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黄报》、施托菲尔和《黄报》中的日本观
袁志英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2期
【原文出处】《德国研究》(沪)2004年03期第53～60页
【作者简介】袁志英，同济大学德语系教授，上海 200092。
【关 键 词】犹太人/《黄报》/施托菲尔/日本形象
犹太人在西方受到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迫害，纷纷逃往东方。据考证，早在汉代就有 犹太人来到中国，宋代的东京(现开封)更是成了犹太人的聚居地。上个世纪的30年代， 德国纳粹要“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集中营到处林立，焚尸炉遍地开花，为逃脱追杀 ，那时便有大批犹太人从欧洲逃到了自由港上海，1939年8月，到达上海的欧洲难民高 达14000人，年底则突破了25000人大关。上海的日本占领当局和盟国纳粹德国相反，出 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最初在上海推行一种亲犹的政策，甚至试图按照所谓的富士计划把 虹口建成“小维也纳”，以便为犹太流亡者提供住处(注：S.Englert und Folker Reichert:Shanghai-Sdadt über dem Meer,Heidelberg:1985.)。
难民中绝大部分都是说德语的犹太人，物质生活处于困境，可他们看重精神生活，深 知获取信息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所以一到上海，未及拂去身上的尘土便着手办报了。19 39年到1941年间犹太人在上海所办的德文流亡报刊相继登场：有两份晨报，一份晚报， 此外还有周刊和月刊，共计30多份。其中最著名的乃是《黄报》(Gelbe Post)。我曾去 徐家汇藏书楼查阅过，好不容易才在《世界环球邮报》这一名目下找到了《黄报》，《 黄报》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目，猜想是不懂德语而误译的结果。《黄报》原为半月刊， 1939年底改为周刊，1940年中又扩展为日报，全部《黄报》共有1000多页。1999年维也 纳的图丽亚 + 康特出版社(Verlag Turia + Kant Wien)将相对独立的前七期的半月刊 集辑一起重印，以飨读者。出版社在重印本的封底写道：“每月两期的《黄报》所探讨 的是亚洲文化、心理分析和语言学，对于在上海每天每日为生存所进行的挣扎也在其关 注的范围之内。上海这一国际化和殖民化大都会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既为逃离欧洲的成 千上万的犹太流亡者敞开了大门，也接纳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因为 进出上海无需护照和签证。《黄报》这一独树一帜的刊物反映了那个时期上海的多彩多 姿的生活。”这七期，正如重印本封面所说，共刊登了100篇文章，150幅插图，涉及中 国、中国上海、日本、朝鲜等地的设施建制、时事事件、风俗习惯、各类人物(官员和 将军，革命者和赌徒，侍应生、苦力和乞丐，诗人和青楼女子)；“《黄报》头七期自 成一个系统，而今将其收集于这一册之中，这一册可称为内容丰富、具有现实意义的东 亚研究论集”。我撰写该文依据的就是这部重印本。
这一报刊为何叫《黄报》呢?主编施托菲尔在“编者的话”中请读者不要妄加猜测，不 要去探讨背后的“深意”；这和“黄种”、“黄斑”以及奥匈帝国的黑黄国旗都毫无关 系，也和美国那种“yellow press”(黄色报刊)没有任何干系，仅仅是因为黑色的铅字 印在黄色的纸张上特别醒目，阅读起来眼睛舒服，所以才起了《黄报》这一名称(注：Storfer,Adolf J.:Gelbe Post,Verlag Turia + Kant,1999.)。《黄报》在当时就受到 极大的重视，甚至被称为最好的德语报刊。一位女读者曾这样写道：
在上海发行的形形色色的德语报刊中，《黄报》无疑是惟一一份具有学术和文学水准 的报刊，由此许多读者的要求得以满足。在我看来，对于德语为母语的欧洲人来说最最 重要的莫过于架起一座通向中国风土人情的桥梁，而今桥梁霍然而现。……所以我视《 黄报》为我在远东的精神宝库(注：Storfer,Adolf J.:Gelbe Post,Verlag Turia + Kant,1999.)。
《黄报》的创办者和主编阿道尔夫·约瑟夫·施托菲尔(Adolph Josef Storfer，1888 —1944)是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父亲是个木材商，艳丽的母亲对缺乏诗意的木材生意 很是厌烦，在阿道尔夫·约瑟夫5岁时和一位骑兵军官私奔而去。从此他便和父亲一起 在谈木材生意的咖啡馆里进餐，也在咖啡馆里完成家庭作业。咖啡馆也从此成了他的家 ，不管他内心的感受如何。在他就读于克劳森堡文理中学年方16岁时，开始主编一份周 刊，宣扬社会主义，抨击小市民的目光短浅，心胸狭隘。17岁时因为发表了一篇揭示一 位猥亵男童的牧师的文章而锒铛入狱，直至牧师的罪行被证实时，才从狱中放出，对其 判决亦随之撤销。
他在克劳森堡大学读了一年的法律，嫌那里的气氛过于压抑便来到了瑞士的苏黎世大 学，攻读哲学、心理学和比较语言学。后来他又迷上了新兴学科心理分析，并拜弗洛伊 德为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任《法兰克福报》的记者，后来创办了心理分析运动杂志 (1929—1933)，并任主编。1921年—1932年间还担任国际心理分析出版社的社长，可见 他在报业和出版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作为语言学家，他发表过两部专著：《词和词的 命运》和《在语言的丛林中》。施托菲尔以奇才、怪才而闻名，生性豪放。他的好友， 奥地利政论家约瑟夫·卡尔摩尔(Joseph Kalmer，1898—1959)曾写道：
我平生还没有见到一个像施托菲尔那样充满机趣之人，他可说无所不知，他是维也纳 最后一位博大精深之人。他性格活泼，出语惊人，充满风趣。沉闷无趣的课题他处理起 来游刃有余，既有科学性，又使人感到身心愉悦。(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 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
作家阿尔夫雷德·坡尔卡(Alfred Polgar，1873—1955)也是施托菲尔维也纳的旧友， 他写道：
他对待一切都很认真，对所有动脑筋的事，对所有智力游戏，他都怀有孩童般的乐趣 。他很谦虚，很真诚的谦虚；他很骄傲，很真诚的骄傲。然而他的谦虚盖过了他的骄傲 。施托菲尔对此有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的说法：“您说得不错，可您不知道为什么会 这样。”(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 .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 (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
1938年12月31日施托菲尔来到上海，精疲力竭，身无分文，煞是狼狈，全靠上海难民 委员会的救济。在到达上海两周后，他向在美国的朋友写道：“起先我也像所有的流亡 者那样从这里的救济委员会拿到一笔小小的资助”(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 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4页。)。虽则他惊魂甫定，四顾茫然，但他终于逃离 了龙潭虎穴，暂时有了一个安身之所。他给生活在纽约的心理分析专家弗里茨·魏特尔 斯写信道：
最最重要的是我成功地离开了德国。从熊熊大火房间的窗户里跳出来的人是不会抱怨 他落身于何地和如何落地的。我甚至可以说，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幸福。(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 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 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4页。)
施托菲尔与其他的流亡者不同，他很快便对上海的生活条件表示认可。只是在虹口区 的一间房子里要和其他三个流亡者住在一起，使他难以习惯(注：Kreissker,Francoise :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5页。)。救济委员会的救济只能满足部分日 常所需，于是在到达上海的头几个礼拜里，他向亲友和以往的同事写信求援，后来得到 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主席埃尔内斯特·约内斯(Ernest Jones)一小笔捐赠，经济情况稍有 好转。他想在法租界租上一间房子，一人独住。(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 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6页。)
施托菲尔一心想自谋生计，首先和上海高校联络，看看能否教授德语；他也想以此获 取通向中国知识界的入场券。他忽略了上海为日军占领后的形势，那时的上海知识分子 一夕数惊，自身难保，所关心的乃是抗战救国之事，无暇他顾。
