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人格刍议
陈秀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9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2年03期第46～52页
【英文标题】On Intellectuals'Personality in Modern Japan
CHEN Xiu-wu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 China
【作者简介】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陈秀武(1970-)，男，吉林农安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现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
【关 键 词】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人格modern Japan/intellectuals/personality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2)03-0046-07
在推进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有冲撞，也有交融。本文 拟从人格角度入手，对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整体人格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结合 具体实例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时段”，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与国家的发展 方向，乃至于国民性等问题综合起来加以分析，以探究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人格类型及其 特点。
一
提及知识分子的人格，或许人们马上会想到独立人格与依附人格这相互对立的两者。 所谓独立的人格，独立于谁才能称其为独立?所谓依附的人格，依附于谁才能称其为依 附?如所周知，对两者的判断主要依据知识分子与政界及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定。即是说 ，独立于政界及权力，或参与政治但并未被融入到政权中去，是谓独立；与之相反，向 政界及权力靠拢，或被融入到政权中去，是谓依附。有的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人格不变， 或是终生独立，或是终生依附。然而，有的知识分子人格会发生转化。当时代变化，知 识分子的价值观亦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带来知识分子人格的转换。某些知识分子在人格 转换中会表现出人格转换的双向性，即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后来再由依附人格 转换为独立人格；某些知识分子则表现出单向性，即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或由 依附人格转换为独立人格。人格转换具双向性者，将会表现出人格由断裂到整合的过程 。仅具单向性者则不具备这样的过程，或许亦试图整合但以失败告终。笔者将知识分子 的人格由独立转向依附的现象称为知识分子人格的断裂，将对断裂人格进行整合却未获 成功的现象称为人格的虚假整合。
所谓人格是指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个人的道德、思想、认识、品性等)的总 和。人格结构即由这几个因素组成。人格结构的外部表现为价值观念和态度。在近代日 本，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在“道义”与“权势”的冲突中改变着自我。尤 其是当时代变化，“道义”与“权势”的内容亦发生变化时，知识分子的人格会程度不 同地受到影响。有的知识分子放弃“道义”屈服“权势”，有的知识分子则能继续保持 “道义”之承担者身分，还有的知识分子继续“以势驭道”。这无疑在知识分子群体中 具有典型意义。正如余英时所说：“‘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事实上只能期之于 极少数突出之‘士’，因此有‘典型’的意义，而无普遍的意义。这不仅中国知识分子 为然，古今中外莫不皆然。”[1](P109)其所谓“突出之‘士’”，是指既能保持“自 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又能担负起批判政治、引导舆论重任的知识分子。如果按这 一标准要求的话，能纳入这一尺度的世界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近代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 。由于近代日本之初模仿欧美采取“文官制度”[2](P18)，具有政治人与文化人双重身 分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这样就增强了知识分子人格的模糊性与难以断定性。知识分子 在“道义”与“权势”之间的徘徊状态，是造成其人格模糊性与难以断定性的原因。虽 然如此，当社会思想运动与社会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同时发生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 与态度就会暴露无遗。据此，可将知识分子的人格判定为独立型、断裂型与依附型。这 种划分具有“典型”意义上的划分性质。
对知识分子人格类型的划分及其特点的归纳并不容易，对知识分子人格不同类型的评 价则更为复杂。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应该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时段”，并将知识分子 所处的时代背景、“道义”与“权势”的具体内涵、国家的发展取向乃至于国民性等问 题综合起来加以考察。至少，在考察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时应该如此。
二
