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雅典贵族与民主政治
——雅典民主政坛上的贵族现象探析
毕会成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1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2004年05期第103～116页
【作者简介】毕会成，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辽宁 大连 116029)
【关 键 词】雅典贵族/民主政治/平民政治/异化
引言
以城邦政治而论，古代的雅典与罗马明显不同。罗马的民主运动是在罗马对外扩张和 平民被全副武装的背景下展开，这决定了平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的张扬性，激烈对抗的政治冲突充斥了罗马的城邦时代。而在雅典，在面对有文字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社会危机时(注：指公元前六世纪初期雅典的社会状况，“这以后发生了贵族与大众之间的长期冲突。从各方面来看，那时的政体都堪称寡头式的，穷人和他们的妻儿都为富人所奴役，他们被称作依附者(Pelatae)或“六一汉”(Hectemori)，因为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地租比率耕种富人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佃耕者无力支付地租，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将失去自由。”(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本文所引古典作品凡未另注明者，皆据《罗叶卜古典丛书》英译))，雅典人在大敌当前(注：指与麦加拉争夺萨拉米斯岛的冲突。)和中等阶级干预(注：所谓“中等阶级”即致富的平民，在史籍中被称为“坏蛋”(kakoi)以与贵族对称，多为工商业者。埃伦伯尔格认为，正是中等阶级的存在，使雅典社会构成一个统一体。(参阅廖学盛：《外国史学界对雅典民主问题的研究》，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2期)就我看来，在当时贵族阶层垄断土地资源及相应的政治资源的情况下，若没有这个在土地之外发掘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工商业中等阶级的存在，上述贵族与“六一汉”之间严重的权力失衡局面恐难改观，参阅拙作：《雅典民主制度探因》，载《天津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的情况下，本着相互妥协的原则，以梭伦仲裁和立法的方式加以化解，这就为雅典的政治史开了一个好头；而且梭伦把雅典的政治进程拨到了民主的轨道上来(详见下文)，基本上保证了此后的政治斗争可以在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注：帕韦尔指出：梭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防范机制，阻止了剧烈的剧烈震动，从而使得古典时期任何记载的社会问题都不像公元前六世纪初的社会问题那样剧烈。(A.Powell,Athens and Sparta,London,1988,pp.274—276))，工商业集团为推进民主事业的活动最后总是以个 别政治人物的改革活动为结果，工商业集团本身则经常处于湮没无闻的地位，或退隐为 模糊的背景，浮于历史表层的则是政治领袖的个人活动。而这些政治领袖在民主政治进 一步发展为平民政治之前，几乎清一色来自贵族。这一现象经常导致人们对有关民主政 治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的错误推断(注：比如，黄洋就否认“古典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工商 业不断发展、工商业者阶层力量壮大的结果”，因为“在雅典的民主政体中，几乎所有 的政治领袖都来自于富有的捐助者亦即大土地所有者阶层。”(黄洋：《希腊城邦社会 的农业特征》，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有必要进行剖析。
一
为使讨论集中，先对“雅典贵族”和“民主政治”作一番概念上和史实上的阐释。
雅典贵族的拉丁化希腊文为Eupatridai，意为“有高贵父亲的人”，实质为氏族贵族 。其产生可追溯至迈锡尼文明毁灭后的荷马时代。在当时希腊世界因多利亚人南下而风 雨飘摇之时，雅典由于处在多利亚人南下通道之外[1](p27)加上土地贫瘠，倒相对安宁 ，成了各地移民的避难地。移民源源而来，一方面使阿提卡地区人满为患，另一方面又 在土著居民与外来者、先到者与后来者之间产生内外之别。在古希腊语汇中，阿提卡土 著民开始称为gennetai，意为“同胞者”(persons suckled with the same milk)，他 们是拥有氏族族籍的所谓伊翁时代雅典人的后裔(注：关于伊翁将雅典人第一次整合为 四个部落的传说，请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1，2。)。先期到达的外来者还 可能被当地氏族所接纳，并以氏族成员的身份占有位于平原上的氏族公有地(eschatia) ，这些人称为gennetai homogalaktes，意为“共餐者”(sharers of the meal)。等到 这些相对肥沃的公有地分配殆尽，后来的移民已无缘以氏族成员的身份获取份地，只能 靠开发尚无人认领的贫瘠山地、或以工商业谋生，他们被直接组织在胞族的层次，称为 orgeones，意为“归化民”[2]。
大致到荷马时代后期，公有地的分配已基本完成[3]，除了普通氏族成员的份地外，正 在形成中的贵族取得了更大的领地(temenos)[4](p24-33)。领地的取得是有条件的，其 条件是为正在形成中的城邦社会提供军事服务。这时的作战方式是贵族个人间的单打独 斗，典型的情形是他们中的某一员从人群中冲出来(注：根据荷马史诗的描述，他们搭 乘马拉战车冲到战场，然后下车徒步作战。这种把马拉战车仅仅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 作为战争技术的有机部分的描述，可能表明迈锡尼时代甚或荷马时代曾有过的战车作战 方式，到荷马生活的时代已弃而不用了。)，向他的单人对手投掷长矛，不中则拔出剑 来进行肉搏。群体的士兵只充作背景摇旗呐喊以助声威，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将领决 斗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正是贵族在这种战争方式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他们从经济资源 的垄断者，进而发展而为政治权力的垄断者，宗教祭仪的主持者，以及传统习惯法的解 释者(注：古代社会首先是军事共同体，战争是各项权利的源泉。参阅《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5页。)。根据荷马时代第十代巴塞 琉斯提秀斯的改革(约公元前九世纪)，唯有贵族取得官员参选资格，贵族组成的中央议 事会是城邦的权力中心；公众大会要么停开，要么成为贵族斗争的第二场所，贵族凭借 其依附者的选票和殴斗在其中取胜。由他们主持宗教祭祀的习惯已转化为世俗祭司的职 能，又通过变相收容的洗罪方式握有充分的司法裁判权。稍后于荷马的诗人赫西俄德在 其题为《工作与时日》的诗歌中，猛烈抨击了巴塞琉斯集团对他与兄弟争执的不公正判 决。大致可以认为，至晚到雅典城邦文明曙光初露的公元前九世纪，贵族作为世袭、封 闭的权力集团已稳定地形成了。
“民主政治”(Democracy)来源于希腊文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意为“人民统 治”或“人民主权”，它最早出现于希罗多德的波斯战争史中(注：希罗多德，Ⅵ，43 ：“当玛尔多纽斯沿着亚细亚海岸航行到伊奥尼亚的时候，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把 这件事情记下来，是为了使不相信七人当中的欧塔涅斯曾宣布说波斯最好的统治形式应 该是民主政体的那些希腊人大吃一惊。玛尔多纽斯废黜了所有伊奥尼亚的僭主而在他们 的城邦中建立起民主政体。”据林志纯：《中西古典民主政治》(载《史学理论研究》1 992年第3期)，该事件发生的年代为公元前492年。)，按雅典人的说法，“我们的制度 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5](Ⅱ ，37)希罗多德通过与寡头制和君主制作比，提出民主政治的三大特征：1)抽签选举官 员，2)官员对选民负责的制度，3)公民大会的决定权[6](Ⅲ，80)。综合其他古典作家 的见解，可见：民主政治，从原则上讲是全体民众(Demos)的统治，从实际运作上看是 多数(hoi polloi)议决的机制；对民主的拥护者而言，民主政治体现了权力平等的原则 (isonomia)，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同样接受法律的制约)和“法律之中人 人平等”(每个人都被赋予同等的机会参与国家管理)(注：希罗多德，Ⅲ，80；修昔底 德，ц，37，1；Ⅲ，82，8；Ⅵ，39，1；伊索克拉底，XX，19—20；德谟斯梯尼，XXI ，67；XXIV，59；LI，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01a25—35；1308a11—13.)。 在笔者看来，由全体民众参加的公民大会真正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并对其他专门 机构和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督，以及每一公民无论出身和财产状况，原则上都有担任公职 的权利，是这一政治原则充分实现的标志。
那么，民主政治在雅典确立于何时呢?对这一问题，从古典时代起，即存在三种不同说 法：亚里士多德认为确立于梭伦；(注：《雅典政制》，9，1；41，2。另参阅J.B.Bury&R.Meiggs,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4th,ed.,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1988,pp.121—126；松涛：《试论梭伦改革的历史 地位》，载《南充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希罗多德认为归于克里斯提尼；(注：希 罗多德，Ⅵ，132。另参阅：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2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6年，第132—133页；李天佑：《古代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 166页。)老寡头认为源自希波战争中平民因充当海军水手而力量大增的现实，这当然指 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特斯改革了(注：老寡头：《雅典政制》，ш。另参阅廖学盛：《 古代雅典的民主与工商业》，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期。)。
受恩格斯有关论断的影响，国内教科书多取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民主政治确立的说法 。这一说法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民主政治”作为“贵族政治”(aristocracy)的 直接对立物，它的建立只能是否定后者的结果，因而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不可能“ 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把民主政治视作一个过程，即民主进程，似更合理。这样一来 ，上述三种说法其实各有其合理性，但又各有其偏颇。就“梭伦说”而言，梭伦立法的 核心是财产等级制的原则，据此确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政治结构，而财产原则 是对贵族政治的血缘原则的否定，具有重大的民主意义。更重要的是，梭伦立法为日后 的民主政治构筑了赖以在其上成长的基础和赖以在其中完善的框架：民主盛期的主要机 构和职务已经创设(公民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议事会，民选执政官和民众法庭)；公民大会 至少在原则上确立了最高权威，“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出的，一切官吏在这里都要作 关于自己活动的报告，一切法律都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等级在这里占多数。”[7]( p111)亚里士多德指出，梭伦时代的全体公民享有选举行政官员、听取他们的报告并审 查其功过以及出席陪审法庭这三项权利，特别是“由于民众持有审查行政工作的权利， 这又保证了执政人员的一切措施必须遵循法度并合乎正义。”[8](1281b；1318b)这些 意味着梭伦式民主具有自我发展的自动力机制，普通民众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 ，有权就他们关心的任何问题进行议决，这就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推动力” ，意味着任何符合民众利益的要求最后总能形诸议案，相形之下，所谓“民主领袖”不 过充当了议案的发起人而已。当然，梭伦显然不知“民主政治”为何物，他不可能有意 识地进行民主政治的试验。针对城邦社会的激烈对抗，作为调停者兼立法者，他解决对 抗的原则和立场都只能是折中主义的。他废除了债务奴役，暂时保全小农的份地，但不 肯重分土地；他使人民“保留有决定的权力”，但“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 形式恢复起来”[9](p132)；他痛恨贵族的为富不仁，也指责穷人的贪得无厌，他使两 者各得其所，所依靠的只能是中间阶层，即殷实的工商业者。作为改变贵族政体的初次 尝试，折中主义意味着梭伦立法只是体现了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因而必定是集 两种政体特征于一身，这是人们对梭伦政体莫衷一是的根本原因，也是公元前五世纪末 期梭伦宪法同时被寡头派和民主派引为同道(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3b35— 1274a21；《雅典政制》，35，2；41，2。)的根本原因。梭伦时代“不是门第而是财富 成就一个人”的口号也表明，他只是以“勋阀政治”(Timocracy)取代贵族的门阀政治( Gennecracy)，彻底的民主改革还需要财产资格的逐渐废除。随着民主进程的深化，后 来又有了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和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特斯改革。
根据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法案，雅典国家划分为10个地区部落，以代替原来的4个血缘部 落；居民按村社(德谟)进行公民的登记和选举，村社成为雅典全部政治生活的基础，以 地籍取代族籍，从根本上动摇了氏族制度的基础。他所创立的五百人会议，按10个地区 部落各选50人组成，取代梭伦时由4个血缘部落各选100人组成的四百人会议，且起着雅 典政府的职能。公民大会的实际权能也有相应提高，陪审法庭成为较能充分体现民意的 司法机关，常设官职被置于两者的控御之下。雅典政治生活中的血缘原则和贵族政治残 余从体制中基本摒除了，雅典民主政体基本确立。有基于此，芬利·霍普认为，“把权 力真正交给人民的是改革家克里斯提尼。”[10](p148)但他既没有把全部的权力交给人 民(贵族会议，即战神山会议仍保留相当权力)，也不是全部的公民都得到了平等的权力 ：低等级的公民仍被排斥在行政权力之外。甚至有人认为，“对于公正的评论家来说， 克里斯提尼宪法是一种平衡宪法，这种宪法授予贵族会议、各级官员、五百人会议和公 民大会的权力是适合于长期的僭政之后不同阶级的统治经验的。”[11](p191)他的民主 制度仍存在严重缺陷。弥补这一缺陷，从而标志民主制度最终完善的无疑是埃菲阿尔特 斯改革：大致在改革及随后的短时期内，执政官和其他官职向所有等级的公民开放了， 公民大会名副其实地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由氏族贵族控制的执政官委员会和由 卸任执政官组成的设在战神山的议事会，都降到了从属的地位。”[12]紧随其后的伯里 克利则通过广泛的公职津贴和选官抽签制，使民主政治在以他命名的那个时代盛极一时 ，并为民主政治的平民化创造物质和制度的前提。但到此为止，民主进程已启动一百五 十余年了。此间，如果说梭伦、克里斯提尼时代是以财产观念冲击血统观念，伯里克利 时代则是以平等的人的观念冲击财产观念了。伯里克利说：“人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 都是人的劳动成果。”[5](Ⅰ，140)“让一个人担当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 不是他来自某一特殊阶级，而是他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决不 会因为贫困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5](Ⅱ，37)在此背景下，才有了智者派对时代精 神的概括：“人是万物的尺度。”综上，对雅典民主进程的比较合理的表述应是：梭伦 开辟了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克里斯提尼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基本结构；埃菲阿尔特斯、伯 里克利则把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推向完善和繁荣。