当时上海的欧美侨民，在施托菲尔看来大多是“moneymakers”(赚大钱的人)，很少人 具有知识分子的志趣。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体育，闲扯和上流社会的社交”(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 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 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6页。)，他深深感到一种“独 立寒秋”的寂寞。但他不甘寂寞，努力冲破寂寞的罗网。他先是打算给报纸投稿，于是 造访上海图书馆，翻阅研究那里所有英文、法文和德文的报章杂志和有关中国的著作( 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 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6页。)。此外他还 积极参与上海的社会生活，与难民圈子之外的人建立联系，参加各种讨论会。他忽发奇 想，与其投稿，不如自己办报或者办一个外借的图书馆。他骄傲地写道：“我重又找回 了我当年的干劲”(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 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6 页。)。
1939年3月底，他向心理分析学家和社会教育学家西格弗里德·贝恩菲尔德(Siegfried Bernfeld，1892—1953)报告说，四月底要出版名为《黄报》的半月刊，并将第一期寄 到旧金山，也希望他能在“黄金之地”传扬《黄报》(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 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7页。)。施托菲尔在3月17日在上海工部局为《黄报 》注册登记，1939年5月1日便正式出版。看来《黄报》从筹备到出版至多不过是两三个 月的时间，一个受迫害被追杀的异乡人，在一个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异邦，做到这一 点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他身兼三任：社长、主编和主要撰稿者，所经历的艰难 困苦可想而知。
在报纸“编者的话”中，施托菲尔强调“中立”的办报方针，对政治事件只提供信息 ，不表态，避免倾向性。这是因为当时所有的中外文出版物都要在工部局登记。日本人 虽说尚未占领租界，可整个上海已经处在日本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租界成了孤岛。对于 政治事件的“不当”表态，会被看作是对日本当局的挑衅。
该七期本的《黄报》将重点放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它向欧洲，首先是来自中欧的流 亡者介绍上海，介绍中国。除了以中国为题目外，其他的东亚国家并没有被忽略，日本 则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如前所述，这七期共刊载了100篇文章和图片报道，而写日本和 日本人的则有18篇之多。具体篇目如下：“心理分析在日本”(第一期，第9页)、“日 本的服装艺术”(第二期，第34—35页)、“孝女Shiragiku寻父记”(第二期，第39页) 、“哈里斯领事和艺伎Okichi”(第三期，第58页)、“日本的捕鱼业”(第59页)、“日 本人民的使命感和国家观”(第三期，第69—70页)、“一个日本声音”(第四期，第79 页)、“她们全都是寡妇吗?话说以散发为耻的国家”(第四期，第82—83页)、“日本风 景中的桥梁之美”(第四期，第83页)、“日本一部11世纪的长篇小说中的梦”(第四期 ，第93页)、“日本的戏剧场面”(第五期，第106页，三幅图片)、“日本的弓箭射手” (第六期，第133页，为一图片)、“站到中国方面的一对日本夫妇”(第六期，第142页) 、“日语—德语!两个笑话”(第六期，第143页)、“日本的宣传画”(第七期，第146页 ，一幅带说明的图片)、“一笑泯恩仇”(第七期，第148页)、“日本的两个论点”(第 七期，第158—159页)、“美国黄金西部的日本人”(第七期，第160页)。
精神分析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大为风行，施托菲尔对它更是情 有独钟，他请日本仙台心理分析协会主席Kiyoyasu Marui教授写下了“心理分析在日本 ”这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有关心理分析的学说在日本已经相当普及，并超越了纸上 谈兵的阶段，广泛地用于医疗。Kiyoyasu Marui在文中真诚地希望，心理分析运动也能 在中国得到发展，中日两国携手推进这一新兴学科在远东的繁荣。
“日本的服装艺术”一文是从《法兰克福报》的东亚记者莉莉·阿贝格(Lily Abgg)《 大和民族——日本人民的使命感》一书中摘选出来的。文章介绍说，和服不同的用料、 剪裁、式样、颜色、纹饰和图案反映出着装者不同的职业、家族、头衔、个性和社会地 位。每一种图案，每一种纹饰都有其特殊的含义和象征。“不了解神话传说和中国哲学 ，就无法理解这些文饰和象征的含义。”衣服要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即使同一个季节 穿衣也要有所不同，比如夏季，要分为初夏、盛夏和晚夏，继而便是初秋，每个时节都 有每个时节的服饰。作者最后写道：“有人会从实用性和健康性的角度来指出日本和服 的缺陷，可日本人还是认为，和服能使其载体，亦即使作为个体的人和谐地跻身于人的 社会，使其时时刻刻感受自然，并通过象征而和自己的命运发生联系。”由此可见，日 本的和服不仅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种传统、文化和哲学。
《黄报》所推出的有关日本的第三篇文章是对日本叙事诗“孝女寻父记”的介绍，作 者是奥托·施品德勒(Otto Spingdler)。叙事诗讲的是一个名叫白翠菊(Shiragiku)的 女子，出身于武士之家。父亲参加反对皇帝的起义，遭致失败，离乡背井，杳无音信。 白翠菊先是和母亲一起，后来是孤身一人，去寻找父亲。历尽千辛万苦，甚至曾经落入 过强盗之手，最后找到了父亲。这部作品不仅宣扬了日本“孝”这一传统道德，其装帧 也令人爱不释手；那一首首的诗也像一串串珍珠，闪耀着光辉。请看父亲失踪后母女二 人逃亡的情景：
新秋重又降临大地，
月亮撒下清辉，碧空如洗，
大雁哀鸣阵阵，飞掠天际。
母亲思念她的夫君，
日复一日，她的苦痛与日俱增…
她的生命流失，再也无法返回。
哀愁似乎是淡淡的，却耐人体味，体味之后，方感哀愁之深沉：
雨滴打湿了行色匆匆的你，
要知道，这是眼泪，
这是我为思念之苦
而流下的泪水。
在施品德勒的笔下，日本的文学也是感人的。
“哈里斯领事和艺伎Okichi”也是选自莉莉·阿贝格的《大和民族——日本人民的使 命感》一书。白人男子和日本艺伎之间的故事常常是欧美文学所喜爱的题材，戏剧舞台 上也不乏这样的故事，欧美观众总是怀着极大兴趣观赏。可是日本人自身怎样看这个问 题，日本有名剧作家Yamatoto Yuzo 1929年所写剧本《Tojin Okichi的故事——一位日 本女子的生死恨》对此进行了回答。阿贝格女士在其书中复述了该剧的内容。该剧是以 历史事实为根据的。1856年美国人哈里斯来到日本，呆了一年，为的是和日本签订通商 条约。Okichi受日本政府的派遣前来侍候哈里斯。那时日本全国上下都对“红毛鱼眼身 穿筒管裤”的“洋鬼子”极度反感，Okichi也是怀着厌恶仇恨的心情为哈里斯服务，可 日本同胞把她看成是洋人的走狗，并称她是“假洋鬼子”。长期的压抑，长期被误解、 被蔑视、被咒骂、被侮辱，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她开始酗酒，她再也找不到自我了 。当初说服她服务哈里斯的政府官员为她弄来了几袋食品，她像疯子一样大笑着将口袋 打开，把食品倾倒在大街上。这个剧本在日本上演，观众为之唏嘘不已，为Tojin Okichi所洒下的泪水多于为任何其他戏剧的女主角。
“日本的捕鱼业”又是出自日本专家奥托·施品德勒之手。文章认为，日本的地理气 候条件适于捕鱼，海岸线长达3万公里，渔船多达35000只，捕鲸业很发达。日本的捕鱼 业在当时已处于世界领先行列。渔业现代化，表明那时日本的工业也很发达。
“日本人民的使命感和国家观”这篇文章是施托菲尔为介绍阿贝格的《大和民族—— 日本人民的使命感》和克里斯托夫·凯姆夫(Christoph K
mpf)的论文《日本当代国 家观的变迁，对天皇地位的思考》而写成的。施氏引证阿贝格书中前言说，日本是一个 极为奇异的民族，甚至可以说它是“生活于另外一个星球的民族”，这也就是说，了解 、理解日本人的生活和其精神世界难乎其难。阿贝格认为日本人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 性，尽力进行文化扩张：“这种新的、正在形成的文化帝国主义正如军事征服和经济帝 国主义一样都应受到人们的严重关切。”阿贝格在书中探讨了日本的国民性、社会、文 化、艺术等方面的问题。莉莉·阿贝格最后写道：“日本人并非人渣，他们是日本人， 永远是日本人，无论他们到哪里。在夏威夷生活着数万的日本人，为在那里有工作做， 他们加入了美国籍。可这些日本人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美利坚和众国的公民。美国官方 千方百计扭转这种局面，然而在夏威夷的日本学校照样教育孩子效忠天皇，信奉神道教 ，在日本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天皇的肖像陪伴着他们走遍天涯海角。他们根本没 有想到，加入了某国国籍就对该国负有义务。”施托菲尔对阿贝格的书着重于介绍，并 没有进行价值评判。不过施托菲尔认为，莉莉·阿贝格的书对于了解充满异国情调的远 东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
