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伫看新编覆旧编”
——论世界史宗师吴于厪的学术创新精神
向志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9期
【原文出处】《江汉论坛》(武汉)2004年07期第73～78页
【作者简介】沈阳大学财经学院教授 沈阳 110044
【关 键 词】吴于厪/世界史/学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4)07-0073-07
吴于厪教授仙逝十年了，他的道德、文章、学术业绩令人无限景仰。特别是他在宏大 艰深的世界通史领域，广蓄博搜、综合比较，创建了崭新的学科框架体系，成为举国公 认的一代宗师。当前党中央一再强调“创新意识”，一再提倡建立“中国的创新体系” ，吴老无疑是在人文、社科界进行大型学科创新的先行者和杰出楷模，他的学术创新精 神应该当做我们的学魂来珍视和崇奉。下面想就此进行粗浅的评述。
一
1947年，吴老“应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之邀，放弃了在美国优厚待遇”(注：《著名学 者吴于厪教授逝世》，《人民日报》1993年4月17日。)，欣然回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 授，时年方三十四岁。吴老早年为学热衷于“西方史学思想和比较研究东西方历史”( 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 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 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 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 23页。)，但回国后却能服从需要，“勉承其乏”，承担了世界古代史的教研任务。当 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条件十分薄弱，起点很低，语言障碍，资料稀少，人才奇缺，理论 基础更是贫乏。但吴老却能仰仗饱满的爱国热情，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在武大开拓 了这一新的教研领域，辛勤耕耘十余载，不仅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写出不少创见 迭出、新意盎然的科研著述。如《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略论亚历山大》、《格拉古 改革》、《希腊城邦的形成和特点》、《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埃及和巴比仑古代文 化的世界历史意义》等。
在这期间，最值得称道的是，吴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领域有重大突破的两篇论文 ——《略论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和《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 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关于前者，大家知道：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研究 中古史的核心基础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远未成熟，“不论 在理论或历史方面都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力”，一直是中外史学界和理论界争议的热点 (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 、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 、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 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 ，223页。)。为此，苏联史学界最高权威刊物《历史问题》，曾在1953—1955年间组织 了一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许多苏联知名史家和经济学家都发表了重要论文，编辑部最 后还作了讨论总结。一般来说这就应视为经典，毋庸再议了。五十年代初，中苏关系融 洽，全国都在“一边倒”，对老大哥提异议实在是绝无仅有。但吴老作为一位博学广识 、刚正不阿的史学家，在重大学术是非面前，首先考虑的是历史科学的认知规律，另外 也决不能违背学者的智慧和良心。经过审慎地辨析和艰深地探究之后，吴老终于在三个 主要方面(封建主义生产目的、封建地租率、手工业地位)勇敢地向《历史问题》的结论 提出了自己全新的不同见解。这在当时，对于一位欧美留学归来的非党专家来说，是需 要何等的胆识和勇气啊!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吴老当年的卓识仍在散放着夺目的 光辉。在论文中，吴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研究方法，认为“和资本主义作简单类 比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主张“用具体分析封建生产关系特殊性的方法”，来研究“封 建主义的生产目的”。经过大量列举史实和深入论理分析，吴老深刻地写道：“不仅生 产地租不能概括封建生产的目的”，而且即使对封建主而论，“生产地租的本身也不是 他的终极目的，生产地租是为了消费”。这“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度”决 定的，因此决不能用资本主义为利润而追求利润的生产目的，来生搬硬套地类比封建主 义生产目的。另外，“在封建主义的农业生产中，除地租而外，农民有他自己的生产目 的，是无可置疑的”(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 ，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 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 ，329-330，113，50，223页。)。至于封建地租率的增殖问题，吴老同样反对“简单类 比法”，反对“从资本主义利润的增殖来推论封建地租的增殖”；而且认为“经济外强 制”对地租率增殖起作用，又加上史料残缺、“论据不足”，故而吴老认为“封建主义 基本经济规律的定义中，似不应列入封建地租率随着地租形态的转换而递增或递减的概 念”(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 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 ，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 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 ，50，223页。)。对于城市行会手工业，吴老认为“不仅本身具有封建主义生产的属性 ，而且……对全部封建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最后又演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 驱”(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 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 ，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 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 ，50，223页。)。如果按苏联学者们的观点，把它摒弃于封建生产之外，吴老认为是违 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的。总之，在文章中吴老显示了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深 厚的理论功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 新理论观点。
吴老的第二篇宏论，对恩格斯著名史著《马尔克》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拓展，乃早年 史论代表作。文中旁征博引了古代西方政法、君权方面的大量史料，极大地增强了论理 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全文注释85条之多，乃吴老论著征引之冠。文章用无可辩驳的大量 历史事实，详尽论证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马克公社在中世纪的西欧继续残存，“保存 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 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8页。)。与此同时，吴老 还天才地发现问题“另外的一面”，即“中世纪各霸一方的封建诸侯也利用了这些东西 ，来限制君权的集中和增长，从而保持封建主地方自主的权力”(注：《吴于厪学术论 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 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 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 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这无疑极大 地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的“马尔克”思想，从法律和君权的高度进一步深刻剖析了马克 公社的残存，给人以历史事实和历史哲学的双重启迪。西欧中世纪长期未能形成强有力 的中央君权和法制，正好也从史实的层面，为吴老的论断做出了确凿注释。
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吴老两篇大作均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文 中不仅大量征引了马、恩、列、斯原著，初步统计有《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法兰克时代》、《马尔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以前各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等，而且还成熟和创造性地运用了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于欧美进步的文化成果，吴老也能批判借鉴，兼收 并蓄。我们完全可以从著述中看到：一位西方学术圣殿学成归来的学人，融汇中西，渴 慕新知，再铸魂灵，奋发创新的足迹和身影。这当然会为吴老日后驾驭大型世界通史学 科的教学和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会为吴老的学术创新提供巨大的理论 动力。
二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吴老成为中宣部、高教部主持编著的大型系列文科教材 的学术带头人，赴京和北大周一良教授一道主编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新型《世界通 史》。这是一项无尚光荣和艰巨的重任，也是新中国高教文科教材建设史上的创举，文 化和学术出版界的盛事。
