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人权外交的源起和演变
王林霞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1期
【原文出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2004年02期第95～98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王林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2
【关 键 词】人权外交/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冷战
“人权”作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面旗帜，在20世纪下半叶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中又成为西方手中的“意识形态武器”[1]，这就是“人权外交”。美国的“人权外交”说到底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如果对美国的人权外交作一历史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人权外交”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实现其霸权地位和最大国家利益的工具。
一、争夺世界领导权——萌芽期的美国人权外交
一般认为，美国提出人权外交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威尔逊总统任期内。威尔逊自称“我们并不追求自私的目的。我们不想征服领土，也不想统治别人……我们只是捍卫人类权利的战士之一”[2]。
在威尔逊要使美国充当“人类人权卫士”这一冠冕堂皇的表述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家利益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利用“中立”地位与交战双方做生意而发财，并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战后的债权国，战前美国欠外债30亿美元，战后外国欠美国债务130亿美元。[3](P41—191)美国战后控制了世界黄金的40%，华尔街取代 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经济地位的变化带来了国家利益的相应变化。一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利用已取得的经济优势及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战后经济困境，为美国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并在国际政治中建立起由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新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外交政策作出调整。
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量，仅有经济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打造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政治形象。威尔逊相信美国的法律和宪法制度“不仅特别有效，而且特别合乎道德”，是不发达和半发达国家应该仿效的，“美国的力量就是道义的力量”[4]。凭此“道义力量”，美国就是世界的当然领导者，而高举人权旗帜就是美国“道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国际社会一般把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作为其“理想主义”人权外交政策的佐证。“十四点”表面上大谈“公开外交”和“民族自决”，称追求的是“国无大小一律 平等之权利”，提出“保持公海航行绝对自由”，“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公平调整 ”殖民地，取消秘密外交，建立国际联盟等，[5]但分析起来，每一条无不与美国的国 家利益紧密相关。所以，“十四点”实质是争夺世界霸权的纲领。
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特别是美国整体综合实力尚不足以与各列强抗衡，因此当时推行人权外交并不能为美国带来最大利益，这决定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人权外交”的失败命运。美国在一战后依然奉行的是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罗斯福政府时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挑战。罗斯福政府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决心冲破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束缚，推出新的外交政策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1941年1月，罗斯福在关于“租借法案”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美国外交的目的之一是在世界各国普及“人类四大自由”，规定凡接受美国军援的国家都必须实行“四大自由”政策。罗斯福称，“自由意味着在世界所有地方人权至上。我们支持为争取或保卫人权而斗争的人民”。[6](P215)在著名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用邻居失火，借给邻居浇水管带来比喻援助民主国家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美国国会在批准《租借法案》时也强调授权总统可以向他“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务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它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7]。可见，尊重人权和“四大自由”事实上成了美国调整其外交政策的说辞，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
二、美苏争霸——人权外交正式出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是反共。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国会首先提出人权外交的主张，并通过一系列法案，将人权与对外援助挂钩，其中最重要的三项法律是502B条款、116条款和701条款。这些条款规定禁止向持续、全面地侵犯国际公认的人权的国家提供安全和经济援助。[8]1976年美国国会要求国务院撰写并发表国别年度人权报告，这使得人权外交由一种想法转变成了一种行动，是卡特上台正式推行人权外交的前奏。
卡特上台伊始便打出了“人权外交”的旗帜。1977年卡特在就职演说中称：“我们绝 不能对自由在其他地区的命运无动于衷……我们对维护人权的承诺必须是绝对的”，“ 对美国来说，最崇高和最有雄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立一个真正人道的正义和和平的世界”。[9]他多次声称：“人权已经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主题”，强调“尊重人权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和平斗争中最重要的优势”。[10]
卡特之所以一上台就提出人权外交主张，主要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所处的内外交困的特殊处境促成的。在国内，“水门事件”、持续的经济衰退和能源危机导致美国政府政治信用危机；在国际上，由于长期支持世界上反动、独裁的政治势力，特别是侵越战争的失败使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世界各地反美情绪增长，而美国战略力量又处在收缩阶段，有限的战略力量无从应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在此形势下，美国急需以新的政治主张和外交形象扭转被动局面。打出人权旗帜，有助于增加美国对外政策的道义色彩、缓解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反美情绪，协调双边和多边关系，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扭转美国在对苏斗争中的弱势。这时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尽力遏制苏联的攻势，巩固和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11]对此，布热津斯基曾有明确的阐述，称“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而着重强调将能向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显示我们民主制度的确实存在，并与我们对手的政治制度和作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促进美国的全球性利益”[12]。国务卿马斯基也认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促进人权——笔者注)并不是 出于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们也相信，从 最冷静和实际的意义上讲，强调人权会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13](P25)
