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脑子里装着自己的问题和前途命运”
——评《欧洲文明的进程》
钱乘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1期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合肥)2004年06期第104～106页
【作者简介】钱乘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澳门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乐民、周弘先生撰写的《欧洲文明的进程》去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时，陈乐民先生赐 书传教，并希望我发表评论，我当即开始写这篇文章，本拟尽快发表，但因被其他事情 占去了时间，文章未及打磨，一直拖了下来，心中总觉得内疚。时届一年，文章总算完 成，迟到的发表，仍难抚歉疚之意。
本书原名《欧洲文明扩张史》，1999年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后经陈乐民先生增 删修改，出为此书，书名亦改为此。书名的改动，已有褒贬之义，“进程”是向前进的 ，有积极进取之意，不比蛮横的“扩张”。记得原先《扩张史》出版前，陈、周二位曾 命我参加审稿会，当时我说了一些看法；时逾六七年，作者进行了修改，想表达的意思 也就更清楚了!
诚如作者自述：这一稿是在陈乐民先生“‘血液透析’治疗剩下的另一半时间写作和 修改”的，(再版自述，第1页)因此这本书的价值很难用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试想象： 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学者因肾病每周要去医院做三次血液透析，而每次透析之后便如大病 一场，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却使陈先生更执意要完成本书的修改，因为他在“写出 我们对欧洲文明的理解时，脑子里是装着自己的问题和前途命运的。”(结束语，第406 页)这种使命感，难道还不足以体现老辈学者们忧国忧民的执著情怀?我们今天，学界的 这种使命感正在淡漠，这正是我要为此书作高度推崇的首要原因。
今天的学术有许多已丧失宏大关怀，蜕变成谋求功利的一种手段，而中国学术自古以 来就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忧怀天下，一种退隐私室。陈先生代表的是“先天下之忧 而忧”的传统，他学问做的是外国的，心中惦念的却是中国；他是欧洲学研究专家，其 研究则始终在关怀中国的命运。正如他在本书终结时所说：作者想做的是：“把欧洲文 明发展中的不可忽视的诸因素凸显出来，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有 我可鉴者则鉴之，弃取尽在于我——我以为这当是我们治欧史的用心所在。”(结束语 ，第404页)以外国之事关照中国，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作者作史，是本着“洋为中 用”、“以史为鉴”的态度来做的，此一特点处处可见。
那么在作者看来，什么是欧洲文明?作者说，欧洲文明贯穿于科学与民主这两条线中。 欧洲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崛起，是因为它在希腊、罗马就孕育了科学与民主的种子，到近 代成熟开花、结为果实。所以作者说：“如果把欧洲文明中的精粹内核提炼出来，我们 认为还是‘五四’时期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先生。这是欧洲的最重要的 传统，……没有科学和民主，‘近代欧洲’便无从谈起。”(结束语，第405—406页)出 于这种想法，所谓“欧洲文明的进程”就是指科学和民主的历史发展。在作者眼中，凡 是进步的、“促进不促退的”东西，才算得上是“文明”，因而可被列入《欧洲文明的 进程》；“丑恶”、“肮脏”和“不道德的东西”则只是“不文明”，因此不可以进入 “文明”的殿堂，也就进不了这本书。(结束语，第404页)这样一来，《欧洲文明的进 程》就不是一般的“欧洲史”，而是作者对“欧洲文明”的思考，是他们对这种文明的 取舍，其中不乏褒贬扬抑。而褒贬又是以对中国的关照为背景的，他们写作的最后一章 就落实在中国，落实于对“中国近代落伍”的原因的探讨上。在作者眼中，中国落伍的 “原因本极简单，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欧洲已进入近代时，中国还生活在中古时代”；中 国落后，“最根本的是三条，第一是我们没有科学，没有近代科学的观念。第二是我们 没有欧洲从十八世纪起那样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第三是我们没有民主和法 制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不到这三种东西。”作者这三条，其实是中国逾150 年来无数思考之自然总结，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事实所证明。但是在每一个世代，似乎又 都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时至今日仍不例外。陈、周二位作者，如今再次从“ 欧洲文明”说起，探讨“中国落后”的原因，强调历史的经验，举他山之石，意在攻玉 ，其苦心跃然于纸上。
