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亚欧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
——以社会经济生活为视角
朱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1期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2004年04期第1～5页
【作者简介】朱寰，东北师范大学中古文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 130024
【关 键 词】中世纪/亚洲/欧洲
如果将中世纪的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作一同时性比较，就会发现先进的亚洲与滞后的欧洲同时并存，这种状况一直贯穿中世纪的始终。
首先，人们看到古罗马奴隶制文明的衰落，为其周边诸蛮族的入侵和蛮族王国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奴隶制度发生危机以后，其综合国力逐渐衰落，奴隶来源枯竭，生产不断下降，物价飞腾，城市萧条，经济危机，奴隶起义，军队叛乱，国防危殆。基督教在全国上下大肆传播反抗罗马统治的思想。多位皇帝曾严令禁止基督教，但收效甚微。4世纪以后，诸帝争位，国内大乱，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的迹象愈益明显。物必自腐而后虫生。4世纪后期，在罗马外围被称为“蛮族”的一些部落(如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他们都是日耳曼人，具有相近的语言、相近的社会制度、相近的宗教信仰)结成联盟，由军事首领统率，青壮年男子全副武装，跟随首领作战。其他人员，驾车驭马，携老带幼，装载全部家当，随军同行。各支日耳曼人宛如潮水般地一浪高过一浪涌入罗马帝国。这些蛮族部落在罗马领土上反复蹂躏了二三百年。476年消灭了西罗马帝国，最终于6—7世纪先后建 立了各蛮族国家。自4世纪以来，罗马的衰落和蛮族入侵，罗马西部诸省经历了三四百 年的反复涤荡，古典文明成果已荡然无存。“在西方，曾盛行一时的古典文明被连根拔 起。”[1](p.327)罗马东部帝国政权虽然保存下来，但其宗主权仅限于巴尔干半岛、小 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即拜占廷帝国所辖范围。中世纪初期新建的蛮族王国，几乎都 植根于西罗马的废墟上，一切都得从头做起。
以日耳曼人为主的蛮族诸王国，刚刚步入文明社会，就其生产发展水平而言，远低于罗马几百年。欧洲大陆的法兰克王国和查理曼帝国(511—843年)、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 (481—713年)、北非的汪达尔王国(439—534年)、意大利半岛的东哥特王国(493—553 年)、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王国(568—773年)等，这些日耳曼人刚刚走出原始的野蛮状 态，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征服战争中的最高军事首领成为国王，是新占土地 的全权所有主，除自己留下一部分外，其余土地分给随其征战的侍从兵和部落村社成员 。侍从兵成为拥有大量土地的封建贵族。部落和村社分得的土地，其中一部分为共有地 ，全部耕地在公社成员之间平等分配，每人领得一小块土地，由自家耕种。这些农民就 是日耳曼人中的自由民。天长日久，由于天灾人祸而失去土地的自由民，不得不为贵族 耕种土地，并交租服役，从而变成依附农民或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可随土地转 移。这些蛮族王国在10世纪以前几乎完全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没有城市，基本上没有交 换。查理大帝的宫廷必须轮流到各个庄园去消费产品。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很原 始。即使查理曼帝国，也无法与东方同时代的大国相比。查理大帝宫廷官员能识文撰字 者也寥若晨星。
在5—10世纪的600年间，亚洲几个大国在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又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处于隋朝(589—618年)重新统一和大唐帝国(618—907年)时期，封建前期的农业文明达 到高度繁荣。在政治上重建起强大的中央政府，国家疆域最为辽阔：新疆、西域和突厥 都在版图之内，西藏(吐蕃)也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在经济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唐朝生产的金、银、珠宝、丝绸、瓷器等，在国际上极负盛名。首都长安是一座人口 上百万的大城市，街道宽阔，纵横交错。外国商旅云集于此，印度人、波斯人、犹太人 、亚美尼亚人和中亚地区各族人等，作为商人或使者经常往来中国，从日本和朝鲜来的 求法游学之士，不绝于途，丝绸之路颇为繁忙。唐代的文化和宗教也极为兴盛。以儒家 思想为核心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律极为发达，诗人、学者辈出。政府通过科举选拔 人才，出任各级官员。思想开放，宗教信仰自由，道教、佛教、基督教(景教)自由传播 。7世纪前期，玄奘西行印度求经，载大批佛典而归，促进了佛经汉译事业的发展，加 深了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影响。646年，日本大化改新推行的各种国家制度都是仿照唐朝 。唐代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同时代西方蛮族王国相比，大有霄壤之别。
