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武士道与日本现代化
杨绍先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2期
【原文出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2004年05期第36～41页
【作者简介】杨绍先，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贵州 贵阳 550001。
【关 键 词】武士道/日本/现代化
明治维新后40年，日本就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跻身于世界列强的行列。二战 后20余年，日本又从战争废墟上重新崛起，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第二。日本既依靠“ 战争之道”，以对中国、朝鲜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掠夺来加速自身的发展壮大，又 仰赖“献身之道”，以对国民精神资源的挖掘、利用来推进国家经济建设。简而言之， 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与武士道的“战争之道”和“献身之道”密不可分。
一、武士道与日本民族精神
“‘武士道’乃是‘武士’的道德及行为准则”。[1](P2)武士道之所以能发展为日本 武士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根源在于：
首先，它适应武士长期战争生活的需要。武士出现于8、9世纪，是日本社会武力争夺 土地资源和政治权力的产物，他们“都是精于弓马、骑射、刀术的专门家。”[2](P345 )以刀剑为谋生工具，以战争为职业，依靠为主君杀伐征战获利。武士群体中居支配地 位的社会关系是以利益为纽带的主从关系。主从关系是主君之“御恩”和从者之“奉公 ”的交换关系，即以从者对主人的“忠”换取主人对从者的“恩”。战争之际，主人往 往以恩赏为诱饵钓取从者的忠义。10世纪30年代的“承平、天永之乱时，平良兼欲讨灭 平将门，便向属下郎等表示，要‘积米谷以增勇，分衣物以拟赏’”。[3](P90)在保留 至今的众多军功状——报告战功、请求恩赏的文书中，主人制裁不承担奉公义务的家臣 ，或从者要求主人兑现恩赏承诺的大量事例，都说明了主从关系的基础是利益。“主仆 契约的缔结，只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彼此间的社会利益，并不包含超出这一目的的广泛的 社会意识。”[3](P88)“在主从契约与向天皇的仕奉发生矛盾时，武士会为了前者而毫 不犹豫地舍弃后者。”[3](P98)
其次，所有德目都是武士安身立命的利益所在。武士道的主要德目有：(一)忠诚至上 。忠诚是武士道的核心和灵魂，在武士道诸德目中占支配地位。“在武者之习中，主从 意识居最重要的地位。……以从者对主人忘我的献身精神为核心。”[4](P25)“对主君 来说，辨别从者忠与不忠，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急务，《东照宫御遗训附录》说不能辨别 忠与不忠是愚将，善辨忠与不忠是明君。”[5](P97)以忠诚换恩赏的原则，形成了武士 对主君高度的认同与合作态度，武士事亲之孝、待妻之义、对子之慈，统统从属于对主 之忠。提出武士道德规范的第一人山鹿素行就说过：武士必须“事君尽忠，究义详事而 置身于后，守其位而不辱君命，臣之职分”。若不对主君尽忠，就是“盗父母之惠，贪 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6](P233)因而，武士道的核心是对主君忠， 这个“忠”对日本以后历史的影响不可限量。(二)重名轻死。“名誉”被看作是武士的 第二生命。武士的“利”来源于对主君尽忠的“名”，有名就有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利。 “功名是与恩赏直接关联的亲兄弟，是当代武士一切行动的基础。”[7](P74)因此，武 士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武士在战场上拼死奋战，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他平时 誓为主君出生入死在所不辞的诺言，其坦然切腹也是基于珍惜名誉。“以尊重武者之名 为首，知廉耻，强调实干，死中求活等特性，……构成后来武士道德的源流。”[4](P2 5)(三)以武勇为本。以武获利的生存条件，决定了武士需要以武立身、以武扬名、崇尚 暴力、穷兵黜武。武士自小就被严格磨炼，以养成一种刚毅、大胆、自若、勇敢的精神 。义和勇是一对孪生兄弟，同属于武德，是武士道德准则是最严格的教诲。“一个人即 使有才能、有学问，没有节义就不能立身于世。有了节义，即使粗鲁、不周到，作为武 士也就够了。”[8](P23)所以福泽谕吉说“自古以来，我们日本号称义勇之国”。[9]( P149)礼仪、廉洁、朴素、勤学等武士道德目以及武士的特殊行为复仇、切腹，同样也 是武士安身立命的利益所在。
第三，“儒、佛、神”在思想上作为武士道最权威的认证与解释。儒学以东亚文明中 最先进、最完善、最权威的政治道德、人伦道德和思想体系等，在最高层次上认证和提 升武士的道德实践，赋予武士的处事智慧。“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最丰富的道德渊源 ”。[8](P20)江户时代的武士道理论家自己学习儒学，办塾授徒讲授儒学，著书立说宣 传儒学。如山鹿素行的《武教小学》、《武教本论》，中江藤树的《文武问答》、贝原 益轩的《武训》等武士道德目教本，都是在儒学思想指导下写成问世的。中国化的禅宗 佛教适应武士“驰驱于矢石之间、出入于生死之门”的生活与心理状态，以“死生一如 ”的思想从精神上将武士引入“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无我境界，支撑武士不计生死 地追随和效忠主君。禅宗“几乎被看作是有助于向自己的主君表达忠诚之行动的自我牺 牲行为的一种修行体系。”[10](PP23-24)并以无畏和莫烦恼砥砺武士精神，以处变不 惊、以静制动的禅法帮助武士修习武道。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武士好禅”的说法。日 本“神道教”的核心是“神-天皇-日本”，即日本这一国家是神授予天皇表达意志的实 体。同时，把儒教的忠君报国思想与日本的神道思想结合，提出天皇之尊严、君臣之差 别是万世一系、永远不变的。神道教强调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 行，以此对武士的傲慢性格赋予服从的美德。
德川时代日本和平安定达260多年。和平环境中武士不再征战，其主要社会职能和生活 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从过去单纯的军人变成了官员兼军人，开始学习文道。所谓“文道 ”，就是从“儒、佛、神”三者中吸取营养。这样，武士就由过去的一介武夫变成了知 书达礼、集文武之道于一身的政治群体。武士道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大量吸吮儒教、佛 教、神道教的思想、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最终形成。