主编《世界通史》的参照系，众所周知是此前出版的各类世界通史，二老为此博览通 观，深积厚蓄，此前此后做了大量艰苦准备工作(详见后述)。但当时参照最多的还是： 苏联社科院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和“解放前引进来的部头最大又特别有影响的‘ 剑桥三史’”。关于后者，吴老深刻地指出：“不论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都是欧 洲中心论”。它的形式，它的“分期的标志，很清楚是欧洲历史分期的标志”。至于它 的内容，它的“主题则是宣扬近代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欧洲人所创造的近代文明 ，以及这个文明向整个世界的普及”(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 ，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 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 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这种著述已为解放后我国学术界所批 判和申诉，它的框架体系必须坚决抵制。至于它的资料和史实，甚至某些史论二老都进 行了审慎地甄别和辨析。对苏联的《世界通史》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应当肯定，在解 放初期引进和学习苏联所出世界史著作和教材，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我们也“不能设 想，经过了1917年的革命，西方史学传统中的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直到资产阶级的 阶级观点、种族偏见就都从苏联的史学界一扫而空了”。在历史分期和编纂体例上，它 “仍然保留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以欧洲历史分期决定世界历史分期的浓厚色彩，旧观点 的影响严重存在”。吴老以我国波涛汹涌的成吉思汗军事征服活动为例，说明苏联教材 硬把它镶嵌在封建社会中期的框框里，显得非常牵强和生硬。应该说早在解放初期，吴 老就已萌生了编写中国自己的《世界通史》的想法，并且最先发现了苏联许多史著的严 重不足。但苏联教材毕竟还是“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人类历史的发展，用阶级斗争 学说阐明人类社会怎样从一个阶段推进到另一个阶段。这对我们改造旧的史学观点，树 立新的、合乎科学的史学观点，是有益的。”(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 ，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 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 、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因此二老主编的《世界通史》在 框架体系上认真参照了苏联教材，而在具体编写过程中许多方面又都有所损益。并且“ 材料较为丰富，论点较为平实，加强了亚非拉部分，增加了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章节” 。初步显示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编写的世界通史的特色，比苏联教材有许多改进。事后 周老回忆说：“我们两人与各段主编通力合作，一起通读定稿。全书论点之商榷，资料 之核实，文字之打磨，以于da厪同志出力为多。1962年出版后，受到各校历史系师生的 欢迎。”(注：周一良：《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这对于 解放前后的历史唯心主义盛行，各类剥削阶级历史教科书的一统天下来说，无疑是一次 巨大的震撼和冲击。它的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可惜为时不久，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来临了。直到1972年5月，周、吴 二老再也无法规避当时那股来势凶猛的极左狂潮的冲击了。面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 部”“迫切需要关于世界历史方面的知识”，二老只好在重印这套教材时，加写了一个 《重印说明》，应时顺势地写了五点检查，“修改”、“订正”了个别章节、词句和史 实。但却总体上保留了“原书的体系、结构”。“四人帮”粉碎不久，吴老又一次离汉 赴京，“1979年在于厪同志主持下，此书又作了大幅度修订，臻于完备”(注：周一良 ：《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这次修订，吴老乘“十一届 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东风，大刀阔斧修补了苏联教材体系的缺失，清除了“四人帮” 影射史学的影响，坚持了革命的历史主义原则和科学公正的治史态度，增补了许多重要 史实，如“第二部分的德国、意大利、拜占庭以及第三部分的法国、土耳其”的情况， “英、法农民起义和意大利梳毛工起义”，“意大利早期‘异端’巴塔林运动和俄国博 洛特尼科夫起义”以及“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史料”等，都颇多增 添和修订。在评价“早期文艺复兴、尼德兰革命和三十年战争”等重大历史问题时，适 当参照了当年“国外新书刊”和“新的研究成果”。在史料来源上，原版“主要译自俄 、英、日文”；这次还参阅了“法文资料”，“也可稍微减少偏颇之弊”(注：周一良 、吴于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重印说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总 之，这次修订对原版《世界通史》动了一次大手术，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来驾驭世界历史风云，取得了很大进展。书出后一版再版，发行数十万册，成为 八、九十年代全国高校普遍选用的教材，获国家1988年高教教材一等奖。这无疑是吴老 教研生涯中的一项重要里程碑，“它的问世结束了中国学者没有一部自己编写的大型世 界通史著作的局面”(注：《著名学者吴于厪教授逝世》，《人民日报》1993年4月17 日。)。
但必须着重指出：吴老为学，思虑深远，高自标置，其治世界通史之鸿图远不止此。 他完成修订重任，由京返汉后，曾写寄给周一良老友一首律诗，披露了此中消息：
注释：
(15)周一良：《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
全诗写的虽然是修订大功告成后的一种独特意境——爱国之志，激奋之情，温文的气 度，潇洒的风范，“知不足”的谦挹，“叹无边”的困窘……谱成了一首硕学方家独特 心境的胜利交响曲。但今天更值得推敲的倒是作者欣喜庆幸之余，透露出来的一种“操 刀”“解牛”的宏远之志，一种纵横世界历史风云的创新之情。
三
1979年，吴老66岁高龄，吟咏着抒怀展志的诗篇，步入第二创造期。实际应该说是步 入了一个大器晚成，最为艰辛同时也最为璀璨的创造高峰期。这时整个国家民族，也处 在人才波谷期(左风炽烈，文化浩劫，万马齐喑)向人才波峰期(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大地春回)转型的交汇点。吴老作为饱经严冬磨炼的老知识分子，对“金甍玉砌长安道 ，紫苑红旗万里天”，对历经劫难来之不易的新时期，是格外感到欣慰和喜悦的。他的 饱满爱国情怀，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良心，使命感和责任心都得到急剧升华。他甚至不惜 以虚弱多病之躯，“蜗行寸进”(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 -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 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 184、185，329-330，113，50，223页。)之体，进行了超乎极限、异常艰辛的拼搏和攀 登。许多壮志如虹，大放异彩，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都是这最后时期完成的。真是“老 骥奋蹄，志在千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1993年4月9日，他刚刚欢度了八十 华诞，立即争分夺秒地与志同道合的学友们聚会，研讨他主持“新编”的世界通史。就 在大会上，他阐述着精辟的指导意见时，突然语音中断，全场为之愕然，老人家脑溢血 复发而仙逝了。“这是八十高龄老兵在驰骋多年的战场上的最后战斗”(注：周一良： 《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
吴老为学兴趣广泛，渊博宽厚，“不以一隅自限”。早在青年时期，吴老就从陈序经 大师那里领悟了“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的道理 。“学历史的人，我觉得，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吴老不仅这样说，而且 终生身体力行。尽管他学史出身，却做了经济研究生。留学哈佛，又听过“查利·麦凯 尔文教授讲西方政治思想史”，涉猎许多政法名著，又有“一次学术转弯”(注：《吴 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 -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 ，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 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 。在史学圈内，他开始专攻英国史、西欧史，回国后服从需要讲授世界上古史，尔后又 全身心投入世界中古、世界近代、世界通史的研究，四十六年如一日，并且对西方史学 史和中国古代文化有着精深的探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留学哈佛，完全是地道的西 方史学、西方经济学门生；回国后，他却能钻研马列，并且对《资本论》和许多马恩原 著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成为中西兼通、古今融汇、具有新思想、新理念的大方家，成为 我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并且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条目撰稿人。当然，在英语 和拉丁语的素养方面，他在史界也是超群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史界大师中， 像吴老这样的史界通才和全才，知识面如此渊博和宽广，涉猎领域如此深厚和专精，不 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这无疑为吴老的广蓄厚发、开拓创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
吴老为学的另一特点，用吴老自己的话说就是擅长“作比较研究”(注：《吴于厪学 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 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 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 、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这一特 点是前述特点的必要发展和延伸，如无广蓄博搜的深厚基础，如果常以“一隅自限”， 试问何以比较?又“比”从何来呢?正由于吴老在知识和史实上横向、纵向的深钻厚积， 又加上马列功底的导向性指引，才使他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研究得以缜密而又深刻地 开展起来。当然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和历史学本身一样古老；可是它形成当代史 学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论，那还是近一两个世纪的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为 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克进一步把 它系统化，被人们称为“比较史学之父”；英国的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创建 了所谓的比较研究“穆勒五法”(注：杜经国等《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234、236页。)。巴拉克拉夫甚至把它说成是“历史研究未来最有前途的趋势 之一”(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第281页。)。现在看来“比较研究”确已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导向性和技术性兼容的 研究方法，而且确能使得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和演绎法、辩证逻辑的共性和特性、共同规 律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得以在比较研究中加以贯彻。吴老在我国史学大师中，实在是运用 这种研究方法的杰出圣手!吴老的比较研究建立在坚实的辩证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完 全避免了马克斯·韦伯和帕森斯等人比较研究的唯心主义误导。不仅能排比各种历史现 象的共性和特性，而且能透过现象认清本质，探寻历史现象异同点的原因和影响，从而 找到它们出现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早在1940年吴老撰写的《士与古代中国统一运动 》论文，就对比了中西王权集中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社会力量和不同社会后果。1947年他 撰写的《师保政治和教育学术》一文，又从政治思想和文化学术的高度，对比了中西文 化传统。1944年他在哈佛撰写的《孔翰士近著<民族主义概念>述评》论文，更对欧洲的 几个主要国家民族主义发生的历史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同异剖析。吴老的早期处女作就显 示了比较史学的聪明和睿智。到了晚年他的“世界史观”和剖析人类历史行程中“诸大 历史运动”的力作，更是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比较史学的辩证法。
