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拜占廷铸币研究中的某些误区
陈志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2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4年05期第57～65页
【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天津 300071。
【关 键 词】拜占廷铸币/材质/鉴定/研究误区
到2002年7月在青海都兰发现拜占廷金币为止，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铸币已经见诸学术刊 物和各种媒体的有56枚。我国学术界对这些金币的系统研究始于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 先生，近年来又有徐苹芳、罗丰、康柳硕、羽离子等学者涉及，他们的研究文章或总结 报告多有新意，对于我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pp.291～344)[2]( pp.151～156)[3](pp.3～9)[4](pp.15～18)。但是，据我们研究，感到存在一些问题。 除了一些综合研究文章存在调查不够全面(注：例如，许苹芳先生1995年的文章仅提到2 0余枚，罗丰于1996年出版的书中仅涉及33枚，康柳硕2001年的文章仅涉及了36枚，法 国拜占廷古币学家C.莫里森和F.蒂埃里合作于1994年发表的文章中仅排列了27枚，同一 文章的部分内容于2001年被郁军翻译为中文发表时又增加了9枚，达到36枚，而笔者本 人于2001年底发表的文章也只提到40枚。)[5](pp.109～145)[6](pp.10～13)[7](pp.12 ～16)，研究不够系统的问题外，一些考古报告因无据可查，在对金币的表述和判断上 还不准确，对这类铸币的研究还存在一些“误区”。本文拟依据目前国际拜占廷古币研 究的权威和最新成果，重点对这些“误区”作分析，希望归纳总结出有关的鉴定参照原 则，以便我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同仁作为参考(注：近20年来在我国发现的拜占廷古币 数量几乎占了此类古币总数的一半。因此提供一个简单明了的鉴定参考原则将有助于在 这一领域的系统研究。笔者就此课题到普林斯顿大学希腊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两个 月的专题研究。本文可以作为该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笔者指导的研究生郭 云艳同学全面参与了本项目的研究工作。)，并就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同仁商榷，权 作引玉之砖。
一
我国发现拜占廷金属货币的历史学意义很可能大于古币学意义。换言之，我们不可能 根据这些货币总结出关于拜占廷货币的系统知识，因为目前已经发现的这56枚铸币尚不 足以得出关于拜占廷货币本身的结论，而只可能从这些货币及其仿制品的发现地点、使 用状况、出土时间、铸造年代等信息中探索其中的历史含义。
由于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属货币以金币为主，而波斯货币以银币为主，我国古代货币 则多是铜币，于是使人产生错觉，以为拜占廷人只使用金币，萨珊波斯人只用银币。这 种看法见于多篇相关文章，带有普遍性，这里不必一一指出。事实上，黄金作为稀有的 贵金属，在世界各地都受到重视，只是由于各个地区黄金矿产多寡不同而形成铸造货币 的区别。在拜占廷帝国千余年的历史中，历代皇帝充分利用丰富的黄金资源铸造金币， 但是，金币大量被用于对外关系活动，例如作为礼物赠送给外国君主，或作为年贡送交 某强国以换取和平，或作为国际贸易的媒介被商人带往世界各地，或作为军饷拨发给远 征军将领。例如根据阿拉伯史料记载，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Ⅸ，104 2—1055)送给哈里发的礼物有50万枚金币，相当2.2吨黄金。曼努埃尔一世对意大利西 西里的远征使用了216万枚金币，相当于8吨黄金[8](p.3)。7世纪中期阿拉伯军事征服 以前，拜占廷帝国主要依靠埃及地区丰富的黄金资源，现代考古学在尼罗河流域和红海 沿岸发现的上百处金矿工场遗址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7世纪以后，亚美尼亚和马其 顿地区的金矿成为拜占廷帝国主要的黄金来源地[8](pp.115～116)。10世纪以后拜占廷 帝国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也导致金矿开采中心向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半岛南部地区转 移，莫里森在《拜占廷经济史》第3卷中提供的大量图表证明，科林斯等巴尔干半岛南 部城市成为拜占廷金币主要铸造地。而大量馈赠金币的现象自7世纪以后也逐渐减少[8] (vol.3,Tablel-6.15)
拜占廷社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是铜币。为维持金本位货币体系，拜占廷历代皇帝 不断颁布法令强化金币质量和重量标准，《提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对此都 有明确规定。8世纪以前拜占廷帝国所有铸币场铸造的索里得必须符合1/72镑的重量和9 8%以上的纯度要求，并标志为OB，意为“足赤金”。而铜币不经过银币直接与金币挂钩 ，构成了其“货币体系的第二个主要特征”，特别是在银币退出流通时期，铜币作用十 分突出。由于铜币包括纯铜(copper名为Follis)和合金铜(billon)，所以铜币与金币的 比值浮动在1∶630到1∶924之间，即1枚索里得大体兑换288枚标准铜币。这种灵活性使 拜占廷金本位货币体系得以多次度过危机，保持了千年之久[8](pp.919～921)。
目前，国际拜占廷古币研究权威的和最新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如下著作中：2002年由 哈佛大学顿巴登橡树园研究中心出版的3卷本《拜占廷经济史》包括拜占廷货币经济的 历史发展，其中关于拜占廷货币经济和古币发展沿革的4章均由法国古币学家莫里森撰 写。但是他关于拜占廷古币的代表性专著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拜占廷货币目录(491—12 04)》[8][9]。该书因以拜占廷古币收藏丰富和研究精细而著称。莫里森是其前辈法国 学者塞巴提耶(J.Sabatier)和施伦伯格(G.Schumberger)的接班人，后两者均有拜占廷 古币大全问世。格里森和梅耶斯的《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古物收藏中的晚期罗马帝 国古币目录》是在其前辈贝林杰(A.R.Bellinger)的同名拜占廷古币目录基础上按照新 的鉴定标准完成的，代表了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10]。罗思的《大英博物 馆拜占廷帝国古币目录》出版于1908年，是上世纪60年代以前该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夏 鼐先生的研究大多参阅此书。该书虽然已经过时，但是它是最早建立拜占廷古币鉴定原 则的书籍，其确定的标准至今大部分有效[11]。古德克雷的《拜占廷帝国铸币手册》是 以大英博物馆的拜占廷古币收藏为主，参考法、美等国收藏而完成的，该书以更新罗思 的《英国大全》过时内容而受到重视[12]。希尔的《拜占廷货币及其价值》与古德克雷 的《拜占廷帝国铸币手册》具有相同的写作目的，它与后者可以共同代表英国当代拜占 廷古币研究的最高水平[13]。哈恩的3卷本《拜占廷帝国货币》涉及的拜占廷古币数量 最多，该书以维也纳博物馆的收藏为基础，以严谨细致的分类为特点，书后所附图版极 为清晰，为国际拜占廷古币学家所推崇[14]。亨迪的《300—1453年拜占廷货币经济研 究》也涉及了拜占廷货币制度的发展，由于该书从制度发展的层面考察拜占廷古币的变 化，因此为拜占廷古币学家所重视[15]。但是，该书并非拜占廷古币学专著。怀丁的《 拜占廷货币》出版于1973年，作者在其前言中，声称当时是“拜占廷货币研究的革命时 代”，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以较多笔墨分析了战后近20年拜占廷古币鉴定原则的变化和 该领域新标准的形成[16]。瓦吉的《罗马帝国货币与历史》分上下两卷，前者为历史叙 述，后者为古币研究，它补充了上述拜占廷古币研究书籍大多从5世纪阿纳斯塔修斯一 世谈起的不足，使我们得以观察到4世纪君士坦丁一世以后百余年拜占廷古币变化的情 况[17]。还有一本值得注意的拜占廷古币参考书是法格利耶的《瑞典和丹麦发现的晚期 罗马和拜占廷索里得》，它是以这两国集中发现的近千枚窖藏拜占廷金币为研究对象， 成为上述权威著作的补充性参考书[18]。此外还有一些拜占廷货币专著，如胡梅尔的《 拜占廷货币目录》和哈肯斯的《拜占廷货币》等，前者以瑞士国家博物馆收藏为基础， 后者以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收藏为基础，但其内容和涉及的拜占廷古币种类均没有超过上 述著作[19][20]。目前，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拜占廷货币网站、牛津大学古币网站 和拜占廷金币拍卖网站为相关网站中水平最高者。
