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
向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4年04期第153～163页
【作者简介】向荣，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430072
【关 键 词】英国/“过渡时期”/贫困
费边主义政治经济史学家R.H.托尼认为，贫困是资本主义的共生现象；资本主义的兴 起导致了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注：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912,pp.267—280.)而且，新兴 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道德观改变了传统社会对穷人的态度，使他们遭受前所未有的冷遇 和迫害。(注：R.H.Tawney,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London:Penguin Books,reprinted in 1990,pp.251—270.)“新马尔萨斯主义”史学家从一个不同的角 度肯定了托尼的估计。他们认为，随着1500年至1650年间英国人口的增长，雇佣工人的 实际工资收入大幅度下降，生活水平严重恶化。(注：E.H.Phelps Brown and Sheila V .Hopskins,Seven Centuries of the Prices of Consumables,Compared with Builders′ Wage-rates.Economica,new ser.,XXⅢ(1956),pp.296—314.)人们一直把1 6世纪初至17世纪中后期的这一段时间看成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因此，自 托尼以后，英国普通民众在“过渡时期”遭受了普遍贫困的看法俨然成为定论。但是，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界“修正主义”盛行，托尼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史学 家的学术正统受到挑战。D.M.帕利泽认为，16、17世纪英国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马尔 萨斯危机”；相反，他认为随着这一时期物质富裕程度的普遍提高，穷人的生活状况也 有所改善。(注：D.M.Palliser,Tawney′s Century:Brave New World or Malthusian Trap?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xxxv,no.3(1982),pp.339—353.)保罗·斯 莱克从比较的角度指出，“值得强调的是，近代早期英国遭受的贫困要比许许多多其他 社会轻。即使在饥荒时期，它的程度也远远没有14世纪以及今天某些非洲和亚洲国家那 样严重。比较人口情势表明，17世纪后期法国农民比我们这一时期(都铎、斯图亚特王 朝统治时期——引者注)任何时候英国雇佣工人和茅屋农更接近于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 。”(注：Paul Slack,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8,p.53.)那么，以往史学家是否过高估计了英国“过渡时期 ”贫困问题的程度?如果果真如此，历史事实同他们的推导之间为什么存在如此之大的 差距?本文将缕析英国学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并结合具体材料和有关贫困的宏观知识 背景，展示英国“过渡时期”贫困的实况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不断变化的看法。也许只 有如此，方能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倾注了如此多的注意力。
一
何谓贫困?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贫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19 世纪的讨论中，贫困是绝对的，以生存为标准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改良主义者西 博姆·朗特里在1901年出版的关于约克镇贫困问题调查中提出的“基本贫困(primary poverty)”概念。所谓生活在基本贫困状态的家庭，是指那些“总收入不足以获取维持 纯粹体能所需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的家庭”。(注：B.Seebohm Rowntree,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Bristol:The Policy Press,2000,p.86.)在这里，“最低数量 的生活必需品”主要是指食物。60年代中叶，为美国社会保障局工作的莫利·奥申斯基 将“恩格尔系数”，即食物消费支出在家庭和个人消费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用于贫困问 题研究，调整了衡量贫困家庭和个人的收入标准。(注：Sharon M.Oster,Elizabeth E. Lake,and Conchita Cene Oksman,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overty,vol .1:A Review,Colorado:Westview Press,1978,pp.6—8.)彼得·汤森提出了更为弹性的 贫困概念即影响深远的相对贫困论。(注：Peter Townsend,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相对贫 困论改变了二战后流行的“资本主义消灭了贫困”的观点，使人们认识到“丰裕社会” 的贫困。(注：参见Bronislaw Geremek,Poverty:A Histo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4,pp.1—13。)但是，相对贫困往往搀杂着人们对贫困现象的主观判断 ，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森认为，“相对贫困分析方法只能是对绝对贫困分析方法 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注：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 第26—27页。)
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研究是在托尼、克里斯托弗·希尔的影响下进行的，他 们采用的是社会学家的不平等方法，主要关心的是资本主义带来的财富占有不均现象。 托尼、希尔的研究是理论分析性的，所用资料多为16、17世纪的社会批评家，如休奇· 拉蒂默、罗伯特·克劳利和约翰·黑尔斯等人的言论和著述。实证性研究是由社会经济 史学家W.G.霍斯金斯开启的，他试图根据政府1524年征收补助金(the subsidy)时所作 的财产估价，以及1522年的前期财产状况调查推算出生活在贫困状况中的人口比例。在 理论上，那些年工资收入少于1镑，或拥有动产的价值少于1镑的人属于免税对象，他们 在估价时被登记为“nil”，即“零”或“一无所有”。霍斯金斯将这些“一无所有” 者看作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按照他的统计，这一时期英国城市人口中1/3因“ 一无所有”而被免税，其中某些城市的免税比例更高，比如，在1522年考文垂的前期调 查中一半左右的人口被登记为“nil”。除此之外，达到交税标准的人口中还有相当一 部分是交纳最低额度税金的工资收入者。因此，霍斯金斯估计“在16世纪20年代，足有 2/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非常接近贫困线”。(注：W.G.Hoskins,The Age of Plunder.London:Longman,1976,p.40;W.G.Hoskins,Provincial England.London:Macmillan,1963,pp.83—84.)
在很长时期，霍斯金斯的结论一直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他的方法也被用来分析保存 更为完整的17世纪60—70年代的“炉灶税”(the hearth tax)记录。按照当时的规定符 合以下两个条件的人可免交“炉灶税”：一是其居住的住宅年值1英镑或1英镑以下、拥 有不动产1英镑或1英镑以下以及拥有动产10英镑以下者；二是因为低收入已免交教会税 和济贫税者。据史学家统计，免交“炉灶税”的人口比例在30%—40%之间，同16世纪20 年代初免交“补助金”的人口比例大致相等。(注：Slack,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1988,pp.40—41.)除了政府的税收记录之外，格雷戈里· 金的“1688年英国各类家庭收入和支出估算表”也是史学家的重要佐证。金将当时的英 国家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收入大于支出，他称之为“使本王国财富增加”(increasing the we alth of the kingdom)的家庭，另一类是收入不敷支出，“使本王 国财富减少”(decreasing the wealth of the kingdom)的家庭。其中前一类共511586 户；后一类849000户，这类家庭包括雇佣工人、茅屋农、贫民、普通水手和士兵等。除 此之外，还有3万没有家庭的无业游民。(注：A Scheme of the Income and Expense of the Several Families of England Calculated for the Year 1688.In Joan Thirsk and J.P.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pp.780—781.)史学家通常将金统计表中入不敷出的家庭和没有 家庭的无业游民算作穷人，他们占了英国当时人口的大半。综合上述各种材料，A.B.贝 尔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关于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贫困问题的小册子中宣称：“可靠 的税收记录表明在16世纪20年代和17世纪70年代1/3—1/2的人口生活在或接近于贫困状 态。到本时期末，格雷戈里·金估计‘使本王国财富减少’的(家庭)总数高达3/5。因 此从都铎王朝开始到斯图亚特王朝结束这一时期，英国有一支贫民大军，(他们)可能占 全国居民的大多数。”(注：A.L.Beier,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London:Methuen,1983,p.5.)