武士道形成和日渐完善的时代，正是日本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基本内容形 成的积淀时代。经历近700年的武家社会，武士道逐渐与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尤 其是伦理文化的传统融为一体，并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主体。这是因为：(一)政治上， 武士是统治阶级，作为政治主角和社会精英，长期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决定社会的核心 价值和道德取向，成为崇拜与效法的对象。武士的生活方式、人生哲学、言行举止等美 德，必然成为全体日本人民所崇拜和学习的榜样。(二)思想上，武士是垄断着知识的群 体，影响和制约日本思想意识层面。明治维新以后，武士又在明治政府中掌握权柄、控 制思想、制定政策。“直到20世纪30年代，上层人物中有一半是出身于武士阶级，甚至 到60年代末，仍然占1/5左右。”[11](P169)明治政府规定将武士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 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武士道迅速渗透到社会各阶级之中，成了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 和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释放出武家政治时代不可企及的物质化能量。(三)文化上，武 士已成为日本较高文化的主要代表，日本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个阶级的价值标准的影 响。[12](P149)所以，武士道所体现的不仅是武士的理想价值，而且是日本民族的理想 价值和普遍取向，“就连女孩们内心也深深爱慕武士的武勇和德行”。[8](P90)
实际上武士道成为全日本民族所效法的道德标准，在幕藩体制的职业体系中早已得到 证实。如三井家规第一条就是“今天我们大家生活在幸福之中，全托祖先之恩德，因此 ，我们皆应感谢不尽”；第二条则规定“上至主人下至最底层的雇工，均应忠实地遵照 执行幕府颁布的一切法律和法令”。石田梅岩也要求商人了解自己的职业，勤奋地履行 自己的职责；将商人比作臣，因而商人也要履行忠诚，并将自己视为经济领域中的武士 。日本农民也像武士遵守武士道一样，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充分身体力行。正如新渡户 稻造所说：“武士道从它最初产生的社会阶级经由多种途径流传开来，在大众中间起到 了酵母的作用，向全体人民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最初是作为优秀分子的光荣而起步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国民全体的景仰和灵感。虽然平民未能达到武士的道德高度 ，但是，‘大和魂’终于发展成为岛国帝国的民族精神的表现。”[8](P91)这一状况， 台湾学者林景渊教授称之为武士道的“世俗化”。[13](P188)
“一个民族的发展固然有很多外在的有利因素，但谁也不能否认，一个民族在历史积 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才是推动一个民族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14](P89)日本的民族精 神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9世纪起，日本社会一直以 武士道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并大加颂扬和强制推行，使之逐渐渗透沉淀到日本民族传 统、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血液之中，构成日本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899年，日 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并将它作为日本民族精神向全 世界加以介绍。1984年，相良亨教授论述说：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 ，除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统伦理意识 的大半。[15]“武士道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16](PP89-89)所以，近代日本民族精神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既有‘尚武、有 为、勇敢、积极、确固那样紧张而又认真的精神’之长处，又有‘残忍、杀气腾腾、性 急而度量小’之缺陷。这种两重性是促进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17](P209)武 士道既是“战争之道”，又是“献身之道”，日本民族独立任务的完成、人称“奇迹” 的日本现代化成就，都与之密不可分。
二、战争之道与日本现代化
明治维新使日本拖着一个封建主义的大尾巴进入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天皇制度；经济 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观；社会上的武士特征，尤其是打上武士道烙印 的民族性。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 社会就画上句号，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 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日本现代 化进程中走上战争之道大体有三步曲：
第一步，使武士道恶性膨胀。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新政府 各级领导的实权也几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据1871至1986年的统计，93名省“ 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明治时期 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 一平民。[18](P193)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是士族出身、1.25%的是旧大名出 身。[19](P197)不难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 透了武士的势力。从1868年到1945年，武士或士族出身者在日本政治舞台上执掌权柄、 控制思想、制定政策。明治政府的核心领导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伊藤 博文、山县有朋等是旧武士出身；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的东条英 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均出身于士族。这些日本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 物，继承武士道衣钵，制定和推行军国主义战争政策，使武士道恶性膨胀：(一)把武士 道灌输给士兵。1878年以陆军省名义颁布《军人训诫》，向士兵灌输“忠义”、“勇敢 ”、“服从”的武士道精神。(二)使武士道衍成“军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 军人敕令》，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孝、正礼仪、重信义、尚武勇和崇俭朴等项规范，把 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武士道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武士 道——“军人道”。