“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源于人们对自我认识的需要，人们在努力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 ，也在满足精神的和理智的需要。社会经济活动创造的财富，不仅瓦解了人身依附的封 建关系，而且也造成了政治权力的移位。”[3](P4)近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不仅以打破 封建的身分制度及正统世界观为前提，而且相对独立、自由的言论机关也是其诞生的必 要的外部条件[4](P29)。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脱胎于幕末的学塾与藩学校。他们的产生不仅以国内资本主义因素 的萌芽为物质前提，而且还以东亚各国普遍存在的“外来压力”[5](P102)为契机。可 以认为，1873年成立的“明六社”(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团体)[6](P165)标志着真正意 义上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群的诞生。这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团体，以引进西方的哲学、 伦理、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配合政府提出的“文明开化”。同时，他们还将 摆脱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化危机视为“使命”。他们的出现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即明治 政府破除旧有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创建新制度，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变革。“明 六社”的知识分子们正好开启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他们以“文明开化”与“开启 民智”为己任，以《明六杂志》为舆论阵地，宣传新思想，为国家新体制的形成寻找理 论依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与明治政府保持着种种关系，从人格角度讲，已不再是纯粹 的依附性知识分子。其中，有的成为政府的官员。例如，森有礼(1847—1889年)出身于 萨摩藩的士族阶层，早年曾留学英美，1870年出任驻美公使，并考察美国的教育制度。 1885年出任伊藤博文内阁的文部大臣，1886年主持学制改革，颁布《大学令》，成为日 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创始人。由此可以看出，森有礼是明治时期“倚势行道”的代表。他 摆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凭借明治政府给予的权力，导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及规范。 在文化事业上，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他是兼具政治人与文化人双重身分的知识 分子。
福泽谕吉与森有礼不同，他是思想界的代言人，独立于政府之外。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介绍西洋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7](P288)。 他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了“人生而平等，无贵贱之分”[8](P1)的先进 思想。为了维护人民的自由权与生存权，他力主争取国家独立。他的“争取国家独立” 的思想，与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9](P383)政策相统一，后来逐渐演变为带有侵略 性质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也是听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消息后，福泽谕吉 喜极而泣的思想根源。他虽然具备“独立人格”，但从其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支持态 度来看，他的“批判政治、引导舆论”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从福泽谕吉的身上，可以 看出日本国民性的积淀。“即指在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范围内比较普遍的、甚至是居于 主导地位的心态、倾向、潜意识。构成国民性主要特征的，是人们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 和道德规范，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10](P 5-6)也就是说，在“富国强兵”的目的意识下，“武士道”作为体系是消灭了，“但作 为道德依然存在”[11](P32)。在这样的目的意识与道德规范的指引下，明治政府的指 导者们对稍为激进的思想采取分化与镇压的政策。他们对自由民权思想(明治启蒙思想 之后的现代化思潮)的镇压就是佐证。
自由民权思想不仅是思想运动，而且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指导思想。自由民权运动自187 4年1月板垣退助等人发表“设立民选议院建议”始，轰轰烈烈长达十余年。其基础力量 是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地主，其主导人物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由民权 运动虽最终遭到失败，但从其提出的“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12](P 70)三大中心口号看，或从其反对明治政府“有司专制”的斗争实践看，仍可说它是自 下而上地要求深化政治、经济变革的民主主义运动。自由民权运动激进派思想家是中江 兆民(1847—1901年)和植木枝盛(1857—1892年)，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士大夫”气概、 思想清高、非妥协性，与自由民权论的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了斗争的道德与毅力。但遗 憾的是，他们晚年有过变节行为，他们的艰苦斗争在政府的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
