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唐大和上东征传》(高山寺本)管窥
王勇/半田晴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0期
【原文出处】《图书馆工作与研究》(津)2004年03期第43～46页
【作者简介】日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00
王勇(1956-)，男，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日]半田晴久(1951-) ，男，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关 键 词】唐大和上东征传/高山寺本/手抄考证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6610(2004)03-0043-04
1 引言
高山寺本是《唐大和上东征传》现存诸本中比较重要的古抄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有该抄本的复制本，架藏编号为“ハ4/2640”，我们曾借来校合《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发现刊本
之误不在少数。
复制本装订成册子，配以绢面函套，扉页有“昭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购求”之早稻 田大学图书馆印，函套底部贴有笺纸，写明是贵重国书刊行会第三期第四回配本，昭和 十一年(1936)四月三十日印刷，同年五月一日由便利堂发行。函套中除了复制本，附有 藤堂佑范执笔的《解说》一册。
此抄本之所以称作“高山寺本”，是因为卷头和卷尾钤有“高山寺”长方形朱印，故 知属于京都高山寺旧藏。以后流出经阁，经久原文库而归古梓堂文库所有，1936年前存 放京都大学托管，1948年东急电铁财东五岛庆太将其悉数购入，翌年创设大东急再编成 记念图书馆，1954年改称大东急记念文库。由于藏主几经转换，高山寺本也称作“古梓 堂文库本”、“大东急记念文库本”。(注：藏中进先生认为，应该以现在的收藏者命 名为“大东急记念文库本”，完全可以接纳。不过考虑到“高山寺本”(或“高山本”) 的称呼已经约定俗成，大多数论文、著作均如此指称，本文也随俗称作“高山寺本”。 参照藏中进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之研究》，[日]樱枫社1976年7月版，第24～25页。)
高山寺本《唐大和上东征传》，1993年6月10日被日本文化厅指定为仅次于“国宝”的 “重要文化财”，原件也就很难亲睹。2003年10月，我们在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冈雅彦教 授的斡旋下，终于获得一个完整的影印本，2004年寒假期间完成录文，并参照京都东寺 观智院袭藏的两个古抄本(观智院甲本、观智院乙本)，做了初步校勘。
一般而言，国内外学者用作研究资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不外乎《群书类从》本 、《大日本佛教全书》本、《日本大藏经》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这四种均属于 清代以后的刊本(现在比较容易看到的多为刊本的影印本)，很少有人直接去查阅抄本， 所以江户时代以来的误读，一直流传至今。
造成上述现象的几个重要原因，一是古抄本深藏秘阁，一般读者不易借阅；二是包括 高山寺本在内的古抄本，迄今尚无完整的录本，识读数百年乃至千年前的抄本，并非一 蹴而就的易事。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叙述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分析封页题字、跋记内容 、书写风格等，对书手情况作些揣摩；其二，梳理高山寺本的源流，推测其抄写的年代 及背景；其三，与刊本进行比较，指陈流布本中的一些舛讹。
2 书手考证
高山寺本用纸36张，纸质坚韧，双面抄写，粘叶装帧(复制本改装成册子本)。另插加 封页一张，系后人依原样清抄字迹漫涣的封面题字3行：
鉴真传也 五十五箱
唐大和上东征传一帖 甲
使唐沙门 章观之
封面卷名题字与本文字迹相仿，也许出自一人之手(尤其是“唐”字，特点明显)。首 行“鉴真传也”大概乃收藏者为方便辨认而书，“五十五箱”便是藏书的编号了。此抄 本全卷只有“高山寺”印而已，归藏久原文库、古梓堂之前，似乎未经易主，则首行文 字或许为高山寺藏经阁人手笔。
