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苏联解体内部原因的再探索
郭欣根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3期
【原文出处】《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05期第1～4，81页
【作者简介】郭欣根，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兼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陕西 西安 710062)
【关 键 词】苏联解体/封建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1991年，拥有93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宣布解散，具有74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 顷刻瓦解，令全世界震惊，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史上难解的“历史之谜”。十多年来，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少学者从多方面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形成十种以上观点。( 注：《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曾归纳为12种观点。“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也曾 发表《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观点述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 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显然，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因此，本 文仅就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进行再探索。
一、中央集权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
实践证明，一个政党夺取政权后，其执政体制的选择是受该国经济、政治、历史、文 化传统所制约的，带有某种不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能否自由 选择某一社会形态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 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有一定 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1](P320)恩格 斯也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 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 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2](P477)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选择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既是当时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背景下的理性行为，也是由俄国自彼得一世开始长达200年来中 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惯性使然。这种政治体制是与俄国当时的自然经济状况相适应的，这 不是能由那一个人的能力能够左右或改变得了的事实。
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实行干部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其二， 实行极为严格的统一领导和铁的纪律；其三，保持思想、理论、行动的高度统一；其四 ，开展秘密的政治活动，热衷于搞地下斗争，这一点在十月革命前和后来的肃反斗争中 均有表现；其五，党的理论权威、精神领袖和现实领导集中于一人一身；其六，采用行 政命令方式管理社会和经济。党、政、军、工、农、商，以党为中心，不重视权力的划 分，实际上形成党的“一元化领导”。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比较适应于战争和非常状态，能够及时 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服务于中心工作或军事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十月 革命后，苏联能够成功地进行三年国内战争，打败白匪的进攻的原因；在外国资本主义 包围中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集体农庄化，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在反法西斯 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甚至在战后重建的1945～1955年，这种体制也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是，这种体制的弊端从60年代以后就逐渐暴露。例如，1961～1965年，前苏联 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5%，以后除1966～1970年在柯西金实行“经济改革”期 间，略有上升外逐年降低，从1984年开始，苏美竞争的速度优势转向了美国，苏联的处 境日益艰难。这个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政治经济体制由于没有及时调整而走向了被淘 汰的地步。
由此可见，是僵化的中央集权政治经济体制把苏联送进了坟墓。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对 此有一个言简意赅的评论：“苏联和苏共跨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 。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直致出卖民族利益。”[3]这是历史给 予的严厉惩罚。
二、封建主义的危害
考察苏联的国情和斯大林体制的全过程不难发现，封建主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 这个幽灵影响之大，到处显露其身影。《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封建主义的解释是： “feudalism，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 中的文明形式。世界几大文明的历史都经过一个封建时期。”[4](P132)到20世纪，完 整意义的封建主义已经极少见了。但是，现实中它的残余，如专制制度、集权制度、家 长制、人治行为、特权等级观念、官本位等，仍在影响社会。这个问题在一切没有经历 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尤其严重。
斯大林模式中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权、政治高压，无不打上封建主义的印记。例如：1 920年4月，召开俄共(布)九大期间，正逢列宁50岁诞辰。当时，许多地方党委领导人要 为他祝寿。列宁斥之为“胡闹”，并拒绝参加专门为他准备的祝寿活动，毅然起身走出 会场。1920年《共产国际》12期杂志发表高尔基撰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文作 为该杂志的社论，盛赞列宁盖世奇功。这可以说是送给列宁的一份重礼，但列宁在这篇 文章旁批注：“这段话离题了，或者带有市侩反革命的味道”，是“极错误的话”，要 求没收这期杂志。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高尔基的文章“是极不妥当的，不但没有任何 共产主义的东西，相反有许多反共产主义的东西。”[5](P402)但斯大林却完全不同，1 929年12月21日是他50岁寿辰，当天《真理报》用整整8个版面发表吹捧他的文章，为他 歌功颂德，这一活动持续有1周之久。斯大林在《真理报》公开向为他祝寿的一切组织 和同志“表示深切的布尔什维克的谢意!”从列宁与斯大林两人对为他祝寿的不同态度 ，我们不难明白个人崇拜何以在苏联盛行的原因。
如果说个人崇拜仅仅是导致个人迷信，那么个人专制更是触目惊心。20世纪30年代， 在斯大林的个人专制下，以言代法，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家长统治，废弃 法制，破坏党内民主。1937～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就有200万人遭到镇压。在 斯大林时代，对国家政策和领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不管是斯大林身边的战友还是普通 工作人员，都借“捍卫社会主义”原则将其撤职、开除、流放，甚至杀掉。从1926年到 1953年，斯大林先后搞掉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贝利亚、马林 科夫等5个所谓“反党集团”。这同封建社会的“宫廷战争”有何区别?
