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简论近代泰国日本两国的改革
马丁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1期
【原文出处】《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04期第25～29，39页
【作者简介】马丁(1958—)，男，浙江杭州人，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外近现代史及旅游文化。浙江 杭州 310036
【关 键 词】近代/泰国/日本/改革
19世纪中叶以后，亚洲各国普遍掀起了自上而下的革新浪潮，开始了各自的现代化进程。而在这众多的改革运动中，只有泰国和日本的改革取得了成功。本文将从两国在改革前夕的社会基础，改革的领导者及其指导思想，改革的措施和成效等这三方面入手，对泰国和日本的改革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探求导致两国改革的这种不同成效的原因。
一、改革前夕的社会基础
泰国日本的改革是有着相似的历史进程和动因的，改革前的两国同属于落后的封建专制的东方国家。从16世纪中叶开始，它们就先后与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打过交道，因为惧怕天主教会对本国文化的侵蚀，以及西方国家“……通过贸易或通过天主教传教士的阴谋而攫取政治上的支配权的一切危险”，[1](P15)从此，它们进入了长达二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时期。
泰国虽然曾先后与英美两国签订过贸易条约，但由于其统治者始终认为“西方的影响带来的危险，远比拒绝西方的要求招来的后果尤甚”，[2](P167)1855年3月27日，英国驻香港总督鲍林爵士率领英国使团，在军舰的护送下访问了泰国。在炮舰的威逼下，泰 国国王蒙固被迫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鲍林条约》。日本早在1846年法国印度支那舰 队驶至长崎，要求提供燃料与淡水等物。[3](P15)而觊觎日本领土的俄国，成为“妨害 封建日本酣睡的一个最具有经常性的力量。”[1](P37)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 率领由四条“黑船”组成的舰队到达浦贺，要求日本开港。在优势的军事力量面前，日 本屈服了，被迫同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 切权益，也同样无条件地给予美国等等。[3](P16)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泰国和日 本的统治者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决定 改变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在国内逐步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泰国拉 玛革新和日本明治维新。
首先就文化背景来讲。泰国主要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日本却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所以两国无论是在社会政经、教育，还是在国民素质、民族性格等各方面都不尽相同。泰国是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对于泰国来说，佛教既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又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它对整个国家、社会一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泰国的寺院和僧侣的数量相当多，单就曼谷来说，到19世纪中叶，就有82座寺院，40万的居民中有上万人是僧侣，当时最大的寺院有僧侣五百到六百多人。[4](P79)小乘佛教主要宣扬“八正道”等教义，目的就在于把“试图用暴力改变现存制度是徒劳的这种思想深印在人们的意识里”，[4](P80)帮助封建国家控制民众，镇压人民的抵抗。所以就民族性来讲 ，泰国人往往安于现状，在日常的生活中缺乏集体精神和一定的组织纪律性。他们面对 改革热潮的到来，不是置若罔闻就是不知如何是好。泰国复杂的多民族因素，也给其改 革增加了许多难点。另外泰国的教育体制是将宗教、伦理与文化融于一体，从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水平，也影响了改革的成效。
佛教在日本同样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其影响远不能与儒家思想相提并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十分重视教育和集体原则。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日本改革的成功，很大原因在于日本人的这种意识。与泰国人相比，日本人是一个高度单一的民族，这为集体意识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日本儒教在吸取中国儒家思想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特色。第一，日本儒家比中国儒家更加重视现实，他们强调经世致用。第二，日本儒家对中国儒学中的“有德者王”，以及“放伐”，“革命”[5](P160)的思想逐渐淡化。第三，日本儒学更关注如何灵活应付时势的变动，而不拘泥于既定的循序原则。第四，日本儒学能够长期与佛教、神道教等其他思想共存，而不像中国儒学那样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以上所举的这些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为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所以仅从文化背景上看，日本的改革就要比泰国便利得多，条件充足得多。但日本因地处海岛又是同一民族，促使形成了日本人的孤芳自赏、狭隘多疑、小心眼等的岛国心理。
其次从政经方面来看。与大多数封建国家不同的是，19世纪上半期泰国还存在奴隶这个社会阶层，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行政机关方面，国家设立了四个最高职位，由亲王们担任。国王是泰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封建国家的化身。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泰国权力的实际操纵者。国王掌握着正规军。分封土地等各项权力，“一切法律和命令出自国王”。[4](P65)因此，比起其他亚洲国家来说，泰国的封建基础要沉稳地多，在推行改革的时候，所遇的阻力也就更大。泰国的农业技术水平很低，土地耕作技术相当原始，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要依靠劳动力的增加才能达到。泰国的商品生产微乎极微，而商人仅仅是“在封建主和市场之间的贸易业务中充当经纪人”[4](P156)这种商业活动往往出现“一切以黄金归根结底重新回到大官儿的手中而告终”[4](P156)的结局。到了拉玛五世登基时，泰国依旧处于十分落后的传统社会中。据西方学者描述，当时泰国没有一部固定的法典，新式的医院和学校，没有近代化的军队，根本没有海军，没有铁路、邮政、电报、几乎没有公路，甚至连债务奴隶制也还未完全取消。[6](P91)在这种社会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自然也就困难重重了。