凯姆夫的论文和阿贝格的书有很多交汇之处，不过前者的重点在于日本人对国家法的 思考。“Tenno”(天皇)一词本来是“皇帝”的意思，可是凯姆夫认为德文的“皇帝” 一词还不足以表达出日文的“Tenno”一词的深切含义。自由主义一个人主义的国家观 不符合日本的国情，天皇所拥有的不仅是其他君王也拥有的君王权力，也不仅仅是“承 受天神眷顾的皇帝”，天皇本身就是天神。天皇是国家的化身，他的意志就是日本帝国 的意志。天皇对其权力的诉求并非使其臣民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是使他们感到自己 面对整个人类要成为道德义务的完成者。
莉莉·阿贝格的书和凯姆夫的论文对了解日本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日本的声音”，乃是日本纺织大王Shigo Tsuda在东京的报纸“Kaizo”所发表 的一篇短文，浓缩了当时至少一部分日本人的想法，现将其翻译如下：
蒋介石身骑两匹马，一匹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马，一匹是英国人的经济马。蒋不驾驭 马，反而受马儿的驾驭，特别是受到英国这匹马的驾驭。敌人要想干掉蒋，先要射倒这 匹马。
亲英的日本人担心英国会在经济上、政治上苛待日本，如果伤害了英国人的感情的话 。
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咱们先来看看日本的空军。东方一旦有事，英国战舰面对日 本飞行大队强大的作战能力将会一筹莫展。
英国人对日本发动攻击，无疑是发疯。
日本应推行自己的政策，把握机会，维护自己的利益；要大不列颠修正它那种傲慢的 态度。
尽管如此，我并不赞成“仇英运动”。
我只是认为，如果英国人不对其狡诈的政策改弦更张，日本就应该对英国发动攻击。
这种声音的特点就是赤裸裸，它刊登于东京的报纸上。
“她们全都是寡妇吗?话说以散发为耻的国家”一文选自《一个武士的女儿》一书，作 者是旅居美国的日本人Etsu Inagaki Sugimoto，她的青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这部 用英语写成的书发表后引起轰动，被认为是关于日本的最好的著作之一。该书很快便由 理查德·屈阿斯(Richard Küas)译成德文(Wolfgang Krüger出版社，柏林)。
日本有这样的习俗：女人死了丈夫，要将头发从脖颈剪去。一半随葬于夫君，一半留 归自己保存。从而可以看出，头发对于日本妇女是多么重要，她们决不敢轻启剪刀，对 准自己的秀发。可是为了一件事，为了一件她们认为神圣的事儿，剪掉了头发。什么事 呢?原来是要造一座新的庙宇，庙宇的中心梁至关重要。中心梁硕大无朋，份量很重， 拖它到庙宇需要一根粗大结实的绳索，绳索要用头发编成。牺牲头发编织绳索被认为是 件善事，是件神圣的事。于是许多妇女纷纷剪下了秀发，但剪头发的习俗困扰着她们， 于是又用蓝白的头巾扎在头上，以免别人看出那不祥的兆头。其实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 ，幼小的作者都看出了头发的问题，不禁喊道：“难道她们全都是寡妇吗?”这无疑是 揭穿了“皇帝新衣”的真相，然而这些“皇帝”却受到极大的尊重。有的剪了头发的青 年女子不得不将婚期推迟三年，为的是让头发长到足够的长度。因为有些青年男子不那 么勇敢，想到女子剪发的说法，有些不寒而栗。这充分显示出日本女子为了“神圣的” 事业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该文还提到另一件让幼小作者感动的事：作为武士女儿的作者 过七岁生日，这是件极为隆重的事。在此中场合下重要的一环是要理顺头发，可她的头 发有些卷曲，有些披散，而在日本这是丑的表现。她的保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 将自己一头漂亮的秀发剪下来，置于神坛之前，向上苍祈祷，将剪下来的秀发移植到小 主人的头上。
紧接下去的是日本国家铁路旅游局所拍摄的三幅桥梁照片，标题为“日本风景中的桥 梁之美”。这是图片报道：三座桥形态各异，但又似曾相识，说是中国的古桥不会令人 吃惊。在112页也有上海附近的三座中国古桥的照片，为一个名叫弗里德(F.L.Friede) 的西方记者所拍。但我不得不说，前面三座日本桥要比后面三座中国桥美。日本桥受到 中国影响，而又超过中国桥，这很有象征意义。
“日本一部11世纪长篇小说中的梦”是对日本宫女Murasaki夫人于1001—1015年间所 撰写的小说《Genji王子历险记》的评介，作者是鲁特·杨·马克(Ruth Jane Mack)。 小说于1925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在马克看来这部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最最使马 克感兴趣的是对这位日本唐·璜的爱情冒险进行心理学上的阐明。书中最使其感到兴奋 的情节乃是对梦的阐释。
“日本的戏剧场面”是由三幅照片所组成的图片报道，照片仍是日本国家铁路旅游局 所提供的。图片所展现的都是身穿和服的歌舞伎场面，因不知剧情，难知其意。
“日本的弓箭射手”也是一幅照片：一位身着和服的日本青年搭箭拉弓，双目专注， 看向前方，引而不发，跃如也。
“站到中国方面的一对日本夫妇”一文是根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发表于纽约 杂志《亚细亚》的一篇报道改写而成。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也有不少进步的日本人支持中 国抗击日本的侵略，站到中国方面来。其中就有著名作家鹿地亘和他美丽的妻子Yuki Ikeda。他们在陈诚将军所领导的郭沫若的政治宣传处主管对日的宣传工作，还进行其 他一些秘密活动。
接下去的便是“日语—德语!两个笑话”，很简短，现翻译其中一则如下：
在18世纪的下半叶，那时欧洲的船只刚开始驶向日本，停靠在日本的海岸。有一次一 艘德国战舰来到日本的一个小海港。为了和小港的居民建立亲善的关系，舰长准备造访 当地的市长，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可是说些什么呢，舰长想，说什么都一样，反正他们 也听不懂德语。重要的只是，说起话来语气要友好，态度要庄重。他命令陪同他的军官 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随后便用德语致词了：“Einundzwanzig,zweiundzwanzig,dreiundzwanzig,vierundzwanzig…(21，22，23，24，…)”说到这里，日本市长轻轻 打断了他，同样用完美的德语声情并茂地继续说道：“Fünfzwanzig,sechszwanzig,siebenundzw anzig,achtundzwanzig…”(25，26，27，28……)
“一幅日本的宣传画”，也是图片报道。下面有两段文字说明，翻译如下：
在占领区日本兵善待中国儿童乃是日本宣传持续不断的主题。这是“日本带来福音” 宣传画中的一幅：一个中国儿童骑在一位友好的日本兵的肩上，士兵的左手上是一只白 色的和平鸽，跃跃欲飞。中国儿童一只手挥动日本的太阳旗，另一只手挥动所谓“傀儡 政权”的五条旗，亦即日占区与日本人联手的中国地方政府的五条旗。
“一笑泯恩仇”一文选自杂志《日本周刊》(The Japan Times)。其中一个美国人讲了 这样一个故事：他从Yamato Bluff骑马奔下来，看见一个人力车夫拉着空车在道路的拐 弯处停在不该停下来的地方。他用日语大声喊，要他将车子拉到另一边。可他不加理睬 ，反而把车子拉到拐弯处的围墙边，以致完全堵塞了道路。美国人躲闪不及，他的马冲 进了车辕，车夫好像没事人似的。马匹受伤出血，美国人怒不可遏，便用马鞭粗的那一 头向其面孔挥去。车夫把肿胀的脸转向我，突然笑了，并向我鞠躬。那笑容使得美国人 终身难忘。美国人有种被回击的感觉，那笑容压倒了他，他的怒气也一扫而空。此后那 诚恳的笑容一直使他迷惑不解，在那样的情况下居然会笑起来。该文对“鞭下笑容”的 解释是：“是我出了错，这当然会使你动气。挨你一鞭，是我错有应得，我对你并无恶 意。”这篇文章应该说进入了日本人的内心世界，日本人之所以“一笑泯恩仇”，乃是 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微笑是从其同年时代就怀有的传统感和道德感的本能的表达。他 们在悲伤或不幸时也向他人微笑，那是一种谦卑感的表现，这和极端的自我否定密不可 分。日本人从小便受到这样的教育：不要多谈自己；大多数日本人都会这样想：将自己 的悲痛或不幸说给别人听，从而使得他人难过，这是一种不得体的行事方式，是缺少礼 貌的表现。”
“日本人的两个论点”一文的作者是何凤山(1901—1997)，号称“中国的辛德勒”。 在1938—1941年间任中国政府驻奥地利公使馆的参赞，他为1000多犹太人签发了签证， 使他们得以逃脱纳粹的虎口。何凤山被追封为“国际义士”，在西耶路撒冷“大屠杀死 难者纪念馆”的英雄芳名匾上镌刻了他的大名。此前瑞典人拉乌尔·华伦贝格和德国商 人奥斯卡·辛德勒的名字已是赫然在目(注：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2001年12月 。)。
他在文章中驳斥了日本人进攻中国的两个所谓的理由。一是说日本人人口过剩，没有 了生存空间，如不向外扩张，日本人非饿死不可。再就是中国已经赤化，他们进攻中国 是为了防共反共。