而吴老之所以能够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开创了大型学科世界通史研究的一代新风， 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为学的浩然之气，有一种对权威大部头——包括黑格尔的《历史 哲学》、朗克的《世界通史》、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以及本世纪英国的《剑桥三 史》、苏联社科院的《世界通史》敢于“碰硬”、敢于“说不”的锐气，有一种独树一 帜、开拓创新的大家气派，有一种在世界史领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非凡气概。这 种气质或气势，决非匠艺型或工匠型学人之所能与俦也。吴老的这种特殊禀赋其实早在 青年时期就已初见端倪。他在哈佛撰文评论孔翰士《论民族主义》时，就曾勇敢地提出 与当时知名学者“除了本书著者孔翰士教授以外，还须与海斯教授等人辩难”的设想。 晚年老人家为《自选集》作序，还念念不忘年轻时“写下的这两句话”，觉得其中“隐 约有点锐气”；而且“几次拟删而复留”，“感到那点少年锐气，是不无可留的了”( 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 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 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 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 23页。)。这实在是吴老弥可珍贵的“自知”之言。当然这种可贵的“少年锐气”本身 并不会转化为任何效应和实绩，它必须凭藉坚实的德、才、学、识来生发，来附丽；而 吴老近半个世纪进行的超时空的广蓄博搜和比较研究，才真正为他的大展鸿图铺垫了雄 厚的基础；而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导向性指引，又使得他的全部能量升华为 一种超常的理论勇气，一种破旧立新的巨大本领。
令人钦敬的是，吴老为了实现“新编覆旧编”的这个宏远目标，几乎综合通览和比较 研究了古往今来、国内国外能查阅到的所有世界通史型著作。除前文列举的近、现代出 版的“大部头”名著外，吴老剖析评介过的其它类似著述，据不完全统计还有：希罗多 德的《历史》、波里比阿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奥克斯丁 、伊息杜尔直至弗莱辛的奥托的基督教义世界史、博叙埃的《世界历史通义》、卡尔梅 特的《教俗世界史》、塔巴里的《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伊本·赫勒敦的《阿拉伯 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A·萨贝利科的《恩奈阿德》、伏尔泰的《风教通义》、 哥根廷学派的J·C·加特勒尔的《世界历史要览》、A·L·施勒策尔的《世界历史概略 》、J·坎普贝尔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赫尔德的世界史、威廉士的《史学家 的世界历史》、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周谷城的《世界通史》、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丹尼尔夫斯基的《俄国和欧洲》、斯朋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汤因比的《历史研 究》、巴拉克拉夫的《变动世界中的历史》等等(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 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 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 、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 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吴老对所有这些著述反复 分析比较，反复综合概括，最后发现它们很多“都不具有真正的世界观点”。“几乎都 是这样或那样的中心论者，都跳不出地区或种族之类的局限”(注：《吴于厪学术论著 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 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 、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 ，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发现这些著 述的体系、框架、历史分期法就“像希腊神话中普洛克鲁斯提斯的床一样，对长子是短 了，对矮子是长了”，“都有它的局限”。而他们的作者却硬要把各民族、各地区的历 史，“一块一块地给镶嵌”到按中心地区分期的“阶段的框框”里去；于是形成“按一 种历史分期的架构，把各国和各地区的历史汇成或大或小的总集”的这样一些世界史， 这样一些“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吴老认为：这“不算是世界史，至少不是一部好 的世界史”(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 ，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 ，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 -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 ，113，50，223页。)。正是基于这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判断，吴老终于勇敢地提 出了“编写一部新的、具有特色的世界史”的理论张本。这个“新编”世界史，就是吴 老一再阐述的“宏观历史”；就是要“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 ，来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就是要勾画“长卷的江山万里图，而非团团宫扇 上的工笔花鸟”。为此必须“破除自古以来就有的各种中心论”，“树立以世界为一全 局的观点”；“这里说的以世界为一全局，并不是说，只要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历 史全部汇编起来就行了”。吴老特别强调研究“重要的超出地区史、国别史范围的专门 课题”的迫切性，指出“不研究这样的课题，我看就难以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到 1985年，吴老写《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时，更进一步提出“新编”“宏观史学”的探 索目标是世界“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 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首先，“它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也不是包容一切 国家地区历史的总汇”的“这样一口大麻袋”。第二，“这门学科的研究者，必须超越 民族褊狭性”，预防“怀乡病史家”的“症候”。第三，这种“宏观史学”“不宜只讲 或主要地只讲客观发展规律的统一性”；或者“表面上，都以多样性补充统一性，但所 强调的，还是在于统一性”。吴老认为“应当克服这种惰性”。第四，这种“宏观史学 ”“有必要探索和说明这样的主题，即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这一条是吴老强 调的重心。吴老认为当前提出探讨这一主题“已经具备了有利条件”。如古代“由城邦 而帝国”的发展规律；“文明圈、经济圈的扩大，它们之间交相辐射现象的增多”；以 及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按照吴老诠释的欧亚大陆范围的“西学东渐”和“西力东渐 ”……这些都是破解这一“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横向发展的主题”(注：《吴 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 -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 ，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 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 的基础。这样吴老经过数十年潜心探究，终于登高以呼，振聋发聩，提出了一整套破旧 立新的理论原则，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世界史蓝图，成为超越世界史“旧编” 的新的世界史观里程碑。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吴老不仅是崭新的史学理论、世界史观的缔造者，而且是运用这 一理论和观点，对人类重大历史运动进行综合概括研究的奠基人。从1964年吴老第一篇 世界史观论文问世算起，到吴老七十至八十高龄的十年间(1983年至1992年)，一系列重 大历史运动的力作发表为止，吴老前后进行了近三十年的积累、孕育、探索和研究，终 于在实践——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理论的学术闭回路式的循环上升运动中 ，取得了理论、实践的双丰收。初步形成了“新编”“宏观史学”的骨架和雏型，为“ 应时而起”的“后继的力量”留下了宝贵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遗产。我想这中间最 令人敬佩的是：吴老在新的世界史观指引下，找到了世界史研究的崭新切入点和突破口 。吴老在探究历史是怎样形成世界史的过程中，没有被历史上五光十色、五花八门的各 种意识形态、哲理法权、制度典章、绝对观念、“怪影”、“幽灵”等精神现象所迷惑 、所缭绕，而是严格而又深刻地从“自然历史进程”的骨架内部去探求历史发展的真谛 。他高度重视“经济结构”，紧紧抓住“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生产物质生活 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 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来进行他的研究。他的视野非常广阔，立论十分严谨 ；把亚欧大陆(有时也将北非列入)，联成一体，克服国家、民族、宗教等的局限，进行 超时空的大范围、大跨度的概括，率先提出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新概念 ，从而使整个古代世界史的研究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把“东起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 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 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称之为“游牧世界”，并对“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 大冲击”的“作用及其历史限度”进行了科学而又公允的评价。客观指出“自人类食物 采集者发展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后，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形成，而且又必然发生各种矛盾 ”。至于“三次大冲击”，吴老既看到它“造成了破坏，有的破坏非常严重”；又看到 它“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有着 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 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 、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 5，329-330，113，50，223页。)。这无疑是用世界观点观查研究历史得出的崭新结论 。