采用不平等方法的史学家提供反映当时穷人实际贫困状况的证据不多，因为在他们看 来不平等和贫困的联系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霍斯金斯说那些被免税的人口“没有任何可 见的谋生手段”；(注：Hoskins,Provincial England,p.84.)W.T.麦卡弗里说：“极度 贫困是一半以上人口的命运”；(注：Quoted in Thorold J.Tronrud,Dispelling the Gloom.The Extent of Poverty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Towns:Some Kentish Evidence.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20(1985),p.4.)约翰·伯内特说：“在‘辉 煌’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少数人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富裕和奢侈，与此同时，几乎一半 人口时刻徘徊在饥饿和赤贫的边缘。”(注：John Burnett,A History of the Cost of Living.Harmondsworth,Middlesex:Penguin Books,1969,p.127.)即使在被列举出来的 少量证据中也有不少可存疑的地方。比如，基思·赖特森和戴维·莱文在对特林村的研 究中为了说明1550年至1650年间平民的贫困化过程，用了两条材料。一是已故茅屋农里 查德·赛泽和妻子留下的动产清单。1622年赛泽去世时留下的财物包括两头耕牛、一头 壮猪、一个旧柜子、工具、钱袋和衣物等。三年后他妻子去世时留下的财物更是少得可 怜。其中床上用品包括一个旧床架、两床毯子、三床被单和一个旧的羽毛长枕，厨房用 品包括一张小桌子、一条长板凳、两个柜子、一个装有羊毛的小橱、两个罐子、两个水 壶、一把烤肉叉、五个木碟、六个白镴碟、一把火钳和一个揉面钵，衣物只有一件长外衣、两条围裙、一顶帽子和一双木底鞋。此外，还有户外奔跑的几只鸡。另一条材料来自一个在1623年冬偷吃了他人一只羊的名叫罗伯特·怀特黑德的人的供词：“(我)是一个很穷的人，有一个妻子和七个小孩，(我们)饥饿难熬”。(注：Keith Wrightson and David Levine,Poverty and Piety in an English Village.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9,p.39.)但是，寡妇和家大口阔的家庭可能只是穷人中的穷人，并 不具备赖特森和莱文认为的代表性意义。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用经济学方法分析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社会 史学家的结论受到了置疑。索罗尔德·J.特朗鲁特认为和通常一样，当时人是从不平等 的角度看待贫困问题的，他们所说的“穷人”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是霍斯金斯等人认 为的是生存意义上的。(注：Tronrud,Dispelling the Gloom,pp.2—3.)斯莱克认为免 税者并非真的一无所有，他们只不过因为财产不多被估产人忽略罢了。(注：z 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41.)查尔斯·菲西安—亚当斯对考文垂 的研究表明，那些在1522年征税估产时被登记为“nil”的人口中相当一部分(17.2%)养 有家仆，他们并非真正贫困。根据1523年该城的人口统计，他计算出当时考文垂实际的 贫困人口只有20%，而不是霍斯金斯估计的一半或2/3。(注：Charles Phythian-Adams, Desolation of a C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132—134,2 41.)
采用经济学标准的史学家认为政府的税收记录只是记载了财产的不平等，而非贫困。( 注：John Walter,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In John Walter and Roger Schofield(eds.),Famine,Diseas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rn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84—85.)他 们认为相对于政府的税收记录，英国市政府所做的贫困人口统计更为可信，因为该统计 的观测点是穷人实际的生活状况。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6个城市的贫困人口统计(见表1) ，1557年至1635年英国穷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到20%—25%，远低于根据免税 人口统计出来的穷人数。即使被市政府统计出来的贫困人口中，真正低于生存标准的穷 人又只占少数。比如1570年诺里奇22%的人口被统计为穷人，接受救济者只占其中的1/4 。斯莱克因此认为当时英国需要社会救济才能解除衣食之忧的赤贫者只占总人口的5%， 但在经济危机时期可能上升到20%。(注：Slack,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p.53,71—75.)
资料来源：Slack,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73。
有关英国穷人食物和营养状况的直接证据有两种，一是当时人的记述，二是济贫机构 留下的穷人饮食量规定。在1577年首次出版的《英国叙事》一书中，威廉·哈里森说英 国富人吃小麦面包，穷人吃黑麦和大麦面包。但在荒年，许多穷人不得不吃由蚕豆、豌 豆或燕麦制成的面包，而这些杂粮通常只用作马饲料。(注：Joan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1500—1640.vol.IV.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450.)后一种情况似乎并不常见。在1623年灾荒时期，诺福 克郡的治安法官报告说，当地穷人制作面包时不得不在大麦面粉中加进荞麦，由于他们 以往很少吃这种面包，因此他们“显得很不喜欢食用”。(注：Harrison,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pp.124—127.)哈里森还说在他生活的年代，富人吃的水产品 、肉食和野味丰富多样，牛奶、黄油、干酪“现在被普遍认为只是下等人的美味食品” 。(注：An Estimate of the Yearly Consumption of Flesh in the Nation.In Thirsk and 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p.784.)穷人也 吃肉，不过数量少得多。金估计，在1688年英国的550万人口中，270万人，即一半左右 的人经常吃肉；44万个因为贫困而免交教会税和济贫税的家庭(合176万人)“每7天吃肉 不超过2天”；另40万个要接受救济和施舍的最穷的家庭(合120万人)“每周吃肉不超过 一次”。(注：The Condition of Poor Farm Tenants,1691.In Thirsk and 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pp.182—183.)从这些资料中似乎可 以看出，尽管同富人相比穷人吃得很差，但他们还是有吃的，并没有挨饿。
清教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1691年为英国贫苦佃农所写的陈情书可以证实这一印象。 他说贫苦佃农比领主家佣仆吃得还差，佣仆跟着主人大鱼大肉，“可怜的佃户每周吃上 一片晾干的咸猪肉就满足了，一些能杀头牛的人，偶尔吃上一小块晾干的牛肉，足以使 他们大快朵颐。”他还说他们舍不得吃自家养的猪和鸡，自家产的蛋和水果，因为要用 它们卖钱交租。他们还要卖掉最好的黄油和奶酪，留下脱脂干酪、脱脂奶和乳液凝块给 自己和家人吃。尽管如此，他仍然承认这些并不足以损害他们的健康。(注：How They Lived,vol.II,An Anthology of Original Accounts Written Between 1485 and 1700 .Compiled by Molly Harrison and O.M.Royst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63,p.61 .)
各种济贫机构，如慈善收养所(hospital)、劳动救济所(workhouse)和教养所(house of correction)留下了较为详细的穷人饮食量规定。这里是一份1687年4月(伦敦)圣· 巴塞洛缪慈善收养所管理机构通过的饮食表：(注：Quoted in Robert Jütte,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77.)
星期天：10盎司小麦面包，6盎司煮熟的无骨牛肉，1品脱半牛肉汤，1品脱热酒、稀粥 ，3品脱(每桶)6先令的啤酒；
星期一：10盎司小麦面包，1品脱牛奶糊，6盎司牛肉，1品脱半牛肉汤，3品脱啤酒；
星期二：10盎司面包，半磅煮熟的羊肉，3品脱羊肉汤，3品脱啤酒；
星期三：10盎司面包，4盎司干酪，2盎司黄油，1品脱牛奶糊，3品脱啤酒；
星期四：饮食量同星期天，1品脱加米牛奶糊；
星期五：10盎司面包，1品脱糖泡软食，2盎司干酪，1盎司黄油，1品脱水煮稀粥，3品 脱啤酒；
星期六：饮食量同星期三。
不过慈善收养所接收的穷人主要是老弱病残者，在需要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往往是重 体力劳动的教养所，穷人吃的东西更多。比如1589年萨福克郡贝里的圣·埃德蒙兹教养 所中穷人每日的饮食包括453克面包，1.136公斤粥，227克肉，1.136升啤酒。在“吃鱼 日”不吃肉，而是吃400克海鱼和302克干酪。(注：Carole Shammas,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 pp.134—148.)
按照朗特里的营养学方法，卡罗尔·沙玛斯试图将济贫机构中穷人的食物数量转换成 卡路里。按照她的计算，1589年贝里教养所的穷人日摄入热量2884卡路里，1687年圣· 巴塞洛缪慈善收养所的穷人日摄入2323卡路里。因此，她认为按照今天的标准，济贫机 构的食物足以维持人静态的生存，但不足以从事重体力劳动。(注：Jütte,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pp.77—78.)罗伯特·于特的估计比沙玛斯更 乐观。按照他的换算，1500年至1800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北欧济贫机构中穷人日摄入热 量近3000卡路里，而20世纪一个从事中强度体力活动的人需要2900—3200卡路里。不过 ，前工业时期欧洲人的身材小一些，他们所需要的热量也因此少一些。(注：W.G.Hoskins,Harvest Fluctuations and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1480—1619.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XII,pt.i(1964),p.29.)