(三)让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 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 “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 家意识，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实际上 《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 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明治政府通过这 些法律、法令强调武士道与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 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这样，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忠君爱国的所谓“日本精神”上 ，从而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
第二步，将“富国强兵”衍成军国主义。“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 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 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20](P8)不难看出 “富国强兵”的参照系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即建立一个以天 皇制为中心的军国主义国家。其思维轨迹就是“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然后“合并世 界各国”。这种思维通过各级政府中掌权的武士，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导思维。由此 产生的思想观念也就成了日本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最后，这些思想观念终于畸 变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 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转变自己的功能”。[21](P196)这些思想观念深深植根在崇尚 武力的武士道的穷兵黩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帜下，全体国民集合于天皇周围为其 效命。武士道演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武士道，进而将“富国强兵”衍成军国主义。
第三步，把全体国民推向“战争之道”。武士道的善恶观念、战争观念经过上千年的 历史渗透，必然要内化在日本文化和国民性中，使日本人比较容易把残暴说成是达到光 荣的手段，从而煽动日本人进行冒险，[22](P254)使大和民族盲目地成为一种巨大的破 坏性力量。当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歧途时，国民高度认同与支持军国主义战争政策。他们 承袭武士以我为本的利己主义原则，以大和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大和民族的利益 得失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善恶标准，民族主义恶性膨胀。明治以来，日本发动了一次次 侵略战争，国民不仅没有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而且还将侵略战争看作为了“国 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狂热地献身于军国主义战争。 在日本学者的有关著作中，国民大力支持侵略战争的事例随处可见。安冈昭男的《日本 近代史》记载：甲午战争爆发后，三井、岩崎、涉泽等实业家组成报国会，积极筹集军 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和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开战后也通过巨额预算，支持和 协助战争；原计划募集3000万元的军事公债，结果却募集达7700万日元；佛教各宗随军 布教，慰问军队；《雪的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还出现了 义勇兵志愿者；日本国内舆论一致，上下协力……[23](PP327-328)日本国民对侵略战 争的狂热支持，更激起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无限贪婪。每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之后， 总是伴随着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扩军备战，伴随着新一轮鼓吹和强化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 的狂潮。“战争每每胜利就能获得大量的赔款、新的领土、巨大的经济利益或广阔的新 市场。因而日本人相信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冒险。……在1938年通过了《全民总动员法》 ，表明法西斯化得到了国民的承认。”“大多数日本人要求实行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 政策。”“确实，日本在战争中制造的暴行已经到了极限。个人疯狂这是事实，更严重 的是民族的疯狂，非常遗憾，日本从1930年直至40年代的前半期，一直处于这种疯狂的 状态。”[22](P135)
侵略战争使日本成了空前的“战争暴发户”，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日本资 本主义工业化的步伐。早在1928年，戴季陶就明确指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 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24](P92)
三、献身之道与日本现代化
武士道既是“杀人与战争之道”，又是“忠诚与献身之道”，强调以奉献为荣、以奉 献为最高义务与最终行为，构成日本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底蕴。“正因为‘武士道’精神 之深入民间，才能使日本以蕞尔小国，在仅仅数十年间，从一个封建的、被动的社会， 经过‘西化’的洗礼后，完全呈现另一种崭新的面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日本之拥有强 大兵力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又急速复苏，吾人可以确信，这背后都是因为它蕴 藏着坚苦卓绝的‘武士道精神’，才有以致之。”[13](P193)明治维新后仅40年，日本 便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继而又在二战后不到40年，从战争废墟上一跃而为世界 排名第二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这些成绩的取得，除有利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 境外，武士道的“献身之道”功不可没。它突出表现在四方面：