紧接着1983年、1987年吴老的两篇传世之作问世了。它们深刻而又精辟地论述了“农 本与重商”、“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这样就从农耕世界内部历史和逻辑统一 地找到了它孕育工业世界的深刻内因，为我们破解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史之谜，奠定了 坚实的史观学和史料学的基础。吴老的两篇大作庞征博引古今中外史著和史实近一百五 十种，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史学、哲学、文学、考古学、地理学、民俗学、 科技史、艺术史等广泛领域，显示了吴老为学古今兼通、中西融汇、兼收并蓄、取法众 上的强劲功底。其中引自外文书刊及国外作者的共约130条。除多次引用马、恩原著外 ，涉及国外著名的大师级学者还有：阿奎那、亚里士多德、E·罗尔、C·辛格、M·E· 西伯姆、M·S·B·格拉斯、H·皮朗、M·杜布、F·A·奥格、M·布洛克、A·莫雷、J ·穆夫雷特、N·J·G·庞兹、C·比蒂杜戴里、H·克伦比兹、P·厄勒、C·史蒂文森 、A·B·怀特、W·史图布斯、I·瓦勒斯坦因、F·布鲁戴尔、D·C·科尔曼、E·利普 逊、J·W·汤姆逊、A·P·厄席尔、彼得·克拉克、保罗·克拉克、E·F·赫克希尔、 G·施摩勒尔、亚当·斯密、W·W·罗斯托、C·P·金德贝格尔、T·威尔生、P·克里 德特、F·布罗代尔、J·U·纳夫、C·M·凯洛斯—威尔生、J·帕顿、E·J·琼斯、S ·J·沃尔夫、W·H·尼可尔斯、C·M·齐波拉、M·K·班纳特、B·M·S·坎普贝尔、 M·M·波斯屯、阿尔多·德·曼达勒纳、W·坦普尔、F·F·曼德尔斯、J·李约瑟、J ·瑟斯克、F·J·费席尔、G·D·拉姆赛、H·C·达尔贝、H·L·格雷、P·芒图、但 丁、J·吉帕尔、W·G·伦西曼、马克斯·韦伯、R·H·陶纳、J·希伦伯姆、W·H·尼 可尔斯……共约六十四位(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 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 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 85，329-330，113，50，223页。)，几乎遍及欧美近、现代的一些渊博持重的硕学方家 。吴老论文的引语和史料大都出自他们的外文原著，如无外国语言学之深厚功底，决难 担此重任，此诚我国当代史学大家们之所难企及也。此外，吴老征引史实，严格遵循科 学史料学原则，注重去伪存真，信而有征，多用一手史料，力戒单文孤证。如“十四世 纪末英国出口的毛呢，约当1347-1348年出口的10倍”这一重要史实，吴老就曾引用M· M·波斯屯、H·C·达尔贝、H·L·格雷三位方家的著述加以证实。又如关于机械钟的 最早记载，吴老以但丁和J·吉帕尔的著述为证。又如对“农业生产剩余”这一关键问 题，吴老则用E·J·琼斯、S·J·沃尔夫、W·H·尼可尔斯等的著述为证(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 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 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 ，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 总之，吴老是在详细占有材料，把握事实总和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研究，最后“把堆积 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注：列宁：《什么是“人民 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2页。)。用吴老自己的话 说就是：“亚欧大陆东西方的封建农本经济都重农抑商”，“但西方封建农本经济有其 可注意的特点”；“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最初发生在西欧，变化起因于农本经济的内部 ”；“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涌现的历史前奏”。“农产剩余的长趋势增长，是 农本经济孕育工业世界的前提”。“乡村地区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是“它的最初的孢 子”。“工业世界在孕育中带来”“一些有社会意义的特点”(注：《吴于厪学术论著 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 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 、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 ，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这就是结论 。这就是两篇大作的点睛之笔。这些貌不惊人、伟大现于平凡的结语，从社会骨骼框架 内部，逻辑和历史统一地阐明了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次巨大变革 的辩证发展进程，为我们从发生学和经济规律的视角，破解了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史之 谜。拜读之余，不能不为吴老惊人的理论概括能力，缜密的逻辑思维，所倾倒，所折服 。吴老的全部论证严格地从经济结构内部入手，但我们仍能感受到整个论证的血肉丰肌 。特别是吴老对“重商主义”这一切近经济本体的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的剖析，更使人 生动地感受到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对经济基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通过科学论证， 吴老一反著名的德国施摩勒尔、瑞典的赫克希尔、英国的培根以及亚当·斯密等权威的 偏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重商主义”“最深远的结果，不在于转瞬消逝的封建 国家统一政权的威力，而在于国内外封建农本经济闭塞状态的空前突破，在于商业、跟 着是工业的空前发展。”(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 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 、185，329-330，113，50，223页。)至于吴老对工业世界社会特点的概括：如“时间 感很强的世界”，“计数的世界”，“追求工效的世界”，“不‘敬天’、不‘法祖’ 的世界”，“对外扩张的世界”……更充满了慧睿、博识的机敏观查，为人们提供了一 幅血肉丰满的工业世界风情画。这些特点，正如吴老所说：“不像‘船坚炮利’那样一 碰上就令人触目惊心，但其中蕴藏着不容忽视的潜力，为其‘船坚炮利’作后盾的潜力 。”(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 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 ，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 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 ，50，223页。)所有这些，无疑都从风习、教化、传统甚至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丰富 了吴老的历史概括，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全面而又传神地看到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新 生婴儿的丰满画面。
至于吴老论述人类重大历史运动的尾声，则是1992年吴老仙逝前发表的《亚欧大陆传 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这篇大作吴老进行了大范围、大 跨度的超时空探索。在这里，吴老当然不能进行“纤琐”的描绘，也不能像工笔画那样 “细勾”。正如利奥之讥评朗克：“如果画家在一幅风景画中试图画好每一片青草叶， 则全图未成，草色已变。”(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 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 ，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 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 、185，329-330，113，50，223页。)吴老采用的是居高临下、综览通观“鸟瞰式”的 研究方法。用吴老自己的形象说法就是：“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这种 “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的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在大小轻重之间 ”，“取舍得当”(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 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 ，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 9-330，113，50，223页。)。为此就要“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视野要开阔，研究要具 体”(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 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 ，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 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 ，50，223页。)。基于以上方法论指引，吴老提纲挈领，取精用弘地概述了新兴工业世 界冲击波对整个世界的荡涤。英、法、德、俄是吴老选取的重点国度，也是做出成功反 应的范例。尽管他们反应的迟早、强弱、深浅颇多差异，但都程度不同地变革了传统农 耕经济体制，向新兴工业经济转轨。而西亚、南亚的大国奥斯曼土耳其、萨非伊朗、莫 卧儿印度则与之相反。印度尚未做出反应，就已沦为英属殖民地，丧失变革主动权。土 耳其、伊朗则对工业世界和经济变革“懵然无知”，只在“整军、整政的范围”摸索， “不仅反应软弱无力，而且改革本身也不能持久”。至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前者与土 耳其、伊朗“大体相似”，洋务派和改良派只呼唤新军、新政，始终“鲜有触及”“以 农为本的经济旧体制”。而日本则是“作出成功的、合乎历史趋向的反应”的唯一亚洲 国家。“明治维新于变革政制、兵制而外，又比较集中而持续地变革传统农业经济的体 制”，“在很短期间卓见成效”(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 -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 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 184、185，329-330，113，50，223页。)，成为亚洲跨进工业世界的强国。吴老以传统 农耕世界对新兴工业世界冲击的反应，作为观查、分析十六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理论基 石；用这根红线来贯穿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深刻主题，确实使人茅塞顿开， 豁然开朗，万里江山的世界历史风云尽收眼底，千头万绪的世界历史事变理出了头绪， 我们不能不为吴老天才的理论综合概括能力惊叹叫绝!