在上述几乎所有拜占廷货币大全中，铜币总是占收藏的多数。就目前收藏的数量而言 ，铜币比例最高，金币次之，数量最少的是银币。我国之所以没有出土拜占廷铜币，原 因是其本身的材质不属贵金属，仅适于日常小额交易使用，不宜长途携带，而且其质量 不稳定，缺乏信誉。但是这不能说明拜占廷人不使用铜币。
与铸币材质相关的问题是对其铭文的误读。我国发现的拜占廷货币铸币厂问题产生于 对铭文CONOB的误解。夏鼐先生最初认为它的意思是“印铸于君士坦丁堡”(1959年文章 )，后来进行了改正，明确提出它“不是表示铸造地点为君士坦丁堡”(1977年文章)。 可惜这一正确的认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羽离子于2001年发表的文章仍然认为它是“ 君士坦丁堡造币厂”的缩写。根据怀丁《拜占廷货币》一书的统计，至少有24个城市是 拜占廷铸币厂所在地，除首都君士坦丁堡外，小亚细亚地区的尼科米底亚、西基库斯、 尼西亚、迈格尼西亚、塞留西亚，叙利亚地区的安条克、亚历山德雷塔，埃及的亚历山 大，巴尔干半岛的萨洛尼卡、雅典、科林斯、萨洛纳，意大利地区的罗马、拉文纳、那 不里斯、卡塔尼亚、叙拉古、佩鲁迦，北非地区的迦太基、君士坦迪亚，西班牙的卡塔 格纳，黑海沿岸的车绳和特拉比仲德都曾铸造货币，其中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迦太 基、萨洛尼卡、罗马、卡塔格纳等城市所铸金币都标注CONOB的铭文[16](pp.68～71，p .69)。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详细论证，因为诚如夏鼐先生1977年的文章所说：“从前以为 是铸造地点，现下则一致认为是指黄金的纯度相当于君士坦丁堡的标准，有点像我国清 代的‘京钱’、‘京秤’一类的名称。”[21](p.404)这一意见值得学界重视。
二
拜占廷金币正背两面印模及其描述也是我国学术界在相关研究和报道中容易产生错误 的地方。
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大多为金币正背两面印模方向相对倒置，因此部分研究者认为 这是“工匠心不在焉，转动了上模，打出的币两面的图文就不都顺着一个方向”[4](p. 18)，由此看来印铸金币是件很随便的事情。这是对拜占廷铸币方式明显的误解。顿巴 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拜占廷货币网站和牛津大学古币网站的拜占廷货币部分，展示了拜 占廷铸币过程，特别是2002年出版的《牛津拜占廷史》更提供了一幅考古发掘出的铸币 工具图。该工具类似大剪子，呈X形状，手柄部分可以任意控制金币上下模具的开合[22 ](p.63)。这样的工具才可能满足拜占廷帝国大量铸造货币的要求，也才符合拜占廷人 严格控制金币质量的历史事实。另外，关于拜占廷金币正背两面印模相对倒置问题，早 已由夏鼐先生指出：“这是拜占廷铸币印模排列的常例，很少例外。这和近代法、意等 国铸币相同，而和波斯萨珊朝银币的正背两面印模作九十度直角，以及现今我国铸币和 近代英国皇家铸币厂铸币的正背两面印模排列同一方向，是完全不同的。”[21](p.404 )一般来说，没有直接观察拜占廷金币的研究人员，很难解决印模方向问题。而在上述 重要拜占廷古币大全中，人们可以发现世界各国收藏中的许多穿孔币，它们为夏鼐先生 的意见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例如《法国大全》的一枚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在正面皇冠 上方有穿孔，其位置在背面女神脚下铭文处，可见印模倒置[9](vol.1,Pl.1,02)。希尔 《拜占廷货币及其价值》一书中查士丁一世金币60号也是相同情况[13](p.42，n.60)。 古德克雷的《拜占廷帝国铸币手册》中莫里斯a式金币有穿孔，位置也是如此[12](p.85 ,n.3)。《奥地利大全》提供了两枚希拉克略一世d式金币，穿孔都在正面中间位置的父 亲头上方，处于背面铭文CONOB下边[14](vol.3,Pl.8,n.67—8)。这种穿孔金币大多可 以证明拜占廷铸币印模排列的常例，个别例外则仅发现于希拉克略一世b式，即正背两 面印模排列同一方向。
拜占廷金币正面图像大多为当朝皇帝，也有舅甥同席，或父子共坐的图像，这一样式 很常见。但我国有研究文章认为，芝诺和利奥二世同时出现在金币正面是罕见的，“于 是东罗马的新币上便有了历史上罕见的父子二帝共坐一床面对芸芸众生的肖像”[4](p. 17)。其实，这种图象早在芝诺以前两代皇帝就已经出现，提奥多西二世e式即为三人同 像，而利奥一世更与其孙子利奥二世并排坐于皇帝宝座上。在芝诺后，也如我们前面叙 述的，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像共同印铸在金币正面。希拉克略一世更有多种金币 是与其子合像，不仅与一子而且与两子共同出现在金币正面，前述所列之b、c、d三种 式样可以为例。还有君士坦丁五世和其子利奥同像的b式金币。可见，这种父子两代或 祖孙隔代人同像的样式不是罕见的币种，而是拜占廷金币常见样式。
提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408—450)在位48年半，发行货币样式繁多，但是其正 面图像变化不大，多为3/4侧面略向其左的正面胸像，头戴王冠，上有羽毛装饰，其右 耳后有飘带，着戎装甲胄和有肩扣的披风。右手持矛扛于肩上，矛头从头后斜出于其左 侧。其左侧有盾牌，盾牌上有骑士图案。格里森和梅耶斯的《美国大全》认为这一样式 始于此前的阿卡迪乌斯皇帝(420—429年在位)[10](pp.124～125，Pl.207～217)[11](vol.1,p.1)。金币背面变化较多，约有6种以上样式，其中a种为君士坦丁堡城标(保护 神)全身坐像，右膝高于左膝，身着长衫及脚面，面向其左，左手托球体，右手持权杖[ 12](pp.29～32)[18](pp.31～39，Pl.212～215)[10](Pl.295～295,298～306,313～318 )。420年他改变样式，背面为女神3/4侧立像，头发高挽，着束腰长衫，胸乳羽翅清晰 ，右手持长十字架，此为b种[18](pp.31～39,Pl.207,208)[10](pp.142～144,Pl.13,n. 350～355)。女神立像比较少见。此期金币背面的另一种样式为皇帝正面全身像，着戎 装甲胄和束腰披风，左手持上有十字架的圆球，右手持拉伯龙军旗，此为c种[10](pp.1 42～144，Pl.14,n.359～369)[18](pp.31～39,Pl.211,284)。还有一种样式与着戎装的 皇帝像基本相同，但右手不是持军旗而是抓提俘虏，为表现皇帝的高大，俘虏形似小儿 ，此为d种[10](pp.142～144,Pl.15,n.430～432)。其统治晚期，金币背面图像出现两 人或三人坐或立像，一般为右手位高，左手位低，头部有光环，王座有靠背，此为e种( 注：古德克雷的《拜占廷帝国铸币手册》认为背面三人中间者为提奥多西二世，两侧分 别为西部皇帝瓦伦提安及其妻尤多西亚。)[18](pp.31～39,Pl.201,Pl.216,Pl.290)[10 ](pp.142～144,Pl.13,n.371～378)[12](p.31)。正面铭文多为“DNTHEODOSIVS PFAVG ”，背面铭文为“CONCORDI AAVGGG”或“VICTORIAAVCC”，脚下有一杠，杠下有铭文CONOB。其在位末年，多种金币图案样式混用，特别是其姐普拉西利亚大权在握，发行 金币样式复杂，此类统称f种。提奥多西一、二世金币的区别主要在正面图像，前者多 为侧面像，后者多为正面持矛像。这里提到的e种就是被我国学者误解为少见的样式。