次行“唐大和上东征传”为书名，“一帖”说明当时就成粘叶装帧，而不是古抄本常 见的卷子本。第二行末尾的“甲”所指不明，一种解释是抄手所记，也可能是藏主的编 目。
尾行“使唐沙门章观之”，从字迹相同判断，即封页卷名题字之人。“使唐沙门”说 明他去过中国(五代以后日本仍习称中国为“唐”)，唯“章观之”难解，“章观”看作 人名，则“之”无处着落；“观之”解作题字人验书，单靠一个“章”字难定其为何人 。这个问题暂且搁下，接着看本文。
卷头题“唐大和上东征传 真人元开撰”，其下钤“高山寺”朱印一方。本文每半叶7 行，每行18字左右不等，墨书字体古拙，洋溢刚直之气，推测书手年富力强、底气充沛 。虽然仅仅是一种推测，但卷末的跋记或许可以作为旁证：“老后可奉施入金峰山寺， 可令成就现世后生之所愿给。”
句中的“奉”、“给”，是日语的特殊措辞，含有所谓的“和臭(日本调)”，不是纯 正的汉文，证明书手是日本人；“老后”云云说明书手未臻老境，而封页自署“使唐沙 门”也非青少年之谓。如此看来，既有资格出使中国，又考虑老后之事，与其说是中年 ，毋庸说更似壮年之口吻。
此抄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全卷只录汉文，字里行间没有夹杂其它抄本常见的训点符号 ，眉头地脚也无多见于刊本类的批注、考证，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传本中堪称罕见的 白文本。这至少说明高山寺本依据的母本，比较接近奈良时代真人元开的原本；同时也 佐证书手汉学功底不弱，能够不借助训点读通艰深的古汉文，大概与他有过“使唐”经 历有关。
全卷删改字12处，补字26处，书手抄写完毕后作了相当仔细的复查；抄写时遇到母本 脱字、漏句，书手并未擅自补入，基本上留空示之，从此点也可看出比较忠实于母本。 藏中进评述：“字体颇显拙劣杂乱，行文态度则极为严谨。”(注：藏中进著《唐大和 上东征传之研究》，[日]樱枫社1976年7月版，第26页。)大致是公允之论。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书手是位僧侣，法号中带有“章”字，曾经去过中国，具有相当 的汉学功底，抄写目的为了自己“老后可奉施入金峰山寺”，以“成就现世后生之所愿 ”；进而推测书手正当壮年，与高山寺、金峰山寺或有宗派上的关联，抄写《唐大和上 东征传》出于个人信仰，则与鉴真或有某种渊源关系。考虑到现存另外两个古抄本—— 观智院甲本、观智院乙本，均保存在真言宗的东寺，则书手很有可能是真言宗门徒，或 者是天台宗中兼修密教的学僧。
3 抄写年代
关于高山寺本的抄写年代，藤堂佑范在复制本的《解说》中推断：“视为镰仓末期， 恐无大碍。”继而通过跋记分析：
跋记中提到的金峰山寺，在大和吉野山，往时属天台、真言二宗，今为天台宗延
寺的末寺……中古时山门渐盛，僧坊达百余院，号称“吉野大众”，敢与高野 山抗衡，曾迎后醍醐天皇鸾舆，其隆盛如此。深受僧俗崇信，此本大概于是时抄写施入 。
藤堂佑范认为“此本大概于是时抄写施入”，用词有些欠妥。前面已经提到，跋记明 言“老后”云云，说明抄写时未入老境；也就是说，书手抄写完毕后，并未马上“施入 ”金峰山寺。
此外，藤堂佑范在推断抄写年代时，还出现一个疏忽。《解说》首先推定抄写时期为 “镰仓末期”，镰仓时代起自1192年，迄于1333年；但后文又说抄写于“迎后醍醐天皇 鸾舆”之时，而此时已进入南北朝时期(1333～1392)。(注：延元元年(1336)十二月二 十一日，后醍醐天皇奉国宝神器行幸吉野山，与京都的北朝公开对立。)因此，藤堂佑 范推测的年代，正确地说，应该是南北朝初期。
多数日本学者均倾向于“南北朝时期”说，如神田喜一郎认为“大概抄写于南北朝时 代”(注：神田喜一郎为东方学术协会复制本《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日]高桐书院 1946年6月版)所写的《解说》，此文后收入作者《东洋学文献丛说》，二玄社1969年3 月版。)，安藤更生也判定为“十四世纪前后之写本”(注：安藤更生译《现代语译东征 传》(译者序)，收入《鉴真和上——圆寂1200年记念》，[日]春秋社1963年11月版。) ，藏中进从书风、字体推断：“可以说比室町时代要早，但晚于镰仓时代。”(注：藏 中进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之研究》，[日]樱枫社1976年7月版，第26页。)