当然，作者对文明的看法基于进步的历史观，这在作者来说是必然如此。既然“欧洲 文明的进程”就是科学与民主的发生发展、成熟壮大，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是理所当 然。因此本书开宗明义便说：“‘文明’的品格应是进步的，向上的，朝向真善美的， 代表事物向前迈进的趋向的。”(序言，第1页)作者对人类的进步充满信心，这种乐观 的精神洋溢于全书，形成了本书的又一个特点。
平心而论，我不完全认同“进步观”，因为历史并非始终在“进步”，“不进步”和 “退步”也是有的；进而，“进步”的含义也很难界定，主观性太强，各人有各人的“ 进步”标准。假如接受功利主义的原则，“进步”以人类的“幸福”为标准，那么“幸 福”又以什么为标准?况且“眼前幸福”与“长远幸福”是会冲突的，眼前的利益可能 会毁坏长远的利益。人们现在已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在对文艺复兴以后的世界发展方向 做反思了。“进步”的历史观是到启蒙运动之后才成为欧洲思想的主流的，此前的欧洲 ，以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情况就不尽如此。
尽管如此，“进步”的历史观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却起过无与伦比的作用，中 国人若未曾抛弃传统的天命观与循环历史观，不接受“进步”的概念，承认进步与发展 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那么，要让中国人下决心抛弃“祖宗之法”，反被动为主动 ，追赶世界潮流，争取自身的“进步”，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进步”的历史 观不仅在欧洲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也同样如此。所以，本书为欧洲文明的“进 步”过程张目，其实也就是鼓吹中国的“进步”，希望中国完全走进世界文明的大潮。 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作者的“脑子里是装着自己的问题和前途命运的。”
书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展开，其一是中世纪如何转向近代，其实也就是说，西欧为何首 先开始现代转型?这是个很老的问题，但从来都争论不休，从马克思到韦伯，从桑巴特 到诺思，这个问题一直是谈论的中心。本书既然讨论“欧洲文明的进程”，当然就回避 不了这个问题。在作者看来，西欧的转型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包括民族国家、思想解 放、政治革命、科学的发展等等，而商业“尤其是把中世纪欧洲带向现代的必要条件。 ”(第235页)由此可见，作者主张的是一种多因素论，多种因素都在起作用，共同把欧 洲带向近代。这种观点和国内长期占优势的单一因素决定论不尽相同。国内一般的说法 是：经济主动发展，封建社会最终被突破，随之走向资本主义。多因素论不赞成把某一 因素看成是唯一能动的，其他因素都只是附和。本书作者试图对多种因素的作用都加以 肯定，因而对每一种因素都辟专章叙述，所以在作者笔下，这些因素都有自己的生命， 都具备自身的活力。由此而讨论欧洲文明的进程，使作者的观点独树一帜。
但这个观点似乎又表达得并不彻底，因为在诸多因素中，作者还是把商业的发展(“商 业革命”)看作是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起决定作用，“如果没有经 济生活的巨大变化，中世纪的根基便动摇不了，欧洲人便可能仍然生活在封建农业经济 的条件之下。”(第235页)所以，经济发展多少还是根本性的。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在 西欧发生，为什么西欧首先走出中世纪?这个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我们应当认 真地思考了，这就是：如果说经济的发展、或者说“经济生活的变化”是决定的因素， 那么为什么经济(包括商业)发展程度高得多的世界其他地区，比如中国、阿拉伯世界等 ，迟迟走不出中世纪，相反却是经济发展程度相对不高的西欧首先走向资本主义?西欧 首先发展出工业生产力，但如果这个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之所以发展出来的原因就是生产 力的发展，那么，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似乎不愿陷入循环论证!