此时期亚洲另一大国是阿拉伯帝国。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和麦地那城兴起伊斯兰教并建立阿拉伯国家。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已成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其领土从印度河流域起，经中东、北非，过直布罗陀海峡，北抵比利牛斯山脉。在以后几个世纪，阿拉伯帝国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内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是古今东西文明成果融会发展、相互传播的中转站。它的版图囊括了古代几个文明中心的重要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伊朗、埃及、北非、西班牙等)，既继承了古代东方文明埃及、两河流域和伊朗的某些遗产，又继承了古代欧洲文明希腊、罗马在近东、北非和西班牙的某些成果，经过阿拉伯人的消化和发展，再传到东方和西方。伊斯兰世界的兴起，大大地加强了亚、欧、非各中心地带的联系。阿拉伯商人在横贯东西的海陆商道上进行频繁的贸易。他们甚至穿越撒哈拉大沙漠，转运食盐、象牙和黄金。11世纪末叶以前，地中海的贸易也基本上掌握在阿拉伯商人手中，十字军东侵开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751年怛逻斯战役后，阿拉伯人从掳去的中国工匠那里学会了造纸术，并把这种技术传入欧洲。阿拉伯人大量吸收东西方的古典学术成果，并在数学、医学、天文学、哲学方面多有创新，对当时世界学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是帝国重要文化中心，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通过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传入西欧。约在900年 ，阿拉伯人建立科尔多瓦大学，藏书数十万册，成为当时西欧文化教育中心，基督教国 家的学生亦纷纷来此就学。教皇希尔维特二世(999—1003年)即曾负笈于此。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西欧后来的文艺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同时代的西欧蛮族王国所望尘莫及的。
10—11世纪西欧新建的日耳曼人国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查理曼帝国于843年分裂为三部分，后来发展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5世纪中叶，侵入不列颠的日耳曼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一开始建立了7个小王国，约890年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烈德在反诺曼人入侵的斗争中建立起统一的英吉利王国。西班牙被阿拉伯人占领后，西哥特人退缩到北方山区，逐渐积蓄力量，形成卡斯提和阿拉冈两个国家，开展了几百年反对阿拉伯人的收复失地运动。最终驱逐了阿拉伯人，在半岛上形成了西班牙、葡萄牙两个王国。西欧这些封建王国大体上实行一种封建制度(feudalism)。前文曾提到，日耳曼人诸王国在建国之初，国王曾把占领的大量土地分赠给跟随他作战的侍从兵，培植了一批新贵族。这种土地赏赐没有任何条件，国王与贵族之间没有权利义务的规定。久而久之，领有大量土地的大贵族势力坐大，从而不把王权放在眼里。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为了加强封君与封臣的关系，提高中央政权的地位，解决国家财政和军事需要，于734年在全国推行“采邑制改革”。查理征用教会土地，分赐给自己的部属和有军功者作为“采邑”(拉丁文为beneficium，义为恩赏地)，即给予领受者服役的报酬。国王是封君，封授土地；下属是封臣，领受土地。采邑领受者必须宣誓效忠，按采邑大小出兵多寡为封君作战，马匹武器等皆须自备；拒不应召者和背叛者，土地要收回。这种契约关系的有效时间以封君封臣终身为限，如一方故去，采邑要收回，若继承人愿继续建立关系，必须重新宣誓效忠。领受大量土地的封臣采取同样办法，把土地划分开，自己作为封君再封授给下属封臣，建立起第二层、第三层封君封臣契约关系。封君不仅提供土地，还必须提供保护；封臣则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军役一次，通常约40天。封臣的最底层是众多骑士。10世纪以后，采邑分封的时间限制基本消失，于是采邑变成封土，领受者可以世袭领有，为封君效忠、服役、作战的规定依然有效。在10—11世纪，西欧诸国另一重要变化是城市的兴起。在罗马旧城废墟上，在交通要道、城堡附近、原料产地兴起了一批新城市，从此西欧中世纪早期仅有的庄园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转变为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这种工商业城市与古代的农业城市不同，是西欧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000—1500年之间西欧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就是由采邑制度转化而来的封土制度。它 在各国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上是基本相同的。首先，在一块土地上层层分封，造 成权利重叠和义务混乱。采邑制度的制定者原为加强中央权力，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加 强了大封建主、大贵族的势力，削弱了中央政权。11—13世纪西欧各国基本上处于封建 割据和秩序混乱状态。国内大小封建主之间、各国封建君主之间经常在进行争夺和战争 ，以致教会呼吁40天的和平都难以实现。仅就欧洲中世纪的国际战争而言，亦可见战争 的持久和频繁。其中有拜占廷征服意大利的战争，法兰克国王和德意志皇帝多次进军意 大利的战争，诺曼人入侵西欧各国的战争，十字军多次东侵的战争，反阿尔比派十字军 的战争，德意志皇帝与教皇争夺策封权的斗争，英法百年战争，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 ，汉萨同盟与丹麦的战争，以及大大小小名不见经传的封建主之间的混战，更是无计其 数，不胜枚举。由于长期频繁的战争造成社会混乱和人力物力的消耗，必然影响各国政 治、经济和文化建设，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同一块土地上凝固着过多的权利和义务，又 使土地买卖发生困难，故中世纪西欧主要生产资料土地长期不能转化为商品，使商品经 济发展缓慢。
其次，西欧各国的国家权力具有二元性：即教权和俗权同时并存。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492年罗马大主教基雷西乌斯公开宣称，尘世上有两大权力并存，一为教会权力，一为帝王权力。但教会权力能使人类灵魂获得永生，故教权高于俗权。因此在中世纪西欧各国教权与俗权的斗争连续不断。