日本门户开放后，农村出现了“自外国贸易兴，产业增进农民忙作业而国家亡乐逐减”[3](P65)的现象，破坏了传统的以小农为主体的自然经济。而在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又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的势力，使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动摇。德川幕府中后期，统治阶级日趋腐败。农民不仅要向封建领主缴纳“五公五民”，甚至“三公三民”的实物地租，还要承担各种名义的苛捐杂税，如场院税，住宅税，甚至连女儿长到一定年龄也要交税。[3](P6)广大农民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时，就纷纷发动起义反抗封建领主的残酷压榨。从1590—1867年间，日本的农民起义多达2809起，平均每年就有近10起。[3](P8)农民起义的浪潮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基础，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武士是幕府统治的基础，属于统治阶层。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武士的禄米往往被穷困的大名所裁减或停发，穷困潦倒使得他们的地位日趋没落。武士的反抗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封建统治基础的动摇，这说明德川幕府摇摇欲坠，不堪一击。自身的腐朽，农民的暴动，武士的反抗，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严重的内忧外患，使幕府成为众矢之的。各种反幕势力正在相互联合利用外来威胁，共同反对幕府的统治。“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伟大的变革正在日本降临。
如上所述，改革前的泰国和日本因是落后的封建国家，面对内外困挠，泰国的封建统治依然在各个领域占据着绝对优势，而日本的幕府统治已危如累卵。当改革浪潮汹涌而至时，泰国统治者依然能固守封建制度，控制改革，并用它来加强封建统治，而日本的当政者已无法控制局势，改革席卷全国，冲垮了封建幕府，并建立起新的政权。
二、改革的领导者及其指导思想
领导泰国拉玛改革的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包括以国王朱拉隆功为首的，一批受过西方近代教育的年轻的王室成员，以及少数上层贵族。
西方列强的侵入使泰国一部分的统治阶级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特别是曾经在欧洲各国高等学校受过教育的青年贵族，他们提出了必须改革国家制度，才能捍卫泰国独立的思想。拉玛五世宣布改革后，这些青年贵族都积极投入，并担负起国家机关的重要职务。当时“盘踞最重要国家职位的全是王室的代表人物，”[4](P369)如内务部长丹隆，外交部长德瓦旺萨，军事部长潘努朗吉西都是国王的兄弟，而司法部长腊比，陆军怀念契腊，教育督导吉滴亚孔等则都是国王的儿子。这个领导集团牢牢控制着国家的政权，虽然其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过西方近代教育，但是他们毕竟太年轻，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能很好地处理一些矛盾和问题。加上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改革中尽可能地避及封建君主专制，即使在不得不改革的地方也要尽可能地维护旧制度，使其不受影响。正是因为泰国领导改革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贵族，所以改革是不彻底的。
泰国改革强调“泰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即在维护当地传统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制度。拉玛五世虽然推动了改革，但他始终坚持维护泰国的君主专制和传统文化，因而可以说它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改革。早在1886年，拉玛五世收到一份六十页长，由十一个人签名的请愿书。请愿书提出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实行内阁责任制。拉玛五世虽然表示同意改革，但却只字不提君主立宪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君主专制才是适合泰国国情和民情的。
在改革的学习对象上，泰国并没有直接向欧美学习。1871年初，拉玛五世出访了英国人和荷兰人统治下的新加坡和爪哇，同年年底又去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可以看看“外国，考察它们的风俗习惯，以便吸取那些对于暹罗将来的昌盛可为借鉴的东西，”[4](P289)拉玛五世在这些国家参观了海军舰队、陆军兵营，访问了学校、医院、工厂、商店、邮局、博物馆等，西方文明的这些产物使得年轻的国王感受颇深，回国后就立即模仿新加坡英军建制改建侍卫队。这说明泰国改革一开始学习的只是列强在东方殖民地的某些制度，而不是西方制度的原型。虽然这也是一种进步，但是殖民地毕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生产水平，科学技术落后，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形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气氛，向它们学习的后果自然不同于直接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另外，泰国的改革仅局限于应付外来威胁，保全自身的独立。泰国领导人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主动采取措施使自己“文明”起来，以便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更加适应西方的要求，让人家承认它是个“文明”的国家，免得列强们以“开化”的名义进来，使泰国像缅甸、老挝这些邻邦那样沦为西方殖民大国的牺牲品。在这种拘束的目光短浅的思想指导下，泰国的政策至始至终都没有超出自卫图存的原则。因而拉玛维新虽然获取了成功，但泰国却没有立即强大起来，在英法两大势力狭小的间隙中，泰国不得不为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而疲于奔命，无暇他顾。