利奥一世(Leo I，457—474)统治约17年，但发行金币样式之多不亚于提奥多西二世。 其中发现较多的样式采用4/5侧面略向其左的正面胸像，头戴有羽毛装饰的皇冠，右耳 后有飘带，着戎装甲胄和披风。右手持矛扛于肩上，矛头从头后斜出。其左侧有盾牌， 盾牌上有骑士图案。背面为女神3/4侧面立象，头发高挽，束腰长衫突出女性曲线，胸 乳羽翅清晰，右手持长十字架。这种样式比较常见，此为a种[10](p.162～169,Pl.20～ 22,n.516～529,553～555,591～592)[12](pp.40～401)[18](pp.45～53,Pl.378,pp.408 ～410)[17](vol.1,pp.600～602)。《美国大全》列有3种少见样式，其一正面与上述样 式无异，但背面为皇帝3/4侧面立像，头部有光环，戴皇冠穿皇袍，右手持上有十字架 的圆球，左手空垂，此为b种[10](pp.172～173,Pl.20,n.532)[18](pp.45～53,Pl.532) [12](p.41)。这是其登基时发行的货币。其二正面也与上述样式相同，仅背面为利奥一 世与其孙子利奥二世坐像，均着皇袍，各自持圆球，头部有光环，两者头间有金星，此 为c种[10](pp.172～173,Pl.20,n.533)[18](pp.45～53,Pl.521)。其三是正面侧脸胸像 ，着执政官礼服，即饰有方格图案、领口交叉的服装，左手持长十字架，右手举哑铃式 权标(该权标称为mappa)。背面为皇帝正脸坐像，头部有光环，左手也持长十字架，右 手举权标，此为d种。铭文没有变化[10](pp.172～173,Pl.20～21,n.530～531,556～55 9)[17](vol.2,pp.616～617,Pl.3780～3786)[18](pp.45～53,Pl.531)。其货币正面铭 文必有“DNLEOPE RPTAVG”字样，背面多为“VICTORI AAVCCC”，下部铭文为“CONOB ”。显然，利奥一世与利奥二世祖孙同坐并非少见，这类货币几乎出现在所有正常继承 皇位的王朝中。芝诺(Zeno，474—491)在执政初期曾发行与其子利奥二世同席的金币， 其位甚至在其子下手[10](pp.181～188,Pl.25,640～669)[17](vol.2,pp.620～622)[18 ](pp.54～59,Pl.548,555,575)[12](pp.44～46)。
在利奥以后，舅甥同坐，父子并立更为常见。查士丁一世(Justin I，518—527)为军 人出身，在其外甥查士丁尼帮助下成为皇帝，在位9年，国事多交给查士丁尼处理。他 发行的货币种类多，样式复杂。登基之初，他颁行过一种“双索里得”，顾名思义重量 为索里得的两倍，目前只有少数存世，仅见于法、英、奥三国收藏。其常见的索里得金 币正面为3/4侧面略向其左的胸像，头戴有羽饰的皇冠，着戎装甲胄和披风。右手持矛 扛于右肩上，矛头从其左侧头后斜出。其左侧有盾牌，盾牌上有骑士图案。不同于阿纳 斯塔修斯之处是面部有短须。背面为男神正面立像，无束腰及女性曲线，双翼羽翅清晰 ，右手持长十字架，其中1/3有“基督符”，左手持上有十字架的圆球。其货币正面铭 文为“DNIVSTI NVSPPAVG”字样，背面为“VICTORI AAVCCC”，下部铭文为“CONOB”( 注：亨迪认为将女神改为男神St.Michael的样式始于此帝。)[16](pp.57～58,Pl.77)[9 ](vol.1,p.37,Pl.4,n.03～12)[3](p.41,n.55,60)[11](vol.1,p.11,pl.2,n.10～11)[1 2](p.65)[18](pp.72～73,pl.722～726)[14](vol.1,pp.38～45,pl.5,n.2～3,6～7)。 其发行之塞米西斯和翠米西斯与阿纳斯塔修斯相同，区别仅在铭文。527年4—8月，查 士丁一世病重，查士丁尼以共治皇帝身份代理国政，发行新币。其正面为双人正面坐像 ，一般高，均左膝高于右膝，着长袍无皇冠，头部有光环，左手持圆球，右手置胸前。 两者头部之间有十字架。背面与其发行的其他金币无异。其正面铭文为“DNIVSTI NETIVSTINIANPPAVG”字样，背面为“VICTORI AAVCCC”，下部铭文为“CONOB”(注： 哈恩的《拜占廷帝国货币》2a和3a号与此有细微差别，即两人手中无物，置胸前作祈祷 状。)[9](vol.1,p.53,Pl.01-3)[13](p.48,n.117)[16](pp.84～85,Pl.122)[12](p.67) [14](vol.1,pp.44～45,Pl.12,n.la-d)。
希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I，610—641)属于拜占廷帝国的长寿皇帝，在位时间长，发 行货币制式变化多，最初的索里得与佛卡斯金币相似，全正面胸像，头上戴有十字架和 羽毛装饰的皇冠，两侧珠饰下垂，着戎装甲胄和披风，右肩可见肩扣，右手持短十字架 ，高举至耳际，其左侧有甲胄无盾牌，只是脸形不同，呈长方形，正面铭文为“DNhERAC?IYSPPAVG”，此为a式[9](vol.1,pp.261～2,Pl.39,01～11)[13](pp.143～144 ,n.731,850)[11](vol.1,pp.184～148,Pl.23,n.1～3)[16](p.141,Pl.216～217)[12](p .56)[14](vol.3,pp.83～122,Pl.1～8,n.1～7)。b式为父子双人正面胸像，其上位右手 为父，其左为子，父高子低，均戴上有十字架装饰的皇冠，着戎装甲胄和可见肩扣的披 风，左肩有甲无盾。父子头部之间有十字架。背面为拜占廷式十字架，正面铭文为“ddNhERACLIYSEZhERACONSTPPAV”[9](vol.1,pp.262～3,Pl.40,12～24)[13](p.145,n.7 35,738)[11](vol.1,pp.188～189,Pl.23,4～7)[16](p.140,Pl.218)[12](p.97)[14](vol.3,pp.264～265,Pl.1～8)。c式为父子双人正面胸像，其上位右手为父，其左为子，父子一般高，均戴上有十字架装饰的皇冠，着戎装甲胄和可见肩扣的披风，左肩有甲无盾。父子头部之间有十字架。不同于b式之处是父亲长髯至胸前，儿子也有短胡须。正面铭文为“ddNNhERACLIYSEThERACONSTPPAV”[9](vol.1,pp.264～265,Pl.40,25～35)[13](p.146,n.746,749)[11](vol.1,pp.188～189,Pl.23,8～9)[16](p.140,Pl.219)[12](p.97,n.22)[14](vol.3,pp.83～122,Pl.1～8,21～38)。d式为父子三人正面全身像，中间为父，长髯至胸，着长袍内有甲胄，其上位右手为少年，高及其胸，其左为青年，几乎与父同高，也着戎装甲胄和披风，少年头上方空间有一十字架，其他两人均戴上有十字架装饰的皇冠。三人均右手持有十字架饰物的圆球。外圈无铭文[9](vol.1,pp.276～278,Pl.41,36～42)[13](pp.147～148,n.758,761)[11](vol.1,pp.188～189,Pl.23,10～12)[16](p.141,Pl.220～221)[12](p.98,n.28)[14](vol.3,pp.83～122,Pl.1～8,39～53，66～9)。希拉克略一世金币背面多为拜占廷式十字架，基坐下有3级台阶，或在两侧有金星。这种十字架样式首先出现在他以前的提比略二世金币背面，后来莫里斯和佛卡斯也都用于他们的塞米西斯和翠米西斯上。只是在希拉克略一世时代，金币背面全使用这种式样。
拜占廷金币索里得图像大多为正面或3/4侧面胸像，这与罗马帝国金币或萨珊银币有明 显区别。但是，我国发现者对其中人物服装和手中所持物品常常不明就里，叙述混乱。 事实上，这类金币人物服装大多相似，为戎装甲胄和右肩可见肩扣的披风，这种样式从 君士坦丁一世以后便成为传统，在对外战争和内部冲突不断的拜占廷帝国，皇帝重视武 装，强调军事领袖的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戎装甲胄和礼服不同，后者 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皇帝登基之后发行纪念性金币时，在其正面常见的大礼服，即 饰有方格图案、领口交叉的服装，称为consular robes或consular tunic，与此同时皇 帝一般手持长十字架和哑铃式权标。其二是基督教成为拜占廷帝国国教后，一些皇帝为 强调其以信仰治国的形象而放弃戎装穿着皇袍，其样式并无特别之处，图像上表现类似 我国清代长袍，被称为loros。为了神化皇帝，其头部背景有光环，手持长十字架。这 种强调基督教作用的样式在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Ⅱ，685—695，705—711)金币上 达到顶点，他首先将基督正面胸像用于金币，基督头部背景是拜占廷式大十字架(注： 《大英博物馆拜占廷帝国古币目录》的文字叙述受到怀丁批评，认为其叙述中的正面当 修正为背面，但是金币为同类币种。)[9](vol.1,p.403,Pl.61，04～10)[13](p.213,n. 1248)[14](vol.3,p.164～168,Pl.38,8～9)[16](pp.160～161,Pl.243～244)[12](p.11 4～118,5)[11](vol.2,p.330,Pl.15～17)。而金币背面的神像情况比较复杂，但大体有 胜利女神(此女神为基督教之天使，非古典时代的胜利女神，后者被基督教理解为异教) 、圣米哈伊尔、君士坦丁堡城标(有学者考证其名或称“安淑莎”)、罗马城标等宗教人 物化形象。至于金币两面人物所持物品，大致有长矛、盾牌、拉伯龙军旗等军事器械， 这些比较容易识别。另外有执政官权标、权杖、胜利花环桂冠、象征统治天下之权力的 圆球等行政权威标志，这些也不会发生混淆。还有长、短十字架、顶端带基督符的十字 架等宗教性标志。
三