由上可见，“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民主政治正是在制度性否定贵族政治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看，贵族与民主应该是水火不容的两种存在，而事实是，不但上 述进行民主改革的人物全是贵族出身，下面将要述及的政治领袖也多出身贵族。强烈的 反差迫使我们不得不回答如下的问题：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形是否必定出现?雅典贵族与 民主政治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他们与民主政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工商业和工商业 者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二
根据传说，阿提卡原本就是被放逐的英雄们的庇护之所[5](I，2)。雅典显贵们的外邦 血统证明了这一点。庇西特拉图和阿尔克墨嗡两家族都源自派罗斯，米泰雅德的祖先在 厄吉那，伊萨哥拉斯(Isagoras)是卡里亚血统，雅典国王科德罗斯属于荷马史诗中提到 的派罗斯王涅斯托尔(Nestor)家族(注：其余的例子详见A.Billheimer,Naturalization at Athens,Gettysburg,1922,pp.25-27；A.Diller,Race Mixture among the Greek,Urhana,1937,Ⅲ，91n.34.)。一些学者在对古雅典的氏族和胞族组织进行研究后认为， 古雅典的氏族部落组织实质上并不像传统上所认为的那样，是拥有共同祖先的亲族团体 ，它们在最初形成的时候，根本就与血缘无关。格德奈尔认为，雅典氏族纯粹是一种“ 私人性质的宗派结合”，是一些大贵族为追逐宗派利益自愿结合而形成的，因此，它们 “在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组织”，目的在于“维护名门和富豪的世裔。”[13]安德鲁斯也 持此见，认为它们都是些排他性的贵族团体[14]。曼维里认为，把古雅典的氏族完全看 作贵族组织，未免失之偏颇。有证据表明，古雅典的氏族是分成许多种类型的，除贵族 氏族外，还存在着完全由祭司组成的“祭司氏族”、由近邻村社组成的“村社氏族”等 。不仅如此，雅典氏族的这种非血缘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它的胞族组织，即它的胞族最初 可能也是从荷马时代的近邻组织发展而来的[15](p61；p63)。这样，所谓古雅典的“氏 族部落体系”其实带有强烈的非自然的人为色彩[16]。该体系结构上的整齐划一也证明 了这一点(注：传统认为，雅典共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分三个胞族，每个胞族又分为 三十个氏族。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一个断片中，甚至还把这些数字与一年的季 节数和月份数以及每月的天数对应起来。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 1959年，第3页。)。这些情况说明，作为贵族政治基础的血缘制度在雅典具有假定性和 虚拟性，这一方面意味着贵族政治在体制上的脆弱性和易逝性，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作为 个人的贵族可以通过采取变通的政治手段(如家族间的联姻)，继续其政治生命，而不必 沦入与贵族政体同样的命运。
与东方的甚至罗马的领土国家相比，城邦贵族的经济基础先天不足。表现在土地占有 ，据估计，梭伦改革时服重装步兵役的双牛级至少需12公顷土地才能生产满足标准的20 0麦斗收获物，维持一个“温饱型”家庭也需4公顷；而前6世纪雅典最大地产不超过30 公顷，仅相当于供养2—3个双牛级或7—8个“温饱型”家庭(注：参阅陈勇：《论希腊 早期僭主》，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佟小冬：《关于希腊“古风时代 ”的若干问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雅典贵族可能是历史上最 疏离土地的贵族了：狭小的地产不足以吸纳他们全部的经营才能和精力。在构成古风时 代三大特色的海外贸易、探险和殖民中，到处可见贵族的身影。他们在商业冒险中注入 资金，从事战争和海盗掠夺，为东方王公充当技艺娴熟的雇佣兵，在国际性的四大赛会 上(Olympic,Pythian,Nemean,Isthmian)争强斗勇，又率众殖民，游历海外，结交同侪 ，追求与外邦显贵的联姻(注：比如，米泰雅德家族与科林斯的僭主库普塞洛斯家族有 姻亲关系；克里斯提尼的母亲是西息温人；泰米斯托克利和西蒙的母亲都是色雷斯人； 梭伦(残片，13)认为一个幸福的人应该拥有可爱的孩子、宝马、猎犬和“一个国外的朋 友”。)。相对而言，雅典贵族并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其见多识广和广泛的海外活 动空间，使他们在应对本邦的社会危机时，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和变通本能。对王权的 剥夺就是一例。从多利亚人进入希腊大陆之始，希腊王权就日渐式微，但标志王权余绪 的“王者执政官”在雅典的长期存在，表明贵族政治对君主政治的制度性取代是在避免 了社会震荡的前提下逐步而平稳地完成的(注：雅典王制结束于科德罗斯之后，据称因 为雅典人认为无人能同科德罗斯的品质和精神比肩，所以不再设王而改设执政官。时为 公元前8世纪初。执政官初为终身职，公元前752年起，任期改为十年；从公元前683/2 年起，改为一年一选，人数由一人增至九人，选举者和当选者都是贵族。)；而今，到 公元前六世纪初期，当日益临近的平民革命使整个城邦共同体都面临崩溃之时，他们再 次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圆熟和应变能力，毅然决然地采取妥协与退让姿态，接受来自本 阶级的一名成员——梭伦——的仲裁与调停，将贵族政体自我断送，从而也取得了作为 个人在日后民主政坛上继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机会。断送贵族政体的梭伦，正是雅典 末代国王科德罗斯之后[17](Ⅰ，4)，这一偶然巧合所标示的雅典政制嬗变中的连续性 ，乃是产生民主政坛上的“贵族现象”的历史性机制。
作为规律，在希腊的城邦世界，民主政治的诞生通常要经历僭主政治这样一个扶植工 商、抑制贵族的前奏期。梭伦面对的那种危机，在其他城邦多半会导致僭政的产生(注 ：同样的危机早在公元前7世纪已将科林斯、阿各斯、西息温等邦推上僭政之路。)；雅 典国内也有人劝梭伦作僭主，考虑到梭伦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他完全有可能利用社会的 紊乱将仲裁的权力转化为独裁的现实[18](6，3；11，2)。可以说，只是梭伦的个人因 素、因而也是偶然因素(比如梭伦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才推迟雅典僭主的出现，而促成 民主政治的早产。
因此，梭伦是在工商业尚未为民主政治提供足够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背景下，提 前启动了雅典的民主进程。梭伦鼓励工商的政策表明他在本能地为新政体培基固土。但 新政权的财阀倾向使它无法得到下层工商业者的支持，梭伦的诗人气质又使他幻想通过 一纸法令就可以让国人各安其是。于是，一旦将改革方案付诸文字，他便以大功告成的 姿态飘然离任，而把改革的具体实施和僭主的名号都一并留给了庇西特拉图。梭伦去职 之后，上层工商业者——梭伦政体的真正受益者——无法阻止来自传统贵族和下层民众 两个方面的分离倾向，城邦再度陷入纷争局面。时势的回潮呼吁新的“梭伦”的出现，不是作为诗人和立法者的梭伦，而是带有卫队的“梭伦”。
梭伦去职之后不久，党争的纷扰旋踵而来。亚里士多德说，“由于党争，他们决定选 举十个执政官，五个选自贵族，三个选自农民，两个选自手工业者。”又说，参与党争 的派别有三，为“平原派”、“山地派”和“海岸派”，名称分别得自党徒所在的地区 [18](13)。据此，以莱库古为首的“平原派”，代表的主要是在阿提卡平原上(注：主 要指环绕雅典城的平原，这里是旧贵族的堡垒。参阅J.B.Bury前引书第125页。)垄断可 耕地的排他性集团，对于其他集团而言，他们整体带有贵族性，希望回到为梭伦所颠覆 的贵族政治时代。以庇西特拉图为首的“山地派”，即哈蒙德所谓“山地的耕者和牧者 ”[2]，也即梭伦诗中斥为“贪得无厌”[8](12，3)的那类人。他们曾对梭伦改革寄予 厚望，希望重分土地的奢望能得到满足，因而改革的结果让他们倍感失望，很容易接受 改变现存秩序的煽动，成为对社会极端不满者的政治大本营[6](Ⅰ，62)，以墨伽克勒 斯为首的“海岸派”则代表那些聚集沿海市镇、因工商而致富的人，即中等阶级的主体 。墨伽克勒斯所在的阿尔克墨嗡家族是梭伦大赦令的受益者，根据这一赦令，因渎神罪 而流放的阿尔克墨嗡家族得以重返雅典。这一特殊的经历使他们疏离于一般贵族之外， 而成为梭伦改革的拥护者。这一派是梭伦式民主的社会基础，是梭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代表了维持现状的力量，既不想走得更远，像山地派那样；更不想倒转车轮往回走， 像平原派那样，所以亚里士多德把他们的政纲称为“中间路线”。
党争的最后结果是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建立了僭主政治。它本应在梭伦时代就出现 了，相同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与梭伦仲裁政治的异曲同工：它们都建立在社会冲突难解 难分的基础之上。庇西特拉图并没有触动梭伦宪制(注：庇氏僭政的历史使命和全部生 命力正在于他对梭伦宪制的维护。史载，“在所有事情上他都习惯于遵守法律，而不给 自己任何特权。他曾因被控谋杀而被战神山会议传唤，并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但原告 却害怕露面，临时撤诉了，因为这些原因，他得以长期执政，且每次被逐后都能轻易地 恢复其地位。”(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8—9)。)，只是在这之外加上梭伦 所不曾有的政治铁腕，因而也就实现了梭伦所不曾有的社会稳定，并在此基础上贯彻了 梭伦改革。
人们往往根据庇西特拉图作为山地派领袖这一点来推断僭主政治代表小农的利益。在 历史上，小农可以追随某一种政治力量，但从来没有哪一类政权是真正代表小农而又能 维持常态的(注：对此命题的详细分析，请参阅拙作：《庇西特拉图：带卫队的“梭伦 ”——庇西特拉图的历史地位谈》，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庇氏作 为山地派领袖，只是利用山地派对现存秩序的颠覆力量，他与海岸派领袖阿尔克墨嗡家 族的联姻才是他确立真正社会基础的标志性举动。他为工商业拓展市场和政策扶持的种 种努力也都旨在巩固这一基础。
梭伦是在相关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况下将雅典提前推入民主进程的轨道；反过来为其全 面“补课”的却是此时的庇西特拉图。若没有僭政这段以退为进的为民主政治全面夯实 基础的时期，梭伦民主这个早产的婴儿几乎难逃夭折的厄运。贵族庇西特拉图在“僭政 ”外衣下的民主之功，不容抹杀。
僭政结束后，在僭政高压下一度偃旗息鼓的党争重新浮出水面。新的党争在伊萨哥拉 斯和克里斯提尼之间展开。伊萨哥拉斯怎么看都像是原来“平原派”的新主人，他的政 纲带有极右的寡头特征，重新审核公民名册正是他的得意之举，此举旨在清除平民工商 业者的政治影响。他麾下的贵族党羽和帮闲者组成政治俱乐部(hetairoi)，为他当选公 元前508年的执政官立下汗马功劳。克里斯提尼作为前“海岸党”领袖墨伽克勒斯之子 ，理应继承“海岸党”人的事业，但在僭主时代，作为海岸党的社会基础的工商业上层 几乎整个被庇西特拉图的重商政策所收买。在庇氏与阿尔克墨嗡家族的政治联姻破裂后 ，工商业者继续留在庇氏阵营，以致阿尔克墨嗡家族无法从国内取得支持，不得不转而 依靠斯巴达军队和少数“职业革命家”来发动政变。而今，这些“职业革命家”也以政 治俱乐部的形式支持新的掌门人—克里斯提尼。但随着伊萨哥拉斯的当选，斗争的性质 发生变化。克氏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同党力量的不足，于是采取重大步骤，把统一战线 扩展到普通民众那里，提出了“旨在获取平民好感”[18](22，1)的“授平民以公民权 ”[18](20，1)的政治改革纲领。这里两次出现的“平民”(the masses)在古典语境下 有特殊内涵，指涉的并非一般民众(demos)，而是除富人和农民之外的普通工商业者(注 ：比如老寡头(《雅典政制》，Ⅰ，2，14)曾说过：“雅典的农民和富人比平民(the masses)更倾向于同敌人和解，因为后者完全清楚，(在战争中)被烧和被毁的都不是他 们的财产，因此(面对敌人)信心百倍，无所畏惧。”)，即在阿提卡农村不拥有不动产 的群体。伊萨哥拉斯要“重新审核公民名册”(diapsephismos)，针对的正是这批晚近 移居雅典，因而只能以工商业谋生的人们。可是，按照梭伦鼓励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的法 律，他们理应得到公民权。可见，重新审核公民名册的举措实质是对梭伦有关立法的修 正(注：有一种观点认为，剥夺部分人的公民权，是因为他们的公民权授自非法的僭主 。相信这只是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作为要求平等的民主力量，是伊萨哥拉斯 重建寡头政体必须首先清除的。)。大概在梭伦去职之后的动荡时期，这一企图便初现 端倪了，所以才有人“因血统不纯而担忧”，而加入庇氏阵营[18](13，5)。而今他们 的担心证明并非多余。只是现在的他们已今非昔比，他们从梭伦及僭政鼓励工商和城市 化的政策中大受其益，自梭伦以来八十余年的时间已足以成长几代工商业者了；更重要 的是，他们代表了雅典的未来，或迟或早总要按他们的原则改造雅典的社会政治，而对 他们的排斥加快了这一时刻的到来。有着商业背景的克里斯提尼主动向他们邀宠，他们 则从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方案中找到了政治的代言者。只有他们才是打破血缘藩篱的克氏 改革的真正受益者，他们的支持则是克氏重返权力舞台的力量源泉。凭借这种支持，克 氏在伊萨哥拉斯尚在位的公元前508年就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从而击败伊萨哥拉斯， 从制度上基本确立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伊萨哥拉斯的落败，并不标志贵族势力的一败涂地；民主政治亦非工商业者的“一言 堂”。贵族阶级利用传统的政治影响和民主政治的宽松环境，在后克里斯提尼时代的政 坛上结成所谓“贵族派”，与工商业者组成的民主派相抗衡。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人 数不多，但有效的组织弥补了人数的不足，家庭宴会(Symposion)作为贵族特有的社交 方式(注：尽管不排除来自其他阶层的附庸者参加，参阅阿里斯托芬：《马蜂》，第113 1—1264，1292—1449行。)，和政治俱乐部一道被组织起来“影响法律诉讼和选举”[5 ](Ⅷ，54)。而伯里克利、克里昂一类更多地将权力根植于公民大会的民主派领袖，则 因这一类组织的贵族意味避之犹恐不及，这也是民主派与贵族派在政治策略上的重要区 别。
这样，雅典古典时代的政治斗争经常表现为民主派与贵族派之间的斗争。桑西普斯、 泰米斯托克利、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经常被称为民众领袖(Prostatai tou demou) ，也就是民主派领袖；米泰雅德、阿里斯泰德、西蒙和修昔底德则被称为贵族派领袖(Pro statai tou gnorimoi)。当然，斗争都是在民主政体的框架内进行，而且双方的领 袖均为贵族。但是，除了埃菲阿尔特斯被刺以外，民主派与贵族派每一回合的捉对厮杀 (注：桑西普斯vs米泰雅德，泰米斯托克利vs阿里斯泰德，埃菲阿尔特斯、伯里克利vs 西蒙、修昔底德。)，都以民主派的胜利(贵族派领袖被流放)而告结束。这是符合雅典 历史发展趋势的，因为在一个日益城市化的城邦社会里，工商业者的队伍与力量总在壮 大，相形之下，传统贵族的影响则日益式微。进而言之，这一趋势还可延及雅典民主进 程中的其他关键时期，比如僭政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前夕的党争，每到这样的时期，原先 潜伏的社会矛盾趋于公开和激化，结果总是因策略需要而站到民众一方的派别主宰了时 局，从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上述这些政治领袖，虽出身贵族，但一旦步入民主政坛，均不得不发生某种程度的异 化，不得不把执政的社会基础转移到工商业阶层之上，他们推行的内外政策也不得不主 要着眼于该阶层的利益。所谓“民主派”与“贵族派”的差别严格讲来，仅体现为对工 商业者的关注程度，后者更多地兼顾贵族的利益。对于这些政治人物，重要的不是作为 贵族的阶级属性，而是作为政客的公众身份，即是说，所谓“贵族”的出身对他们的政 治倾向和政策制订并不能有太多的喻示作用。当聚居城市的工商业者(即史籍中的“群 氓”)充塞着雅典的各大民主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注：阿里斯 托芬：《马蜂》，第300—313行；伊索克拉底，Ⅶ，54;Ⅷ，130；XV，152；J.H.Kroll,Athenian Bronze Allotment Plate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2,9n.2,83n .21.)，这些视仕途如生命的政客们，除了充当他们利益的代言人，进而取得城邦的领 导权之外，岂有他途?“欺骗和独裁的政府只适用于统治分散的农民群众，但若要以此 去凌驾于城市里集中的实业家、名匠和计酬工人的群体之上是相当困难的，它最好让他 们‘自己’的富人去管理。”(注：顾准前引书，第158—15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工商业阶层成熟到可以从自己阵营中产生政治领袖之前，政治领袖只能从富有从政经 验的现成的贵族阵营中选择，主动回应这种选择的贵族人物则取得工商业阶层的支持。