何凤山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官方和权威人士所列举的事实、并和其他国家相比较 ，最后得出结论说：“日本绝对不是没有空间不得已而来征服新的土地。”对于第二个 论点，何凤山指出，目前在中国两个政党并存，一为由孙逸仙(1866—1925)所建立的中 国国民党，一为中国共产党，但国民党起主导作用。
“美国黄金西部的日本人”摘自罗伯特·米纳尔(Robert Minner)发表于《珊瑚》(Koralle)杂志的一篇长文。日本人在美国也受到歧视，他们勤劳的双手所创造的财富往 往遭致满怀嫉妒者的破坏。可他们百折不挠，最终站稳了脚跟：“从火辣辣的沙漠太阳 照射下的不毛之地，利用不多的水源，创造出欣欣向荣的农场：那绿油油的菜园一片连 着一片，那繁花似锦的果园一个接着一个。”
这18篇文章和图片报道，部分是施托菲尔的约稿，部分是节选自著名的著作(大多经过 施托菲尔改写)，部分是选自日本的报章杂志；涉及学术研究、文学艺术、风俗习惯、 传统道德、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为读者提供了想象日本形象的平台。
作为主编的施托菲尔选出这18篇文章和图片应该说基本反映出他对日本的看法；他对 这些文章或图片基本不置一词，不作价值评判，由文章、图片本身来说话。也就是说他 对日本的报道采取的是“摆事实，不讲道理”的做法。这和他“只提供信息，不表态” 的办报方针相一致。
阅读了18篇文章图片之后，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矛盾、分裂的日本：一个是经济发 达、科技先进、人民勤劳、朴实、虔诚、和平、坚忍，挚着于传统、有着悠久文化的日 本，另一个则是磨牙吮血、磨刀霍霍、蛮不讲理、仇外排外、侵略成性的日本。我想这 也是施托菲尔对日本的看法。
在“心理分析在日本”一文前，施托菲尔曾写了一个“编者按”，其中有这样的话： “日本在近几十年来在学术的许多领域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引起了欧美学术界的重视 ，得到很高的评价，未来的发展呈现出广阔的前景。”在这里施托菲尔“表态”了，是 一种正面的表态，一种不会招致危险的表态，但也是实事求是的表态，并非溢美之谀词 。
日本的桥梁之美，渔业之盛，文学艺术之繁荣，身穿和服的青年搭箭拉弓的英武形象 ，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应该说这也是日本无可争议的正面形象。
有几篇文章表现出和分析了日本的国民性，在正面品性闪现光辉的情况之下也有令人 深思之处，比如歌舞伎Okichi为了所谓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忍耐，最终发疯。掩卷深思， 使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欧美人士抱着猎奇的心态观赏日本歌舞伎和欧美男人之 间的故事固然令人愤懑，他们根本不理解日本艺伎的心情。但是剧作家有必要将有近百 年历史的仇外排外的心理延续下来吗?他在对Okichi的同情之外对盲目的排外并没有一 丝一毫的批判；他所歌颂的是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坚忍不拔的品格。在“大东亚共荣 圈”旗帜下，日本青年不也是“坚忍不拔”、发疯似地对异国人民举起屠刀吗?日本人 民是很容易被误导的。
莉莉·阿贝格的著作《大和民族——日本人民的使命感》和凯姆夫的论文《当代日本 国家观的演变》应该说入木三分地剖析了日本的国民性；并直截了当地提出“文化帝国 主义”、“军事征服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论证了“天皇”崇拜的根 由。但施托菲尔并没有表态，完全是信息性的。1934年中国实业家杜重远在《新生》杂 志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当局提出抗议，说是对日本天皇的“大不敬”。中国 国民政府惧怕日本开衅，将杜以“防碍邦交”罪判处徒刑一年零二个月(注：《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1517页。)。到了1939年，日本占领了租界以外的上海， 对这样的文章倒没有发作。我想可能是因为《黄报》办在公共租界香港路，日本当局暂 时鞭长莫及；再者作者是德国人，德国是盟国；第三，这毕竟是学术讨论，《黄报》主 编施托菲尔并没有对日本当前的侵略说三道四。
日本纺织大亨Shingo Tsuda赤裸裸的“侵略有理”的叫嚣，公开的武力威胁，真叫人 大开眼界。然而这篇文章转载于日本东京的报纸，转载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一 对日本夫妇站到中国方面，与中国军队并肩抗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没有比这种情 况更令日本当局恐慌的事了。刊登这样的文章等于事给日本当局的一记耳光，然而该文 作者是美国人。何凤山的文章对日本来说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否定了日本侵略中国的 所谓理由。话又说回来，日本即使人满为患，难道就有理由屠杀邻国的人民，掠夺邻国 的土地?中国“赤化”不“赤化”关日本何事?!
在日军占领了大部分的上海，整个上海笼罩在日军阴影下办报，如果矛头直指日本的 侵略，那无疑是灯蛾扑火。所以施托菲尔开宗明义就提出对政治事件“不表态、避免倾 向性”的中立的办报方针。“不表态”他基本上做到了，可他并没有“中立”，也没能 避免“倾向性”。他倾向于中国，倾向于中国的抗战，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这 一切都是通过刊登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文章表现出来的。他也将日本纺织大王的战争叫嚣 刊登出来，并非为其宣传，而是为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让其夫子自道，自 我暴露。所刊登的那幅日本宣传画也真是逗人：日本大兵络腮胡子，半张着异常大的嘴 巴，奸笑着，和平鸽成了手中的猎物，中国儿童被玩弄于股掌之上，值得人们反思。施 托菲尔兴许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将其刊登出来。
施托菲尔从16岁就开始办报，一直为正义鼓与呼。他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明辨是 非，嫉恶如仇。他被欧洲的法西斯追杀到被亚洲法西斯所控制的上海，目睹中国人所遭 受的苦难，同情之心油然而起：“寒风凛冽的冬夜，睡在马路上的中国人冻馁而死者不 知凡几；刚刚咽气的人就被堆放在一起，那真是惨不忍睹。”(注：Brief vom 18.Januer 1939,参见Rosdy,Paul:Adolf Josef Storfer,Shanghai und die Gelbe Post,Verlag Turia + Kant 1999，第13页。)而日本人呢?“公共租界的一部分为日本人所占 领，不仅日本军方和行政机构占据了许多完好的房舍，而且随军而来的家属、日本商贩 和工匠，还有大批的艺伎也都接踵而来，抢占了大批的房子。(…。)上海本属中华民国 可日本军队却将上海和中国隔断。”(注：Brief vom 18.Januer 1939,参见Rosdy,Paul :Adolf Josef Storfer,Shanghai und die Gelbe Post,Verlag Turia + Kant 1999， 第13-14页。)
由于财力不济，健康状况恶化，“《黄报》虽则给读者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好文章，然 而消息太少，而且也不能对每时每刻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及时的反应”，施托菲尔与其他 报刊的竞争注定败北(注：Lafrance,“A.J.storfer”,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 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7-518页。)。1940年施托菲尔将《黄报》出让给了奥 西·列文(Ossi Lewin)(注：Brief vom 18.Januer 1939,参见Rosdy,Paul:Adolf Josef Storfer,Shanghai und die Gelbe Post,Verlag Turia + Kant 1999，第6页。)。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之前，施托菲尔搭乘英国轮船从上海前往马尼拉，又从马 尼拉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他是在逃避日本人的追逐。可是在澳大利亚没有人了解他 的价值，他再也没有机会搞他的报刊抑或心理分析。后来他在一家锯木场找到了一份工 作，每天拉大锯。可他利用业余时间用木头给孩子制造玩具。他从墨尔本的一家医院里 写信给他最好的朋友卡尔摩，说他得了一种怪病，他想回奥地利，遗憾的是此志未酬， 后被诊断出他患淋巴结癌，1944年12月2日逝世于墨尔本的医院里。他死后，在Daily Mirror曾登出如下的讣告：
墨尔本：欧洲纳粹恐怖和占领中国的日本威胁的受害者，阿多尔夫·约瑟夫·施托菲 尔博士，欧洲天才的作家，不久前死于墨尔本。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之后，施托菲尔博士逃到了上海，并再那里创办了一份反法西斯的杂志。未逃脱日本人 的迫害，1941年12月抵达墨尔本。