如上所述，日本学者大多认同抄写年代在南北朝时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没有一 人拿出确凿的证据，因而说话中气不足，使用一些暧昧词汇，如“也许”、“大概”、 “恐怕”等，以避免把话说死。不过，我们手中也无铁证，只能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三个 旁证，希望有助于抄写年代的推断。
首先，“使唐沙门章观之”云云，语气不似禅宗之辈，而近平安时代僧侣的口吻。纵 观大势，平安时代入唐者多为天台、真言两宗，镰仓以后(尤其是室町时代)则多为禅宗 ，称呼也从“沙门”、“和上”转变为“禅师”、“和尚”等，因而此抄本即便出自平 安以后之人，也应该在室町之前。
其次，抄本卷末有如下一则跋记：“老后可奉施入金峰山寺，可令成就现世后生之所 愿给。”藤堂佑范据此推测抄写于镰仓、南北朝之际，其实在平安、镰仓时代，金峰山 信仰就盛行于僧侣之间，著名的例子如：927年随宽建入华的宽辅，向中国僧人义楚宣 讲金峰山神异之事(注：据《释氏六帖》，宽辅对义楚云：“本国都城南五百余里，有 金峰山。顶上有金刚藏王菩萨，第一灵异。山有松桧、名花、软草，大小寺数百，节行 高道者居之。不曾有女人得上，至今男子欲上，三月断酒肉欲色，所求皆遂。”又云： “菩萨是弥勒化身，如五台文殊。”参见王勇《宽建一行在华事迹考》，载王勇著《中 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1月版。)；同一时期的日本真言僧道贤，向五台 山遥寄经桶(注：经桶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1999年有机会亲见实物，经桶表面刻有如 下铭文：“倭国椿山寺奉纳三部经一卷，为父母菩提敬白，延长三(乙酉)年八月十三晶 ，道贤法师。”)。因此，卷末的跋记并不能成为断定为十四世纪的根据。
最后，抄本的用字颇古拙，多用唐宋以前古字、俗字，如“土”作
等(其他古 字、俗字，因排版困难从略)，与宽喜元年(1229)实报寺僧实尊抄些的戒觉的《渡宋记 》有诸多相似之处。
根据以上提出的三个旁证，我们推定的抄些写年代略比日本学者早些，大概在镰仓时 代禅宗尚未盛行之时；日本最具权威的古籍书目《国书总目录》(岩波书店，1969年)， 将高山寺本的抄写年代定为“平安时代末期”，也可备为一说。
4 传本系统
高山寺本不仅是现存最古的抄本之一(即使断为南北朝时期)，而且与另外两个古抄本 ——观智院甲本、观智院乙本互见长短，自成一个版本系统，可以说在版本学上具有很 高的价值。(注：藤堂佑范在《解说》中说：“此抄本称不上善本，但鉴于本书古抄本 绝无仅有之状况，复制印行多少可以裨益学界。”似乎有些苛刻。)
高山寺本在卷末跋记前，抄录一首残缺不全的汉诗：“云々秦远行々马踏霜不※(缔一 帝 + 辛)寒着钾弓冻若为放 文毕”，有无这首残诗，是判别该版本系统的主要标识。 (注：日本学者多认为此诗与本文毫无关系，笔者略略存疑。其字体与本文无异，从抄 手认真负责、充满虔诚信仰抄写的态度看，不会是在余空中随意涂写的，况且参诗最后 有“文毕”2字，前文的抄录应该到此才结束。因此笔者怀疑：这首残诗有可能属于卷 末鉴真悼诗的一部分，由于置于卷末而易残损，高山寺本的母本已经残缺不全。)属于 这个版本系统的抄本，有高贵寺本、内阁文库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本三种，而东京 大学史料编纂所本是原水户彰考馆本之再抄本，则毁于“二战”期间的彰考馆本也属同 一传本系统。
此外，诸本在传记最后附有追悼鉴真的汉诗7首，观智院乙本缺损5首，暂置不论；观 智院甲本与高山寺本略有不同，如淡海三船的二首，观智院甲本题“五言被谒大和上二 首”，高山寺本作“五言初谒大和上二首”，抄本如高贵寺本、内阁文库本、东京大学 史料编纂所本，刊本如戒坛院本、群书类从本等，皆同高山寺本；又第五首诗的作者， 观智院甲本署“刷雄”，高山寺本署“剃雄”，高贵寺本、内阁文库本与后者一致。以 上例子也说明，高山寺本对后世诸本的影响，要大于观智院甲本。
现存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抄本有13种，刊本约10种(不含中国的翻刻本)，而年代最 古、自成体系的只有观智院甲本和高山寺本(观智院乙本缺损3000字左右，约占全书的 三分之一，故难以进行整体比较)。按照前述《国书总目录》的说法，高山寺本抄写于 平安时代末期，观智院甲本系镰仓时代抄本，则高山寺本为现存最古的抄本。不过，目 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观智院甲本成于平安末期，高山寺本则抄于镰仓、南北朝之际。尽管 如此，高山寺本作为诸本的主要源头之一，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价值似乎在观智院甲本 之上。据藏中进的考察，属于观智院甲本系统的传本仅宁乐遗文本一种，而归入高山寺 本系统的传本有以下8种(不含已佚3种)：(注：藏中进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之研究》，[ 日]樱枫社1976年7月版，第58页。)