当代学者采用的恩格尔系数也被应用到16、17世纪英国贫困程度的分析之中。按照联 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 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事实上，霍斯金斯是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他说在这一时期 “一半至2/3之间的人口是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而且，“工人阶级在饮食方面足足 花去他们收入的80%到90%”。(注：Gregory King Elaborates on His Calculations in Reply to Criticisms by Robert Harley,1697.In Thirsk and 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p.795.)如果霍斯金斯的估计成立的话， 当时英国的大多数人口无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但即使是金，一位被当代史学家 认为有夸大当时贫困程度之嫌的人，也未得出如此悲观的结论。他在1697年对其估算结 果作进一步说明时，将英国人口分为三类，他说：“我发现最穷的一类总开销只有每年 3英镑或每天2便士，在饮食上花去2/3或略高于每天5法寻(旧时值1/4便士的硬币或币值 ——引者注)；中等的一类人头总开销每年7英镑，在饮食上每年花去4英镑；富裕的一 类人头总开销每年50英镑，在饮食上的开销少于1/3”。(34)照此计算，英国穷人的恩 格尔系数为67%，远低于霍斯金斯估计。(注：沙玛斯根据金1695年的估算算出当时英国 最穷的人的食物消费要占74.1%，不过她认为金的估算是不可靠的。See Shammas,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pp.124—125。)
沙玛斯试图根据英国郡治安法官公布的工资规定推算出当时雇工饮食开支在他们工资 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工资规定是以日计的，其中既有包伙食的，也有不包伙食的。沙玛 斯的推算方法是从不包伙食的工资中减去包伙食的工资，得出伙食所需的费用；然后用 伙食费用除以不包伙食的工资，得出伙食在雇工工资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
表2中所划分的5个时期，1420—1514年是一个例外。由于“黑死病”的影响，当时的 英国仍然人口稀少，劳动力紧缺，使得雇工的实际工资保持在较高水平。由于收入较高 ，他们用于饮食支出的比重因而较低，只有43.4%。除此之外，在其余四个时期雇工用 于饮食的支出在51.9%和55.0%之间。按照恩格尔系数，16、17世纪的英国雇工似乎已经 达到了温饱水平。但是沙玛斯的计算有两个明显缺陷，一是她在饮食消费中只计入了雇 工本人的消费，但在通常情况下，雇工的工资还要用来养活妻小。二是沙玛斯是按日计 算的，但是，雇工并不是每天都劳动，因此，还要匀出一部分用于非劳动日消费。约翰 ·康洛斯认为雇工一年劳动可能不超过275天。如果将275天的收入用于365.25天的开支 的话，他们用于食物的开支将上升到70%。(注：John Komlos,The Food Budget of English Workers:A Comment on Shamma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LV!II, no.1(1988),p.149.)沙玛斯本人已经意识到计算的缺陷，不过她认为尽管工资只是用于 支付雇工个人，而不是整个家庭，但雇工家庭通常还有其他收入。她根据戴维·戴维斯 和弗雷德里克·艾登18世纪80、90年代提供的数字，认为在通常情况下雇工户主的工资 还占不到家庭总收入的2/3。(注：Shammas,Food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Well-Be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p.93—95.)唐纳德·伍德沃德和约翰·沃尔特 等人的研究表明，16、17世纪的雇工，包括那些被认为同农业经济分离最彻底的建筑工 人，都保有一小块地。他们通常还享有使用公用地的权利。“对于许多(家庭)来说…… 工资只是收入的一部分。”(注：Donald Woodward,Wage Rat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Past and Present,91(1981),pp.28—46;Walter,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p.88—89.)基于上述考虑，沃 尔特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了沙玛斯的计算结果，用以修正霍斯金斯过分悲观的估计，但 他承认，“毫无疑问，关于(穷人)收入和支出的事实根据还需要更严格的考查”。(注 ：Walter,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86.)
资料来源：Carole Shammas,Food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Well-Be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LIII,no.1(1983),p.93;and 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p.128。
从16、17世纪英国饥荒爆发的情况亦可推晓当时的贫困状况。安德鲁·B.阿普尔拜的 著名研究表明，1587—1588年、1597年和1623年英国西北部的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曾遭 受过严重饥荒。在这些年份许多堂区的死亡人数比通常高出2倍、3倍甚至4倍。有些堂 区登记人员还在死亡登记簿上注明了死者的死因，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死亡同饥 荒的联系。比如格雷斯托克堂区的登记人员记载1623年1月下葬了“一个孤独无助的可 怜人”；3月掩埋了“一个饿死的可怜讨饭娃”和“一个饿死的可怜讨饭男孩”；5月， “詹姆斯·欧文，一个可怜的要饭小伙……死于……极度悲惨中”，同月，还死了“一 个毫无生活来源的穷人”。(注：Andrew B.Appleby,Famin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95,126.)阿普尔 拜同时指出这些饥荒是地区性的，对经济发达的南部地区影响较小；而且即使在易受饥 荒影响的西北边远地区，饥荒的程度也在逐渐减轻。(注：Andrew B.Appleby,Famin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p.133—168.)在稍晚发表的一篇关于英、法饥荒对比 的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法国从1630年至1709年遭受了严重生存危机时，英国“在这一 时期没有生存危机”。(注：Andrew B.Appleby,Grain Prices and Sub-sistence Crises in England and France,1590—174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XXI X,no.4(1979),pp.865—867.)阿普尔拜开创性的研究得到了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课题组 更为详实的研究成果的印证。通过对英国人口死亡率的逐月分析，他们发现当法国、布 拉班特和苏格兰因欠收出现死亡危机(mortality crises)时，英国却没有类似的变化。 他们得出了同阿普尔拜一致的结论：“因此，17世纪中叶以前似乎有两个英格兰：一个 畜牧和边远的英格兰；另一个从事农耕但具有高度专业化程度的英格兰……”由于出产 谷物，加上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使得后者，即英格兰东南部较少受歉收的影响；前者 则相反。不过1623年以后英格兰西北部也摆脱了歉收的影响。(注：E.A.Wrigley and R .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nd,1989,pp.340—342，677—679.)阿普尔拜和剑桥课 题组的研究人员并不是最早得出这一结论的人，早在1662年一位名叫约翰·格朗特的人 就宣称英国死于饥饿的人极少。据他对伦敦近20年死亡登记的研究，在229250死亡人口 中，死于饥饿的不超过51人。(注：Quoted in Peter Laslett,The World We Have Lost:Further Explored.London:Methuen,1983,pp.126,129.)
三
英国“过渡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现了财富占有不均现象，16、17世纪的人口 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可以缓解贫 困问题的条件和因素。其中有些是技术方面的，比如阿普尔拜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较早 地摆脱16、17世纪的生存危机，主要是因为英国扩大了春播作物，如燕麦、大麦的播种 面积并提高了它们的产量。由于不受或较少受冬季气候的影响，春播作物的价格稳定。 因此，当越冬作物小麦和黑麦因严冬歉收时，穷人可以靠价格低廉的、平时只用作马饲 料的燕麦、蚕豆和豌豆度过饥荒。因此，阿普尔拜说：“在法国，穷人由于过高的价格 完全从谷物市场上被排挤出去，因而他们挨饿；英国穷人则以相当合理的价格得到可替 代谷物，因而，他们既没有挨饿，也没有死于与此相关的营养不良。”(注：Appleby,Grain Prices and Subsistence Crises in England and France,1590—1740，pp.883 ,879.)