三、反苏反共——实用主义人权外交
如果说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因其奉行反共与反独裁并举的政策而带有某些“理想主义”成分的话，那么里根入主白宫后推行的就是赤裸裸的反共人权外交。里根上台后，美国的战略目标依然是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防止社会主义的扩散。里根政府分析认为，“在美国的权利政策面前首当其冲的不是独裁政权，而应是共产主义独裁政权”[14](P 217)，反共与反独裁并举的外交政策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基于里根政府对美国战略利益的理解，1981年里根上台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了调整，在继续推行人权外交、宣称“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13](P25)的同时 ，明确将人权与美国战略利益联系起来，认为“在促进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人权之间 存在着协调性”，因为“共产主义国家是侵犯人权的同义语”，“苏联是压倒一切的问 题”[13](P26)，美国要用“人权来担负起自由世界领袖的历史作用”[15]。里根政府负责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斯称，“阻止共产党集团夺取任何国家 便是人权事业的真正胜利”[13](P26)。“人权”成了美国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有力武器。
最能说明“人权外交”性质的例证即是里根政府公开提出的人权外交双重标准政策。1981年10月，里根提交给国会的“人权备忘录”中提出人权具有双重标准，即“积极标准”和“消极标准”。所谓“积极标准”就是发扬光大美国的民主价值，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发动攻势，在冷战中争得主动；所谓“消极标准”就是对盟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必采取行动，只要口头批评就可以了，否则用一个狂热的共产党政权取代一个腐败的独裁政权，不利于“人权”事业。[13](P50)
里根政府的人权外交与卡特时期相比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缩小打击面，集中将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在人权外交中增加“促进国际民主化运动”的内容。里根政府利用80年代中期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方针和“新思维”外交的时机，及时调整对苏政策，从全面对抗的单轨政策转变为“实力加谈判”的双轨战略，积极推行人权外交，加强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政府势力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系和支持，传播美国的价值观。里根政府宣称“我们的任务是促进并捍卫自由与民主，并且尽可能向各地传播这些思想”，“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15]
人权外交所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一书中有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人权是现今时代最有吸引力的政治观念，西方大声疾呼尊重人权已使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而“积极宣传尊重人权，还为更直接地进行民主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活动有助于使独立性越来越大、政治色彩日益浓厚的民间团体出现，这就等于社会从共产党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的开端”[3](P283—284)。
四、夺取世界霸权——国际格局转型期的人权外交
布什政府处于世界从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国际局势变化之快，如苏联解体、东西德统一等等，令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措手不及。但是，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没有变，不过是由冷战时期的与苏争霸转变到维护美国的一超霸权地位。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尽管“形势发展之快在几年之前，甚至在几个月之前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我们的目标和利益依然没有变”，“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以及我们基本的地理政治需要仍然没有变。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我们是当然的领导者，是全球自由国家联盟中的联结环节”。[16]
自1989年上台至1990年12月苏联解体，布什政府基本上继承了里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继续主张“对人权问题的关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布什提出所谓“超越遏制战略”，其基本思想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发生的变革，采取更全面的手段，包括更多地使用文化、经济及技术手段，遏制共产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更“开放和民主”，并“回到世界秩序”中来。[6](P238)“超越遏制战略”体现了“和平演变”对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作用，而人权外交则是“超越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苏联的动荡局势，布什政府一方面支持戈尔巴乔夫，促其承诺“改革”和“政治多元化”，另一方面扩大同苏联国内政治反对派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分离主义势力的接触。布什政府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并宣称在这个新秩序中人权将特别受到保护[14](P221)。
苏联的解体及东欧的剧变使西方世界认为这是西方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西方制度的胜利，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西方的民主、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帮助美国在美苏争霸中获胜，实现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因此，向世界传输美国的人权观、价值观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进一步刺激美国等西方国家变本加厉地推行人权外交政策，并且开始把人权外交的矛头指向中国。一些美国政要声称“人权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石”。美国政府一方面利用1989年6月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攻击中国的“人权纪录不好”，对中国进行制裁，与此同时又尽力避免恶化美中关系，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称美国应“设法避免完全中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对全球和地区来说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中国重新走上经济改革和放宽政治限制的道路的前景也是至关重要的”[16](P157)。对华推行人权外交符合美国的利益和需要。
五、巩固—超霸权——冷战后的人权外交
克林顿上台后，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考虑是：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遏制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向美国的优势提出挑战，以确保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17]为此，克林顿用所谓的“扩展战略”，取代了冷战时期实行的“遏制战略”。美国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克莱对“扩展战略”作了如下解释，称该战略具有四个要素：其一，“加强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民主制国家组成的大家庭”，这是美国扩展战略的出发点；其二，是“在可能的地方帮助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制和市场经济”，特别是在有着“特别意义和机会的国家”；其三，“必须反抗敌视民主制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侵略， 以及支持其自由化”；其四，“需要谋求我们的人道主义课题，不仅以提供援助的方式 ，而且还以致力于帮助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在人道主义方面存有严重问题的地区生根发芽 的形式”。[6](P239—240)这四个因素的核心内容就是在世界上建构起以西方民主、价 值观为基础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模式。对于美国而言，这是确保美国政治、经济与安全利 益的最佳途径，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克林顿政府提出“经济”、“安全”和 “人权”是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