1945年1月16日(注：Brief vom 18.Januer 1939,参见Rosdy,Paul:Adolf Josef Storfer,Shanghai und die Gelbe Post,Verlag Turia + Kant 1999，第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2期
【原文出处】《德国研究》(沪)2004年03期第53～60页
【作者简介】袁志英，同济大学德语系教授，上海 200092。
| 【内容提要】 | 二战中为逃避纳粹的追杀，欧洲大批犹太人逃到自由港上海。1939年至1941年犹太人 创办的德文流亡报刊相继登场，其中佼佼者当推《黄报》，其学术水平至今还为人所称 道。该报主编施托菲尔是个天才作家、著名语言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出版专家、中国 人民的朋友，在此介绍了他的生平。《黄报》中所显现出来的日本形象是施托菲尔在日 本人的枪口下求真求实的结果。 |
难民中绝大部分都是说德语的犹太人，物质生活处于困境，可他们看重精神生活，深 知获取信息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所以一到上海，未及拂去身上的尘土便着手办报了。19 39年到1941年间犹太人在上海所办的德文流亡报刊相继登场：有两份晨报，一份晚报， 此外还有周刊和月刊，共计30多份。其中最著名的乃是《黄报》(Gelbe Post)。我曾去 徐家汇藏书楼查阅过，好不容易才在《世界环球邮报》这一名目下找到了《黄报》，《 黄报》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目，猜想是不懂德语而误译的结果。《黄报》原为半月刊， 1939年底改为周刊，1940年中又扩展为日报，全部《黄报》共有1000多页。1999年维也 纳的图丽亚 + 康特出版社(Verlag Turia + Kant Wien)将相对独立的前七期的半月刊 集辑一起重印，以飨读者。出版社在重印本的封底写道：“每月两期的《黄报》所探讨 的是亚洲文化、心理分析和语言学，对于在上海每天每日为生存所进行的挣扎也在其关 注的范围之内。上海这一国际化和殖民化大都会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既为逃离欧洲的成 千上万的犹太流亡者敞开了大门，也接纳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因为 进出上海无需护照和签证。《黄报》这一独树一帜的刊物反映了那个时期上海的多彩多 姿的生活。”这七期，正如重印本封面所说，共刊登了100篇文章，150幅插图，涉及中 国、中国上海、日本、朝鲜等地的设施建制、时事事件、风俗习惯、各类人物(官员和 将军，革命者和赌徒，侍应生、苦力和乞丐，诗人和青楼女子)；“《黄报》头七期自 成一个系统，而今将其收集于这一册之中，这一册可称为内容丰富、具有现实意义的东 亚研究论集”。我撰写该文依据的就是这部重印本。
这一报刊为何叫《黄报》呢?主编施托菲尔在“编者的话”中请读者不要妄加猜测，不 要去探讨背后的“深意”；这和“黄种”、“黄斑”以及奥匈帝国的黑黄国旗都毫无关 系，也和美国那种“yellow press”(黄色报刊)没有任何干系，仅仅是因为黑色的铅字 印在黄色的纸张上特别醒目，阅读起来眼睛舒服，所以才起了《黄报》这一名称(注：Storfer,Adolf J.:Gelbe Post,Verlag Turia + Kant,1999.)。《黄报》在当时就受到 极大的重视，甚至被称为最好的德语报刊。一位女读者曾这样写道：
在上海发行的形形色色的德语报刊中，《黄报》无疑是惟一一份具有学术和文学水准 的报刊，由此许多读者的要求得以满足。在我看来，对于德语为母语的欧洲人来说最最 重要的莫过于架起一座通向中国风土人情的桥梁，而今桥梁霍然而现。……所以我视《 黄报》为我在远东的精神宝库(注：Storfer,Adolf J.:Gelbe Post,Verlag Turia + Kant,1999.)。
《黄报》的创办者和主编阿道尔夫·约瑟夫·施托菲尔(Adolph Josef Storfer，1888 —1944)是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父亲是个木材商，艳丽的母亲对缺乏诗意的木材生意 很是厌烦，在阿道尔夫·约瑟夫5岁时和一位骑兵军官私奔而去。从此他便和父亲一起 在谈木材生意的咖啡馆里进餐，也在咖啡馆里完成家庭作业。咖啡馆也从此成了他的家 ，不管他内心的感受如何。在他就读于克劳森堡文理中学年方16岁时，开始主编一份周 刊，宣扬社会主义，抨击小市民的目光短浅，心胸狭隘。17岁时因为发表了一篇揭示一 位猥亵男童的牧师的文章而锒铛入狱，直至牧师的罪行被证实时，才从狱中放出，对其 判决亦随之撤销。
他在克劳森堡大学读了一年的法律，嫌那里的气氛过于压抑便来到了瑞士的苏黎世大 学，攻读哲学、心理学和比较语言学。后来他又迷上了新兴学科心理分析，并拜弗洛伊 德为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任《法兰克福报》的记者，后来创办了心理分析运动杂志 (1929—1933)，并任主编。1921年—1932年间还担任国际心理分析出版社的社长，可见 他在报业和出版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作为语言学家，他发表过两部专著：《词和词的 命运》和《在语言的丛林中》。施托菲尔以奇才、怪才而闻名，生性豪放。他的好友， 奥地利政论家约瑟夫·卡尔摩尔(Joseph Kalmer，1898—1959)曾写道：
我平生还没有见到一个像施托菲尔那样充满机趣之人，他可说无所不知，他是维也纳 最后一位博大精深之人。他性格活泼，出语惊人，充满风趣。沉闷无趣的课题他处理起 来游刃有余，既有科学性，又使人感到身心愉悦。(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 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
作家阿尔夫雷德·坡尔卡(Alfred Polgar，1873—1955)也是施托菲尔维也纳的旧友， 他写道：
他对待一切都很认真，对所有动脑筋的事，对所有智力游戏，他都怀有孩童般的乐趣 。他很谦虚，很真诚的谦虚；他很骄傲，很真诚的骄傲。然而他的谦虚盖过了他的骄傲 。施托菲尔对此有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的说法：“您说得不错，可您不知道为什么会 这样。”(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 .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 (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
1938年12月31日施托菲尔来到上海，精疲力竭，身无分文，煞是狼狈，全靠上海难民 委员会的救济。在到达上海两周后，他向在美国的朋友写道：“起先我也像所有的流亡 者那样从这里的救济委员会拿到一笔小小的资助”(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 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4页。)。虽则他惊魂甫定，四顾茫然，但他终于逃离 了龙潭虎穴，暂时有了一个安身之所。他给生活在纽约的心理分析专家弗里茨·魏特尔 斯写信道：
最最重要的是我成功地离开了德国。从熊熊大火房间的窗户里跳出来的人是不会抱怨 他落身于何地和如何落地的。我甚至可以说，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幸福。(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 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 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4页。)
施托菲尔与其他的流亡者不同，他很快便对上海的生活条件表示认可。只是在虹口区 的一间房子里要和其他三个流亡者住在一起，使他难以习惯(注：Kreissker,Francoise :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5页。)。救济委员会的救济只能满足部分日 常所需，于是在到达上海的头几个礼拜里，他向亲友和以往的同事写信求援，后来得到 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主席埃尔内斯特·约内斯(Ernest Jones)一小笔捐赠，经济情况稍有 好转。他想在法租界租上一间房子，一人独住。(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 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6页。)
施托菲尔一心想自谋生计，首先和上海高校联络，看看能否教授德语；他也想以此获 取通向中国知识界的入场券。他忽略了上海为日军占领后的形势，那时的上海知识分子 一夕数惊，自身难保，所关心的乃是抗战救国之事，无暇他顾。