第三，公权和私权混在一起。土地领有者同时也就是政治、法律权力执行者和制定者 。集公权私权于一身的西欧封建主，在地方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农奴和依附农民的处 境极为困苦。
第四，封建主为防止土地分割，实行长子继承制，次子及其以下诸子只能成为领有小块土地的骑士，靠服军役参加战争劫掠和打家劫舍为生。他们为了发财，不惜生命，热衷于冒险。西欧多次对内对外的十字军战争和远洋冒险都与骑士阶层的存在有关。
第五，西欧本身生产水平较低，封建主需要的奢侈品和贵重物品，必须从东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进口，因而出现金银外流现象。远程国际贸易利润高，发展快，商人在社会上地位十分重要。
第六，社会物质条件差，医疗卫生水平低，从14世纪中叶起，黑死病(鼠疫)肆虐欧洲，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损害，如此等等。西欧在15世纪以后，国王在市民阶级的支持下，逐渐克服地方割据，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君主权力在各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1000—1500年亚洲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远高于同时代的西欧各国。中国此时处于宋朝(北宋960—1127年，南宋1127—1279年)、元朝(1271—1368年)和明朝前期(1368—1505 年)，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宋朝开国以后，鉴于历史上“废置天子，变易朝廷 ”的军事政变，多由权倾一时的军事将帅发动的。宋太祖本人的“陈桥兵变”就是如此 。于是宋太祖为了防止历史重演，竭力用缓和形式削弱武将权力，提高文臣地位，实行 文臣政治。因而宋朝在政治上是比较宽松和理性的，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宋朝时 期在北方地区兴起了两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即契丹族的辽和女真族的金，宋在北方的 版图比唐朝缩小了。但宋朝经营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社会确有重大进展。首先是生产率有 显著提高。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农业和工业产量稳步增长。南方水稻引进了早熟品种， 使一季一熟的地方变为一季两熟，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兴修新的水利工程，扩大了水 田灌溉面积。据估计，在11—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宋朝的工业生产突飞猛进 ，印刷术的发明对于人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推动了文化的不断进步。瓷器生产技术高 超，产量大增，精美的瓷器宛如纸薄，好像玻璃一样明亮，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切都说 明宋朝的科学技术有了非凡的进展。城市十分繁荣，开封和临安(杭州)先后成为全国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时出现了以工商业为中心的纯经济性城市。国内外贸易兴旺发 达，东西方贸易不仅有陆上丝绸之路，而且海上丝绸之路也已开通。宋朝的对外贸易规 模宏大，贸易量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因而其产品和技术西传的很多。对人类社会有 重大影响的印刷术和指南针都是约在此前后传到西方的。
元朝统治中国近百年，它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并在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又有新的贡献。蒙古大汗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成为元世祖。首都从漠北的喀剌和林迁至大都。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极为辽阔，元帝国以西还有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和钦察汗国，势力及于中亚、西亚和东欧。元帝国是蒙古四汗国中最为强盛的，它极力推行屯田政策，在江淮地区和甘州一带，军 屯和民屯均有发展。元代的采矿业有显著进步。大力开采云南和高丽银矿，公采与私采 并行。元帝国的出现，使东西方海陆通道大开，促进了贸易和文化交流。意大利威尼斯 人的《马可波罗游记》，大体上记述了他亲自见到的元朝中国的繁荣富强，令西方人大 为震惊。有人怀疑他书中有虚夸成分，他说我只说出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中很少一部分 。在蒙古大汗统治下的四个汗国，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修建了几条横贯 亚欧大陆的通道，道路宽阔，设有驿站，便于军旅和信息传递，同时也有利于国内外贸 易，从而改善了从东亚到西欧、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沿岸的陆上交通，促进了东西方贸 易的发展。14世纪意大利一本小册子描述了从顿河河口塔那横贯中亚直到中国商路的情 况：“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从塔那到中国，路上都是安 全的。”[2](p.152)元代在东西方贸易的商路上，商旅往来，络绎不绝。