在苏联，领导职务终身制更是典型。斯大林从1928年到1953年逝世，前后25年间一直 担任党的总书记，1941年兼任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1945年后是国家武 装部队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实行终身制，这同封建社会的皇帝有何区 别?从1928～1982年的50多年间，苏联共产党只更换了三个总书记，斯大林、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他们三人分别执政25年、11年、18年。他们之中每一个人几乎都被他们 的继任者所否定，更有甚者，从斯大林到安德罗波夫，有四任党的总书记都以病逝“光 荣”在任上，真正实践了“革命到底”，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最致命的在于官僚特权现象。它导致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不受党内 外群众制约和监督的特权阶层。这是后来日益积累起来的导致苏联解体的社会力量。” [6](P8)最早发现官僚特权现象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他到莫斯科拜访他敬 仰的高尔基，目睹这位作家养尊处优的生活，为他服务的人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就为 苏联社会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而感到痛心和担忧。[7](P117)但是，“特 需供应”从1918年作为一项制度一直实行到1985年，长达67年之久。正是这一制度，培养了苏联社会一个特权阶层，使苏共改变了性质，也是这个特权阶层，最终成为埋葬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
总结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使我们不能不感到封建主义幽灵的可怕。也说明，对封建 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残余不加批判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三、文化专制主义的恶果
文化专制主义可以说是中央集权体制与封建主义残余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为了 维护领袖的绝对权威，必然追求文化的纯而又纯，高度一统。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是： 第一，领袖绝对真理化。从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借维护列宁之名，行抬高自己之实， 搞个人崇拜。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把斯大林神化成 真理的化身。“文艺界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 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确的。’”[8](P51)这几个简单的词语， 因为受到斯大林的首肯，而“身价倍增”，成为绝对真理通行全国。1927～1929年，政 治经济学领域两大学派就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也要由斯大林的“金口玉言”来作仲裁。 1930年2月9日，他说争论双方都“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当然是合乎敌人的心 意并对他们有利的”而全盘否定，使学术讨论最终变成一起冤案。第二，排斥文化的群 众性。20年代中、前期，苏联的文化领域还是比较活跃的。但好景不长，1928年至1931 年，开展的一系列“文化大批判”，破获了大量所谓“孟什维克联盟局案”、“拯救乌 克兰联盟案”、“沙赫特案件”、“工业党案”等，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方式清洗一大 批著名学者、教授和专家。1932年，前苏联通过《关于组织文艺团体的决议》，到30年 代末，95.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 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9]成为一场真正的“革文化命”运动。第三， 对民族传统文化良莠不分。民族文化中既有大量的宝藏，也有不少糟粕。对前者应当继 承和发扬，对后者应当批判和抛弃。但耐人寻味的是，苏联是反其道而行之，该抛弃的 都被继承，该继承的反而被抛弃，两者相错位。例如，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沙皇主义、 专制主义、皇权主义非但未被抛弃反而继承下来。这说明，苏联对本国文化遗产的取舍 不是看其本身是否科学和优秀，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专制统治，以“文艺为政治服 务”为标准的。这种对民族传统文化良莠不分的态度，必然导致无法建构适应社会主义 的先进文化，也破坏了文化的民族性。第四，排斥文化的开放性。一国文化的发展应该 有海纳百川的气魄，文化的开放是一种进步，自我封闭只会导致落后和衰败。斯大林为 了统治的需要，对外国文化实行关门主义。一概加以排斥，把外国文化形容为“妖魔鬼 怪”。如苏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竟武断地说当时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 代。”[10](P70)1948年，在生物学界两大学派论战中，全面肯定苏联的米丘林学派， 而把摩尔根学派定性为“唯心主义的反动科学”。“这种自我封闭的结果就是无法借鉴 吸取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堵塞了社会主义不断发展进步的道路，从而使社会的发展， 在某些领域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11]
总之，苏联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它仅仅把文化作为隶属于专制政 治的工具，使党无法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而我们知道：先进文化与政党的关系是极为 密切的：先进文化是先进政党的指导思想，是政党号召、动员、组织群众的精神武器。 先进文化为政党制定理想和奋斗目标。苏联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割断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成长道路，斩断了先进文化与党的联系，这样的政党必然要跨台，是无法避免的。
四、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
