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弘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民族精神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40周年
于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4年05期第4～12页
【作者简介】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关 键 词】中国/世界史研究/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或中国人民最初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是从19世纪中期中国先进分 子“睁眼看世界”开始的，它始终和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这一时代的主题 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世界史学者，无论是介 绍还是研究，他们首先是热诚的爱国主义者。40年前，当海外看到“中国在世界史中像 神话般地出现”，整个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际，中国科学院世界历 史研究所成立。它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即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 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突出优点和特点，是和时代 的脉搏一起跳动，始终贯穿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 国家历史进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中华民族精神。和19世纪中期相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和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继承、发扬中国世界历史研 究的优秀传统，弘扬和培育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民族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 的《南京条约》使朝野震动，一些人开始重视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了解，以寻求拯 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一股“睁眼看世界”的新思潮由知识界开始，逐渐成为一股新的社 会思潮和研究外国史地的高潮。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839年3月至1840年11月，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积极组织翻译工作。他根据英 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编译成《四洲志》，较完整地介绍了亚洲、非洲、欧 洲和美洲30多个国家历史、地理、文化以及宗教等等。1841年6月，林则徐在发配到新 疆伊犁的途中，在京口(镇江)与魏源相会。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编译《四 洲志》和《澳门月报》等资料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50卷本。这是中国第一部有 关世界史地的专门著作，使闭塞已久的中国人开始有了全新的世界概念。魏源在《海国 图志·俄罗斯国总记》中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希望中国通过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 使国家走上强盛的道路。彼得大帝“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 、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 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13万之众，其兴勃然 ，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帝国主义列强急欲瓜分中国。1896年王 炳耀辑《中日战辑》，上海书局出版。作者在悲愤之际，认为“当思倭之所以胜，吾之 所以败”，于是将外国报刊的有关资料汇编为《中日战辑》，使人们牢记国耻，奋发图 强。1897年，姚锡光编撰《东方兵事记略》，史料更加充实，较详细地记述了中日甲午 战争的过程。当时，也出现了少量的国别史著作，例如，薛福成的《续瀛寰志略》等。
和上述著作相比，更重要的是大量译著的问世。19世纪末，外国历史著作在中国大量 翻译出版，成为当时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这些著作翻译出版所产生的影响，已经 超出了学术的或仅仅是历史学的范畴，而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容。
《万国史记》是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学者冈本监辅用汉语编写的世界通史性质的教科 书。1897年在中国出版，世纪之交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行。梁启超对其评价甚高，认为 此书可以使人认识到“大率研求新政新学者胜，拥虚名而无实际者败”，这可认为是“ 古今不易之理”。梁启超在他自己所编的《史学书目提要》中，把它列为首条。《俄土 战记》，汤睿译，大同译书局1897年出版。梁启超为此书作《俄土战记序》，于1898年 2月11日在《时务报》发表。梁启超在序中分析了土耳其衰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内治不修”和“外交不慎”。他认为这和19世纪末的中国十分相似。沙皇俄国不仅要 侵占土耳其，而且“欲得志于东方者数百年”，其野心始终没变。现在西方列强为了争 霸，“并心注力于中国”。在民族危机面前，清政府却为了小朝廷的私利，“倚强盗以 作腹心，引饿虎以同寝食”。国难当头之际，让中国人民将“俄土之事，悬诸国门”， 时时警觉，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1898年“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严复等号召“变法图强”、“变法维新”。1897年，维新派唐才常撰有《最古各国政学 兴衰考》、《各国交涉源流考》、《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各国种类考》等，通过对 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论述只有通过变法维新才可以使国家强盛，反之则使国 家走向衰亡。《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涉及到印度、希腊、罗马、埃及、波斯等文明古 国，通过对这些国家历史兴衰进行总结，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国 家，都应该顺势而“变”，走向繁荣；否则就将走向衰败。联系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他 认为在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急欲将中国瓜分之时，中国应该提倡“新学”、“ 实学”，通过“变法”一改陈腐衰落的面貌，使国家振兴发展，繁荣富强。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19世纪末，他提出“能变则存，不 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康有为曾编有俄、日、德、英多种变政考。在《俄彼 得变政记》中，赞扬俄国彼得大帝为改变俄国落后面貌，学习西欧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政治、法律制度，回国后排除各种阻力，断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俄国融入欧洲文明 。1898年3月，康有为以《俄彼得变政记》进呈光绪帝。康有为还撰写有《法国革命记 》、《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外国史学著作。这些著作从另一个角度表述实 行变法维新的重要性，希望清王朝不要忘记这些国家由盛而衰的惨痛历史教训。如果说 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通过变法维新，使国家富强，而波兰、突厥、法国， 则是故步自封，最后走向衰亡。
二