拜占廷金币真伪的辨别也是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有文章提出辨别方法是“看 制作的精美程度”，“看铭文的完整程度”，“看重量的准确程度”等[3](p.6)。综合 考察是辨别拜占廷金币真伪的正确方法。但是，一些学者就此提出的鉴定方法多不可靠 或不清晰，甚至存在误解。例如关于精美程度，拜占廷金币真币并非“人物、服饰、图 像都比较精致美观”，更非“人物图象线条细腻，栩栩如生”，这种描写只适用于罗马 帝国金币。遍查拜占廷金币大全，称得上精美细腻的只有4世纪君士坦丁一世和14、15 世纪曼努埃尔二世的金币，其面部眉眼颧骨比例准确，高低层次过渡合理，衣帽服饰线 条细腻，可谓栩栩如生。然而前者是秉承罗马工艺传统铸造的，后者则是皇帝于1400年 4月出访威尼斯时由威尼斯人铸造的。相比而言，其他拜占廷金币真可说是制作粗糙， 比例失调线条简单者有之，印铸深浅不一者有之，眉眼朦胧难辨者有之，铭文变形者有 之，实在谈不上“美感”。对于铭文的辨别也是如此。“仿制币的铭文大多拼写错误， 且不完整，有的字母变形而不可识”，这种说法不准确。事实上，这些情况也发生在真 币上，字母短缺变形的并非少数，特别是拜占廷首都以外各地铸币厂在战争情况下铸造 的金币和上引仿制币的描述相当。而在北欧和阿拉伯地区发现的一些仿制币反而比真币 质量更好。
至于重量，拜占廷金币一直存在误差度，从世界各主要收藏品看，索里得的重量可以 在3.27—4.5克之间，塞米西斯在1.7—2.2克之间，翠米西斯也有大小不一的情况。拜 占廷(或东罗马)帝国不仅在政治上继承罗马帝国的传统，而且在经济上沿袭旧制，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里，拜占廷货币保持罗马帝国时代铸币传统。这种传统表现有三：一是标 准金币重量为1/60镑，二是货币正面图案为侧面头像(多为左侧面)，背面为罗马诸神或 皇帝全身像，三是铭文和图案制作精细，四周有点状边缘装饰。309—324年，君士坦丁 一世对这种名为Aureus的金币进行改革，首先将每枚金币的重量降低为1/72镑，改称Solidus(我国通译为“索里得”)，大小20毫米左右，约重4.4克。同时发行相当于索里 得一半重量的Semissis(音译为“塞米西斯”)，大小17毫米左右，约重2.2克。至于相 当于1/3索里得重量的Tremissis(音译为“翠米西斯”)是在380年以后出现的，大小14 毫米左右，约重1.45克。他同时增加了银币的重量和厚度，至其子君士坦提乌斯时，每 镑白银可铸144枚银币，其个体重量相当于Semissis。铜币也由传统的大Nummus(直径27 —31毫米)缩小一半[17](vol.1，p.485)。其次，他将货币正面图案的头像改为胸像， 着戎装和有右肩扣的披风，左手托球体至胸前，但是头部仍然侧向左面或右面，而背面 为皇帝全身像，着战袍，两侧为着长衫的有翼胜利女神，为其加戴胜利花环。这种制式 此后数百年成为拜占廷帝国皇帝发行货币的标准制式[17](vol.2,p.536,3098)。考虑到 拜占廷金币作为国际货币在其他国家不会受到在其本国境内那样严格的管理，可能出现 故意剪边或无意磨损，所以根据重量辨别真伪币也难成立。鉴别拜占廷金币比较科学的 方法是，参照目前世界各主要收藏目录(或称大全)，对各方面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这样 得出的结论大概是比较准确的。
拜占廷金币正面铭文是辨别其铸造时代和地点的主要依据。由于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 各地发现和收藏的拜占廷金币铭文变化多，希腊拉丁字母混用，字体变形比较普遍，而 且多为简化缩写，因此是拜占廷古币学家倍感头痛的难点。随着世界各地收藏数量的增 加，对铭文意义的准确解释时有调整。但是学术界对一些铭文的意义已经形成共识，解 释比较一致的金币正面常用铭文如下：DN = Dominus Noster，意为“我们的主上”，PF = pius felix，意为“虔诚而幸福的”，PP = perpetuus，意为“万寿无疆的”，AVG = augustus，意为“奥古斯都(即指皇帝)”，AEL = Aelia，意为“奥古斯塔(即指 皇后)”，这些铭文多用于皇帝，而CAES = Caesar，意为“恺撒(即副皇帝)”。铭文混 合使用的情况下，原意并不改变，如PERPF = perpetuus pius felix，意为“虔诚幸福 且万寿无疆的(皇帝)”。铭文断句是根据图象布局需要而定，为保持皇帝形象完整，断 点大多在皇帝头部，铭文大体对称分布两侧。金币背面铭文多用VICTORIA = Victoria ，意为“无往不胜的”，AVG(GG) = Augustorum，意为“奥古斯都们”，GGG最初代表 皇帝数量，395年提奥多西一世去世后，其子阿卡狄乌斯和霍纳留斯金币上的3个GGG仍 然保持未变，此后成为铭文的习惯，G字母的多少不是根据皇帝人数变化，而是铸币版 面需要而定(注：格里森和梅耶斯的书第77—86页详细叙述了这些铭文的意义，反映了 国际拜占廷古币研究的新成果。夏鼐先生发表于《考古》1977年第6期的文章也对其过 去的误读作了更正，笔者还于《考古》1996年第6期著短文说明这个问题。需要解释的 是，我的那篇短文强调字母G、C、I之间的不同是不妥的，《大英博物馆拜占廷帝国古 币目录》第2卷第313页注释1明确提出这些字母及其变形均为字母G，这一意见目前已成 共识。)。事实上，字母变形并不改变其原有的意义。我国近年一些研究文章过分注意 铭文变化的深刻含义，甚至指责报告者叙述错误，实属小题大做，没有必要。至于9世 纪以后拉丁希腊字母混用的情况，因为与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无关可略而不谈。
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多为古墓中的随葬品，窖藏的只有两枚。学术界对于这些拜占 廷古币在我国的用途有不同意见。夏鼐先生在1959年的文章中认为它们作为货币用于正 常流通，并引《隋书·食货志》“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一句话为文 献证据。但是，他于1977年的文章中对以前的说法进行了调整，认为它们在我国用于装 饰物。后种意见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康柳硕2001年的文章最后 部分，倾向于夏鼐先生先前的看法，并补充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 需要考虑，第一是作为我国发现拜占廷金币主要地区的新疆和河西走廊地区，解放前古 代遗址破坏严重。斯文·赫定就此写到：“由于发掘和田文化遗址的那些人只是为了寻 宝而挖掘，大量有历史价值的出土物毫无疑问被直接投入了熔炉。”斯坦因也在其报告 中称：被河水冲刷出来的“第一批黄金古物很快就吸引来一批批流动人群，他们是在和 田靠洗金、掘玉和寻宝艰难为生的人。由于有暴利可图，这个活路就被Niaz Hakim Beg ，即Yaqub Beg派驻和田的总督所垄断，在他任职期间，大部分遗址都被挖掘过”[23]( p.83)[24](p.30)。这种情况甚至在1945年还时有发生，夏鼐先生当时在河西走廊作考 古调查时，就听说一枚金币被拿去换现钞和融化了的事情。只是由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 发展，使得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受到重视和保护。但是，可以想象这些零散发现的金 币只是一小部分，它们反映的历史事实十分有限。换言之，我们不能根据这些金币作出 我国没有数量较多的拜占廷金币窖藏的结论，更不能由此引申出拜占廷金币在我国不曾 流通的观点。第二个情况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两枚窖藏拜占廷金币，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们与唐代铜币、萨珊银币一同收藏，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保值，可能还被用于国 际贸易货币流通(注：陕西省博物馆和文管会的报告“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窑藏文 物”，对1970年发现的上千件文物列表报道，提到东罗马希拉克略金币，并附有该币清 晰图像。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枚窖藏拜占廷金币，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可能提供了拜占廷 金币可能在我国流通的证据。王长启和高曼发表的“西安新发现的东罗马金币”报告， 其中第二枚168号金币是1979年发现的“正面是皇帝的半身像，……其铭文为DHAHASTA? ?IVSPPARI”故确定为阿纳斯塔修斯金币。其中第三枚30号是同年底由金属回收公司征 集的，“正面半身像，与上述金币正面像相似。其铭文为：‘DNAHASTA VSIRSPPARG’”，也被确定为阿纳斯塔修斯金币。由于该金币与大量唐代铜币同为窖藏，因此具有同何家村发现窑藏金币一样的重要意义。)[25](pp.30～38)[26](pp.38～39)。而它们的发现地西安古都确实曾是国际贸易繁华的东方中心。拜占廷金币仿制品是否在欧亚各地用于流通，目前尚无定论，但北欧、阿拉伯地区拜占廷金币仿制品用于流通是公认的事实。因此对于我国发现的这类仿制品的用途不可轻易下结论。