明朝前期130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黄金时代。行政管理有序，社会生活安定，生产发展最为迅速。建国之初，洪武年间采取的重要经济措施之一是统一币制。明政府鉴于元末纸币太滥，信用崩溃，民间转向以物易物的境况，先铸铜钱“洪武通宝”，后来印发纸币“大明通行宝钞”，流通全国，严禁使用银两。但日后宝钞贬值，不得不允许白银通行。明朝取代元朝后，采取了许多鼓励农民恢复生产的措施，在15世纪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超过元朝和宋朝。宋朝粮食平均亩产165斤，明朝为245斤， 提高了48.5%，将近一半。宋代粮食年总产量765.5亿斤，明代为1504.3亿斤，提高了将 近一倍。明代农民生产中商品生产成份显著增加，除粮食外，还经营芝麻、棉花、瓜果 、蔬菜等，显然是为了出卖而生产的。农民家庭副业占的比重在逐渐上升，纺花织布、 木匠、铁匠等生产活动都有增加。明前期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阶段。在乡村和城镇 都有定期和不定期的集市，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都可拿到集市上出卖；农民和 手工业者则从集市购得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城市里还有常年的坐商，开设各种店铺，如 布店、绸缎庄、瓷器店、纸店、粮店、杂货店、盐店等。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地区开始 形成地区性市场，如江南市场、岭南市场、淮北市场、江西市场、齐鲁市场、京津市场 、辽东市场等。全国性市场也在开始形成，苏州、杭州、江宁(南京)、广州的丝绸，景 德镇瓷器，佛山铁器，安徽、福建茶叶，台湾白糖等产品，行销全国，并运往世界各地 。中国一些富商巨贾集团，如晋商、徽商、闽商、粤商、鲁商、京商等从事于大规模国 内外贸易。当时国内外贸易以广州最为兴盛，故时称“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 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3](卷15)明前期在中国航海史上是最为 辉煌的时期。三宝太监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奉成祖之命，出使西洋。郑和乘坐的旗 舰——“宝船”，排水量约为14000吨，载重量在7000吨以上。形制巨大，技术精良， 堪称世界之最。郑和舰队由208艘船只和27800多名官兵组成，出使加里曼丹以西的印度 洋地区，宣传明朝政策，以加强与有关国家联系，并借此炫耀大明帝国国威。郑和七下 西洋，到过30多个国家，促进了与各国经济和文化交流。
1000—1500年中世纪西欧诸国所达到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同时代亚洲国家相差甚远。首 先，西欧新兴的日耳曼人诸王国是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废墟上建立的，几乎没有继承 古代遗产，一切都是从头做起。东方亚洲各国则是在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建设中古封建社 会的，有几千年文明成果作基础，一开始的起点就比西方高。在这里是否继承前人成果 ，可以明显看出有文野之分，高低之分。西欧文艺复兴时代学者把西欧中世纪称为“黑 暗时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其次，西欧中世纪经济，在5—10世纪的600年间，基本 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11—15世纪的500年间，则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 过程。由于西欧各国国内和国家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也由于西欧封建采邑制的特点 ，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很难进入市场，因而这个过渡过程步履维艰，特别是14世纪及 其以后的黑死病造成的灾难和损失，使西欧社会倒退了几十年。而东方亚洲各国在11—15世纪所经历的情况与西欧大不相同。在此期间中国封建经济中自给成分在不断降低， 商品成分在逐渐提高，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最后，在西欧社会上形成的“东方富有”的 观念已根深蒂固。11世纪末，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西欧基督教徒组织十字军东侵时，就 说“东方富庶”，“遍地是牛奶和蜜汁”，“到处是香料”，要他们到东方去发财。许 多十字军战士正是怀着发财的憧憬而踏上征程的。13世纪末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欧家喻户晓。人们更加相信东方，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黄金遍地，香料盈野”， 因而像哥伦布、达伽马这样的西欧人才有可能不怕苦不怕死、千方百计寻找通往东方的 航路，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到中国、印度去发大财。这是大家公认的历史事实。
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社会的本性。物质财富是什么?是人们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通过生产劳动对自然材料进行创造性改造所取得的成果，是人们提高生产和改善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法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获取物质财富的途径不外有二：一是通过自己正当的生产性和服务性劳动创造财富；二是采取种种手段攫取他人财富。这是追求财富的人可能走的两条路。另外，从财富拥有者方面进行考察，物质财富对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财富拥有者，不论是个人、家庭、集团、民族或国家，都会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别人的注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古代汉唐帝国的富庶一直吸引着外围少数民族的侵袭；古罗马的富有一直吸引着外围蛮族的劫掠；中世纪近东(包括拜占廷和阿拉伯人)的财富吸引着欧洲人打着宗教旗号发动了八次十字军掠夺。15世纪后半期中国明帝国的兴旺和印度的发达，吸引着西欧各国人渴望寻找通往东方的海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说明在当时的世界结构中，何者富何者贫，到那里寻求财富，人们是有目标的，是有共识的。这个事实也表明，旧世界范围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必然为资本主义产生准备历史前提。美洲的发现好像是哥伦布等人探寻东方航路的偶然产物，实际上是人类长期交往和经济交流的必然结果。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1期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2004年04期第1～5页