第一、武士道的务实精神激发民族奋进。武士道注重实践、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为 日本国民将理想变为现实、创造人间奇迹作出了积极贡献。武士道既是思想信仰，更是 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准则。武士道的德目虽然很简单，在其他民族文化遗产中也不难觅 寻，但是，武士道不崇尚理论、轻视空谈、注重实行的精神，与日本人善于从异质文化 中吸取营养、善于学习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作风相结合，以实用主义为原则，采取拿来 主义，将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付诸于行动，使理论变为现实。就是这种 注重实践、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为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靠保 障。
第二、“忠”的观念进而形成“公司第一”的意识。战后，日本国民将对国家、对天 皇的忠诚直接转变为对公司、对企业的忠诚。员工自觉地把企业看作是“主家”，而将 自己的家看作为“分家”。按照武士“忠”的行动准则：主家的利益高于分家，分家的 利益高于个人，为主君效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使 企业与员工的关系犹如“主君与陪臣”。员工普遍奉行“公司第一”的信念，像武士一 样，为公司的利益万死不辞，任劳任怨地为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终身雇佣制度”也 在这种意识中产生奇特的效果，一旦进入公司，公司就与员工结成终身的“主仆关系” ，公司不会轻易辞退员工。员工也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公司，成为终身的“企业人”。 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基础上。这种长期的“企业使命共同 体”的养成教育，使日本员工形成良好的“爱社精神”和“敬业精神”，充分地发挥积 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第三、“恩赏观”转化为使命感、责任感。武士道的施恩泽世、知恩必报的“恩赏观 ”规定，凡主家对从者施以“恩赏”，从者必然对主家尽忠“奉公”，只要是主家交给 的每一项事情都极为神圣，全身心投入，甚至不惜“以生死委君心”，这是“义”之所 在。这种思想传承下来，使员工认为企业给了薪奉(恩赏)就要对工作尽忠，因此，整个 民族养成一种工作第一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工作永远优先，其他事务统统服从于 工作，而且工作起来总是恪守职责，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公司能有所成就，已经成为日 本所有企业员工的工作伦理。即使是罢工，也要把车间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罢工结束 后还要把耽误的生产补上。日本传统的“春斗”(春天定期罢工)，除了与雇主协商增加 工资外，还要研究生产计划和技术引进等问题。日本员工对工作近乎狂热的态度被欧美 国家称为“工蜂”、“工作狂”、“工作中毒”、“经济动物”、“猛烈社员”、“忠 诚心患者”等等，虽然名称不太中听，但却是日本人使命感、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之写照 ，尤其是“过劳死”更是日本独有的一道风景。中国有学者曾作过这样的比较：“用的 是同样的机器，雇的是同等数量的工人，厂房的大小相同，而原料的质量相同，但是， 制成品的利润，日本往往双倍于美国。同样数的工人，所生产的数量，也双倍于美国。 ”[26](P370)日本民族的使命感与敬业精神换来的“日本制造”代表着“质量与价值” ，日本产品潮水般涌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原因也在这里。美国学者吉布尼说“他们的劳动 队伍有非凡的献身精神和工作效率，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劳动者更有干劲，而且更为可靠 。”[27](P2)
第四、“和”的概念成为高效能的团队精神。“和”最初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其主要 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等，这些内容很早就成为日本武 士的处世哲学。现代企业中的“和”虽来自武士道，但两者有所不同。传统的“和”是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族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的“和”是培养一种企业内部的“和 谐感”、“团结感”，是一种凝聚力。制造和谐气氛，使员工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和欢 乐，是企业“和”的最高境界。“和”换来的是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依赖以及由此激发 出来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而最后产生的当然是丰硕的物质成果。
总的来说，当武士道的意识转移到国家建设时，又能够内化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 从而产生出“商人道”、“企业道”、“工人道”。正如松下所说：“过去，武士位于 庶民之上，受到相当的尊崇，这固然是因为武士的功夫使然，但绝非仅止于此。最重要 的还是由于武士重道义，不忘武士精神，彻底奉行武士道，才能赢得庶民的信赖和尊敬 。这情形也存在于公司之中。我认为经营者应有经营者之道，员工应该有员工之道，各 自有各自该做的事。彼此负起责任，贯彻此道，才能建立相互信赖的基础，才能推动信 赖关系的原动力。彼此应该坚守立场，贯彻自己的道。”[28](P7)1984年，日本的经济 白皮书曾这样写道：“在当前政府为建立日本产业所做的努力中，应该把哪些条件列为 首要呢?可能既不是资本，也不是法律和规章，因为这二者本身都是死的东西，是完全 无效的。使资本和法规运转起来的是精神。……因此，如果就有效性来确定这三个因素 的份量，则精神占十分之五，法规占十分之四，而资本只占十分之一。”[29](PP48-49 )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时，经济体系几近毁灭。“在1945年，如果有人预言， 到了1980年，日本会成为世界第二号发达国家，人们一定会说他痴人说梦。”[30](P4)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迅速超过英国、法国和联 邦德国，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创造了魔术般的经济奇迹。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公布的数据证明：在全世界发达国家中，日本经济名列第二，国民生产总值(GNP)位居 世界第二。同年，日本也宣称：日本追赶欧美先进国家的追赶型现代化时代已经结束。 如果没有武士道“献身之道”培育的忠诚献身精神，没有日本人在现代化建设中忘我的 拼命精神、奉献精神，日本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吗?
