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实
琼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4年03期第152～156页
【作者简介】作者琼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6
由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办、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协办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2004年4月7-9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德国、日本、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 湾的近四十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在欢迎会的致辞中说：亚洲作为世界上一个“新的经济增长 极”的出现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使中、外历史学家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这是大会召开的前提。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介绍了中国史学会发展的历史 。中国史学会成立于1954年，是团结中国史学家的民间学术团体。自1980年以来，中国 史学会组团参加了每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他认为，这次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的顺利召 开，“标志着中国史学界与国际史学界的良好合作关系和传统友谊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有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典籍和地下考古资源；另一方面， 他也承认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也影响到了史学的落后。所以，他强调各国历史学家的 对话和合作是今天历史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他提出，各国历史学家的合作不仅包括进 行国家之间的历史比较，而且要进行跨国家和跨文化的研究，这就需要发展跨民族的意 识。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于尔根·科卡介绍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历史。该组织成 立于1926年，最初由来自欧洲、北美和包括日本、巴西和阿根廷的22个国家的学者所组 成，他认为从1938年开始，中国的历史学家出席了会议。目前，这一国际组织包括了来 自全世界的六十多个国家级的历史学家的组织和30个不同研究领域的特别委员会。国际 历史科学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大会之下设总理事会(General Assembly)和执行局，总 理事会每五年召开两次会议，会议期间执行局代表这一组织发言。科卡教授把国际历史 科学委员会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它的第一阶段，工作的重点 是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历史学家的敌对情绪和推进国家之间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90年是它发展的第二阶段，它成为冷战期间东、西方历史学家 相遇和展开讨论的主要平台；1990年以后是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世界历史经历了最有力 的全球化浪潮，同时，世界范围的纠纷也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所以，历史科学委员会的 任务是使它进一步的国际化，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加强与当地历史学家的合作，并 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促进跨国家和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此次研讨会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召开的。
会议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对此，韩国国立汉城大学金璟东(Kim Kyong Dong)教授有很好的概括。他说：“现代化往往被表述为一个双重的以起源于16世纪末的西方的现代化向外发散的国际上的文化传播过程，和面对这种冲击每一个社会所采取的本土化的应变过程，前者是动力的中心，后者是这一中心向外的发散。后来每一个社会进行现代化的内在动力的本质被解释为‘政治和文化选择的原则’，这一原则提出了一个社会不同的动力相互作用和不同社会的现存文化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过程的思想。每一个非西方的现代社会对于发源于西方的全球现代化政治和文化的回应被表述为现代性。”因此，现代化在韩国的发生表现为一个地方化的过程。韩国国立汉城大学的朴泰运(Park Tae Gyun)教授介绍了西方经济理论输入韩国以后被改造的情况和韩国经济学家对工业化提出的不同发展模式。北京大学教授董正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也总结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他着重介绍了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理论，罗荣渠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概括为“四个趋势”、“三种矛盾”和“三次模式转换”。具体的说，四个趋势，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三种矛盾，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小农手工业生产方式的矛盾、现代工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三次模式转换，即从晚清失败的改革转变为革命、从全国性的混乱动荡到重新实现统一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董正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从诸多方面对西方自由派的理论进行了批判。首先，它批判了西方的现代化单线发展论，注重于非西方国家现代化不同道路和不同模式的探讨。第二，西方的传统理论强调科学革命和技术进步对现代化的指导作用，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强调制度和文化的变迁的重要意义，说明相同的科学技术条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第三，在西方，以新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结构功能分析把不同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的两极，这就把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简单化和图式化了，中国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所谓“传统”的社会绝非静止不变的社会，殖民地社会是既非传统，也非现代，而是二者的混合杂交体，工业社会也不是同一的，而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第四，西方传统上把现代化看成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指出现代化的历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所以现代化绝非人类进程的最高阶段，而是一个大飞跃的阶段，这个阶段终将被超越。