第二个问题是欧洲的分与合，这一对矛盾的阐述，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中世纪晚 期西欧经历了分裂的过程，基督教大世界瓦解，分裂成一个个“民族国家”，由此造成 西欧大地的大动荡大冲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按本书作者的说法，是“‘民族国家’ ……‘民族’从它的自然状态转变为‘国家’的政治形态，结束了中世纪基督教文明‘ 西方帝国’时代的‘国’界模糊的状态”，(第110页)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形成 导致基督教“西方帝国”的瓦解和中世纪的结束。民族国家一旦形成，它们间的相互冲 突就变成近代西欧国际关系的主题，同时也带动了世界的整体冲突，造成大战。所以， “民族国家”就意味着国家间的战争，近代几百年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部欧洲近 代史，在一个侧面是一部国家间的战争史。
但突然之间，欧洲走向联合了!欧洲联盟已经是事实!是不是欧洲人打仗打厌了，要想 握手言和?是不是“和久必分，分久必合”，顺应了中国古老的格言?但是本书作者指出 ：近代欧洲的政治文化“可撮要为两条线，一条线是近代国家形态的出现，即‘民族国 家’成为欧洲的普遍现实。另一条线反映欧洲人相互‘认同感’，即‘欧洲观念’。前 者通向主权国家，后者通向所谓‘欧洲统一’过程。”“这两条线都承接于中世纪…… 所以，要了解近代、乃至当代欧洲的政治哲学，必须抓住这两个‘观念’：民族观念和 欧洲观念。或者称作‘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民族观念通向民族国家以及多民族 的‘联邦制国家’；欧洲观念通向今天的欧洲联盟(或欧洲一体化进程)。”(第106—10 7页)很明显，作者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有的现象，相反， 自欧洲进入近代以来，它就和民族国家一起，成为欧洲政治的两条并列主线，也就是说 ，“分”和“合”是同时形成的!为此，作者专辟两章，一章谈“民族国家”，一章谈 “欧洲观念”，本书对欧洲分、合的叙述即是以这条思路为主导，由此而理解欧洲一体 化，的确是独辟蹊径，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学界谈欧洲一体化，几乎都把“分”与“合”对立起来，认为分久了就趋向合，以此 而解释欧盟现象。但本书作者把“分”与“合”两个概念都看作“承接于中世纪”，两 种观念都是欧洲的文化传统，一种传统导向民族国家，一种传统导向欧洲联合。由此推 论，当代欧洲人具有“两种人格”，即“一面是欧洲主义……另一面是‘民族主义’” ，两种人格同时存在，就出现既“分”又“合”的奇特现象，对“国家”和“欧洲”同 时认同。作者预言：“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存必将是长期的，总的趋向是‘民族主 义’会悄悄地——也只能是悄悄地——淡化。”(第339、349页)总之，欧洲联合扎根于 历史的理想主义之中，它并不是凭空飞来!
作者对欧洲文明确实有深刻的理解，否则便看不出“分”、“合”之间的深层关系。 作者对欧洲文明的认识有非常大的现实启示意义，这正是作者写这本书时，希望达到的 目标。^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01期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合肥)2004年06期第104～106页
【作者简介】钱乘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澳门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原名《欧洲文明扩张史》，1999年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后经陈乐民先生增 删修改，出为此书，书名亦改为此。书名的改动，已有褒贬之义，“进程”是向前进的 ，有积极进取之意，不比蛮横的“扩张”。记得原先《扩张史》出版前，陈、周二位曾 命我参加审稿会，当时我说了一些看法；时逾六七年，作者进行了修改，想表达的意思 也就更清楚了!
诚如作者自述：这一稿是在陈乐民先生“‘血液透析’治疗剩下的另一半时间写作和 修改”的，(再版自述，第1页)因此这本书的价值很难用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试想象： 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学者因肾病每周要去医院做三次血液透析，而每次透析之后便如大病 一场，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却使陈先生更执意要完成本书的修改，因为他在“写出 我们对欧洲文明的理解时，脑子里是装着自己的问题和前途命运的。”(结束语，第406 页)这种使命感，难道还不足以体现老辈学者们忧国忧民的执著情怀?我们今天，学界的 这种使命感正在淡漠，这正是我要为此书作高度推崇的首要原因。
今天的学术有许多已丧失宏大关怀，蜕变成谋求功利的一种手段，而中国学术自古以 来就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忧怀天下，一种退隐私室。陈先生代表的是“先天下之忧 而忧”的传统，他学问做的是外国的，心中惦念的却是中国；他是欧洲学研究专家，其 研究则始终在关怀中国的命运。正如他在本书终结时所说：作者想做的是：“把欧洲文 明发展中的不可忽视的诸因素凸显出来，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有 我可鉴者则鉴之，弃取尽在于我——我以为这当是我们治欧史的用心所在。”(结束语 ，第404页)以外国之事关照中国，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作者作史，是本着“洋为中 用”、“以史为鉴”的态度来做的，此一特点处处可见。