这样，吴老通过“世界史观”论文和“重大历史运动”论文，为后人留下一个既具有 理论张本，又进行了具体概述的“新编”“宏观史学”的雏型样版。与此同时，在这一 “宏观史学”思想指引下，吴老还带领武大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的一批弟子、 门生，编写了三集《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编译了一大批有关历史专著和资料，与齐世 荣教授共同主编了一套《世界史》(近代部分上、下卷)；并且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外国史卷》的同时积极倡导和主编自己“怀之有年”，“欲尽其余力”的“新编”《 世界通史》。1993年4月9日“正是在这部书的讨论会上”，吴老“阐述了指导性意见之 后”(注：周一良：《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停止了心 脏的跳动，倒在终生为之奋斗的学术战场。吴老为学四十六载，一直在世界史学科耕耘 ，从上古、中古贯通近、现代，高瞻远瞩，博识通达，发前人之所未发，云时人之所未 云，卓然大家气派，时贤莫能与俦。称得上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20世纪 末的世界史坛，应该说也曾有过少数卓识的史家，提出过类似的世界全局眼光的治史理 念。但很少有人能像吴老一样，在全面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承前启后地把这一理念表述 得如此深刻和周密，并在它指引下，把整个世界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用史家信而 有征的浓墨重彩，描绘为：由游牧、农耕到农本重商，到农耕世界对新兴工业世界的孕 育，到传统农耕世界对新兴工业世界冲击的反应，把这样一条世界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 的深刻主题红线，勾勒得如此简明和畅达，这可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重大学术贡献 啊!正如香港《新晚报》所高度评价的：吴老不仅主编出版了“历时三十年而不衰，累 计发行数字四十余万册”的“《世界通史》的系列教材”；而且“拨开了长期以来研究 世界史的迷雾”，“清晰地表述”了“世界史新观念”，使我国“世界史的研究进入独 立思考阶段”，“称得上世界史学科的一代宗师”(注：转引自《文摘周刊》1994年11 月27日第6版《人物春秋》。)。^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9期
【原文出处】《江汉论坛》(武汉)2004年07期第73～78页
【作者简介】沈阳大学财经学院教授 沈阳 110044
| 【内容提要】 | 吴于厪通过“世界史观”论文和“重大历史运动”论文，为后人留下一个既具有理 论张本，又进行了具体概述的“新编”“宏观史学”的雏型样版。拨开了长期以来研究 世界史的迷雾，清晰地表述了世界史新观念，使我国世界史的研究进入独立思考阶段， 称得上世界史学科的一代宗师。 |
吴于厪教授仙逝十年了，他的道德、文章、学术业绩令人无限景仰。特别是他在宏大 艰深的世界通史领域，广蓄博搜、综合比较，创建了崭新的学科框架体系，成为举国公 认的一代宗师。当前党中央一再强调“创新意识”，一再提倡建立“中国的创新体系” ，吴老无疑是在人文、社科界进行大型学科创新的先行者和杰出楷模，他的学术创新精 神应该当做我们的学魂来珍视和崇奉。下面想就此进行粗浅的评述。
一
1947年，吴老“应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之邀，放弃了在美国优厚待遇”(注：《著名学 者吴于厪教授逝世》，《人民日报》1993年4月17日。)，欣然回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 授，时年方三十四岁。吴老早年为学热衷于“西方史学思想和比较研究东西方历史”( 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 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 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 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 23页。)，但回国后却能服从需要，“勉承其乏”，承担了世界古代史的教研任务。当 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条件十分薄弱，起点很低，语言障碍，资料稀少，人才奇缺，理论 基础更是贫乏。但吴老却能仰仗饱满的爱国热情，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在武大开拓 了这一新的教研领域，辛勤耕耘十余载，不仅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写出不少创见 迭出、新意盎然的科研著述。如《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略论亚历山大》、《格拉古 改革》、《希腊城邦的形成和特点》、《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埃及和巴比仑古代文 化的世界历史意义》等。
在这期间，最值得称道的是，吴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领域有重大突破的两篇论文 ——《略论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和《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 权说到日耳曼马克公社的残存》。关于前者，大家知道：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研究 中古史的核心基础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远未成熟，“不论 在理论或历史方面都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力”，一直是中外史学界和理论界争议的热点 (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 、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 、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 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 ，223页。)。为此，苏联史学界最高权威刊物《历史问题》，曾在1953—1955年间组织 了一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许多苏联知名史家和经济学家都发表了重要论文，编辑部最 后还作了讨论总结。一般来说这就应视为经典，毋庸再议了。五十年代初，中苏关系融 洽，全国都在“一边倒”，对老大哥提异议实在是绝无仅有。但吴老作为一位博学广识 、刚正不阿的史学家，在重大学术是非面前，首先考虑的是历史科学的认知规律，另外 也决不能违背学者的智慧和良心。经过审慎地辨析和艰深地探究之后，吴老终于在三个 主要方面(封建主义生产目的、封建地租率、手工业地位)勇敢地向《历史问题》的结论 提出了自己全新的不同见解。这在当时，对于一位欧美留学归来的非党专家来说，是需 要何等的胆识和勇气啊!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吴老当年的卓识仍在散放着夺目的 光辉。在论文中，吴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研究方法，认为“和资本主义作简单类 比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主张“用具体分析封建生产关系特殊性的方法”，来研究“封 建主义的生产目的”。经过大量列举史实和深入论理分析，吴老深刻地写道：“不仅生 产地租不能概括封建生产的目的”，而且即使对封建主而论，“生产地租的本身也不是 他的终极目的，生产地租是为了消费”。这“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度”决 定的，因此决不能用资本主义为利润而追求利润的生产目的，来生搬硬套地类比封建主 义生产目的。另外，“在封建主义的农业生产中，除地租而外，农民有他自己的生产目 的，是无可置疑的”(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 ，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 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 ，329-330，113，50，223页。)。至于封建地租率的增殖问题，吴老同样反对“简单类 比法”，反对“从资本主义利润的增殖来推论封建地租的增殖”；而且认为“经济外强 制”对地租率增殖起作用，又加上史料残缺、“论据不足”，故而吴老认为“封建主义 基本经济规律的定义中，似不应列入封建地租率随着地租形态的转换而递增或递减的概 念”(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 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 ，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 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 ，50，223页。)。对于城市行会手工业，吴老认为“不仅本身具有封建主义生产的属性 ，而且……对全部封建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最后又演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 驱”(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 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 ，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 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 ，50，223页。)。如果按苏联学者们的观点，把它摒弃于封建生产之外，吴老认为是违 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的。总之，在文章中吴老显示了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深 厚的理论功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 新理论观点。
吴老的第二篇宏论，对恩格斯著名史著《马尔克》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拓展，乃早年 史论代表作。文中旁征博引了古代西方政法、君权方面的大量史料，极大地增强了论理 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全文注释85条之多，乃吴老论著征引之冠。文章用无可辩驳的大量 历史事实，详尽论证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马克公社在中世纪的西欧继续残存，“保存 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 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8页。)。与此同时，吴老 还天才地发现问题“另外的一面”，即“中世纪各霸一方的封建诸侯也利用了这些东西 ，来限制君权的集中和增长，从而保持封建主地方自主的权力”(注：《吴于厪学术论 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 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 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 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这无疑极大 地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的“马尔克”思想，从法律和君权的高度进一步深刻剖析了马克 公社的残存，给人以历史事实和历史哲学的双重启迪。西欧中世纪长期未能形成强有力 的中央君权和法制，正好也从史实的层面，为吴老的论断做出了确凿注释。
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吴老两篇大作均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文 中不仅大量征引了马、恩、列、斯原著，初步统计有《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法兰克时代》、《马尔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以前各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等，而且还成熟和创造性地运用了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于欧美进步的文化成果，吴老也能批判借鉴，兼收 并蓄。我们完全可以从著述中看到：一位西方学术圣殿学成归来的学人，融汇中西，渴 慕新知，再铸魂灵，奋发创新的足迹和身影。这当然会为吴老日后驾驭大型世界通史学 科的教学和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会为吴老的学术创新提供巨大的理论 动力。
二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吴老成为中宣部、高教部主持编著的大型系列文科教材 的学术带头人，赴京和北大周一良教授一道主编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新型《世界通 史》。这是一项无尚光荣和艰巨的重任，也是新中国高教文科教材建设史上的创举，文 化和学术出版界的盛事。