伊格尔斯和王晴佳(注：伊格尔斯和王晴佳因故没有到会，却寄来了发言稿。)从史学 理论发展的角度对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探讨。他们说，现代化理论可以回溯到18世纪的 启蒙运动，该理论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一个一体的过程，而科学理性的发展为其关键，与 此相应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自由政治机制的形成和成长。该理论还认为，这 一过程始自西方，然后其观念和制度被逐渐推广到全世界。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因为在这一理论中，文化的多样性被文化的同质性所取代，许多人看到，在后殖民时代 ，现代化理论成为西方继续统治非西方国家的手段。90年代末以来，人们开始讨论“多 元现代性”问题。这一观念指出，虽然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似乎由西方发动，但本 土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觑。因为这些力量导致非西方的现代化出现了与西方的现代化方向 相反的差异。因此，萨缪尔·艾森斯塔特总结道：“现代性的历史由分叉性所主导，而 不为同流性所主导。”具体到历史学领域，伊格尔斯和王晴佳看到，全球的历史研究虽 有地区性差异，但是，西方史学的影响却是明显特征。因此，他们认为虽然应该接受“ 多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但同时也应该承认西方史学的重要影响。而且，影响和交流 是双向的。总之，通过对各国历史学的研究，大致也能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与非西 方之间关系的一般情况。他们认为，在讨论多元现代性问题时，关键是如何定义现代性 及其因素，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郭少棠在如何建立现代性方面提供了一种新方法。他从后现代科幻 电影《矩阵》(The Matrix)和爱德华·杜波诺(Edward du Bono)提出的横向思维的方法 中受到了启发，认为通过矩阵可以实现重建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性。他采用跨文化的方法 ，连接了自清末以来北京和其他几个中国大城市在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后各自发展出 的新事物，说明了现代性的事物是不断的在几个大城市之间移动和相互作用。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的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教授探讨了文化传统，或 者更确切的说，保守势力对于实现多元现代性的作用。他分析并重新评价了1918年以后 中国几个有影响的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提出在当今多元现代化的进程中，亚洲可以 向世界提供智慧和价值，以维持自己更为现代却非西方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 史研究所的于沛研究员提出了东亚现代化的文化模式问题。他认为，东亚有着共同的文 化模式，它包括：第一，弘扬传统的东亚优秀文化，如节俭、储蓄的传统，重视家庭伦 理的传统，重视教育、爱国兴邦、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第二 ，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第三，消除东、西方文化的糟粕，如东方的宗法观念、家长制 、轻视商业和因循守旧、西方的金钱至上和享乐主义，等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尔顿 ·加龙(Sheldon Garon)教授的发言用图式的方法向人们展示了东亚诸国在现代化起步 阶段政府和人民是如何积极推进储蓄，筹措发展资金的，但是，他同时也提出，或许储 蓄不仅是东亚唯一仅有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教授探讨了中国的传统是怎样向现代性转变的。 他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以往那种关于“传统性”与“现 代性”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提出质疑而引起的，这就使中国的现代化研究转向对 传统社会因素内在变异及其与现代化关系的具体分析。这些变异开始于16世纪，它包括 专业商人的出现、商业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增加、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人身隶属关系的 松弛、理学向心学的演变、经世致用思潮的产生、重商思想的出现和商人地位的提高以 及西学东渐的开始，等等。这些因素的发生表明16至19世纪是中国传统社会瓦解和走向 现代社会的开始。
殖民地的现代化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关注。在东亚的历史上，除了日本之外， 很多国家都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历史。日本弗里斯(Ferris)大学的并木真人教授提出 应该考察殖民地现代性的问题，通过韩国的历史，他让人们关注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剥削 的同时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对此，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提醒大家在西方开始现代化进 程的时候，民族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中民族国家的理论所应 占有的重要位置。韩国金璟东教授根据韩国发展的历史，充分肯定了日本在占领朝鲜期间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汤重南研究员指出，当一个国家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况下，技术因素和外来影响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作用是有限的。世界历史研究所姜芃研究员提醒人们注意无论是东亚“四小龙”的现代化，还是中国经济的起飞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二战后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民族独立运动，她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在西方影响之下的现代化只能是局部和暂时的，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整体的现代化。韩国历史科学委员会会长车河淳(Cha Ha Soon)教授阐述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当代，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巨大力量对于世界进程的推动；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不可能被消除，它将与现代化和全球化一道长期存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这两方面对于世界的进步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德国康斯坦察(Konstanz)大学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uergen Osterhammel)教授非常具 体的考察了西方国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早期，特别是1680— 1770年间，许多欧洲学者承认欧洲和中国处于现代性形成期的同一时期。