领导日本明治维新的表面上是些皇族亲王朝廷公卿和一些封建领主，但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实际掌握在由倒幕的下层武士和商人组成的改革集团手中。尤其是下级武士，他们是维新思想领袖和政治领导人，富有政治斗争的经验。在日本封建社会里，武士是以佩刀向领主服务，护卫封建制度，到了幕府统治的末期，陷入贫困的武士对幕府的仇恨与日剧增，最终引发了讨幕战争。武士进行反幕斗争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推翻媚外的幕府，进而反抗列强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二是恢复封建等级秩序，重现武士昔日的辉煌。但是当幕府被推翻后，武士们却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因为在反抗旧体制的同时，他们也动摇了自身所赖以自下而上的封建基础。既然已无退路，所以他们只能痛下决心，实行彻底的变革，甚至不惜向自己“开刀”。
日本改革就明确提出“脱亚入欧”的指导思想。已经控制政府的下级武士，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摆脱亚洲的固陋，尽快转向西方文明”，[7]尽快将日本封建社会改造成为西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使日本在今后的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与泰国不同的是，日本的改革直接向欧美国家学习，全方位地仿效西方文明，以迅速彻底地将日本改造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国家。1871年的12月，由当时日本新政权主要成员组成的岩仓使节团，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访问了美、英、法、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12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细致周密的考察，使节团确立了以英国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楷模，以德国的立宪君主专制为日本的政治体制，同时选取了日本所要追求的方向，把富国强兵作为明治政府最重大的任务之一，可以说，岩仓代表团的出访成为日本走上近代契机。到了70年代，一切效仿欧美各国现行制度为原则的各种制度的改革，更被认为是“具有超越封建统治者个别权益的绝对价值。”[8](P12)
在日本改革的指导思想中，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明治维新不仅要求日本摆脱受侵略和奴役的地位，更要求进一步增强国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领导改革的武士们并没有始终将眼光放在自己图存上，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对改革提出了不同的目的和措施。维新使日本的力量迅速增强。而它的扩张野心也在随之膨胀。到了19世纪末，日本已几乎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泰国可能想成为中南半岛上的霸主，而日本想的却是凌驾众国之上，成为主宰世界的主人。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中国，通过《马关条约》获取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权益；1902年的英日结盟，使日本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个与欧洲列强结盟的亚洲国家；1905年的日俄之战，又使日本最终确立了强国的地位，这种高起点高目标自然会要求日本的改革采取更为彻底有效的措施，其成果也就更为显著。
三、改革的具体措施及成效
针对泰国和日本不同的社会基础、指导思想，两国的统治集团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改革措施。
(一)政治。泰国1875年，拉玛五世宣布废除封爵授田的“萨卡迪纳”制，改为实行“薪俸制”。1892—1897年间他又实行地方行政机构制度的改革，“这就把全国纳入了统一听命于中央朝廷的管理系统”，[9](P32)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奴隶制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泰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时泰国的奴隶数量很大，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之多。[6](P92)。针对这一状况拉玛五世颁布法律规定：“强行运出，买进或卖出一个奴隶的，处以一至七年徒刑或课以一百至一十铢的罚款。”[2](P188)拉玛五世的废除奴隶制在泰国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不仅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而且解放了劳动力，从客观上促进了泰国生产力的发展。
日本明治政权对中央机构进行三次大改组，基本清除了政府机关中旧的亲王，稳定了日本的中央权力机构。1871年，新政权经过周密准备后终于颁布了《废藩置县诏书》，下令废除尚存的260多个藩，将全面划分为二府72县。[3](P57)结束了幕府时代封建割据的局面，真正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帝国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此外日本设立了上下两院制的国会，使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以外第一个试验国会制度成功的国家。
(二)经济。泰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还是围绕着增加大米生产和出口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它侧重于农业的发展。1874年，拉玛五世亲政伊始，就规定对新开垦的稻田免税3年。[4](P250)在政府这些措施的推动下，从80年代中期起，泰国土地耕种面积不断增加，稻米生产也随之迅速发展，尤其是大米的出口，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平均 每年大米出口从6万吨增加到90万吨左右，[10](P107)总增长约为800%。[6](P93)在拉 玛维新期间颁布的措施仅仅是有利于扩大耕地，而没有大力引进西方新的生产技术予以 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虽然比以前有些改进，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质的飞跃，农民使用的 仍是原始的农具和耕作方法。所以经过改革之后，泰国广大地区的农业经济还是不太发 达。
泰国在改革之初就确定了以个体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经济政策，这必然引起对工业发展的忽视。到了1929年，泰国全国的工业劳动者也仅为164526人。占全部劳动人口的2.19%[10](P107)可见这一时期泰国的工业没有能够完成现代化。工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泰国工农业比重的失调，使泰国失去了迅速增强国力的经济动力，以致改革后的泰国仍然是东方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的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它将走上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近代化发展道路，而不象日本那样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近代化征途，成为一个强国。