毋庸讳言，这里存在着赤裸裸的政治交易。即便对那些“民主派领袖”而言，民主也 未必是他们的理想，更多地只是权谋和工具。拿民主政治的灵魂阿尔克墨嗡家族来说， 在历史上，他们既与吕底亚国王过从甚密，又与西息温僭主结过“秦晋之好”(注：阿 尔克墨嗡的儿子麦伽克勒斯娶僭主克里斯提尼的女儿阿伽里斯特为妻，这才有了雅典民 主的确立者克里斯提尼。)，与庇西特拉图和贵族派领袖西蒙也存在政治联姻。该家族 的女方成员伯里克利和亚西比德也不是铁杆的“民主主义者”。老寡头说伯里克利属于 “站在人民一方，但本性并非民主的少数人”[19](2，19)。亚西比德两次从民主的雅 典叛逃，后一次还是他帮助恢复的民主。公元前418年为免遭陶片放逐，曾同贵族派的 尼西亚结盟，导致无辜的西波布洛斯被流放，使陶片放逐法声誉扫地。诚如时人佛里尼 库斯(Phrynichus)所言，亚氏关心的并不是建立什么样的政体，而是他个人的仕途[5]( Ⅷ，48)。应该说，这一评论大抵适用于所有出身贵族，却成为民主派领袖的雅典政客 们。
克里斯提尼改革并没有废除旧的血缘组织。氏族、胞族、部落与新的地域组织并存且 仍在相当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11](p191)。比如，法令规定，在德谟中被授予 公民权者仍应被纳入传统的部落、胞族组织[20](p143)。部落、胞族和氏族还选举自己 的官长，通过章程，在公民宗教、军事生活中仍起很大作用。重要的是，克里斯提尼对 贵族政治的制度性打击，并没有、也不可能触及贵族政治的核心，家族。而在历史上， 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及其联姻，才是贵族力量的基点所在。这些，再加上贵族教育的私 人性，以及政治经验和政治基业在家族内的累世传承与积累，使雅典政坛出现“家族政 治”的现象：政界领袖大都出自为数不多的几个贵族世家，且政治倾向具有明显的家族 遗传性。西蒙就继承了父亲米泰雅德作为贵族派领袖的衣钵，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的 高度繁荣显然是对其舅公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改革事业的发扬光大。雅典的政坛风云甚至 可以简化为家族纠葛。伯里克利与西蒙的对立就有家族宿愿的因素。伯氏之父桑西普斯 曾于公元前489年指控过西蒙之父米泰雅德犯有欺骗人民罪，要求法庭将他处以死刑。 后来，可能为共同对付泰米斯托克利的权力挑战，伯氏母方的阿尔克墨嗡家族于七十年 代前期与西蒙所在的费利德(Phileidae)家族联姻，暂时弥和了双方的怨隙。但到七十 年代后期，随着泰米斯托克利退出政坛，双方矛盾再度公开[21](10，5)，结果是西蒙 被流放于公元前461年[22](16-17)。出身名门在贵族政治中是首要条件，在民主政治中 则是重要的资本。
民主政坛却由贵族人物来主宰，换言之，民主政治的领袖人物与其社会基础分属不同 阶层的现象，不只出现在古代的雅典。众所周知，近代英国的议会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 的产物，但直到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英国议会实际上由贵族把持。当议员是土地贵族 的特权，不仅保守的王党由贵族组成，直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权党也由贵族组成。 政治斗争在现象上表现为贵族之间的派别之争。顾准指出，“19世纪及其前，英国资本 主义猛烈发展时期，资本家的任务是打算盘，挣钱。大官、将军、大使以至其他权势职 务，全由贵族包办。”[23](p273)这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英国贵族早就资产阶级化了 (即变成所谓“新贵族”)。顾准的这段文字可能受了马克思下述论断的影响：“1689年 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 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经济利益，在当时已 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在细节问题上或许发生过争执，但是总的说来， 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有不可分割的 联系的。”[24](p350-351)由此反观雅典，则贵族代表工商业者的现象，也并不意味着 对本阶级的真正背叛。毕竟，贵族和自由工商业者都不过是雅典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 益集团而已，况且，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商业经济日益扩张的背景下已越来越趋于一致了 。
在上述民主政治由奠基到确立进而繁荣的过程中，贵族从两种意义上起过重要作用： 从消极意义上，若没有全体贵族所表现出的识大局、明进退的眼界和策略，民主进程还 要曲折得多。从积极意义上，部分贵族能够跳出阶级利益的狭隘局限，自觉不自觉地将 自己定位为工商业者的代言人，为民主政治提供了能够普遍认可的领袖人物，从而有力 地推动了民主进程的发展。即便是作为政治反对派的贵族派的存在，对于民主政治的健 康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制衡因素。可以这样说，没有雅典式的贵族，也就不会有雅典式 的民主。试想，如果雅典贵族在上述进程中采取负隅顽抗的姿态，民众对贵族则视若仇 寇，这样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还会是雅典这种充满宽容与多元精神的民主吗?甚至建立 于激烈阶级对抗之上的政体还能叫民主吗?——尤其在城邦条件下。
三
德谟斯梯尼曾在陪审法庭上这样羞辱阿伊斯辛涅斯：“我比阿伊斯辛涅斯更有钱，我 的出身也比他更高贵。我并不愿意被看成有侮辱贫穷之意，但我必须说，我自孩童起， 命运就安排我上了好的学校，并有足够的财产免于被迫完成令人难堪的贱役。至于你， 阿伊斯辛涅斯，从孩提时代，命运就迫使你在父亲授课的教室里象奴隶一样地扫地…… ”[25](10)。这并不是适合“侮辱贫穷”的地方，因为担任陪审员的相当一批人是贫困 潦倒、依靠西奥波尔的津贴维生的人[26](300-313)。但德氏非但没有激起众怒，而且 在诉讼中大获全胜。
德谟斯梯尼时代已临近雅典民主政治的终结期(公元前四世纪中后期)。这样的事例说 明，在整个民主政治时代，雅典平民并没有创设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清单，以与贵族观 念相区别。一方面，人民作为整体要求平等与公正，要求作为分母参加公民大会，要求 人云亦云地参加陪审法庭；另一方面，他们对显赫公民的尊重，对闲暇的高度评价，仍 然没有改变，一旦需要作为分子来提出议案或领导表决，他们则要求并期待有声望的人 出面。“对人民而言，参预政治是一种有关体面的事，一种在权势者面前维持自己尊严 的方式。人民只有在政治舞台上才能重新发现个人的自豪感，正如以后时代中他们在教 堂里才能和社会上大人物平起平坐一样。政治民主曾是人民的鸦片。”[27]民主政治的 程式化制度和物质性设施已经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则远未形成，仍沿袭前民主 时代的遗产，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贵农贱商”的社会经济理念。这是经济领域内的非民主倾向，但又不限于经 济的层面，其着眼点在于道德的和政治的层面，即为城邦培养合格公民。苏格拉底说， 农业“能给心力留出更多的空闲时间去照顾朋友和城市的事情”，“它可以锻炼出最好 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手工劳动损伤身体因而损伤精神，而且，“这些粗俗的 所谓技艺使人没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些技艺的人被认为不善于 与朋友交往，也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注：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 印书馆，张伯健译，1961年，第12页。此类言论还可参阅柏拉图：《法律篇》，Ⅷ，84 6，848；Ⅺ，9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6b9—1259a36；1277b—1278a；1316 b；1319a；1328b—1329b；1330a；1337b11—21.)自然，这里的“农”者，非指农民， 而是经营农业的土地贵族，换言之，是农场主(farmer)，而不是农民(peasant)。赞美 农业，原因不在农业本身，而在它对维持传统贵族生活方式的意义——在雅典，以所有 者身份从事土地的经营和管理是贵族的标志。农业本身并不高贵，亚里士多德主张土地 最好由奴隶耕作，或者退而求其次，由农奴耕作。在治理良好的城邦里，公民“一定不 能是农夫，因为闲暇无论对于美德的培养，还是对政治义务的履行都是必须的。”公民 美德“只适用于不须为生计而劳动的人们而已。”[8](1328a—b)劳动在奴隶制的古代 世界被视为类似惩罚的东西，尼采说，对希腊人而言，劳动和奴隶制一样都“既是不体 面的，又是必需的。”[28]由此可见，“贵农贱商”的实质是对体力劳动的轻蔑。在古 希腊语中，表达“不工作”的词是schole，意为“悠闲”，而“工作”却只能写成否定 形式的ascholia，意为“缺少悠闲”。这一现象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只有悠闲才是正常 的生存状态。有闲是一种优秀品质，一种美德，它可以创造权利。“贵农贱商”所折射 出的，正是希腊文化强烈的贵族性质。
其二是新贵族政治的理念，这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非民主倾向。新贵族政治的理念可上 溯至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中经德谟克利特，到苏格拉底那里有了更明确的表述[2 9]。他从美德即知识出发，主张“知识治国”，“专家治国”，反对雅典的抽签选举和 轮流执政，认为抽签选举“……不要求其领导者具有任何特殊的知识，它将社会的命运 委之于缺乏真知灼见的人们手中。”[30]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是对“知识治国”的 深化，其特点是，并非一般地肯定知识和“知识贵族”的价值，而是肯定哲学家的特殊 重要地位。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本人并不贪求政权，但为了他人和国家整体的利益， 哲学家又必须进行统治。不是哲学家需要国家，而是国家需要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是智 慧、理性的化身。而国家若不以智慧、理性为治国之本就谈不上正义。因此，哲学家的 统治具有历史必然性。
从字面上看，这种可称之为“知识贵族”或“精神贵族”的新贵族，与重视出身和财 富的传统贵族具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富者以富傲贫，贵者以贵傲贱，智者以智傲愚， 在且贫、且贱、且愚的下层人面前，富贵者与智者很容易找到共同的立场。而且在分工 粗糙的古代社会，不同种类的优越性往往积累在一起，倡导新贵族政治的古典作家几乎 都出身贵族。因此，新贵族政治与传统贵族政治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恐怕只能是一个纯 理论的问题。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说出“贵族政体的主要特征是以才德为受任公职的依 据；才德为贵族政体的特征正如财富为富人政体的特征、自由人身份为平民政体的特征 ”[31](p199)时，这里的“贵族政体”指的究竟是新贵族政治还是传统贵族政治，大概 只有亚氏本人才搞得清楚。
但新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巨大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古典作家们普遍表现出了对民 主政治的巨大的不信任。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制是所谓“宪法体制”的变种，是单纯照 顾下层人利益的不合理体制[8](1279)；其中用津贴鼓励下层民众参政，从而主宰城邦 事务这一类极端的形式，是最坏的形式[8](1318)。柏拉图指责民主政体下的自由被滥 用，每个人都可以恣意妄为，这样就破坏了城邦的和谐(注：《理想国》，496a—e；55 7a—558c；562b—563e；《法律篇》，701a—b。)。在剧本《祈求的妇女》(Suppliantes)中，幼里披底斯借底比斯使节之口集中表达了对民主政体的非难之辞：暴 民专政，多数下层人对少数社会精英的剥夺；滋生投机之徒，迎合民众以谋私利，嫁祸 于人以洗脱罪责；忽视民众教育，容易受人蛊惑并煽动对富贵者的仇恨[32](399-441) 。显然，推动古典作家们苦心构建新贵族政治理论的正是这样一种声音：“一个人既处 理自己的私事——当然每人各不相同——又从事公共活动，是可能的。”“贫寒也不应 使人(在政治上)湮没无闻”[5](Ⅱ，40)
民主并非不言自明的真理。它与其被看作一种普遍性权利的实现，不如说是一种特权 的扩大。贵族意识则在这一过程中以其先入为主和智力优势成为塑造民主意识的难以逾 越的障碍。到古典时代，便明显呈现社会存在与思想意识形态的分离倾向，不仅有发达 的工商业的现实与“贵农贱商”思想的并存，更有雅典民主政治的平民化与意识形态贵 族化的齐头并进。民主政治的体现者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所谓“普通人”——mass， 然而这一名词在古典典籍中往往等同于“暴民”(okhlos)、“穷棒子”(penetes)、“ 次等人”(kheirous)、“无赖”(poneroi)、“小人”(phauloi)等蔑称；贵族在道德和 美学上的价值却日益凸显，贵族开始称为kaloikagathoi，前半部分kaloi意为“美好、 优雅”，后半部分agathoi意为“高尚”、“杰出”。别的称呼还有“绅士”(eugeneis ,gennaioi)、“道德之士”(khrestoi)、“显达之士”(gnorimoi)，或索性就称“好人 ”(beltious)(注：希罗多德，Ⅰ，196，5；修昔底德，Ⅱ，65，2；Ⅵ，53，2；老寡 头：《雅典政制》，1，2，4—9；色诺芬：《回忆录》，Ⅳ，2，37；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1293b34—42；1304b1)。
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急剧发展，使原来只是贵族诸活动领域之一的思想领域越来越具 有精神避难所的意义，部分贵族(如柏拉图、色诺芬等)越来越具有“精神贵族”的意味 ，更加大了贵族与普通民众在智力和文化水准上的落差。贵族，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文 化价值观念便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至少成为其核心。概而言 之，这种文化可以归为外向型的“耻辱文化”，以区别于中世纪基督教内敛型的“罪感 文化”，也就是说，在贵族们看来，他们行为的标准在别人的看法，而不在内心的自省 。他们要通过战争的凯旋、体育竞技的胜利、公益捐助的慷慨以及民主讲坛上的口若悬 河，竞相在公众面前展示其勇敢、富有、大度、博学等贵族美德(注：这种文化的最早 表达是在《荷马史诗》中。)。贵族们追求超越与卓著(arete)的积极人生态度和文化品 格在贵族化的社会意识氛围中总能得到积极回应，又恰与民主政治对公民参与的要求不 谋而合，这是他们能够融入民主社会，并长期垄断雅典政坛的重要文化背景。
普鲁塔克认为梭伦关于惩处“在公民集体的重大争论中”不明确表态者的法律是“最 为独特和奇怪的”(注：《梭伦传》，20，1；史实又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8 ，5。)。事实上，梭伦的做法是完全合乎他所生活的时代精神的。伯里克利在阐述公民 与政治的关系时也强调：“对那些不参与政治的人，我们不认为他们是超脱自由的，而 认为他们是无用的。”[5](Ⅱ，40)城邦政治的内容被归结为战斗精神，或是对它的体 验。城邦要求于公民的乃是现代国家要求于公务员的私人道德品质。柏拉图批评那些“ 不留一点闲空去做私人财产以外的事情”的人，认为他们不配“贵族”这样光荣的称号 [33](831c)。因为贵族正是奉献精神的象征。尽管这样做并非出于“民主”的愿望。在 重装步兵方阵的集体主义平淡取代了贵族单打独斗的技艺展示之后，慷慨捐助就成了贵 族子弟猎取公众声望的重要途径了。雅典城邦对其公民既不征收固定的财产税，也不课 以固定的人头税，公共服务的费用主要由富人以捐助的形式来承担。然而，真正的贵族 并不回避这种义务。贵族将财富捐赠出去，既可显示一番，又有使财产合法化的目的。 因此这种炫耀性的赠礼不但是自发的，亦有自我服务性质。它虽不像捐税那样是法定的 义务，却有道德上的强制力。对斗士而言，这种道德规范还极其严格，须全力以赴，不 能无谓地剥夺自己的献身精神。史载，亚西比德每每为公民大会上对许诺捐献者所报以 的热烈掌声所激动，于是他总是提出数额更大的捐献，以期引起更为热烈的掌声[34](1 0，11)。“西蒙如僭主般富有，他不仅慷慨地为公共服务捐助，而且资助许多同村公民 。拉西亚德村的村民每天都可以进入(西蒙的田庄内)自取果实。伯里克利的财富不足以 如此花费，所以达英尼德斯……劝他把人民自己的财产分给他们，于是他提出了给陪审 团成员补贴的措施。”[18](27，3—4)贵族之间围绕权力的角逐和竞争，客观上却成为 民主政治的推进剂。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等出于击败对手的动机，先后推出一系列旨 在争取民众的改革举措，这些遂成为雅典政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对贵族个人而 言，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众望所归，则通过他们的捐助行为和对这种行为的“感恩”心 态(注：在雅典人中普遍存在的“感恩”心态，是形成捐助制度的另一种文化要件。即 是说，他们对捐助者存感激之心，同时，捐助者自己也期望得到回报。在雅典的诉讼演 说中，当事人夸耀自己捐助的慷慨而攻击对手的吝啬，成为司空见惯的做法。(安提芬 ：《四部曲》(Antiphon,Tetralogy)，I，B12；吕西亚，XXV，12.))而成为现实。财富 因服务于政治活动而被证明是正当的，反过来政治又转化为富人才有的特权，这就是政 治现实主义。