19、20世纪之交，有关世界一些国家亡国史的翻译或编译，在当时的中国世界史著述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的统计，1900年后的10年间，至少有50种以上。这些著 作，回应了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要求，因为研究亡国史，向国人敲响“亡国警钟 ”，有助于警醒国民，使其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当时研读“亡国史”比研读“建 国史”更有意义。因为“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 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 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例如，一些学者译出了日本学者柴四郎的《埃及近世史》作 为警戒。该书有多种中文译本(注：这些著作主要有：玉瑟斋主人译：《埃及近世史》 ，1900年5月，发表在《清议报》第45期；章起渭翻译：《埃及近世史》“历史丛书” 之一，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麦鼎华翻译：《埃及近世史》，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版； 此外还有出洋学生编辑所编：《埃及近世史》“帝国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 。)，麦鼎华认为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在不少方面十分类似，欲想研究中国 的未来，不可不读埃及的历史。麦鼎华所以翻译此书，是因为感叹自己国家“时事之艰 危，悲国权之屈辱，用译是书以助戒惧”。希望以埃及亡国的历史作为一剂良药，使中 华民族警醒。
《埃及近世史》中文本面世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广泛反响。一些人总结埃及亡国的 历史教训，已经敏锐地看到，拯救国家于危难中，紧紧依靠少数的志士仁人是不够的， 关键是要全国人民都要有爱国之心。他们提出，“国之立也，必人人心中有爱国之思想 ，人人目中有爱国之观念，然后扑者起，废者兴，死者生，亡者存，而埃及人民何如哉 ?”20世纪初的这种认识难能可贵，对当时救亡图存、自强自立的中国，无疑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除上述《埃及近世史》外，阐述埃及亡国历史的著述还有多种(注：例如， 日本学者北村三郎《埃及史》，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史学小丛书”之一；文明书 局译刊：《埃及惨状》，文明书局1903年版；还有《埃及百年兴衰记》，《经济丛编》 1902—1904年连载；《埃及亡国惨状记》，《游学译编》1903年连载等。)。
印度是中国周边大国之一。16世纪初，先后遭到葡萄牙、荷兰、英法等国的侵略，175 7年之后，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至19世纪中叶彻底亡国。因此，在20世纪初的中国 ，有不少著述探讨印度亡国的历史教训。例如，夏清馥编译《印度灭亡战史》，上海群 谊译社1903年1月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希望国人将印度的灭亡作为前车之鉴，使国 人在惨痛的历史事实面前猛醒。
关于朝鲜亡国的著作，也有多种。1910年，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分析了 朝鲜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鲜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国家的命运，全系一家一人之 身，这尤其值得国人认真思考。李芝圃在直隶教育图书局1911年出版《朝鲜亡国史》中 ，从历史、政治等方面分析了朝鲜灭亡的原因，认为朝鲜灭亡的主要原因有二点：其一 ，实行君主专制，没有民主政治，人民不享有自由，其二，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对日 本侵略者报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认为日本会“保护其独立”，“保护其领土完整”。 作者强调中国要通过朝鲜亡国汲取教训，牢记“国际只有强权，而无所谓公法；和平但 凭铁血，而不可恃条文”。
关于越南亡国的历史著作，同样有多种问世，例如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系根据 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潘承珠的口述撰写而成，上海广智书局1905年10月出版。书中阐 述了越南灭亡的经过和原因，以及灭亡后国家的惨状。梁启超强调，法国侵略越南，同 时觊觎中国由来已久，越南亡国，则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赵伸(直斋)著有《腥风血 雨录》，在《云南》杂志1907年第4—6号上连载。赵伸认为，越南亡国的惨状，以及越 南亡国的屈辱历史，有助于治疗“东亚病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加快中华民族的觉醒。 19世纪，经过三次英缅战争后，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省，被英国占领而亡国。张成清 著《缅甸史》，载《云南》1908年第13—14和16号上。他译编缅甸亡国的历史，目的是 鼓吹爱国主义精神，希望中国人民免蹈缅甸之后尘，振作精神，反帝救亡，拯救国家于 危难之中。1903年，《湖北学生界》第5期、第7-8期合刊发表了《菲立宾(菲律宾)亡国 惨状记略》。该文发表后不久，1904年浙江金华《萃新报》创刊号全文转载。该文的主 要内容是，菲律宾先后沦亡西班牙、美国的悲惨历史。著者认为，这对当时的中国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求“与阅者诸君，沉观静思，以数其覆车之轨迹”，作为历史的借 鉴。
在介绍、研究外国一些国家亡国历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使介绍、研究帝国主义列 强侵略史的著作凸现出来，因为导致这些国家亡国的重要原因，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掠夺。介绍和研究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
日本斋藤奥治著《西力东侵史》在当时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著作。该书有两种中文版 本。一是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版，由秦元弼译；另一种为林长民翻译，1903年作为福建 留日学生“闽学会丛书”出版。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它是“时 下最急需之奇书”。据《周作人日记》1903年4月9日记载，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经购 得此书，并将它和《译书汇编》等书刊托人带回绍兴，介绍到国内。基于对近代以来对 世界历史的概括，出版者指出近代以来，“西力东侵，如电如潮，亚洲诸国，俱蒙影响 ”，而“受影响尤烈者有三”，即日本因能够因势利导，所以“转弱为强”，而印度却 顽固守旧，执迷不悟，所以只能“坐以待毙”。中国“有十倍于日本之潜势力，而自暴 自弃，恐渐为印度之续”。“同此国同此民也，何为东不如西?”“同此东方之国，同 此东方之人也，何为中国不如日本?”译者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此书，认真思考这些 问题(注：上海文明书局：《新书出版广告》，《江苏》1903年第1期。)。《西力东侵 史》的某些观点，明显地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但译编此书的目的，并不是 为帝国主义张目，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更加警醒，认清帝国主义的嘴脸。
陈崎编译的《外患史》，是《国耻丛言》之一，上海时中书局1903年出版。陈崎编《 国耻丛言》的目的，是专门记述中国的国耻，叙述帝国主义是如何侵略中国的，使人们 能够从娱乐升平、如醉如梦中醒悟过来，彻底抛弃享乐主义情绪，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 途。这是一部简明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陈崎在《外患史》的“前言”中说：“ 天下无外患，不足以兴国，竞争不力者，进步不速。天下无不知外患者，不足以亡国。 今日外患亟矣，不知外患者，何蚩蚩蚩也。”深切地表达了忧国忧民，希望中华民族自 立自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情。
沙皇俄国是一个极富侵略扩张的国家，沙皇俄国的历史是一部掠夺各民族土地的历史 。《时务报》在1897年9月17日、27日，连载《俄人蚕食太平洋迤北边地考》。此文译 者为陈贻范，未署原作者名。《时务报》连载此文的用意，在于提醒中国人民不要忘记 与中国接壤的虎视眈眈的俄国。文章概述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包括侵略中国的 狡诈手段，和烧杀淫掠所犯下的罪行。文章强调，俄国同中国的交往，以不断地“拓土 ”，无止境地扩张俄国的版图的目的。每当中国内政外交出现危机时，俄国便“乘隙而 入，肆意要求，侵割土地”。
养浩斋主人译辑《俄国蚕食亚洲史略》，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系“史学小丛书 ”之一。译者通过此书，希望中国“朝野忧国者鉴”。日本蕨山生著《俄国经营东方策 》，上海通社1903年译自日文出版，系“通社丛书”之一。译者认为，俄国野心勃勃， 在20世纪急欲称霸世界，首先要把矛头指向中国，而对这一点，我国同胞所知却甚少， 特别是清政府中的一些高官，极力主张“联俄”，他们在俄国东侵的历史事实面前，应 该猛醒了。