日本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就运用国家权力推行“殖产兴业”，发展社会经济，由于封建时代的商业高利贷资本还没有完成向产业资本办企业转移，强行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自上而下地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在“殖产兴业”方面投入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1870年到1885年，政府有关投资总计约达2.1亿元，约占同期年收入总额的1/4[3](P100)明治政府还建立起现代银行体系，积极改革货币，开展大规模公用设施建设，这些经济政策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到了19世纪末，日本资本主义正式形成。
明治政府在全力发展工业的同时，也致力于农业生产的提高。对此明治政府对农业技术的引进一直着眼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提倡精耕细作和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在明治维新时期，政府开垦了北海道大量的荒地，并把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广到落后地区，促进了大规模地区性作物生产专业化。在1878年—1882年，1913—1917年间，由于耕种方法的技术的改进，日本农业产量增长120%，土地生产力提高80%劳动生产率增长136%，耕地面积扩大了35%，[11](P2)农业发展之迅速由此可见。到19世纪末，从农业中取 得的余额已为日本的产业增长和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大量资金。
(三)教育。1872年春，泰国第一所世俗学校创立。1892年国家教育部成立，并公布《全国教育法规》，全面推行新式教育。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世俗学校读书的学生从1886年的2000人增加到1913年的12，3000人。[2](P193)但是泰国的教育改革没有能够完 全走向世俗化和科学化。连泰国教育的官员也认为，“当僧侣各就其位时，教育就进步 。”[2](P28)此外，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教育经费少得可怜，在1898—1920年 间，政府所拨的教育经费仅占国家预算的3%。[2](P193)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改革后 泰国的教育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还落后于东南亚大多数的殖民地国家。但不管 怎么说19世纪末泰国教育体制的改革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它为泰国的近代化事业输送了 人才，加快了泰国的发展。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要比同时期的泰国拥有更先进的教育基础和科学知识，而且具有重视正规教育的传统，因此教育改革要比泰国来得容易。明治初年，维新政府便将教育作为国家之“大本”，要求兴办近代教育。1873年，日本小学的就学率为适龄儿童总数的28%，以后逐年上升，到1904年后已经接近100%，完成了政府“邑无不学之产，家无不学之人”的要求。[3](P65)从1907年开始，日本实行了完全的免费义务教育。与泰国相比，明治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投入的精力和费用要大得多。1869年1月—1877年6月，文部省的总开支为788万日元以上，约占同时期日本政府总开支的7%，仅次于陆海军两省和工部省，[3](P165)这为日本的教育改革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明治政府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不仅使日本移植和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科技知识，更为日本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提高了整个国民素质，落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赶上乃至超过世界先进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总之，泰国日本的改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在政治上，两国都维护了各自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泰国拉玛五世他提出了以“独立、文明、进步、繁荣”作为维新的目标。[13](P5)这一目标对两国来说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二，由于两国改革的差异，因而在经济现代化上出现了巨大的距离。但两国在废除封建制度，为其工业现代化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在文化教育上，两国改革后积极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西方书籍，为在东方传播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废除落后的封建思想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泰日的改革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这些改革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一)两国在政经上的改革，只是维护君主统治的本身，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实现了全国行政制度的统一，并没有改变君主的统治，在许多方面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二)在文化教育上，两国改革后的教育体制与军国主义、宗教的联系也是千丝万缕挥斩不尽。中国著名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在1891年就指出：“数十年来，暹罗崇尚西法，与英法诸国交谊颇深，国势尚称完固。盖东洋诸国力募西法者，日本也；南洋诸国力募西法者，暹罗也。”[4](P231)确实，泰日改革不仅在亚洲近代改革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乃至在世界改革史上也应有它光辉的一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1期