【作者简介】朱寰，东北师范大学中古文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 130024
| 【内容提要】 | 亚欧两大洲主要国家向近代过渡过程中呈现出各种差异性。从社会经济生活视角观察，先进的亚洲与滞后的欧洲并存的历史局面贯穿这一历史时期之始终。比较和研究亚欧两大洲主要国家过渡时期的异同，对于认识整体上的中世纪史是有意义的。 |
首先，人们看到古罗马奴隶制文明的衰落，为其周边诸蛮族的入侵和蛮族王国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奴隶制度发生危机以后，其综合国力逐渐衰落，奴隶来源枯竭，生产不断下降，物价飞腾，城市萧条，经济危机，奴隶起义，军队叛乱，国防危殆。基督教在全国上下大肆传播反抗罗马统治的思想。多位皇帝曾严令禁止基督教，但收效甚微。4世纪以后，诸帝争位，国内大乱，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的迹象愈益明显。物必自腐而后虫生。4世纪后期，在罗马外围被称为“蛮族”的一些部落(如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他们都是日耳曼人，具有相近的语言、相近的社会制度、相近的宗教信仰)结成联盟，由军事首领统率，青壮年男子全副武装，跟随首领作战。其他人员，驾车驭马，携老带幼，装载全部家当，随军同行。各支日耳曼人宛如潮水般地一浪高过一浪涌入罗马帝国。这些蛮族部落在罗马领土上反复蹂躏了二三百年。476年消灭了西罗马帝国，最终于6—7世纪先后建 立了各蛮族国家。自4世纪以来，罗马的衰落和蛮族入侵，罗马西部诸省经历了三四百 年的反复涤荡，古典文明成果已荡然无存。“在西方，曾盛行一时的古典文明被连根拔 起。”[1](p.327)罗马东部帝国政权虽然保存下来，但其宗主权仅限于巴尔干半岛、小 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即拜占廷帝国所辖范围。中世纪初期新建的蛮族王国，几乎都 植根于西罗马的废墟上，一切都得从头做起。
以日耳曼人为主的蛮族诸王国，刚刚步入文明社会，就其生产发展水平而言，远低于罗马几百年。欧洲大陆的法兰克王国和查理曼帝国(511—843年)、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 (481—713年)、北非的汪达尔王国(439—534年)、意大利半岛的东哥特王国(493—553 年)、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王国(568—773年)等，这些日耳曼人刚刚走出原始的野蛮状 态，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征服战争中的最高军事首领成为国王，是新占土地 的全权所有主，除自己留下一部分外，其余土地分给随其征战的侍从兵和部落村社成员 。侍从兵成为拥有大量土地的封建贵族。部落和村社分得的土地，其中一部分为共有地 ，全部耕地在公社成员之间平等分配，每人领得一小块土地，由自家耕种。这些农民就 是日耳曼人中的自由民。天长日久，由于天灾人祸而失去土地的自由民，不得不为贵族 耕种土地，并交租服役，从而变成依附农民或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可随土地转 移。这些蛮族王国在10世纪以前几乎完全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没有城市，基本上没有交 换。查理大帝的宫廷必须轮流到各个庄园去消费产品。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很原 始。即使查理曼帝国，也无法与东方同时代的大国相比。查理大帝宫廷官员能识文撰字 者也寥若晨星。
在5—10世纪的600年间，亚洲几个大国在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又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处于隋朝(589—618年)重新统一和大唐帝国(618—907年)时期，封建前期的农业文明达 到高度繁荣。在政治上重建起强大的中央政府，国家疆域最为辽阔：新疆、西域和突厥 都在版图之内，西藏(吐蕃)也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在经济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唐朝生产的金、银、珠宝、丝绸、瓷器等，在国际上极负盛名。首都长安是一座人口 上百万的大城市，街道宽阔，纵横交错。外国商旅云集于此，印度人、波斯人、犹太人 、亚美尼亚人和中亚地区各族人等，作为商人或使者经常往来中国，从日本和朝鲜来的 求法游学之士，不绝于途，丝绸之路颇为繁忙。唐代的文化和宗教也极为兴盛。以儒家 思想为核心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律极为发达，诗人、学者辈出。政府通过科举选拔 人才，出任各级官员。思想开放，宗教信仰自由，道教、佛教、基督教(景教)自由传播 。7世纪前期，玄奘西行印度求经，载大批佛典而归，促进了佛经汉译事业的发展，加 深了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影响。646年，日本大化改新推行的各种国家制度都是仿照唐朝 。唐代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同时代西方蛮族王国相比，大有霄壤之别。