抄本6种：高贵寺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本、内阁文库本、唐招提寺甲本、唐招提寺 乙本、慧润本(安藤本)；
刻本2种：群书类从本、吉备公传纂释本。
还须一提的是，日本大正年间刊刻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唐大和上东征传》， 以《大日本佛教全书》本为底本，但使用多个传本进行校合，其中最古的本子为“南北 朝时代写和田维四郎藏本”。经核对，据这个本子校合之处，几乎均与高山寺本相合， 那么高山寺本曾经由“和田维四郎”收藏过。有关于此，今后拟进一步追究。
5 校勘价值
目前国内学者使用《唐大和上东征传》，基本依据汪向荣校注的本子，与明代李言恭 等著的《日本考》合为一册，编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十四(中华书局，2000年4月 版)。汪向荣所据底本为《群书类从》本，作者自述：“该校注本……集中了各本的优 点，而避免了其缺点，是历来所见各本中较好的一种。……是迄今为止，所有各本《唐 大和上东征传》中最完整的一本。”(注：汪向荣著《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 社，1985年2月版，第125页。)
汪向荣对高山寺本评价很低：“这版本只抄了本文，什么训点、音注和释义注等都没 有；缮抄也极草率、拙劣而且错字和脱漏很多，所以到处都能见到抄写完毕后，校订时 校正的字迹。因此严格地说，高山寺本是称不上善本的，不过因为是比较早期的钞本， 在校勘中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注：汪向荣著《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社 ，1985年2月版，第115页。)
上述评论过于苛刻，高山寺本并非“到处都能见到抄写完毕后，校订时校正的字迹” ，全卷删改字12处，补字26处，合计不到40处，在近万言的书中很不起眼，而这38处删 改字、补字，正好说明抄手态度认真严谨。汪向荣虽然承认高山寺本“在校勘中还是具 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在校注中没有使用。这是很可惜的，如果用高山寺本校勘，有些 错误就可以避免。试举几例。
(1)沙门荣睿、普照等随遣唐大使：“遣唐”，高山寺本作“聘唐”，古抄本皆同。“ 遣唐”的说法后起，奈良时代多称“西海使”、“大唐使”、“聘唐使”，故当从抄本 。
(2)第一次东渡随行僧“昙静”、“道巽”：高山寺本作“老静”、“道翼”，古抄本 皆同，当属刻本意改。
(3)复有百海贼入城来：“百”，高山寺本作“五百”，古抄本皆同，群书类从本脱字 ，当据抄本补。
(4)决仗六十，还送本贯：“还”，高山寺本作“递”，古抄本多同。汪向荣注云：群 书类从本作“迎”，据观智院甲本改“还”。查观智院甲本，亦作“递”。
(5)其玄朗、玄法，从此还国别去：“还国”，高山寺本作“还俗”，古抄本皆同，群 书类从本似为传抄之误。
(6)罗补头：高山寺本作“罗襆头”。“襆头”即“幞头”，古代一种头巾。古人以 皂绢三尺裹发，有四带，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项，故称“四脚” 或“折上巾”。至北周武帝时裁出脚后幞发，始有“幞头”之名。
诸如此类，利用高山寺本校勘刻本，可以纠正传抄之误。如前所述，群书类从本属于 高山寺本系统；按照藏中进的推测，群书类从本是高山寺本的第五代传本，距祖本已有 数百年，留播传抄之间难免鱼鲁之误。汪向荣以群书类从本为底本，而摈弃祖本高山寺 本，实有“丢车保卒”之嫌。
6 结语
高山寺本虽然具有很高的文献学及史料价值，可惜此前一直没有完整的录本，一般的 研究者无法利用。2004年寒假期间，我们逐句逐字录出全文，并参照观智院甲本、观智 院乙本做了简单的校注，全文公布于英特网上(http://shinjuku.cool.ne.jp/jiangnanke)，藉此机会写下感想，敬请方家指正。^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0期