【原文出处】《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04期第25～29，39页
【作者简介】马丁(1958—)，男，浙江杭州人，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外近现代史及旅游文化。浙江 杭州 310036
| 【内容提要】 | 近代泰国和日本的改革是基于相似的历史进程和动因的，但两国改革后却沿着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速度向前发展，以致今日的泰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如此大相径庭。本文将从两国在改革前的社会基础、领导者及指导思想和改革后的具体措施成效等方面入手，对泰国和日本的改革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探求导致两国改革的这种不同成效的原因。 |
一、改革前夕的社会基础
泰国日本的改革是有着相似的历史进程和动因的，改革前的两国同属于落后的封建专制的东方国家。从16世纪中叶开始，它们就先后与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打过交道，因为惧怕天主教会对本国文化的侵蚀，以及西方国家“……通过贸易或通过天主教传教士的阴谋而攫取政治上的支配权的一切危险”，[1](P15)从此，它们进入了长达二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时期。
泰国虽然曾先后与英美两国签订过贸易条约，但由于其统治者始终认为“西方的影响带来的危险，远比拒绝西方的要求招来的后果尤甚”，[2](P167)1855年3月27日，英国驻香港总督鲍林爵士率领英国使团，在军舰的护送下访问了泰国。在炮舰的威逼下，泰 国国王蒙固被迫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鲍林条约》。日本早在1846年法国印度支那舰 队驶至长崎，要求提供燃料与淡水等物。[3](P15)而觊觎日本领土的俄国，成为“妨害 封建日本酣睡的一个最具有经常性的力量。”[1](P37)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 率领由四条“黑船”组成的舰队到达浦贺，要求日本开港。在优势的军事力量面前，日 本屈服了，被迫同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 切权益，也同样无条件地给予美国等等。[3](P16)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泰国和日 本的统治者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决定 改变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在国内逐步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泰国拉 玛革新和日本明治维新。
首先就文化背景来讲。泰国主要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日本却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所以两国无论是在社会政经、教育，还是在国民素质、民族性格等各方面都不尽相同。泰国是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对于泰国来说，佛教既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又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它对整个国家、社会一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泰国的寺院和僧侣的数量相当多，单就曼谷来说，到19世纪中叶，就有82座寺院，40万的居民中有上万人是僧侣，当时最大的寺院有僧侣五百到六百多人。[4](P79)小乘佛教主要宣扬“八正道”等教义，目的就在于把“试图用暴力改变现存制度是徒劳的这种思想深印在人们的意识里”，[4](P80)帮助封建国家控制民众，镇压人民的抵抗。所以就民族性来讲 ，泰国人往往安于现状，在日常的生活中缺乏集体精神和一定的组织纪律性。他们面对 改革热潮的到来，不是置若罔闻就是不知如何是好。泰国复杂的多民族因素，也给其改 革增加了许多难点。另外泰国的教育体制是将宗教、伦理与文化融于一体，从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水平，也影响了改革的成效。
佛教在日本同样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其影响远不能与儒家思想相提并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十分重视教育和集体原则。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日本改革的成功，很大原因在于日本人的这种意识。与泰国人相比，日本人是一个高度单一的民族，这为集体意识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日本儒教在吸取中国儒家思想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特色。第一，日本儒家比中国儒家更加重视现实，他们强调经世致用。第二，日本儒家对中国儒学中的“有德者王”，以及“放伐”，“革命”[5](P160)的思想逐渐淡化。第三，日本儒学更关注如何灵活应付时势的变动，而不拘泥于既定的循序原则。第四，日本儒学能够长期与佛教、神道教等其他思想共存，而不像中国儒学那样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以上所举的这些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为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所以仅从文化背景上看，日本的改革就要比泰国便利得多，条件充足得多。但日本因地处海岛又是同一民族，促使形成了日本人的孤芳自赏、狭隘多疑、小心眼等的岛国心理。
其次从政经方面来看。与大多数封建国家不同的是，19世纪上半期泰国还存在奴隶这个社会阶层，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行政机关方面，国家设立了四个最高职位，由亲王们担任。国王是泰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封建国家的化身。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泰国权力的实际操纵者。国王掌握着正规军。分封土地等各项权力，“一切法律和命令出自国王”。[4](P65)因此，比起其他亚洲国家来说，泰国的封建基础要沉稳地多，在推行改革的时候，所遇的阻力也就更大。泰国的农业技术水平很低，土地耕作技术相当原始，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要依靠劳动力的增加才能达到。泰国的商品生产微乎极微，而商人仅仅是“在封建主和市场之间的贸易业务中充当经纪人”[4](P156)这种商业活动往往出现“一切以黄金归根结底重新回到大官儿的手中而告终”[4](P156)的结局。到了拉玛五世登基时，泰国依旧处于十分落后的传统社会中。据西方学者描述，当时泰国没有一部固定的法典，新式的医院和学校，没有近代化的军队，根本没有海军，没有铁路、邮政、电报、几乎没有公路，甚至连债务奴隶制也还未完全取消。[6](P91)在这种社会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自然也就困难重重了。
