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大国兴衰的历史比较
——黄仁伟研究员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1期
【原文出处】《解放日报》(沪)2004年0919期第⑧页
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居于霸权地位的大国只有英国和美国。真正后来居上并取代老霸权国家、形成并保持新的世界体系的只有美国。先后崛起并挑战现存霸权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它们的崛起分别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并且都在崛起过程中失败。二次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至今仍未有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成功经验。以经济全球化作为主要背景的大国崛起，在历史上更是没有先例可循。虽然中国走的是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但是需要借鉴以往后起大国的经验教训。
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在两次大战中都 成为英国的主要盟友。美国不是推翻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 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
美国崛起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界标，在此前50年美国集中解决国内的统一和制度问题，并且在经济总量上接近头号强国英国；在此后50年美国越来越深刻地卷入两洋战略，并开始主导国际体系的建设。以二次大战为标志，美国完成崛起的过程，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
美国崛起的成功首先在于它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充分的经济要素。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可以直接获得当时最发达的西欧国家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大规模流入。美国获得广大西部疆域后，其国内自然资源可以充分供应并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使它在崛起过程中不会因为资源短缺而中断经济增长。美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中后期的两次技术革命的主要发源地，这使美国的生产力和企业管理制度处于不间断的创新过程，在核心竞争力上很快超过欧洲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获得了对欧洲的巨大债券和战争赔偿，实现了世界范围的财富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从而奠定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安全环境和国际条件。东西两岸的两洋隔绝使美 国可免于卷入欧亚大陆的战争和冲突，也使当时的霸权国家如英、法派遣远征军到北美 的成本极高；即使发生与欧洲宗主国的战争，获胜的有利因素多在美国一边。美国周边 不存在强国作为邻国，南北的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弱于美国，使其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以很 低的成本换来极大的空间，广大的西部边疆成为转移东部社会矛盾的安全阀。
在观察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对国际体系因素应予以高度重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在两次大战中都成为英国的主要盟友 。美国不是推翻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 。相反，德国和日本却充当了对英国霸权的挑战者，这不仅导致德、日崛起的失败，而 且掩盖了美国崛起的巨大后果。在美国上升为新霸权国家的同时，构建了新的国际体系 和国际关系理念，如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和创立联合国体系，使美国的新霸权比英 国的霸权更具有吸引力。
不可回避的是导致美国成功崛起的制度因素。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西方国家中是比较彻底和典型的，几乎没有封建主义的制度残余。从进步主义到罗斯福新政使美国摆脱了传统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避免了美国成为另一个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美国的企业创新制度使美国形成一大批最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构成美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形成完整的思想库体系，使其在崛起过程中获得充分的战略思想来源。这些制度优势使美国的崛起具有较长时间的可持续性，从而积累了更雄厚的实力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崛起是美国内外各种有利要素结合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美国作为唯一成功的崛起大国，其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不能效法的，而且时代背景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素是：国土幅员广大，国内市场潜力深厚，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制度改革和创新是崛 起的内在动因，避免旧体制可能造成的崛起中断；尽可能减少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对抗， 确保周边环境的稳定，以此构造崛起的外部环境。
德、日崛起失败的教训
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中最关键的是毫无节制的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
德国和日本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度成为欧洲和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并对英国及其他老牌强国构成严重威胁。它们的迅速崛起必然遇到现存霸权国家和整个国际体系的压制，形成不可避免的生死对抗。最终导致其崛起进程的中断和失败。尽管二次大战以后，德、日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再崛起，但是始终不能成为完全的世界大国。这其中的教训，值得每个后起大国认真吸取。