当时上海的欧美侨民，在施托菲尔看来大多是“moneymakers”(赚大钱的人)，很少人 具有知识分子的志趣。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体育，闲扯和上流社会的社交”(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 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 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6页。)，他深深感到一种“独 立寒秋”的寂寞。但他不甘寂寞，努力冲破寂寞的罗网。他先是打算给报纸投稿，于是 造访上海图书馆，翻阅研究那里所有英文、法文和德文的报章杂志和有关中国的著作( 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 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6页。)。此外他还 积极参与上海的社会生活，与难民圈子之外的人建立联系，参加各种讨论会。他忽发奇 想，与其投稿，不如自己办报或者办一个外借的图书馆。他骄傲地写道：“我重又找回 了我当年的干劲”(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 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6 页。)。
1939年3月底，他向心理分析学家和社会教育学家西格弗里德·贝恩菲尔德(Siegfried Bernfeld，1892—1953)报告说，四月底要出版名为《黄报》的半月刊，并将第一期寄 到旧金山，也希望他能在“黄金之地”传扬《黄报》(注：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 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7页。)。施托菲尔在3月17日在上海工部局为《黄报 》注册登记，1939年5月1日便正式出版。看来《黄报》从筹备到出版至多不过是两三个 月的时间，一个受迫害被追杀的异乡人，在一个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异邦，做到这一 点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他身兼三任：社长、主编和主要撰稿者，所经历的艰难 困苦可想而知。
在报纸“编者的话”中，施托菲尔强调“中立”的办报方针，对政治事件只提供信息 ，不表态，避免倾向性。这是因为当时所有的中外文出版物都要在工部局登记。日本人 虽说尚未占领租界，可整个上海已经处在日本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租界成了孤岛。对于 政治事件的“不当”表态，会被看作是对日本当局的挑衅。
该七期本的《黄报》将重点放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它向欧洲，首先是来自中欧的流 亡者介绍上海，介绍中国。除了以中国为题目外，其他的东亚国家并没有被忽略，日本 则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如前所述，这七期共刊载了100篇文章和图片报道，而写日本和 日本人的则有18篇之多。具体篇目如下：“心理分析在日本”(第一期，第9页)、“日 本的服装艺术”(第二期，第34—35页)、“孝女Shiragiku寻父记”(第二期，第39页) 、“哈里斯领事和艺伎Okichi”(第三期，第58页)、“日本的捕鱼业”(第59页)、“日 本人民的使命感和国家观”(第三期，第69—70页)、“一个日本声音”(第四期，第79 页)、“她们全都是寡妇吗?话说以散发为耻的国家”(第四期，第82—83页)、“日本风 景中的桥梁之美”(第四期，第83页)、“日本一部11世纪的长篇小说中的梦”(第四期 ，第93页)、“日本的戏剧场面”(第五期，第106页，三幅图片)、“日本的弓箭射手” (第六期，第133页，为一图片)、“站到中国方面的一对日本夫妇”(第六期，第142页) 、“日语—德语!两个笑话”(第六期，第143页)、“日本的宣传画”(第七期，第146页 ，一幅带说明的图片)、“一笑泯恩仇”(第七期，第148页)、“日本的两个论点”(第 七期，第158—159页)、“美国黄金西部的日本人”(第七期，第160页)。
精神分析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大为风行，施托菲尔对它更是情 有独钟，他请日本仙台心理分析协会主席Kiyoyasu Marui教授写下了“心理分析在日本 ”这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有关心理分析的学说在日本已经相当普及，并超越了纸上 谈兵的阶段，广泛地用于医疗。Kiyoyasu Marui在文中真诚地希望，心理分析运动也能 在中国得到发展，中日两国携手推进这一新兴学科在远东的繁荣。
“日本的服装艺术”一文是从《法兰克福报》的东亚记者莉莉·阿贝格(Lily Abgg)《 大和民族——日本人民的使命感》一书中摘选出来的。文章介绍说，和服不同的用料、 剪裁、式样、颜色、纹饰和图案反映出着装者不同的职业、家族、头衔、个性和社会地 位。每一种图案，每一种纹饰都有其特殊的含义和象征。“不了解神话传说和中国哲学 ，就无法理解这些文饰和象征的含义。”衣服要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即使同一个季节 穿衣也要有所不同，比如夏季，要分为初夏、盛夏和晚夏，继而便是初秋，每个时节都 有每个时节的服饰。作者最后写道：“有人会从实用性和健康性的角度来指出日本和服 的缺陷，可日本人还是认为，和服能使其载体，亦即使作为个体的人和谐地跻身于人的 社会，使其时时刻刻感受自然，并通过象征而和自己的命运发生联系。”由此可见，日 本的和服不仅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种传统、文化和哲学。
《黄报》所推出的有关日本的第三篇文章是对日本叙事诗“孝女寻父记”的介绍，作 者是奥托·施品德勒(Otto Spingdler)。叙事诗讲的是一个名叫白翠菊(Shiragiku)的 女子，出身于武士之家。父亲参加反对皇帝的起义，遭致失败，离乡背井，杳无音信。 白翠菊先是和母亲一起，后来是孤身一人，去寻找父亲。历尽千辛万苦，甚至曾经落入 过强盗之手，最后找到了父亲。这部作品不仅宣扬了日本“孝”这一传统道德，其装帧 也令人爱不释手；那一首首的诗也像一串串珍珠，闪耀着光辉。请看父亲失踪后母女二 人逃亡的情景：
新秋重又降临大地，
月亮撒下清辉，碧空如洗，
大雁哀鸣阵阵，飞掠天际。
母亲思念她的夫君，
日复一日，她的苦痛与日俱增…
她的生命流失，再也无法返回。
哀愁似乎是淡淡的，却耐人体味，体味之后，方感哀愁之深沉：
雨滴打湿了行色匆匆的你，
要知道，这是眼泪，
这是我为思念之苦
而流下的泪水。
在施品德勒的笔下，日本的文学也是感人的。
“哈里斯领事和艺伎Okichi”也是选自莉莉·阿贝格的《大和民族——日本人民的使 命感》一书。白人男子和日本艺伎之间的故事常常是欧美文学所喜爱的题材，戏剧舞台 上也不乏这样的故事，欧美观众总是怀着极大兴趣观赏。可是日本人自身怎样看这个问 题，日本有名剧作家Yamatoto Yuzo 1929年所写剧本《Tojin Okichi的故事——一位日 本女子的生死恨》对此进行了回答。阿贝格女士在其书中复述了该剧的内容。该剧是以 历史事实为根据的。1856年美国人哈里斯来到日本，呆了一年，为的是和日本签订通商 条约。Okichi受日本政府的派遣前来侍候哈里斯。那时日本全国上下都对“红毛鱼眼身 穿筒管裤”的“洋鬼子”极度反感，Okichi也是怀着厌恶仇恨的心情为哈里斯服务，可 日本同胞把她看成是洋人的走狗，并称她是“假洋鬼子”。长期的压抑，长期被误解、 被蔑视、被咒骂、被侮辱，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她开始酗酒，她再也找不到自我了 。当初说服她服务哈里斯的政府官员为她弄来了几袋食品，她像疯子一样大笑着将口袋 打开，把食品倾倒在大街上。这个剧本在日本上演，观众为之唏嘘不已，为Tojin Okichi所洒下的泪水多于为任何其他戏剧的女主角。
“日本的捕鱼业”又是出自日本专家奥托·施品德勒之手。文章认为，日本的地理气 候条件适于捕鱼，海岸线长达3万公里，渔船多达35000只，捕鲸业很发达。日本的捕鱼 业在当时已处于世界领先行列。渔业现代化，表明那时日本的工业也很发达。
“日本人民的使命感和国家观”这篇文章是施托菲尔为介绍阿贝格的《大和民族—— 日本人民的使命感》和克里斯托夫·凯姆夫(Christoph K
mpf)的论文《日本当代国 家观的变迁，对天皇地位的思考》而写成的。施氏引证阿贝格书中前言说，日本是一个 极为奇异的民族，甚至可以说它是“生活于另外一个星球的民族”，这也就是说，了解 、理解日本人的生活和其精神世界难乎其难。阿贝格认为日本人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 性，尽力进行文化扩张：“这种新的、正在形成的文化帝国主义正如军事征服和经济帝 国主义一样都应受到人们的严重关切。”阿贝格在书中探讨了日本的国民性、社会、文 化、艺术等方面的问题。莉莉·阿贝格最后写道：“日本人并非人渣，他们是日本人， 永远是日本人，无论他们到哪里。在夏威夷生活着数万的日本人，为在那里有工作做， 他们加入了美国籍。可这些日本人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美利坚和众国的公民。美国官方 千方百计扭转这种局面，然而在夏威夷的日本学校照样教育孩子效忠天皇，信奉神道教 ，在日本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天皇的肖像陪伴着他们走遍天涯海角。他们根本没 有想到，加入了某国国籍就对该国负有义务。”施托菲尔对阿贝格的书着重于介绍，并 没有进行价值评判。不过施托菲尔认为，莉莉·阿贝格的书对于了解充满异国情调的远 东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凯姆夫的论文和阿贝格的书有很多交汇之处，不过前者的重点在于日本人对国家法的 思考。“Tenno”(天皇)一词本来是“皇帝”的意思，可是凯姆夫认为德文的“皇帝” 一词还不足以表达出日文的“Tenno”一词的深切含义。自由主义一个人主义的国家观 不符合日本的国情，天皇所拥有的不仅是其他君王也拥有的君王权力，也不仅仅是“承 受天神眷顾的皇帝”，天皇本身就是天神。天皇是国家的化身，他的意志就是日本帝国 的意志。天皇对其权力的诉求并非使其臣民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是使他们感到自己 面对整个人类要成为道德义务的完成者。