那么在作者看来，什么是欧洲文明?作者说，欧洲文明贯穿于科学与民主这两条线中。 欧洲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崛起，是因为它在希腊、罗马就孕育了科学与民主的种子，到近 代成熟开花、结为果实。所以作者说：“如果把欧洲文明中的精粹内核提炼出来，我们 认为还是‘五四’时期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先生。这是欧洲的最重要的 传统，……没有科学和民主，‘近代欧洲’便无从谈起。”(结束语，第405—406页)出 于这种想法，所谓“欧洲文明的进程”就是指科学和民主的历史发展。在作者眼中，凡 是进步的、“促进不促退的”东西，才算得上是“文明”，因而可被列入《欧洲文明的 进程》；“丑恶”、“肮脏”和“不道德的东西”则只是“不文明”，因此不可以进入 “文明”的殿堂，也就进不了这本书。(结束语，第404页)这样一来，《欧洲文明的进 程》就不是一般的“欧洲史”，而是作者对“欧洲文明”的思考，是他们对这种文明的 取舍，其中不乏褒贬扬抑。而褒贬又是以对中国的关照为背景的，他们写作的最后一章 就落实在中国，落实于对“中国近代落伍”的原因的探讨上。在作者眼中，中国落伍的 “原因本极简单，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欧洲已进入近代时，中国还生活在中古时代”；中 国落后，“最根本的是三条，第一是我们没有科学，没有近代科学的观念。第二是我们 没有欧洲从十八世纪起那样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第三是我们没有民主和法 制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不到这三种东西。”作者这三条，其实是中国逾150 年来无数思考之自然总结，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事实所证明。但是在每一个世代，似乎又 都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时至今日仍不例外。陈、周二位作者，如今再次从“ 欧洲文明”说起，探讨“中国落后”的原因，强调历史的经验，举他山之石，意在攻玉 ，其苦心跃然于纸上。
当然，作者对文明的看法基于进步的历史观，这在作者来说是必然如此。既然“欧洲 文明的进程”就是科学与民主的发生发展、成熟壮大，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是理所当 然。因此本书开宗明义便说：“‘文明’的品格应是进步的，向上的，朝向真善美的， 代表事物向前迈进的趋向的。”(序言，第1页)作者对人类的进步充满信心，这种乐观 的精神洋溢于全书，形成了本书的又一个特点。
平心而论，我不完全认同“进步观”，因为历史并非始终在“进步”，“不进步”和 “退步”也是有的；进而，“进步”的含义也很难界定，主观性太强，各人有各人的“ 进步”标准。假如接受功利主义的原则，“进步”以人类的“幸福”为标准，那么“幸 福”又以什么为标准?况且“眼前幸福”与“长远幸福”是会冲突的，眼前的利益可能 会毁坏长远的利益。人们现在已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在对文艺复兴以后的世界发展方向 做反思了。“进步”的历史观是到启蒙运动之后才成为欧洲思想的主流的，此前的欧洲 ，以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情况就不尽如此。
尽管如此，“进步”的历史观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却起过无与伦比的作用，中 国人若未曾抛弃传统的天命观与循环历史观，不接受“进步”的概念，承认进步与发展 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那么，要让中国人下决心抛弃“祖宗之法”，反被动为主动 ，追赶世界潮流，争取自身的“进步”，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进步”的历史 观不仅在欧洲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也同样如此。所以，本书为欧洲文明的“进 步”过程张目，其实也就是鼓吹中国的“进步”，希望中国完全走进世界文明的大潮。 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作者的“脑子里是装着自己的问题和前途命运的。”
书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展开，其一是中世纪如何转向近代，其实也就是说，西欧为何首 先开始现代转型?这是个很老的问题，但从来都争论不休，从马克思到韦伯，从桑巴特 到诺思，这个问题一直是谈论的中心。本书既然讨论“欧洲文明的进程”，当然就回避 不了这个问题。在作者看来，西欧的转型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包括民族国家、思想解 放、政治革命、科学的发展等等，而商业“尤其是把中世纪欧洲带向现代的必要条件。 ”(第235页)由此可见，作者主张的是一种多因素论，多种因素都在起作用，共同把欧 洲带向近代。这种观点和国内长期占优势的单一因素决定论不尽相同。国内一般的说法 是：经济主动发展，封建社会最终被突破，随之走向资本主义。多因素论不赞成把某一 因素看成是唯一能动的，其他因素都只是附和。本书作者试图对多种因素的作用都加以 肯定，因而对每一种因素都辟专章叙述，所以在作者笔下，这些因素都有自己的生命， 都具备自身的活力。由此而讨论欧洲文明的进程，使作者的观点独树一帜。
但这个观点似乎又表达得并不彻底，因为在诸多因素中，作者还是把商业的发展(“商 业革命”)看作是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起决定作用，“如果没有经 济生活的巨大变化，中世纪的根基便动摇不了，欧洲人便可能仍然生活在封建农业经济 的条件之下。”(第235页)所以，经济发展多少还是根本性的。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在 西欧发生，为什么西欧首先走出中世纪?这个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我们应当认 真地思考了，这就是：如果说经济的发展、或者说“经济生活的变化”是决定的因素， 那么为什么经济(包括商业)发展程度高得多的世界其他地区，比如中国、阿拉伯世界等 ，迟迟走不出中世纪，相反却是经济发展程度相对不高的西欧首先走向资本主义?西欧 首先发展出工业生产力，但如果这个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之所以发展出来的原因就是生产 力的发展，那么，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似乎不愿陷入循环论证!