日本山本利喜雄著、麦鼎华译《俄罗斯史》，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当时“西北 利亚(西伯利亚)铁道既成，势力骎骎南下，我国实首当其冲。“若懵于其国势民情，日言抵御，曷当于事”。因此，出版这部著作是有现实意义的，为了抵抗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Y.X.C.生的《东亚十年外交史》，刊载在《江苏》1904年第9—10期。主要内容是中日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作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牢记国耻，从而奋起斗争，保家卫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撰写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发表在1911年2月20日至3月4日的《民立报》。宋教仁依据俄国200年来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揭露了俄国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和伎俩，“以警告国人”不要忘记惨痛的历史。彼得大帝的遗嘱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沙皇俄国不仅要成为欧洲大国，而且要在全球扩张，实现称霸世界的计划。20世纪初，有关“彼得遗嘱”的先后公布(注：主要有：《俄皇大彼得遗训十条》，《杭州白话报》1901年9月17日、9月27日；《俄皇大彼得遗诏十四则》，《政艺通报》1902年第20期；《俄皇大彼得遗训》，《俄事警闻》1903年第3—4期；《俄皇大彼得遗嘱》，《扬子江》1904年第3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至于“彼得大帝”遗嘱的真伪，至今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但是，彼得大帝确实是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他的继承者们确实也忠实地执行了他的世界性的侵略方针。
三
中国近代的世界史介绍和研究发端于鸦片战争时期。从洋务运动时期到20世纪初这些 介绍和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对亚洲、欧洲、北美一些国家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有所深化。 20世纪初，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近代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在辛亥革命期间进 一步深化。
20世纪初，对世界历史的介绍和研究已有长足发展，使其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不断增 加，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盲目地否定一切，而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 包括他们撰写的中国史著作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的错误倾向，一些学者对此提出批评。 梁启超说：“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皆在于是”，不 能“望诸他山。”(注：梁启超：《东籍月旦》，《新民从报》1902年第11号。)马叙伦 的批评更为激烈，他说：“一国必有一国之特性，而后可言特立”。“政治、学术、技 艺三者皆备”，都适合本国的特点，这样，国家才会强大，言必称外国则是奴性十足， 中国人要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传统，尽快“改其奴性”(注：马叙伦：《无史 辨》，《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9期。)。这种态度，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的外国史编译和介绍，主要集中在世界各国的“革命史”方面，这不是 偶然的。一些知识分子鼓吹以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榜样，使这一时期有 关外国革命史的介绍和研究，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它主要表现为由一般性的介绍 和了解，逐渐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救 亡图存，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将实现民主共和，推翻清王朝统 治的革命提上日程。彻底结束在中国沿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 社会历史潮流。
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结束了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揭开了法国历史上 的崭新一页，由此法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确立和发展的新时期。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对世 界各国“革命史”的介绍中，法国大革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围绕着对法国大革命的 认识和评价，不同的政治派别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
日本奥田竹松著、留日爱国学生组织青年会编辑部编译的《佛兰西革命史》，1903年 由上海明权社发行。该书是当时诸多中文本法国革命史中，影响较大的一种。作者高度 评价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欢呼这场革命给法国、欧洲，以至整个世界所带 来的深刻变化。1903年第7期《浙江潮》介绍此书时，明确指出编译此书的目的，是为 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订再三， 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之龟鉴 云云。购而读之，不觉起舞，真救吾国之妙药，兴吾国之主动机关也。爱国志士不可不 各手一编，以自策励”。上海明权社谈到为什么要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时，强调这本书是 “国民奇书”，“凡吾国青年志士有不愿为奴隶而愿为国民者，当各手一册，以朝夕自 励”(注：上海明权社出书广告，《江苏》1903年第3期。)。1903年，上海至少有三种 关于法国革命史的译本问世：其一，赵天骥译《法国革命战史》，1903年1月，上海广 智书局出版。其二，中国国民丛书社译自日文《法国革命战史》，1903年4月，上海商 务印书馆出版。1911年辛亥革命时，该书在1912年、1913年先后再版，在辛亥革命中，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三，人演社社员译《佛国革命战史》，1903年5月，上海文明书 局出版。书中较多地介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及启蒙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作 者强调，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革命爆发做了必要的舆论准 备，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深入人心，才使民智大开，民气大变，激发爱国之 心，鼓舞革命斗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20世纪的中国，犹如18世纪的法国，只有通过 革命鼓动，使国民从蒙昧中猛醒，自觉地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中国才有希望 。
1886年，日本中江笃介(中江兆民)著《革命前法朗西二世纪事》，中国出洋学生编辑 所1901年译刊。1903年7月4日，上海《大陆报》曾经介绍此书，认为革命前的法国专制 独裁，社会黑暗腐败，“今取支那现象一一比较之，殆其返影。同人夙抱杞忧，不忍默 缄，特译此书，以为前车之鉴”。寄生(汪东)著《法国革命史论》，长文约3万余字， 连载在《民报》1907年第13、15、16、18号和1908年第19号。该文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 “20世纪初，在介绍法国大革命史的专文中，史论性最强，联系中国实际最密切，反清 革命旗帜最鲜明”的文章。该文章的主要特点在于有意识地将中国和法国的封建专制统 治进行比较。作者写道：“述法国革命之旨，在与中国一一相较，否则何取乎以异国往 事为谈资。”作者认为中国人对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当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清王 朝封建统治的“虐史”，与法国的封建统治者十分类似。“法国当十八世纪，在上者之 专制，与夫文士党锢之狱，民以困，议论之沸腾，无一不与中国类”。法国大革命不仅 仅只影响到欧洲国家的革命，清王朝的“政治无一善而有百弊，君相百僚，相与游魂于 釜底，安处于风幕而不自救，改弦更张，非可属望，张皇微眇，又无所补于今之世”， 只有革命才是惟一的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通过充分肯定法国大革命，鼓吹中国 进行反清斗争，这实际上是在为推翻清王朝制造革命舆论。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已经有 了较多的了解。法国大革命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被称之为“全欧革命之先声” ，“近代文明之春雷”，“惊天动地之伟业”。争取“自由、平等、博爱”，使他们深 受鼓舞，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决心和信心，憧憬着在中国实现 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惊天动地的伟业。1906年，革命青年柳亚子著文热情歌颂法国大革命 的同时，将中国太平天国革命与之相提并论。文章说：“欧洲法兰西大革命，既开十九 世纪之新幕，由是而伊大利事件，而匈牙利事件，而奥大利事件，全欧大势为之一变。 潮流东渐，遂开巴尔干半岛之风云。而洪氏适以时起，甸南服，欧人大注目于其举动， 称之为中国革命军。”(注：柳亚子：《中国灭亡小史》，《复报》1906年第6期。)