【原文出处】《图书馆工作与研究》(津)2004年03期第43～46页
【作者简介】日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00
王勇(1956-)，男，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日]半田晴久(1951-) ，男，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 【内容提要】 | 东渡日本的鉴真与西天求法的玄奘，堪称唐代最杰出的两位文化交流使者；而《唐大 和上东征传》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使这两位高僧名垂青史。《唐大和上东 征传》流布本均为后世的刻本、影印本，现存日本的多种古抄本则未经系统整理。本文 对旧藏高山寺的古抄本进行考释，对抄写年代、抄写之人、抄本特点、校勘价值等提出 若干新观点，可裨益于鉴真的基础性研究。 |
1 引言
高山寺本是《唐大和上东征传》现存诸本中比较重要的古抄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有该抄本的复制本，架藏编号为“ハ4/2640”，我们曾借来校合《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发现刊本
之误不在少数。复制本装订成册子，配以绢面函套，扉页有“昭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购求”之早稻 田大学图书馆印，函套底部贴有笺纸，写明是贵重国书刊行会第三期第四回配本，昭和 十一年(1936)四月三十日印刷，同年五月一日由便利堂发行。函套中除了复制本，附有 藤堂佑范执笔的《解说》一册。
此抄本之所以称作“高山寺本”，是因为卷头和卷尾钤有“高山寺”长方形朱印，故 知属于京都高山寺旧藏。以后流出经阁，经久原文库而归古梓堂文库所有，1936年前存 放京都大学托管，1948年东急电铁财东五岛庆太将其悉数购入，翌年创设大东急再编成 记念图书馆，1954年改称大东急记念文库。由于藏主几经转换，高山寺本也称作“古梓 堂文库本”、“大东急记念文库本”。(注：藏中进先生认为，应该以现在的收藏者命 名为“大东急记念文库本”，完全可以接纳。不过考虑到“高山寺本”(或“高山本”) 的称呼已经约定俗成，大多数论文、著作均如此指称，本文也随俗称作“高山寺本”。 参照藏中进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之研究》，[日]樱枫社1976年7月版，第24～25页。)
高山寺本《唐大和上东征传》，1993年6月10日被日本文化厅指定为仅次于“国宝”的 “重要文化财”，原件也就很难亲睹。2003年10月，我们在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冈雅彦教 授的斡旋下，终于获得一个完整的影印本，2004年寒假期间完成录文，并参照京都东寺 观智院袭藏的两个古抄本(观智院甲本、观智院乙本)，做了初步校勘。
一般而言，国内外学者用作研究资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不外乎《群书类从》本 、《大日本佛教全书》本、《日本大藏经》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这四种均属于 清代以后的刊本(现在比较容易看到的多为刊本的影印本)，很少有人直接去查阅抄本， 所以江户时代以来的误读，一直流传至今。
造成上述现象的几个重要原因，一是古抄本深藏秘阁，一般读者不易借阅；二是包括 高山寺本在内的古抄本，迄今尚无完整的录本，识读数百年乃至千年前的抄本，并非一 蹴而就的易事。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叙述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分析封页题字、跋记内容 、书写风格等，对书手情况作些揣摩；其二，梳理高山寺本的源流，推测其抄写的年代 及背景；其三，与刊本进行比较，指陈流布本中的一些舛讹。
2 书手考证
高山寺本用纸36张，纸质坚韧，双面抄写，粘叶装帧(复制本改装成册子本)。另插加 封页一张，系后人依原样清抄字迹漫涣的封面题字3行：
鉴真传也 五十五箱
唐大和上东征传一帖 甲
使唐沙门 章观之
封面卷名题字与本文字迹相仿，也许出自一人之手(尤其是“唐”字，特点明显)。首 行“鉴真传也”大概乃收藏者为方便辨认而书，“五十五箱”便是藏书的编号了。此抄 本全卷只有“高山寺”印而已，归藏久原文库、古梓堂之前，似乎未经易主，则首行文 字或许为高山寺藏经阁人手笔。