日本门户开放后，农村出现了“自外国贸易兴，产业增进农民忙作业而国家亡乐逐减”[3](P65)的现象，破坏了传统的以小农为主体的自然经济。而在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又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的势力，使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动摇。德川幕府中后期，统治阶级日趋腐败。农民不仅要向封建领主缴纳“五公五民”，甚至“三公三民”的实物地租，还要承担各种名义的苛捐杂税，如场院税，住宅税，甚至连女儿长到一定年龄也要交税。[3](P6)广大农民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时，就纷纷发动起义反抗封建领主的残酷压榨。从1590—1867年间，日本的农民起义多达2809起，平均每年就有近10起。[3](P8)农民起义的浪潮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基础，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武士是幕府统治的基础，属于统治阶层。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武士的禄米往往被穷困的大名所裁减或停发，穷困潦倒使得他们的地位日趋没落。武士的反抗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封建统治基础的动摇，这说明德川幕府摇摇欲坠，不堪一击。自身的腐朽，农民的暴动，武士的反抗，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严重的内忧外患，使幕府成为众矢之的。各种反幕势力正在相互联合利用外来威胁，共同反对幕府的统治。“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伟大的变革正在日本降临。
如上所述，改革前的泰国和日本因是落后的封建国家，面对内外困挠，泰国的封建统治依然在各个领域占据着绝对优势，而日本的幕府统治已危如累卵。当改革浪潮汹涌而至时，泰国统治者依然能固守封建制度，控制改革，并用它来加强封建统治，而日本的当政者已无法控制局势，改革席卷全国，冲垮了封建幕府，并建立起新的政权。
二、改革的领导者及其指导思想
领导泰国拉玛改革的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包括以国王朱拉隆功为首的，一批受过西方近代教育的年轻的王室成员，以及少数上层贵族。
西方列强的侵入使泰国一部分的统治阶级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特别是曾经在欧洲各国高等学校受过教育的青年贵族，他们提出了必须改革国家制度，才能捍卫泰国独立的思想。拉玛五世宣布改革后，这些青年贵族都积极投入，并担负起国家机关的重要职务。当时“盘踞最重要国家职位的全是王室的代表人物，”[4](P369)如内务部长丹隆，外交部长德瓦旺萨，军事部长潘努朗吉西都是国王的兄弟，而司法部长腊比，陆军怀念契腊，教育督导吉滴亚孔等则都是国王的儿子。这个领导集团牢牢控制着国家的政权，虽然其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过西方近代教育，但是他们毕竟太年轻，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能很好地处理一些矛盾和问题。加上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改革中尽可能地避及封建君主专制，即使在不得不改革的地方也要尽可能地维护旧制度，使其不受影响。正是因为泰国领导改革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贵族，所以改革是不彻底的。
泰国改革强调“泰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即在维护当地传统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制度。拉玛五世虽然推动了改革，但他始终坚持维护泰国的君主专制和传统文化，因而可以说它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改革。早在1886年，拉玛五世收到一份六十页长，由十一个人签名的请愿书。请愿书提出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实行内阁责任制。拉玛五世虽然表示同意改革，但却只字不提君主立宪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君主专制才是适合泰国国情和民情的。
在改革的学习对象上，泰国并没有直接向欧美学习。1871年初，拉玛五世出访了英国人和荷兰人统治下的新加坡和爪哇，同年年底又去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可以看看“外国，考察它们的风俗习惯，以便吸取那些对于暹罗将来的昌盛可为借鉴的东西，”[4](P289)拉玛五世在这些国家参观了海军舰队、陆军兵营，访问了学校、医院、工厂、商店、邮局、博物馆等，西方文明的这些产物使得年轻的国王感受颇深，回国后就立即模仿新加坡英军建制改建侍卫队。这说明泰国改革一开始学习的只是列强在东方殖民地的某些制度，而不是西方制度的原型。虽然这也是一种进步，但是殖民地毕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生产水平，科学技术落后，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形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气氛，向它们学习的后果自然不同于直接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另外，泰国的改革仅局限于应付外来威胁，保全自身的独立。泰国领导人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主动采取措施使自己“文明”起来，以便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更加适应西方的要求，让人家承认它是个“文明”的国家，免得列强们以“开化”的名义进来，使泰国像缅甸、老挝这些邻邦那样沦为西方殖民大国的牺牲品。在这种拘束的目光短浅的思想指导下，泰国的政策至始至终都没有超出自卫图存的原则。因而拉玛维新虽然获取了成功，但泰国却没有立即强大起来，在英法两大势力狭小的间隙中，泰国不得不为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而疲于奔命，无暇他顾。