四
雅典贵族固然不乏固守土地之辈，但在希腊世界这样商业和殖民都相对发达的地区， 贵族的商业化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希腊世界的第一批海外贸易者就是贵族(在非严格的 意义上还包括海盗)，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礼物经济”的性质[35](1，182；4，80-92 ；8，159；19，282)。在《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的兄弟墨涅拉俄斯(Menelaus)“率 领船只漫游异国，赚了不少黄金”[35](3,301—302)。欧涅俄斯(Euneus)的友情赠送， 怎么看都像是达成交易的敲门砖：“从勒谟诺斯来了许多艘船，载来美酒，/这些是雅 宋之子欧涅俄斯派来的船，/雅宋之子吩咐把一千斗芳醇赠予/阿特鲁斯之子阿伽门农和 墨涅拉俄斯。/而长发的亚该亚人就到船上来换酒，/有些用铜，有些用闪光的铁，/有 些用皮革，有些用整群的牛，/还有些用囚奴来换取”[36](7，468-475)。梭伦远游东 方时曾从商筹资(注：普鲁塔克：《梭伦传》，5，2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1 ，1。关于这一史实的可信度，请参阅王瑞聚：《梭伦经商应为信史——对郭小凌先生< “梭伦经商”考>的不同意见》，载《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柏拉图为支付其旅行费用也卖过橄榄油[17](2)。哈斯布鲁克认为，在当时国际贸易只 能采取以物易物的背景下，这是资助出游的唯一方式，他据此认为希罗多德在漫游东方 时也肯定做过商人[37](p13-14)。作为希腊农业论者的他这样说，无非想取消贵族商业 的“有意性”，但他同时也把贵族商业泛化了：试想，每一个人出游(这在雅典贵族中 是极普遍的)都要带上当地的特产以备易地交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商贸图景啊；而且 ，一旦从这种“无意为之”的商业中大得其利，谁又能禁止它进一步发展成“有意为之 ”的专业贸易呢?希罗多德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阿尔克墨嗡怎样谒见吕底亚国王，怎 样从国王的金库中带出他所能带出的大量黄金，他蹒跚而出，靴子、头发和衣服都满挂 金尘。由此推断，这个雅典民主的灵魂式家族，其巨额财产靠的是与吕底亚的贸易，所 以他们在身处流放之时还能以巨资承修德尔斐神庙，并且自费把原规定用石灰石修建的 殿堂正面改为大理石，由此取得这个著名神庙的政治支持。雅典著名将军尼西阿，作为 贵族派领袖无疑拥有土地，但他更热衷于银矿经营，为此他曾不惜以1塔兰特白银的天 价购买一名奴隶出身的银矿经纪人[38](Ⅱ，5，2)。出身贵族世家，又作过雅典海军统 帅的安多西德(Andocides)，一旦被流放，即迅速把他的海外关系转化为商业资源，他 在马其顿的朋友阿奇劳斯(Archelaus)向他提供大量木材，然后高价卖予驻扎在萨摩斯 岛的雅典海军；谷物、金属原料一类商品也在他的经营之列(注：吕西亚，6，19；49； 安多西德，Ⅱ，11。)。至于米泰雅德家族在科尔尼索斯的海外殖民和庇西特拉图在色 雷斯经营银矿更是众所周知了。这些商业化贵族与平民工商业者在经济行为上的趋同性 ，是他们在民主时代仍能充当工商业代言人的物质前提。
贵族的商业化现象与前述“贵农贱商”的观念相矛盾吗?不然。在古代希腊，经济行为 的合理性意义并非绝对的，而是依社会关系的等级而定。“作为古代社会对个人的规定 性的劳动的地位和我们时代不同，一个贵族造船技师是贵族，而非造船技师(因技师只 管造船)；反之，一个非贵族造船技师即被认为是造船技师，因为平民是根据其职业来 确定其地位的……”[27]这是平民与贵族在职业标准上存在两本账的表现。同样的工商 业，对于无世袭财产的平民，意味着“非自由人”的劳动，因为“自由人的条件是不为 别人的利益而劳动”，而手工业者不同于奴隶的地方，仅在于他们附属于所有人而不是 某一个人[39](1367a32-33)——这种劳动观念是奴隶制毒化社会关系的恶果之一；对于 贵族，“虽然一个显要人物不能以自己的经济活动定其地位，但他仍因自己在商业或农 业上有经营技能而感到自豪；这是一种受人欣赏的才干，是另外一种优良品质。”[27] 这种差别的关键在于，一个世袭财产的占有者本质上是没有职业的，或者说他的职业就 是财产的所有者，“为了获得此项所有权，他无需去进行什么活动。他只需要这样地生 活。他显然需要经营自己的世袭财产，但这实际并非真的工作，不如说是行使自己的财 产所有权。”“这个家族最好建立在土地的所有权上面。但并非唯一的方式。商业、手 工业或借贷活动也可以作为世袭财产进行经营，而不一定要成为牟取利润的无个性特征 的机构。”他们甚至可以是“真的有地产的企业家，兴趣在于赚取利润。他们合理地组 织经营活动以迎合市场的需要。不过作为这种理性活动的基本原则，并非扩大收入，有 如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那样，而是经营一块世袭财产以便传之于儿孙。这种世袭财产之继 承并非如法理学家所理解的那种随遗嘱生效而同时发生的方式，它以家族的延续为基础 。”[27]这样的理念自然并不妨碍贵族们去反对单纯为追求利润进行商业活动的“不道 德”行为，同时又容许自身对商业利润的追逐。
哈斯布鲁克还认为，希腊贵族的经商活动带有被迫性质，如前述阿尔克墨嗡、安多西 德都是在流放的过程中才以商维生[37](p28)。这样的结论首先难以自圆其说，他在同 一本书的另一场合认为，除了直接参与海外贸易外，更多的贵族可能并不亲力亲为，而 是任用职业商人作代理，自己以闲置资金投入，从而也转化为希腊社会的“新贵族”[3 7](p9)，考虑到贵族对闲暇的重视和对政治活动的热衷，这类以隐性形式与商业发生联 系的“新贵族”应更为普遍。再者，具体到这个问题，所谓“流放”，既不剥夺当事人 的地产，也不实质性妨碍其从地产中取得收入，若这些贵族有足够的地产，当不至于“ 被迫”经商。但问题是，雅典纯粹的土地贵族的经济实力是有限的(注：雅典历史上最 大的两宗地产为亚西比德和尼科菲谟之子阿里斯托芬所有，其规模均在300普勒提隆左 右，价值4塔兰特又1000德拉克玛，在地方领土国家，仅相当于中等地产。参见柏拉图 ：《亚西比德》，123c；吕西亚，XIX，42。)，而作为政治精英的土地贵族又大都聚居 城内(注：据统计，公元前五世纪的知名政治家中，除泰米斯托克利外，全部来自雅典 城及其近郊。参阅P.B.Manville,The Origins of Citizenship in Ancient Athens,Princeton,1990,pp.17—18.)，这些人如何维持日常生活及从政的费用(包括必不可缺 的公益捐助)?老管家伊文基卢斯这样为伯里克利理财：“田里的出产全都出售，而家里 的消费品又都从市场上买回。”[21](16)至少对移居城镇的贵族而言，这种以市场为中 心组织生产与消费的作法当有其代表性。但像前述西蒙那样散私财以济众，将地产上的 果实任由乡人摘取的情形，则必有其他的商业来源。(注：考虑到其家族曾在科尔尼索 斯从事海外殖民的历史，这种情形就可以理解了。)这些远离乡土的土地贵族，他们在 城市环境中与商业经济所发生的必不可免的种种联系，是他们能够成为工商业的政治代 言人的现实基础。
五
由于上述的原因，雅典贵族在民主政坛上一度以主角自担。但从民主政治的全过程来 看，这种现象仍不过是贵族政治被和平取代之后的非制度性遗存，到它不复存在之时， 民主政治才进入其纯粹的形态——平民政治。因此贵族领袖的存在并不改变民主政治的 社会基础在于工商业者这一命题。无论“贵族派”还是“民主派”，要想成为民主政体 下的领袖人物，首要的前提是：取得民众的支持，或至少不把民众推向对立面。从这个 意义上，西蒙的私财济众与伯里克利的公职津贴，实为异曲同工，都同样充满了平民主 义的精神。
在近代英国，即使从“1689年的妥协”(光荣革命)算起，到1832年议会改革，贵族垄 断民主政坛的时间也要长达140年左右；古代雅典的同类现象则短得多，从公元前508年 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民主政体正式确立，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去世，不到90年的时 间。此后这一现象进入式微时期，一批工商业背景的平民领袖，如鞣革作坊主克列昂(Kleon)、灯具作坊主希帕波鲁斯(Hyperbolus)、七弦琴匠人克里奥芬(Kleophon)等的出 现，改变了贵族垄断雅典政坛的局面。这一嬗变在古典作家眼中，无疑一场政治灾难。 亚里士多德说克列昂“是第一个在讲坛上大声叫嚣和使用粗鲁字眼的人，他对听众高谈 阔论时，长袍总是低低地束在腰间。他的前任们讲话却文雅而有条理。”“克里奥芬之 后的那些民众领袖，则有意地夸大其辞，以迎合大多数人的趣味，而他们的目光却只是 盯在眼前利益上。”[18](28，3)约当公元前345年的艾斯奇尼(Aeschines)这样羞辱他 的政敌提玛库斯(Timarchus)，说他“在公民大会上甩掉外套，青筋毕露，……道德之 士不忍卒睹，深感让这样的人引领政坛，将是我们城邦的耻辱。”[40](26)透过这些攻 击性言辞，可以明显觉察到一种有别于此前绅绅贵族的真正平民主义的领导风范正在形 成。
康纳认为平民领袖的出现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从伯里克利开始 ，而在他死后得以完成。在伯里克利以前，雅典的政客们主要依靠政治盟友或政治小集 团的合作来取得公民大会的多数票。但从伯里克利开始，政客们改变了以往的做法，直 接面向民众，或巧言令色，说服他们；或向他们妥协，满足其愿望，以换取政治上的支 持。康纳认为，同以往的政客不同，这些平民领袖大多来自“新贵”，而不是出自传统 的贵族家庭，故称其为“新政客”[41]。
“新政客”的表演舞台集中在公民大会。有突出演说才能、能够在公民大会上赢得听 众、而不问实际从政能力的人在雅典政坛上异军突起。但他们也因此降为公民大会的附 庸，唯民众意志的马首是瞻，无相对独立的权力可言，有别于此前作为实际施政机关的 将军委员会。新生代的领导人只是以演说者的角色来领导雅典。但是，公民大会一旦不 能从诸如陪审法庭、议事会甚或将军委员会那里遭遇制衡的力量，它便有可能变成无所 羁縻的暴君，没有什么能约束它，包括法律。这可以从阿基努塞审判中看出来。公元前 406年，在阿基努塞岛(Arginousae)附近发生的一场海战中，25艘战舰被击沉，许多雅 典水手失去生命。当指挥海战的将军们返回雅典时，公民大会以救援不力的罪名对他们 进行集体审判，而不是单个审判，也不给他们单个辩护的机会(注：其中某些将军并没 有参战指挥；而且此战雅典为胜，尽管损失惨重。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34 ，1。)。这显然有违于相关法律，但任何试图阻止这种行为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当时恰 为议事会轮值主席的苏格拉底也无能为力[42](Ⅰ，7；Ⅱ，3)。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 这次审判体现了牺牲法律以迁就民众情绪的极端民主的精神[8](1292a4—7)。当然，这 在平民政体的历史上也是个极端的例子(注：其特殊之处在于：1)它发生于雅典兵源严 重短缺之时；2)时当阿帕图里亚团圆节，更反衬出丧亲之痛。)。但一个败军之将在雅 典的厄运，仍能暴露出平民政体潜在的“集体暴君”的性质。当菲洛克拉迪被问及为何 不为自己的罪名辩护时，他回答说，只有等到另有他人被控诉时(即已经有了替罪羊的 情况下)，他才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39](1314a)。在平民政治时期，至少有三个知名的 雅典将军在战败后自杀。当一批在战场上受将军驱使的民众，归国后却成为决定将军命 运的审判者时，任何的过失都只能是将军个人的。平民政治机制上的内在缺陷，显然也 是它备受谴责的客观原因。
这样，伯里克利之后，随着平民领袖的上台和民众通过公民大会对政治控驭能力的空 前增强，民主政治进入它的下一个阶段——平民政治时期。
从体制上看，直接民主制一旦稳固地确立起来，平民化的趋势便在所难免。但平民政 治出现于伯里克利之后，亦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催化。伯里克利时代大规模的海外扩张 政策，使工商业者大得其利，由此导致的阶级意识和权力意识的急剧膨胀，使他们越来 越不满足于他们的利益简单地被代表的状况，在被代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贵族领 袖对他们利益的偏离和制衡也越来越得不到容忍。公元前446年，梅勒西亚(Melesias) 之子修昔底德(Thucydides)被流放，此后，失去对手的伯里克利独步雅典政坛达十五年 之久(公元前444—429年)。但他的独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断迎合民众要求的结果( 注：亚里士多德认为正是伯里克利开始了哗众取宠的做法。《雅典政制》，27，3—5。 )。而当民众“因他而体面高贵时”，他的尴尬也就来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迫在眉睫之 际，有人还对他周围的朋友提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诉讼；公元前430年他更有一段 时间被免职，并被罚以重金；甚至就在他死之将临时，人们还假盗窃之名差点处死他[4 3](515e-516a)。因此，尽管凭借崇高的威望，他尚能与民众意志之间维持某种张力和 平衡，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伯里克利仍只能屈从于后者。而且，由于他的权力唯一地 根植于公民大会之中，从而使这种屈从几乎没有折中的余地。伯里克利表面上的“第一 公民统治”[5](Ⅱ，65)，却成了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有人把平 民政治的历史追溯到伯里克利时代晚期，是有道理的。
除此之外，大约出现于此时的智者学派，以其平民教育的姿态打破了贵族世家垄断政 治教育的局面(注：普拉塔哥拉斯就声称可以教给人们有关家庭和城邦管理的任何知识 ，柏拉图：《普拉塔哥拉斯》(Pratagoras)，318d。)，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农村地 产的普遍蹂躏和由此导致的部分贵族的破产(注：芬利通过对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的几乎 所有现存债碑(horoi)的研究。得出结论：抵押土地的并非传统上认定的小农，而是为 支付各种现金需求的较大的土地所有者。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1981,pp.62—76.)，也都对民主政治的平民化趋势产生推波助 澜的作用。
伴随民主政治的平民化，传统贵族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在不能见容于民主政坛、失掉 “执政党”的地位之后，“贵族派”与原本“在野”的“寡头派”(注：他们主张大规 模地削减公民人数，把无地产者逐出公民集团，故名。他们属于贵族中政治观点最为保 守的部分，一直自绝于民主政坛之外。)相汇合，成为现存秩序的颠覆力量，在公元前4 11、404年两次推翻民主政体的政变中扮演主要角色，标志着雅典社会的实质性分裂。 “在公元前405年雅典战败以后，寡头们像庆祝节日一样，伴随着笛声，使城墙被拆除 。他们并不觉得永恒雅典战败和自己有何牵连，他们是与敌对集团共命运的。”[27]
公元前403/2年民主政体恢复以后，一种对于贵族世家的敌视情绪发展起来。公元前4 世纪90年代的某个贵族请求陪审员们根据他的实际行为作出判决，而不要只因为肩披长 发(贵族的流行发式)就憎恨他[44](16)。来自贵族世家的人物几乎从政坛上完全消失了 。唯一的例外是来库古，他来自古老的祭司家庭。但他在卡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 失利之后步入政坛，当时雅典重又呈现保守主义倾向，而且他长于财政和行政管理，口 才出众，事实上是这些个人能力而不是他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他的地位。
民主政治越来越显露其真实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贵族政治在雅典的制度性颠覆，并没有结束它的非制度性存在。事实上， 在雅典民主政治确立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作为个人的贵族仍在政坛上发挥主导作用。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在于雅典贵族与众不同的生存环境及特殊的适应环境的能力， 使他们历史地扮演了民主政治推动者的不自觉的角色；二在于雅典文化价值体系的贵族 性使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众望所归的地位；三在于贵族的商业化使他们在经济行 为上与工商业者趋于一致，成为他们在政治上充当工商业者代言人的物质基础。但是， 伴随工商业者的阶级意识和权力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伯里克利之后平民工商业领袖的崭 露头角和公民大会对政治事务的全面控驭，意味着民主政治越来越显露其真实的社会基 础。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雅典民主政坛上的贵族领袖现象，是合乎雅典历史发展规 律的现象，并不否定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工商业这一根本命题。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1期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沈阳)2004年05期第103～116页
【作者简介】毕会成，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辽宁 大连 116029)