尽管后来欧洲 人认为中国文明是停滞的，但是，欧洲的基督教使团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开化”中国 。再以后，欧洲与中国签定了许多条约并在中国建立机构，如租界、海关，但是，这只 是为了促进西方自己的商业利益。他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情况开始有一些变 化，英国谨慎的支持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在清朝倒台之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放弃了 对中国温和改革派的支持，拒绝了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德国战败，失去了在西方对中国的“条约体系”中的合法地位，转而在军事上支持国 民政府，因此对中国的现代化贡献甚微。1910年以后，中国的精英人物开始“美国化” ，美国通过燕京和清华大学以及一些教会中学，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教育。从“五四” 运动开始，中国受到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欧洲其他思想的影响无法与之相 比。他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由于建设社会主义，反而成为至少一部分欧洲人的 楷模。而中国融入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市场对其现代化的效益很难加以总结，他认为， 在某些方面，欧洲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鸦片贸易、1914年前金融帝国主义 的活动、某些地区和部门对于国外市场波动的极度脆弱性都是明显的例子。他认为，许 多史料表明1915—1927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欧洲帝国主义的 压制作用不应被夸大；另一方面，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应受到怀疑。但是，欧洲 在中国建立的租界地却使西方的法制传统保存下来。总而言之，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 主要是由内在力量推动的，西方的力量只是一种补充，不能夸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厉声研究员概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历史，他认为由此形成的这一民族认同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德国弗赖 堡大学的萨宾·达布林豪斯(Sabine Dabringhaus)教授充分肯定了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地 理学派对于中国从古代的朝代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在学术和思想上所起到的 积极作用，赞扬他们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完成了某些理论上的准备。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 克武教授探讨了随着对现代化的追求，中国史学研究从“革命范式”向“改革范式”的 转变。经济学家王梦奎教授回顾了198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展望了直至2050年中 国的未来发展。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提出了在中国广大的疆域，不同地区的现代化具有 不同模式的思想，他特别探讨了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日本是东亚较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关于日本的现代化，会议上有几个发言从不同角 度进行了探讨。日本神奈川大学的中村政则(Masanori Nakamura)教授从世界现代化发 展的大背景下分析日本现代化发展道路。他认为，到19世纪下半叶为止，世界的现代化 发展道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英、美、法等国，它们既经历了工业革命，也经历了 资产阶级革命；第二类，德、意、日和俄国，它们只经历了工业革命，而没有经历资产 阶级革命；第三类是非洲国家、印度、中国和拉丁美洲，这些国家既没有经历工业革命 ，也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所以才有后来的命运。香港中文大学吴卫明教授分析了日 本在20世纪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变化着的作用，他提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明 治维新为东亚一些国家提供了政治改革的样板；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又为东亚提供 了经济起飞的样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又成为大众文化的样板。德国柏林自 由大学的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教授探讨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于日本 国在世界秩序中认同的变化。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迷 梦破灭，政界和知识界开始重新确定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起初，他们寻找各种例 证把日本划入西方国家的行列。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学术 界开始回归亚洲，重申日本与亚洲，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以及亚洲的共同性。大 阪大学的沃尔夫冈·施文克尔(Wolfgang Schwendther)教授从文化方面也探讨了这一问 题，他介绍了日本学术界的三种观点：“西方主义”、“亚洲主义”和认为日本是既不 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亚洲的独特文明，这一观点把日本称为“远西”，表现了日本学术 界有关日本现代性讨论的一种民族主义观点。
在与会代表的发言中，有些是关于东亚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比较。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汤重南研究员对1840—1910年这三个国家实行现代化的条 件、领导集团的情况以及结果进行了比较。他说在19世纪中叶，从基础上来看，日本最 好，中国稍次，韩国最差。从领导集团的情况看，日本推动现代化的领导们政治斗争经 验丰富，中国在思想和学术方面颇有建树，韩国的领导集团较为幼稚。从发展的道路上 讲，三国有些运动是相似的，如政治改革方面，日本有明治维新，中国有戊戌变法，朝 鲜有甲申事变；在反对西方势力方面，中国有反侵略的义和团运动，日本有攘夷运动， 韩国也有反侵略战争；日本和中国都发生了接受西方影响的农民战争，如中国的太平天 国运动和日本的“改革世道”的农民起义；在工业化方面，日本有“殖产兴业”，中国 有“洋务运动”。到1910年，发展的结果是日本较为顺利的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的现代 化半路夭折，韩国则彻底失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严 立贤研究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不同。他认为，日本 商品流通体系的发达和包买商的推动，再加上明治维新后政府的支持，是日本迅速转向 近代经济的主要途径。而中国全国性的统一市场一直不存在，而且中国的原工业化不是 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而是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所以，乡村的生产 始终没有突破家庭生产的形式。这是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基本原因。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4年03期第152～156页