一战前后，在国际民主思潮及民主革命的影响下，日本的知识分子发起所谓的“大正 民本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实行立宪政治，反对军部专政。 吉野作造(1878—1933年)及其“民本主义”(“国家法理上属于人民”，“国家主权活 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属于人民”)[13](P24-25)思想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吉野 作造远离权力，发表政治见解并获得成功，成为人格独立型知识分子的典型范例。他凭 借思想指导运动来实践其政治主张，大正民主运动取得的政治实效，即实现政党内阁和 颁布《普通选举法》是其标志。他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保持和维护了人格的独立性。另外 ，他组织团体，使思想主张组织化。在思想——组织——运动的系列环节中寻求解决问 题的最好办法。自1926年至生命的终结，吉野作造更加偏重学问。他着手“明治文化研 究”，并以此确保人格的独立。纵观吉野作造的一生，可以发现他始终站在体制之外， 以大学教授的身分与政界保持距离。他以舆论参政与舆论干政的方式关注政体改革，从 而引导国家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他以“民本”概念嫁接西方民主思想，并认为“民本主 义”与君主制可以并存。他的参与意识、对信念的执着、观察问题的敏锐及其独立性， 构成了其独立人格的外在表现。吉野作造真正做到了：“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 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批判能力，并依据内心 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或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 量。”[14](P3-4)
知识分子对政治采取的态度，汤因比(1889—1975年)也认为有两种。“一是脱离所处 的时代与环境，埋头于纯学术研究，致力于探讨所谓‘普遍性的永恒性的’问题”；“ 二是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表现出非常热切的关心”。但是，“知识分子既不能完全 超脱现实问题，完全割断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中的各种问题的联系；同时，也不应 完全限于政治。”汤因比在寻找理想知识分子的代表时指出：“苏格拉底既不刻意参与 政治，也不回避。我想他的这种实践表明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应取的正确态度。”[15] (P121-122)由此观之，吉野作造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 正是要仰赖这类知识分子。在昭和法西斯统治时期，具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知 识分子几乎绝迹。即便有，也早被文化统治机构所扼杀或统一到法西斯战争中去了。
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除了上述的独立型与下面将要谈到的断裂型外，所见最 多的就是依附型。例如，明治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就很强。他们把“国家独立”与“自我 使命”相认同，在“唤起愚蒙之沉睡，树立天下之模范”[16](P18)的实践中实现其自 我价值。但是，他们已经由人格上对幕府的依附转变为在精神上对天皇的依赖。他们有 的成为明治政府的领导者，指挥国家的建设(如加藤弘之、伊藤博文等)。其中，伊藤博 文(1841—1909年)是人格依附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昭和法西斯战争期间，人格依 附型知识分子不胜枚举。这类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要么是权力的所有者，要么使“道”屈 从“势”。
三
明治20年代是知识分子对“文明开化”风潮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年代。在这一年代，日 本近代的又一知识分子群诞生。其标志是1887年，德富苏峰创办的民友社及其创刊的《 国民之友》杂志。民友社与《国民之友》被时人评价为“第二个明六社”和“第二个明 六杂志”，可见其影响之大。1890年，他又发行《国民新闻》。其主要功绩是刊载当时 各领域的进步思想家和学者的论述，宣传英国的议会思想，鼓吹国民生活的近代化，同 时还介绍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国民之友》与《国民新闻》成为明治20年代传播新思 潮的重要论坛。以甲午战争为契机，随德富苏峰政治态度的改变，《国民之友》与《国 民新闻》的论调也转向国家主义。相应地，德富苏峰的人格也由独立向依附转换。实际 上，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中，发生“变节”的知识分子司空见惯。例如，前述的中江兆 民和植木枝盛在晚年都在思想上或实践上经历过变节或挫折。但就其影响来讲，德富苏 峰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中人格变换最为典型的代表。从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层面考察， 德富苏峰的影响最为恶劣。对德富苏峰及其思想应该进行彻底批判。
德富苏峰(1863—1957年)的生活历经明治、大正与昭和前期三个时代。他最突出的特 色是在三个时代始终处于言论界的核心地位，因此称他为言论界的“三朝元老”也不为 过。德富苏峰的思想主张、人格转换与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例如，明治时代前期，他 主张全面“欧化”，提倡“纯粹的泰西主义”，行动上远离权力，欲以“平民主义”确 立日本的近代市民社会秩序。明治中后期，他转向“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向权 力靠近，推动国家向战争的轨道迈进。大正时期，他与政界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试图以 “皇室中心主义”整合国民的思想意识，以求达到“举国一致”，以“国家认同”理念 来追求日本极欲获得的国际地位。昭和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富苏峰的言论主张便完全为 日本的法西斯战争服务了。与之相关，他的人格经历了断裂——试图整合——整合失败 ——彻底断裂的过程。
明治20年代的德富苏峰主张“平民主义”[17](P180)，为日本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确 立寻找途径。他对社会问题抱有积极的热情，足以证明他具有极强的参与意识。大江义 塾时代，他视野开阔，涉猎的范围甚广，为他的主张提供了思想源泉。他是在接受斯宾 塞的进化论，密尔的功利说，科布顿、布赖特曼彻斯特学派的非干涉主义、自由放任主 义及横井小楠的世界和平思想为基础上，构建了“平民主义”思想的。并凭借新思想、 新经验批判传统道德，以独立的身分在塾内及言论界发表意见。这时，德富苏峰的想法 非常单纯，他只想成为“天下立言家”[18](P132)。“我原来就喜欢政治，政治是我的 生命。但是，当初毫无当官欲望。简单地说，当初既不想成为大臣，也不想成为议员。 只想以自己的想法来运营政治并对其进行指导，除此之外，毫无功名利禄之心。……著 述及刊行杂志的目的不在于卖书赚钱，亦不在于独霸文学界。如果我的书籍及杂志得以 畅销，我的名字也因此而被更多的人所知晓，那也只不过是以此把我的志向推广到天下 而已。”[19](P225)青年时期德富苏峰的实践活动证明，他是参与型的公民，并有丰富 的知识；他对个人的效能抱有充分的信心；他在受到传统势力影响的时候，有高度的独 立性和自主性；他愿意接受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即是头脑开放的人[20](P15)。