| 【内容提要】 | 雅典贵族主宰民主政坛的现象，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雅典贵族与众不同的生存 环境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使他们不自觉地扮演了民主政治的推动者的角色；二、雅典文 化价值体系的贵族性使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众望所归的地位；三、贵族的商业化 使他们在经济行为上与工商业者趋于一致，成为他们在政治上充当工商业者的代言人的 物质基础。但是，伴随工商业者的阶级意识和权力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伯里克利之后平 民工商业领袖的崭露头角和公民大会对政治事务的全面控驭，意味着民主政治日益显露 其真实的社会基础。因此，贵族领袖现象并不否定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工商业这一根本 命题。 |
以城邦政治而论，古代的雅典与罗马明显不同。罗马的民主运动是在罗马对外扩张和 平民被全副武装的背景下展开，这决定了平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的张扬性，激烈对抗的政治冲突充斥了罗马的城邦时代。而在雅典，在面对有文字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社会危机时(注：指公元前六世纪初期雅典的社会状况，“这以后发生了贵族与大众之间的长期冲突。从各方面来看，那时的政体都堪称寡头式的，穷人和他们的妻儿都为富人所奴役，他们被称作依附者(Pelatae)或“六一汉”(Hectemori)，因为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地租比率耕种富人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佃耕者无力支付地租，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将失去自由。”(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本文所引古典作品凡未另注明者，皆据《罗叶卜古典丛书》英译))，雅典人在大敌当前(注：指与麦加拉争夺萨拉米斯岛的冲突。)和中等阶级干预(注：所谓“中等阶级”即致富的平民，在史籍中被称为“坏蛋”(kakoi)以与贵族对称，多为工商业者。埃伦伯尔格认为，正是中等阶级的存在，使雅典社会构成一个统一体。(参阅廖学盛：《外国史学界对雅典民主问题的研究》，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2期)就我看来，在当时贵族阶层垄断土地资源及相应的政治资源的情况下，若没有这个在土地之外发掘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工商业中等阶级的存在，上述贵族与“六一汉”之间严重的权力失衡局面恐难改观，参阅拙作：《雅典民主制度探因》，载《天津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的情况下，本着相互妥协的原则，以梭伦仲裁和立法的方式加以化解，这就为雅典的政治史开了一个好头；而且梭伦把雅典的政治进程拨到了民主的轨道上来(详见下文)，基本上保证了此后的政治斗争可以在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注：帕韦尔指出：梭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防范机制，阻止了剧烈的剧烈震动，从而使得古典时期任何记载的社会问题都不像公元前六世纪初的社会问题那样剧烈。(A.Powell,Athens and Sparta,London,1988,pp.274—276))，工商业集团为推进民主事业的活动最后总是以个 别政治人物的改革活动为结果，工商业集团本身则经常处于湮没无闻的地位，或退隐为 模糊的背景，浮于历史表层的则是政治领袖的个人活动。而这些政治领袖在民主政治进 一步发展为平民政治之前，几乎清一色来自贵族。这一现象经常导致人们对有关民主政 治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的错误推断(注：比如，黄洋就否认“古典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工商 业不断发展、工商业者阶层力量壮大的结果”，因为“在雅典的民主政体中，几乎所有 的政治领袖都来自于富有的捐助者亦即大土地所有者阶层。”(黄洋：《希腊城邦社会 的农业特征》，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有必要进行剖析。
一
为使讨论集中，先对“雅典贵族”和“民主政治”作一番概念上和史实上的阐释。
雅典贵族的拉丁化希腊文为Eupatridai，意为“有高贵父亲的人”，实质为氏族贵族 。其产生可追溯至迈锡尼文明毁灭后的荷马时代。在当时希腊世界因多利亚人南下而风 雨飘摇之时，雅典由于处在多利亚人南下通道之外[1](p27)加上土地贫瘠，倒相对安宁 ，成了各地移民的避难地。移民源源而来，一方面使阿提卡地区人满为患，另一方面又 在土著居民与外来者、先到者与后来者之间产生内外之别。在古希腊语汇中，阿提卡土 著民开始称为gennetai，意为“同胞者”(persons suckled with the same milk)，他 们是拥有氏族族籍的所谓伊翁时代雅典人的后裔(注：关于伊翁将雅典人第一次整合为 四个部落的传说，请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1，2。)。先期到达的外来者还 可能被当地氏族所接纳，并以氏族成员的身份占有位于平原上的氏族公有地(eschatia) ，这些人称为gennetai homogalaktes，意为“共餐者”(sharers of the meal)。等到 这些相对肥沃的公有地分配殆尽，后来的移民已无缘以氏族成员的身份获取份地，只能 靠开发尚无人认领的贫瘠山地、或以工商业谋生，他们被直接组织在胞族的层次，称为 orgeones，意为“归化民”[2]。
大致到荷马时代后期，公有地的分配已基本完成[3]，除了普通氏族成员的份地外，正 在形成中的贵族取得了更大的领地(temenos)[4](p24-33)。领地的取得是有条件的，其 条件是为正在形成中的城邦社会提供军事服务。这时的作战方式是贵族个人间的单打独 斗，典型的情形是他们中的某一员从人群中冲出来(注：根据荷马史诗的描述，他们搭 乘马拉战车冲到战场，然后下车徒步作战。这种把马拉战车仅仅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 作为战争技术的有机部分的描述，可能表明迈锡尼时代甚或荷马时代曾有过的战车作战 方式，到荷马生活的时代已弃而不用了。)，向他的单人对手投掷长矛，不中则拔出剑 来进行肉搏。群体的士兵只充作背景摇旗呐喊以助声威，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将领决 斗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正是贵族在这种战争方式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他们从经济资源 的垄断者，进而发展而为政治权力的垄断者，宗教祭仪的主持者，以及传统习惯法的解 释者(注：古代社会首先是军事共同体，战争是各项权利的源泉。参阅《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5页。)。根据荷马时代第十代巴塞 琉斯提秀斯的改革(约公元前九世纪)，唯有贵族取得官员参选资格，贵族组成的中央议 事会是城邦的权力中心；公众大会要么停开，要么成为贵族斗争的第二场所，贵族凭借 其依附者的选票和殴斗在其中取胜。由他们主持宗教祭祀的习惯已转化为世俗祭司的职 能，又通过变相收容的洗罪方式握有充分的司法裁判权。稍后于荷马的诗人赫西俄德在 其题为《工作与时日》的诗歌中，猛烈抨击了巴塞琉斯集团对他与兄弟争执的不公正判 决。大致可以认为，至晚到雅典城邦文明曙光初露的公元前九世纪，贵族作为世袭、封 闭的权力集团已稳定地形成了。
“民主政治”(Democracy)来源于希腊文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意为“人民统 治”或“人民主权”，它最早出现于希罗多德的波斯战争史中(注：希罗多德，Ⅵ，43 ：“当玛尔多纽斯沿着亚细亚海岸航行到伊奥尼亚的时候，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把 这件事情记下来，是为了使不相信七人当中的欧塔涅斯曾宣布说波斯最好的统治形式应 该是民主政体的那些希腊人大吃一惊。玛尔多纽斯废黜了所有伊奥尼亚的僭主而在他们 的城邦中建立起民主政体。”据林志纯：《中西古典民主政治》(载《史学理论研究》1 992年第3期)，该事件发生的年代为公元前492年。)，按雅典人的说法，“我们的制度 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5](Ⅱ ，37)希罗多德通过与寡头制和君主制作比，提出民主政治的三大特征：1)抽签选举官 员，2)官员对选民负责的制度，3)公民大会的决定权[6](Ⅲ，80)。综合其他古典作家 的见解，可见：民主政治，从原则上讲是全体民众(Demos)的统治，从实际运作上看是 多数(hoi polloi)议决的机制；对民主的拥护者而言，民主政治体现了权力平等的原则 (isonomia)，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同样接受法律的制约)和“法律之中人 人平等”(每个人都被赋予同等的机会参与国家管理)(注：希罗多德，Ⅲ，80；修昔底 德，ц，37，1；Ⅲ，82，8；Ⅵ，39，1；伊索克拉底，XX，19—20；德谟斯梯尼，XXI ，67；XXIV，59；LI，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01a25—35；1308a11—13.)。 在笔者看来，由全体民众参加的公民大会真正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并对其他专门 机构和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督，以及每一公民无论出身和财产状况，原则上都有担任公职 的权利，是这一政治原则充分实现的标志。
那么，民主政治在雅典确立于何时呢?对这一问题，从古典时代起，即存在三种不同说 法：亚里士多德认为确立于梭伦；(注：《雅典政制》，9，1；41，2。另参阅J.B.Bury&R.Meiggs,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4th,ed.,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1988,pp.121—126；松涛：《试论梭伦改革的历史 地位》，载《南充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希罗多德认为归于克里斯提尼；(注：希 罗多德，Ⅵ，132。另参阅：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2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6年，第132—133页；李天佑：《古代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 166页。)老寡头认为源自希波战争中平民因充当海军水手而力量大增的现实，这当然指 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特斯改革了(注：老寡头：《雅典政制》，ш。另参阅廖学盛：《 古代雅典的民主与工商业》，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期。)。
受恩格斯有关论断的影响，国内教科书多取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民主政治确立的说法 。这一说法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民主政治”作为“贵族政治”(aristocracy)的 直接对立物，它的建立只能是否定后者的结果，因而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不可能“ 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把民主政治视作一个过程，即民主进程，似更合理。这样一来 ，上述三种说法其实各有其合理性，但又各有其偏颇。就“梭伦说”而言，梭伦立法的 核心是财产等级制的原则，据此确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政治结构，而财产原则 是对贵族政治的血缘原则的否定，具有重大的民主意义。更重要的是，梭伦立法为日后 的民主政治构筑了赖以在其上成长的基础和赖以在其中完善的框架：民主盛期的主要机 构和职务已经创设(公民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议事会，民选执政官和民众法庭)；公民大会 至少在原则上确立了最高权威，“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出的，一切官吏在这里都要作 关于自己活动的报告，一切法律都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等级在这里占多数。”[7]( p111)亚里士多德指出，梭伦时代的全体公民享有选举行政官员、听取他们的报告并审 查其功过以及出席陪审法庭这三项权利，特别是“由于民众持有审查行政工作的权利， 这又保证了执政人员的一切措施必须遵循法度并合乎正义。”[8](1281b；1318b)这些 意味着梭伦式民主具有自我发展的自动力机制，普通民众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 ，有权就他们关心的任何问题进行议决，这就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推动力” ，意味着任何符合民众利益的要求最后总能形诸议案，相形之下，所谓“民主领袖”不 过充当了议案的发起人而已。当然，梭伦显然不知“民主政治”为何物，他不可能有意 识地进行民主政治的试验。针对城邦社会的激烈对抗，作为调停者兼立法者，他解决对 抗的原则和立场都只能是折中主义的。他废除了债务奴役，暂时保全小农的份地，但不 肯重分土地；他使人民“保留有决定的权力”，但“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 形式恢复起来”[9](p132)；他痛恨贵族的为富不仁，也指责穷人的贪得无厌，他使两 者各得其所，所依靠的只能是中间阶层，即殷实的工商业者。作为改变贵族政体的初次 尝试，折中主义意味着梭伦立法只是体现了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因而必定是集 两种政体特征于一身，这是人们对梭伦政体莫衷一是的根本原因，也是公元前五世纪末 期梭伦宪法同时被寡头派和民主派引为同道(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3b35— 1274a21；《雅典政制》，35，2；41，2。)的根本原因。梭伦时代“不是门第而是财富 成就一个人”的口号也表明，他只是以“勋阀政治”(Timocracy)取代贵族的门阀政治( Gennecracy)，彻底的民主改革还需要财产资格的逐渐废除。随着民主进程的深化，后 来又有了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和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特斯改革。
根据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法案，雅典国家划分为10个地区部落，以代替原来的4个血缘部 落；居民按村社(德谟)进行公民的登记和选举，村社成为雅典全部政治生活的基础，以 地籍取代族籍，从根本上动摇了氏族制度的基础。他所创立的五百人会议，按10个地区 部落各选50人组成，取代梭伦时由4个血缘部落各选100人组成的四百人会议，且起着雅 典政府的职能。公民大会的实际权能也有相应提高，陪审法庭成为较能充分体现民意的 司法机关，常设官职被置于两者的控御之下。雅典政治生活中的血缘原则和贵族政治残 余从体制中基本摒除了，雅典民主政体基本确立。有基于此，芬利·霍普认为，“把权 力真正交给人民的是改革家克里斯提尼。”[10](p148)但他既没有把全部的权力交给人 民(贵族会议，即战神山会议仍保留相当权力)，也不是全部的公民都得到了平等的权力 ：低等级的公民仍被排斥在行政权力之外。甚至有人认为，“对于公正的评论家来说， 克里斯提尼宪法是一种平衡宪法，这种宪法授予贵族会议、各级官员、五百人会议和公 民大会的权力是适合于长期的僭政之后不同阶级的统治经验的。”[11](p191)他的民主 制度仍存在严重缺陷。弥补这一缺陷，从而标志民主制度最终完善的无疑是埃菲阿尔特 斯改革：大致在改革及随后的短时期内，执政官和其他官职向所有等级的公民开放了， 公民大会名副其实地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由氏族贵族控制的执政官委员会和由 卸任执政官组成的设在战神山的议事会，都降到了从属的地位。”[12]紧随其后的伯里 克利则通过广泛的公职津贴和选官抽签制，使民主政治在以他命名的那个时代盛极一时 ，并为民主政治的平民化创造物质和制度的前提。但到此为止，民主进程已启动一百五 十余年了。此间，如果说梭伦、克里斯提尼时代是以财产观念冲击血统观念，伯里克利 时代则是以平等的人的观念冲击财产观念了。伯里克利说：“人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 都是人的劳动成果。”[5](Ⅰ，140)“让一个人担当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 不是他来自某一特殊阶级，而是他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决不 会因为贫困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5](Ⅱ，37)在此背景下，才有了智者派对时代精 神的概括：“人是万物的尺度。”综上，对雅典民主进程的比较合理的表述应是：梭伦 开辟了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克里斯提尼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基本结构；埃菲阿尔特斯、伯 里克利则把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推向完善和繁荣。