除法国大革命之外，当时还编译有意大利、苏格兰、荷兰、希腊、葡萄牙、俄国、菲 律宾等国的革命史著作。这些著作同样是通过各个国家革命历史的记叙，阐述反对封建 专制统治，发动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注：这些著作主要有，张仁普译：《意大利独 立史》，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东京留学生译述：《义(意)大利独立战史》，商务印 书馆1902年版；《意大利建国史》，上海一新书局1903年版；穆湘瑶译：《苏格兰独立 志》，通社1903年版；《苏格兰独立史》，商务印书馆“历史丛书”之一；《荷兰独立 史》，《江苏》1903年；秦嗣宗译：《希腊独立史》，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版；《葡萄 牙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俄国革命战史》，上海人演社1903年版；中国同 时伤心人译：《飞腊滨独立战史》、《非律宾民党起义记》，《杭州白话报》1901年。 )。然而，在众多的革命史的介绍中，内容最多、影响最大的，还是有关美国独立史的 介绍。这些介绍，始于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期间，而后一直不曾中断，只是到20世纪初 ，美国独立史的介绍、研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有了新的内容、新的特点。
20世纪初，美国独立史的研究，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美国姜宁著、章宗元译《 美国独立史》，1902年由译书汇编社出版，该书原书名为《美国史》，共14卷，其中前 6卷的主要内容为美国独立之前的历史，故译出后称之为《美国独立史》。该书出版后 受到热烈欢迎，出版三个月后即有再版；后8卷的主要内容为美国独立之后的历史，概 述100年来美国历史发展的概貌。1903年也由章宗元翻译成书，书名为《美史记事本末 》。除以上外，章宗元还译刊有《美国宪法》、《美国民政考》。由以上可以看出，章 宗元在美国留学期间，对美国历史，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 历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介绍到国内，使国内更多的人对美国独立战争，以及美国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了解。
日本羽化生(涩江保)著、中国东京留学生译《美国独立战史》，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 版。1911年辛亥革命时，商务印书馆重新修订再版，使该书的再版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译者强调世界上每个国家争取独立、自由，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强调这本书可以“ 作吾爱国青年的先导”。1912年、1913年，先后出版了第三版和第四版。该书对美国独 立战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样，都具有世界历史性 的意义。译者将美国独立战争和当时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强调独立战争的胜利，是“掷 头颅，流颈血所博而来”，认为它是中国有志之士的必读书。
对美国重要历史文献《独立宣言》的介绍，在辛亥革命时期外国史的介绍和研究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期间，《独立宣言》曾5次全文发表，在国内广为流传。1901年5月10 日，中国留日学生创办《国民报》创刊号，刊发《美国独立檄文》。这是在中国最早全 文介绍美国《独立宣言》。发表此文的目的，在于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唤起国民精神， “明我国民当任之责，振我同胞爱国之心”。该报在创刊之时即发表美国《独立宣言》 ，是借该宣言，表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独立、民主的崇高革命理想，希望能 够像美国人民一样，推翻专制政体，建立自由国家。1911年11月21日，由上海一些革命 派学者创办的《民国报》创刊号，刊发了《美利坚民主国独立文》，此文根据美国《独 立宣言》全文译出。此系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40天，全国不少省份纷纷要求独立的形势 下刊发的。1912年1月11日，《民国报》又刊载《北美合众国宣告独立檄文》。此时系1 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在短短不到 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两次发表美国独立宣言，不是偶然的。孙中山早在1904年著有《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该文被认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的宣言书，其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明显地受到《独立宣言》的影响。孙中山说：为了 保证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进步的、开明的 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早就 制订出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情况改善，把他们从现在悲 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孙中山最后对美国人民说：“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 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注：《孙中山选集》，人民 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由此不难看出，《独立宣言》所体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思 想，在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五千多年漫长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 神力量，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首先来自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作为民族 精神的核心和精髓，不仅表现为它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而且也显示出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土壤。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到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中 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通过简要地回顾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早期的发展历程，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弘 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对于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爱国主义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它的时代性决定了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世界历史研究自萌生时期，就表现出由那个时代所决定的鲜明 的爱国主义精神。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世界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世界上一些 国家“亡国史”、“革命史”的介绍和研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今天虽然时代变 了，但爱国主义仍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灵魂。只有这样，中国世界史研究才能建立起 自己的理论体系，才能有自己的话语权。从事世界历史研究，要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和专 业基础知识，要有较好的外语水平，要有一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素养，但首先要有中国 人的灵魂。而这一“灵魂”的核心，只能是爱国主义精神。无论是现在和未来，这种精 神都不能少，在世界历史研究中，既要反对僵化，也要反对西化。
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若想充分地实现其学术的和社会的功能 ，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爱国主义在今天的具体内容，就是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我们 今天继承和发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传统，弘扬和培育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民族精神， 就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自觉地将世界史研究同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使中 国世界史研究在新时期做出更加辉煌的贡献。^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4年05期第4～12页