主编《世界通史》的参照系，众所周知是此前出版的各类世界通史，二老为此博览通 观，深积厚蓄，此前此后做了大量艰苦准备工作(详见后述)。但当时参照最多的还是： 苏联社科院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和“解放前引进来的部头最大又特别有影响的‘ 剑桥三史’”。关于后者，吴老深刻地指出：“不论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都是欧 洲中心论”。它的形式，它的“分期的标志，很清楚是欧洲历史分期的标志”。至于它 的内容，它的“主题则是宣扬近代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欧洲人所创造的近代文明 ，以及这个文明向整个世界的普及”(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 ，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 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 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这种著述已为解放后我国学术界所批 判和申诉，它的框架体系必须坚决抵制。至于它的资料和史实，甚至某些史论二老都进 行了审慎地甄别和辨析。对苏联的《世界通史》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应当肯定，在解 放初期引进和学习苏联所出世界史著作和教材，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我们也“不能设 想，经过了1917年的革命，西方史学传统中的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直到资产阶级的 阶级观点、种族偏见就都从苏联的史学界一扫而空了”。在历史分期和编纂体例上，它 “仍然保留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以欧洲历史分期决定世界历史分期的浓厚色彩，旧观点 的影响严重存在”。吴老以我国波涛汹涌的成吉思汗军事征服活动为例，说明苏联教材 硬把它镶嵌在封建社会中期的框框里，显得非常牵强和生硬。应该说早在解放初期，吴 老就已萌生了编写中国自己的《世界通史》的想法，并且最先发现了苏联许多史著的严 重不足。但苏联教材毕竟还是“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人类历史的发展，用阶级斗争 学说阐明人类社会怎样从一个阶段推进到另一个阶段。这对我们改造旧的史学观点，树 立新的、合乎科学的史学观点，是有益的。”(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 ，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 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 、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因此二老主编的《世界通史》在 框架体系上认真参照了苏联教材，而在具体编写过程中许多方面又都有所损益。并且“ 材料较为丰富，论点较为平实，加强了亚非拉部分，增加了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章节” 。初步显示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编写的世界通史的特色，比苏联教材有许多改进。事后 周老回忆说：“我们两人与各段主编通力合作，一起通读定稿。全书论点之商榷，资料 之核实，文字之打磨，以于da厪同志出力为多。1962年出版后，受到各校历史系师生的 欢迎。”(注：周一良：《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这对于 解放前后的历史唯心主义盛行，各类剥削阶级历史教科书的一统天下来说，无疑是一次 巨大的震撼和冲击。它的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可惜为时不久，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来临了。直到1972年5月，周、吴 二老再也无法规避当时那股来势凶猛的极左狂潮的冲击了。面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 部”“迫切需要关于世界历史方面的知识”，二老只好在重印这套教材时，加写了一个 《重印说明》，应时顺势地写了五点检查，“修改”、“订正”了个别章节、词句和史 实。但却总体上保留了“原书的体系、结构”。“四人帮”粉碎不久，吴老又一次离汉 赴京，“1979年在于厪同志主持下，此书又作了大幅度修订，臻于完备”(注：周一良 ：《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这次修订，吴老乘“十一届 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东风，大刀阔斧修补了苏联教材体系的缺失，清除了“四人帮” 影射史学的影响，坚持了革命的历史主义原则和科学公正的治史态度，增补了许多重要 史实，如“第二部分的德国、意大利、拜占庭以及第三部分的法国、土耳其”的情况， “英、法农民起义和意大利梳毛工起义”，“意大利早期‘异端’巴塔林运动和俄国博 洛特尼科夫起义”以及“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史料”等，都颇多增 添和修订。在评价“早期文艺复兴、尼德兰革命和三十年战争”等重大历史问题时，适 当参照了当年“国外新书刊”和“新的研究成果”。在史料来源上，原版“主要译自俄 、英、日文”；这次还参阅了“法文资料”，“也可稍微减少偏颇之弊”(注：周一良 、吴于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重印说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总 之，这次修订对原版《世界通史》动了一次大手术，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来驾驭世界历史风云，取得了很大进展。书出后一版再版，发行数十万册，成为 八、九十年代全国高校普遍选用的教材，获国家1988年高教教材一等奖。这无疑是吴老 教研生涯中的一项重要里程碑，“它的问世结束了中国学者没有一部自己编写的大型世 界通史著作的局面”(注：《著名学者吴于厪教授逝世》，《人民日报》1993年4月17 日。)。
但必须着重指出：吴老为学，思虑深远，高自标置，其治世界通史之鸿图远不止此。 他完成修订重任，由京返汉后，曾写寄给周一良老友一首律诗，披露了此中消息：
枫叶惊秋又一年，京华回首胜游仙。 金甍玉砌长安道，紫苑红旗万里天。 临老著书知不足，平生读史叹无边。 解牛待有操刀手，伫看新编覆旧编。(15) |
注释：
(15)周一良：《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
全诗写的虽然是修订大功告成后的一种独特意境——爱国之志，激奋之情，温文的气 度，潇洒的风范，“知不足”的谦挹，“叹无边”的困窘……谱成了一首硕学方家独特 心境的胜利交响曲。但今天更值得推敲的倒是作者欣喜庆幸之余，透露出来的一种“操 刀”“解牛”的宏远之志，一种纵横世界历史风云的创新之情。
三
1979年，吴老66岁高龄，吟咏着抒怀展志的诗篇，步入第二创造期。实际应该说是步 入了一个大器晚成，最为艰辛同时也最为璀璨的创造高峰期。这时整个国家民族，也处 在人才波谷期(左风炽烈，文化浩劫，万马齐喑)向人才波峰期(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大地春回)转型的交汇点。吴老作为饱经严冬磨炼的老知识分子，对“金甍玉砌长安道 ，紫苑红旗万里天”，对历经劫难来之不易的新时期，是格外感到欣慰和喜悦的。他的 饱满爱国情怀，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良心，使命感和责任心都得到急剧升华。他甚至不惜 以虚弱多病之躯，“蜗行寸进”(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 -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 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 184、185，329-330，113，50，223页。)之体，进行了超乎极限、异常艰辛的拼搏和攀 登。许多壮志如虹，大放异彩，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都是这最后时期完成的。真是“老 骥奋蹄，志在千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1993年4月9日，他刚刚欢度了八十 华诞，立即争分夺秒地与志同道合的学友们聚会，研讨他主持“新编”的世界通史。就 在大会上，他阐述着精辟的指导意见时，突然语音中断，全场为之愕然，老人家脑溢血 复发而仙逝了。“这是八十高龄老兵在驰骋多年的战场上的最后战斗”(注：周一良： 《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
吴老为学兴趣广泛，渊博宽厚，“不以一隅自限”。早在青年时期，吴老就从陈序经 大师那里领悟了“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的道理 。“学历史的人，我觉得，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吴老不仅这样说，而且 终生身体力行。尽管他学史出身，却做了经济研究生。留学哈佛，又听过“查利·麦凯 尔文教授讲西方政治思想史”，涉猎许多政法名著，又有“一次学术转弯”(注：《吴 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 -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 ，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 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 。在史学圈内，他开始专攻英国史、西欧史，回国后服从需要讲授世界上古史，尔后又 全身心投入世界中古、世界近代、世界通史的研究，四十六年如一日，并且对西方史学 史和中国古代文化有着精深的探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留学哈佛，完全是地道的西 方史学、西方经济学门生；回国后，他却能钻研马列，并且对《资本论》和许多马恩原 著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成为中西兼通、古今融汇、具有新思想、新理念的大方家，成为 我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并且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条目撰稿人。当然，在英语 和拉丁语的素养方面，他在史界也是超群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史界大师中， 像吴老这样的史界通才和全才，知识面如此渊博和宽广，涉猎领域如此深厚和专精，不 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这无疑为吴老的广蓄厚发、开拓创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
吴老为学的另一特点，用吴老自己的话说就是擅长“作比较研究”(注：《吴于厪学 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 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 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 、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这一特 点是前述特点的必要发展和延伸，如无广蓄博搜的深厚基础，如果常以“一隅自限”， 试问何以比较?又“比”从何来呢?正由于吴老在知识和史实上横向、纵向的深钻厚积， 又加上马列功底的导向性指引，才使他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研究得以缜密而又深刻地 开展起来。当然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和历史学本身一样古老；可是它形成当代史 学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论，那还是近一两个世纪的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为 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克进一步把 它系统化，被人们称为“比较史学之父”；英国的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创建 了所谓的比较研究“穆勒五法”(注：杜经国等《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234、236页。)。巴拉克拉夫甚至把它说成是“历史研究未来最有前途的趋势 之一”(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第281页。)。现在看来“比较研究”确已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导向性和技术性兼容的 研究方法，而且确能使得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和演绎法、辩证逻辑的共性和特性、共同规 律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得以在比较研究中加以贯彻。吴老在我国史学大师中，实在是运用 这种研究方法的杰出圣手!吴老的比较研究建立在坚实的辩证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完 全避免了马克斯·韦伯和帕森斯等人比较研究的唯心主义误导。不仅能排比各种历史现 象的共性和特性，而且能透过现象认清本质，探寻历史现象异同点的原因和影响，从而 找到它们出现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早在1940年吴老撰写的《士与古代中国统一运动 》论文，就对比了中西王权集中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社会力量和不同社会后果。1947年他 撰写的《师保政治和教育学术》一文，又从政治思想和文化学术的高度，对比了中西文 化传统。1944年他在哈佛撰写的《孔翰士近著<民族主义概念>述评》论文，更对欧洲的 几个主要国家民族主义发生的历史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同异剖析。吴老的早期处女作就显 示了比较史学的聪明和睿智。到了晚年他的“世界史观”和剖析人类历史行程中“诸大 历史运动”的力作，更是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比较史学的辩证法。