大和民族在历史创造中形成的武士道，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沉淀，已成为大和民族在 历史创造中积淀下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被喻为日本人的民族精神。上千年强调忠诚 和自我牺牲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国民对统治者强烈的愚忠和盲从，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 移，忠诚道德的物质化能量任统治者支配。武士道既是崇尚武勇的战争之道，又是强调 忠诚的献身之道，个人一身一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源自武勇与奉献，武士道需要用鲜血 和生命来体现，从而赋予武士道硬控制的功能和超法律、超契约的控制力，使之具有不 可限量的破坏力与创造力。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短短100年间，两次创造令人瞩目的 现代化惊人成就，既依赖于武士道“战争之道”对中国、朝鲜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残暴掠 夺，又得益于“献身之道”对国民献身精神的发掘。一言以蔽之，日本现代化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2期
【原文出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2004年05期第36～41页
【作者简介】杨绍先，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贵州 贵阳 550001。
| 【内容提要】 | 武士道作为日本古代武士的道德规范，经过长期的历史浸润已经融入日本的民族性中 ，成为日本民族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历史上，武士道既是“杀人与战争之道 ”，又是“忠诚与献身之道”，其破坏力和创造力同样巨大。纵观历史，日本现代化道 路上两次美梦成真的惊人成就，既有浸透“战争之道”毒汁的赫赫“战功”，又得益于 “献身之道”精神强有力的推动。 |
一、武士道与日本民族精神
“‘武士道’乃是‘武士’的道德及行为准则”。[1](P2)武士道之所以能发展为日本 武士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根源在于：
首先，它适应武士长期战争生活的需要。武士出现于8、9世纪，是日本社会武力争夺 土地资源和政治权力的产物，他们“都是精于弓马、骑射、刀术的专门家。”[2](P345 )以刀剑为谋生工具，以战争为职业，依靠为主君杀伐征战获利。武士群体中居支配地 位的社会关系是以利益为纽带的主从关系。主从关系是主君之“御恩”和从者之“奉公 ”的交换关系，即以从者对主人的“忠”换取主人对从者的“恩”。战争之际，主人往 往以恩赏为诱饵钓取从者的忠义。10世纪30年代的“承平、天永之乱时，平良兼欲讨灭 平将门，便向属下郎等表示，要‘积米谷以增勇，分衣物以拟赏’”。[3](P90)在保留 至今的众多军功状——报告战功、请求恩赏的文书中，主人制裁不承担奉公义务的家臣 ，或从者要求主人兑现恩赏承诺的大量事例，都说明了主从关系的基础是利益。“主仆 契约的缔结，只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彼此间的社会利益，并不包含超出这一目的的广泛的 社会意识。”[3](P88)“在主从契约与向天皇的仕奉发生矛盾时，武士会为了前者而毫 不犹豫地舍弃后者。”[3](P98)
其次，所有德目都是武士安身立命的利益所在。武士道的主要德目有：(一)忠诚至上 。忠诚是武士道的核心和灵魂，在武士道诸德目中占支配地位。“在武者之习中，主从 意识居最重要的地位。……以从者对主人忘我的献身精神为核心。”[4](P25)“对主君 来说，辨别从者忠与不忠，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急务，《东照宫御遗训附录》说不能辨别 忠与不忠是愚将，善辨忠与不忠是明君。”[5](P97)以忠诚换恩赏的原则，形成了武士 对主君高度的认同与合作态度，武士事亲之孝、待妻之义、对子之慈，统统从属于对主 之忠。提出武士道德规范的第一人山鹿素行就说过：武士必须“事君尽忠，究义详事而 置身于后，守其位而不辱君命，臣之职分”。若不对主君尽忠，就是“盗父母之惠，贪 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6](P233)因而，武士道的核心是对主君忠， 这个“忠”对日本以后历史的影响不可限量。(二)重名轻死。“名誉”被看作是武士的 第二生命。武士的“利”来源于对主君尽忠的“名”，有名就有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利。 “功名是与恩赏直接关联的亲兄弟，是当代武士一切行动的基础。”[7](P74)因此，武 士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武士在战场上拼死奋战，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他平时 誓为主君出生入死在所不辞的诺言，其坦然切腹也是基于珍惜名誉。“以尊重武者之名 为首，知廉耻，强调实干，死中求活等特性，……构成后来武士道德的源流。”[4](P2 5)(三)以武勇为本。以武获利的生存条件，决定了武士需要以武立身、以武扬名、崇尚 暴力、穷兵黜武。武士自小就被严格磨炼，以养成一种刚毅、大胆、自若、勇敢的精神 。义和勇是一对孪生兄弟，同属于武德，是武士道德准则是最严格的教诲。“一个人即 使有才能、有学问，没有节义就不能立身于世。有了节义，即使粗鲁、不周到，作为武 士也就够了。”[8](P23)所以福泽谕吉说“自古以来，我们日本号称义勇之国”。[9]( P149)礼仪、廉洁、朴素、勤学等武士道德目以及武士的特殊行为复仇、切腹，同样也 是武士安身立命的利益所在。
第三，“儒、佛、神”在思想上作为武士道最权威的认证与解释。儒学以东亚文明中 最先进、最完善、最权威的政治道德、人伦道德和思想体系等，在最高层次上认证和提 升武士的道德实践，赋予武士的处事智慧。“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最丰富的道德渊源 ”。[8](P20)江户时代的武士道理论家自己学习儒学，办塾授徒讲授儒学，著书立说宣 传儒学。如山鹿素行的《武教小学》、《武教本论》，中江藤树的《文武问答》、贝原 益轩的《武训》等武士道德目教本，都是在儒学思想指导下写成问世的。中国化的禅宗 佛教适应武士“驰驱于矢石之间、出入于生死之门”的生活与心理状态，以“死生一如 ”的思想从精神上将武士引入“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无我境界，支撑武士不计生死 地追随和效忠主君。禅宗“几乎被看作是有助于向自己的主君表达忠诚之行动的自我牺 牲行为的一种修行体系。”[10](PP23-24)并以无畏和莫烦恼砥砺武士精神，以处变不 惊、以静制动的禅法帮助武士修习武道。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武士好禅”的说法。日 本“神道教”的核心是“神-天皇-日本”，即日本这一国家是神授予天皇表达意志的实 体。同时，把儒教的忠君报国思想与日本的神道思想结合，提出天皇之尊严、君臣之差 别是万世一系、永远不变的。神道教强调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 行，以此对武士的傲慢性格赋予服从的美德。
德川时代日本和平安定达260多年。和平环境中武士不再征战，其主要社会职能和生活 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从过去单纯的军人变成了官员兼军人，开始学习文道。所谓“文道 ”，就是从“儒、佛、神”三者中吸取营养。这样，武士就由过去的一介武夫变成了知 书达礼、集文武之道于一身的政治群体。武士道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大量吸吮儒教、佛 教、神道教的思想、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最终形成。