战争是这两个国家崛起的基本手段。德国和日本都通过一系列战争完成其原始积累，并确立其强国地位。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实现统一，同时获得土地割让和巨额赔款。日本则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获得巨大的财富资源和殖民地。这些战争不仅奠定了德、日崛起的基础，而且大大刺激了两国扩张的欲望，两国决策者都制定了征服欧洲或亚洲、直至称霸世界的战略计划。一旦走上扩张争霸的道路，战争机器就不会停止转动。俾斯麦之后，威廉二世就把德国的“大陆战略”改为“海洋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同大英帝国展开争夺。德国由此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日本在占领中国大陆大片土地后，也迫不及待地转向进攻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走上与英美全面对抗的道路。由战争起家、又由战争而陷入灭亡，这是德、日崛起又失败的主要轨迹。
经济资源不足，配置手段的军事化，使战前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崛起难以为继。德国和日本在崛起初期都曾获得大量的先进技术，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在短期内迅速成为经济强国。但是在世界市场被殖民体系所分割，国际资源实际上被各国国界所封闭的条件下，德、日都面临着生产能力同资源不足、市场狭小的尖锐矛盾。在世界殖民体系基本确立的条件下，诉诸战争手段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就成为其主要目标。就这一点而言，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充分发展，后起大国无法以和平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转向非和平手段，以军事优势弥补其经济优势的不足，采取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发展模式，从而在长期的战略对抗中丧失其持续发展的潜力。这就成为他们崛起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制度上，战前德国和日本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基本上没有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德国先是保留皇权强大的君主制，后是实行绝对独裁的法西斯专制。日本则实行神化的天皇绝对君权和武士道为基础的军国主义体制。这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是导致德、日把扩张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导致崛起失败的致命缺陷。这种制度缺陷又同德、日当时存在着的狂热民族主义思潮结合。这种制度和文化都使两国的崛起变得极为野蛮残酷，当然就不能被各国所接受。
二次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新成为前三位的世界经济强国，实现其再崛起的部分战略目标。但是，战后德、日的再崛起始终是不完整的，第一次崛起的失败阴影始终笼罩着它们再崛起的路径和前景。美国作为第一强国和现存霸权，将长期保持对德、日的战略控制。
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中最关键的是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
前苏联解体的悲剧
苏联崛起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拖垮了 。
前苏联的崛起有其成功的部分，在十月革命后30年间，苏联在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等方面超常发展，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为世界上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其中不乏成功经验值得学习，但是在苏联崛起的过程中就隐含着其失败的基本因素。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国内制度建设和资源配置方式，处理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关系、现存霸权与后起大国的竞争以及崛起过程中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等问题上没有先例可循，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甚至致命错误。这些问题和错误的长期全面积累，使其国内发展和国际战略都陷入绝境，导致最后解体和全面崩溃。苏联崛起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拖垮了。
苏联崛起首先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30年代大萧条和二次大战期间的成功。苏联在20—30年代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发展目标，国民经济总量一下子跃居世界前列。而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苏联承受二次大战的最困难时期提供了动员能力和物质保证。由于苏联的巨大成功，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基本上是追随苏联模式，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提供了条件和空间。
苏联作为幅员广大、资源丰富的大国，本身具备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潜在优势。而且它的周边也没有强国威胁，使之可能形成一批“卫星国”组成的“安全地带”。正是这些 崛起的优势掩盖了苏联崛起过程中的致命问题，使它的崛起在1960年代以后就陷入停滞 ，1980年代以后就出现综合危机，导致上世纪90年代的崩溃。
苏联崛起过程始终不能摆脱其内在的根本缺陷即高度集权的、高度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和经济活动的低效率长期得不到解决。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使国民经济的总量迅速膨胀，但是在长时期内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结构问题和质量问题。而国民经济活动长期与战争或准战争状态结合，形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即与军事相关的科技和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和不足。这种经济体制和个人迷信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不仅造成苏联内部的政治僵化和经济停滞，而且使整个苏东集团与世界市场处于割裂状态，难以从西方获得技术和资金，国际竞争力日趋下降。
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始起点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对兄弟党的革命援助。但是作为一个大国，这种政策的长期化，就转变为“输出革命”、控制卫星国直到在全球范围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实际上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 权，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其全球战略的基本势力范围。由于长期处于军备竞赛状态，使国 民经济资源无限制地投入战略武器储备和太空军事化，苏联的洲际导弹数量曾达到6000 枚，是美国的两倍之多，可以毁灭世界几十次。这种疯狂的军备竞赛最后拖垮了苏联， 酿成国力枯竭以至经济崩溃。可见，世界大战并不能打垮幅员广大、资源高度集中的苏 联，但是错误的国际战略却可以使苏联走上绝境。