总之，随着我国考古事业在新世纪的发展，我国还会发现更多拜占廷(或称东罗马)铸 币。只要，我们随时注意国际拜占廷古币研究发展的新动向，吸收其新成果，我国的相 关研究一定会获得长足发展。
附记：承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提供研究的方便，并惠允观摩其拜占廷古币收藏， 特此致谢。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2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4年05期第57～65页
【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天津 300071。
| 【内容提要】 | 我国拜占廷古币研究存在若干误区，首先，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属货币以金币为主， 但不能因此说拜占廷人不使用银币和铜币，事实上，拜占廷社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 是铜币。其次，拜占廷金币大多为金币，金币正背两面印模方向相对倒置不是铸币工人 粗心造成的，而是拜占廷金属币印模排列的常例。而拜占廷金币正面图像中舅甥同席， 父子并立，甚至祖孙共坐的图像很常见。最后，鉴别拜占廷铸币时，不可就其重量、工 艺、质量等方面任意制定鉴定标准，比较科学的方法是，参照目前世界主要拜占廷铸币 收藏目录(或称大全)，对各方面信息进行综合对照分析。 |
一
我国发现拜占廷金属货币的历史学意义很可能大于古币学意义。换言之，我们不可能 根据这些货币总结出关于拜占廷货币的系统知识，因为目前已经发现的这56枚铸币尚不 足以得出关于拜占廷货币本身的结论，而只可能从这些货币及其仿制品的发现地点、使 用状况、出土时间、铸造年代等信息中探索其中的历史含义。
由于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属货币以金币为主，而波斯货币以银币为主，我国古代货币 则多是铜币，于是使人产生错觉，以为拜占廷人只使用金币，萨珊波斯人只用银币。这 种看法见于多篇相关文章，带有普遍性，这里不必一一指出。事实上，黄金作为稀有的 贵金属，在世界各地都受到重视，只是由于各个地区黄金矿产多寡不同而形成铸造货币 的区别。在拜占廷帝国千余年的历史中，历代皇帝充分利用丰富的黄金资源铸造金币， 但是，金币大量被用于对外关系活动，例如作为礼物赠送给外国君主，或作为年贡送交 某强国以换取和平，或作为国际贸易的媒介被商人带往世界各地，或作为军饷拨发给远 征军将领。例如根据阿拉伯史料记载，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Ⅸ，104 2—1055)送给哈里发的礼物有50万枚金币，相当2.2吨黄金。曼努埃尔一世对意大利西 西里的远征使用了216万枚金币，相当于8吨黄金[8](p.3)。7世纪中期阿拉伯军事征服 以前，拜占廷帝国主要依靠埃及地区丰富的黄金资源，现代考古学在尼罗河流域和红海 沿岸发现的上百处金矿工场遗址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7世纪以后，亚美尼亚和马其 顿地区的金矿成为拜占廷帝国主要的黄金来源地[8](pp.115～116)。10世纪以后拜占廷 帝国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也导致金矿开采中心向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半岛南部地区转 移，莫里森在《拜占廷经济史》第3卷中提供的大量图表证明，科林斯等巴尔干半岛南 部城市成为拜占廷金币主要铸造地。而大量馈赠金币的现象自7世纪以后也逐渐减少[8] (vol.3,Tablel-6.15)
拜占廷社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是铜币。为维持金本位货币体系，拜占廷历代皇帝 不断颁布法令强化金币质量和重量标准，《提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对此都 有明确规定。8世纪以前拜占廷帝国所有铸币场铸造的索里得必须符合1/72镑的重量和9 8%以上的纯度要求，并标志为OB，意为“足赤金”。而铜币不经过银币直接与金币挂钩 ，构成了其“货币体系的第二个主要特征”，特别是在银币退出流通时期，铜币作用十 分突出。由于铜币包括纯铜(copper名为Follis)和合金铜(billon)，所以铜币与金币的 比值浮动在1∶630到1∶924之间，即1枚索里得大体兑换288枚标准铜币。这种灵活性使 拜占廷金本位货币体系得以多次度过危机，保持了千年之久[8](pp.919～921)。
目前，国际拜占廷古币研究权威的和最新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如下著作中：2002年由 哈佛大学顿巴登橡树园研究中心出版的3卷本《拜占廷经济史》包括拜占廷货币经济的 历史发展，其中关于拜占廷货币经济和古币发展沿革的4章均由法国古币学家莫里森撰 写。但是他关于拜占廷古币的代表性专著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拜占廷货币目录(491—12 04)》[8][9]。该书因以拜占廷古币收藏丰富和研究精细而著称。莫里森是其前辈法国 学者塞巴提耶(J.Sabatier)和施伦伯格(G.Schumberger)的接班人，后两者均有拜占廷 古币大全问世。格里森和梅耶斯的《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古物收藏中的晚期罗马帝 国古币目录》是在其前辈贝林杰(A.R.Bellinger)的同名拜占廷古币目录基础上按照新 的鉴定标准完成的，代表了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10]。罗思的《大英博物 馆拜占廷帝国古币目录》出版于1908年，是上世纪60年代以前该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夏 鼐先生的研究大多参阅此书。该书虽然已经过时，但是它是最早建立拜占廷古币鉴定原 则的书籍，其确定的标准至今大部分有效[11]。古德克雷的《拜占廷帝国铸币手册》是 以大英博物馆的拜占廷古币收藏为主，参考法、美等国收藏而完成的，该书以更新罗思 的《英国大全》过时内容而受到重视[12]。希尔的《拜占廷货币及其价值》与古德克雷 的《拜占廷帝国铸币手册》具有相同的写作目的，它与后者可以共同代表英国当代拜占 廷古币研究的最高水平[13]。哈恩的3卷本《拜占廷帝国货币》涉及的拜占廷古币数量 最多，该书以维也纳博物馆的收藏为基础，以严谨细致的分类为特点，书后所附图版极 为清晰，为国际拜占廷古币学家所推崇[14]。亨迪的《300—1453年拜占廷货币经济研 究》也涉及了拜占廷货币制度的发展，由于该书从制度发展的层面考察拜占廷古币的变 化，因此为拜占廷古币学家所重视[15]。但是，该书并非拜占廷古币学专著。怀丁的《 拜占廷货币》出版于1973年，作者在其前言中，声称当时是“拜占廷货币研究的革命时 代”，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以较多笔墨分析了战后近20年拜占廷古币鉴定原则的变化和 该领域新标准的形成[16]。瓦吉的《罗马帝国货币与历史》分上下两卷，前者为历史叙 述，后者为古币研究，它补充了上述拜占廷古币研究书籍大多从5世纪阿纳斯塔修斯一 世谈起的不足，使我们得以观察到4世纪君士坦丁一世以后百余年拜占廷古币变化的情 况[17]。还有一本值得注意的拜占廷古币参考书是法格利耶的《瑞典和丹麦发现的晚期 罗马和拜占廷索里得》，它是以这两国集中发现的近千枚窖藏拜占廷金币为研究对象， 成为上述权威著作的补充性参考书[18]。此外还有一些拜占廷货币专著，如胡梅尔的《 拜占廷货币目录》和哈肯斯的《拜占廷货币》等，前者以瑞士国家博物馆收藏为基础， 后者以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收藏为基础，但其内容和涉及的拜占廷古币种类均没有超过上 述著作[19][20]。目前，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拜占廷货币网站、牛津大学古币网站 和拜占廷金币拍卖网站为相关网站中水平最高者。
在上述几乎所有拜占廷货币大全中，铜币总是占收藏的多数。就目前收藏的数量而言 ，铜币比例最高，金币次之，数量最少的是银币。我国之所以没有出土拜占廷铜币，原 因是其本身的材质不属贵金属，仅适于日常小额交易使用，不宜长途携带，而且其质量 不稳定，缺乏信誉。但是这不能说明拜占廷人不使用铜币。
