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古罗马的女角斗士
何立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8期
【原文出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2004年03期第53～56，61页
【英文标题】On the Female Gladiators of Ancient Rome
HE Li-ping
Dept.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关 键 词】女角斗士/社会来源/妇女地位female gladiators/social source/women's status
中图分类号：K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33X(2004)03-0053-04
最近的研究表明，古罗马角斗场上的角斗士并非只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男性，也有女性角斗士的叱咤风姿。这些女角斗士来自罗马社会的各个阶层，自愿或非自愿地加入这个喧嚣一时的行业。她们是当时罗马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副产品，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古罗马的社会文化内涵。女角斗士们在长达两百年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反映了这一时期古罗马社会中妇女地位的微妙变化。
一
2001年9月，在英国伦敦附近的一座小城，考古学家从南瓦克区的“大多佛街”的墓地中挖掘出一个古罗马人的遗骸。墓主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颇为富有，但又属于贱民阶层。从墓中找到的三盏陶灯和一只盘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盘子上的图像是一名倒在地上的角斗士；三盏陶灯都绘有祭司引领亡灵(尤其是死亡的角斗士)的豺头人身神像。根据古罗马人崇拜勇士和爱好角斗的传统，伦敦博物馆早期历史馆馆长海德雷·斯万恩和其他专家推测：“大多佛街女人”可能是一名受人尊敬的角斗士。斯万恩认为：“‘大多佛街女人’是这一地区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她很有可能是一个职业角斗士，她从罗马帝国的某个地方来到了现在的伦敦。她有很多追随者，这些人死后也都葬在她的墓地周围，人数多达6000人到7000人，而当时这个城市的总人口估计只有2万人，足见人们对她的崇拜。”[1]
相关的发现还有很多。莱斯特城出土的一个红陶陶器场中发现了一块意大利文的碎片，碎片上凿有一小孔与瓶颈固定，还简单地刻着一行字：VERECUNDA LUDLA LUCIUS GLADIATOR，拉尔夫·杰克逊(Ralph Jackson)在他的《罗马不列颠的角斗士》一文中猜测其意为“舞者(或译为女角斗士)Verecunda，角斗士Lucius”，他认为Verecunda和Lucius极有可能同属于一个表演团体，这个团体在大不列颠甚至更远的地方巡回演出。公元200年由塞维鲁皇帝颁布的一条帝国法令明确禁止妇女随意抛头露面、参加角斗赛，[2](PP39-40)这说明当时帝国中的女角斗士和女运动员人数众多，已经引起官方的重视，并且很有可能造成了某些“负面”影响。古罗马的史料中记载了两个女角斗士的姓名：阿契里亚(Achillia)和阿马桑(Amazon)，以及她们因出色的表演而获得的一次难得的“缓刑”。一位古罗马雕塑家有感于此，为她们塑造了一座精美的雕像。如今，这座雕像被陈列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中，向人们展示着两位女角斗士当年的叱咤风姿。
阿契里亚和阿马桑雕塑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们为我们展示了女角斗士战斗时的大致情况，尤其是她们的装束。这座雕塑给我们塑造出两个身穿盔甲、掀开头盔、刚刚结束战斗的女角斗士形象，反映出她们与男角斗士毫无二致的装束。倘若真要细节化到有关女角斗士使用的武器以及所受的训练等环节，从而得到一幅栩栩如生的女角斗士像，我们不妨借助古罗马诗人尤维那(Juvenal)那充满对女角斗士的极端轻蔑之情的作品：“谁未见姑娘们或用剑、或用枪，使尽浑身解数/挥砍、猛击着木头靶?/正是这些姑娘，以花神弗洛拉的名誉/在号角声中突进/或者，她们还有更长远的谋划/准备着登上角斗舞台的那一刻。//头顶镶有羽毛的钢盔，掩盖自己与生俱来的性别/这样一个女人又怎能高贵?/对男子的武艺是那么崇拜，却又不愿成为男子/(她们想)可怜的家伙，他们实际享受到的是多么少啊!//在拍卖会上，当丈夫眼看着自己妻子的财产——/腰带、护胫、护臂和头盔被变卖，/那是多么大的“荣誉”!/聆听她们在闪避、袭击的操练中发出的喘息和呻吟/目睹她们的颈项在头盔的重压下弯曲/凝视着一圈圈缠绕起来的绑腿，她的腿早已像树干一般。/在训练结束以后，她们卸下盔甲和武器/像使用便盆那样蹲坐着，陷入自嘲之中。//啊，堕落的姑娘，请告诉我们/自执政官和司法官以降/你曾见谁会如此装扮自己，会如此肆无忌惮和挥汗喘息?/哪怕是角斗士的妓女、粗俗的脱衣舞郎也不会做这样的尝试。”[3](P28)
这篇诗作有力地说明了女角斗士也佩戴沉重的镶有羽毛的头盔，同男角斗士一样，把身体最脆弱的部位隐藏在盔甲下面。不管作者对女角斗表现出多么的轻蔑乃至厌恶之情，仍无法掩饰女角斗士在当时罗马社会盛行这一事实，甚至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见证这一历史事实的依据。