次行“唐大和上东征传”为书名，“一帖”说明当时就成粘叶装帧，而不是古抄本常 见的卷子本。第二行末尾的“甲”所指不明，一种解释是抄手所记，也可能是藏主的编 目。
尾行“使唐沙门章观之”，从字迹相同判断，即封页卷名题字之人。“使唐沙门”说 明他去过中国(五代以后日本仍习称中国为“唐”)，唯“章观之”难解，“章观”看作 人名，则“之”无处着落；“观之”解作题字人验书，单靠一个“章”字难定其为何人 。这个问题暂且搁下，接着看本文。
卷头题“唐大和上东征传 真人元开撰”，其下钤“高山寺”朱印一方。本文每半叶7 行，每行18字左右不等，墨书字体古拙，洋溢刚直之气，推测书手年富力强、底气充沛 。虽然仅仅是一种推测，但卷末的跋记或许可以作为旁证：“老后可奉施入金峰山寺， 可令成就现世后生之所愿给。”
句中的“奉”、“给”，是日语的特殊措辞，含有所谓的“和臭(日本调)”，不是纯 正的汉文，证明书手是日本人；“老后”云云说明书手未臻老境，而封页自署“使唐沙 门”也非青少年之谓。如此看来，既有资格出使中国，又考虑老后之事，与其说是中年 ，毋庸说更似壮年之口吻。
此抄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全卷只录汉文，字里行间没有夹杂其它抄本常见的训点符号 ，眉头地脚也无多见于刊本类的批注、考证，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传本中堪称罕见的 白文本。这至少说明高山寺本依据的母本，比较接近奈良时代真人元开的原本；同时也 佐证书手汉学功底不弱，能够不借助训点读通艰深的古汉文，大概与他有过“使唐”经 历有关。
全卷删改字12处，补字26处，书手抄写完毕后作了相当仔细的复查；抄写时遇到母本 脱字、漏句，书手并未擅自补入，基本上留空示之，从此点也可看出比较忠实于母本。 藏中进评述：“字体颇显拙劣杂乱，行文态度则极为严谨。”(注：藏中进著《唐大和 上东征传之研究》，[日]樱枫社1976年7月版，第26页。)大致是公允之论。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书手是位僧侣，法号中带有“章”字，曾经去过中国，具有相当 的汉学功底，抄写目的为了自己“老后可奉施入金峰山寺”，以“成就现世后生之所愿 ”；进而推测书手正当壮年，与高山寺、金峰山寺或有宗派上的关联，抄写《唐大和上 东征传》出于个人信仰，则与鉴真或有某种渊源关系。考虑到现存另外两个古抄本—— 观智院甲本、观智院乙本，均保存在真言宗的东寺，则书手很有可能是真言宗门徒，或 者是天台宗中兼修密教的学僧。
3 抄写年代
关于高山寺本的抄写年代，藤堂佑范在复制本的《解说》中推断：“视为镰仓末期， 恐无大碍。”继而通过跋记分析：
跋记中提到的金峰山寺，在大和吉野山，往时属天台、真言二宗，今为天台宗延
寺的末寺……中古时山门渐盛，僧坊达百余院，号称“吉野大众”，敢与高野 山抗衡，曾迎后醍醐天皇鸾舆，其隆盛如此。深受僧俗崇信，此本大概于是时抄写施入 。藤堂佑范认为“此本大概于是时抄写施入”，用词有些欠妥。前面已经提到，跋记明 言“老后”云云，说明抄写时未入老境；也就是说，书手抄写完毕后，并未马上“施入 ”金峰山寺。
此外，藤堂佑范在推断抄写年代时，还出现一个疏忽。《解说》首先推定抄写时期为 “镰仓末期”，镰仓时代起自1192年，迄于1333年；但后文又说抄写于“迎后醍醐天皇 鸾舆”之时，而此时已进入南北朝时期(1333～1392)。(注：延元元年(1336)十二月二 十一日，后醍醐天皇奉国宝神器行幸吉野山，与京都的北朝公开对立。)因此，藤堂佑 范推测的年代，正确地说，应该是南北朝初期。
多数日本学者均倾向于“南北朝时期”说，如神田喜一郎认为“大概抄写于南北朝时 代”(注：神田喜一郎为东方学术协会复制本《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日]高桐书院 1946年6月版)所写的《解说》，此文后收入作者《东洋学文献丛说》，二玄社1969年3 月版。)，安藤更生也判定为“十四世纪前后之写本”(注：安藤更生译《现代语译东征 传》(译者序)，收入《鉴真和上——圆寂1200年记念》，[日]春秋社1963年11月版。) ，藏中进从书风、字体推断：“可以说比室町时代要早，但晚于镰仓时代。”(注：藏 中进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之研究》，[日]樱枫社1976年7月版，第26页。)