阿普尔拜提出的技术原因无疑是重要的，但生产的发展，尤其是生产的实质性发展— —劳动生产率提高可能意义更为重大。费边主义者似乎认为社会财富的总量是固定不变 的，因此一部分人之得必然是另一部分人之失。事实并非如此。在经历了中世纪晚期的 “封建主义危机”之后，领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减轻，(注：Bruce M.S.Campbell and Mark Overton eds.,Land,Labour and Livestock.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r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p.36—37.)与此同时，在大陆欧洲发展起来的直 接税，如法国的人头税(taille)，并未在英国出现。英国的税收是以补助金名义征收的 ，是非常规性的，而且税率也很低。(注：C.G.A Clay,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 1500—1700,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p.78;W.G.Hoskins,The Midland Peasant: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Leicestershire Village.London:Macmillan,1957,p.177.)因此，相当一部分农业剩 余保留在直接生产者——农民手中，它们往往被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投入到农业再生产之 中。16、17世纪的英国农民比他们中世纪的前辈拥有更多牲畜。马克·奥弗顿和布鲁斯 ·M.S.坎贝尔利用2000份庄园账簿、3000份遗产清单对混合农业发达的诺福克郡进行了 量化分析，发现14—17世纪该郡单位面积上的牲畜密度翻了一番。(注：Overton and Campbell,Norforlk Livestock Farming 1250—1740: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norial Accounts and Probate Inventories.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 8,4(1992),pp.377—396.)在莱斯特郡的威格斯顿村，普通农户有3匹或4匹马，它们被 用于拉车、犁地和耙田。该村首富威廉·阿斯特尔有12匹马、20头牛和100只羊。(注： Hoskins,The Midland Peasant,pp.158—159.)农民还投资于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等方 面。
早在1967年埃里克·克里奇就指出，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如草场一耕地轮换、水灌草 地、排干沼泽、人工施肥、选种以及引进代替休耕的肥田作物等，英国农业在组织形式 尚未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尽管他的某些具体观点，如由于过 分强调16、17世纪的“农业革命”而贬低18、19世纪的农业进步，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但他对于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基本估计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注：See R.B.Outhwaite ,Progress and Back-wardness in English Agriculture,1500—1650.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XXXIX,i(1986),pp.3—5.国内学者多对克里奇的16、17世纪 “农业革命”论持有保留的肯定态度，如王晋新教授认为16、17世纪英国农业的变化尚 属于“增长”层面的变革，并不具备克里奇认为的“农业革命”性质，但它为17、18世 纪“发展”性新型农业的形成和18世纪下半叶的农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参见王晋新《深 刻而全面的经济变革——论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经济》，载侯建新主编《经济—— 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9—240页。)C.G.A.克莱 在1984年出版的一部带总结性的关于16、17世纪英国经济史的教科书中写道，根据诺福 克和萨福克的资料，估计英国小麦的亩产量从15世纪的8—9蒲式耳上升到17世纪后期的 14—16蒲式耳，增长了75%左右。大麦和燕麦上升的幅度可能更大。加上其他因素，如 改两田制为三田制、引进肥田作物等，16、17世纪英国农产品总量增长了两倍半以上。 (注：Clay,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 1500—1700,vol.1,pp.1 37—138.)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家在克里奇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他们将 “生产率”区分为“土地出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两类，认为16、17世纪英国农业进 步的主要表现还不是土地出产率，即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的增长，而是农业劳动者人均 生产粮食数量的增长。G.克拉克根据统计资料，对1300年和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劳动 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发现在此期间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均净 产出指数由0.38上升到0.95，远远高于同一时期的欧洲大陆国家。克拉克认为这一变化 主要发生在1600年之前。(注：Gregory Clark,Labour Productivity in En-glish Agriculture,1300—1860.In Campbell and Overton(eds.),Land,Labour and Livestoc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p.212—213.)罗伯特·C.艾伦持类似 看法，他认为英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农业革命：一次是17世纪“约曼的农业革命”，另 一次是18世纪“领主的农业革命”，即圈地运动；无论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在提 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前一次革命的影响都远远大于后者。(注：Robert C.Allen,Enclosure and the Yeom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p.13—19.)
由于资料的限制，克拉克选择的比较对象是19世纪中叶，而不是他所要强调的16、17 世纪。因为13、14世纪英国有大量庄园账簿，19世纪有丰富的官方和非官方调查报告， 这两类资料可以用来计算当时劳动投入和产出的比例，但在16、17世纪类似的资料却极 为有限。正因为如此，克拉克和艾伦的估计是可存疑的。事实上，马克·奥弗顿就坚持 认为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发生在18世纪，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以后。(注：Mark Overton,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 996,pp.7—9.)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资本和技术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如 在16、17世纪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英国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注：Mildred Campbell,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New York: 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reprinted in 1968,pp.207—208.)16、17世纪的英国 农民，尤其是“约曼”农经营的土地面积远远大于中世纪的小农，有利于劳动力充分使 用，减少隐性失业；(注：Campbell and Overton(eds.),Land,Labour and Livestock, p.37.)宗教改革废止了中世纪频繁的宗教节日及其庆典活动，使得生产者可用于生产活 动的时间大大增加。(注：Walter,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88.)当时人已意识到在他们生活的年代生产率有很大提高。威廉·哈里森在 《英国叙事》中写道：“毫无疑问，它(指英国土地——引者注)就在我们亲身经历的日 子里变得比过去丰产的多，因为在获取的推动下，我们的农民变得比过去更能吃苦，更 有技巧和更加细心”。(注：Harrison,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p.432.)
英国财富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新兴的社会中间阶层，如约曼农、独立的手工工匠、中 小商人，但普通民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注：Gregory Clark,Productivity Growth without Technical Change in European Agriculture before 185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LVII,no.2(1987),p.420.)16、17世纪英国雇佣工人的实际收 入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迹象表明并不太低。16世纪前期考文垂雇工的日工资 最低不低于3便士，木匠帮工的日工资为10便士，菲西安—亚当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 考文垂的实际工资水平，“至少足以使雇工生活保持在高于真正的生存贫困线以上，帮 工生活则远远高于生存贫困线”。(注：Phythian-Adams,Desolation of a City,pp.13 3—134.)17世纪末已经有人抱怨英国雇佣工人工资太高，以至于影响到该国的制造业。 (注：A Bristol Merchant Discourses on the Merits of High Wages,1695.In Thirsk and 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p.321.)已故雇 工的动产清单表明当时部分雇工是富裕的，比如16世纪60年代去世的莱斯特郡雇工理查 德·斯潘塞遗留下来的动产价值达32英镑18先令8便士，其中18英镑零6便士是别人欠他 的债务。他有一处茅屋及其周围的3—4英亩地；此外，他还有在公用地上放牧的权利， 他在那里养了20只羊、6头牛，还有2—3头猪和6只母鸡。(注：W.G.Hoskins,The Midland Peasant,p.174.)
除生产发展外，当时人对贫困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政府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济贫措施是 “过渡时期”贫困问题得以缓解的另一重要因素。贫困在中世纪早已存在，但一直未引 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与罗马天主教的影响有关。在中世纪贫困被看作是一种“神圣状 态”，穷人被看成是“上帝(受难)的肢体和他本人的代表”，是“上帝的嗣子”，“上 帝的至爱”。(注：Quoted in Michel Mollat,The Poor in the Middle Ag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6,258—259.)受贫困崇拜思想的影响，中世 纪的欧洲出现了一批自愿贫穷者——托钵僧和职业乞丐，他们走村串巷，以乞讨为生， 成为当时欧洲一道奇特的风景线。罗马天主教还宣称施舍可以洗清人的罪，因此，贫困 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清除的，因为它为成千上万渴望拯救的人提供了施舍的对象——穷人 。
这种状况在15、16世纪发生了变化。由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贫困问题变得 比以往更加严峻，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它。当人们用世俗的眼光重新审视贫困时，它没 有了以往神圣的光彩。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认为贫困有损人的尊严，阿格里帕·道比涅说 ：贫困“使人丢人现眼”(注：Quoted in Michel Mollat,The Poor in the Middle Ages,p.256.)16世纪上半叶，当受到人文主义熏陶的英国人突然“发现”他们面临的贫 困问题时，反应尤其强烈。黑尔斯惊呼：“贫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过”。(注：Quoted in Whitney R.D.Jones,The Tudor Commonwealth 1529—1559.London:The Athlone Press,p.110.)英国人文主义者还将贫困与社会动乱联系起来，弗朗西斯·培 根在《论叛乱和动乱》时说：“叛乱之源有两种：多贫与多怨。有多少破产者就有多少 动乱拥护者，这是确定无疑的。(注：Francis Bacon,Collected Works of Francis Bacon,vol.VI:Literal Works.London:Rontledge/Thoemmes Press,1996,pp.408—409. )