与铸币材质相关的问题是对其铭文的误读。我国发现的拜占廷货币铸币厂问题产生于 对铭文CONOB的误解。夏鼐先生最初认为它的意思是“印铸于君士坦丁堡”(1959年文章 )，后来进行了改正，明确提出它“不是表示铸造地点为君士坦丁堡”(1977年文章)。 可惜这一正确的认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羽离子于2001年发表的文章仍然认为它是“ 君士坦丁堡造币厂”的缩写。根据怀丁《拜占廷货币》一书的统计，至少有24个城市是 拜占廷铸币厂所在地，除首都君士坦丁堡外，小亚细亚地区的尼科米底亚、西基库斯、 尼西亚、迈格尼西亚、塞留西亚，叙利亚地区的安条克、亚历山德雷塔，埃及的亚历山 大，巴尔干半岛的萨洛尼卡、雅典、科林斯、萨洛纳，意大利地区的罗马、拉文纳、那 不里斯、卡塔尼亚、叙拉古、佩鲁迦，北非地区的迦太基、君士坦迪亚，西班牙的卡塔 格纳，黑海沿岸的车绳和特拉比仲德都曾铸造货币，其中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迦太 基、萨洛尼卡、罗马、卡塔格纳等城市所铸金币都标注CONOB的铭文[16](pp.68～71，p .69)。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详细论证，因为诚如夏鼐先生1977年的文章所说：“从前以为 是铸造地点，现下则一致认为是指黄金的纯度相当于君士坦丁堡的标准，有点像我国清 代的‘京钱’、‘京秤’一类的名称。”[21](p.404)这一意见值得学界重视。
二
拜占廷金币正背两面印模及其描述也是我国学术界在相关研究和报道中容易产生错误 的地方。
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大多为金币正背两面印模方向相对倒置，因此部分研究者认为 这是“工匠心不在焉，转动了上模，打出的币两面的图文就不都顺着一个方向”[4](p. 18)，由此看来印铸金币是件很随便的事情。这是对拜占廷铸币方式明显的误解。顿巴 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拜占廷货币网站和牛津大学古币网站的拜占廷货币部分，展示了拜 占廷铸币过程，特别是2002年出版的《牛津拜占廷史》更提供了一幅考古发掘出的铸币 工具图。该工具类似大剪子，呈X形状，手柄部分可以任意控制金币上下模具的开合[22 ](p.63)。这样的工具才可能满足拜占廷帝国大量铸造货币的要求，也才符合拜占廷人 严格控制金币质量的历史事实。另外，关于拜占廷金币正背两面印模相对倒置问题，早 已由夏鼐先生指出：“这是拜占廷铸币印模排列的常例，很少例外。这和近代法、意等 国铸币相同，而和波斯萨珊朝银币的正背两面印模作九十度直角，以及现今我国铸币和 近代英国皇家铸币厂铸币的正背两面印模排列同一方向，是完全不同的。”[21](p.404 )一般来说，没有直接观察拜占廷金币的研究人员，很难解决印模方向问题。而在上述 重要拜占廷古币大全中，人们可以发现世界各国收藏中的许多穿孔币，它们为夏鼐先生 的意见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例如《法国大全》的一枚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在正面皇冠 上方有穿孔，其位置在背面女神脚下铭文处，可见印模倒置[9](vol.1,Pl.1,02)。希尔 《拜占廷货币及其价值》一书中查士丁一世金币60号也是相同情况[13](p.42，n.60)。 古德克雷的《拜占廷帝国铸币手册》中莫里斯a式金币有穿孔，位置也是如此[12](p.85 ,n.3)。《奥地利大全》提供了两枚希拉克略一世d式金币，穿孔都在正面中间位置的父 亲头上方，处于背面铭文CONOB下边[14](vol.3,Pl.8,n.67—8)。这种穿孔金币大多可 以证明拜占廷铸币印模排列的常例，个别例外则仅发现于希拉克略一世b式，即正背两 面印模排列同一方向。
拜占廷金币正面图像大多为当朝皇帝，也有舅甥同席，或父子共坐的图像，这一样式 很常见。但我国有研究文章认为，芝诺和利奥二世同时出现在金币正面是罕见的，“于 是东罗马的新币上便有了历史上罕见的父子二帝共坐一床面对芸芸众生的肖像”[4](p. 17)。其实，这种图象早在芝诺以前两代皇帝就已经出现，提奥多西二世e式即为三人同 像，而利奥一世更与其孙子利奥二世并排坐于皇帝宝座上。在芝诺后，也如我们前面叙 述的，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像共同印铸在金币正面。希拉克略一世更有多种金币 是与其子合像，不仅与一子而且与两子共同出现在金币正面，前述所列之b、c、d三种 式样可以为例。还有君士坦丁五世和其子利奥同像的b式金币。可见，这种父子两代或 祖孙隔代人同像的样式不是罕见的币种，而是拜占廷金币常见样式。
提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408—450)在位48年半，发行货币样式繁多，但是其正 面图像变化不大，多为3/4侧面略向其左的正面胸像，头戴王冠，上有羽毛装饰，其右 耳后有飘带，着戎装甲胄和有肩扣的披风。右手持矛扛于肩上，矛头从头后斜出于其左 侧。其左侧有盾牌，盾牌上有骑士图案。格里森和梅耶斯的《美国大全》认为这一样式 始于此前的阿卡迪乌斯皇帝(420—429年在位)[10](pp.124～125，Pl.207～217)[11](vol.1,p.1)。金币背面变化较多，约有6种以上样式，其中a种为君士坦丁堡城标(保护 神)全身坐像，右膝高于左膝，身着长衫及脚面，面向其左，左手托球体，右手持权杖[ 12](pp.29～32)[18](pp.31～39，Pl.212～215)[10](Pl.295～295,298～306,313～318 )。420年他改变样式，背面为女神3/4侧立像，头发高挽，着束腰长衫，胸乳羽翅清晰 ，右手持长十字架，此为b种[18](pp.31～39,Pl.207,208)[10](pp.142～144,Pl.13,n. 350～355)。女神立像比较少见。此期金币背面的另一种样式为皇帝正面全身像，着戎 装甲胄和束腰披风，左手持上有十字架的圆球，右手持拉伯龙军旗，此为c种[10](pp.1 42～144，Pl.14,n.359～369)[18](pp.31～39,Pl.211,284)。还有一种样式与着戎装的 皇帝像基本相同，但右手不是持军旗而是抓提俘虏，为表现皇帝的高大，俘虏形似小儿 ，此为d种[10](pp.142～144,Pl.15,n.430～432)。其统治晚期，金币背面图像出现两 人或三人坐或立像，一般为右手位高，左手位低，头部有光环，王座有靠背，此为e种( 注：古德克雷的《拜占廷帝国铸币手册》认为背面三人中间者为提奥多西二世，两侧分 别为西部皇帝瓦伦提安及其妻尤多西亚。)[18](pp.31～39,Pl.201,Pl.216,Pl.290)[10 ](pp.142～144,Pl.13,n.371～378)[12](p.31)。正面铭文多为“DNTHEODOSIVS PFAVG ”，背面铭文为“CONCORDI AAVGGG”或“VICTORIAAVCC”，脚下有一杠，杠下有铭文CONOB。其在位末年，多种金币图案样式混用，特别是其姐普拉西利亚大权在握，发行 金币样式复杂，此类统称f种。提奥多西一、二世金币的区别主要在正面图像，前者多 为侧面像，后者多为正面持矛像。这里提到的e种就是被我国学者误解为少见的样式。
利奥一世(Leo I，457—474)统治约17年，但发行金币样式之多不亚于提奥多西二世。 其中发现较多的样式采用4/5侧面略向其左的正面胸像，头戴有羽毛装饰的皇冠，右耳 后有飘带，着戎装甲胄和披风。右手持矛扛于肩上，矛头从头后斜出。其左侧有盾牌， 盾牌上有骑士图案。背面为女神3/4侧面立象，头发高挽，束腰长衫突出女性曲线，胸 乳羽翅清晰，右手持长十字架。这种样式比较常见，此为a种[10](p.162～169,Pl.20～ 22,n.516～529,553～555,591～592)[12](pp.40～401)[18](pp.45～53,Pl.378,pp.408 ～410)[17](vol.1,pp.600～602)。《美国大全》列有3种少见样式，其一正面与上述样 式无异，但背面为皇帝3/4侧面立像，头部有光环，戴皇冠穿皇袍，右手持上有十字架 的圆球，左手空垂，此为b种[10](pp.172～173,Pl.20,n.532)[18](pp.45～53,Pl.532) [12](p.41)。这是其登基时发行的货币。其二正面也与上述样式相同，仅背面为利奥一 世与其孙子利奥二世坐像，均着皇袍，各自持圆球，头部有光环，两者头间有金星，此 为c种[10](pp.172～173,Pl.20,n.533)[18](pp.45～53,Pl.521)。其三是正面侧脸胸像 ，着执政官礼服，即饰有方格图案、领口交叉的服装，左手持长十字架，右手举哑铃式 权标(该权标称为mappa)。背面为皇帝正脸坐像，头部有光环，左手也持长十字架，右 手举权标，此为d种。铭文没有变化[10](pp.172～173,Pl.20～21,n.530～531,556～55 9)[17](vol.2,pp.616～617,Pl.3780～3786)[18](pp.45～53,Pl.531)。其货币正面铭 文必有“DNLEOPE RPTAVG”字样，背面多为“VICTORI AAVCCC”，下部铭文为“CONOB ”。显然，利奥一世与利奥二世祖孙同坐并非少见，这类货币几乎出现在所有正常继承 皇位的王朝中。芝诺(Zeno，474—491)在执政初期曾发行与其子利奥二世同席的金币， 其位甚至在其子下手[10](pp.181～188,Pl.25,640～669)[17](vol.2,pp.620～622)[18 ](pp.54～59,Pl.548,555,575)[12](pp.44～46)。