武士道形成和日渐完善的时代，正是日本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基本内容形 成的积淀时代。经历近700年的武家社会，武士道逐渐与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尤 其是伦理文化的传统融为一体，并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主体。这是因为：(一)政治上， 武士是统治阶级，作为政治主角和社会精英，长期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决定社会的核心 价值和道德取向，成为崇拜与效法的对象。武士的生活方式、人生哲学、言行举止等美 德，必然成为全体日本人民所崇拜和学习的榜样。(二)思想上，武士是垄断着知识的群 体，影响和制约日本思想意识层面。明治维新以后，武士又在明治政府中掌握权柄、控 制思想、制定政策。“直到20世纪30年代，上层人物中有一半是出身于武士阶级，甚至 到60年代末，仍然占1/5左右。”[11](P169)明治政府规定将武士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 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武士道迅速渗透到社会各阶级之中，成了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 和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释放出武家政治时代不可企及的物质化能量。(三)文化上，武 士已成为日本较高文化的主要代表，日本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个阶级的价值标准的影 响。[12](P149)所以，武士道所体现的不仅是武士的理想价值，而且是日本民族的理想 价值和普遍取向，“就连女孩们内心也深深爱慕武士的武勇和德行”。[8](P90)
实际上武士道成为全日本民族所效法的道德标准，在幕藩体制的职业体系中早已得到 证实。如三井家规第一条就是“今天我们大家生活在幸福之中，全托祖先之恩德，因此 ，我们皆应感谢不尽”；第二条则规定“上至主人下至最底层的雇工，均应忠实地遵照 执行幕府颁布的一切法律和法令”。石田梅岩也要求商人了解自己的职业，勤奋地履行 自己的职责；将商人比作臣，因而商人也要履行忠诚，并将自己视为经济领域中的武士 。日本农民也像武士遵守武士道一样，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充分身体力行。正如新渡户 稻造所说：“武士道从它最初产生的社会阶级经由多种途径流传开来，在大众中间起到 了酵母的作用，向全体人民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最初是作为优秀分子的光荣而起步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国民全体的景仰和灵感。虽然平民未能达到武士的道德高度 ，但是，‘大和魂’终于发展成为岛国帝国的民族精神的表现。”[8](P91)这一状况， 台湾学者林景渊教授称之为武士道的“世俗化”。[13](P188)
“一个民族的发展固然有很多外在的有利因素，但谁也不能否认，一个民族在历史积 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才是推动一个民族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14](P89)日本的民族精 神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9世纪起，日本社会一直以 武士道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并大加颂扬和强制推行，使之逐渐渗透沉淀到日本民族传 统、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血液之中，构成日本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899年，日 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并将它作为日本民族精神向全 世界加以介绍。1984年，相良亨教授论述说：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 ，除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统伦理意识 的大半。[15]“武士道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16](PP89-89)所以，近代日本民族精神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既有‘尚武、有 为、勇敢、积极、确固那样紧张而又认真的精神’之长处，又有‘残忍、杀气腾腾、性 急而度量小’之缺陷。这种两重性是促进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17](P209)武 士道既是“战争之道”，又是“献身之道”，日本民族独立任务的完成、人称“奇迹” 的日本现代化成就，都与之密不可分。
二、战争之道与日本现代化
明治维新使日本拖着一个封建主义的大尾巴进入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天皇制度；经济 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观；社会上的武士特征，尤其是打上武士道烙印 的民族性。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 社会就画上句号，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 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日本现代 化进程中走上战争之道大体有三步曲：
第一步，使武士道恶性膨胀。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新政府 各级领导的实权也几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据1871至1986年的统计，93名省“ 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明治时期 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 一平民。[18](P193)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是士族出身、1.25%的是旧大名出 身。[19](P197)不难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 透了武士的势力。从1868年到1945年，武士或士族出身者在日本政治舞台上执掌权柄、 控制思想、制定政策。明治政府的核心领导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伊藤 博文、山县有朋等是旧武士出身；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的东条英 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均出身于士族。这些日本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 物，继承武士道衣钵，制定和推行军国主义战争政策，使武士道恶性膨胀：(一)把武士 道灌输给士兵。1878年以陆军省名义颁布《军人训诫》，向士兵灌输“忠义”、“勇敢 ”、“服从”的武士道精神。(二)使武士道衍成“军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 军人敕令》，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孝、正礼仪、重信义、尚武勇和崇俭朴等项规范，把 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武士道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武士 道——“军人道”。(三)让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 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 “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 家意识，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实际上 《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 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明治政府通过这 些法律、法令强调武士道与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 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这样，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忠君爱国的所谓“日本精神”上 ，从而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