莉莉·阿贝格的书和凯姆夫的论文对了解日本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日本的声音”，乃是日本纺织大王Shigo Tsuda在东京的报纸“Kaizo”所发表 的一篇短文，浓缩了当时至少一部分日本人的想法，现将其翻译如下：
蒋介石身骑两匹马，一匹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马，一匹是英国人的经济马。蒋不驾驭 马，反而受马儿的驾驭，特别是受到英国这匹马的驾驭。敌人要想干掉蒋，先要射倒这 匹马。
亲英的日本人担心英国会在经济上、政治上苛待日本，如果伤害了英国人的感情的话 。
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咱们先来看看日本的空军。东方一旦有事，英国战舰面对日 本飞行大队强大的作战能力将会一筹莫展。
英国人对日本发动攻击，无疑是发疯。
日本应推行自己的政策，把握机会，维护自己的利益；要大不列颠修正它那种傲慢的 态度。
尽管如此，我并不赞成“仇英运动”。
我只是认为，如果英国人不对其狡诈的政策改弦更张，日本就应该对英国发动攻击。
这种声音的特点就是赤裸裸，它刊登于东京的报纸上。
“她们全都是寡妇吗?话说以散发为耻的国家”一文选自《一个武士的女儿》一书，作 者是旅居美国的日本人Etsu Inagaki Sugimoto，她的青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这部 用英语写成的书发表后引起轰动，被认为是关于日本的最好的著作之一。该书很快便由 理查德·屈阿斯(Richard Küas)译成德文(Wolfgang Krüger出版社，柏林)。
日本有这样的习俗：女人死了丈夫，要将头发从脖颈剪去。一半随葬于夫君，一半留 归自己保存。从而可以看出，头发对于日本妇女是多么重要，她们决不敢轻启剪刀，对 准自己的秀发。可是为了一件事，为了一件她们认为神圣的事儿，剪掉了头发。什么事 呢?原来是要造一座新的庙宇，庙宇的中心梁至关重要。中心梁硕大无朋，份量很重， 拖它到庙宇需要一根粗大结实的绳索，绳索要用头发编成。牺牲头发编织绳索被认为是 件善事，是件神圣的事。于是许多妇女纷纷剪下了秀发，但剪头发的习俗困扰着她们， 于是又用蓝白的头巾扎在头上，以免别人看出那不祥的兆头。其实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 ，幼小的作者都看出了头发的问题，不禁喊道：“难道她们全都是寡妇吗?”这无疑是 揭穿了“皇帝新衣”的真相，然而这些“皇帝”却受到极大的尊重。有的剪了头发的青 年女子不得不将婚期推迟三年，为的是让头发长到足够的长度。因为有些青年男子不那 么勇敢，想到女子剪发的说法，有些不寒而栗。这充分显示出日本女子为了“神圣的” 事业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该文还提到另一件让幼小作者感动的事：作为武士女儿的作者 过七岁生日，这是件极为隆重的事。在此中场合下重要的一环是要理顺头发，可她的头 发有些卷曲，有些披散，而在日本这是丑的表现。她的保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 将自己一头漂亮的秀发剪下来，置于神坛之前，向上苍祈祷，将剪下来的秀发移植到小 主人的头上。
紧接下去的是日本国家铁路旅游局所拍摄的三幅桥梁照片，标题为“日本风景中的桥 梁之美”。这是图片报道：三座桥形态各异，但又似曾相识，说是中国的古桥不会令人 吃惊。在112页也有上海附近的三座中国古桥的照片，为一个名叫弗里德(F.L.Friede) 的西方记者所拍。但我不得不说，前面三座日本桥要比后面三座中国桥美。日本桥受到 中国影响，而又超过中国桥，这很有象征意义。
“日本一部11世纪长篇小说中的梦”是对日本宫女Murasaki夫人于1001—1015年间所 撰写的小说《Genji王子历险记》的评介，作者是鲁特·杨·马克(Ruth Jane Mack)。 小说于1925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在马克看来这部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最最使马 克感兴趣的是对这位日本唐·璜的爱情冒险进行心理学上的阐明。书中最使其感到兴奋 的情节乃是对梦的阐释。
“日本的戏剧场面”是由三幅照片所组成的图片报道，照片仍是日本国家铁路旅游局 所提供的。图片所展现的都是身穿和服的歌舞伎场面，因不知剧情，难知其意。
“日本的弓箭射手”也是一幅照片：一位身着和服的日本青年搭箭拉弓，双目专注， 看向前方，引而不发，跃如也。
“站到中国方面的一对日本夫妇”一文是根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发表于纽约 杂志《亚细亚》的一篇报道改写而成。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也有不少进步的日本人支持中 国抗击日本的侵略，站到中国方面来。其中就有著名作家鹿地亘和他美丽的妻子Yuki Ikeda。他们在陈诚将军所领导的郭沫若的政治宣传处主管对日的宣传工作，还进行其 他一些秘密活动。
接下去的便是“日语—德语!两个笑话”，很简短，现翻译其中一则如下：
在18世纪的下半叶，那时欧洲的船只刚开始驶向日本，停靠在日本的海岸。有一次一 艘德国战舰来到日本的一个小海港。为了和小港的居民建立亲善的关系，舰长准备造访 当地的市长，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可是说些什么呢，舰长想，说什么都一样，反正他们 也听不懂德语。重要的只是，说起话来语气要友好，态度要庄重。他命令陪同他的军官 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随后便用德语致词了：“Einundzwanzig,zweiundzwanzig,dreiundzwanzig,vierundzwanzig…(21，22，23，24，…)”说到这里，日本市长轻轻 打断了他，同样用完美的德语声情并茂地继续说道：“Fünfzwanzig,sechszwanzig,siebenundzw anzig,achtundzwanzig…”(25，26，27，28……)
“一幅日本的宣传画”，也是图片报道。下面有两段文字说明，翻译如下：
在占领区日本兵善待中国儿童乃是日本宣传持续不断的主题。这是“日本带来福音” 宣传画中的一幅：一个中国儿童骑在一位友好的日本兵的肩上，士兵的左手上是一只白 色的和平鸽，跃跃欲飞。中国儿童一只手挥动日本的太阳旗，另一只手挥动所谓“傀儡 政权”的五条旗，亦即日占区与日本人联手的中国地方政府的五条旗。
“一笑泯恩仇”一文选自杂志《日本周刊》(The Japan Times)。其中一个美国人讲了 这样一个故事：他从Yamato Bluff骑马奔下来，看见一个人力车夫拉着空车在道路的拐 弯处停在不该停下来的地方。他用日语大声喊，要他将车子拉到另一边。可他不加理睬 ，反而把车子拉到拐弯处的围墙边，以致完全堵塞了道路。美国人躲闪不及，他的马冲 进了车辕，车夫好像没事人似的。马匹受伤出血，美国人怒不可遏，便用马鞭粗的那一 头向其面孔挥去。车夫把肿胀的脸转向我，突然笑了，并向我鞠躬。那笑容使得美国人 终身难忘。美国人有种被回击的感觉，那笑容压倒了他，他的怒气也一扫而空。此后那 诚恳的笑容一直使他迷惑不解，在那样的情况下居然会笑起来。该文对“鞭下笑容”的 解释是：“是我出了错，这当然会使你动气。挨你一鞭，是我错有应得，我对你并无恶 意。”这篇文章应该说进入了日本人的内心世界，日本人之所以“一笑泯恩仇”，乃是 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微笑是从其同年时代就怀有的传统感和道德感的本能的表达。他 们在悲伤或不幸时也向他人微笑，那是一种谦卑感的表现，这和极端的自我否定密不可 分。日本人从小便受到这样的教育：不要多谈自己；大多数日本人都会这样想：将自己 的悲痛或不幸说给别人听，从而使得他人难过，这是一种不得体的行事方式，是缺少礼 貌的表现。”
“日本人的两个论点”一文的作者是何凤山(1901—1997)，号称“中国的辛德勒”。 在1938—1941年间任中国政府驻奥地利公使馆的参赞，他为1000多犹太人签发了签证， 使他们得以逃脱纳粹的虎口。何凤山被追封为“国际义士”，在西耶路撒冷“大屠杀死 难者纪念馆”的英雄芳名匾上镌刻了他的大名。此前瑞典人拉乌尔·华伦贝格和德国商 人奥斯卡·辛德勒的名字已是赫然在目(注：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2001年12月 。)。
他在文章中驳斥了日本人进攻中国的两个所谓的理由。一是说日本人人口过剩，没有 了生存空间，如不向外扩张，日本人非饿死不可。再就是中国已经赤化，他们进攻中国 是为了防共反共。
何凤山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官方和权威人士所列举的事实、并和其他国家相比较 ，最后得出结论说：“日本绝对不是没有空间不得已而来征服新的土地。”对于第二个 论点，何凤山指出，目前在中国两个政党并存，一为由孙逸仙(1866—1925)所建立的中 国国民党，一为中国共产党，但国民党起主导作用。
“美国黄金西部的日本人”摘自罗伯特·米纳尔(Robert Minner)发表于《珊瑚》(Koralle)杂志的一篇长文。日本人在美国也受到歧视，他们勤劳的双手所创造的财富往 往遭致满怀嫉妒者的破坏。可他们百折不挠，最终站稳了脚跟：“从火辣辣的沙漠太阳 照射下的不毛之地，利用不多的水源，创造出欣欣向荣的农场：那绿油油的菜园一片连 着一片，那繁花似锦的果园一个接着一个。”