“人权”上升为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反映出美国政府整合力量，向世界扩展美式民主，以美国模式改造世界，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的决心。“人权外交”已经直接成为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美国政府对华采取遏制战略的同时也认识到，美国要对付冷战后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挑战，仍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依然是美国对付全球挑战和保持亚太均势的一支可借重的力量。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因此，虽然美国借口人权攻击中国，并一再将人权与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但还是一次次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最终在1994年6月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克林顿政府的人权外交及对华政策始终围绕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需要展开。
2001年小布什上台伊始即摆出强硬的单边外交姿态。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关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拒绝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自恃实力雄厚而置道义于不顾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和霸权主义做法遭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在对华政策上，小布什放弃了克林顿时期提出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提法，而将中美关系定位于战略竞争关系，并肆意攻击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小布什上台时日不长即发生“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9·11事件”使小布什政府不得不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把恐怖主义作为当前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将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美国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加强了与联合国及世界主要国家的合作，以获取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对其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在悄悄作出调整，美国不再坚持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提法，而代之以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是，美国宣称人权问题依然是美对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不会在“9·11事件”后降低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标准。长远看人权外交依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也不会放弃对华人权外交。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1期
【原文出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2004年02期第95～98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王林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2
| 【内容提要】 | “人权”作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面旗帜，在20世纪下半叶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中又成为西方手中的“意识形态武器”，这就是“人权外交”。回顾美国“人权外交”的历史，从威尔逊最初提出“人权外交”的主张，到卡特政府正式提出推行“人权外交”政策，及至当前的布什政府的外交主张，我们不难看出，“人权外交”说到底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谋求霸权地位的工具。 |
一、争夺世界领导权——萌芽期的美国人权外交
一般认为，美国提出人权外交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威尔逊总统任期内。威尔逊自称“我们并不追求自私的目的。我们不想征服领土，也不想统治别人……我们只是捍卫人类权利的战士之一”[2]。
在威尔逊要使美国充当“人类人权卫士”这一冠冕堂皇的表述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家利益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利用“中立”地位与交战双方做生意而发财，并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战后的债权国，战前美国欠外债30亿美元，战后外国欠美国债务130亿美元。[3](P41—191)美国战后控制了世界黄金的40%，华尔街取代 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经济地位的变化带来了国家利益的相应变化。一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利用已取得的经济优势及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战后经济困境，为美国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并在国际政治中建立起由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新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外交政策作出调整。
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量，仅有经济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打造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政治形象。威尔逊相信美国的法律和宪法制度“不仅特别有效，而且特别合乎道德”，是不发达和半发达国家应该仿效的，“美国的力量就是道义的力量”[4]。凭此“道义力量”，美国就是世界的当然领导者，而高举人权旗帜就是美国“道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国际社会一般把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作为其“理想主义”人权外交政策的佐证。“十四点”表面上大谈“公开外交”和“民族自决”，称追求的是“国无大小一律 平等之权利”，提出“保持公海航行绝对自由”，“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公平调整 ”殖民地，取消秘密外交，建立国际联盟等，[5]但分析起来，每一条无不与美国的国 家利益紧密相关。所以，“十四点”实质是争夺世界霸权的纲领。