由上可见，“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民主政治正是在制度性否定贵族政治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看，贵族与民主应该是水火不容的两种存在，而事实是，不但上 述进行民主改革的人物全是贵族出身，下面将要述及的政治领袖也多出身贵族。强烈的 反差迫使我们不得不回答如下的问题：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形是否必定出现?雅典贵族与 民主政治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他们与民主政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工商业和工商业 者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二
根据传说，阿提卡原本就是被放逐的英雄们的庇护之所[5](I，2)。雅典显贵们的外邦 血统证明了这一点。庇西特拉图和阿尔克墨嗡两家族都源自派罗斯，米泰雅德的祖先在 厄吉那，伊萨哥拉斯(Isagoras)是卡里亚血统，雅典国王科德罗斯属于荷马史诗中提到 的派罗斯王涅斯托尔(Nestor)家族(注：其余的例子详见A.Billheimer,Naturalization at Athens,Gettysburg,1922,pp.25-27；A.Diller,Race Mixture among the Greek,Urhana,1937,Ⅲ，91n.34.)。一些学者在对古雅典的氏族和胞族组织进行研究后认为， 古雅典的氏族部落组织实质上并不像传统上所认为的那样，是拥有共同祖先的亲族团体 ，它们在最初形成的时候，根本就与血缘无关。格德奈尔认为，雅典氏族纯粹是一种“ 私人性质的宗派结合”，是一些大贵族为追逐宗派利益自愿结合而形成的，因此，它们 “在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组织”，目的在于“维护名门和富豪的世裔。”[13]安德鲁斯也 持此见，认为它们都是些排他性的贵族团体[14]。曼维里认为，把古雅典的氏族完全看 作贵族组织，未免失之偏颇。有证据表明，古雅典的氏族是分成许多种类型的，除贵族 氏族外，还存在着完全由祭司组成的“祭司氏族”、由近邻村社组成的“村社氏族”等 。不仅如此，雅典氏族的这种非血缘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它的胞族组织，即它的胞族最初 可能也是从荷马时代的近邻组织发展而来的[15](p61；p63)。这样，所谓古雅典的“氏 族部落体系”其实带有强烈的非自然的人为色彩[16]。该体系结构上的整齐划一也证明 了这一点(注：传统认为，雅典共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分三个胞族，每个胞族又分为 三十个氏族。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一个断片中，甚至还把这些数字与一年的季 节数和月份数以及每月的天数对应起来。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 1959年，第3页。)。这些情况说明，作为贵族政治基础的血缘制度在雅典具有假定性和 虚拟性，这一方面意味着贵族政治在体制上的脆弱性和易逝性，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作为 个人的贵族可以通过采取变通的政治手段(如家族间的联姻)，继续其政治生命，而不必 沦入与贵族政体同样的命运。
与东方的甚至罗马的领土国家相比，城邦贵族的经济基础先天不足。表现在土地占有 ，据估计，梭伦改革时服重装步兵役的双牛级至少需12公顷土地才能生产满足标准的20 0麦斗收获物，维持一个“温饱型”家庭也需4公顷；而前6世纪雅典最大地产不超过30 公顷，仅相当于供养2—3个双牛级或7—8个“温饱型”家庭(注：参阅陈勇：《论希腊 早期僭主》，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佟小冬：《关于希腊“古风时代 ”的若干问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雅典贵族可能是历史上最 疏离土地的贵族了：狭小的地产不足以吸纳他们全部的经营才能和精力。在构成古风时 代三大特色的海外贸易、探险和殖民中，到处可见贵族的身影。他们在商业冒险中注入 资金，从事战争和海盗掠夺，为东方王公充当技艺娴熟的雇佣兵，在国际性的四大赛会 上(Olympic,Pythian,Nemean,Isthmian)争强斗勇，又率众殖民，游历海外，结交同侪 ，追求与外邦显贵的联姻(注：比如，米泰雅德家族与科林斯的僭主库普塞洛斯家族有 姻亲关系；克里斯提尼的母亲是西息温人；泰米斯托克利和西蒙的母亲都是色雷斯人； 梭伦(残片，13)认为一个幸福的人应该拥有可爱的孩子、宝马、猎犬和“一个国外的朋 友”。)。相对而言，雅典贵族并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其见多识广和广泛的海外活 动空间，使他们在应对本邦的社会危机时，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和变通本能。对王权的 剥夺就是一例。从多利亚人进入希腊大陆之始，希腊王权就日渐式微，但标志王权余绪 的“王者执政官”在雅典的长期存在，表明贵族政治对君主政治的制度性取代是在避免 了社会震荡的前提下逐步而平稳地完成的(注：雅典王制结束于科德罗斯之后，据称因 为雅典人认为无人能同科德罗斯的品质和精神比肩，所以不再设王而改设执政官。时为 公元前8世纪初。执政官初为终身职，公元前752年起，任期改为十年；从公元前683/2 年起，改为一年一选，人数由一人增至九人，选举者和当选者都是贵族。)；而今，到 公元前六世纪初期，当日益临近的平民革命使整个城邦共同体都面临崩溃之时，他们再 次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圆熟和应变能力，毅然决然地采取妥协与退让姿态，接受来自本 阶级的一名成员——梭伦——的仲裁与调停，将贵族政体自我断送，从而也取得了作为 个人在日后民主政坛上继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机会。断送贵族政体的梭伦，正是雅典 末代国王科德罗斯之后[17](Ⅰ，4)，这一偶然巧合所标示的雅典政制嬗变中的连续性 ，乃是产生民主政坛上的“贵族现象”的历史性机制。
作为规律，在希腊的城邦世界，民主政治的诞生通常要经历僭主政治这样一个扶植工 商、抑制贵族的前奏期。梭伦面对的那种危机，在其他城邦多半会导致僭政的产生(注 ：同样的危机早在公元前7世纪已将科林斯、阿各斯、西息温等邦推上僭政之路。)；雅 典国内也有人劝梭伦作僭主，考虑到梭伦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他完全有可能利用社会的 紊乱将仲裁的权力转化为独裁的现实[18](6，3；11，2)。可以说，只是梭伦的个人因 素、因而也是偶然因素(比如梭伦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才推迟雅典僭主的出现，而促成 民主政治的早产。
因此，梭伦是在工商业尚未为民主政治提供足够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背景下，提 前启动了雅典的民主进程。梭伦鼓励工商的政策表明他在本能地为新政体培基固土。但 新政权的财阀倾向使它无法得到下层工商业者的支持，梭伦的诗人气质又使他幻想通过 一纸法令就可以让国人各安其是。于是，一旦将改革方案付诸文字，他便以大功告成的 姿态飘然离任，而把改革的具体实施和僭主的名号都一并留给了庇西特拉图。梭伦去职 之后，上层工商业者——梭伦政体的真正受益者——无法阻止来自传统贵族和下层民众 两个方面的分离倾向，城邦再度陷入纷争局面。时势的回潮呼吁新的“梭伦”的出现，不是作为诗人和立法者的梭伦，而是带有卫队的“梭伦”。
梭伦去职之后不久，党争的纷扰旋踵而来。亚里士多德说，“由于党争，他们决定选 举十个执政官，五个选自贵族，三个选自农民，两个选自手工业者。”又说，参与党争 的派别有三，为“平原派”、“山地派”和“海岸派”，名称分别得自党徒所在的地区 [18](13)。据此，以莱库古为首的“平原派”，代表的主要是在阿提卡平原上(注：主 要指环绕雅典城的平原，这里是旧贵族的堡垒。参阅J.B.Bury前引书第125页。)垄断可 耕地的排他性集团，对于其他集团而言，他们整体带有贵族性，希望回到为梭伦所颠覆 的贵族政治时代。以庇西特拉图为首的“山地派”，即哈蒙德所谓“山地的耕者和牧者 ”[2]，也即梭伦诗中斥为“贪得无厌”[8](12，3)的那类人。他们曾对梭伦改革寄予 厚望，希望重分土地的奢望能得到满足，因而改革的结果让他们倍感失望，很容易接受 改变现存秩序的煽动，成为对社会极端不满者的政治大本营[6](Ⅰ，62)，以墨伽克勒 斯为首的“海岸派”则代表那些聚集沿海市镇、因工商而致富的人，即中等阶级的主体 。墨伽克勒斯所在的阿尔克墨嗡家族是梭伦大赦令的受益者，根据这一赦令，因渎神罪 而流放的阿尔克墨嗡家族得以重返雅典。这一特殊的经历使他们疏离于一般贵族之外， 而成为梭伦改革的拥护者。这一派是梭伦式民主的社会基础，是梭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代表了维持现状的力量，既不想走得更远，像山地派那样；更不想倒转车轮往回走， 像平原派那样，所以亚里士多德把他们的政纲称为“中间路线”。
党争的最后结果是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建立了僭主政治。它本应在梭伦时代就出现 了，相同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与梭伦仲裁政治的异曲同工：它们都建立在社会冲突难解 难分的基础之上。庇西特拉图并没有触动梭伦宪制(注：庇氏僭政的历史使命和全部生 命力正在于他对梭伦宪制的维护。史载，“在所有事情上他都习惯于遵守法律，而不给 自己任何特权。他曾因被控谋杀而被战神山会议传唤，并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但原告 却害怕露面，临时撤诉了，因为这些原因，他得以长期执政，且每次被逐后都能轻易地 恢复其地位。”(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8—9)。)，只是在这之外加上梭伦 所不曾有的政治铁腕，因而也就实现了梭伦所不曾有的社会稳定，并在此基础上贯彻了 梭伦改革。
人们往往根据庇西特拉图作为山地派领袖这一点来推断僭主政治代表小农的利益。在 历史上，小农可以追随某一种政治力量，但从来没有哪一类政权是真正代表小农而又能 维持常态的(注：对此命题的详细分析，请参阅拙作：《庇西特拉图：带卫队的“梭伦 ”——庇西特拉图的历史地位谈》，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庇氏作 为山地派领袖，只是利用山地派对现存秩序的颠覆力量，他与海岸派领袖阿尔克墨嗡家 族的联姻才是他确立真正社会基础的标志性举动。他为工商业拓展市场和政策扶持的种 种努力也都旨在巩固这一基础。
梭伦是在相关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况下将雅典提前推入民主进程的轨道；反过来为其全 面“补课”的却是此时的庇西特拉图。若没有僭政这段以退为进的为民主政治全面夯实 基础的时期，梭伦民主这个早产的婴儿几乎难逃夭折的厄运。贵族庇西特拉图在“僭政 ”外衣下的民主之功，不容抹杀。
僭政结束后，在僭政高压下一度偃旗息鼓的党争重新浮出水面。新的党争在伊萨哥拉 斯和克里斯提尼之间展开。伊萨哥拉斯怎么看都像是原来“平原派”的新主人，他的政 纲带有极右的寡头特征，重新审核公民名册正是他的得意之举，此举旨在清除平民工商 业者的政治影响。他麾下的贵族党羽和帮闲者组成政治俱乐部(hetairoi)，为他当选公 元前508年的执政官立下汗马功劳。克里斯提尼作为前“海岸党”领袖墨伽克勒斯之子 ，理应继承“海岸党”人的事业，但在僭主时代，作为海岸党的社会基础的工商业上层 几乎整个被庇西特拉图的重商政策所收买。在庇氏与阿尔克墨嗡家族的政治联姻破裂后 ，工商业者继续留在庇氏阵营，以致阿尔克墨嗡家族无法从国内取得支持，不得不转而 依靠斯巴达军队和少数“职业革命家”来发动政变。而今，这些“职业革命家”也以政 治俱乐部的形式支持新的掌门人—克里斯提尼。但随着伊萨哥拉斯的当选，斗争的性质 发生变化。克氏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同党力量的不足，于是采取重大步骤，把统一战线 扩展到普通民众那里，提出了“旨在获取平民好感”[18](22，1)的“授平民以公民权 ”[18](20，1)的政治改革纲领。这里两次出现的“平民”(the masses)在古典语境下 有特殊内涵，指涉的并非一般民众(demos)，而是除富人和农民之外的普通工商业者(注 ：比如老寡头(《雅典政制》，Ⅰ，2，14)曾说过：“雅典的农民和富人比平民(the masses)更倾向于同敌人和解，因为后者完全清楚，(在战争中)被烧和被毁的都不是他 们的财产，因此(面对敌人)信心百倍，无所畏惧。”)，即在阿提卡农村不拥有不动产 的群体。伊萨哥拉斯要“重新审核公民名册”(diapsephismos)，针对的正是这批晚近 移居雅典，因而只能以工商业谋生的人们。可是，按照梭伦鼓励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的法 律，他们理应得到公民权。可见，重新审核公民名册的举措实质是对梭伦有关立法的修 正(注：有一种观点认为，剥夺部分人的公民权，是因为他们的公民权授自非法的僭主 。相信这只是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作为要求平等的民主力量，是伊萨哥拉斯 重建寡头政体必须首先清除的。)。大概在梭伦去职之后的动荡时期，这一企图便初现 端倪了，所以才有人“因血统不纯而担忧”，而加入庇氏阵营[18](13，5)。而今他们 的担心证明并非多余。只是现在的他们已今非昔比，他们从梭伦及僭政鼓励工商和城市 化的政策中大受其益，自梭伦以来八十余年的时间已足以成长几代工商业者了；更重要 的是，他们代表了雅典的未来，或迟或早总要按他们的原则改造雅典的社会政治，而对 他们的排斥加快了这一时刻的到来。有着商业背景的克里斯提尼主动向他们邀宠，他们 则从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方案中找到了政治的代言者。只有他们才是打破血缘藩篱的克氏 改革的真正受益者，他们的支持则是克氏重返权力舞台的力量源泉。凭借这种支持，克 氏在伊萨哥拉斯尚在位的公元前508年就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从而击败伊萨哥拉斯， 从制度上基本确立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伊萨哥拉斯的落败，并不标志贵族势力的一败涂地；民主政治亦非工商业者的“一言 堂”。贵族阶级利用传统的政治影响和民主政治的宽松环境，在后克里斯提尼时代的政 坛上结成所谓“贵族派”，与工商业者组成的民主派相抗衡。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人 数不多，但有效的组织弥补了人数的不足，家庭宴会(Symposion)作为贵族特有的社交 方式(注：尽管不排除来自其他阶层的附庸者参加，参阅阿里斯托芬：《马蜂》，第113 1—1264，1292—1449行。)，和政治俱乐部一道被组织起来“影响法律诉讼和选举”[5 ](Ⅷ，54)。而伯里克利、克里昂一类更多地将权力根植于公民大会的民主派领袖，则 因这一类组织的贵族意味避之犹恐不及，这也是民主派与贵族派在政治策略上的重要区 别。
这样，雅典古典时代的政治斗争经常表现为民主派与贵族派之间的斗争。桑西普斯、 泰米斯托克利、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经常被称为民众领袖(Prostatai tou demou) ，也就是民主派领袖；米泰雅德、阿里斯泰德、西蒙和修昔底德则被称为贵族派领袖(Pro statai tou gnorimoi)。当然，斗争都是在民主政体的框架内进行，而且双方的领 袖均为贵族。但是，除了埃菲阿尔特斯被刺以外，民主派与贵族派每一回合的捉对厮杀 (注：桑西普斯vs米泰雅德，泰米斯托克利vs阿里斯泰德，埃菲阿尔特斯、伯里克利vs 西蒙、修昔底德。)，都以民主派的胜利(贵族派领袖被流放)而告结束。这是符合雅典 历史发展趋势的，因为在一个日益城市化的城邦社会里，工商业者的队伍与力量总在壮 大，相形之下，传统贵族的影响则日益式微。进而言之，这一趋势还可延及雅典民主进 程中的其他关键时期，比如僭政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前夕的党争，每到这样的时期，原先 潜伏的社会矛盾趋于公开和激化，结果总是因策略需要而站到民众一方的派别主宰了时 局，从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上述这些政治领袖，虽出身贵族，但一旦步入民主政坛，均不得不发生某种程度的异 化，不得不把执政的社会基础转移到工商业阶层之上，他们推行的内外政策也不得不主 要着眼于该阶层的利益。所谓“民主派”与“贵族派”的差别严格讲来，仅体现为对工 商业者的关注程度，后者更多地兼顾贵族的利益。对于这些政治人物，重要的不是作为 贵族的阶级属性，而是作为政客的公众身份，即是说，所谓“贵族”的出身对他们的政 治倾向和政策制订并不能有太多的喻示作用。当聚居城市的工商业者(即史籍中的“群 氓”)充塞着雅典的各大民主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注：阿里斯 托芬：《马蜂》，第300—313行；伊索克拉底，Ⅶ，54;Ⅷ，130；XV，152；J.H.Kroll,Athenian Bronze Allotment Plate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2,9n.2,83n .21.)，这些视仕途如生命的政客们，除了充当他们利益的代言人，进而取得城邦的领 导权之外，岂有他途?“欺骗和独裁的政府只适用于统治分散的农民群众，但若要以此 去凌驾于城市里集中的实业家、名匠和计酬工人的群体之上是相当困难的，它最好让他 们‘自己’的富人去管理。”(注：顾准前引书，第158—15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工商业阶层成熟到可以从自己阵营中产生政治领袖之前，政治领袖只能从富有从政经 验的现成的贵族阵营中选择，主动回应这种选择的贵族人物则取得工商业阶层的支持。