同苏联文化专制主义相联系的，是苏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回顾苏联的历史，不难 看出，苏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存在重大失误。由于苏联社会的特殊情况，1938年以前是农 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1945～1965年，工人、农民数量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人 数少，不被重视，反而受歧视、受迫害、受打击，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清洗的对象。 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犯”有120万人，60年代，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多被驱逐出 境，包括著名的科学家萨哈罗夫。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列宁与斯大林两个领 导群体的不同人员构成：列宁身边聚集了托洛茨基、布洛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 一批精通外语、有留学经历、演说天才、著述颇丰的人才。列宁称布哈林为“党内最受 欢迎的理论家”。李可夫、托姆斯基都懂经济，会处理工业问题受到列宁的器重。加米 涅夫有特殊的文学天才，在1924年前的著作已出版十几卷了。托洛茨基时年25岁，一人 领导1905年俄国革命，声震国内外。列宁说：“没有1905年的革命，就没有1917年的十 月革命”[12](P138)1917～1927年，其著作已出版21卷。季诺维也夫1901年入党，侨居 国外多年，1924年国家计划出版他的22卷著作。他曾公开嘲笑斯大林文笔平淡、枯燥、 缺乏文采。正是这批优秀人才改变了俄国的历史。但是，斯大林本人不仅没有文凭，不 懂外语，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他的著作到1946年才出版13卷。而且，他周围的干部的文 化素质也普遍较低。如莫洛托夫只上了两年大学，并未毕业；卡冈诺维奇是个鞋匠；奥 尔忠尼启只上过医士班，伏罗希洛夫只念完小学二年级，马林科夫只是个扫盲生。这样 的领导群体，产生对斯大林的忠诚是不足为奇的，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也是不足为奇的。 甚至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知识分子数量大量增加，但其政治和经济待遇依然很低。 苏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仅压抑了知识分子创造力的发挥，而且，随着知识分子 数量的增加，等于扩大了对苏共执政不利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在戈尔巴乔夫“公开 性”、“民主化”的口号下，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得以总释放。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空 前高涨，伸冤和维权意识交织在一起，导致知识分子人群对苏共态度的根本转变。因为 ，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的识字率人口达98%，知识分子的数量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的主 体人群。所以，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成为苏共解散乃至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联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一是没有随知识分子数量的变化及时调整其政策。二 是没有处理好知识分子和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如在入党问题上，长期重工人、农民 ，轻视知识分子。三是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定位不准，长期把知识分子当作批判、打 击、防范的对象，动辄就扣上“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四是没有区别复杂劳动与简单 劳动，造成对知识分子待遇过低。所有这些势必造成知识分子对苏共态度的根本转变。 可见，在现代文明社会条件下，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不能不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人心向背 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五、社会主义信仰的丧失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并重新选择民主社会主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苏联人民对 社会主义信仰的完全丧失。回顾苏联的历史，至少有过三次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冲击：第 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和批判，使人们形成了几十年搞的 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专政几乎没有区别的认识，可以说首次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第二次是60～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利用华约组织，于1968年8月出兵捷克 ，武装镇压了“布拉格之春”运动。1979年，又悍然发动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充分暴 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嘴脸，大大丑化了社会主义形象。第三次是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 台大翻历史旧案，为“卡廷事件”平反，更加暴露苏共的某些做法连法西斯都不如，彻 底摧垮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一丝依恋感情。致使支撑苏联人民几十年奋斗的精神支 柱彻底被推倒，这才是最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1991年10月，8·19事件后，戈尔巴乔 夫以总书记名义宣布共产党解散时，全世界为之震惊，然而苏联国内从群众到党员，却 反应平淡，甚至连中央委员也没有一人提出应该召开中央全会决定此事的根本原因。
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维系一个政党、国家、民族的精神纽带。许多共产党员就是 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才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成为“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在极为困 难的条件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是战胜困难的重要法宝和指路明灯。然而，在和平条 件下，丧失了社会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必然导致苏联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重新选择资本 主义。这个沉痛的教训说明，一个民族放弃了社会主义信仰将导致何等严重的后果。
六、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
导致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的直接原因之一是苏联社会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的激 化。由于苏联由124个民族构成，它从彼得一世开始扩张的200年间，不断采用武力征服 欧亚地区的民族国家；使民族矛盾、民族隔阂积怨很深，历来十分尖锐。在斯大林时代 ，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实行中央集权制度，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大 大挫伤了民族感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在“保卫苏联”、“巩固边疆”的口 号下，强力推行民族迁移政策，如把鞑靼人从温暖富饶的克里米亚地区赶到寒冷荒凉的 中亚和西伯利亚，把高加索的印古什人和车臣人驱赶到中亚等，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 。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长期固守“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的错误政策，对少数民 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风俗习惯、文化教育、干部培养等采取歧视政策，甚至企图搞“民 族同化”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感情，增大了少数民族的离心力。