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特别是美国整体综合实力尚不足以与各列强抗衡，因此当时推行人权外交并不能为美国带来最大利益，这决定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人权外交”的失败命运。美国在一战后依然奉行的是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罗斯福政府时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挑战。罗斯福政府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决心冲破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束缚，推出新的外交政策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1941年1月，罗斯福在关于“租借法案”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美国外交的目的之一是在世界各国普及“人类四大自由”，规定凡接受美国军援的国家都必须实行“四大自由”政策。罗斯福称，“自由意味着在世界所有地方人权至上。我们支持为争取或保卫人权而斗争的人民”。[6](P215)在著名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用邻居失火，借给邻居浇水管带来比喻援助民主国家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美国国会在批准《租借法案》时也强调授权总统可以向他“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务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它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7]。可见，尊重人权和“四大自由”事实上成了美国调整其外交政策的说辞，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
二、美苏争霸——人权外交正式出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是反共。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国会首先提出人权外交的主张，并通过一系列法案，将人权与对外援助挂钩，其中最重要的三项法律是502B条款、116条款和701条款。这些条款规定禁止向持续、全面地侵犯国际公认的人权的国家提供安全和经济援助。[8]1976年美国国会要求国务院撰写并发表国别年度人权报告，这使得人权外交由一种想法转变成了一种行动，是卡特上台正式推行人权外交的前奏。
卡特上台伊始便打出了“人权外交”的旗帜。1977年卡特在就职演说中称：“我们绝 不能对自由在其他地区的命运无动于衷……我们对维护人权的承诺必须是绝对的”，“ 对美国来说，最崇高和最有雄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立一个真正人道的正义和和平的世界”。[9]他多次声称：“人权已经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主题”，强调“尊重人权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和平斗争中最重要的优势”。[10]
卡特之所以一上台就提出人权外交主张，主要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所处的内外交困的特殊处境促成的。在国内，“水门事件”、持续的经济衰退和能源危机导致美国政府政治信用危机；在国际上，由于长期支持世界上反动、独裁的政治势力，特别是侵越战争的失败使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世界各地反美情绪增长，而美国战略力量又处在收缩阶段，有限的战略力量无从应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在此形势下，美国急需以新的政治主张和外交形象扭转被动局面。打出人权旗帜，有助于增加美国对外政策的道义色彩、缓解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反美情绪，协调双边和多边关系，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扭转美国在对苏斗争中的弱势。这时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尽力遏制苏联的攻势，巩固和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11]对此，布热津斯基曾有明确的阐述，称“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而着重强调将能向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显示我们民主制度的确实存在，并与我们对手的政治制度和作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促进美国的全球性利益”[12]。国务卿马斯基也认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促进人权——笔者注)并不是 出于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们也相信，从 最冷静和实际的意义上讲，强调人权会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13](P25)
三、反苏反共——实用主义人权外交
如果说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因其奉行反共与反独裁并举的政策而带有某些“理想主义”成分的话，那么里根入主白宫后推行的就是赤裸裸的反共人权外交。里根上台后，美国的战略目标依然是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防止社会主义的扩散。里根政府分析认为，“在美国的权利政策面前首当其冲的不是独裁政权，而应是共产主义独裁政权”[14](P 217)，反共与反独裁并举的外交政策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基于里根政府对美国战略利益的理解，1981年里根上台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了调整，在继续推行人权外交、宣称“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13](P25)的同时 ，明确将人权与美国战略利益联系起来，认为“在促进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人权之间 存在着协调性”，因为“共产主义国家是侵犯人权的同义语”，“苏联是压倒一切的问 题”[13](P26)，美国要用“人权来担负起自由世界领袖的历史作用”[15]。里根政府负责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斯称，“阻止共产党集团夺取任何国家 便是人权事业的真正胜利”[13](P26)。“人权”成了美国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有力武器。
最能说明“人权外交”性质的例证即是里根政府公开提出的人权外交双重标准政策。1981年10月，里根提交给国会的“人权备忘录”中提出人权具有双重标准，即“积极标准”和“消极标准”。所谓“积极标准”就是发扬光大美国的民主价值，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发动攻势，在冷战中争得主动；所谓“消极标准”就是对盟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必采取行动，只要口头批评就可以了，否则用一个狂热的共产党政权取代一个腐败的独裁政权，不利于“人权”事业。[13](P50)
里根政府的人权外交与卡特时期相比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缩小打击面，集中将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在人权外交中增加“促进国际民主化运动”的内容。里根政府利用80年代中期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方针和“新思维”外交的时机，及时调整对苏政策，从全面对抗的单轨政策转变为“实力加谈判”的双轨战略，积极推行人权外交，加强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政府势力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系和支持，传播美国的价值观。里根政府宣称“我们的任务是促进并捍卫自由与民主，并且尽可能向各地传播这些思想”，“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15]
人权外交所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一书中有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人权是现今时代最有吸引力的政治观念，西方大声疾呼尊重人权已使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而“积极宣传尊重人权，还为更直接地进行民主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活动有助于使独立性越来越大、政治色彩日益浓厚的民间团体出现，这就等于社会从共产党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的开端”[3](P283—284)。
四、夺取世界霸权——国际格局转型期的人权外交
布什政府处于世界从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国际局势变化之快，如苏联解体、东西德统一等等，令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措手不及。但是，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没有变，不过是由冷战时期的与苏争霸转变到维护美国的一超霸权地位。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尽管“形势发展之快在几年之前，甚至在几个月之前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我们的目标和利益依然没有变”，“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以及我们基本的地理政治需要仍然没有变。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我们是当然的领导者，是全球自由国家联盟中的联结环节”。[16]