这18篇文章和图片报道，部分是施托菲尔的约稿，部分是节选自著名的著作(大多经过 施托菲尔改写)，部分是选自日本的报章杂志；涉及学术研究、文学艺术、风俗习惯、 传统道德、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为读者提供了想象日本形象的平台。
作为主编的施托菲尔选出这18篇文章和图片应该说基本反映出他对日本的看法；他对 这些文章或图片基本不置一词，不作价值评判，由文章、图片本身来说话。也就是说他 对日本的报道采取的是“摆事实，不讲道理”的做法。这和他“只提供信息，不表态” 的办报方针相一致。
阅读了18篇文章图片之后，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矛盾、分裂的日本：一个是经济发 达、科技先进、人民勤劳、朴实、虔诚、和平、坚忍，挚着于传统、有着悠久文化的日 本，另一个则是磨牙吮血、磨刀霍霍、蛮不讲理、仇外排外、侵略成性的日本。我想这 也是施托菲尔对日本的看法。
在“心理分析在日本”一文前，施托菲尔曾写了一个“编者按”，其中有这样的话： “日本在近几十年来在学术的许多领域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引起了欧美学术界的重视 ，得到很高的评价，未来的发展呈现出广阔的前景。”在这里施托菲尔“表态”了，是 一种正面的表态，一种不会招致危险的表态，但也是实事求是的表态，并非溢美之谀词 。
日本的桥梁之美，渔业之盛，文学艺术之繁荣，身穿和服的青年搭箭拉弓的英武形象 ，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应该说这也是日本无可争议的正面形象。
有几篇文章表现出和分析了日本的国民性，在正面品性闪现光辉的情况之下也有令人 深思之处，比如歌舞伎Okichi为了所谓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忍耐，最终发疯。掩卷深思， 使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欧美人士抱着猎奇的心态观赏日本歌舞伎和欧美男人之 间的故事固然令人愤懑，他们根本不理解日本艺伎的心情。但是剧作家有必要将有近百 年历史的仇外排外的心理延续下来吗?他在对Okichi的同情之外对盲目的排外并没有一 丝一毫的批判；他所歌颂的是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坚忍不拔的品格。在“大东亚共荣 圈”旗帜下，日本青年不也是“坚忍不拔”、发疯似地对异国人民举起屠刀吗?日本人 民是很容易被误导的。
莉莉·阿贝格的著作《大和民族——日本人民的使命感》和凯姆夫的论文《当代日本 国家观的演变》应该说入木三分地剖析了日本的国民性；并直截了当地提出“文化帝国 主义”、“军事征服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论证了“天皇”崇拜的根 由。但施托菲尔并没有表态，完全是信息性的。1934年中国实业家杜重远在《新生》杂 志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当局提出抗议，说是对日本天皇的“大不敬”。中国 国民政府惧怕日本开衅，将杜以“防碍邦交”罪判处徒刑一年零二个月(注：《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1517页。)。到了1939年，日本占领了租界以外的上海， 对这样的文章倒没有发作。我想可能是因为《黄报》办在公共租界香港路，日本当局暂 时鞭长莫及；再者作者是德国人，德国是盟国；第三，这毕竟是学术讨论，《黄报》主 编施托菲尔并没有对日本当前的侵略说三道四。
日本纺织大亨Shingo Tsuda赤裸裸的“侵略有理”的叫嚣，公开的武力威胁，真叫人 大开眼界。然而这篇文章转载于日本东京的报纸，转载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一 对日本夫妇站到中国方面，与中国军队并肩抗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没有比这种情 况更令日本当局恐慌的事了。刊登这样的文章等于事给日本当局的一记耳光，然而该文 作者是美国人。何凤山的文章对日本来说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否定了日本侵略中国的 所谓理由。话又说回来，日本即使人满为患，难道就有理由屠杀邻国的人民，掠夺邻国 的土地?中国“赤化”不“赤化”关日本何事?!
在日军占领了大部分的上海，整个上海笼罩在日军阴影下办报，如果矛头直指日本的 侵略，那无疑是灯蛾扑火。所以施托菲尔开宗明义就提出对政治事件“不表态、避免倾 向性”的中立的办报方针。“不表态”他基本上做到了，可他并没有“中立”，也没能 避免“倾向性”。他倾向于中国，倾向于中国的抗战，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这 一切都是通过刊登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文章表现出来的。他也将日本纺织大王的战争叫嚣 刊登出来，并非为其宣传，而是为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让其夫子自道，自 我暴露。所刊登的那幅日本宣传画也真是逗人：日本大兵络腮胡子，半张着异常大的嘴 巴，奸笑着，和平鸽成了手中的猎物，中国儿童被玩弄于股掌之上，值得人们反思。施 托菲尔兴许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将其刊登出来。
施托菲尔从16岁就开始办报，一直为正义鼓与呼。他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明辨是 非，嫉恶如仇。他被欧洲的法西斯追杀到被亚洲法西斯所控制的上海，目睹中国人所遭 受的苦难，同情之心油然而起：“寒风凛冽的冬夜，睡在马路上的中国人冻馁而死者不 知凡几；刚刚咽气的人就被堆放在一起，那真是惨不忍睹。”(注：Brief vom 18.Januer 1939,参见Rosdy,Paul:Adolf Josef Storfer,Shanghai und die Gelbe Post,Verlag Turia + Kant 1999，第13页。)而日本人呢?“公共租界的一部分为日本人所占 领，不仅日本军方和行政机构占据了许多完好的房舍，而且随军而来的家属、日本商贩 和工匠，还有大批的艺伎也都接踵而来，抢占了大批的房子。(…。)上海本属中华民国 可日本军队却将上海和中国隔断。”(注：Brief vom 18.Januer 1939,参见Rosdy,Paul :Adolf Josef Storfer,Shanghai und die Gelbe Post,Verlag Turia + Kant 1999， 第13-14页。)
由于财力不济，健康状况恶化，“《黄报》虽则给读者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好文章，然 而消息太少，而且也不能对每时每刻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及时的反应”，施托菲尔与其他 报刊的竞争注定败北(注：Lafrance,“A.J.storfer”,Kreissker,Francoise:Ein Journalist im Exil in Shanghai:Adolph J.Storfer und die Gelbe Post,Kranzler, David.Jewish Refugee Communty of Shanghai 1938-1949.In: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Vol.XLVI,Roman Malek(ed.)From Kaifeng…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teyler Verlag,2000.第517-518页。)。1940年施托菲尔将《黄报》出让给了奥 西·列文(Ossi Lewin)(注：Brief vom 18.Januer 1939,参见Rosdy,Paul:Adolf Josef Storfer,Shanghai und die Gelbe Post,Verlag Turia + Kant 1999，第6页。)。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之前，施托菲尔搭乘英国轮船从上海前往马尼拉，又从马 尼拉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他是在逃避日本人的追逐。可是在澳大利亚没有人了解他 的价值，他再也没有机会搞他的报刊抑或心理分析。后来他在一家锯木场找到了一份工 作，每天拉大锯。可他利用业余时间用木头给孩子制造玩具。他从墨尔本的一家医院里 写信给他最好的朋友卡尔摩，说他得了一种怪病，他想回奥地利，遗憾的是此志未酬， 后被诊断出他患淋巴结癌，1944年12月2日逝世于墨尔本的医院里。他死后，在Daily Mirror曾登出如下的讣告：
墨尔本：欧洲纳粹恐怖和占领中国的日本威胁的受害者，阿多尔夫·约瑟夫·施托菲 尔博士，欧洲天才的作家，不久前死于墨尔本。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之后，施托菲尔博士逃到了上海，并再那里创办了一份反法西斯的杂志。未逃脱日本人 的迫害，1941年12月抵达墨尔本。
1945年1月16日(注：Brief vom 18.Januer 1939,参见Rosdy,Paul:Adolf Josef Storfer,Shanghai und die Gelbe Post,Verlag Turia + Kant 1999，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