此时期亚洲另一大国是阿拉伯帝国。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和麦地那城兴起伊斯兰教并建立阿拉伯国家。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已成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其领土从印度河流域起，经中东、北非，过直布罗陀海峡，北抵比利牛斯山脉。在以后几个世纪，阿拉伯帝国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内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是古今东西文明成果融会发展、相互传播的中转站。它的版图囊括了古代几个文明中心的重要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伊朗、埃及、北非、西班牙等)，既继承了古代东方文明埃及、两河流域和伊朗的某些遗产，又继承了古代欧洲文明希腊、罗马在近东、北非和西班牙的某些成果，经过阿拉伯人的消化和发展，再传到东方和西方。伊斯兰世界的兴起，大大地加强了亚、欧、非各中心地带的联系。阿拉伯商人在横贯东西的海陆商道上进行频繁的贸易。他们甚至穿越撒哈拉大沙漠，转运食盐、象牙和黄金。11世纪末叶以前，地中海的贸易也基本上掌握在阿拉伯商人手中，十字军东侵开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751年怛逻斯战役后，阿拉伯人从掳去的中国工匠那里学会了造纸术，并把这种技术传入欧洲。阿拉伯人大量吸收东西方的古典学术成果，并在数学、医学、天文学、哲学方面多有创新，对当时世界学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是帝国重要文化中心，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通过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传入西欧。约在900年 ，阿拉伯人建立科尔多瓦大学，藏书数十万册，成为当时西欧文化教育中心，基督教国 家的学生亦纷纷来此就学。教皇希尔维特二世(999—1003年)即曾负笈于此。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西欧后来的文艺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同时代的西欧蛮族王国所望尘莫及的。
10—11世纪西欧新建的日耳曼人国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查理曼帝国于843年分裂为三部分，后来发展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5世纪中叶，侵入不列颠的日耳曼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一开始建立了7个小王国，约890年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烈德在反诺曼人入侵的斗争中建立起统一的英吉利王国。西班牙被阿拉伯人占领后，西哥特人退缩到北方山区，逐渐积蓄力量，形成卡斯提和阿拉冈两个国家，开展了几百年反对阿拉伯人的收复失地运动。最终驱逐了阿拉伯人，在半岛上形成了西班牙、葡萄牙两个王国。西欧这些封建王国大体上实行一种封建制度(feudalism)。前文曾提到，日耳曼人诸王国在建国之初，国王曾把占领的大量土地分赠给跟随他作战的侍从兵，培植了一批新贵族。这种土地赏赐没有任何条件，国王与贵族之间没有权利义务的规定。久而久之，领有大量土地的大贵族势力坐大，从而不把王权放在眼里。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为了加强封君与封臣的关系，提高中央政权的地位，解决国家财政和军事需要，于734年在全国推行“采邑制改革”。查理征用教会土地，分赐给自己的部属和有军功者作为“采邑”(拉丁文为beneficium，义为恩赏地)，即给予领受者服役的报酬。国王是封君，封授土地；下属是封臣，领受土地。采邑领受者必须宣誓效忠，按采邑大小出兵多寡为封君作战，马匹武器等皆须自备；拒不应召者和背叛者，土地要收回。这种契约关系的有效时间以封君封臣终身为限，如一方故去，采邑要收回，若继承人愿继续建立关系，必须重新宣誓效忠。领受大量土地的封臣采取同样办法，把土地划分开，自己作为封君再封授给下属封臣，建立起第二层、第三层封君封臣契约关系。封君不仅提供土地，还必须提供保护；封臣则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军役一次，通常约40天。封臣的最底层是众多骑士。10世纪以后，采邑分封的时间限制基本消失，于是采邑变成封土，领受者可以世袭领有，为封君效忠、服役、作战的规定依然有效。在10—11世纪，西欧诸国另一重要变化是城市的兴起。在罗马旧城废墟上，在交通要道、城堡附近、原料产地兴起了一批新城市，从此西欧中世纪早期仅有的庄园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转变为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这种工商业城市与古代的农业城市不同，是西欧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000—1500年之间西欧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就是由采邑制度转化而来的封土制度。它 在各国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上是基本相同的。首先，在一块土地上层层分封，造 成权利重叠和义务混乱。采邑制度的制定者原为加强中央权力，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加 强了大封建主、大贵族的势力，削弱了中央政权。11—13世纪西欧各国基本上处于封建 割据和秩序混乱状态。国内大小封建主之间、各国封建君主之间经常在进行争夺和战争 ，以致教会呼吁40天的和平都难以实现。仅就欧洲中世纪的国际战争而言，亦可见战争 的持久和频繁。其中有拜占廷征服意大利的战争，法兰克国王和德意志皇帝多次进军意 大利的战争，诺曼人入侵西欧各国的战争，十字军多次东侵的战争，反阿尔比派十字军 的战争，德意志皇帝与教皇争夺策封权的斗争，英法百年战争，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 ，汉萨同盟与丹麦的战争，以及大大小小名不见经传的封建主之间的混战，更是无计其 数，不胜枚举。由于长期频繁的战争造成社会混乱和人力物力的消耗，必然影响各国政 治、经济和文化建设，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同一块土地上凝固着过多的权利和义务，又 使土地买卖发生困难，故中世纪西欧主要生产资料土地长期不能转化为商品，使商品经 济发展缓慢。
其次，西欧各国的国家权力具有二元性：即教权和俗权同时并存。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492年罗马大主教基雷西乌斯公开宣称，尘世上有两大权力并存，一为教会权力，一为帝王权力。但教会权力能使人类灵魂获得永生，故教权高于俗权。因此在中世纪西欧各国教权与俗权的斗争连续不断。
第三，公权和私权混在一起。土地领有者同时也就是政治、法律权力执行者和制定者 。集公权私权于一身的西欧封建主，在地方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农奴和依附农民的处 境极为困苦。