反映 在人格上，就是独立的。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整个国家开始右倾化。德富苏峰顺应时代的潮流，思想发生了向 国家主义、权力主义、帝国主义的转向。随之，人格亦发生了断裂。可以认为，知识分 子的人格断裂表现为“思想与行动”的转变。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断裂又集中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1)被政治权力所吸收，失去了人格独立性。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及关 注社会问题是其“社会良心”的最好体现。他们参与政治，并不影响其独立性或其独立 人格。但如果他们被整合到政治权力之中去了，那么他们将丧失知识分子独立的政治立 场[21](P17)，随之即丧失了独立人格。(2)丧失了思想上的进步性与独立性。即如果他 的思想主张时时在为当前的政府辩护(尤其是在政府的行为将导致本民族走向险途时)， 这可视为其人格断裂在思想上的表现。(3)对传统思想的“恶用”及扩大其宣传力度。
德富苏峰人格断裂有国内形势变化的影响，亦有其本身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因素在内 。确切地说，是德富苏峰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对“道理”与“力”的关系重新认 知的结果。他认识到，独立记者的大脑中只有“道理”，如果对其“道理”进行宣传并 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那么“道理”就会变成“力”。他还认为，“力”与“道理”二者 并非对立而是表里一体的。新闻言论的主要作用便是通过舆论宣传将“力”“道理”化 。即是说，舆论宣传很有可能将非合理但本身强大的“力”转化为人们普遍认可的“道 理”。当然，它要在新闻舆论对国民意识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才会得以完成。于是 ，德富苏峰决心向“力”倾斜。
1897年，德富苏峰就任松方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是向“力”倾斜的标志，也是其 人格发生断裂的标志。明治中后期，德富苏峰与山县派藩阀势力合作，在舆论上支持山 县有朋。其言论活动与青年期所提倡的“平民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这时，他由提倡 “生产”转变为对政府的扩充军备政策进行辩护。这也是德富苏峰权衡“道理”与“力 ”的关系，而服膺“力”的逻辑的外在表现。明治中后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主要特 点：向“权力”靠拢；担任内阁的“智囊”和“秘书”；为内阁辩护。
大正时期，德富苏峰的人格发生更大断裂。虽然他一度对其断裂的人格进行整合，但 以失败告终。例如，德富苏峰就任《京城日报》总监，充当殖民统治的打手。1910年9 月末，受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委托，德富苏峰赴汉城参与制定殖民地的新闻政策，同寺 内正毅合作。这时，他将东京的国民新闻社视作“总社”，将朝鲜的京城日报社(注： 京城日报，1906年创刊于朝鲜的汉城，为韩国统监府和此后的朝鲜总督府的机关报。) 视作“分社”。再如，德富苏峰被选为贵族院议员，是其直接参与权力的最好证明。19 11年8月，桂太郎内阁辞职前，德富苏峰被选为贵族院议员。这是德富苏峰攀附权贵的 集中表现，他成为一个地道的政治活动家。1912年12月，桂太郎第三次组阁，德富苏峰 及《国民新闻》代表桂太郎的政治立场，德富苏峰成为桂太郎的“分身”[22](P180)。 1916年，寺内正毅内阁成立。当时，许多家报社联合批判内阁的成立是“官僚阀族的再 现”，要求实行宪政。《国民新闻》却强调首相的任命权在天皇手中，以此为寺内正毅 内阁进行辩护。1918年，德富苏峰与寺内正毅内阁断绝关系后，便集中精力撰写《近世 日本国民史》。这时，德富苏峰回归儒学，宣传“皇室中心主义”，以此教化民众，推 动国家沿着战争的轨道前进。大正时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主要特点：直接参与并策划 了殖民统治的新闻政策；通过与藩阀势力的合作，直接参与政权，成为权力的所有者与 执行者；利用传统儒学中的“大义名分论”为内阁进行辩护，利用“皇室中心主义”教 化国民。
大正中后期，德富苏峰曾试图以与寺内正毅内阁断绝关系来整合断裂的人格。但是， 他对断裂人格的整合以失败告终，并以人格的更大断裂收场。这在昭和法西斯战争期间 表现得非常明显。1931年6月，大日本国史会成立，德富苏峰就任会长。1938年他发表 了《皇道日本的世界化》和《明治维新与国民精神》。1939年2月，出版《昭和国民读 本》，重新阐释儒学，教化民众，使其盲从战争。1941年10月，他出版发行《皇道日本 之大道》。12月，日本对英美宣战。在东京各报社联合主办的国民大会上，苏峰做了演 讲。1942年5月，大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德富苏峰就任会长。在对国民进行文化统治 管理上，积极配合政治权力。昭和初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特点：以“皇室中心主义” 帮助军国主义势力统治国民思想；“恶用”儒学，扩大战争宣传；完全丧失知识分子的 独立人格。
德富苏峰是近代日本人格断裂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整个人生历程及其人格的 转换过程反映出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他的某些思想在当今日本社会仍有潜在的影 响力。例如，阴魂不散的“皇室中心主义”仍是当代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思想根源。 根除“皇室中心主义”，仍是摆在有良知的日本人民与东亚其他各国人民面前的重任。
综上所述，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并非孤立的问题，它与日本的国内外形势、 国家的发展方向、国民性以及知识分子本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密切相连。只有照顾到 这诸多方面，对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人格的划分及评价才会近于客观。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2年09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2年03期第46～52页
【英文标题】On Intellectuals'Personality in Modern Japan
CHEN Xiu-wu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 China
【作者简介】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陈秀武(1970-)，男，吉林农安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现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