如上所述，日本学者大多认同抄写年代在南北朝时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没有一 人拿出确凿的证据，因而说话中气不足，使用一些暧昧词汇，如“也许”、“大概”、 “恐怕”等，以避免把话说死。不过，我们手中也无铁证，只能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三个 旁证，希望有助于抄写年代的推断。
首先，“使唐沙门章观之”云云，语气不似禅宗之辈，而近平安时代僧侣的口吻。纵 观大势，平安时代入唐者多为天台、真言两宗，镰仓以后(尤其是室町时代)则多为禅宗 ，称呼也从“沙门”、“和上”转变为“禅师”、“和尚”等，因而此抄本即便出自平 安以后之人，也应该在室町之前。
其次，抄本卷末有如下一则跋记：“老后可奉施入金峰山寺，可令成就现世后生之所 愿给。”藤堂佑范据此推测抄写于镰仓、南北朝之际，其实在平安、镰仓时代，金峰山 信仰就盛行于僧侣之间，著名的例子如：927年随宽建入华的宽辅，向中国僧人义楚宣 讲金峰山神异之事(注：据《释氏六帖》，宽辅对义楚云：“本国都城南五百余里，有 金峰山。顶上有金刚藏王菩萨，第一灵异。山有松桧、名花、软草，大小寺数百，节行 高道者居之。不曾有女人得上，至今男子欲上，三月断酒肉欲色，所求皆遂。”又云： “菩萨是弥勒化身，如五台文殊。”参见王勇《宽建一行在华事迹考》，载王勇著《中 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1月版。)；同一时期的日本真言僧道贤，向五台 山遥寄经桶(注：经桶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1999年有机会亲见实物，经桶表面刻有如 下铭文：“倭国椿山寺奉纳三部经一卷，为父母菩提敬白，延长三(乙酉)年八月十三晶 ，道贤法师。”)。因此，卷末的跋记并不能成为断定为十四世纪的根据。
最后，抄本的用字颇古拙，多用唐宋以前古字、俗字，如“土”作
等(其他古 字、俗字，因排版困难从略)，与宽喜元年(1229)实报寺僧实尊抄些的戒觉的《渡宋记 》有诸多相似之处。根据以上提出的三个旁证，我们推定的抄些写年代略比日本学者早些，大概在镰仓时 代禅宗尚未盛行之时；日本最具权威的古籍书目《国书总目录》(岩波书店，1969年)， 将高山寺本的抄写年代定为“平安时代末期”，也可备为一说。
4 传本系统
高山寺本不仅是现存最古的抄本之一(即使断为南北朝时期)，而且与另外两个古抄本 ——观智院甲本、观智院乙本互见长短，自成一个版本系统，可以说在版本学上具有很 高的价值。(注：藤堂佑范在《解说》中说：“此抄本称不上善本，但鉴于本书古抄本 绝无仅有之状况，复制印行多少可以裨益学界。”似乎有些苛刻。)
高山寺本在卷末跋记前，抄录一首残缺不全的汉诗：“云々秦远行々马踏霜不※(缔一 帝 + 辛)寒着钾弓冻若为放 文毕”，有无这首残诗，是判别该版本系统的主要标识。 (注：日本学者多认为此诗与本文毫无关系，笔者略略存疑。其字体与本文无异，从抄 手认真负责、充满虔诚信仰抄写的态度看，不会是在余空中随意涂写的，况且参诗最后 有“文毕”2字，前文的抄录应该到此才结束。因此笔者怀疑：这首残诗有可能属于卷 末鉴真悼诗的一部分，由于置于卷末而易残损，高山寺本的母本已经残缺不全。)属于 这个版本系统的抄本，有高贵寺本、内阁文库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本三种，而东京 大学史料编纂所本是原水户彰考馆本之再抄本，则毁于“二战”期间的彰考馆本也属同 一传本系统。
此外，诸本在传记最后附有追悼鉴真的汉诗7首，观智院乙本缺损5首，暂置不论；观 智院甲本与高山寺本略有不同，如淡海三船的二首，观智院甲本题“五言被谒大和上二 首”，高山寺本作“五言初谒大和上二首”，抄本如高贵寺本、内阁文库本、东京大学 史料编纂所本，刊本如戒坛院本、群书类从本等，皆同高山寺本；又第五首诗的作者， 观智院甲本署“刷雄”，高山寺本署“剃雄”，高贵寺本、内阁文库本与后者一致。以 上例子也说明，高山寺本对后世诸本的影响，要大于观智院甲本。
现存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抄本有13种，刊本约10种(不含中国的翻刻本)，而年代最 古、自成体系的只有观智院甲本和高山寺本(观智院乙本缺损3000字左右，约占全书的 三分之一，故难以进行整体比较)。按照前述《国书总目录》的说法，高山寺本抄写于 平安时代末期，观智院甲本系镰仓时代抄本，则高山寺本为现存最古的抄本。不过，目 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观智院甲本成于平安末期，高山寺本则抄于镰仓、南北朝之际。尽管 如此，高山寺本作为诸本的主要源头之一，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价值似乎在观智院甲本 之上。据藏中进的考察，属于观智院甲本系统的传本仅宁乐遗文本一种，而归入高山寺 本系统的传本有以下8种(不含已佚3种)：(注：藏中进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之研究》，[ 日]樱枫社1976年7月版，第58页。)