【作者简介】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 【内容提要】 |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自萌生时起，就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 核心和精髓，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它的时代性决定了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 同的内涵。和19世纪中期相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历史研究，已发生了深刻变化 ，但爱国主义仍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灵魂。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 秀传统，就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弘扬和培育中国世界史研 究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自觉地将世界史研究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 在一起，使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做出更加辉煌的贡献。 |
一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 的《南京条约》使朝野震动，一些人开始重视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了解，以寻求拯 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一股“睁眼看世界”的新思潮由知识界开始，逐渐成为一股新的社 会思潮和研究外国史地的高潮。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839年3月至1840年11月，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积极组织翻译工作。他根据英 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编译成《四洲志》，较完整地介绍了亚洲、非洲、欧 洲和美洲30多个国家历史、地理、文化以及宗教等等。1841年6月，林则徐在发配到新 疆伊犁的途中，在京口(镇江)与魏源相会。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编译《四 洲志》和《澳门月报》等资料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50卷本。这是中国第一部有 关世界史地的专门著作，使闭塞已久的中国人开始有了全新的世界概念。魏源在《海国 图志·俄罗斯国总记》中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希望中国通过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 使国家走上强盛的道路。彼得大帝“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 、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 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13万之众，其兴勃然 ，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帝国主义列强急欲瓜分中国。1896年王 炳耀辑《中日战辑》，上海书局出版。作者在悲愤之际，认为“当思倭之所以胜，吾之 所以败”，于是将外国报刊的有关资料汇编为《中日战辑》，使人们牢记国耻，奋发图 强。1897年，姚锡光编撰《东方兵事记略》，史料更加充实，较详细地记述了中日甲午 战争的过程。当时，也出现了少量的国别史著作，例如，薛福成的《续瀛寰志略》等。
和上述著作相比，更重要的是大量译著的问世。19世纪末，外国历史著作在中国大量 翻译出版，成为当时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这些著作翻译出版所产生的影响，已经 超出了学术的或仅仅是历史学的范畴，而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容。
《万国史记》是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学者冈本监辅用汉语编写的世界通史性质的教科 书。1897年在中国出版，世纪之交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行。梁启超对其评价甚高，认为 此书可以使人认识到“大率研求新政新学者胜，拥虚名而无实际者败”，这可认为是“ 古今不易之理”。梁启超在他自己所编的《史学书目提要》中，把它列为首条。《俄土 战记》，汤睿译，大同译书局1897年出版。梁启超为此书作《俄土战记序》，于1898年 2月11日在《时务报》发表。梁启超在序中分析了土耳其衰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内治不修”和“外交不慎”。他认为这和19世纪末的中国十分相似。沙皇俄国不仅要 侵占土耳其，而且“欲得志于东方者数百年”，其野心始终没变。现在西方列强为了争 霸，“并心注力于中国”。在民族危机面前，清政府却为了小朝廷的私利，“倚强盗以 作腹心，引饿虎以同寝食”。国难当头之际，让中国人民将“俄土之事，悬诸国门”， 时时警觉，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1898年“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严复等号召“变法图强”、“变法维新”。1897年，维新派唐才常撰有《最古各国政学 兴衰考》、《各国交涉源流考》、《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各国种类考》等，通过对 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论述只有通过变法维新才可以使国家强盛，反之则使国 家走向衰亡。《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涉及到印度、希腊、罗马、埃及、波斯等文明古 国，通过对这些国家历史兴衰进行总结，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国 家，都应该顺势而“变”，走向繁荣；否则就将走向衰败。联系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他 认为在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急欲将中国瓜分之时，中国应该提倡“新学”、“ 实学”，通过“变法”一改陈腐衰落的面貌，使国家振兴发展，繁荣富强。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19世纪末，他提出“能变则存，不 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康有为曾编有俄、日、德、英多种变政考。在《俄彼 得变政记》中，赞扬俄国彼得大帝为改变俄国落后面貌，学习西欧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政治、法律制度，回国后排除各种阻力，断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俄国融入欧洲文明 。1898年3月，康有为以《俄彼得变政记》进呈光绪帝。康有为还撰写有《法国革命记 》、《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外国史学著作。这些著作从另一个角度表述实 行变法维新的重要性，希望清王朝不要忘记这些国家由盛而衰的惨痛历史教训。如果说 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通过变法维新，使国家富强，而波兰、突厥、法国， 则是故步自封，最后走向衰亡。
二
19、20世纪之交，有关世界一些国家亡国史的翻译或编译，在当时的中国世界史著述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的统计，1900年后的10年间，至少有50种以上。这些著 作，回应了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要求，因为研究亡国史，向国人敲响“亡国警钟 ”，有助于警醒国民，使其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当时研读“亡国史”比研读“建 国史”更有意义。因为“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 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 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例如，一些学者译出了日本学者柴四郎的《埃及近世史》作 为警戒。该书有多种中文译本(注：这些著作主要有：玉瑟斋主人译：《埃及近世史》 ，1900年5月，发表在《清议报》第45期；章起渭翻译：《埃及近世史》“历史丛书” 之一，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麦鼎华翻译：《埃及近世史》，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版； 此外还有出洋学生编辑所编：《埃及近世史》“帝国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 。)，麦鼎华认为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在不少方面十分类似，欲想研究中国 的未来，不可不读埃及的历史。麦鼎华所以翻译此书，是因为感叹自己国家“时事之艰 危，悲国权之屈辱，用译是书以助戒惧”。希望以埃及亡国的历史作为一剂良药，使中 华民族警醒。