因此，当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口号后，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得以总爆 发。1987～1989年期间，天下大乱，先是“纳卡”地区发生不同民族间的械斗；后是波 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脱离苏联；再是独联体12个国家要求脱离苏联的控制，原来一个 好端端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立刻分裂为15个大小不等的国家，导致这个超级大国迅 速解体。历史已经证明，并将反复证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这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13](P1)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 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然而，苏共不 仅阻止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其阶级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又丧失了巩固政权的基 本保证——民族团结。这样，苏共的解散、苏维埃政权的解体问题成为必然产生的后果 ，这还值得怀疑吗?血的教训告诫后人，民族问题无小事，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一定 要把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及时化解民族矛盾作为巩固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来抓。
综上所述，导致苏联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客观的 ，也是主观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按照历史发展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共同作用的 理论，把苏联解体归结为某种单一因素是错误的。但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 ，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又有苏共领导层决策失误的主观因素，是上述6种因素 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认真总结其历史遗产，搞清楚它失败的真正原因，能为我们今天研 究共产党执政规律提供不少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苏联解体已 成为历史，但是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却不会结束，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能够不断取 得新的进展。这也许是我们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3期
【原文出处】《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05期第1～4，81页
【作者简介】郭欣根，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兼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陕西 西安 710062)
| 【内容提要】 |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内 部原因。这些原因似应包括：一是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僵化，二是封建主义的深刻影响 ，三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恶果，四是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五是社会主义信仰的丧失，六 是民族矛盾的全面激化。 |
一、中央集权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
实践证明，一个政党夺取政权后，其执政体制的选择是受该国经济、政治、历史、文 化传统所制约的，带有某种不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能否自由 选择某一社会形态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 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有一定 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1](P320)恩格 斯也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 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 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2](P477)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选择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既是当时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背景下的理性行为，也是由俄国自彼得一世开始长达200年来中 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惯性使然。这种政治体制是与俄国当时的自然经济状况相适应的，这 不是能由那一个人的能力能够左右或改变得了的事实。
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实行干部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其二， 实行极为严格的统一领导和铁的纪律；其三，保持思想、理论、行动的高度统一；其四 ，开展秘密的政治活动，热衷于搞地下斗争，这一点在十月革命前和后来的肃反斗争中 均有表现；其五，党的理论权威、精神领袖和现实领导集中于一人一身；其六，采用行 政命令方式管理社会和经济。党、政、军、工、农、商，以党为中心，不重视权力的划 分，实际上形成党的“一元化领导”。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比较适应于战争和非常状态，能够及时 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服务于中心工作或军事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十月 革命后，苏联能够成功地进行三年国内战争，打败白匪的进攻的原因；在外国资本主义 包围中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集体农庄化，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在反法西斯 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甚至在战后重建的1945～1955年，这种体制也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是，这种体制的弊端从60年代以后就逐渐暴露。例如，1961～1965年，前苏联 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5%，以后除1966～1970年在柯西金实行“经济改革”期 间，略有上升外逐年降低，从1984年开始，苏美竞争的速度优势转向了美国，苏联的处 境日益艰难。这个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政治经济体制由于没有及时调整而走向了被淘 汰的地步。