第四，封建主为防止土地分割，实行长子继承制，次子及其以下诸子只能成为领有小块土地的骑士，靠服军役参加战争劫掠和打家劫舍为生。他们为了发财，不惜生命，热衷于冒险。西欧多次对内对外的十字军战争和远洋冒险都与骑士阶层的存在有关。
第五，西欧本身生产水平较低，封建主需要的奢侈品和贵重物品，必须从东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进口，因而出现金银外流现象。远程国际贸易利润高，发展快，商人在社会上地位十分重要。
第六，社会物质条件差，医疗卫生水平低，从14世纪中叶起，黑死病(鼠疫)肆虐欧洲，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损害，如此等等。西欧在15世纪以后，国王在市民阶级的支持下，逐渐克服地方割据，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君主权力在各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1000—1500年亚洲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远高于同时代的西欧各国。中国此时处于宋朝(北宋960—1127年，南宋1127—1279年)、元朝(1271—1368年)和明朝前期(1368—1505 年)，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宋朝开国以后，鉴于历史上“废置天子，变易朝廷 ”的军事政变，多由权倾一时的军事将帅发动的。宋太祖本人的“陈桥兵变”就是如此 。于是宋太祖为了防止历史重演，竭力用缓和形式削弱武将权力，提高文臣地位，实行 文臣政治。因而宋朝在政治上是比较宽松和理性的，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宋朝时 期在北方地区兴起了两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即契丹族的辽和女真族的金，宋在北方的 版图比唐朝缩小了。但宋朝经营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社会确有重大进展。首先是生产率有 显著提高。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农业和工业产量稳步增长。南方水稻引进了早熟品种， 使一季一熟的地方变为一季两熟，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兴修新的水利工程，扩大了水 田灌溉面积。据估计，在11—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宋朝的工业生产突飞猛进 ，印刷术的发明对于人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推动了文化的不断进步。瓷器生产技术高 超，产量大增，精美的瓷器宛如纸薄，好像玻璃一样明亮，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切都说 明宋朝的科学技术有了非凡的进展。城市十分繁荣，开封和临安(杭州)先后成为全国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时出现了以工商业为中心的纯经济性城市。国内外贸易兴旺发 达，东西方贸易不仅有陆上丝绸之路，而且海上丝绸之路也已开通。宋朝的对外贸易规 模宏大，贸易量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因而其产品和技术西传的很多。对人类社会有 重大影响的印刷术和指南针都是约在此前后传到西方的。
元朝统治中国近百年，它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并在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又有新的贡献。蒙古大汗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成为元世祖。首都从漠北的喀剌和林迁至大都。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极为辽阔，元帝国以西还有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和钦察汗国，势力及于中亚、西亚和东欧。元帝国是蒙古四汗国中最为强盛的，它极力推行屯田政策，在江淮地区和甘州一带，军 屯和民屯均有发展。元代的采矿业有显著进步。大力开采云南和高丽银矿，公采与私采 并行。元帝国的出现，使东西方海陆通道大开，促进了贸易和文化交流。意大利威尼斯 人的《马可波罗游记》，大体上记述了他亲自见到的元朝中国的繁荣富强，令西方人大 为震惊。有人怀疑他书中有虚夸成分，他说我只说出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中很少一部分 。在蒙古大汗统治下的四个汗国，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修建了几条横贯 亚欧大陆的通道，道路宽阔，设有驿站，便于军旅和信息传递，同时也有利于国内外贸 易，从而改善了从东亚到西欧、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沿岸的陆上交通，促进了东西方贸 易的发展。14世纪意大利一本小册子描述了从顿河河口塔那横贯中亚直到中国商路的情 况：“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从塔那到中国，路上都是安 全的。”[2](p.152)元代在东西方贸易的商路上，商旅往来，络绎不绝。