| 【内容提要】 | 从人格角度观察，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可分为独立型、依附型和人格断裂型三种。独立 型知识分子以“思想自由，远离权力”为人格的外部特征；依附型以“掌握权力或思想 为权力服务”为人格外部特征；断裂型以“思想与行动的转化”为特征。近代日本知识 分子的人格问题是与国家发展方向、国民性及知识分子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方面密 切相关。 In view of personality,intellectuals in modern Japan could be classified i nto three types i.e.independent,dependent,and broken-personality.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is a typical case of“thought liberty,depart from power”.Depe ndent intellectual is a typical case of“owner of power and thought depend o n power”.Broken-personality intellectual is a typical case of“transformati on of thought and transformation of action”.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Japa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modern Japan,int ellectuals'world outlook,and intellectuals'value outlook. |
在推进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有冲撞，也有交融。本文 拟从人格角度入手，对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整体人格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结合 具体实例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时段”，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与国家的发展 方向，乃至于国民性等问题综合起来加以分析，以探究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人格类型及其 特点。
一
提及知识分子的人格，或许人们马上会想到独立人格与依附人格这相互对立的两者。 所谓独立的人格，独立于谁才能称其为独立?所谓依附的人格，依附于谁才能称其为依 附?如所周知，对两者的判断主要依据知识分子与政界及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定。即是说 ，独立于政界及权力，或参与政治但并未被融入到政权中去，是谓独立；与之相反，向 政界及权力靠拢，或被融入到政权中去，是谓依附。有的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人格不变， 或是终生独立，或是终生依附。然而，有的知识分子人格会发生转化。当时代变化，知 识分子的价值观亦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带来知识分子人格的转换。某些知识分子在人格 转换中会表现出人格转换的双向性，即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后来再由依附人格 转换为独立人格；某些知识分子则表现出单向性，即由独立人格转换为依附人格，或由 依附人格转换为独立人格。人格转换具双向性者，将会表现出人格由断裂到整合的过程 。仅具单向性者则不具备这样的过程，或许亦试图整合但以失败告终。笔者将知识分子 的人格由独立转向依附的现象称为知识分子人格的断裂，将对断裂人格进行整合却未获 成功的现象称为人格的虚假整合。
所谓人格是指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个人的道德、思想、认识、品性等)的总 和。人格结构即由这几个因素组成。人格结构的外部表现为价值观念和态度。在近代日 本，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在“道义”与“权势”的冲突中改变着自我。尤 其是当时代变化，“道义”与“权势”的内容亦发生变化时，知识分子的人格会程度不 同地受到影响。有的知识分子放弃“道义”屈服“权势”，有的知识分子则能继续保持 “道义”之承担者身分，还有的知识分子继续“以势驭道”。这无疑在知识分子群体中 具有典型意义。正如余英时所说：“‘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事实上只能期之于 极少数突出之‘士’，因此有‘典型’的意义，而无普遍的意义。这不仅中国知识分子 为然，古今中外莫不皆然。”[1](P109)其所谓“突出之‘士’”，是指既能保持“自 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又能担负起批判政治、引导舆论重任的知识分子。如果按这 一标准要求的话，能纳入这一尺度的世界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近代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 。由于近代日本之初模仿欧美采取“文官制度”[2](P18)，具有政治人与文化人双重身 分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这样就增强了知识分子人格的模糊性与难以断定性。知识分子 在“道义”与“权势”之间的徘徊状态，是造成其人格模糊性与难以断定性的原因。虽 然如此，当社会思想运动与社会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同时发生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 与态度就会暴露无遗。据此，可将知识分子的人格判定为独立型、断裂型与依附型。这 种划分具有“典型”意义上的划分性质。
对知识分子人格类型的划分及其特点的归纳并不容易，对知识分子人格不同类型的评 价则更为复杂。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应该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时段”，并将知识分子 所处的时代背景、“道义”与“权势”的具体内涵、国家的发展取向乃至于国民性等问 题综合起来加以考察。至少，在考察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时应该如此。
二