从16世纪20—30年代开始，英国的市政官员、慈善家就尝试解决贫困问题的各种途径 和方法。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598年、1601年颁布了著名的《济贫法 》。通过征收济贫税并在基层堂区设置济贫官员，从而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济贫制 度。1793年，兰开夏郡首席治安法官托马斯·巴特沃思·贝利自豪地说：“在这个世界 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穷人得到过像我们这里如此充足的供养。我们每年都征收数额巨大的 资金，用于养活他们……”(注：I.R.Christie,Stress and Stability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97.)贝利的说法并非 夸张。据估计，1783—1785年间英国年平均用于济贫的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2%，领受救 济的穷人达到总人口的10.9%，(注：Paul Slack,The English Poor Law 1531—1782.London:Macmillan,1990,p.30.)足以覆盖英国生活在生存标准线以下的穷人。
看来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远没有以往史学家描述的那样严重。尽管英国在这一时 期经历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但由于生产发展以及近代济贫制度的建立，使可能出现的 严重贫困问题得到了缓解。费边主义史学家在论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同时强调 “过渡时期”的不平等，后世的史学家力图展现这一时期贫困的真实状况，而关注贫困 问题的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更是将这一话题拉得更远。也许贫困问题并不在于贫困 本身，而在于人们对社会异质性的敏感。
注释：
(24)William Harrison,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8,p.133.^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4年04期第153～163页
【作者简介】向荣，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430072
| 【内容提要】 | 16世纪初至17世纪中后期传统上被认为是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英 国普通民众在此期间遭受了普遍的贫困。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界对“过渡时期 ”的贫困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和一些具体史实表明，英国这一时期的 贫困远没有以往史家所描述的那样严重，而且由于生产发展和济贫制度的建立，使可能 出现的严重贫困得到了缓解。同贫困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显示了人们对贫困的理 解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
一
何谓贫困?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贫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19 世纪的讨论中，贫困是绝对的，以生存为标准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改良主义者西 博姆·朗特里在1901年出版的关于约克镇贫困问题调查中提出的“基本贫困(primary poverty)”概念。所谓生活在基本贫困状态的家庭，是指那些“总收入不足以获取维持 纯粹体能所需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的家庭”。(注：B.Seebohm Rowntree,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Bristol:The Policy Press,2000,p.86.)在这里，“最低数量 的生活必需品”主要是指食物。60年代中叶，为美国社会保障局工作的莫利·奥申斯基 将“恩格尔系数”，即食物消费支出在家庭和个人消费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用于贫困问 题研究，调整了衡量贫困家庭和个人的收入标准。(注：Sharon M.Oster,Elizabeth E. Lake,and Conchita Cene Oksman,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overty,vol .1:A Review,Colorado:Westview Press,1978,pp.6—8.)彼得·汤森提出了更为弹性的 贫困概念即影响深远的相对贫困论。(注：Peter Townsend,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相对贫 困论改变了二战后流行的“资本主义消灭了贫困”的观点，使人们认识到“丰裕社会” 的贫困。(注：参见Bronislaw Geremek,Poverty:A Histo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4,pp.1—13。)但是，相对贫困往往搀杂着人们对贫困现象的主观判断 ，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森认为，“相对贫困分析方法只能是对绝对贫困分析方法 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注：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 第26—27页。)
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研究是在托尼、克里斯托弗·希尔的影响下进行的，他 们采用的是社会学家的不平等方法，主要关心的是资本主义带来的财富占有不均现象。 托尼、希尔的研究是理论分析性的，所用资料多为16、17世纪的社会批评家，如休奇· 拉蒂默、罗伯特·克劳利和约翰·黑尔斯等人的言论和著述。实证性研究是由社会经济 史学家W.G.霍斯金斯开启的，他试图根据政府1524年征收补助金(the subsidy)时所作 的财产估价，以及1522年的前期财产状况调查推算出生活在贫困状况中的人口比例。在 理论上，那些年工资收入少于1镑，或拥有动产的价值少于1镑的人属于免税对象，他们 在估价时被登记为“nil”，即“零”或“一无所有”。霍斯金斯将这些“一无所有” 者看作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按照他的统计，这一时期英国城市人口中1/3因“ 一无所有”而被免税，其中某些城市的免税比例更高，比如，在1522年考文垂的前期调 查中一半左右的人口被登记为“nil”。除此之外，达到交税标准的人口中还有相当一 部分是交纳最低额度税金的工资收入者。因此，霍斯金斯估计“在16世纪20年代，足有 2/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非常接近贫困线”。(注：W.G.Hoskins,The Age of Plunder.London:Longman,1976,p.40;W.G.Hoskins,Provincial England.London:Macmillan,1963,pp.83—84.)
在很长时期，霍斯金斯的结论一直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他的方法也被用来分析保存 更为完整的17世纪60—70年代的“炉灶税”(the hearth tax)记录。按照当时的规定符 合以下两个条件的人可免交“炉灶税”：一是其居住的住宅年值1英镑或1英镑以下、拥 有不动产1英镑或1英镑以下以及拥有动产10英镑以下者；二是因为低收入已免交教会税 和济贫税者。据史学家统计，免交“炉灶税”的人口比例在30%—40%之间，同16世纪20 年代初免交“补助金”的人口比例大致相等。(注：Slack,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1988,pp.40—41.)除了政府的税收记录之外，格雷戈里· 金的“1688年英国各类家庭收入和支出估算表”也是史学家的重要佐证。金将当时的英 国家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收入大于支出，他称之为“使本王国财富增加”(increasing the we alth of the kingdom)的家庭，另一类是收入不敷支出，“使本王 国财富减少”(decreasing the wealth of the kingdom)的家庭。其中前一类共511586 户；后一类849000户，这类家庭包括雇佣工人、茅屋农、贫民、普通水手和士兵等。除 此之外，还有3万没有家庭的无业游民。(注：A Scheme of the Income and Expense of the Several Families of England Calculated for the Year 1688.In Joan Thirsk and J.P.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pp.780—781.)史学家通常将金统计表中入不敷出的家庭和没有 家庭的无业游民算作穷人，他们占了英国当时人口的大半。综合上述各种材料，A.B.贝 尔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关于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贫困问题的小册子中宣称：“可靠 的税收记录表明在16世纪20年代和17世纪70年代1/3—1/2的人口生活在或接近于贫困状 态。到本时期末，格雷戈里·金估计‘使本王国财富减少’的(家庭)总数高达3/5。因 此从都铎王朝开始到斯图亚特王朝结束这一时期，英国有一支贫民大军，(他们)可能占 全国居民的大多数。”(注：A.L.Beier,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London:Methuen,1983,p.5.)
采用不平等方法的史学家提供反映当时穷人实际贫困状况的证据不多，因为在他们看 来不平等和贫困的联系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霍斯金斯说那些被免税的人口“没有任何可 见的谋生手段”；(注：Hoskins,Provincial England,p.84.)W.T.麦卡弗里说：“极度 贫困是一半以上人口的命运”；(注：Quoted in Thorold J.Tronrud,Dispelling the Gloom.The Extent of Poverty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Towns:Some Kentish Evidence.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20(1985),p.4.)约翰·伯内特说：“在‘辉 煌’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少数人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富裕和奢侈，与此同时，几乎一半 人口时刻徘徊在饥饿和赤贫的边缘。”(注：John Burnett,A History of the Cost of Living.Harmondsworth,Middlesex:Penguin Books,1969,p.127.)即使在被列举出来的 少量证据中也有不少可存疑的地方。比如，基思·赖特森和戴维·莱文在对特林村的研 究中为了说明1550年至1650年间平民的贫困化过程，用了两条材料。一是已故茅屋农里 查德·赛泽和妻子留下的动产清单。1622年赛泽去世时留下的财物包括两头耕牛、一头 壮猪、一个旧柜子、工具、钱袋和衣物等。三年后他妻子去世时留下的财物更是少得可 怜。其中床上用品包括一个旧床架、两床毯子、三床被单和一个旧的羽毛长枕，厨房用 品包括一张小桌子、一条长板凳、两个柜子、一个装有羊毛的小橱、两个罐子、两个水 壶、一把烤肉叉、五个木碟、六个白镴碟、一把火钳和一个揉面钵，衣物只有一件长外衣、两条围裙、一顶帽子和一双木底鞋。此外，还有户外奔跑的几只鸡。另一条材料来自一个在1623年冬偷吃了他人一只羊的名叫罗伯特·怀特黑德的人的供词：“(我)是一个很穷的人，有一个妻子和七个小孩，(我们)饥饿难熬”。(注：Keith Wrightson and David Levine,Poverty and Piety in an English Village.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9,p.39.)但是，寡妇和家大口阔的家庭可能只是穷人中的穷人，并 不具备赖特森和莱文认为的代表性意义。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用经济学方法分析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社会 史学家的结论受到了置疑。索罗尔德·J.特朗鲁特认为和通常一样，当时人是从不平等 的角度看待贫困问题的，他们所说的“穷人”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是霍斯金斯等人认 为的是生存意义上的。(注：Tronrud,Dispelling the Gloom,pp.2—3.)斯莱克认为免 税者并非真的一无所有，他们只不过因为财产不多被估产人忽略罢了。(注：z 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41.)查尔斯·菲西安—亚当斯对考文垂 的研究表明，那些在1522年征税估产时被登记为“nil”的人口中相当一部分(17.2%)养 有家仆，他们并非真正贫困。根据1523年该城的人口统计，他计算出当时考文垂实际的 贫困人口只有20%，而不是霍斯金斯估计的一半或2/3。(注：Charles Phythian-Adams, Desolation of a C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132—134,2 41.)