由此可见，是僵化的中央集权政治经济体制把苏联送进了坟墓。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对 此有一个言简意赅的评论：“苏联和苏共跨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 。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直致出卖民族利益。”[3]这是历史给 予的严厉惩罚。
二、封建主义的危害
考察苏联的国情和斯大林体制的全过程不难发现，封建主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 这个幽灵影响之大，到处显露其身影。《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封建主义的解释是： “feudalism，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 中的文明形式。世界几大文明的历史都经过一个封建时期。”[4](P132)到20世纪，完 整意义的封建主义已经极少见了。但是，现实中它的残余，如专制制度、集权制度、家 长制、人治行为、特权等级观念、官本位等，仍在影响社会。这个问题在一切没有经历 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尤其严重。
斯大林模式中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权、政治高压，无不打上封建主义的印记。例如：1 920年4月，召开俄共(布)九大期间，正逢列宁50岁诞辰。当时，许多地方党委领导人要 为他祝寿。列宁斥之为“胡闹”，并拒绝参加专门为他准备的祝寿活动，毅然起身走出 会场。1920年《共产国际》12期杂志发表高尔基撰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文作 为该杂志的社论，盛赞列宁盖世奇功。这可以说是送给列宁的一份重礼，但列宁在这篇 文章旁批注：“这段话离题了，或者带有市侩反革命的味道”，是“极错误的话”，要 求没收这期杂志。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高尔基的文章“是极不妥当的，不但没有任何 共产主义的东西，相反有许多反共产主义的东西。”[5](P402)但斯大林却完全不同，1 929年12月21日是他50岁寿辰，当天《真理报》用整整8个版面发表吹捧他的文章，为他 歌功颂德，这一活动持续有1周之久。斯大林在《真理报》公开向为他祝寿的一切组织 和同志“表示深切的布尔什维克的谢意!”从列宁与斯大林两人对为他祝寿的不同态度 ，我们不难明白个人崇拜何以在苏联盛行的原因。
如果说个人崇拜仅仅是导致个人迷信，那么个人专制更是触目惊心。20世纪30年代， 在斯大林的个人专制下，以言代法，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家长统治，废弃 法制，破坏党内民主。1937～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就有200万人遭到镇压。在 斯大林时代，对国家政策和领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不管是斯大林身边的战友还是普通 工作人员，都借“捍卫社会主义”原则将其撤职、开除、流放，甚至杀掉。从1926年到 1953年，斯大林先后搞掉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贝利亚、马林 科夫等5个所谓“反党集团”。这同封建社会的“宫廷战争”有何区别?
在苏联，领导职务终身制更是典型。斯大林从1928年到1953年逝世，前后25年间一直 担任党的总书记，1941年兼任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1945年后是国家武 装部队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实行终身制，这同封建社会的皇帝有何区 别?从1928～1982年的50多年间，苏联共产党只更换了三个总书记，斯大林、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他们三人分别执政25年、11年、18年。他们之中每一个人几乎都被他们 的继任者所否定，更有甚者，从斯大林到安德罗波夫，有四任党的总书记都以病逝“光 荣”在任上，真正实践了“革命到底”，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最致命的在于官僚特权现象。它导致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不受党内 外群众制约和监督的特权阶层。这是后来日益积累起来的导致苏联解体的社会力量。” [6](P8)最早发现官僚特权现象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他到莫斯科拜访他敬 仰的高尔基，目睹这位作家养尊处优的生活，为他服务的人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就为 苏联社会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而感到痛心和担忧。[7](P117)但是，“特 需供应”从1918年作为一项制度一直实行到1985年，长达67年之久。正是这一制度，培养了苏联社会一个特权阶层，使苏共改变了性质，也是这个特权阶层，最终成为埋葬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
总结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使我们不能不感到封建主义幽灵的可怕。也说明，对封建 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残余不加批判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三、文化专制主义的恶果
文化专制主义可以说是中央集权体制与封建主义残余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为了 维护领袖的绝对权威，必然追求文化的纯而又纯，高度一统。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是： 第一，领袖绝对真理化。从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借维护列宁之名，行抬高自己之实， 搞个人崇拜。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把斯大林神化成 真理的化身。“文艺界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 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确的。’”[8](P51)这几个简单的词语， 因为受到斯大林的首肯，而“身价倍增”，成为绝对真理通行全国。1927～1929年，政 治经济学领域两大学派就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也要由斯大林的“金口玉言”来作仲裁。 1930年2月9日，他说争论双方都“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当然是合乎敌人的心 意并对他们有利的”而全盘否定，使学术讨论最终变成一起冤案。第二，排斥文化的群 众性。20年代中、前期，苏联的文化领域还是比较活跃的。但好景不长，1928年至1931 年，开展的一系列“文化大批判”，破获了大量所谓“孟什维克联盟局案”、“拯救乌 克兰联盟案”、“沙赫特案件”、“工业党案”等，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方式清洗一大 批著名学者、教授和专家。