第二步，将“富国强兵”衍成军国主义。“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 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 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20](P8)不难看出 “富国强兵”的参照系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即建立一个以天 皇制为中心的军国主义国家。其思维轨迹就是“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然后“合并世 界各国”。这种思维通过各级政府中掌权的武士，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导思维。由此 产生的思想观念也就成了日本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最后，这些思想观念终于畸 变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 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转变自己的功能”。[21](P196)这些思想观念深深植根在崇尚 武力的武士道的穷兵黩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帜下，全体国民集合于天皇周围为其 效命。武士道演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武士道，进而将“富国强兵”衍成军国主义。
第三步，把全体国民推向“战争之道”。武士道的善恶观念、战争观念经过上千年的 历史渗透，必然要内化在日本文化和国民性中，使日本人比较容易把残暴说成是达到光 荣的手段，从而煽动日本人进行冒险，[22](P254)使大和民族盲目地成为一种巨大的破 坏性力量。当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歧途时，国民高度认同与支持军国主义战争政策。他们 承袭武士以我为本的利己主义原则，以大和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大和民族的利益 得失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善恶标准，民族主义恶性膨胀。明治以来，日本发动了一次次 侵略战争，国民不仅没有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而且还将侵略战争看作为了“国 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狂热地献身于军国主义战争。 在日本学者的有关著作中，国民大力支持侵略战争的事例随处可见。安冈昭男的《日本 近代史》记载：甲午战争爆发后，三井、岩崎、涉泽等实业家组成报国会，积极筹集军 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和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开战后也通过巨额预算，支持和 协助战争；原计划募集3000万元的军事公债，结果却募集达7700万日元；佛教各宗随军 布教，慰问军队；《雪的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还出现了 义勇兵志愿者；日本国内舆论一致，上下协力……[23](PP327-328)日本国民对侵略战 争的狂热支持，更激起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无限贪婪。每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之后， 总是伴随着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扩军备战，伴随着新一轮鼓吹和强化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 的狂潮。“战争每每胜利就能获得大量的赔款、新的领土、巨大的经济利益或广阔的新 市场。因而日本人相信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冒险。……在1938年通过了《全民总动员法》 ，表明法西斯化得到了国民的承认。”“大多数日本人要求实行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 政策。”“确实，日本在战争中制造的暴行已经到了极限。个人疯狂这是事实，更严重 的是民族的疯狂，非常遗憾，日本从1930年直至40年代的前半期，一直处于这种疯狂的 状态。”[22](P135)
侵略战争使日本成了空前的“战争暴发户”，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日本资 本主义工业化的步伐。早在1928年，戴季陶就明确指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 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24](P92)
三、献身之道与日本现代化
武士道既是“杀人与战争之道”，又是“忠诚与献身之道”，强调以奉献为荣、以奉 献为最高义务与最终行为，构成日本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底蕴。“正因为‘武士道’精神 之深入民间，才能使日本以蕞尔小国，在仅仅数十年间，从一个封建的、被动的社会， 经过‘西化’的洗礼后，完全呈现另一种崭新的面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日本之拥有强 大兵力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又急速复苏，吾人可以确信，这背后都是因为它蕴 藏着坚苦卓绝的‘武士道精神’，才有以致之。”[13](P193)明治维新后仅40年，日本 便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继而又在二战后不到40年，从战争废墟上一跃而为世界 排名第二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这些成绩的取得，除有利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 境外，武士道的“献身之道”功不可没。它突出表现在四方面：
第一、武士道的务实精神激发民族奋进。武士道注重实践、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为 日本国民将理想变为现实、创造人间奇迹作出了积极贡献。武士道既是思想信仰，更是 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准则。武士道的德目虽然很简单，在其他民族文化遗产中也不难觅 寻，但是，武士道不崇尚理论、轻视空谈、注重实行的精神，与日本人善于从异质文化 中吸取营养、善于学习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作风相结合，以实用主义为原则，采取拿来 主义，将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付诸于行动，使理论变为现实。就是这种 注重实践、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为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靠保 障。