采用经济学标准的史学家认为政府的税收记录只是记载了财产的不平等，而非贫困。( 注：John Walter,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In John Walter and Roger Schofield(eds.),Famine,Diseas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rn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84—85.)他 们认为相对于政府的税收记录，英国市政府所做的贫困人口统计更为可信，因为该统计 的观测点是穷人实际的生活状况。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6个城市的贫困人口统计(见表1) ，1557年至1635年英国穷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到20%—25%，远低于根据免税 人口统计出来的穷人数。即使被市政府统计出来的贫困人口中，真正低于生存标准的穷 人又只占少数。比如1570年诺里奇22%的人口被统计为穷人，接受救济者只占其中的1/4 。斯莱克因此认为当时英国需要社会救济才能解除衣食之忧的赤贫者只占总人口的5%， 但在经济危机时期可能上升到20%。(注：Slack,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p.53,71—75.)
表1 1557年至1635年英国城市贫困人口 统计时间 地点 穷人人口数 贫困家庭数 穷人在总人口中(年) 所占比例(%) 1557 伍斯特 777 321 18 1570 诺里奇 2359 790 22 1587 沃里克(圣玛丽堂区) 236 85 12 1597 伊普斯威奇(9个堂区) 410 120 13 1622 哈德斯菲尔德 700 155 20—25 1635 索尔兹伯里(2个堂区) 250 109 5 |
资料来源：Slack,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73。
有关英国穷人食物和营养状况的直接证据有两种，一是当时人的记述，二是济贫机构 留下的穷人饮食量规定。在1577年首次出版的《英国叙事》一书中，威廉·哈里森说英 国富人吃小麦面包，穷人吃黑麦和大麦面包。但在荒年，许多穷人不得不吃由蚕豆、豌 豆或燕麦制成的面包，而这些杂粮通常只用作马饲料。(注：Joan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1500—1640.vol.IV.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450.)后一种情况似乎并不常见。在1623年灾荒时期，诺福 克郡的治安法官报告说，当地穷人制作面包时不得不在大麦面粉中加进荞麦，由于他们 以往很少吃这种面包，因此他们“显得很不喜欢食用”。(注：Harrison,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pp.124—127.)哈里森还说在他生活的年代，富人吃的水产品 、肉食和野味丰富多样，牛奶、黄油、干酪“现在被普遍认为只是下等人的美味食品” 。(注：An Estimate of the Yearly Consumption of Flesh in the Nation.In Thirsk and 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p.784.)穷人也 吃肉，不过数量少得多。金估计，在1688年英国的550万人口中，270万人，即一半左右 的人经常吃肉；44万个因为贫困而免交教会税和济贫税的家庭(合176万人)“每7天吃肉 不超过2天”；另40万个要接受救济和施舍的最穷的家庭(合120万人)“每周吃肉不超过 一次”。(注：The Condition of Poor Farm Tenants,1691.In Thirsk and 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pp.182—183.)从这些资料中似乎可 以看出，尽管同富人相比穷人吃得很差，但他们还是有吃的，并没有挨饿。
清教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1691年为英国贫苦佃农所写的陈情书可以证实这一印象。 他说贫苦佃农比领主家佣仆吃得还差，佣仆跟着主人大鱼大肉，“可怜的佃户每周吃上 一片晾干的咸猪肉就满足了，一些能杀头牛的人，偶尔吃上一小块晾干的牛肉，足以使 他们大快朵颐。”他还说他们舍不得吃自家养的猪和鸡，自家产的蛋和水果，因为要用 它们卖钱交租。他们还要卖掉最好的黄油和奶酪，留下脱脂干酪、脱脂奶和乳液凝块给 自己和家人吃。尽管如此，他仍然承认这些并不足以损害他们的健康。(注：How They Lived,vol.II,An Anthology of Original Accounts Written Between 1485 and 1700 .Compiled by Molly Harrison and O.M.Royst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63,p.61 .)
各种济贫机构，如慈善收养所(hospital)、劳动救济所(workhouse)和教养所(house of correction)留下了较为详细的穷人饮食量规定。这里是一份1687年4月(伦敦)圣· 巴塞洛缪慈善收养所管理机构通过的饮食表：(注：Quoted in Robert Jütte,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77.)
星期天：10盎司小麦面包，6盎司煮熟的无骨牛肉，1品脱半牛肉汤，1品脱热酒、稀粥 ，3品脱(每桶)6先令的啤酒；
星期一：10盎司小麦面包，1品脱牛奶糊，6盎司牛肉，1品脱半牛肉汤，3品脱啤酒；
星期二：10盎司面包，半磅煮熟的羊肉，3品脱羊肉汤，3品脱啤酒；
星期三：10盎司面包，4盎司干酪，2盎司黄油，1品脱牛奶糊，3品脱啤酒；
星期四：饮食量同星期天，1品脱加米牛奶糊；
星期五：10盎司面包，1品脱糖泡软食，2盎司干酪，1盎司黄油，1品脱水煮稀粥，3品 脱啤酒；
星期六：饮食量同星期三。
不过慈善收养所接收的穷人主要是老弱病残者，在需要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往往是重 体力劳动的教养所，穷人吃的东西更多。比如1589年萨福克郡贝里的圣·埃德蒙兹教养 所中穷人每日的饮食包括453克面包，1.136公斤粥，227克肉，1.136升啤酒。在“吃鱼 日”不吃肉，而是吃400克海鱼和302克干酪。(注：Carole Shammas,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 pp.134—148.)
按照朗特里的营养学方法，卡罗尔·沙玛斯试图将济贫机构中穷人的食物数量转换成 卡路里。按照她的计算，1589年贝里教养所的穷人日摄入热量2884卡路里，1687年圣· 巴塞洛缪慈善收养所的穷人日摄入2323卡路里。因此，她认为按照今天的标准，济贫机 构的食物足以维持人静态的生存，但不足以从事重体力劳动。(注：Jütte,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pp.77—78.)罗伯特·于特的估计比沙玛斯更 乐观。按照他的换算，1500年至1800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北欧济贫机构中穷人日摄入热 量近3000卡路里，而20世纪一个从事中强度体力活动的人需要2900—3200卡路里。不过 ，前工业时期欧洲人的身材小一些，他们所需要的热量也因此少一些。(注：W.G.Hoskins,Harvest Fluctuations and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1480—1619.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XII,pt.i(1964),p.29.)
