治层次的组织被镇压后，宗教机制成了新加坡最后一个仍然相对自主的社会组织。 天主教会与新教原教旨主义要求公开评价政府政策、人民行动党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 政府采用宗教教育本意在于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蚀作用，但最终导致宗教热情的增长，这 与主导意识不一致。政府也担心在马来西亚和中东伊斯兰主义复兴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宗教教育会导致马来民族主义的再度兴起。第四，儒家伦理同企业精神也有某些不融洽 之处。如儒家蔑视挣钱、强调节俭，与资本主义鼓励消费相悖。一方面在课本上宣扬努 力工作，遵守资本主义经济的游戏规则，同经理合作，但同时又教育学生贪婪是坏事， 财富在道德上是危险的。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在推行宗教教育时未注意到富裕给新加 坡带来的新的可能性。第五，宗教意识太分散，人们能够从中找到不直接支持资本主义 社会关系，甚至是反对这种社会关系的东西，而且宗教教育似乎在向年轻人灌输除国家 之外还有更高的权威和忠诚。
1989年10月6日，新加坡议会宣布逐渐放弃宗教教育课程为必修课，学校上课期间自愿 的宗教教育也被禁止。1990年宗教教育课程在中学成为课外选修课。停止宗教教育计划 后，新加坡东方哲学研究所开始转向东方经济的研究，这种转变对新加坡的儒学运动是 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10](p.19)，这也导致人民行动党直接转向发展自己的国民意 识。此前的1988年10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在对人民行动党年轻一代的演讲中， 第一次公开建议新加坡发展自己的国民意识，制定一套各种族和各信仰的新加坡人均能 接受的共同价值观，作为未来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共 同价值观问题的讨论[11](p.212)。经过议会内外的广泛讨论，政府发布白皮书，将共 同价值观限定为：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关怀扶持 ，同舟共济；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12]上述价值观被 描写为新加坡主要种族和宗教团体“共有”、“关键”、“共享”或“核心”的价值观 。
从这一阶段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新加坡政府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文化。这是前两 个阶段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新加坡这个地缘关系和种族关系比较复杂的国度里，单 方面推行某一种族的文化是很难行得通的。推行“共同的”、“共享的”价值观，实际 上就是推行一种综合的文化，而不是某种单一的文化，这既是对前两个阶段文化发展的 反思，也是新加坡的现实使然。
自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后，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从多元文化向综合 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破坏殖民时期以种族为差别的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从四个主要 种族中采纳的为其共同拥有的“新加坡文化”。但在发展不同阶段，由于面临的问题不 同，有不同的文化取向。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很难看到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社会中一以贯 之的主导作用，因而也就很难断定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
三
关于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应将其放在新加坡的特定背景下 进行思考，既要看到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如儒家文化支撑了人民行动 党的“权威型”政治的基础，对人民的文化、心理、行为，甚至在总的精神趋向方面有 重要影响，但也要看到，儒家文化不是唯一对新加坡现代化产生影响的文化。在具体阐 述这一问题时，要处理好下述关系：
首先，新加坡社会是一个由多种族构成的移民社会，不同种族的文化都对新加坡社会 产生了影响。在长期的殖民统治过程中，由于殖民统治者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各 种族文化缺乏融合、沟通和整合，导致各种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固化下来。当然，各种文 化不是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相对而言，由于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占据更重要地位，从西方的政治文化如议会、政党、选举制度 ，到具体的文化趋向如个人主义、竞争、法制等，都对新加坡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同时马来文化和印度教文化也对新加坡社会作出了贡献。在解释新加坡现代 化成功的原因时，不能片面强调其唯一性而排斥其他因素的影响，必须将东方和西方的 价值观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对独特的新加坡情形作出适当的解释。
其次，在新加坡实际上是两种伦理在起作用，一种是年轻人推崇的、更注重个人的清 教伦理，一种是比较年长的一代推崇的儒家伦理，这当中存在一种价值趋向的冲突。一 方面，作为孤立的个人，年轻人对于自己的权利具有强烈的意识，有强烈的生存和成功 观，强烈意识到法律的约束既保护了他的权利，又限制了他的野心，他们往往具有强烈 的竞争性和独立的市场观，重视专业和技术，关心如何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 ，比较年长的一代对于自己和他人的相对地位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对社群的观念不是建 立在自我利益和竞争的基础上，而是重视取得一致意见和相互合作的过程，将积极主动 的领导和政府的选择性干预看作是必要的。这两种类型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后果，但也产 生了某种紧张、矛盾和冲突，而牵涉不同社会化过程的英语和华语教育使之进一步复杂 化。
再次，儒家文化中既有与现代化相和谐的因素，也有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例如儒 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显然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儒家文化在中国生成发展了上千 年，由于将儒学政治化，并未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认为儒家 文化促进了东亚现代化的理论，实际上是忽视了儒家学说中非理性的方面，在方法论上 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同时强调儒家文化是现代化的动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东西方 价值观对立起来。如果说，儒家文化促进了现代化的发展，那也是儒家文化中的一部分 ，特别是与现代化相和谐的部分，而不是全部。
最后，作为一个多民族和多种族的社会，新加坡有其普遍化的文化发展趋势，这种趋 势受制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外国资本结盟的策略，具体地说，是寻求文化认同和普遍 观点的综合，是将各种文化进行创造性的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的过程类似于掘一 口井。若是我们挖到了足够的深度，我们就应该达到人性的共同泉源和交流的真正本源 。若是不到这个深度，我们就会葬身于自己挖的洞穴里。假如我们根本不去挖掘，而是 指望从接近地面的一个共同泉源中汲出水来……这样的泉源是浮浅的，很容易干涸。” [1](p.205)对新加坡这样的多种族社会而言，挖掘多文化的本源，从而达到社会的共同 泉源，才是唯一的途径。因此，新加坡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实际上是将西方的竞争性 与儒家伦理的勤奋结合到一起，这是一种为接受西方的广泛挑战而转化的儒家伦理。这 种结合利用了儒家伦理价值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如重视集体的活动，甚于以个人为中心 的活动；重视一种完全融合的竞争机制，甚于西方挥霍的、横向和纵向的动力。由于儒 家伦理是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破坏的情况下在东亚重新出现的，必须有一个转变 过程，才能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以及新加坡的文化传统。
四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儒家伦理和经济现代化之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因果关系。新 加坡现代化的成功首先是西方直接输入资本主义方式的结果，在这当中儒家文化或中国 文化的若干传统因子起到了协调和适应的作用，使资本主义移植东亚后出现了许多与原 产地不同的形态，发展出了比西方形态资本主义更具增长动力的东方形态资本主义。新 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既需要本土文化传统结构及意识形态的支持，也需要对这些本土文 化传统进行批判改造。既需要推动较大幅度的西化，也需要对某些西方文化的因素进行 过滤扬弃。可以说西方文化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先进技术和新价值思 想，而本土传统文化则对此扬弃、整合和调节，从而结合本土文化结构的基本规范而促 进东方形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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