“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源于人们对自我认识的需要，人们在努力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 ，也在满足精神的和理智的需要。社会经济活动创造的财富，不仅瓦解了人身依附的封 建关系，而且也造成了政治权力的移位。”[3](P4)近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不仅以打破 封建的身分制度及正统世界观为前提，而且相对独立、自由的言论机关也是其诞生的必 要的外部条件[4](P29)。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脱胎于幕末的学塾与藩学校。他们的产生不仅以国内资本主义因素 的萌芽为物质前提，而且还以东亚各国普遍存在的“外来压力”[5](P102)为契机。可 以认为，1873年成立的“明六社”(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团体)[6](P165)标志着真正意 义上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群的诞生。这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团体，以引进西方的哲学、 伦理、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配合政府提出的“文明开化”。同时，他们还将 摆脱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化危机视为“使命”。他们的出现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即明治 政府破除旧有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创建新制度，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变革。“明 六社”的知识分子们正好开启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他们以“文明开化”与“开启 民智”为己任，以《明六杂志》为舆论阵地，宣传新思想，为国家新体制的形成寻找理 论依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与明治政府保持着种种关系，从人格角度讲，已不再是纯粹 的依附性知识分子。其中，有的成为政府的官员。例如，森有礼(1847—1889年)出身于 萨摩藩的士族阶层，早年曾留学英美，1870年出任驻美公使，并考察美国的教育制度。 1885年出任伊藤博文内阁的文部大臣，1886年主持学制改革，颁布《大学令》，成为日 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创始人。由此可以看出，森有礼是明治时期“倚势行道”的代表。他 摆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凭借明治政府给予的权力，导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及规范。 在文化事业上，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他是兼具政治人与文化人双重身分的知识 分子。
福泽谕吉与森有礼不同，他是思想界的代言人，独立于政府之外。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介绍西洋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7](P288)。 他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了“人生而平等，无贵贱之分”[8](P1)的先进 思想。为了维护人民的自由权与生存权，他力主争取国家独立。他的“争取国家独立” 的思想，与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9](P383)政策相统一，后来逐渐演变为带有侵略 性质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也是听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消息后，福泽谕吉 喜极而泣的思想根源。他虽然具备“独立人格”，但从其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支持态 度来看，他的“批判政治、引导舆论”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从福泽谕吉的身上，可以 看出日本国民性的积淀。“即指在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范围内比较普遍的、甚至是居于 主导地位的心态、倾向、潜意识。构成国民性主要特征的，是人们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 和道德规范，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10](P 5-6)也就是说，在“富国强兵”的目的意识下，“武士道”作为体系是消灭了，“但作 为道德依然存在”[11](P32)。在这样的目的意识与道德规范的指引下，明治政府的指 导者们对稍为激进的思想采取分化与镇压的政策。他们对自由民权思想(明治启蒙思想 之后的现代化思潮)的镇压就是佐证。
自由民权思想不仅是思想运动，而且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指导思想。自由民权运动自187 4年1月板垣退助等人发表“设立民选议院建议”始，轰轰烈烈长达十余年。其基础力量 是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地主，其主导人物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由民权 运动虽最终遭到失败，但从其提出的“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12](P 70)三大中心口号看，或从其反对明治政府“有司专制”的斗争实践看，仍可说它是自 下而上地要求深化政治、经济变革的民主主义运动。自由民权运动激进派思想家是中江 兆民(1847—1901年)和植木枝盛(1857—1892年)，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士大夫”气概、 思想清高、非妥协性，与自由民权论的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了斗争的道德与毅力。但遗 憾的是，他们晚年有过变节行为，他们的艰苦斗争在政府的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