第二、“忠”的观念进而形成“公司第一”的意识。战后，日本国民将对国家、对天 皇的忠诚直接转变为对公司、对企业的忠诚。员工自觉地把企业看作是“主家”，而将 自己的家看作为“分家”。按照武士“忠”的行动准则：主家的利益高于分家，分家的 利益高于个人，为主君效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使 企业与员工的关系犹如“主君与陪臣”。员工普遍奉行“公司第一”的信念，像武士一 样，为公司的利益万死不辞，任劳任怨地为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终身雇佣制度”也 在这种意识中产生奇特的效果，一旦进入公司，公司就与员工结成终身的“主仆关系” ，公司不会轻易辞退员工。员工也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公司，成为终身的“企业人”。 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基础上。这种长期的“企业使命共同 体”的养成教育，使日本员工形成良好的“爱社精神”和“敬业精神”，充分地发挥积 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第三、“恩赏观”转化为使命感、责任感。武士道的施恩泽世、知恩必报的“恩赏观 ”规定，凡主家对从者施以“恩赏”，从者必然对主家尽忠“奉公”，只要是主家交给 的每一项事情都极为神圣，全身心投入，甚至不惜“以生死委君心”，这是“义”之所 在。这种思想传承下来，使员工认为企业给了薪奉(恩赏)就要对工作尽忠，因此，整个 民族养成一种工作第一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工作永远优先，其他事务统统服从于 工作，而且工作起来总是恪守职责，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公司能有所成就，已经成为日 本所有企业员工的工作伦理。即使是罢工，也要把车间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罢工结束 后还要把耽误的生产补上。日本传统的“春斗”(春天定期罢工)，除了与雇主协商增加 工资外，还要研究生产计划和技术引进等问题。日本员工对工作近乎狂热的态度被欧美 国家称为“工蜂”、“工作狂”、“工作中毒”、“经济动物”、“猛烈社员”、“忠 诚心患者”等等，虽然名称不太中听，但却是日本人使命感、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之写照 ，尤其是“过劳死”更是日本独有的一道风景。中国有学者曾作过这样的比较：“用的 是同样的机器，雇的是同等数量的工人，厂房的大小相同，而原料的质量相同，但是， 制成品的利润，日本往往双倍于美国。同样数的工人，所生产的数量，也双倍于美国。 ”[26](P370)日本民族的使命感与敬业精神换来的“日本制造”代表着“质量与价值” ，日本产品潮水般涌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原因也在这里。美国学者吉布尼说“他们的劳动 队伍有非凡的献身精神和工作效率，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劳动者更有干劲，而且更为可靠 。”[27](P2)
第四、“和”的概念成为高效能的团队精神。“和”最初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其主要 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等，这些内容很早就成为日本武 士的处世哲学。现代企业中的“和”虽来自武士道，但两者有所不同。传统的“和”是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族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的“和”是培养一种企业内部的“和 谐感”、“团结感”，是一种凝聚力。制造和谐气氛，使员工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和欢 乐，是企业“和”的最高境界。“和”换来的是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依赖以及由此激发 出来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而最后产生的当然是丰硕的物质成果。
总的来说，当武士道的意识转移到国家建设时，又能够内化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 从而产生出“商人道”、“企业道”、“工人道”。正如松下所说：“过去，武士位于 庶民之上，受到相当的尊崇，这固然是因为武士的功夫使然，但绝非仅止于此。最重要 的还是由于武士重道义，不忘武士精神，彻底奉行武士道，才能赢得庶民的信赖和尊敬 。这情形也存在于公司之中。我认为经营者应有经营者之道，员工应该有员工之道，各 自有各自该做的事。彼此负起责任，贯彻此道，才能建立相互信赖的基础，才能推动信 赖关系的原动力。彼此应该坚守立场，贯彻自己的道。”[28](P7)1984年，日本的经济 白皮书曾这样写道：“在当前政府为建立日本产业所做的努力中，应该把哪些条件列为 首要呢?可能既不是资本，也不是法律和规章，因为这二者本身都是死的东西，是完全 无效的。使资本和法规运转起来的是精神。……因此，如果就有效性来确定这三个因素 的份量，则精神占十分之五，法规占十分之四，而资本只占十分之一。”[29](PP48-49 )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时，经济体系几近毁灭。“在1945年，如果有人预言， 到了1980年，日本会成为世界第二号发达国家，人们一定会说他痴人说梦。”[30](P4)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迅速超过英国、法国和联 邦德国，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创造了魔术般的经济奇迹。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公布的数据证明：在全世界发达国家中，日本经济名列第二，国民生产总值(GNP)位居 世界第二。同年，日本也宣称：日本追赶欧美先进国家的追赶型现代化时代已经结束。 如果没有武士道“献身之道”培育的忠诚献身精神，没有日本人在现代化建设中忘我的 拼命精神、奉献精神，日本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吗?
大和民族在历史创造中形成的武士道，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沉淀，已成为大和民族在 历史创造中积淀下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被喻为日本人的民族精神。上千年强调忠诚 和自我牺牲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国民对统治者强烈的愚忠和盲从，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 移，忠诚道德的物质化能量任统治者支配。武士道既是崇尚武勇的战争之道，又是强调 忠诚的献身之道，个人一身一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源自武勇与奉献，武士道需要用鲜血 和生命来体现，从而赋予武士道硬控制的功能和超法律、超契约的控制力，使之具有不 可限量的破坏力与创造力。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短短100年间，两次创造令人瞩目的 现代化惊人成就，既依赖于武士道“战争之道”对中国、朝鲜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残暴掠 夺，又得益于“献身之道”对国民献身精神的发掘。一言以蔽之，日本现代化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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