抄本6种：高贵寺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本、内阁文库本、唐招提寺甲本、唐招提寺 乙本、慧润本(安藤本)；
刻本2种：群书类从本、吉备公传纂释本。
还须一提的是，日本大正年间刊刻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唐大和上东征传》， 以《大日本佛教全书》本为底本，但使用多个传本进行校合，其中最古的本子为“南北 朝时代写和田维四郎藏本”。经核对，据这个本子校合之处，几乎均与高山寺本相合， 那么高山寺本曾经由“和田维四郎”收藏过。有关于此，今后拟进一步追究。
5 校勘价值
目前国内学者使用《唐大和上东征传》，基本依据汪向荣校注的本子，与明代李言恭 等著的《日本考》合为一册，编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十四(中华书局，2000年4月 版)。汪向荣所据底本为《群书类从》本，作者自述：“该校注本……集中了各本的优 点，而避免了其缺点，是历来所见各本中较好的一种。……是迄今为止，所有各本《唐 大和上东征传》中最完整的一本。”(注：汪向荣著《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 社，1985年2月版，第125页。)
汪向荣对高山寺本评价很低：“这版本只抄了本文，什么训点、音注和释义注等都没 有；缮抄也极草率、拙劣而且错字和脱漏很多，所以到处都能见到抄写完毕后，校订时 校正的字迹。因此严格地说，高山寺本是称不上善本的，不过因为是比较早期的钞本， 在校勘中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注：汪向荣著《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社 ，1985年2月版，第115页。)
上述评论过于苛刻，高山寺本并非“到处都能见到抄写完毕后，校订时校正的字迹” ，全卷删改字12处，补字26处，合计不到40处，在近万言的书中很不起眼，而这38处删 改字、补字，正好说明抄手态度认真严谨。汪向荣虽然承认高山寺本“在校勘中还是具 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在校注中没有使用。这是很可惜的，如果用高山寺本校勘，有些 错误就可以避免。试举几例。
(1)沙门荣睿、普照等随遣唐大使：“遣唐”，高山寺本作“聘唐”，古抄本皆同。“ 遣唐”的说法后起，奈良时代多称“西海使”、“大唐使”、“聘唐使”，故当从抄本 。
(2)第一次东渡随行僧“昙静”、“道巽”：高山寺本作“老静”、“道翼”，古抄本 皆同，当属刻本意改。
(3)复有百海贼入城来：“百”，高山寺本作“五百”，古抄本皆同，群书类从本脱字 ，当据抄本补。
(4)决仗六十，还送本贯：“还”，高山寺本作“递”，古抄本多同。汪向荣注云：群 书类从本作“迎”，据观智院甲本改“还”。查观智院甲本，亦作“递”。
(5)其玄朗、玄法，从此还国别去：“还国”，高山寺本作“还俗”，古抄本皆同，群 书类从本似为传抄之误。
(6)罗补头：高山寺本作“罗襆头”。“襆头”即“幞头”，古代一种头巾。古人以 皂绢三尺裹发，有四带，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项，故称“四脚” 或“折上巾”。至北周武帝时裁出脚后幞发，始有“幞头”之名。
诸如此类，利用高山寺本校勘刻本，可以纠正传抄之误。如前所述，群书类从本属于 高山寺本系统；按照藏中进的推测，群书类从本是高山寺本的第五代传本，距祖本已有 数百年，留播传抄之间难免鱼鲁之误。汪向荣以群书类从本为底本，而摈弃祖本高山寺 本，实有“丢车保卒”之嫌。
6 结语
高山寺本虽然具有很高的文献学及史料价值，可惜此前一直没有完整的录本，一般的 研究者无法利用。2004年寒假期间，我们逐句逐字录出全文，并参照观智院甲本、观智 院乙本做了简单的校注，全文公布于英特网上(http://shinjuku.cool.ne.jp/jiangnanke)，藉此机会写下感想，敬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