《埃及近世史》中文本面世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广泛反响。一些人总结埃及亡国的 历史教训，已经敏锐地看到，拯救国家于危难中，紧紧依靠少数的志士仁人是不够的， 关键是要全国人民都要有爱国之心。他们提出，“国之立也，必人人心中有爱国之思想 ，人人目中有爱国之观念，然后扑者起，废者兴，死者生，亡者存，而埃及人民何如哉 ?”20世纪初的这种认识难能可贵，对当时救亡图存、自强自立的中国，无疑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除上述《埃及近世史》外，阐述埃及亡国历史的著述还有多种(注：例如， 日本学者北村三郎《埃及史》，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史学小丛书”之一；文明书 局译刊：《埃及惨状》，文明书局1903年版；还有《埃及百年兴衰记》，《经济丛编》 1902—1904年连载；《埃及亡国惨状记》，《游学译编》1903年连载等。)。
印度是中国周边大国之一。16世纪初，先后遭到葡萄牙、荷兰、英法等国的侵略，175 7年之后，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至19世纪中叶彻底亡国。因此，在20世纪初的中国 ，有不少著述探讨印度亡国的历史教训。例如，夏清馥编译《印度灭亡战史》，上海群 谊译社1903年1月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希望国人将印度的灭亡作为前车之鉴，使国 人在惨痛的历史事实面前猛醒。
关于朝鲜亡国的著作，也有多种。1910年，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分析了 朝鲜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鲜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国家的命运，全系一家一人之 身，这尤其值得国人认真思考。李芝圃在直隶教育图书局1911年出版《朝鲜亡国史》中 ，从历史、政治等方面分析了朝鲜灭亡的原因，认为朝鲜灭亡的主要原因有二点：其一 ，实行君主专制，没有民主政治，人民不享有自由，其二，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对日 本侵略者报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认为日本会“保护其独立”，“保护其领土完整”。 作者强调中国要通过朝鲜亡国汲取教训，牢记“国际只有强权，而无所谓公法；和平但 凭铁血，而不可恃条文”。
关于越南亡国的历史著作，同样有多种问世，例如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系根据 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潘承珠的口述撰写而成，上海广智书局1905年10月出版。书中阐 述了越南灭亡的经过和原因，以及灭亡后国家的惨状。梁启超强调，法国侵略越南，同 时觊觎中国由来已久，越南亡国，则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赵伸(直斋)著有《腥风血 雨录》，在《云南》杂志1907年第4—6号上连载。赵伸认为，越南亡国的惨状，以及越 南亡国的屈辱历史，有助于治疗“东亚病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加快中华民族的觉醒。 19世纪，经过三次英缅战争后，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省，被英国占领而亡国。张成清 著《缅甸史》，载《云南》1908年第13—14和16号上。他译编缅甸亡国的历史，目的是 鼓吹爱国主义精神，希望中国人民免蹈缅甸之后尘，振作精神，反帝救亡，拯救国家于 危难之中。1903年，《湖北学生界》第5期、第7-8期合刊发表了《菲立宾(菲律宾)亡国 惨状记略》。该文发表后不久，1904年浙江金华《萃新报》创刊号全文转载。该文的主 要内容是，菲律宾先后沦亡西班牙、美国的悲惨历史。著者认为，这对当时的中国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求“与阅者诸君，沉观静思，以数其覆车之轨迹”，作为历史的借 鉴。
在介绍、研究外国一些国家亡国历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使介绍、研究帝国主义列 强侵略史的著作凸现出来，因为导致这些国家亡国的重要原因，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掠夺。介绍和研究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
日本斋藤奥治著《西力东侵史》在当时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著作。该书有两种中文版 本。一是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版，由秦元弼译；另一种为林长民翻译，1903年作为福建 留日学生“闽学会丛书”出版。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它是“时 下最急需之奇书”。据《周作人日记》1903年4月9日记载，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经购 得此书，并将它和《译书汇编》等书刊托人带回绍兴，介绍到国内。基于对近代以来对 世界历史的概括，出版者指出近代以来，“西力东侵，如电如潮，亚洲诸国，俱蒙影响 ”，而“受影响尤烈者有三”，即日本因能够因势利导，所以“转弱为强”，而印度却 顽固守旧，执迷不悟，所以只能“坐以待毙”。中国“有十倍于日本之潜势力，而自暴 自弃，恐渐为印度之续”。“同此国同此民也，何为东不如西?”“同此东方之国，同 此东方之人也，何为中国不如日本?”译者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此书，认真思考这些 问题(注：上海文明书局：《新书出版广告》，《江苏》1903年第1期。)。《西力东侵 史》的某些观点，明显地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但译编此书的目的，并不是 为帝国主义张目，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更加警醒，认清帝国主义的嘴脸。
陈崎编译的《外患史》，是《国耻丛言》之一，上海时中书局1903年出版。陈崎编《 国耻丛言》的目的，是专门记述中国的国耻，叙述帝国主义是如何侵略中国的，使人们 能够从娱乐升平、如醉如梦中醒悟过来，彻底抛弃享乐主义情绪，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 途。这是一部简明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陈崎在《外患史》的“前言”中说：“ 天下无外患，不足以兴国，竞争不力者，进步不速。天下无不知外患者，不足以亡国。 今日外患亟矣，不知外患者，何蚩蚩蚩也。”深切地表达了忧国忧民，希望中华民族自 立自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情。
沙皇俄国是一个极富侵略扩张的国家，沙皇俄国的历史是一部掠夺各民族土地的历史 。《时务报》在1897年9月17日、27日，连载《俄人蚕食太平洋迤北边地考》。此文译 者为陈贻范，未署原作者名。《时务报》连载此文的用意，在于提醒中国人民不要忘记 与中国接壤的虎视眈眈的俄国。文章概述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包括侵略中国的 狡诈手段，和烧杀淫掠所犯下的罪行。文章强调，俄国同中国的交往，以不断地“拓土 ”，无止境地扩张俄国的版图的目的。每当中国内政外交出现危机时，俄国便“乘隙而 入，肆意要求，侵割土地”。
养浩斋主人译辑《俄国蚕食亚洲史略》，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系“史学小丛书 ”之一。译者通过此书，希望中国“朝野忧国者鉴”。日本蕨山生著《俄国经营东方策 》，上海通社1903年译自日文出版，系“通社丛书”之一。译者认为，俄国野心勃勃， 在20世纪急欲称霸世界，首先要把矛头指向中国，而对这一点，我国同胞所知却甚少， 特别是清政府中的一些高官，极力主张“联俄”，他们在俄国东侵的历史事实面前，应 该猛醒了。
日本山本利喜雄著、麦鼎华译《俄罗斯史》，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当时“西北 利亚(西伯利亚)铁道既成，势力骎骎南下，我国实首当其冲。“若懵于其国势民情，日言抵御，曷当于事”。因此，出版这部著作是有现实意义的，为了抵抗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Y.X.C.生的《东亚十年外交史》，刊载在《江苏》1904年第9—10期。主要内容是中日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作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牢记国耻，从而奋起斗争，保家卫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撰写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发表在1911年2月20日至3月4日的《民立报》。宋教仁依据俄国200年来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揭露了俄国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和伎俩，“以警告国人”不要忘记惨痛的历史。彼得大帝的遗嘱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沙皇俄国不仅要成为欧洲大国，而且要在全球扩张，实现称霸世界的计划。20世纪初，有关“彼得遗嘱”的先后公布(注：主要有：《俄皇大彼得遗训十条》，《杭州白话报》1901年9月17日、9月27日；《俄皇大彼得遗诏十四则》，《政艺通报》1902年第20期；《俄皇大彼得遗训》，《俄事警闻》1903年第3—4期；《俄皇大彼得遗嘱》，《扬子江》1904年第3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至于“彼得大帝”遗嘱的真伪，至今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但是，彼得大帝确实是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他的继承者们确实也忠实地执行了他的世界性的侵略方针。