在利奥以后，舅甥同坐，父子并立更为常见。查士丁一世(Justin I，518—527)为军 人出身，在其外甥查士丁尼帮助下成为皇帝，在位9年，国事多交给查士丁尼处理。他 发行的货币种类多，样式复杂。登基之初，他颁行过一种“双索里得”，顾名思义重量 为索里得的两倍，目前只有少数存世，仅见于法、英、奥三国收藏。其常见的索里得金 币正面为3/4侧面略向其左的胸像，头戴有羽饰的皇冠，着戎装甲胄和披风。右手持矛 扛于右肩上，矛头从其左侧头后斜出。其左侧有盾牌，盾牌上有骑士图案。不同于阿纳 斯塔修斯之处是面部有短须。背面为男神正面立像，无束腰及女性曲线，双翼羽翅清晰 ，右手持长十字架，其中1/3有“基督符”，左手持上有十字架的圆球。其货币正面铭 文为“DNIVSTI NVSPPAVG”字样，背面为“VICTORI AAVCCC”，下部铭文为“CONOB”( 注：亨迪认为将女神改为男神St.Michael的样式始于此帝。)[16](pp.57～58,Pl.77)[9 ](vol.1,p.37,Pl.4,n.03～12)[3](p.41,n.55,60)[11](vol.1,p.11,pl.2,n.10～11)[1 2](p.65)[18](pp.72～73,pl.722～726)[14](vol.1,pp.38～45,pl.5,n.2～3,6～7)。 其发行之塞米西斯和翠米西斯与阿纳斯塔修斯相同，区别仅在铭文。527年4—8月，查 士丁一世病重，查士丁尼以共治皇帝身份代理国政，发行新币。其正面为双人正面坐像 ，一般高，均左膝高于右膝，着长袍无皇冠，头部有光环，左手持圆球，右手置胸前。 两者头部之间有十字架。背面与其发行的其他金币无异。其正面铭文为“DNIVSTI NETIVSTINIANPPAVG”字样，背面为“VICTORI AAVCCC”，下部铭文为“CONOB”(注： 哈恩的《拜占廷帝国货币》2a和3a号与此有细微差别，即两人手中无物，置胸前作祈祷 状。)[9](vol.1,p.53,Pl.01-3)[13](p.48,n.117)[16](pp.84～85,Pl.122)[12](p.67) [14](vol.1,pp.44～45,Pl.12,n.la-d)。
希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I，610—641)属于拜占廷帝国的长寿皇帝，在位时间长，发 行货币制式变化多，最初的索里得与佛卡斯金币相似，全正面胸像，头上戴有十字架和 羽毛装饰的皇冠，两侧珠饰下垂，着戎装甲胄和披风，右肩可见肩扣，右手持短十字架 ，高举至耳际，其左侧有甲胄无盾牌，只是脸形不同，呈长方形，正面铭文为“DNhERAC?IYSPPAVG”，此为a式[9](vol.1,pp.261～2,Pl.39,01～11)[13](pp.143～144 ,n.731,850)[11](vol.1,pp.184～148,Pl.23,n.1～3)[16](p.141,Pl.216～217)[12](p .56)[14](vol.3,pp.83～122,Pl.1～8,n.1～7)。b式为父子双人正面胸像，其上位右手 为父，其左为子，父高子低，均戴上有十字架装饰的皇冠，着戎装甲胄和可见肩扣的披 风，左肩有甲无盾。父子头部之间有十字架。背面为拜占廷式十字架，正面铭文为“ddNhERACLIYSEZhERACONSTPPAV”[9](vol.1,pp.262～3,Pl.40,12～24)[13](p.145,n.7 35,738)[11](vol.1,pp.188～189,Pl.23,4～7)[16](p.140,Pl.218)[12](p.97)[14](vol.3,pp.264～265,Pl.1～8)。c式为父子双人正面胸像，其上位右手为父，其左为子，父子一般高，均戴上有十字架装饰的皇冠，着戎装甲胄和可见肩扣的披风，左肩有甲无盾。父子头部之间有十字架。不同于b式之处是父亲长髯至胸前，儿子也有短胡须。正面铭文为“ddNNhERACLIYSEThERACONSTPPAV”[9](vol.1,pp.264～265,Pl.40,25～35)[13](p.146,n.746,749)[11](vol.1,pp.188～189,Pl.23,8～9)[16](p.140,Pl.219)[12](p.97,n.22)[14](vol.3,pp.83～122,Pl.1～8,21～38)。d式为父子三人正面全身像，中间为父，长髯至胸，着长袍内有甲胄，其上位右手为少年，高及其胸，其左为青年，几乎与父同高，也着戎装甲胄和披风，少年头上方空间有一十字架，其他两人均戴上有十字架装饰的皇冠。三人均右手持有十字架饰物的圆球。外圈无铭文[9](vol.1,pp.276～278,Pl.41,36～42)[13](pp.147～148,n.758,761)[11](vol.1,pp.188～189,Pl.23,10～12)[16](p.141,Pl.220～221)[12](p.98,n.28)[14](vol.3,pp.83～122,Pl.1～8,39～53，66～9)。希拉克略一世金币背面多为拜占廷式十字架，基坐下有3级台阶，或在两侧有金星。这种十字架样式首先出现在他以前的提比略二世金币背面，后来莫里斯和佛卡斯也都用于他们的塞米西斯和翠米西斯上。只是在希拉克略一世时代，金币背面全使用这种式样。
拜占廷金币索里得图像大多为正面或3/4侧面胸像，这与罗马帝国金币或萨珊银币有明 显区别。但是，我国发现者对其中人物服装和手中所持物品常常不明就里，叙述混乱。 事实上，这类金币人物服装大多相似，为戎装甲胄和右肩可见肩扣的披风，这种样式从 君士坦丁一世以后便成为传统，在对外战争和内部冲突不断的拜占廷帝国，皇帝重视武 装，强调军事领袖的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戎装甲胄和礼服不同，后者 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皇帝登基之后发行纪念性金币时，在其正面常见的大礼服，即 饰有方格图案、领口交叉的服装，称为consular robes或consular tunic，与此同时皇 帝一般手持长十字架和哑铃式权标。其二是基督教成为拜占廷帝国国教后，一些皇帝为 强调其以信仰治国的形象而放弃戎装穿着皇袍，其样式并无特别之处，图像上表现类似 我国清代长袍，被称为loros。为了神化皇帝，其头部背景有光环，手持长十字架。这 种强调基督教作用的样式在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Ⅱ，685—695，705—711)金币上 达到顶点，他首先将基督正面胸像用于金币，基督头部背景是拜占廷式大十字架(注： 《大英博物馆拜占廷帝国古币目录》的文字叙述受到怀丁批评，认为其叙述中的正面当 修正为背面，但是金币为同类币种。)[9](vol.1,p.403,Pl.61，04～10)[13](p.213,n. 1248)[14](vol.3,p.164～168,Pl.38,8～9)[16](pp.160～161,Pl.243～244)[12](p.11 4～118,5)[11](vol.2,p.330,Pl.15～17)。而金币背面的神像情况比较复杂，但大体有 胜利女神(此女神为基督教之天使，非古典时代的胜利女神，后者被基督教理解为异教) 、圣米哈伊尔、君士坦丁堡城标(有学者考证其名或称“安淑莎”)、罗马城标等宗教人 物化形象。至于金币两面人物所持物品，大致有长矛、盾牌、拉伯龙军旗等军事器械， 这些比较容易识别。另外有执政官权标、权杖、胜利花环桂冠、象征统治天下之权力的 圆球等行政权威标志，这些也不会发生混淆。还有长、短十字架、顶端带基督符的十字 架等宗教性标志。
三
拜占廷金币真伪的辨别也是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有文章提出辨别方法是“看 制作的精美程度”，“看铭文的完整程度”，“看重量的准确程度”等[3](p.6)。综合 考察是辨别拜占廷金币真伪的正确方法。但是，一些学者就此提出的鉴定方法多不可靠 或不清晰，甚至存在误解。例如关于精美程度，拜占廷金币真币并非“人物、服饰、图 像都比较精致美观”，更非“人物图象线条细腻，栩栩如生”，这种描写只适用于罗马 帝国金币。遍查拜占廷金币大全，称得上精美细腻的只有4世纪君士坦丁一世和14、15 世纪曼努埃尔二世的金币，其面部眉眼颧骨比例准确，高低层次过渡合理，衣帽服饰线 条细腻，可谓栩栩如生。然而前者是秉承罗马工艺传统铸造的，后者则是皇帝于1400年 4月出访威尼斯时由威尼斯人铸造的。相比而言，其他拜占廷金币真可说是制作粗糙， 比例失调线条简单者有之，印铸深浅不一者有之，眉眼朦胧难辨者有之，铭文变形者有 之，实在谈不上“美感”。对于铭文的辨别也是如此。“仿制币的铭文大多拼写错误， 且不完整，有的字母变形而不可识”，这种说法不准确。事实上，这些情况也发生在真 币上，字母短缺变形的并非少数，特别是拜占廷首都以外各地铸币厂在战争情况下铸造 的金币和上引仿制币的描述相当。而在北欧和阿拉伯地区发现的一些仿制币反而比真币 质量更好。