1932年，前苏联通过《关于组织文艺团体的决议》，到30年 代末，95.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 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9]成为一场真正的“革文化命”运动。第三， 对民族传统文化良莠不分。民族文化中既有大量的宝藏，也有不少糟粕。对前者应当继 承和发扬，对后者应当批判和抛弃。但耐人寻味的是，苏联是反其道而行之，该抛弃的 都被继承，该继承的反而被抛弃，两者相错位。例如，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沙皇主义、 专制主义、皇权主义非但未被抛弃反而继承下来。这说明，苏联对本国文化遗产的取舍 不是看其本身是否科学和优秀，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专制统治，以“文艺为政治服 务”为标准的。这种对民族传统文化良莠不分的态度，必然导致无法建构适应社会主义 的先进文化，也破坏了文化的民族性。第四，排斥文化的开放性。一国文化的发展应该 有海纳百川的气魄，文化的开放是一种进步，自我封闭只会导致落后和衰败。斯大林为 了统治的需要，对外国文化实行关门主义。一概加以排斥，把外国文化形容为“妖魔鬼 怪”。如苏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竟武断地说当时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 代。”[10](P70)1948年，在生物学界两大学派论战中，全面肯定苏联的米丘林学派， 而把摩尔根学派定性为“唯心主义的反动科学”。“这种自我封闭的结果就是无法借鉴 吸取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堵塞了社会主义不断发展进步的道路，从而使社会的发展， 在某些领域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11]
总之，苏联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它仅仅把文化作为隶属于专制政 治的工具，使党无法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而我们知道：先进文化与政党的关系是极为 密切的：先进文化是先进政党的指导思想，是政党号召、动员、组织群众的精神武器。 先进文化为政党制定理想和奋斗目标。苏联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割断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成长道路，斩断了先进文化与党的联系，这样的政党必然要跨台，是无法避免的。
四、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
同苏联文化专制主义相联系的，是苏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回顾苏联的历史，不难 看出，苏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存在重大失误。由于苏联社会的特殊情况，1938年以前是农 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1945～1965年，工人、农民数量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人 数少，不被重视，反而受歧视、受迫害、受打击，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清洗的对象。 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犯”有120万人，60年代，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多被驱逐出 境，包括著名的科学家萨哈罗夫。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列宁与斯大林两个领 导群体的不同人员构成：列宁身边聚集了托洛茨基、布洛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 一批精通外语、有留学经历、演说天才、著述颇丰的人才。列宁称布哈林为“党内最受 欢迎的理论家”。李可夫、托姆斯基都懂经济，会处理工业问题受到列宁的器重。加米 涅夫有特殊的文学天才，在1924年前的著作已出版十几卷了。托洛茨基时年25岁，一人 领导1905年俄国革命，声震国内外。列宁说：“没有1905年的革命，就没有1917年的十 月革命”[12](P138)1917～1927年，其著作已出版21卷。季诺维也夫1901年入党，侨居 国外多年，1924年国家计划出版他的22卷著作。他曾公开嘲笑斯大林文笔平淡、枯燥、 缺乏文采。正是这批优秀人才改变了俄国的历史。但是，斯大林本人不仅没有文凭，不 懂外语，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他的著作到1946年才出版13卷。而且，他周围的干部的文 化素质也普遍较低。如莫洛托夫只上了两年大学，并未毕业；卡冈诺维奇是个鞋匠；奥 尔忠尼启只上过医士班，伏罗希洛夫只念完小学二年级，马林科夫只是个扫盲生。这样 的领导群体，产生对斯大林的忠诚是不足为奇的，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也是不足为奇的。 甚至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知识分子数量大量增加，但其政治和经济待遇依然很低。 苏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仅压抑了知识分子创造力的发挥，而且，随着知识分子 数量的增加，等于扩大了对苏共执政不利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在戈尔巴乔夫“公开 性”、“民主化”的口号下，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得以总释放。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空 前高涨，伸冤和维权意识交织在一起，导致知识分子人群对苏共态度的根本转变。因为 ，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的识字率人口达98%，知识分子的数量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的主 体人群。所以，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成为苏共解散乃至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联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一是没有随知识分子数量的变化及时调整其政策。二 是没有处理好知识分子和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如在入党问题上，长期重工人、农民 ，轻视知识分子。三是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定位不准，长期把知识分子当作批判、打 击、防范的对象，动辄就扣上“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四是没有区别复杂劳动与简单 劳动，造成对知识分子待遇过低。所有这些势必造成知识分子对苏共态度的根本转变。 可见，在现代文明社会条件下，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不能不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人心向背 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五、社会主义信仰的丧失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并重新选择民主社会主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苏联人民对 社会主义信仰的完全丧失。