毋庸讳言，这里存在着赤裸裸的政治交易。即便对那些“民主派领袖”而言，民主也 未必是他们的理想，更多地只是权谋和工具。拿民主政治的灵魂阿尔克墨嗡家族来说， 在历史上，他们既与吕底亚国王过从甚密，又与西息温僭主结过“秦晋之好”(注：阿 尔克墨嗡的儿子麦伽克勒斯娶僭主克里斯提尼的女儿阿伽里斯特为妻，这才有了雅典民 主的确立者克里斯提尼。)，与庇西特拉图和贵族派领袖西蒙也存在政治联姻。该家族 的女方成员伯里克利和亚西比德也不是铁杆的“民主主义者”。老寡头说伯里克利属于 “站在人民一方，但本性并非民主的少数人”[19](2，19)。亚西比德两次从民主的雅 典叛逃，后一次还是他帮助恢复的民主。公元前418年为免遭陶片放逐，曾同贵族派的 尼西亚结盟，导致无辜的西波布洛斯被流放，使陶片放逐法声誉扫地。诚如时人佛里尼 库斯(Phrynichus)所言，亚氏关心的并不是建立什么样的政体，而是他个人的仕途[5]( Ⅷ，48)。应该说，这一评论大抵适用于所有出身贵族，却成为民主派领袖的雅典政客 们。
克里斯提尼改革并没有废除旧的血缘组织。氏族、胞族、部落与新的地域组织并存且 仍在相当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11](p191)。比如，法令规定，在德谟中被授予 公民权者仍应被纳入传统的部落、胞族组织[20](p143)。部落、胞族和氏族还选举自己 的官长，通过章程，在公民宗教、军事生活中仍起很大作用。重要的是，克里斯提尼对 贵族政治的制度性打击，并没有、也不可能触及贵族政治的核心，家族。而在历史上， 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及其联姻，才是贵族力量的基点所在。这些，再加上贵族教育的私 人性，以及政治经验和政治基业在家族内的累世传承与积累，使雅典政坛出现“家族政 治”的现象：政界领袖大都出自为数不多的几个贵族世家，且政治倾向具有明显的家族 遗传性。西蒙就继承了父亲米泰雅德作为贵族派领袖的衣钵，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的 高度繁荣显然是对其舅公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改革事业的发扬光大。雅典的政坛风云甚至 可以简化为家族纠葛。伯里克利与西蒙的对立就有家族宿愿的因素。伯氏之父桑西普斯 曾于公元前489年指控过西蒙之父米泰雅德犯有欺骗人民罪，要求法庭将他处以死刑。 后来，可能为共同对付泰米斯托克利的权力挑战，伯氏母方的阿尔克墨嗡家族于七十年 代前期与西蒙所在的费利德(Phileidae)家族联姻，暂时弥和了双方的怨隙。但到七十 年代后期，随着泰米斯托克利退出政坛，双方矛盾再度公开[21](10，5)，结果是西蒙 被流放于公元前461年[22](16-17)。出身名门在贵族政治中是首要条件，在民主政治中 则是重要的资本。
民主政坛却由贵族人物来主宰，换言之，民主政治的领袖人物与其社会基础分属不同 阶层的现象，不只出现在古代的雅典。众所周知，近代英国的议会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 的产物，但直到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英国议会实际上由贵族把持。当议员是土地贵族 的特权，不仅保守的王党由贵族组成，直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权党也由贵族组成。 政治斗争在现象上表现为贵族之间的派别之争。顾准指出，“19世纪及其前，英国资本 主义猛烈发展时期，资本家的任务是打算盘，挣钱。大官、将军、大使以至其他权势职 务，全由贵族包办。”[23](p273)这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英国贵族早就资产阶级化了 (即变成所谓“新贵族”)。顾准的这段文字可能受了马克思下述论断的影响：“1689年 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 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经济利益，在当时已 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在细节问题上或许发生过争执，但是总的说来， 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有不可分割的 联系的。”[24](p350-351)由此反观雅典，则贵族代表工商业者的现象，也并不意味着 对本阶级的真正背叛。毕竟，贵族和自由工商业者都不过是雅典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 益集团而已，况且，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商业经济日益扩张的背景下已越来越趋于一致了 。
在上述民主政治由奠基到确立进而繁荣的过程中，贵族从两种意义上起过重要作用： 从消极意义上，若没有全体贵族所表现出的识大局、明进退的眼界和策略，民主进程还 要曲折得多。从积极意义上，部分贵族能够跳出阶级利益的狭隘局限，自觉不自觉地将 自己定位为工商业者的代言人，为民主政治提供了能够普遍认可的领袖人物，从而有力 地推动了民主进程的发展。即便是作为政治反对派的贵族派的存在，对于民主政治的健 康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制衡因素。可以这样说，没有雅典式的贵族，也就不会有雅典式 的民主。试想，如果雅典贵族在上述进程中采取负隅顽抗的姿态，民众对贵族则视若仇 寇，这样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还会是雅典这种充满宽容与多元精神的民主吗?甚至建立 于激烈阶级对抗之上的政体还能叫民主吗?——尤其在城邦条件下。
三
德谟斯梯尼曾在陪审法庭上这样羞辱阿伊斯辛涅斯：“我比阿伊斯辛涅斯更有钱，我 的出身也比他更高贵。我并不愿意被看成有侮辱贫穷之意，但我必须说，我自孩童起， 命运就安排我上了好的学校，并有足够的财产免于被迫完成令人难堪的贱役。至于你， 阿伊斯辛涅斯，从孩提时代，命运就迫使你在父亲授课的教室里象奴隶一样地扫地…… ”[25](10)。这并不是适合“侮辱贫穷”的地方，因为担任陪审员的相当一批人是贫困 潦倒、依靠西奥波尔的津贴维生的人[26](300-313)。但德氏非但没有激起众怒，而且 在诉讼中大获全胜。
德谟斯梯尼时代已临近雅典民主政治的终结期(公元前四世纪中后期)。这样的事例说 明，在整个民主政治时代，雅典平民并没有创设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清单，以与贵族观 念相区别。一方面，人民作为整体要求平等与公正，要求作为分母参加公民大会，要求 人云亦云地参加陪审法庭；另一方面，他们对显赫公民的尊重，对闲暇的高度评价，仍 然没有改变，一旦需要作为分子来提出议案或领导表决，他们则要求并期待有声望的人 出面。“对人民而言，参预政治是一种有关体面的事，一种在权势者面前维持自己尊严 的方式。人民只有在政治舞台上才能重新发现个人的自豪感，正如以后时代中他们在教 堂里才能和社会上大人物平起平坐一样。政治民主曾是人民的鸦片。”[27]民主政治的 程式化制度和物质性设施已经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则远未形成，仍沿袭前民主 时代的遗产，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贵农贱商”的社会经济理念。这是经济领域内的非民主倾向，但又不限于经 济的层面，其着眼点在于道德的和政治的层面，即为城邦培养合格公民。苏格拉底说， 农业“能给心力留出更多的空闲时间去照顾朋友和城市的事情”，“它可以锻炼出最好 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手工劳动损伤身体因而损伤精神，而且，“这些粗俗的 所谓技艺使人没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些技艺的人被认为不善于 与朋友交往，也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注：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 印书馆，张伯健译，1961年，第12页。此类言论还可参阅柏拉图：《法律篇》，Ⅷ，84 6，848；Ⅺ，9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6b9—1259a36；1277b—1278a；1316 b；1319a；1328b—1329b；1330a；1337b11—21.)自然，这里的“农”者，非指农民， 而是经营农业的土地贵族，换言之，是农场主(farmer)，而不是农民(peasant)。赞美 农业，原因不在农业本身，而在它对维持传统贵族生活方式的意义——在雅典，以所有 者身份从事土地的经营和管理是贵族的标志。农业本身并不高贵，亚里士多德主张土地 最好由奴隶耕作，或者退而求其次，由农奴耕作。在治理良好的城邦里，公民“一定不 能是农夫，因为闲暇无论对于美德的培养，还是对政治义务的履行都是必须的。”公民 美德“只适用于不须为生计而劳动的人们而已。”[8](1328a—b)劳动在奴隶制的古代 世界被视为类似惩罚的东西，尼采说，对希腊人而言，劳动和奴隶制一样都“既是不体 面的，又是必需的。”[28]由此可见，“贵农贱商”的实质是对体力劳动的轻蔑。在古 希腊语中，表达“不工作”的词是schole，意为“悠闲”，而“工作”却只能写成否定 形式的ascholia，意为“缺少悠闲”。这一现象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只有悠闲才是正常 的生存状态。有闲是一种优秀品质，一种美德，它可以创造权利。“贵农贱商”所折射 出的，正是希腊文化强烈的贵族性质。
其二是新贵族政治的理念，这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非民主倾向。新贵族政治的理念可上 溯至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中经德谟克利特，到苏格拉底那里有了更明确的表述[2 9]。他从美德即知识出发，主张“知识治国”，“专家治国”，反对雅典的抽签选举和 轮流执政，认为抽签选举“……不要求其领导者具有任何特殊的知识，它将社会的命运 委之于缺乏真知灼见的人们手中。”[30]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是对“知识治国”的 深化，其特点是，并非一般地肯定知识和“知识贵族”的价值，而是肯定哲学家的特殊 重要地位。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本人并不贪求政权，但为了他人和国家整体的利益， 哲学家又必须进行统治。不是哲学家需要国家，而是国家需要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是智 慧、理性的化身。而国家若不以智慧、理性为治国之本就谈不上正义。因此，哲学家的 统治具有历史必然性。
从字面上看，这种可称之为“知识贵族”或“精神贵族”的新贵族，与重视出身和财 富的传统贵族具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富者以富傲贫，贵者以贵傲贱，智者以智傲愚， 在且贫、且贱、且愚的下层人面前，富贵者与智者很容易找到共同的立场。而且在分工 粗糙的古代社会，不同种类的优越性往往积累在一起，倡导新贵族政治的古典作家几乎 都出身贵族。因此，新贵族政治与传统贵族政治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恐怕只能是一个纯 理论的问题。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说出“贵族政体的主要特征是以才德为受任公职的依 据；才德为贵族政体的特征正如财富为富人政体的特征、自由人身份为平民政体的特征 ”[31](p199)时，这里的“贵族政体”指的究竟是新贵族政治还是传统贵族政治，大概 只有亚氏本人才搞得清楚。
但新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巨大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古典作家们普遍表现出了对民 主政治的巨大的不信任。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制是所谓“宪法体制”的变种，是单纯照 顾下层人利益的不合理体制[8](1279)；其中用津贴鼓励下层民众参政，从而主宰城邦 事务这一类极端的形式，是最坏的形式[8](1318)。柏拉图指责民主政体下的自由被滥 用，每个人都可以恣意妄为，这样就破坏了城邦的和谐(注：《理想国》，496a—e；55 7a—558c；562b—563e；《法律篇》，701a—b。)。在剧本《祈求的妇女》(Suppliantes)中，幼里披底斯借底比斯使节之口集中表达了对民主政体的非难之辞：暴 民专政，多数下层人对少数社会精英的剥夺；滋生投机之徒，迎合民众以谋私利，嫁祸 于人以洗脱罪责；忽视民众教育，容易受人蛊惑并煽动对富贵者的仇恨[32](399-441) 。显然，推动古典作家们苦心构建新贵族政治理论的正是这样一种声音：“一个人既处 理自己的私事——当然每人各不相同——又从事公共活动，是可能的。”“贫寒也不应 使人(在政治上)湮没无闻”[5](Ⅱ，40)
民主并非不言自明的真理。它与其被看作一种普遍性权利的实现，不如说是一种特权 的扩大。贵族意识则在这一过程中以其先入为主和智力优势成为塑造民主意识的难以逾 越的障碍。到古典时代，便明显呈现社会存在与思想意识形态的分离倾向，不仅有发达 的工商业的现实与“贵农贱商”思想的并存，更有雅典民主政治的平民化与意识形态贵 族化的齐头并进。民主政治的体现者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所谓“普通人”——mass， 然而这一名词在古典典籍中往往等同于“暴民”(okhlos)、“穷棒子”(penetes)、“ 次等人”(kheirous)、“无赖”(poneroi)、“小人”(phauloi)等蔑称；贵族在道德和 美学上的价值却日益凸显，贵族开始称为kaloikagathoi，前半部分kaloi意为“美好、 优雅”，后半部分agathoi意为“高尚”、“杰出”。别的称呼还有“绅士”(eugeneis ,gennaioi)、“道德之士”(khrestoi)、“显达之士”(gnorimoi)，或索性就称“好人 ”(beltious)(注：希罗多德，Ⅰ，196，5；修昔底德，Ⅱ，65，2；Ⅵ，53，2；老寡 头：《雅典政制》，1，2，4—9；色诺芬：《回忆录》，Ⅳ，2，37；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1293b34—42；1304b1)。
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急剧发展，使原来只是贵族诸活动领域之一的思想领域越来越具 有精神避难所的意义，部分贵族(如柏拉图、色诺芬等)越来越具有“精神贵族”的意味 ，更加大了贵族与普通民众在智力和文化水准上的落差。贵族，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文 化价值观念便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至少成为其核心。概而言 之，这种文化可以归为外向型的“耻辱文化”，以区别于中世纪基督教内敛型的“罪感 文化”，也就是说，在贵族们看来，他们行为的标准在别人的看法，而不在内心的自省 。他们要通过战争的凯旋、体育竞技的胜利、公益捐助的慷慨以及民主讲坛上的口若悬 河，竞相在公众面前展示其勇敢、富有、大度、博学等贵族美德(注：这种文化的最早 表达是在《荷马史诗》中。)。贵族们追求超越与卓著(arete)的积极人生态度和文化品 格在贵族化的社会意识氛围中总能得到积极回应，又恰与民主政治对公民参与的要求不 谋而合，这是他们能够融入民主社会，并长期垄断雅典政坛的重要文化背景。
普鲁塔克认为梭伦关于惩处“在公民集体的重大争论中”不明确表态者的法律是“最 为独特和奇怪的”(注：《梭伦传》，20，1；史实又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8 ，5。)。事实上，梭伦的做法是完全合乎他所生活的时代精神的。伯里克利在阐述公民 与政治的关系时也强调：“对那些不参与政治的人，我们不认为他们是超脱自由的，而 认为他们是无用的。”[5](Ⅱ，40)城邦政治的内容被归结为战斗精神，或是对它的体 验。城邦要求于公民的乃是现代国家要求于公务员的私人道德品质。柏拉图批评那些“ 不留一点闲空去做私人财产以外的事情”的人，认为他们不配“贵族”这样光荣的称号 [33](831c)。因为贵族正是奉献精神的象征。尽管这样做并非出于“民主”的愿望。在 重装步兵方阵的集体主义平淡取代了贵族单打独斗的技艺展示之后，慷慨捐助就成了贵 族子弟猎取公众声望的重要途径了。雅典城邦对其公民既不征收固定的财产税，也不课 以固定的人头税，公共服务的费用主要由富人以捐助的形式来承担。然而，真正的贵族 并不回避这种义务。贵族将财富捐赠出去，既可显示一番，又有使财产合法化的目的。 因此这种炫耀性的赠礼不但是自发的，亦有自我服务性质。它虽不像捐税那样是法定的 义务，却有道德上的强制力。对斗士而言，这种道德规范还极其严格，须全力以赴，不 能无谓地剥夺自己的献身精神。史载，亚西比德每每为公民大会上对许诺捐献者所报以 的热烈掌声所激动，于是他总是提出数额更大的捐献，以期引起更为热烈的掌声[34](1 0，11)。“西蒙如僭主般富有，他不仅慷慨地为公共服务捐助，而且资助许多同村公民 。拉西亚德村的村民每天都可以进入(西蒙的田庄内)自取果实。伯里克利的财富不足以 如此花费，所以达英尼德斯……劝他把人民自己的财产分给他们，于是他提出了给陪审 团成员补贴的措施。”[18](27，3—4)贵族之间围绕权力的角逐和竞争，客观上却成为 民主政治的推进剂。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等出于击败对手的动机，先后推出一系列旨 在争取民众的改革举措，这些遂成为雅典政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对贵族个人而 言，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众望所归，则通过他们的捐助行为和对这种行为的“感恩”心 态(注：在雅典人中普遍存在的“感恩”心态，是形成捐助制度的另一种文化要件。即 是说，他们对捐助者存感激之心，同时，捐助者自己也期望得到回报。在雅典的诉讼演 说中，当事人夸耀自己捐助的慷慨而攻击对手的吝啬，成为司空见惯的做法。(安提芬 ：《四部曲》(Antiphon,Tetralogy)，I，B12；吕西亚，XXV，12.))而成为现实。财富 因服务于政治活动而被证明是正当的，反过来政治又转化为富人才有的特权，这就是政 治现实主义。