一战前后，在国际民主思潮及民主革命的影响下，日本的知识分子发起所谓的“大正 民本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实行立宪政治，反对军部专政。 吉野作造(1878—1933年)及其“民本主义”(“国家法理上属于人民”，“国家主权活 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属于人民”)[13](P24-25)思想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吉野 作造远离权力，发表政治见解并获得成功，成为人格独立型知识分子的典型范例。他凭 借思想指导运动来实践其政治主张，大正民主运动取得的政治实效，即实现政党内阁和 颁布《普通选举法》是其标志。他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保持和维护了人格的独立性。另外 ，他组织团体，使思想主张组织化。在思想——组织——运动的系列环节中寻求解决问 题的最好办法。自1926年至生命的终结，吉野作造更加偏重学问。他着手“明治文化研 究”，并以此确保人格的独立。纵观吉野作造的一生，可以发现他始终站在体制之外， 以大学教授的身分与政界保持距离。他以舆论参政与舆论干政的方式关注政体改革，从 而引导国家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他以“民本”概念嫁接西方民主思想，并认为“民本主 义”与君主制可以并存。他的参与意识、对信念的执着、观察问题的敏锐及其独立性， 构成了其独立人格的外在表现。吉野作造真正做到了：“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 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批判能力，并依据内心 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或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 量。”[14](P3-4)
知识分子对政治采取的态度，汤因比(1889—1975年)也认为有两种。“一是脱离所处 的时代与环境，埋头于纯学术研究，致力于探讨所谓‘普遍性的永恒性的’问题”；“ 二是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表现出非常热切的关心”。但是，“知识分子既不能完全 超脱现实问题，完全割断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中的各种问题的联系；同时，也不应 完全限于政治。”汤因比在寻找理想知识分子的代表时指出：“苏格拉底既不刻意参与 政治，也不回避。我想他的这种实践表明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应取的正确态度。”[15] (P121-122)由此观之，吉野作造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 正是要仰赖这类知识分子。在昭和法西斯统治时期，具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知 识分子几乎绝迹。即便有，也早被文化统治机构所扼杀或统一到法西斯战争中去了。
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除了上述的独立型与下面将要谈到的断裂型外，所见最 多的就是依附型。例如，明治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就很强。他们把“国家独立”与“自我 使命”相认同，在“唤起愚蒙之沉睡，树立天下之模范”[16](P18)的实践中实现其自 我价值。但是，他们已经由人格上对幕府的依附转变为在精神上对天皇的依赖。他们有 的成为明治政府的领导者，指挥国家的建设(如加藤弘之、伊藤博文等)。其中，伊藤博 文(1841—1909年)是人格依附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昭和法西斯战争期间，人格依 附型知识分子不胜枚举。这类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要么是权力的所有者，要么使“道”屈 从“势”。
三
明治20年代是知识分子对“文明开化”风潮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年代。在这一年代，日 本近代的又一知识分子群诞生。其标志是1887年，德富苏峰创办的民友社及其创刊的《 国民之友》杂志。民友社与《国民之友》被时人评价为“第二个明六社”和“第二个明 六杂志”，可见其影响之大。1890年，他又发行《国民新闻》。其主要功绩是刊载当时 各领域的进步思想家和学者的论述，宣传英国的议会思想，鼓吹国民生活的近代化，同 时还介绍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国民之友》与《国民新闻》成为明治20年代传播新思 潮的重要论坛。以甲午战争为契机，随德富苏峰政治态度的改变，《国民之友》与《国 民新闻》的论调也转向国家主义。相应地，德富苏峰的人格也由独立向依附转换。实际 上，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中，发生“变节”的知识分子司空见惯。例如，前述的中江兆 民和植木枝盛在晚年都在思想上或实践上经历过变节或挫折。但就其影响来讲，德富苏 峰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中人格变换最为典型的代表。从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层面考察， 德富苏峰的影响最为恶劣。对德富苏峰及其思想应该进行彻底批判。
德富苏峰(1863—1957年)的生活历经明治、大正与昭和前期三个时代。他最突出的特 色是在三个时代始终处于言论界的核心地位，因此称他为言论界的“三朝元老”也不为 过。德富苏峰的思想主张、人格转换与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例如，明治时代前期，他 主张全面“欧化”，提倡“纯粹的泰西主义”，行动上远离权力，欲以“平民主义”确 立日本的近代市民社会秩序。明治中后期，他转向“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向权 力靠近，推动国家向战争的轨道迈进。大正时期，他与政界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试图以 “皇室中心主义”整合国民的思想意识，以求达到“举国一致”，以“国家认同”理念 来追求日本极欲获得的国际地位。昭和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富苏峰的言论主张便完全为 日本的法西斯战争服务了。与之相关，他的人格经历了断裂——试图整合——整合失败 ——彻底断裂的过程。