三
中国近代的世界史介绍和研究发端于鸦片战争时期。从洋务运动时期到20世纪初这些 介绍和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对亚洲、欧洲、北美一些国家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有所深化。 20世纪初，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近代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在辛亥革命期间进 一步深化。
20世纪初，对世界历史的介绍和研究已有长足发展，使其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不断增 加，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盲目地否定一切，而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 包括他们撰写的中国史著作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的错误倾向，一些学者对此提出批评。 梁启超说：“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皆在于是”，不 能“望诸他山。”(注：梁启超：《东籍月旦》，《新民从报》1902年第11号。)马叙伦 的批评更为激烈，他说：“一国必有一国之特性，而后可言特立”。“政治、学术、技 艺三者皆备”，都适合本国的特点，这样，国家才会强大，言必称外国则是奴性十足， 中国人要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传统，尽快“改其奴性”(注：马叙伦：《无史 辨》，《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9期。)。这种态度，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的外国史编译和介绍，主要集中在世界各国的“革命史”方面，这不是 偶然的。一些知识分子鼓吹以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榜样，使这一时期有 关外国革命史的介绍和研究，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它主要表现为由一般性的介绍 和了解，逐渐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救 亡图存，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将实现民主共和，推翻清王朝统 治的革命提上日程。彻底结束在中国沿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 社会历史潮流。
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结束了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揭开了法国历史上 的崭新一页，由此法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确立和发展的新时期。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对世 界各国“革命史”的介绍中，法国大革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围绕着对法国大革命的 认识和评价，不同的政治派别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
日本奥田竹松著、留日爱国学生组织青年会编辑部编译的《佛兰西革命史》，1903年 由上海明权社发行。该书是当时诸多中文本法国革命史中，影响较大的一种。作者高度 评价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欢呼这场革命给法国、欧洲，以至整个世界所带 来的深刻变化。1903年第7期《浙江潮》介绍此书时，明确指出编译此书的目的，是为 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订再三， 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之龟鉴 云云。购而读之，不觉起舞，真救吾国之妙药，兴吾国之主动机关也。爱国志士不可不 各手一编，以自策励”。上海明权社谈到为什么要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时，强调这本书是 “国民奇书”，“凡吾国青年志士有不愿为奴隶而愿为国民者，当各手一册，以朝夕自 励”(注：上海明权社出书广告，《江苏》1903年第3期。)。1903年，上海至少有三种 关于法国革命史的译本问世：其一，赵天骥译《法国革命战史》，1903年1月，上海广 智书局出版。其二，中国国民丛书社译自日文《法国革命战史》，1903年4月，上海商 务印书馆出版。1911年辛亥革命时，该书在1912年、1913年先后再版，在辛亥革命中，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三，人演社社员译《佛国革命战史》，1903年5月，上海文明书 局出版。书中较多地介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及启蒙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作 者强调，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革命爆发做了必要的舆论准 备，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深入人心，才使民智大开，民气大变，激发爱国之 心，鼓舞革命斗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20世纪的中国，犹如18世纪的法国，只有通过 革命鼓动，使国民从蒙昧中猛醒，自觉地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中国才有希望 。
1886年，日本中江笃介(中江兆民)著《革命前法朗西二世纪事》，中国出洋学生编辑 所1901年译刊。1903年7月4日，上海《大陆报》曾经介绍此书，认为革命前的法国专制 独裁，社会黑暗腐败，“今取支那现象一一比较之，殆其返影。同人夙抱杞忧，不忍默 缄，特译此书，以为前车之鉴”。寄生(汪东)著《法国革命史论》，长文约3万余字， 连载在《民报》1907年第13、15、16、18号和1908年第19号。该文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 “20世纪初，在介绍法国大革命史的专文中，史论性最强，联系中国实际最密切，反清 革命旗帜最鲜明”的文章。该文章的主要特点在于有意识地将中国和法国的封建专制统 治进行比较。作者写道：“述法国革命之旨，在与中国一一相较，否则何取乎以异国往 事为谈资。”作者认为中国人对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当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清王 朝封建统治的“虐史”，与法国的封建统治者十分类似。“法国当十八世纪，在上者之 专制，与夫文士党锢之狱，民以困，议论之沸腾，无一不与中国类”。法国大革命不仅 仅只影响到欧洲国家的革命，清王朝的“政治无一善而有百弊，君相百僚，相与游魂于 釜底，安处于风幕而不自救，改弦更张，非可属望，张皇微眇，又无所补于今之世”， 只有革命才是惟一的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通过充分肯定法国大革命，鼓吹中国 进行反清斗争，这实际上是在为推翻清王朝制造革命舆论。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已经有 了较多的了解。法国大革命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被称之为“全欧革命之先声” ，“近代文明之春雷”，“惊天动地之伟业”。争取“自由、平等、博爱”，使他们深 受鼓舞，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决心和信心，憧憬着在中国实现 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惊天动地的伟业。1906年，革命青年柳亚子著文热情歌颂法国大革命 的同时，将中国太平天国革命与之相提并论。文章说：“欧洲法兰西大革命，既开十九 世纪之新幕，由是而伊大利事件，而匈牙利事件，而奥大利事件，全欧大势为之一变。 潮流东渐，遂开巴尔干半岛之风云。而洪氏适以时起，甸南服，欧人大注目于其举动， 称之为中国革命军。”(注：柳亚子：《中国灭亡小史》，《复报》1906年第6期。)