苏联的政治体制是苏联崛起的内部桎梏，它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经济活力，使崛起过程越来越缺乏持久的内在动因。在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政策和肃反扩大化的长期阴影之下，苏联长期实行专制的极权政治，党内清洗不断，大批人才被残酷镇压。缺乏民主和科学决策，造成苏联的一系列战略失误。由于党的特权阶层长期脱离人民，相互包庇利用，形成党内利益集团，从根本上瓦解了苏联党和国家的社会基础。这些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推动苏联解体、并且把国有经济窃为己有的政治力量。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内造成各民族的离心倾向，对外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卫星国”反叛。苏联解体就是始自加盟共和国脱离联盟。可见，在长期僵化、脱离人民的政治体制下，一个大国即使不发生战争等外来破坏，也是无法实现和平崛起的。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俄罗斯)崛起的中断和失败。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也是俄罗斯历史的悲剧。尽管如此，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潜在条件仍然存在。在一定的国际条件下，经过较长时期的内部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是可能的。如同二战后的德、日，俄罗斯的再崛起不会是前苏联帝国的重复。
从前苏联崛起失败的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深刻教训：一是无论国内资源如何丰富，一旦实行与经济全球化相脱离的封闭经济体制，其国民经济就必然失去活力和竞争力，经济增长就难以均衡持续。因此，开放和竞争是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二是国内制度因素的极端重要性，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保证和平发展的两个轮子。三是国际战略的正确和适当定位，无论出于什么良好的动机，一旦走上争夺世界霸权、挑战国际体系的道路，就很难再回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来。因此，“和平发展”是个广泛而多层次的概念，并不是与狭义的“战争崛起”相对应的“和平发展”，而是指是否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急于打破现存国际体系，即使实现了一定阶段的崛起目标，也可能前功尽弃。
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
中国必须摈弃近代以来后起大国依靠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崛起道路，走出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起大国和平发展之路。
根据对美国、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各自崛起过程的成败分析，我们对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认识：
大国的和平崛起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必须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实行市场开放战略，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各种资源，全面提升综合国力。
大国的和平崛起应避免与现存的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既要防止卷入大规模战争而中断崛起的过程，也要防止展开大规模军备竞赛而引起国民经济资源的无限制消耗。即使不发生世界大战，争夺世界霸权的目标本身就是“非和平崛起”。
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与主要邻国形成稳定的互利合作机制；而不是通过组成军事集团建立势力范围和安全地带。有了和平的周边环境，就可能把战争和战略摊牌的危险性降到最低限度。
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借鉴他国制度的先进性，防止国内的制度弊端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根据本国国情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水平，推进经济的市场制度建设和政治的民主制度建设，对于确立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极为重要。
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应防止崛起过程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提高国家的软力量，吸取世界的先进文化，都是改变国民素质的必要手段。
大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很长的曲折的历史过程，在世界范围内主要霸权国家的更替过程一般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因此，不能把20—30年的阶段性崛起等同于和平崛起道路的成功。
后起的大国能否成功地和平崛起，也取决于它与现存霸权大国的关系。当霸权大国处于力量鼎盛时期，后起大国对它发起挑战或争霸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导致后起大国的崛起中断甚至完全失败。当霸权大国面临重大危机时，后起大国对它的支持是双方有利的，既帮助霸权大国渡过难关，又是后起大国获得自身崛起的最有利条件。当霸权大国进入衰落阶段，后起大国可能以自然的渐进的过程取而代之。这并不是完全排除后起大国与霸权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当霸权大国的战略指向是摧毁后起大国的生存环境和核心利益时，后起大国的奋起抗争是完全必要的和正义的。这种抗争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 崛起的战略机遇和条件。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时代背景下，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和和平发展。这是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战略道路，她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深远影响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过分。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发展，是一个占人类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发展，是一个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 她必须发展，而且只能是和平发展。这样一条道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摈弃近代以来后起大国依靠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崛起道路。这是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起大国和平发展之路。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后起大国，如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冷战时的苏联，它们走的都是挑战霸权、扩大军备或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崛起道路，所以都失败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要避免走这些大国老路。^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1期