当代学者采用的恩格尔系数也被应用到16、17世纪英国贫困程度的分析之中。按照联 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 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事实上，霍斯金斯是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他说在这一时期 “一半至2/3之间的人口是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而且，“工人阶级在饮食方面足足 花去他们收入的80%到90%”。(注：Gregory King Elaborates on His Calculations in Reply to Criticisms by Robert Harley,1697.In Thirsk and 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p.795.)如果霍斯金斯的估计成立的话， 当时英国的大多数人口无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但即使是金，一位被当代史学家 认为有夸大当时贫困程度之嫌的人，也未得出如此悲观的结论。他在1697年对其估算结 果作进一步说明时，将英国人口分为三类，他说：“我发现最穷的一类总开销只有每年 3英镑或每天2便士，在饮食上花去2/3或略高于每天5法寻(旧时值1/4便士的硬币或币值 ——引者注)；中等的一类人头总开销每年7英镑，在饮食上每年花去4英镑；富裕的一 类人头总开销每年50英镑，在饮食上的开销少于1/3”。(34)照此计算，英国穷人的恩 格尔系数为67%，远低于霍斯金斯估计。(注：沙玛斯根据金1695年的估算算出当时英国 最穷的人的食物消费要占74.1%，不过她认为金的估算是不可靠的。See Shammas,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pp.124—125。)
沙玛斯试图根据英国郡治安法官公布的工资规定推算出当时雇工饮食开支在他们工资 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工资规定是以日计的，其中既有包伙食的，也有不包伙食的。沙玛 斯的推算方法是从不包伙食的工资中减去包伙食的工资，得出伙食所需的费用；然后用 伙食费用除以不包伙食的工资，得出伙食在雇工工资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
表2中所划分的5个时期，1420—1514年是一个例外。由于“黑死病”的影响，当时的 英国仍然人口稀少，劳动力紧缺，使得雇工的实际工资保持在较高水平。由于收入较高 ，他们用于饮食支出的比重因而较低，只有43.4%。除此之外，在其余四个时期雇工用 于饮食的支出在51.9%和55.0%之间。按照恩格尔系数，16、17世纪的英国雇工似乎已经 达到了温饱水平。但是沙玛斯的计算有两个明显缺陷，一是她在饮食消费中只计入了雇 工本人的消费，但在通常情况下，雇工的工资还要用来养活妻小。二是沙玛斯是按日计 算的，但是，雇工并不是每天都劳动，因此，还要匀出一部分用于非劳动日消费。约翰 ·康洛斯认为雇工一年劳动可能不超过275天。如果将275天的收入用于365.25天的开支 的话，他们用于食物的开支将上升到70%。(注：John Komlos,The Food Budget of English Workers:A Comment on Shamma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LV!II, no.1(1988),p.149.)沙玛斯本人已经意识到计算的缺陷，不过她认为尽管工资只是用于 支付雇工个人，而不是整个家庭，但雇工家庭通常还有其他收入。她根据戴维·戴维斯 和弗雷德里克·艾登18世纪80、90年代提供的数字，认为在通常情况下雇工户主的工资 还占不到家庭总收入的2/3。(注：Shammas,Food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Well-Be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p.93—95.)唐纳德·伍德沃德和约翰·沃尔特 等人的研究表明，16、17世纪的雇工，包括那些被认为同农业经济分离最彻底的建筑工 人，都保有一小块地。他们通常还享有使用公用地的权利。“对于许多(家庭)来说…… 工资只是收入的一部分。”(注：Donald Woodward,Wage Rat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Past and Present,91(1981),pp.28—46;Walter,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p.88—89.)基于上述考虑，沃 尔特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了沙玛斯的计算结果，用以修正霍斯金斯过分悲观的估计，但 他承认，“毫无疑问，关于(穷人)收入和支出的事实根据还需要更严格的考查”。(注 ：Walter,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86.)
表2 1420—1720年英国雇工工资中用于饮食部分的百分比时期 北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全国 实际工资指数(年) (%) (%) (%) (%) 1420—1514 — — — 43.4 897 1560—1600 61.7 51.2 52.7 55.0 559 1601—1640 63.3 53.0 50.0 54.9 411 1641—1680 56.7 53.1 47.6 51.9 473 1681—1720 58.3 54.0 47.9 52.9 553 |
资料来源：Carole Shammas,Food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Well-Be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LIII,no.1(1983),p.93;and 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p.128。
从16、17世纪英国饥荒爆发的情况亦可推晓当时的贫困状况。安德鲁·B.阿普尔拜的 著名研究表明，1587—1588年、1597年和1623年英国西北部的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曾遭 受过严重饥荒。在这些年份许多堂区的死亡人数比通常高出2倍、3倍甚至4倍。有些堂 区登记人员还在死亡登记簿上注明了死者的死因，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死亡同饥 荒的联系。比如格雷斯托克堂区的登记人员记载1623年1月下葬了“一个孤独无助的可 怜人”；3月掩埋了“一个饿死的可怜讨饭娃”和“一个饿死的可怜讨饭男孩”；5月， “詹姆斯·欧文，一个可怜的要饭小伙……死于……极度悲惨中”，同月，还死了“一 个毫无生活来源的穷人”。(注：Andrew B.Appleby,Famin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95,126.)阿普尔 拜同时指出这些饥荒是地区性的，对经济发达的南部地区影响较小；而且即使在易受饥 荒影响的西北边远地区，饥荒的程度也在逐渐减轻。(注：Andrew B.Appleby,Famin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p.133—168.)在稍晚发表的一篇关于英、法饥荒对比 的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法国从1630年至1709年遭受了严重生存危机时，英国“在这一 时期没有生存危机”。(注：Andrew B.Appleby,Grain Prices and Sub-sistence Crises in England and France,1590—174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XXI X,no.4(1979),pp.865—867.)阿普尔拜开创性的研究得到了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课题组 更为详实的研究成果的印证。通过对英国人口死亡率的逐月分析，他们发现当法国、布 拉班特和苏格兰因欠收出现死亡危机(mortality crises)时，英国却没有类似的变化。 他们得出了同阿普尔拜一致的结论：“因此，17世纪中叶以前似乎有两个英格兰：一个 畜牧和边远的英格兰；另一个从事农耕但具有高度专业化程度的英格兰……”由于出产 谷物，加上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使得后者，即英格兰东南部较少受歉收的影响；前者 则相反。不过1623年以后英格兰西北部也摆脱了歉收的影响。(注：E.A.Wrigley and R .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nd,1989,pp.340—342，677—679.)阿普尔拜和剑桥课 题组的研究人员并不是最早得出这一结论的人，早在1662年一位名叫约翰·格朗特的人 就宣称英国死于饥饿的人极少。据他对伦敦近20年死亡登记的研究，在229250死亡人口 中，死于饥饿的不超过51人。(注：Quoted in Peter Laslett,The World We Have Lost:Further Explored.London:Methuen,1983,pp.126,129.)
三
英国“过渡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现了财富占有不均现象，16、17世纪的人口 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可以缓解贫 困问题的条件和因素。其中有些是技术方面的，比如阿普尔拜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较早 地摆脱16、17世纪的生存危机，主要是因为英国扩大了春播作物，如燕麦、大麦的播种 面积并提高了它们的产量。由于不受或较少受冬季气候的影响，春播作物的价格稳定。 因此，当越冬作物小麦和黑麦因严冬歉收时，穷人可以靠价格低廉的、平时只用作马饲 料的燕麦、蚕豆和豌豆度过饥荒。因此，阿普尔拜说：“在法国，穷人由于过高的价格 完全从谷物市场上被排挤出去，因而他们挨饿；英国穷人则以相当合理的价格得到可替 代谷物，因而，他们既没有挨饿，也没有死于与此相关的营养不良。”(注：Appleby,Grain Prices and Subsistence Crises in England and France,1590—1740，pp.883 ,879.)