第二个问题是欧洲的分与合，这一对矛盾的阐述，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中世纪晚 期西欧经历了分裂的过程，基督教大世界瓦解，分裂成一个个“民族国家”，由此造成 西欧大地的大动荡大冲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按本书作者的说法，是“‘民族国家’ ……‘民族’从它的自然状态转变为‘国家’的政治形态，结束了中世纪基督教文明‘ 西方帝国’时代的‘国’界模糊的状态”，(第110页)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形成 导致基督教“西方帝国”的瓦解和中世纪的结束。民族国家一旦形成，它们间的相互冲 突就变成近代西欧国际关系的主题，同时也带动了世界的整体冲突，造成大战。所以， “民族国家”就意味着国家间的战争，近代几百年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部欧洲近 代史，在一个侧面是一部国家间的战争史。
但突然之间，欧洲走向联合了!欧洲联盟已经是事实!是不是欧洲人打仗打厌了，要想 握手言和?是不是“和久必分，分久必合”，顺应了中国古老的格言?但是本书作者指出 ：近代欧洲的政治文化“可撮要为两条线，一条线是近代国家形态的出现，即‘民族国 家’成为欧洲的普遍现实。另一条线反映欧洲人相互‘认同感’，即‘欧洲观念’。前 者通向主权国家，后者通向所谓‘欧洲统一’过程。”“这两条线都承接于中世纪…… 所以，要了解近代、乃至当代欧洲的政治哲学，必须抓住这两个‘观念’：民族观念和 欧洲观念。或者称作‘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民族观念通向民族国家以及多民族 的‘联邦制国家’；欧洲观念通向今天的欧洲联盟(或欧洲一体化进程)。”(第106—10 7页)很明显，作者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有的现象，相反， 自欧洲进入近代以来，它就和民族国家一起，成为欧洲政治的两条并列主线，也就是说 ，“分”和“合”是同时形成的!为此，作者专辟两章，一章谈“民族国家”，一章谈 “欧洲观念”，本书对欧洲分、合的叙述即是以这条思路为主导，由此而理解欧洲一体 化，的确是独辟蹊径，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学界谈欧洲一体化，几乎都把“分”与“合”对立起来，认为分久了就趋向合，以此 而解释欧盟现象。但本书作者把“分”与“合”两个概念都看作“承接于中世纪”，两 种观念都是欧洲的文化传统，一种传统导向民族国家，一种传统导向欧洲联合。由此推 论，当代欧洲人具有“两种人格”，即“一面是欧洲主义……另一面是‘民族主义’” ，两种人格同时存在，就出现既“分”又“合”的奇特现象，对“国家”和“欧洲”同 时认同。作者预言：“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存必将是长期的，总的趋向是‘民族主 义’会悄悄地——也只能是悄悄地——淡化。”(第339、349页)总之，欧洲联合扎根于 历史的理想主义之中，它并不是凭空飞来!
作者对欧洲文明确实有深刻的理解，否则便看不出“分”、“合”之间的深层关系。 作者对欧洲文明的认识有非常大的现实启示意义，这正是作者写这本书时，希望达到的 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