回顾苏联的历史，至少有过三次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冲击：第 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和批判，使人们形成了几十年搞的 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专政几乎没有区别的认识，可以说首次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第二次是60～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利用华约组织，于1968年8月出兵捷克 ，武装镇压了“布拉格之春”运动。1979年，又悍然发动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充分暴 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嘴脸，大大丑化了社会主义形象。第三次是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 台大翻历史旧案，为“卡廷事件”平反，更加暴露苏共的某些做法连法西斯都不如，彻 底摧垮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一丝依恋感情。致使支撑苏联人民几十年奋斗的精神支 柱彻底被推倒，这才是最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1991年10月，8·19事件后，戈尔巴乔 夫以总书记名义宣布共产党解散时，全世界为之震惊，然而苏联国内从群众到党员，却 反应平淡，甚至连中央委员也没有一人提出应该召开中央全会决定此事的根本原因。
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维系一个政党、国家、民族的精神纽带。许多共产党员就是 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才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成为“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在极为困 难的条件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是战胜困难的重要法宝和指路明灯。然而，在和平条 件下，丧失了社会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必然导致苏联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重新选择资本 主义。这个沉痛的教训说明，一个民族放弃了社会主义信仰将导致何等严重的后果。
六、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
导致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的直接原因之一是苏联社会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的激 化。由于苏联由124个民族构成，它从彼得一世开始扩张的200年间，不断采用武力征服 欧亚地区的民族国家；使民族矛盾、民族隔阂积怨很深，历来十分尖锐。在斯大林时代 ，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实行中央集权制度，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大 大挫伤了民族感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在“保卫苏联”、“巩固边疆”的口 号下，强力推行民族迁移政策，如把鞑靼人从温暖富饶的克里米亚地区赶到寒冷荒凉的 中亚和西伯利亚，把高加索的印古什人和车臣人驱赶到中亚等，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 。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长期固守“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的错误政策，对少数民 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风俗习惯、文化教育、干部培养等采取歧视政策，甚至企图搞“民 族同化”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感情，增大了少数民族的离心力。
因此，当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口号后，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得以总爆 发。1987～1989年期间，天下大乱，先是“纳卡”地区发生不同民族间的械斗；后是波 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脱离苏联；再是独联体12个国家要求脱离苏联的控制，原来一个 好端端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立刻分裂为15个大小不等的国家，导致这个超级大国迅 速解体。历史已经证明，并将反复证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这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13](P1)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 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然而，苏共不 仅阻止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其阶级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又丧失了巩固政权的基 本保证——民族团结。这样，苏共的解散、苏维埃政权的解体问题成为必然产生的后果 ，这还值得怀疑吗?血的教训告诫后人，民族问题无小事，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一定 要把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及时化解民族矛盾作为巩固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来抓。
综上所述，导致苏联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客观的 ，也是主观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按照历史发展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共同作用的 理论，把苏联解体归结为某种单一因素是错误的。但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 ，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又有苏共领导层决策失误的主观因素，是上述6种因素 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认真总结其历史遗产，搞清楚它失败的真正原因，能为我们今天研 究共产党执政规律提供不少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苏联解体已 成为历史，但是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却不会结束，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能够不断取 得新的进展。这也许是我们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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