四
雅典贵族固然不乏固守土地之辈，但在希腊世界这样商业和殖民都相对发达的地区， 贵族的商业化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希腊世界的第一批海外贸易者就是贵族(在非严格的 意义上还包括海盗)，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礼物经济”的性质[35](1，182；4，80-92 ；8，159；19，282)。在《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的兄弟墨涅拉俄斯(Menelaus)“率 领船只漫游异国，赚了不少黄金”[35](3,301—302)。欧涅俄斯(Euneus)的友情赠送， 怎么看都像是达成交易的敲门砖：“从勒谟诺斯来了许多艘船，载来美酒，/这些是雅 宋之子欧涅俄斯派来的船，/雅宋之子吩咐把一千斗芳醇赠予/阿特鲁斯之子阿伽门农和 墨涅拉俄斯。/而长发的亚该亚人就到船上来换酒，/有些用铜，有些用闪光的铁，/有 些用皮革，有些用整群的牛，/还有些用囚奴来换取”[36](7，468-475)。梭伦远游东 方时曾从商筹资(注：普鲁塔克：《梭伦传》，5，2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1 ，1。关于这一史实的可信度，请参阅王瑞聚：《梭伦经商应为信史——对郭小凌先生< “梭伦经商”考>的不同意见》，载《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柏拉图为支付其旅行费用也卖过橄榄油[17](2)。哈斯布鲁克认为，在当时国际贸易只 能采取以物易物的背景下，这是资助出游的唯一方式，他据此认为希罗多德在漫游东方 时也肯定做过商人[37](p13-14)。作为希腊农业论者的他这样说，无非想取消贵族商业 的“有意性”，但他同时也把贵族商业泛化了：试想，每一个人出游(这在雅典贵族中 是极普遍的)都要带上当地的特产以备易地交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商贸图景啊；而且 ，一旦从这种“无意为之”的商业中大得其利，谁又能禁止它进一步发展成“有意为之 ”的专业贸易呢?希罗多德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阿尔克墨嗡怎样谒见吕底亚国王，怎 样从国王的金库中带出他所能带出的大量黄金，他蹒跚而出，靴子、头发和衣服都满挂 金尘。由此推断，这个雅典民主的灵魂式家族，其巨额财产靠的是与吕底亚的贸易，所 以他们在身处流放之时还能以巨资承修德尔斐神庙，并且自费把原规定用石灰石修建的 殿堂正面改为大理石，由此取得这个著名神庙的政治支持。雅典著名将军尼西阿，作为 贵族派领袖无疑拥有土地，但他更热衷于银矿经营，为此他曾不惜以1塔兰特白银的天 价购买一名奴隶出身的银矿经纪人[38](Ⅱ，5，2)。出身贵族世家，又作过雅典海军统 帅的安多西德(Andocides)，一旦被流放，即迅速把他的海外关系转化为商业资源，他 在马其顿的朋友阿奇劳斯(Archelaus)向他提供大量木材，然后高价卖予驻扎在萨摩斯 岛的雅典海军；谷物、金属原料一类商品也在他的经营之列(注：吕西亚，6，19；49； 安多西德，Ⅱ，11。)。至于米泰雅德家族在科尔尼索斯的海外殖民和庇西特拉图在色 雷斯经营银矿更是众所周知了。这些商业化贵族与平民工商业者在经济行为上的趋同性 ，是他们在民主时代仍能充当工商业代言人的物质前提。
贵族的商业化现象与前述“贵农贱商”的观念相矛盾吗?不然。在古代希腊，经济行为 的合理性意义并非绝对的，而是依社会关系的等级而定。“作为古代社会对个人的规定 性的劳动的地位和我们时代不同，一个贵族造船技师是贵族，而非造船技师(因技师只 管造船)；反之，一个非贵族造船技师即被认为是造船技师，因为平民是根据其职业来 确定其地位的……”[27]这是平民与贵族在职业标准上存在两本账的表现。同样的工商 业，对于无世袭财产的平民，意味着“非自由人”的劳动，因为“自由人的条件是不为 别人的利益而劳动”，而手工业者不同于奴隶的地方，仅在于他们附属于所有人而不是 某一个人[39](1367a32-33)——这种劳动观念是奴隶制毒化社会关系的恶果之一；对于 贵族，“虽然一个显要人物不能以自己的经济活动定其地位，但他仍因自己在商业或农 业上有经营技能而感到自豪；这是一种受人欣赏的才干，是另外一种优良品质。”[27] 这种差别的关键在于，一个世袭财产的占有者本质上是没有职业的，或者说他的职业就 是财产的所有者，“为了获得此项所有权，他无需去进行什么活动。他只需要这样地生 活。他显然需要经营自己的世袭财产，但这实际并非真的工作，不如说是行使自己的财 产所有权。”“这个家族最好建立在土地的所有权上面。但并非唯一的方式。商业、手 工业或借贷活动也可以作为世袭财产进行经营，而不一定要成为牟取利润的无个性特征 的机构。”他们甚至可以是“真的有地产的企业家，兴趣在于赚取利润。他们合理地组 织经营活动以迎合市场的需要。不过作为这种理性活动的基本原则，并非扩大收入，有 如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那样，而是经营一块世袭财产以便传之于儿孙。这种世袭财产之继 承并非如法理学家所理解的那种随遗嘱生效而同时发生的方式，它以家族的延续为基础 。”[27]这样的理念自然并不妨碍贵族们去反对单纯为追求利润进行商业活动的“不道 德”行为，同时又容许自身对商业利润的追逐。
哈斯布鲁克还认为，希腊贵族的经商活动带有被迫性质，如前述阿尔克墨嗡、安多西 德都是在流放的过程中才以商维生[37](p28)。这样的结论首先难以自圆其说，他在同 一本书的另一场合认为，除了直接参与海外贸易外，更多的贵族可能并不亲力亲为，而 是任用职业商人作代理，自己以闲置资金投入，从而也转化为希腊社会的“新贵族”[3 7](p9)，考虑到贵族对闲暇的重视和对政治活动的热衷，这类以隐性形式与商业发生联 系的“新贵族”应更为普遍。再者，具体到这个问题，所谓“流放”，既不剥夺当事人 的地产，也不实质性妨碍其从地产中取得收入，若这些贵族有足够的地产，当不至于“ 被迫”经商。但问题是，雅典纯粹的土地贵族的经济实力是有限的(注：雅典历史上最 大的两宗地产为亚西比德和尼科菲谟之子阿里斯托芬所有，其规模均在300普勒提隆左 右，价值4塔兰特又1000德拉克玛，在地方领土国家，仅相当于中等地产。参见柏拉图 ：《亚西比德》，123c；吕西亚，XIX，42。)，而作为政治精英的土地贵族又大都聚居 城内(注：据统计，公元前五世纪的知名政治家中，除泰米斯托克利外，全部来自雅典 城及其近郊。参阅P.B.Manville,The Origins of Citizenship in Ancient Athens,Princeton,1990,pp.17—18.)，这些人如何维持日常生活及从政的费用(包括必不可缺 的公益捐助)?老管家伊文基卢斯这样为伯里克利理财：“田里的出产全都出售，而家里 的消费品又都从市场上买回。”[21](16)至少对移居城镇的贵族而言，这种以市场为中 心组织生产与消费的作法当有其代表性。但像前述西蒙那样散私财以济众，将地产上的 果实任由乡人摘取的情形，则必有其他的商业来源。(注：考虑到其家族曾在科尔尼索 斯从事海外殖民的历史，这种情形就可以理解了。)这些远离乡土的土地贵族，他们在 城市环境中与商业经济所发生的必不可免的种种联系，是他们能够成为工商业的政治代 言人的现实基础。
五
由于上述的原因，雅典贵族在民主政坛上一度以主角自担。但从民主政治的全过程来 看，这种现象仍不过是贵族政治被和平取代之后的非制度性遗存，到它不复存在之时， 民主政治才进入其纯粹的形态——平民政治。因此贵族领袖的存在并不改变民主政治的 社会基础在于工商业者这一命题。无论“贵族派”还是“民主派”，要想成为民主政体 下的领袖人物，首要的前提是：取得民众的支持，或至少不把民众推向对立面。从这个 意义上，西蒙的私财济众与伯里克利的公职津贴，实为异曲同工，都同样充满了平民主 义的精神。
在近代英国，即使从“1689年的妥协”(光荣革命)算起，到1832年议会改革，贵族垄 断民主政坛的时间也要长达140年左右；古代雅典的同类现象则短得多，从公元前508年 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民主政体正式确立，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去世，不到90年的时 间。此后这一现象进入式微时期，一批工商业背景的平民领袖，如鞣革作坊主克列昂(Kleon)、灯具作坊主希帕波鲁斯(Hyperbolus)、七弦琴匠人克里奥芬(Kleophon)等的出 现，改变了贵族垄断雅典政坛的局面。这一嬗变在古典作家眼中，无疑一场政治灾难。 亚里士多德说克列昂“是第一个在讲坛上大声叫嚣和使用粗鲁字眼的人，他对听众高谈 阔论时，长袍总是低低地束在腰间。他的前任们讲话却文雅而有条理。”“克里奥芬之 后的那些民众领袖，则有意地夸大其辞，以迎合大多数人的趣味，而他们的目光却只是 盯在眼前利益上。”[18](28，3)约当公元前345年的艾斯奇尼(Aeschines)这样羞辱他 的政敌提玛库斯(Timarchus)，说他“在公民大会上甩掉外套，青筋毕露，……道德之 士不忍卒睹，深感让这样的人引领政坛，将是我们城邦的耻辱。”[40](26)透过这些攻 击性言辞，可以明显觉察到一种有别于此前绅绅贵族的真正平民主义的领导风范正在形 成。
康纳认为平民领袖的出现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从伯里克利开始 ，而在他死后得以完成。在伯里克利以前，雅典的政客们主要依靠政治盟友或政治小集 团的合作来取得公民大会的多数票。但从伯里克利开始，政客们改变了以往的做法，直 接面向民众，或巧言令色，说服他们；或向他们妥协，满足其愿望，以换取政治上的支 持。康纳认为，同以往的政客不同，这些平民领袖大多来自“新贵”，而不是出自传统 的贵族家庭，故称其为“新政客”[41]。
“新政客”的表演舞台集中在公民大会。有突出演说才能、能够在公民大会上赢得听 众、而不问实际从政能力的人在雅典政坛上异军突起。但他们也因此降为公民大会的附 庸，唯民众意志的马首是瞻，无相对独立的权力可言，有别于此前作为实际施政机关的 将军委员会。新生代的领导人只是以演说者的角色来领导雅典。但是，公民大会一旦不 能从诸如陪审法庭、议事会甚或将军委员会那里遭遇制衡的力量，它便有可能变成无所 羁縻的暴君，没有什么能约束它，包括法律。这可以从阿基努塞审判中看出来。公元前 406年，在阿基努塞岛(Arginousae)附近发生的一场海战中，25艘战舰被击沉，许多雅 典水手失去生命。当指挥海战的将军们返回雅典时，公民大会以救援不力的罪名对他们 进行集体审判，而不是单个审判，也不给他们单个辩护的机会(注：其中某些将军并没 有参战指挥；而且此战雅典为胜，尽管损失惨重。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34 ，1。)。这显然有违于相关法律，但任何试图阻止这种行为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当时恰 为议事会轮值主席的苏格拉底也无能为力[42](Ⅰ，7；Ⅱ，3)。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 这次审判体现了牺牲法律以迁就民众情绪的极端民主的精神[8](1292a4—7)。当然，这 在平民政体的历史上也是个极端的例子(注：其特殊之处在于：1)它发生于雅典兵源严 重短缺之时；2)时当阿帕图里亚团圆节，更反衬出丧亲之痛。)。但一个败军之将在雅 典的厄运，仍能暴露出平民政体潜在的“集体暴君”的性质。当菲洛克拉迪被问及为何 不为自己的罪名辩护时，他回答说，只有等到另有他人被控诉时(即已经有了替罪羊的 情况下)，他才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39](1314a)。在平民政治时期，至少有三个知名的 雅典将军在战败后自杀。当一批在战场上受将军驱使的民众，归国后却成为决定将军命 运的审判者时，任何的过失都只能是将军个人的。平民政治机制上的内在缺陷，显然也 是它备受谴责的客观原因。
这样，伯里克利之后，随着平民领袖的上台和民众通过公民大会对政治控驭能力的空 前增强，民主政治进入它的下一个阶段——平民政治时期。
从体制上看，直接民主制一旦稳固地确立起来，平民化的趋势便在所难免。但平民政 治出现于伯里克利之后，亦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催化。伯里克利时代大规模的海外扩张 政策，使工商业者大得其利，由此导致的阶级意识和权力意识的急剧膨胀，使他们越来 越不满足于他们的利益简单地被代表的状况，在被代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贵族领 袖对他们利益的偏离和制衡也越来越得不到容忍。公元前446年，梅勒西亚(Melesias) 之子修昔底德(Thucydides)被流放，此后，失去对手的伯里克利独步雅典政坛达十五年 之久(公元前444—429年)。但他的独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断迎合民众要求的结果( 注：亚里士多德认为正是伯里克利开始了哗众取宠的做法。《雅典政制》，27，3—5。 )。而当民众“因他而体面高贵时”，他的尴尬也就来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迫在眉睫之 际，有人还对他周围的朋友提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诉讼；公元前430年他更有一段 时间被免职，并被罚以重金；甚至就在他死之将临时，人们还假盗窃之名差点处死他[4 3](515e-516a)。因此，尽管凭借崇高的威望，他尚能与民众意志之间维持某种张力和 平衡，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伯里克利仍只能屈从于后者。而且，由于他的权力唯一地 根植于公民大会之中，从而使这种屈从几乎没有折中的余地。伯里克利表面上的“第一 公民统治”[5](Ⅱ，65)，却成了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有人把平 民政治的历史追溯到伯里克利时代晚期，是有道理的。
除此之外，大约出现于此时的智者学派，以其平民教育的姿态打破了贵族世家垄断政 治教育的局面(注：普拉塔哥拉斯就声称可以教给人们有关家庭和城邦管理的任何知识 ，柏拉图：《普拉塔哥拉斯》(Pratagoras)，318d。)，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农村地 产的普遍蹂躏和由此导致的部分贵族的破产(注：芬利通过对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的几乎 所有现存债碑(horoi)的研究。得出结论：抵押土地的并非传统上认定的小农，而是为 支付各种现金需求的较大的土地所有者。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1981,pp.62—76.)，也都对民主政治的平民化趋势产生推波助 澜的作用。
伴随民主政治的平民化，传统贵族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在不能见容于民主政坛、失掉 “执政党”的地位之后，“贵族派”与原本“在野”的“寡头派”(注：他们主张大规 模地削减公民人数，把无地产者逐出公民集团，故名。他们属于贵族中政治观点最为保 守的部分，一直自绝于民主政坛之外。)相汇合，成为现存秩序的颠覆力量，在公元前4 11、404年两次推翻民主政体的政变中扮演主要角色，标志着雅典社会的实质性分裂。 “在公元前405年雅典战败以后，寡头们像庆祝节日一样，伴随着笛声，使城墙被拆除 。他们并不觉得永恒雅典战败和自己有何牵连，他们是与敌对集团共命运的。”[27]
公元前403/2年民主政体恢复以后，一种对于贵族世家的敌视情绪发展起来。公元前4 世纪90年代的某个贵族请求陪审员们根据他的实际行为作出判决，而不要只因为肩披长 发(贵族的流行发式)就憎恨他[44](16)。来自贵族世家的人物几乎从政坛上完全消失了 。唯一的例外是来库古，他来自古老的祭司家庭。但他在卡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 失利之后步入政坛，当时雅典重又呈现保守主义倾向，而且他长于财政和行政管理，口 才出众，事实上是这些个人能力而不是他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他的地位。
民主政治越来越显露其真实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贵族政治在雅典的制度性颠覆，并没有结束它的非制度性存在。事实上， 在雅典民主政治确立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作为个人的贵族仍在政坛上发挥主导作用。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在于雅典贵族与众不同的生存环境及特殊的适应环境的能力， 使他们历史地扮演了民主政治推动者的不自觉的角色；二在于雅典文化价值体系的贵族 性使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众望所归的地位；三在于贵族的商业化使他们在经济行 为上与工商业者趋于一致，成为他们在政治上充当工商业者代言人的物质基础。但是， 伴随工商业者的阶级意识和权力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伯里克利之后平民工商业领袖的崭 露头角和公民大会对政治事务的全面控驭，意味着民主政治越来越显露其真实的社会基 础。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雅典民主政坛上的贵族领袖现象，是合乎雅典历史发展规 律的现象，并不否定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工商业这一根本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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