明治20年代的德富苏峰主张“平民主义”[17](P180)，为日本近代市民社会秩序的确 立寻找途径。他对社会问题抱有积极的热情，足以证明他具有极强的参与意识。大江义 塾时代，他视野开阔，涉猎的范围甚广，为他的主张提供了思想源泉。他是在接受斯宾 塞的进化论，密尔的功利说，科布顿、布赖特曼彻斯特学派的非干涉主义、自由放任主 义及横井小楠的世界和平思想为基础上，构建了“平民主义”思想的。并凭借新思想、 新经验批判传统道德，以独立的身分在塾内及言论界发表意见。这时，德富苏峰的想法 非常单纯，他只想成为“天下立言家”[18](P132)。“我原来就喜欢政治，政治是我的 生命。但是，当初毫无当官欲望。简单地说，当初既不想成为大臣，也不想成为议员。 只想以自己的想法来运营政治并对其进行指导，除此之外，毫无功名利禄之心。……著 述及刊行杂志的目的不在于卖书赚钱，亦不在于独霸文学界。如果我的书籍及杂志得以 畅销，我的名字也因此而被更多的人所知晓，那也只不过是以此把我的志向推广到天下 而已。”[19](P225)青年时期德富苏峰的实践活动证明，他是参与型的公民，并有丰富 的知识；他对个人的效能抱有充分的信心；他在受到传统势力影响的时候，有高度的独 立性和自主性；他愿意接受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即是头脑开放的人[20](P15)。反映 在人格上，就是独立的。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整个国家开始右倾化。德富苏峰顺应时代的潮流，思想发生了向 国家主义、权力主义、帝国主义的转向。随之，人格亦发生了断裂。可以认为，知识分 子的人格断裂表现为“思想与行动”的转变。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断裂又集中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1)被政治权力所吸收，失去了人格独立性。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及关 注社会问题是其“社会良心”的最好体现。他们参与政治，并不影响其独立性或其独立 人格。但如果他们被整合到政治权力之中去了，那么他们将丧失知识分子独立的政治立 场[21](P17)，随之即丧失了独立人格。(2)丧失了思想上的进步性与独立性。即如果他 的思想主张时时在为当前的政府辩护(尤其是在政府的行为将导致本民族走向险途时)， 这可视为其人格断裂在思想上的表现。(3)对传统思想的“恶用”及扩大其宣传力度。
德富苏峰人格断裂有国内形势变化的影响，亦有其本身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因素在内 。确切地说，是德富苏峰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对“道理”与“力”的关系重新认 知的结果。他认识到，独立记者的大脑中只有“道理”，如果对其“道理”进行宣传并 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那么“道理”就会变成“力”。他还认为，“力”与“道理”二者 并非对立而是表里一体的。新闻言论的主要作用便是通过舆论宣传将“力”“道理”化 。即是说，舆论宣传很有可能将非合理但本身强大的“力”转化为人们普遍认可的“道 理”。当然，它要在新闻舆论对国民意识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才会得以完成。于是 ，德富苏峰决心向“力”倾斜。
1897年，德富苏峰就任松方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是向“力”倾斜的标志，也是其 人格发生断裂的标志。明治中后期，德富苏峰与山县派藩阀势力合作，在舆论上支持山 县有朋。其言论活动与青年期所提倡的“平民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这时，他由提倡 “生产”转变为对政府的扩充军备政策进行辩护。这也是德富苏峰权衡“道理”与“力 ”的关系，而服膺“力”的逻辑的外在表现。明治中后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主要特 点：向“权力”靠拢；担任内阁的“智囊”和“秘书”；为内阁辩护。
大正时期，德富苏峰的人格发生更大断裂。虽然他一度对其断裂的人格进行整合，但 以失败告终。例如，德富苏峰就任《京城日报》总监，充当殖民统治的打手。1910年9 月末，受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委托，德富苏峰赴汉城参与制定殖民地的新闻政策，同寺 内正毅合作。这时，他将东京的国民新闻社视作“总社”，将朝鲜的京城日报社(注： 京城日报，1906年创刊于朝鲜的汉城，为韩国统监府和此后的朝鲜总督府的机关报。) 视作“分社”。再如，德富苏峰被选为贵族院议员，是其直接参与权力的最好证明。19 11年8月，桂太郎内阁辞职前，德富苏峰被选为贵族院议员。这是德富苏峰攀附权贵的 集中表现，他成为一个地道的政治活动家。1912年12月，桂太郎第三次组阁，德富苏峰 及《国民新闻》代表桂太郎的政治立场，德富苏峰成为桂太郎的“分身”[22](P180)。 1916年，寺内正毅内阁成立。当时，许多家报社联合批判内阁的成立是“官僚阀族的再 现”，要求实行宪政。《国民新闻》却强调首相的任命权在天皇手中，以此为寺内正毅 内阁进行辩护。1918年，德富苏峰与寺内正毅内阁断绝关系后，便集中精力撰写《近世 日本国民史》。这时，德富苏峰回归儒学，宣传“皇室中心主义”，以此教化民众，推 动国家沿着战争的轨道前进。大正时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主要特点：直接参与并策划 了殖民统治的新闻政策；通过与藩阀势力的合作，直接参与政权，成为权力的所有者与 执行者；利用传统儒学中的“大义名分论”为内阁进行辩护，利用“皇室中心主义”教 化国民。
大正中后期，德富苏峰曾试图以与寺内正毅内阁断绝关系来整合断裂的人格。但是， 他对断裂人格的整合以失败告终，并以人格的更大断裂收场。这在昭和法西斯战争期间 表现得非常明显。1931年6月，大日本国史会成立，德富苏峰就任会长。1938年他发表 了《皇道日本的世界化》和《明治维新与国民精神》。1939年2月，出版《昭和国民读 本》，重新阐释儒学，教化民众，使其盲从战争。1941年10月，他出版发行《皇道日本 之大道》。12月，日本对英美宣战。在东京各报社联合主办的国民大会上，苏峰做了演 讲。1942年5月，大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德富苏峰就任会长。在对国民进行文化统治 管理上，积极配合政治权力。昭和初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特点：以“皇室中心主义” 帮助军国主义势力统治国民思想；“恶用”儒学，扩大战争宣传；完全丧失知识分子的 独立人格。
德富苏峰是近代日本人格断裂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整个人生历程及其人格的 转换过程反映出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他的某些思想在当今日本社会仍有潜在的影 响力。例如，阴魂不散的“皇室中心主义”仍是当代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思想根源。 根除“皇室中心主义”，仍是摆在有良知的日本人民与东亚其他各国人民面前的重任。
综上所述，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并非孤立的问题，它与日本的国内外形势、 国家的发展方向、国民性以及知识分子本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密切相连。只有照顾到 这诸多方面，对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人格的划分及评价才会近于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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