领导日本明治维新的表面上是些皇族亲王朝廷公卿和一些封建领主，但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实际掌握在由倒幕的下层武士和商人组成的改革集团手中。尤其是下级武士，他们是维新思想领袖和政治领导人，富有政治斗争的经验。在日本封建社会里，武士是以佩刀向领主服务，护卫封建制度，到了幕府统治的末期，陷入贫困的武士对幕府的仇恨与日剧增，最终引发了讨幕战争。武士进行反幕斗争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推翻媚外的幕府，进而反抗列强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二是恢复封建等级秩序，重现武士昔日的辉煌。但是当幕府被推翻后，武士们却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因为在反抗旧体制的同时，他们也动摇了自身所赖以自下而上的封建基础。既然已无退路，所以他们只能痛下决心，实行彻底的变革，甚至不惜向自己“开刀”。
日本改革就明确提出“脱亚入欧”的指导思想。已经控制政府的下级武士，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摆脱亚洲的固陋，尽快转向西方文明”，[7]尽快将日本封建社会改造成为西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使日本在今后的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与泰国不同的是，日本的改革直接向欧美国家学习，全方位地仿效西方文明，以迅速彻底地将日本改造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国家。1871年的12月，由当时日本新政权主要成员组成的岩仓使节团，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访问了美、英、法、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12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细致周密的考察，使节团确立了以英国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楷模，以德国的立宪君主专制为日本的政治体制，同时选取了日本所要追求的方向，把富国强兵作为明治政府最重大的任务之一，可以说，岩仓代表团的出访成为日本走上近代契机。到了70年代，一切效仿欧美各国现行制度为原则的各种制度的改革，更被认为是“具有超越封建统治者个别权益的绝对价值。”[8](P12)
在日本改革的指导思想中，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明治维新不仅要求日本摆脱受侵略和奴役的地位，更要求进一步增强国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领导改革的武士们并没有始终将眼光放在自己图存上，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对改革提出了不同的目的和措施。维新使日本的力量迅速增强。而它的扩张野心也在随之膨胀。到了19世纪末，日本已几乎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泰国可能想成为中南半岛上的霸主，而日本想的却是凌驾众国之上，成为主宰世界的主人。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中国，通过《马关条约》获取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权益；1902年的英日结盟，使日本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个与欧洲列强结盟的亚洲国家；1905年的日俄之战，又使日本最终确立了强国的地位，这种高起点高目标自然会要求日本的改革采取更为彻底有效的措施，其成果也就更为显著。
三、改革的具体措施及成效
针对泰国和日本不同的社会基础、指导思想，两国的统治集团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改革措施。
(一)政治。泰国1875年，拉玛五世宣布废除封爵授田的“萨卡迪纳”制，改为实行“薪俸制”。1892—1897年间他又实行地方行政机构制度的改革，“这就把全国纳入了统一听命于中央朝廷的管理系统”，[9](P32)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奴隶制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泰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时泰国的奴隶数量很大，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之多。[6](P92)。针对这一状况拉玛五世颁布法律规定：“强行运出，买进或卖出一个奴隶的，处以一至七年徒刑或课以一百至一十铢的罚款。”[2](P188)拉玛五世的废除奴隶制在泰国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不仅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而且解放了劳动力，从客观上促进了泰国生产力的发展。
日本明治政权对中央机构进行三次大改组，基本清除了政府机关中旧的亲王，稳定了日本的中央权力机构。1871年，新政权经过周密准备后终于颁布了《废藩置县诏书》，下令废除尚存的260多个藩，将全面划分为二府72县。[3](P57)结束了幕府时代封建割据的局面，真正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帝国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此外日本设立了上下两院制的国会，使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以外第一个试验国会制度成功的国家。
(二)经济。泰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还是围绕着增加大米生产和出口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它侧重于农业的发展。1874年，拉玛五世亲政伊始，就规定对新开垦的稻田免税3年。[4](P250)在政府这些措施的推动下，从80年代中期起，泰国土地耕种面积不断增加，稻米生产也随之迅速发展，尤其是大米的出口，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平均 每年大米出口从6万吨增加到90万吨左右，[10](P107)总增长约为800%。[6](P93)在拉 玛维新期间颁布的措施仅仅是有利于扩大耕地，而没有大力引进西方新的生产技术予以 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虽然比以前有些改进，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质的飞跃，农民使用的 仍是原始的农具和耕作方法。所以经过改革之后，泰国广大地区的农业经济还是不太发 达。
泰国在改革之初就确定了以个体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经济政策，这必然引起对工业发展的忽视。到了1929年，泰国全国的工业劳动者也仅为164526人。占全部劳动人口的2.19%[10](P107)可见这一时期泰国的工业没有能够完成现代化。工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泰国工农业比重的失调，使泰国失去了迅速增强国力的经济动力，以致改革后的泰国仍然是东方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的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它将走上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近代化发展道路，而不象日本那样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近代化征途，成为一个强国。