而吴老之所以能够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开创了大型学科世界通史研究的一代新风， 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为学的浩然之气，有一种对权威大部头——包括黑格尔的《历史 哲学》、朗克的《世界通史》、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以及本世纪英国的《剑桥三 史》、苏联社科院的《世界通史》敢于“碰硬”、敢于“说不”的锐气，有一种独树一 帜、开拓创新的大家气派，有一种在世界史领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非凡气概。这 种气质或气势，决非匠艺型或工匠型学人之所能与俦也。吴老的这种特殊禀赋其实早在 青年时期就已初见端倪。他在哈佛撰文评论孔翰士《论民族主义》时，就曾勇敢地提出 与当时知名学者“除了本书著者孔翰士教授以外，还须与海斯教授等人辩难”的设想。 晚年老人家为《自选集》作序，还念念不忘年轻时“写下的这两句话”，觉得其中“隐 约有点锐气”；而且“几次拟删而复留”，“感到那点少年锐气，是不无可留的了”( 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 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 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 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 23页。)。这实在是吴老弥可珍贵的“自知”之言。当然这种可贵的“少年锐气”本身 并不会转化为任何效应和实绩，它必须凭藉坚实的德、才、学、识来生发，来附丽；而 吴老近半个世纪进行的超时空的广蓄博搜和比较研究，才真正为他的大展鸿图铺垫了雄 厚的基础；而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导向性指引，又使得他的全部能量升华为 一种超常的理论勇气，一种破旧立新的巨大本领。
令人钦敬的是，吴老为了实现“新编覆旧编”的这个宏远目标，几乎综合通览和比较 研究了古往今来、国内国外能查阅到的所有世界通史型著作。除前文列举的近、现代出 版的“大部头”名著外，吴老剖析评介过的其它类似著述，据不完全统计还有：希罗多 德的《历史》、波里比阿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奥克斯丁 、伊息杜尔直至弗莱辛的奥托的基督教义世界史、博叙埃的《世界历史通义》、卡尔梅 特的《教俗世界史》、塔巴里的《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伊本·赫勒敦的《阿拉伯 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A·萨贝利科的《恩奈阿德》、伏尔泰的《风教通义》、 哥根廷学派的J·C·加特勒尔的《世界历史要览》、A·L·施勒策尔的《世界历史概略 》、J·坎普贝尔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赫尔德的世界史、威廉士的《史学家 的世界历史》、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周谷城的《世界通史》、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丹尼尔夫斯基的《俄国和欧洲》、斯朋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汤因比的《历史研 究》、巴拉克拉夫的《变动世界中的历史》等等(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 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 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 、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 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吴老对所有这些著述反复 分析比较，反复综合概括，最后发现它们很多“都不具有真正的世界观点”。“几乎都 是这样或那样的中心论者，都跳不出地区或种族之类的局限”(注：《吴于厪学术论著 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 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 、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 ，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发现这些著 述的体系、框架、历史分期法就“像希腊神话中普洛克鲁斯提斯的床一样，对长子是短 了，对矮子是长了”，“都有它的局限”。而他们的作者却硬要把各民族、各地区的历 史，“一块一块地给镶嵌”到按中心地区分期的“阶段的框框”里去；于是形成“按一 种历史分期的架构，把各国和各地区的历史汇成或大或小的总集”的这样一些世界史， 这样一些“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吴老认为：这“不算是世界史，至少不是一部好 的世界史”(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 ，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 ，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 -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 ，113，50，223页。)。正是基于这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判断，吴老终于勇敢地提 出了“编写一部新的、具有特色的世界史”的理论张本。这个“新编”世界史，就是吴 老一再阐述的“宏观历史”；就是要“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 ，来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就是要勾画“长卷的江山万里图，而非团团宫扇 上的工笔花鸟”。为此必须“破除自古以来就有的各种中心论”，“树立以世界为一全 局的观点”；“这里说的以世界为一全局，并不是说，只要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历 史全部汇编起来就行了”。吴老特别强调研究“重要的超出地区史、国别史范围的专门 课题”的迫切性，指出“不研究这样的课题，我看就难以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到 1985年，吴老写《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时，更进一步提出“新编”“宏观史学”的探 索目标是世界“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 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首先，“它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也不是包容一切 国家地区历史的总汇”的“这样一口大麻袋”。第二，“这门学科的研究者，必须超越 民族褊狭性”，预防“怀乡病史家”的“症候”。第三，这种“宏观史学”“不宜只讲 或主要地只讲客观发展规律的统一性”；或者“表面上，都以多样性补充统一性，但所 强调的，还是在于统一性”。吴老认为“应当克服这种惰性”。第四，这种“宏观史学 ”“有必要探索和说明这样的主题，即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的历史”。这一条是吴老强 调的重心。吴老认为当前提出探讨这一主题“已经具备了有利条件”。如古代“由城邦 而帝国”的发展规律；“文明圈、经济圈的扩大，它们之间交相辐射现象的增多”；以 及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按照吴老诠释的欧亚大陆范围的“西学东渐”和“西力东渐 ”……这些都是破解这一“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横向发展的主题”(注：《吴 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 -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 ，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 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 的基础。这样吴老经过数十年潜心探究，终于登高以呼，振聋发聩，提出了一整套破旧 立新的理论原则，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世界史蓝图，成为超越世界史“旧编” 的新的世界史观里程碑。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吴老不仅是崭新的史学理论、世界史观的缔造者，而且是运用这 一理论和观点，对人类重大历史运动进行综合概括研究的奠基人。从1964年吴老第一篇 世界史观论文问世算起，到吴老七十至八十高龄的十年间(1983年至1992年)，一系列重 大历史运动的力作发表为止，吴老前后进行了近三十年的积累、孕育、探索和研究，终 于在实践——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理论的学术闭回路式的循环上升运动中 ，取得了理论、实践的双丰收。初步形成了“新编”“宏观史学”的骨架和雏型，为“ 应时而起”的“后继的力量”留下了宝贵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遗产。我想这中间最 令人敬佩的是：吴老在新的世界史观指引下，找到了世界史研究的崭新切入点和突破口 。吴老在探究历史是怎样形成世界史的过程中，没有被历史上五光十色、五花八门的各 种意识形态、哲理法权、制度典章、绝对观念、“怪影”、“幽灵”等精神现象所迷惑 、所缭绕，而是严格而又深刻地从“自然历史进程”的骨架内部去探求历史发展的真谛 。他高度重视“经济结构”，紧紧抓住“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生产物质生活 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 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来进行他的研究。他的视野非常广阔，立论十分严谨 ；把亚欧大陆(有时也将北非列入)，联成一体，克服国家、民族、宗教等的局限，进行 超时空的大范围、大跨度的概括，率先提出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新概念 ，从而使整个古代世界史的研究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把“东起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 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 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称之为“游牧世界”，并对“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 大冲击”的“作用及其历史限度”进行了科学而又公允的评价。客观指出“自人类食物 采集者发展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后，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形成，而且又必然发生各种矛盾 ”。至于“三次大冲击”，吴老既看到它“造成了破坏，有的破坏非常严重”；又看到 它“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有着 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 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 、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 5，329-330，113，50，223页。)。这无疑是用世界观点观查研究历史得出的崭新结论 。