【原文出处】《解放日报》(沪)2004年0919期第⑧页
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在两次大战中都 成为英国的主要盟友。美国不是推翻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 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
美国崛起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界标，在此前50年美国集中解决国内的统一和制度问题，并且在经济总量上接近头号强国英国；在此后50年美国越来越深刻地卷入两洋战略，并开始主导国际体系的建设。以二次大战为标志，美国完成崛起的过程，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
美国崛起的成功首先在于它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充分的经济要素。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可以直接获得当时最发达的西欧国家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大规模流入。美国获得广大西部疆域后，其国内自然资源可以充分供应并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使它在崛起过程中不会因为资源短缺而中断经济增长。美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中后期的两次技术革命的主要发源地，这使美国的生产力和企业管理制度处于不间断的创新过程，在核心竞争力上很快超过欧洲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获得了对欧洲的巨大债券和战争赔偿，实现了世界范围的财富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从而奠定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安全环境和国际条件。东西两岸的两洋隔绝使美 国可免于卷入欧亚大陆的战争和冲突，也使当时的霸权国家如英、法派遣远征军到北美 的成本极高；即使发生与欧洲宗主国的战争，获胜的有利因素多在美国一边。美国周边 不存在强国作为邻国，南北的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弱于美国，使其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以很 低的成本换来极大的空间，广大的西部边疆成为转移东部社会矛盾的安全阀。
在观察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对国际体系因素应予以高度重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在两次大战中都成为英国的主要盟友 。美国不是推翻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 。相反，德国和日本却充当了对英国霸权的挑战者，这不仅导致德、日崛起的失败，而 且掩盖了美国崛起的巨大后果。在美国上升为新霸权国家的同时，构建了新的国际体系 和国际关系理念，如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和创立联合国体系，使美国的新霸权比英 国的霸权更具有吸引力。
不可回避的是导致美国成功崛起的制度因素。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西方国家中是比较彻底和典型的，几乎没有封建主义的制度残余。从进步主义到罗斯福新政使美国摆脱了传统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避免了美国成为另一个世界大战的发源地。美国的企业创新制度使美国形成一大批最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构成美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形成完整的思想库体系，使其在崛起过程中获得充分的战略思想来源。这些制度优势使美国的崛起具有较长时间的可持续性，从而积累了更雄厚的实力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崛起是美国内外各种有利要素结合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美国作为唯一成功的崛起大国，其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不能效法的，而且时代背景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素是：国土幅员广大，国内市场潜力深厚，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制度改革和创新是崛 起的内在动因，避免旧体制可能造成的崛起中断；尽可能减少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对抗， 确保周边环境的稳定，以此构造崛起的外部环境。
德、日崛起失败的教训
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中最关键的是毫无节制的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
德国和日本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度成为欧洲和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并对英国及其他老牌强国构成严重威胁。它们的迅速崛起必然遇到现存霸权国家和整个国际体系的压制，形成不可避免的生死对抗。最终导致其崛起进程的中断和失败。尽管二次大战以后，德、日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再崛起，但是始终不能成为完全的世界大国。这其中的教训，值得每个后起大国认真吸取。
战争是这两个国家崛起的基本手段。德国和日本都通过一系列战争完成其原始积累，并确立其强国地位。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实现统一，同时获得土地割让和巨额赔款。日本则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获得巨大的财富资源和殖民地。这些战争不仅奠定了德、日崛起的基础，而且大大刺激了两国扩张的欲望，两国决策者都制定了征服欧洲或亚洲、直至称霸世界的战略计划。一旦走上扩张争霸的道路，战争机器就不会停止转动。俾斯麦之后，威廉二世就把德国的“大陆战略”改为“海洋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同大英帝国展开争夺。德国由此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日本在占领中国大陆大片土地后，也迫不及待地转向进攻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走上与英美全面对抗的道路。由战争起家、又由战争而陷入灭亡，这是德、日崛起又失败的主要轨迹。