自1989年上台至1990年12月苏联解体，布什政府基本上继承了里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继续主张“对人权问题的关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布什提出所谓“超越遏制战略”，其基本思想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发生的变革，采取更全面的手段，包括更多地使用文化、经济及技术手段，遏制共产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更“开放和民主”，并“回到世界秩序”中来。[6](P238)“超越遏制战略”体现了“和平演变”对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作用，而人权外交则是“超越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苏联的动荡局势，布什政府一方面支持戈尔巴乔夫，促其承诺“改革”和“政治多元化”，另一方面扩大同苏联国内政治反对派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分离主义势力的接触。布什政府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并宣称在这个新秩序中人权将特别受到保护[14](P221)。
苏联的解体及东欧的剧变使西方世界认为这是西方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西方制度的胜利，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西方的民主、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帮助美国在美苏争霸中获胜，实现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因此，向世界传输美国的人权观、价值观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进一步刺激美国等西方国家变本加厉地推行人权外交政策，并且开始把人权外交的矛头指向中国。一些美国政要声称“人权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石”。美国政府一方面利用1989年6月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攻击中国的“人权纪录不好”，对中国进行制裁，与此同时又尽力避免恶化美中关系，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称美国应“设法避免完全中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对全球和地区来说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中国重新走上经济改革和放宽政治限制的道路的前景也是至关重要的”[16](P157)。对华推行人权外交符合美国的利益和需要。
五、巩固—超霸权——冷战后的人权外交
克林顿上台后，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考虑是：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遏制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向美国的优势提出挑战，以确保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17]为此，克林顿用所谓的“扩展战略”，取代了冷战时期实行的“遏制战略”。美国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克莱对“扩展战略”作了如下解释，称该战略具有四个要素：其一，“加强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民主制国家组成的大家庭”，这是美国扩展战略的出发点；其二，是“在可能的地方帮助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制和市场经济”，特别是在有着“特别意义和机会的国家”；其三，“必须反抗敌视民主制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侵略， 以及支持其自由化”；其四，“需要谋求我们的人道主义课题，不仅以提供援助的方式 ，而且还以致力于帮助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在人道主义方面存有严重问题的地区生根发芽 的形式”。[6](P239—240)这四个因素的核心内容就是在世界上建构起以西方民主、价 值观为基础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模式。对于美国而言，这是确保美国政治、经济与安全利 益的最佳途径，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克林顿政府提出“经济”、“安全”和 “人权”是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
“人权”上升为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反映出美国政府整合力量，向世界扩展美式民主，以美国模式改造世界，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的决心。“人权外交”已经直接成为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美国政府对华采取遏制战略的同时也认识到，美国要对付冷战后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挑战，仍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依然是美国对付全球挑战和保持亚太均势的一支可借重的力量。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因此，虽然美国借口人权攻击中国，并一再将人权与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但还是一次次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最终在1994年6月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克林顿政府的人权外交及对华政策始终围绕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需要展开。
2001年小布什上台伊始即摆出强硬的单边外交姿态。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关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拒绝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自恃实力雄厚而置道义于不顾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和霸权主义做法遭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在对华政策上，小布什放弃了克林顿时期提出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提法，而将中美关系定位于战略竞争关系，并肆意攻击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小布什上台时日不长即发生“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9·11事件”使小布什政府不得不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把恐怖主义作为当前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将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美国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加强了与联合国及世界主要国家的合作，以获取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对其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在悄悄作出调整，美国不再坚持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提法，而代之以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是，美国宣称人权问题依然是美对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不会在“9·11事件”后降低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标准。长远看人权外交依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也不会放弃对华人权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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