紧接着1983年、1987年吴老的两篇传世之作问世了。它们深刻而又精辟地论述了“农 本与重商”、“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这样就从农耕世界内部历史和逻辑统一 地找到了它孕育工业世界的深刻内因，为我们破解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史之谜，奠定了 坚实的史观学和史料学的基础。吴老的两篇大作庞征博引古今中外史著和史实近一百五 十种，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史学、哲学、文学、考古学、地理学、民俗学、 科技史、艺术史等广泛领域，显示了吴老为学古今兼通、中西融汇、兼收并蓄、取法众 上的强劲功底。其中引自外文书刊及国外作者的共约130条。除多次引用马、恩原著外 ，涉及国外著名的大师级学者还有：阿奎那、亚里士多德、E·罗尔、C·辛格、M·E· 西伯姆、M·S·B·格拉斯、H·皮朗、M·杜布、F·A·奥格、M·布洛克、A·莫雷、J ·穆夫雷特、N·J·G·庞兹、C·比蒂杜戴里、H·克伦比兹、P·厄勒、C·史蒂文森 、A·B·怀特、W·史图布斯、I·瓦勒斯坦因、F·布鲁戴尔、D·C·科尔曼、E·利普 逊、J·W·汤姆逊、A·P·厄席尔、彼得·克拉克、保罗·克拉克、E·F·赫克希尔、 G·施摩勒尔、亚当·斯密、W·W·罗斯托、C·P·金德贝格尔、T·威尔生、P·克里 德特、F·布罗代尔、J·U·纳夫、C·M·凯洛斯—威尔生、J·帕顿、E·J·琼斯、S ·J·沃尔夫、W·H·尼可尔斯、C·M·齐波拉、M·K·班纳特、B·M·S·坎普贝尔、 M·M·波斯屯、阿尔多·德·曼达勒纳、W·坦普尔、F·F·曼德尔斯、J·李约瑟、J ·瑟斯克、F·J·费席尔、G·D·拉姆赛、H·C·达尔贝、H·L·格雷、P·芒图、但 丁、J·吉帕尔、W·G·伦西曼、马克斯·韦伯、R·H·陶纳、J·希伦伯姆、W·H·尼 可尔斯……共约六十四位(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 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 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 85，329-330，113，50，223页。)，几乎遍及欧美近、现代的一些渊博持重的硕学方家 。吴老论文的引语和史料大都出自他们的外文原著，如无外国语言学之深厚功底，决难 担此重任，此诚我国当代史学大家们之所难企及也。此外，吴老征引史实，严格遵循科 学史料学原则，注重去伪存真，信而有征，多用一手史料，力戒单文孤证。如“十四世 纪末英国出口的毛呢，约当1347-1348年出口的10倍”这一重要史实，吴老就曾引用M· M·波斯屯、H·C·达尔贝、H·L·格雷三位方家的著述加以证实。又如关于机械钟的 最早记载，吴老以但丁和J·吉帕尔的著述为证。又如对“农业生产剩余”这一关键问 题，吴老则用E·J·琼斯、S·J·沃尔夫、W·H·尼可尔斯等的著述为证(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 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 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 ，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 总之，吴老是在详细占有材料，把握事实总和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研究，最后“把堆积 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注：列宁：《什么是“人民 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2页。)。用吴老自己的话 说就是：“亚欧大陆东西方的封建农本经济都重农抑商”，“但西方封建农本经济有其 可注意的特点”；“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最初发生在西欧，变化起因于农本经济的内部 ”；“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涌现的历史前奏”。“农产剩余的长趋势增长，是 农本经济孕育工业世界的前提”。“乡村地区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是“它的最初的孢 子”。“工业世界在孕育中带来”“一些有社会意义的特点”(注：《吴于厪学术论著 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 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 、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 ，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50，223页。)。这就是结论 。这就是两篇大作的点睛之笔。这些貌不惊人、伟大现于平凡的结语，从社会骨骼框架 内部，逻辑和历史统一地阐明了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次巨大变革 的辩证发展进程，为我们从发生学和经济规律的视角，破解了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史之 谜。拜读之余，不能不为吴老惊人的理论概括能力，缜密的逻辑思维，所倾倒，所折服 。吴老的全部论证严格地从经济结构内部入手，但我们仍能感受到整个论证的血肉丰肌 。特别是吴老对“重商主义”这一切近经济本体的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的剖析，更使人 生动地感受到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对经济基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通过科学论证， 吴老一反著名的德国施摩勒尔、瑞典的赫克希尔、英国的培根以及亚当·斯密等权威的 偏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重商主义”“最深远的结果，不在于转瞬消逝的封建 国家统一政权的威力，而在于国内外封建农本经济闭塞状态的空前突破，在于商业、跟 着是工业的空前发展。”(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 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 、185，329-330，113，50，223页。)至于吴老对工业世界社会特点的概括：如“时间 感很强的世界”，“计数的世界”，“追求工效的世界”，“不‘敬天’、不‘法祖’ 的世界”，“对外扩张的世界”……更充满了慧睿、博识的机敏观查，为人们提供了一 幅血肉丰满的工业世界风情画。这些特点，正如吴老所说：“不像‘船坚炮利’那样一 碰上就令人触目惊心，但其中蕴藏着不容忽视的潜力，为其‘船坚炮利’作后盾的潜力 。”(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 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 ，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 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 ，50，223页。)所有这些，无疑都从风习、教化、传统甚至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丰富 了吴老的历史概括，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全面而又传神地看到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新 生婴儿的丰满画面。
至于吴老论述人类重大历史运动的尾声，则是1992年吴老仙逝前发表的《亚欧大陆传 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这篇大作吴老进行了大范围、大 跨度的超时空探索。在这里，吴老当然不能进行“纤琐”的描绘，也不能像工笔画那样 “细勾”。正如利奥之讥评朗克：“如果画家在一幅风景画中试图画好每一片青草叶， 则全图未成，草色已变。”(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 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 ，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 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 、185，329-330，113，50，223页。)吴老采用的是居高临下、综览通观“鸟瞰式”的 研究方法。用吴老自己的形象说法就是：“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这种 “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的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在大小轻重之间 ”，“取舍得当”(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 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 ，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 9-330，113，50，223页。)。为此就要“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视野要开阔，研究要具 体”(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423， 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572，571，531、4，3-52 ，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07、111、110，114-190， 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184、185，329-330，113 ，50，223页。)。基于以上方法论指引，吴老提纲挈领，取精用弘地概述了新兴工业世 界冲击波对整个世界的荡涤。英、法、德、俄是吴老选取的重点国度，也是做出成功反 应的范例。尽管他们反应的迟早、强弱、深浅颇多差异，但都程度不同地变革了传统农 耕经济体制，向新兴工业经济转轨。而西亚、南亚的大国奥斯曼土耳其、萨非伊朗、莫 卧儿印度则与之相反。印度尚未做出反应，就已沦为英属殖民地，丧失变革主动权。土 耳其、伊朗则对工业世界和经济变革“懵然无知”，只在“整军、整政的范围”摸索， “不仅反应软弱无力，而且改革本身也不能持久”。至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前者与土 耳其、伊朗“大体相似”，洋务派和改良派只呼唤新军、新政，始终“鲜有触及”“以 农为本的经济旧体制”。而日本则是“作出成功的、合乎历史趋向的反应”的唯一亚洲 国家。“明治维新于变革政制、兵制而外，又比较集中而持续地变革传统农业经济的体 制”，“在很短期间卓见成效”(注：《吴于厪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5年版，第569，423，433、427，433-434、450，449，414-415，20，22，2，570 -572，571，531、4，3-52，15、8，23-25，42、43、44、45、46、49、50，96、98、1 07、111、110，114-190，148-152、186-190，114、185，141，175、178、180、182、 184、185，329-330，113，50，223页。)，成为亚洲跨进工业世界的强国。吴老以传统 农耕世界对新兴工业世界冲击的反应，作为观查、分析十六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理论基 石；用这根红线来贯穿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深刻主题，确实使人茅塞顿开， 豁然开朗，万里江山的世界历史风云尽收眼底，千头万绪的世界历史事变理出了头绪， 我们不能不为吴老天才的理论综合概括能力惊叹叫绝!
这样，吴老通过“世界史观”论文和“重大历史运动”论文，为后人留下一个既具有 理论张本，又进行了具体概述的“新编”“宏观史学”的雏型样版。与此同时，在这一 “宏观史学”思想指引下，吴老还带领武大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的一批弟子、 门生，编写了三集《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编译了一大批有关历史专著和资料，与齐世 荣教授共同主编了一套《世界史》(近代部分上、下卷)；并且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外国史卷》的同时积极倡导和主编自己“怀之有年”，“欲尽其余力”的“新编”《 世界通史》。1993年4月9日“正是在这部书的讨论会上”，吴老“阐述了指导性意见之 后”(注：周一良：《平生读史叹无边》，《光明日报》1993年8月30日。)，停止了心 脏的跳动，倒在终生为之奋斗的学术战场。吴老为学四十六载，一直在世界史学科耕耘 ，从上古、中古贯通近、现代，高瞻远瞩，博识通达，发前人之所未发，云时人之所未 云，卓然大家气派，时贤莫能与俦。称得上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20世纪 末的世界史坛，应该说也曾有过少数卓识的史家，提出过类似的世界全局眼光的治史理 念。但很少有人能像吴老一样，在全面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承前启后地把这一理念表述 得如此深刻和周密，并在它指引下，把整个世界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用史家信而 有征的浓墨重彩，描绘为：由游牧、农耕到农本重商，到农耕世界对新兴工业世界的孕 育，到传统农耕世界对新兴工业世界冲击的反应，把这样一条世界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 的深刻主题红线，勾勒得如此简明和畅达，这可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重大学术贡献 啊!正如香港《新晚报》所高度评价的：吴老不仅主编出版了“历时三十年而不衰，累 计发行数字四十余万册”的“《世界通史》的系列教材”；而且“拨开了长期以来研究 世界史的迷雾”，“清晰地表述”了“世界史新观念”，使我国“世界史的研究进入独 立思考阶段”，“称得上世界史学科的一代宗师”(注：转引自《文摘周刊》1994年11 月27日第6版《人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