日本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就运用国家权力推行“殖产兴业”，发展社会经济，由于封建时代的商业高利贷资本还没有完成向产业资本办企业转移，强行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自上而下地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在“殖产兴业”方面投入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1870年到1885年，政府有关投资总计约达2.1亿元，约占同期年收入总额的1/4[3](P100)明治政府还建立起现代银行体系，积极改革货币，开展大规模公用设施建设，这些经济政策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到了19世纪末，日本资本主义正式形成。
明治政府在全力发展工业的同时，也致力于农业生产的提高。对此明治政府对农业技术的引进一直着眼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提倡精耕细作和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在明治维新时期，政府开垦了北海道大量的荒地，并把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广到落后地区，促进了大规模地区性作物生产专业化。在1878年—1882年，1913—1917年间，由于耕种方法的技术的改进，日本农业产量增长120%，土地生产力提高80%劳动生产率增长136%，耕地面积扩大了35%，[11](P2)农业发展之迅速由此可见。到19世纪末，从农业中取 得的余额已为日本的产业增长和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大量资金。
(三)教育。1872年春，泰国第一所世俗学校创立。1892年国家教育部成立，并公布《全国教育法规》，全面推行新式教育。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世俗学校读书的学生从1886年的2000人增加到1913年的12，3000人。[2](P193)但是泰国的教育改革没有能够完 全走向世俗化和科学化。连泰国教育的官员也认为，“当僧侣各就其位时，教育就进步 。”[2](P28)此外，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教育经费少得可怜，在1898—1920年 间，政府所拨的教育经费仅占国家预算的3%。[2](P193)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改革后 泰国的教育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还落后于东南亚大多数的殖民地国家。但不管 怎么说19世纪末泰国教育体制的改革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它为泰国的近代化事业输送了 人才，加快了泰国的发展。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要比同时期的泰国拥有更先进的教育基础和科学知识，而且具有重视正规教育的传统，因此教育改革要比泰国来得容易。明治初年，维新政府便将教育作为国家之“大本”，要求兴办近代教育。1873年，日本小学的就学率为适龄儿童总数的28%，以后逐年上升，到1904年后已经接近100%，完成了政府“邑无不学之产，家无不学之人”的要求。[3](P65)从1907年开始，日本实行了完全的免费义务教育。与泰国相比，明治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投入的精力和费用要大得多。1869年1月—1877年6月，文部省的总开支为788万日元以上，约占同时期日本政府总开支的7%，仅次于陆海军两省和工部省，[3](P165)这为日本的教育改革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明治政府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不仅使日本移植和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科技知识，更为日本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提高了整个国民素质，落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赶上乃至超过世界先进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总之，泰国日本的改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在政治上，两国都维护了各自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泰国拉玛五世他提出了以“独立、文明、进步、繁荣”作为维新的目标。[13](P5)这一目标对两国来说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二，由于两国改革的差异，因而在经济现代化上出现了巨大的距离。但两国在废除封建制度，为其工业现代化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在文化教育上，两国改革后积极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西方书籍，为在东方传播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废除落后的封建思想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泰日的改革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这些改革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一)两国在政经上的改革，只是维护君主统治的本身，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实现了全国行政制度的统一，并没有改变君主的统治，在许多方面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二)在文化教育上，两国改革后的教育体制与军国主义、宗教的联系也是千丝万缕挥斩不尽。中国著名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在1891年就指出：“数十年来，暹罗崇尚西法，与英法诸国交谊颇深，国势尚称完固。盖东洋诸国力募西法者，日本也；南洋诸国力募西法者，暹罗也。”[4](P231)确实，泰日改革不仅在亚洲近代改革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乃至在世界改革史上也应有它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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