【作者简介】作者琼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6
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在欢迎会的致辞中说：亚洲作为世界上一个“新的经济增长 极”的出现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使中、外历史学家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这是大会召开的前提。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介绍了中国史学会发展的历史 。中国史学会成立于1954年，是团结中国史学家的民间学术团体。自1980年以来，中国 史学会组团参加了每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他认为，这次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的顺利召 开，“标志着中国史学界与国际史学界的良好合作关系和传统友谊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有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典籍和地下考古资源；另一方面， 他也承认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也影响到了史学的落后。所以，他强调各国历史学家的 对话和合作是今天历史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他提出，各国历史学家的合作不仅包括进 行国家之间的历史比较，而且要进行跨国家和跨文化的研究，这就需要发展跨民族的意 识。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于尔根·科卡介绍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历史。该组织成 立于1926年，最初由来自欧洲、北美和包括日本、巴西和阿根廷的22个国家的学者所组 成，他认为从1938年开始，中国的历史学家出席了会议。目前，这一国际组织包括了来 自全世界的六十多个国家级的历史学家的组织和30个不同研究领域的特别委员会。国际 历史科学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大会之下设总理事会(General Assembly)和执行局，总 理事会每五年召开两次会议，会议期间执行局代表这一组织发言。科卡教授把国际历史 科学委员会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它的第一阶段，工作的重点 是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历史学家的敌对情绪和推进国家之间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90年是它发展的第二阶段，它成为冷战期间东、西方历史学家 相遇和展开讨论的主要平台；1990年以后是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世界历史经历了最有力 的全球化浪潮，同时，世界范围的纠纷也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所以，历史科学委员会的 任务是使它进一步的国际化，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加强与当地历史学家的合作，并 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促进跨国家和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此次研讨会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召开的。
会议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对此，韩国国立汉城大学金璟东(Kim Kyong Dong)教授有很好的概括。他说：“现代化往往被表述为一个双重的以起源于16世纪末的西方的现代化向外发散的国际上的文化传播过程，和面对这种冲击每一个社会所采取的本土化的应变过程，前者是动力的中心，后者是这一中心向外的发散。后来每一个社会进行现代化的内在动力的本质被解释为‘政治和文化选择的原则’，这一原则提出了一个社会不同的动力相互作用和不同社会的现存文化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过程的思想。每一个非西方的现代社会对于发源于西方的全球现代化政治和文化的回应被表述为现代性。”因此，现代化在韩国的发生表现为一个地方化的过程。韩国国立汉城大学的朴泰运(Park Tae Gyun)教授介绍了西方经济理论输入韩国以后被改造的情况和韩国经济学家对工业化提出的不同发展模式。北京大学教授董正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也总结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他着重介绍了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理论，罗荣渠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概括为“四个趋势”、“三种矛盾”和“三次模式转换”。具体的说，四个趋势，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三种矛盾，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小农手工业生产方式的矛盾、现代工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三次模式转换，即从晚清失败的改革转变为革命、从全国性的混乱动荡到重新实现统一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董正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从诸多方面对西方自由派的理论进行了批判。首先，它批判了西方的现代化单线发展论，注重于非西方国家现代化不同道路和不同模式的探讨。第二，西方的传统理论强调科学革命和技术进步对现代化的指导作用，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强调制度和文化的变迁的重要意义，说明相同的科学技术条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第三，在西方，以新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结构功能分析把不同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的两极，这就把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简单化和图式化了，中国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所谓“传统”的社会绝非静止不变的社会，殖民地社会是既非传统，也非现代，而是二者的混合杂交体，工业社会也不是同一的，而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第四，西方传统上把现代化看成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指出现代化的历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所以现代化绝非人类进程的最高阶段，而是一个大飞跃的阶段，这个阶段终将被超越。