至于重量，拜占廷金币一直存在误差度，从世界各主要收藏品看，索里得的重量可以 在3.27—4.5克之间，塞米西斯在1.7—2.2克之间，翠米西斯也有大小不一的情况。拜 占廷(或东罗马)帝国不仅在政治上继承罗马帝国的传统，而且在经济上沿袭旧制，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里，拜占廷货币保持罗马帝国时代铸币传统。这种传统表现有三：一是标 准金币重量为1/60镑，二是货币正面图案为侧面头像(多为左侧面)，背面为罗马诸神或 皇帝全身像，三是铭文和图案制作精细，四周有点状边缘装饰。309—324年，君士坦丁 一世对这种名为Aureus的金币进行改革，首先将每枚金币的重量降低为1/72镑，改称Solidus(我国通译为“索里得”)，大小20毫米左右，约重4.4克。同时发行相当于索里 得一半重量的Semissis(音译为“塞米西斯”)，大小17毫米左右，约重2.2克。至于相 当于1/3索里得重量的Tremissis(音译为“翠米西斯”)是在380年以后出现的，大小14 毫米左右，约重1.45克。他同时增加了银币的重量和厚度，至其子君士坦提乌斯时，每 镑白银可铸144枚银币，其个体重量相当于Semissis。铜币也由传统的大Nummus(直径27 —31毫米)缩小一半[17](vol.1，p.485)。其次，他将货币正面图案的头像改为胸像， 着戎装和有右肩扣的披风，左手托球体至胸前，但是头部仍然侧向左面或右面，而背面 为皇帝全身像，着战袍，两侧为着长衫的有翼胜利女神，为其加戴胜利花环。这种制式 此后数百年成为拜占廷帝国皇帝发行货币的标准制式[17](vol.2,p.536,3098)。考虑到 拜占廷金币作为国际货币在其他国家不会受到在其本国境内那样严格的管理，可能出现 故意剪边或无意磨损，所以根据重量辨别真伪币也难成立。鉴别拜占廷金币比较科学的 方法是，参照目前世界各主要收藏目录(或称大全)，对各方面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这样 得出的结论大概是比较准确的。
拜占廷金币正面铭文是辨别其铸造时代和地点的主要依据。由于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 各地发现和收藏的拜占廷金币铭文变化多，希腊拉丁字母混用，字体变形比较普遍，而 且多为简化缩写，因此是拜占廷古币学家倍感头痛的难点。随着世界各地收藏数量的增 加，对铭文意义的准确解释时有调整。但是学术界对一些铭文的意义已经形成共识，解 释比较一致的金币正面常用铭文如下：DN = Dominus Noster，意为“我们的主上”，PF = pius felix，意为“虔诚而幸福的”，PP = perpetuus，意为“万寿无疆的”，AVG = augustus，意为“奥古斯都(即指皇帝)”，AEL = Aelia，意为“奥古斯塔(即指 皇后)”，这些铭文多用于皇帝，而CAES = Caesar，意为“恺撒(即副皇帝)”。铭文混 合使用的情况下，原意并不改变，如PERPF = perpetuus pius felix，意为“虔诚幸福 且万寿无疆的(皇帝)”。铭文断句是根据图象布局需要而定，为保持皇帝形象完整，断 点大多在皇帝头部，铭文大体对称分布两侧。金币背面铭文多用VICTORIA = Victoria ，意为“无往不胜的”，AVG(GG) = Augustorum，意为“奥古斯都们”，GGG最初代表 皇帝数量，395年提奥多西一世去世后，其子阿卡狄乌斯和霍纳留斯金币上的3个GGG仍 然保持未变，此后成为铭文的习惯，G字母的多少不是根据皇帝人数变化，而是铸币版 面需要而定(注：格里森和梅耶斯的书第77—86页详细叙述了这些铭文的意义，反映了 国际拜占廷古币研究的新成果。夏鼐先生发表于《考古》1977年第6期的文章也对其过 去的误读作了更正，笔者还于《考古》1996年第6期著短文说明这个问题。需要解释的 是，我的那篇短文强调字母G、C、I之间的不同是不妥的，《大英博物馆拜占廷帝国古 币目录》第2卷第313页注释1明确提出这些字母及其变形均为字母G，这一意见目前已成 共识。)。事实上，字母变形并不改变其原有的意义。我国近年一些研究文章过分注意 铭文变化的深刻含义，甚至指责报告者叙述错误，实属小题大做，没有必要。至于9世 纪以后拉丁希腊字母混用的情况，因为与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无关可略而不谈。
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多为古墓中的随葬品，窖藏的只有两枚。学术界对于这些拜占 廷古币在我国的用途有不同意见。夏鼐先生在1959年的文章中认为它们作为货币用于正 常流通，并引《隋书·食货志》“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一句话为文 献证据。但是，他于1977年的文章中对以前的说法进行了调整，认为它们在我国用于装 饰物。后种意见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康柳硕2001年的文章最后 部分，倾向于夏鼐先生先前的看法，并补充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 需要考虑，第一是作为我国发现拜占廷金币主要地区的新疆和河西走廊地区，解放前古 代遗址破坏严重。斯文·赫定就此写到：“由于发掘和田文化遗址的那些人只是为了寻 宝而挖掘，大量有历史价值的出土物毫无疑问被直接投入了熔炉。”斯坦因也在其报告 中称：被河水冲刷出来的“第一批黄金古物很快就吸引来一批批流动人群，他们是在和 田靠洗金、掘玉和寻宝艰难为生的人。由于有暴利可图，这个活路就被Niaz Hakim Beg ，即Yaqub Beg派驻和田的总督所垄断，在他任职期间，大部分遗址都被挖掘过”[23]( p.83)[24](p.30)。这种情况甚至在1945年还时有发生，夏鼐先生当时在河西走廊作考 古调查时，就听说一枚金币被拿去换现钞和融化了的事情。只是由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 发展，使得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受到重视和保护。但是，可以想象这些零散发现的金 币只是一小部分，它们反映的历史事实十分有限。换言之，我们不能根据这些金币作出 我国没有数量较多的拜占廷金币窖藏的结论，更不能由此引申出拜占廷金币在我国不曾 流通的观点。第二个情况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两枚窖藏拜占廷金币，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们与唐代铜币、萨珊银币一同收藏，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保值，可能还被用于国 际贸易货币流通(注：陕西省博物馆和文管会的报告“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窑藏文 物”，对1970年发现的上千件文物列表报道，提到东罗马希拉克略金币，并附有该币清 晰图像。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枚窖藏拜占廷金币，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可能提供了拜占廷 金币可能在我国流通的证据。王长启和高曼发表的“西安新发现的东罗马金币”报告， 其中第二枚168号金币是1979年发现的“正面是皇帝的半身像，……其铭文为DHAHASTA? ?IVSPPARI”故确定为阿纳斯塔修斯金币。其中第三枚30号是同年底由金属回收公司征 集的，“正面半身像，与上述金币正面像相似。其铭文为：‘DNAHASTA VSIRSPPARG’”，也被确定为阿纳斯塔修斯金币。由于该金币与大量唐代铜币同为窖藏，因此具有同何家村发现窑藏金币一样的重要意义。)[25](pp.30～38)[26](pp.38～39)。而它们的发现地西安古都确实曾是国际贸易繁华的东方中心。拜占廷金币仿制品是否在欧亚各地用于流通，目前尚无定论，但北欧、阿拉伯地区拜占廷金币仿制品用于流通是公认的事实。因此对于我国发现的这类仿制品的用途不可轻易下结论。
总之，随着我国考古事业在新世纪的发展，我国还会发现更多拜占廷(或称东罗马)铸 币。只要，我们随时注意国际拜占廷古币研究发展的新动向，吸收其新成果，我国的相 关研究一定会获得长足发展。
附记：承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提供研究的方便，并惠允观摩其拜占廷古币收藏，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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