明朝前期130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黄金时代。行政管理有序，社会生活安定，生产发展最为迅速。建国之初，洪武年间采取的重要经济措施之一是统一币制。明政府鉴于元末纸币太滥，信用崩溃，民间转向以物易物的境况，先铸铜钱“洪武通宝”，后来印发纸币“大明通行宝钞”，流通全国，严禁使用银两。但日后宝钞贬值，不得不允许白银通行。明朝取代元朝后，采取了许多鼓励农民恢复生产的措施，在15世纪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超过元朝和宋朝。宋朝粮食平均亩产165斤，明朝为245斤， 提高了48.5%，将近一半。宋代粮食年总产量765.5亿斤，明代为1504.3亿斤，提高了将 近一倍。明代农民生产中商品生产成份显著增加，除粮食外，还经营芝麻、棉花、瓜果 、蔬菜等，显然是为了出卖而生产的。农民家庭副业占的比重在逐渐上升，纺花织布、 木匠、铁匠等生产活动都有增加。明前期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阶段。在乡村和城镇 都有定期和不定期的集市，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都可拿到集市上出卖；农民和 手工业者则从集市购得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城市里还有常年的坐商，开设各种店铺，如 布店、绸缎庄、瓷器店、纸店、粮店、杂货店、盐店等。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地区开始 形成地区性市场，如江南市场、岭南市场、淮北市场、江西市场、齐鲁市场、京津市场 、辽东市场等。全国性市场也在开始形成，苏州、杭州、江宁(南京)、广州的丝绸，景 德镇瓷器，佛山铁器，安徽、福建茶叶，台湾白糖等产品，行销全国，并运往世界各地 。中国一些富商巨贾集团，如晋商、徽商、闽商、粤商、鲁商、京商等从事于大规模国 内外贸易。当时国内外贸易以广州最为兴盛，故时称“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 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3](卷15)明前期在中国航海史上是最为 辉煌的时期。三宝太监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奉成祖之命，出使西洋。郑和乘坐的旗 舰——“宝船”，排水量约为14000吨，载重量在7000吨以上。形制巨大，技术精良， 堪称世界之最。郑和舰队由208艘船只和27800多名官兵组成，出使加里曼丹以西的印度 洋地区，宣传明朝政策，以加强与有关国家联系，并借此炫耀大明帝国国威。郑和七下 西洋，到过30多个国家，促进了与各国经济和文化交流。
1000—1500年中世纪西欧诸国所达到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同时代亚洲国家相差甚远。首 先，西欧新兴的日耳曼人诸王国是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废墟上建立的，几乎没有继承 古代遗产，一切都是从头做起。东方亚洲各国则是在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建设中古封建社 会的，有几千年文明成果作基础，一开始的起点就比西方高。在这里是否继承前人成果 ，可以明显看出有文野之分，高低之分。西欧文艺复兴时代学者把西欧中世纪称为“黑 暗时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其次，西欧中世纪经济，在5—10世纪的600年间，基本 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11—15世纪的500年间，则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 过程。由于西欧各国国内和国家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也由于西欧封建采邑制的特点 ，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很难进入市场，因而这个过渡过程步履维艰，特别是14世纪及 其以后的黑死病造成的灾难和损失，使西欧社会倒退了几十年。而东方亚洲各国在11—15世纪所经历的情况与西欧大不相同。在此期间中国封建经济中自给成分在不断降低， 商品成分在逐渐提高，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最后，在西欧社会上形成的“东方富有”的 观念已根深蒂固。11世纪末，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西欧基督教徒组织十字军东侵时，就 说“东方富庶”，“遍地是牛奶和蜜汁”，“到处是香料”，要他们到东方去发财。许 多十字军战士正是怀着发财的憧憬而踏上征程的。13世纪末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欧家喻户晓。人们更加相信东方，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黄金遍地，香料盈野”， 因而像哥伦布、达伽马这样的西欧人才有可能不怕苦不怕死、千方百计寻找通往东方的 航路，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到中国、印度去发大财。这是大家公认的历史事实。
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社会的本性。物质财富是什么?是人们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通过生产劳动对自然材料进行创造性改造所取得的成果，是人们提高生产和改善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法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获取物质财富的途径不外有二：一是通过自己正当的生产性和服务性劳动创造财富；二是采取种种手段攫取他人财富。这是追求财富的人可能走的两条路。另外，从财富拥有者方面进行考察，物质财富对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财富拥有者，不论是个人、家庭、集团、民族或国家，都会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别人的注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古代汉唐帝国的富庶一直吸引着外围少数民族的侵袭；古罗马的富有一直吸引着外围蛮族的劫掠；中世纪近东(包括拜占廷和阿拉伯人)的财富吸引着欧洲人打着宗教旗号发动了八次十字军掠夺。15世纪后半期中国明帝国的兴旺和印度的发达，吸引着西欧各国人渴望寻找通往东方的海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说明在当时的世界结构中，何者富何者贫，到那里寻求财富，人们是有目标的，是有共识的。这个事实也表明，旧世界范围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必然为资本主义产生准备历史前提。美洲的发现好像是哥伦布等人探寻东方航路的偶然产物，实际上是人类长期交往和经济交流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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