阿普尔拜提出的技术原因无疑是重要的，但生产的发展，尤其是生产的实质性发展— —劳动生产率提高可能意义更为重大。费边主义者似乎认为社会财富的总量是固定不变 的，因此一部分人之得必然是另一部分人之失。事实并非如此。在经历了中世纪晚期的 “封建主义危机”之后，领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减轻，(注：Bruce M.S.Campbell and Mark Overton eds.,Land,Labour and Livestock.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r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p.36—37.)与此同时，在大陆欧洲发展起来的直 接税，如法国的人头税(taille)，并未在英国出现。英国的税收是以补助金名义征收的 ，是非常规性的，而且税率也很低。(注：C.G.A Clay,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 1500—1700,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p.78;W.G.Hoskins,The Midland Peasant: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Leicestershire Village.London:Macmillan,1957,p.177.)因此，相当一部分农业剩 余保留在直接生产者——农民手中，它们往往被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投入到农业再生产之 中。16、17世纪的英国农民比他们中世纪的前辈拥有更多牲畜。马克·奥弗顿和布鲁斯 ·M.S.坎贝尔利用2000份庄园账簿、3000份遗产清单对混合农业发达的诺福克郡进行了 量化分析，发现14—17世纪该郡单位面积上的牲畜密度翻了一番。(注：Overton and Campbell,Norforlk Livestock Farming 1250—1740: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norial Accounts and Probate Inventories.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 8,4(1992),pp.377—396.)在莱斯特郡的威格斯顿村，普通农户有3匹或4匹马，它们被 用于拉车、犁地和耙田。该村首富威廉·阿斯特尔有12匹马、20头牛和100只羊。(注： Hoskins,The Midland Peasant,pp.158—159.)农民还投资于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等方 面。
早在1967年埃里克·克里奇就指出，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如草场一耕地轮换、水灌草 地、排干沼泽、人工施肥、选种以及引进代替休耕的肥田作物等，英国农业在组织形式 尚未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尽管他的某些具体观点，如由于过 分强调16、17世纪的“农业革命”而贬低18、19世纪的农业进步，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但他对于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基本估计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注：See R.B.Outhwaite ,Progress and Back-wardness in English Agriculture,1500—1650.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XXXIX,i(1986),pp.3—5.国内学者多对克里奇的16、17世纪 “农业革命”论持有保留的肯定态度，如王晋新教授认为16、17世纪英国农业的变化尚 属于“增长”层面的变革，并不具备克里奇认为的“农业革命”性质，但它为17、18世 纪“发展”性新型农业的形成和18世纪下半叶的农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参见王晋新《深 刻而全面的经济变革——论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经济》，载侯建新主编《经济—— 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9—240页。)C.G.A.克莱 在1984年出版的一部带总结性的关于16、17世纪英国经济史的教科书中写道，根据诺福 克和萨福克的资料，估计英国小麦的亩产量从15世纪的8—9蒲式耳上升到17世纪后期的 14—16蒲式耳，增长了75%左右。大麦和燕麦上升的幅度可能更大。加上其他因素，如 改两田制为三田制、引进肥田作物等，16、17世纪英国农产品总量增长了两倍半以上。 (注：Clay,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 1500—1700,vol.1,pp.1 37—138.)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家在克里奇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他们将 “生产率”区分为“土地出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两类，认为16、17世纪英国农业进 步的主要表现还不是土地出产率，即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的增长，而是农业劳动者人均 生产粮食数量的增长。G.克拉克根据统计资料，对1300年和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劳动 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发现在此期间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均净 产出指数由0.38上升到0.95，远远高于同一时期的欧洲大陆国家。克拉克认为这一变化 主要发生在1600年之前。(注：Gregory Clark,Labour Productivity in En-glish Agriculture,1300—1860.In Campbell and Overton(eds.),Land,Labour and Livestoc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p.212—213.)罗伯特·C.艾伦持类似 看法，他认为英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农业革命：一次是17世纪“约曼的农业革命”，另 一次是18世纪“领主的农业革命”，即圈地运动；无论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在提 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前一次革命的影响都远远大于后者。(注：Robert C.Allen,Enclosure and the Yeom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p.13—19.)
由于资料的限制，克拉克选择的比较对象是19世纪中叶，而不是他所要强调的16、17 世纪。因为13、14世纪英国有大量庄园账簿，19世纪有丰富的官方和非官方调查报告， 这两类资料可以用来计算当时劳动投入和产出的比例，但在16、17世纪类似的资料却极 为有限。正因为如此，克拉克和艾伦的估计是可存疑的。事实上，马克·奥弗顿就坚持 认为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发生在18世纪，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以后。(注：Mark Overton,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 996,pp.7—9.)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资本和技术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如 在16、17世纪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英国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注：Mildred Campbell,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New York: 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reprinted in 1968,pp.207—208.)16、17世纪的英国 农民，尤其是“约曼”农经营的土地面积远远大于中世纪的小农，有利于劳动力充分使 用，减少隐性失业；(注：Campbell and Overton(eds.),Land,Labour and Livestock, p.37.)宗教改革废止了中世纪频繁的宗教节日及其庆典活动，使得生产者可用于生产活 动的时间大大增加。(注：Walter,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88.)当时人已意识到在他们生活的年代生产率有很大提高。威廉·哈里森在 《英国叙事》中写道：“毫无疑问，它(指英国土地——引者注)就在我们亲身经历的日 子里变得比过去丰产的多，因为在获取的推动下，我们的农民变得比过去更能吃苦，更 有技巧和更加细心”。(注：Harrison,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p.432.)
英国财富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新兴的社会中间阶层，如约曼农、独立的手工工匠、中 小商人，但普通民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注：Gregory Clark,Productivity Growth without Technical Change in European Agriculture before 185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LVII,no.2(1987),p.420.)16、17世纪英国雇佣工人的实际收 入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迹象表明并不太低。16世纪前期考文垂雇工的日工资 最低不低于3便士，木匠帮工的日工资为10便士，菲西安—亚当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 考文垂的实际工资水平，“至少足以使雇工生活保持在高于真正的生存贫困线以上，帮 工生活则远远高于生存贫困线”。(注：Phythian-Adams,Desolation of a City,pp.13 3—134.)17世纪末已经有人抱怨英国雇佣工人工资太高，以至于影响到该国的制造业。 (注：A Bristol Merchant Discourses on the Merits of High Wages,1695.In Thirsk and 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p.321.)已故雇 工的动产清单表明当时部分雇工是富裕的，比如16世纪60年代去世的莱斯特郡雇工理查 德·斯潘塞遗留下来的动产价值达32英镑18先令8便士，其中18英镑零6便士是别人欠他 的债务。他有一处茅屋及其周围的3—4英亩地；此外，他还有在公用地上放牧的权利， 他在那里养了20只羊、6头牛，还有2—3头猪和6只母鸡。(注：W.G.Hoskins,The Midland Peasant,p.174.)
除生产发展外，当时人对贫困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政府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济贫措施是 “过渡时期”贫困问题得以缓解的另一重要因素。贫困在中世纪早已存在，但一直未引 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与罗马天主教的影响有关。在中世纪贫困被看作是一种“神圣状 态”，穷人被看成是“上帝(受难)的肢体和他本人的代表”，是“上帝的嗣子”，“上 帝的至爱”。(注：Quoted in Michel Mollat,The Poor in the Middle Ag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6,258—259.)受贫困崇拜思想的影响，中世 纪的欧洲出现了一批自愿贫穷者——托钵僧和职业乞丐，他们走村串巷，以乞讨为生， 成为当时欧洲一道奇特的风景线。罗马天主教还宣称施舍可以洗清人的罪，因此，贫困 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清除的，因为它为成千上万渴望拯救的人提供了施舍的对象——穷人 。
这种状况在15、16世纪发生了变化。由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贫困问题变得 比以往更加严峻，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它。当人们用世俗的眼光重新审视贫困时，它没 有了以往神圣的光彩。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认为贫困有损人的尊严，阿格里帕·道比涅说 ：贫困“使人丢人现眼”(注：Quoted in Michel Mollat,The Poor in the Middle Ages,p.256.)16世纪上半叶，当受到人文主义熏陶的英国人突然“发现”他们面临的贫 困问题时，反应尤其强烈。黑尔斯惊呼：“贫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过”。(注：Quoted in Whitney R.D.Jones,The Tudor Commonwealth 1529—1559.London:The Athlone Press,p.110.)英国人文主义者还将贫困与社会动乱联系起来，弗朗西斯·培 根在《论叛乱和动乱》时说：“叛乱之源有两种：多贫与多怨。有多少破产者就有多少 动乱拥护者，这是确定无疑的。(注：Francis Bacon,Collected Works of Francis Bacon,vol.VI:Literal Works.London:Rontledge/Thoemmes Press,1996,pp.408—409. )
从16世纪20—30年代开始，英国的市政官员、慈善家就尝试解决贫困问题的各种途径 和方法。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598年、1601年颁布了著名的《济贫法 》。通过征收济贫税并在基层堂区设置济贫官员，从而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济贫制 度。1793年，兰开夏郡首席治安法官托马斯·巴特沃思·贝利自豪地说：“在这个世界 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穷人得到过像我们这里如此充足的供养。我们每年都征收数额巨大的 资金，用于养活他们……”(注：I.R.Christie,Stress and Stability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97.)贝利的说法并非 夸张。据估计，1783—1785年间英国年平均用于济贫的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2%，领受救 济的穷人达到总人口的10.9%，(注：Paul Slack,The English Poor Law 1531—1782.London:Macmillan,1990,p.30.)足以覆盖英国生活在生存标准线以下的穷人。
看来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远没有以往史学家描述的那样严重。尽管英国在这一时 期经历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但由于生产发展以及近代济贫制度的建立，使可能出现的 严重贫困问题得到了缓解。费边主义史学家在论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同时强调 “过渡时期”的不平等，后世的史学家力图展现这一时期贫困的真实状况，而关注贫困 问题的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更是将这一话题拉得更远。也许贫困问题并不在于贫困 本身，而在于人们对社会异质性的敏感。
注释：
(24)William Harrison,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8,p.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