伊格尔斯和王晴佳(注：伊格尔斯和王晴佳因故没有到会，却寄来了发言稿。)从史学 理论发展的角度对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探讨。他们说，现代化理论可以回溯到18世纪的 启蒙运动，该理论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一个一体的过程，而科学理性的发展为其关键，与 此相应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自由政治机制的形成和成长。该理论还认为，这 一过程始自西方，然后其观念和制度被逐渐推广到全世界。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因为在这一理论中，文化的多样性被文化的同质性所取代，许多人看到，在后殖民时代 ，现代化理论成为西方继续统治非西方国家的手段。90年代末以来，人们开始讨论“多 元现代性”问题。这一观念指出，虽然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似乎由西方发动，但本 土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觑。因为这些力量导致非西方的现代化出现了与西方的现代化方向 相反的差异。因此，萨缪尔·艾森斯塔特总结道：“现代性的历史由分叉性所主导，而 不为同流性所主导。”具体到历史学领域，伊格尔斯和王晴佳看到，全球的历史研究虽 有地区性差异，但是，西方史学的影响却是明显特征。因此，他们认为虽然应该接受“ 多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但同时也应该承认西方史学的重要影响。而且，影响和交流 是双向的。总之，通过对各国历史学的研究，大致也能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与非西 方之间关系的一般情况。他们认为，在讨论多元现代性问题时，关键是如何定义现代性 及其因素，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郭少棠在如何建立现代性方面提供了一种新方法。他从后现代科幻 电影《矩阵》(The Matrix)和爱德华·杜波诺(Edward du Bono)提出的横向思维的方法 中受到了启发，认为通过矩阵可以实现重建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性。他采用跨文化的方法 ，连接了自清末以来北京和其他几个中国大城市在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后各自发展出 的新事物，说明了现代性的事物是不断的在几个大城市之间移动和相互作用。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的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教授探讨了文化传统，或 者更确切的说，保守势力对于实现多元现代性的作用。他分析并重新评价了1918年以后 中国几个有影响的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提出在当今多元现代化的进程中，亚洲可以 向世界提供智慧和价值，以维持自己更为现代却非西方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 史研究所的于沛研究员提出了东亚现代化的文化模式问题。他认为，东亚有着共同的文 化模式，它包括：第一，弘扬传统的东亚优秀文化，如节俭、储蓄的传统，重视家庭伦 理的传统，重视教育、爱国兴邦、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第二 ，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第三，消除东、西方文化的糟粕，如东方的宗法观念、家长制 、轻视商业和因循守旧、西方的金钱至上和享乐主义，等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尔顿 ·加龙(Sheldon Garon)教授的发言用图式的方法向人们展示了东亚诸国在现代化起步 阶段政府和人民是如何积极推进储蓄，筹措发展资金的，但是，他同时也提出，或许储 蓄不仅是东亚唯一仅有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教授探讨了中国的传统是怎样向现代性转变的。 他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以往那种关于“传统性”与“现 代性”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提出质疑而引起的，这就使中国的现代化研究转向对 传统社会因素内在变异及其与现代化关系的具体分析。这些变异开始于16世纪，它包括 专业商人的出现、商业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增加、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人身隶属关系的 松弛、理学向心学的演变、经世致用思潮的产生、重商思想的出现和商人地位的提高以 及西学东渐的开始，等等。这些因素的发生表明16至19世纪是中国传统社会瓦解和走向 现代社会的开始。
殖民地的现代化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关注。在东亚的历史上，除了日本之外， 很多国家都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历史。日本弗里斯(Ferris)大学的并木真人教授提出 应该考察殖民地现代性的问题，通过韩国的历史，他让人们关注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剥削 的同时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对此，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提醒大家在西方开始现代化进 程的时候，民族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中民族国家的理论所应 占有的重要位置。韩国金璟东教授根据韩国发展的历史，充分肯定了日本在占领朝鲜期间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汤重南研究员指出，当一个国家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况下，技术因素和外来影响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作用是有限的。世界历史研究所姜芃研究员提醒人们注意无论是东亚“四小龙”的现代化，还是中国经济的起飞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二战后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民族独立运动，她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在西方影响之下的现代化只能是局部和暂时的，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整体的现代化。韩国历史科学委员会会长车河淳(Cha Ha Soon)教授阐述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当代，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巨大力量对于世界进程的推动；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不可能被消除，它将与现代化和全球化一道长期存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这两方面对于世界的进步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德国康斯坦察(Konstanz)大学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uergen Osterhammel)教授非常具 体的考察了西方国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早期，特别是1680— 1770年间，许多欧洲学者承认欧洲和中国处于现代性形成期的同一时期。尽管后来欧洲 人认为中国文明是停滞的，但是，欧洲的基督教使团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开化”中国 。再以后，欧洲与中国签定了许多条约并在中国建立机构，如租界、海关，但是，这只 是为了促进西方自己的商业利益。