经济资源不足，配置手段的军事化，使战前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崛起难以为继。德国和日本在崛起初期都曾获得大量的先进技术，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在短期内迅速成为经济强国。但是在世界市场被殖民体系所分割，国际资源实际上被各国国界所封闭的条件下，德、日都面临着生产能力同资源不足、市场狭小的尖锐矛盾。在世界殖民体系基本确立的条件下，诉诸战争手段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就成为其主要目标。就这一点而言，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充分发展，后起大国无法以和平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转向非和平手段，以军事优势弥补其经济优势的不足，采取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发展模式，从而在长期的战略对抗中丧失其持续发展的潜力。这就成为他们崛起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制度上，战前德国和日本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基本上没有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德国先是保留皇权强大的君主制，后是实行绝对独裁的法西斯专制。日本则实行神化的天皇绝对君权和武士道为基础的军国主义体制。这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是导致德、日把扩张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导致崛起失败的致命缺陷。这种制度缺陷又同德、日当时存在着的狂热民族主义思潮结合。这种制度和文化都使两国的崛起变得极为野蛮残酷，当然就不能被各国所接受。
二次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新成为前三位的世界经济强国，实现其再崛起的部分战略目标。但是，战后德、日的再崛起始终是不完整的，第一次崛起的失败阴影始终笼罩着它们再崛起的路径和前景。美国作为第一强国和现存霸权，将长期保持对德、日的战略控制。
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中最关键的是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
前苏联解体的悲剧
苏联崛起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拖垮了 。
前苏联的崛起有其成功的部分，在十月革命后30年间，苏联在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等方面超常发展，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为世界上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其中不乏成功经验值得学习，但是在苏联崛起的过程中就隐含着其失败的基本因素。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国内制度建设和资源配置方式，处理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关系、现存霸权与后起大国的竞争以及崛起过程中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等问题上没有先例可循，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甚至致命错误。这些问题和错误的长期全面积累，使其国内发展和国际战略都陷入绝境，导致最后解体和全面崩溃。苏联崛起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拖垮了。
苏联崛起首先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30年代大萧条和二次大战期间的成功。苏联在20—30年代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发展目标，国民经济总量一下子跃居世界前列。而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苏联承受二次大战的最困难时期提供了动员能力和物质保证。由于苏联的巨大成功，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基本上是追随苏联模式，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提供了条件和空间。
苏联作为幅员广大、资源丰富的大国，本身具备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潜在优势。而且它的周边也没有强国威胁，使之可能形成一批“卫星国”组成的“安全地带”。正是这些 崛起的优势掩盖了苏联崛起过程中的致命问题，使它的崛起在1960年代以后就陷入停滞 ，1980年代以后就出现综合危机，导致上世纪90年代的崩溃。
苏联崛起过程始终不能摆脱其内在的根本缺陷即高度集权的、高度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和经济活动的低效率长期得不到解决。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使国民经济的总量迅速膨胀，但是在长时期内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结构问题和质量问题。而国民经济活动长期与战争或准战争状态结合，形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即与军事相关的科技和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和不足。这种经济体制和个人迷信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不仅造成苏联内部的政治僵化和经济停滞，而且使整个苏东集团与世界市场处于割裂状态，难以从西方获得技术和资金，国际竞争力日趋下降。
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始起点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对兄弟党的革命援助。但是作为一个大国，这种政策的长期化，就转变为“输出革命”、控制卫星国直到在全球范围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实际上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 权，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其全球战略的基本势力范围。由于长期处于军备竞赛状态，使国 民经济资源无限制地投入战略武器储备和太空军事化，苏联的洲际导弹数量曾达到6000 枚，是美国的两倍之多，可以毁灭世界几十次。这种疯狂的军备竞赛最后拖垮了苏联， 酿成国力枯竭以至经济崩溃。可见，世界大战并不能打垮幅员广大、资源高度集中的苏 联，但是错误的国际战略却可以使苏联走上绝境。