除法国大革命之外，当时还编译有意大利、苏格兰、荷兰、希腊、葡萄牙、俄国、菲 律宾等国的革命史著作。这些著作同样是通过各个国家革命历史的记叙，阐述反对封建 专制统治，发动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注：这些著作主要有，张仁普译：《意大利独 立史》，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东京留学生译述：《义(意)大利独立战史》，商务印 书馆1902年版；《意大利建国史》，上海一新书局1903年版；穆湘瑶译：《苏格兰独立 志》，通社1903年版；《苏格兰独立史》，商务印书馆“历史丛书”之一；《荷兰独立 史》，《江苏》1903年；秦嗣宗译：《希腊独立史》，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版；《葡萄 牙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俄国革命战史》，上海人演社1903年版；中国同 时伤心人译：《飞腊滨独立战史》、《非律宾民党起义记》，《杭州白话报》1901年。 )。然而，在众多的革命史的介绍中，内容最多、影响最大的，还是有关美国独立史的 介绍。这些介绍，始于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期间，而后一直不曾中断，只是到20世纪初 ，美国独立史的介绍、研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有了新的内容、新的特点。
20世纪初，美国独立史的研究，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美国姜宁著、章宗元译《 美国独立史》，1902年由译书汇编社出版，该书原书名为《美国史》，共14卷，其中前 6卷的主要内容为美国独立之前的历史，故译出后称之为《美国独立史》。该书出版后 受到热烈欢迎，出版三个月后即有再版；后8卷的主要内容为美国独立之后的历史，概 述100年来美国历史发展的概貌。1903年也由章宗元翻译成书，书名为《美史记事本末 》。除以上外，章宗元还译刊有《美国宪法》、《美国民政考》。由以上可以看出，章 宗元在美国留学期间，对美国历史，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 历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介绍到国内，使国内更多的人对美国独立战争，以及美国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了解。
日本羽化生(涩江保)著、中国东京留学生译《美国独立战史》，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 版。1911年辛亥革命时，商务印书馆重新修订再版，使该书的再版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译者强调世界上每个国家争取独立、自由，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强调这本书可以“ 作吾爱国青年的先导”。1912年、1913年，先后出版了第三版和第四版。该书对美国独 立战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样，都具有世界历史性 的意义。译者将美国独立战争和当时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强调独立战争的胜利，是“掷 头颅，流颈血所博而来”，认为它是中国有志之士的必读书。
对美国重要历史文献《独立宣言》的介绍，在辛亥革命时期外国史的介绍和研究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期间，《独立宣言》曾5次全文发表，在国内广为流传。1901年5月10 日，中国留日学生创办《国民报》创刊号，刊发《美国独立檄文》。这是在中国最早全 文介绍美国《独立宣言》。发表此文的目的，在于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唤起国民精神， “明我国民当任之责，振我同胞爱国之心”。该报在创刊之时即发表美国《独立宣言》 ，是借该宣言，表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独立、民主的崇高革命理想，希望能 够像美国人民一样，推翻专制政体，建立自由国家。1911年11月21日，由上海一些革命 派学者创办的《民国报》创刊号，刊发了《美利坚民主国独立文》，此文根据美国《独 立宣言》全文译出。此系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40天，全国不少省份纷纷要求独立的形势 下刊发的。1912年1月11日，《民国报》又刊载《北美合众国宣告独立檄文》。此时系1 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在短短不到 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两次发表美国独立宣言，不是偶然的。孙中山早在1904年著有《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该文被认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的宣言书，其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明显地受到《独立宣言》的影响。孙中山说：为了 保证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进步的、开明的 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早就 制订出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情况改善，把他们从现在悲 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孙中山最后对美国人民说：“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 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注：《孙中山选集》，人民 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由此不难看出，《独立宣言》所体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思 想，在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五千多年漫长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 神力量，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首先来自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作为民族 精神的核心和精髓，不仅表现为它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而且也显示出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土壤。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到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中 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通过简要地回顾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早期的发展历程，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弘 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对于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爱国主义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它的时代性决定了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世界历史研究自萌生时期，就表现出由那个时代所决定的鲜明 的爱国主义精神。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世界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世界上一些 国家“亡国史”、“革命史”的介绍和研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今天虽然时代变 了，但爱国主义仍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灵魂。只有这样，中国世界史研究才能建立起 自己的理论体系，才能有自己的话语权。从事世界历史研究，要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和专 业基础知识，要有较好的外语水平，要有一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素养，但首先要有中国 人的灵魂。而这一“灵魂”的核心，只能是爱国主义精神。无论是现在和未来，这种精 神都不能少，在世界历史研究中，既要反对僵化，也要反对西化。
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若想充分地实现其学术的和社会的功能 ，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爱国主义在今天的具体内容，就是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我们 今天继承和发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传统，弘扬和培育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民族精神， 就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自觉地将世界史研究同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使中 国世界史研究在新时期做出更加辉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