他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情况开始有一些变 化，英国谨慎的支持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在清朝倒台之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放弃了 对中国温和改革派的支持，拒绝了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德国战败，失去了在西方对中国的“条约体系”中的合法地位，转而在军事上支持国 民政府，因此对中国的现代化贡献甚微。1910年以后，中国的精英人物开始“美国化” ，美国通过燕京和清华大学以及一些教会中学，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教育。从“五四” 运动开始，中国受到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欧洲其他思想的影响无法与之相 比。他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由于建设社会主义，反而成为至少一部分欧洲人的 楷模。而中国融入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市场对其现代化的效益很难加以总结，他认为， 在某些方面，欧洲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鸦片贸易、1914年前金融帝国主义 的活动、某些地区和部门对于国外市场波动的极度脆弱性都是明显的例子。他认为，许 多史料表明1915—1927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欧洲帝国主义的 压制作用不应被夸大；另一方面，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应受到怀疑。但是，欧洲 在中国建立的租界地却使西方的法制传统保存下来。总而言之，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 主要是由内在力量推动的，西方的力量只是一种补充，不能夸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厉声研究员概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历史，他认为由此形成的这一民族认同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德国弗赖 堡大学的萨宾·达布林豪斯(Sabine Dabringhaus)教授充分肯定了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地 理学派对于中国从古代的朝代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在学术和思想上所起到的 积极作用，赞扬他们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完成了某些理论上的准备。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 克武教授探讨了随着对现代化的追求，中国史学研究从“革命范式”向“改革范式”的 转变。经济学家王梦奎教授回顾了198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展望了直至2050年中 国的未来发展。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提出了在中国广大的疆域，不同地区的现代化具有 不同模式的思想，他特别探讨了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日本是东亚较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关于日本的现代化，会议上有几个发言从不同角 度进行了探讨。日本神奈川大学的中村政则(Masanori Nakamura)教授从世界现代化发 展的大背景下分析日本现代化发展道路。他认为，到19世纪下半叶为止，世界的现代化 发展道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英、美、法等国，它们既经历了工业革命，也经历了 资产阶级革命；第二类，德、意、日和俄国，它们只经历了工业革命，而没有经历资产 阶级革命；第三类是非洲国家、印度、中国和拉丁美洲，这些国家既没有经历工业革命 ，也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所以才有后来的命运。香港中文大学吴卫明教授分析了日 本在20世纪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变化着的作用，他提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明 治维新为东亚一些国家提供了政治改革的样板；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又为东亚提供 了经济起飞的样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又成为大众文化的样板。德国柏林自 由大学的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教授探讨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于日本 国在世界秩序中认同的变化。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迷 梦破灭，政界和知识界开始重新确定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起初，他们寻找各种例 证把日本划入西方国家的行列。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学术 界开始回归亚洲，重申日本与亚洲，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以及亚洲的共同性。大 阪大学的沃尔夫冈·施文克尔(Wolfgang Schwendther)教授从文化方面也探讨了这一问 题，他介绍了日本学术界的三种观点：“西方主义”、“亚洲主义”和认为日本是既不 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亚洲的独特文明，这一观点把日本称为“远西”，表现了日本学术 界有关日本现代性讨论的一种民族主义观点。
在与会代表的发言中，有些是关于东亚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比较。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汤重南研究员对1840—1910年这三个国家实行现代化的条 件、领导集团的情况以及结果进行了比较。他说在19世纪中叶，从基础上来看，日本最 好，中国稍次，韩国最差。从领导集团的情况看，日本推动现代化的领导们政治斗争经 验丰富，中国在思想和学术方面颇有建树，韩国的领导集团较为幼稚。从发展的道路上 讲，三国有些运动是相似的，如政治改革方面，日本有明治维新，中国有戊戌变法，朝 鲜有甲申事变；在反对西方势力方面，中国有反侵略的义和团运动，日本有攘夷运动， 韩国也有反侵略战争；日本和中国都发生了接受西方影响的农民战争，如中国的太平天 国运动和日本的“改革世道”的农民起义；在工业化方面，日本有“殖产兴业”，中国 有“洋务运动”。到1910年，发展的结果是日本较为顺利的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的现代 化半路夭折，韩国则彻底失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严 立贤研究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不同。他认为，日本 商品流通体系的发达和包买商的推动，再加上明治维新后政府的支持，是日本迅速转向 近代经济的主要途径。而中国全国性的统一市场一直不存在，而且中国的原工业化不是 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而是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所以，乡村的生产 始终没有突破家庭生产的形式。这是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