苏联的政治体制是苏联崛起的内部桎梏，它扼杀了苏联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经济活力，使崛起过程越来越缺乏持久的内在动因。在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政策和肃反扩大化的长期阴影之下，苏联长期实行专制的极权政治，党内清洗不断，大批人才被残酷镇压。缺乏民主和科学决策，造成苏联的一系列战略失误。由于党的特权阶层长期脱离人民，相互包庇利用，形成党内利益集团，从根本上瓦解了苏联党和国家的社会基础。这些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推动苏联解体、并且把国有经济窃为己有的政治力量。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内造成各民族的离心倾向，对外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卫星国”反叛。苏联解体就是始自加盟共和国脱离联盟。可见，在长期僵化、脱离人民的政治体制下，一个大国即使不发生战争等外来破坏，也是无法实现和平崛起的。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俄罗斯)崛起的中断和失败。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也是俄罗斯历史的悲剧。尽管如此，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潜在条件仍然存在。在一定的国际条件下，经过较长时期的内部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是可能的。如同二战后的德、日，俄罗斯的再崛起不会是前苏联帝国的重复。
从前苏联崛起失败的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深刻教训：一是无论国内资源如何丰富，一旦实行与经济全球化相脱离的封闭经济体制，其国民经济就必然失去活力和竞争力，经济增长就难以均衡持续。因此，开放和竞争是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二是国内制度因素的极端重要性，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保证和平发展的两个轮子。三是国际战略的正确和适当定位，无论出于什么良好的动机，一旦走上争夺世界霸权、挑战国际体系的道路，就很难再回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来。因此，“和平发展”是个广泛而多层次的概念，并不是与狭义的“战争崛起”相对应的“和平发展”，而是指是否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急于打破现存国际体系，即使实现了一定阶段的崛起目标，也可能前功尽弃。
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
中国必须摈弃近代以来后起大国依靠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崛起道路，走出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起大国和平发展之路。
根据对美国、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各自崛起过程的成败分析，我们对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认识：
大国的和平崛起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必须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实行市场开放战略，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各种资源，全面提升综合国力。
大国的和平崛起应避免与现存的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既要防止卷入大规模战争而中断崛起的过程，也要防止展开大规模军备竞赛而引起国民经济资源的无限制消耗。即使不发生世界大战，争夺世界霸权的目标本身就是“非和平崛起”。
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与主要邻国形成稳定的互利合作机制；而不是通过组成军事集团建立势力范围和安全地带。有了和平的周边环境，就可能把战争和战略摊牌的危险性降到最低限度。
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借鉴他国制度的先进性，防止国内的制度弊端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根据本国国情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水平，推进经济的市场制度建设和政治的民主制度建设，对于确立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极为重要。
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应防止崛起过程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提高国家的软力量，吸取世界的先进文化，都是改变国民素质的必要手段。
大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很长的曲折的历史过程，在世界范围内主要霸权国家的更替过程一般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因此，不能把20—30年的阶段性崛起等同于和平崛起道路的成功。
后起的大国能否成功地和平崛起，也取决于它与现存霸权大国的关系。当霸权大国处于力量鼎盛时期，后起大国对它发起挑战或争霸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导致后起大国的崛起中断甚至完全失败。当霸权大国面临重大危机时，后起大国对它的支持是双方有利的，既帮助霸权大国渡过难关，又是后起大国获得自身崛起的最有利条件。当霸权大国进入衰落阶段，后起大国可能以自然的渐进的过程取而代之。这并不是完全排除后起大国与霸权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当霸权大国的战略指向是摧毁后起大国的生存环境和核心利益时，后起大国的奋起抗争是完全必要的和正义的。这种抗争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 崛起的战略机遇和条件。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时代背景下，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和和平发展。这是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战略道路，她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深远影响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过分。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发展，是一个占人类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发展，是一个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 她必须发展，而且只能是和平发展。这样一条道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摈弃近代以来后起大国依靠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崛起道路。这是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起大国和平发展之路。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后起大国，如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冷战时的苏联，它们走的都是挑战霸权、扩大军备或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崛起道路，所以都失败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要避免走这些大国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