虽然阿契里亚和阿马桑是我们从考古实物所知的唯一一对女角斗士，但据各类史书记载，古罗马人十分乐于观看女人在角斗场上相互残杀。生活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大马士革人尼科劳斯曾这样回忆：“罗马人继承了伊达拉里亚人的习俗，不仅在庆祝活动中和露天圆形剧场上，而且在宴会时举行角斗表演。……一人被砍倒时，大家便高兴地鼓掌。有个罗马人在遗嘱中交待，他拥有的女人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必须与人角斗。”[4](P108)这里提到的伊达拉里亚人的习俗，也是许多民族共有的一种习俗——殉葬。但他们采用的方式极为奇特，也就是上述材料提到的“角斗”，在角斗中战死者就被装扮成伊达拉里亚死神模样的奴隶拖出角斗场。[4](P108)公元1世纪中叶，古罗马著名作家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在一次和客人的谈论中，就提到一场由女性表演的车轮战，而且是一场纯粹不列颠风格的表演。公元66年，据罗马史学家迪奥记载，暴君尼禄为了欢迎来访的帕特亚国王提利鞑提斯(Tiridates)，在普提奥利筹办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演出人员完全由埃塞俄比亚的男女老少构成，其间不乏女性角斗士。[5]塔西佗的《编年史》也记载说，公元63年尼禄强迫古罗马元老院议员的宠妻和一些贵妇进入圆形竞技场角斗。公元81-96年的多米狄安皇帝甚至命令女奴与男性侏儒角斗，以取悦那些到处寻求刺激的公众，这一做法被古罗马诗人兼讽刺作家马提雅尔(Martial)记录了下来。庞贝城中的碑铭记载，到公元202年塞维鲁皇帝时期，此类角斗被宣布为非法，但学者们怀疑后来还是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3](P28)
总之，我们可以肯定，在古罗马特别是罗马帝国时代，女角斗士的角斗表演是十分盛行的。
二
据有关的文献记载，角斗表演中的女性并非来自特定的社会阶层。与男角斗士类似，她们并不受出身和地位的限制，可以是奴隶，也可以是自由人；可以是穷人，也可以是富人；可以是战争的俘虏，也可以是志愿者。
就奴隶而言，她们显然没有决定是否做角斗士的权利。只要她们进入拍卖场，就极有可能被卖到角斗士学校，原因要么是她们看上去很有角斗潜力，要么是具备一定的战斗技能，要么就是相貌出众或者极其独特。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成为女角斗士的女奴也没有民族的限制，甚至我们现在已无法弄清她们到底来自帝国的何处，原因是女角斗士的墓志铭没有为我们提供有关她们国籍的任何线索，而且她们又大多墨守陈规地选择了发音与女英雄相似的名字。但她们作为奴隶的身份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她们往往将获得自由作为角斗成功的回报。据推测，她们极有可能是从一个或多个与罗马帝国敌对的民族中俘虏过来的，比如具有悠久作战传统的大夏人，他们的顽强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奴隶命运被图拉真纪功柱真实地描绘出来。来自这些被征服民族的女角斗士，从一名奴隶到赢得观众的喝彩，再到获得最终的自由，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和致命危险的角斗士道路。在古罗马人看来，女奴成为女角斗士，极有可能是女奴遭遇了复仇女神(也是角斗士的护佑女神)的“恩惠”，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被这个职业俘获。作为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综合体的复仇女神(又名命运女神)，常常不被视为一个报偿的使者，而被看作一种改变命运的力量，女奴们将自己卑微的命运托付给这个女神以寻求转机，希望通过角斗来获取自由。
除此之外，阿契里亚和阿马桑的经历也给予了女奴们无尽希望，它暗示作为角斗中的佼佼者同样享有明显的好处——角斗士的所有者(或训练者)往往竭尽所能地保全她们的性命，以图获得更多的财富。大量的史料也表明，越是优秀的角斗士，越享有较高的名望，越能给所有者带来实际价值，也越能让她摆脱危险的境遇——每年只需要参加一两场正式的角斗比赛。如此一来，这一类角斗士就有相当大的可能幸存下来并聚集到足够的财富、组建家庭，甚至死后能在墓室里埋下熠熠发光的财宝。同样地，有相当一部分女角斗士通过自己的勇气和技能获得难以估量的财富和自由，就像阿契里亚以及她的同伴阿马桑那样的。
客观说来，女奴往往是被迫进入角斗士行列的，令人费解的是，出身自由甚至高贵的女性又是缘何加入这一行列的呢?她们为数不多，但影响甚巨，且其行为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众所周知，在古罗马社会中，角斗士是低贱中之最低贱者。自由人进入角斗士队伍往往被视为玷污门庭的极端行为，难怪当时人会对她们大加猜测，就连一些讽刺诗人和作家也对她们极尽嘲讽与奚落。尽管如此，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中还是不乏自由女性从事这一行业。
巨大的财富和显赫的名望，对贫穷的自由人也同对奴隶一样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就一般的情况而言，若不是为了清偿债务或为生计所迫，她们也不会踏上角斗士之路。正如唐纳德·G·凯勒在《古罗马的死亡场面》(Spectacles of Death in Ancient Rome)一文中所说，那些“债务、绝望或错觉的受害者，或‘契约’角斗士……以指定的酬金、福利或抛头露面的机会为条件将自己出卖……签订和约，然后宣誓。”他又指出，“一些人有可能是出于杀戮欲和对战斗的热望而加入角斗士行列……或是为了钱和名望而放弃自己的自由接受角斗士卑屈的地位，但大多数都是在拿生命和利益赌博。”[5]尽管自由人沦为角斗士奴隶(在拉丁文中，这类角斗士被通称为auctorati)的比例，我们仍然很不清楚，但从墓志铭和纪念碑上提供的证据来看，虽然奴隶是角斗士最大的来源，但仍有为数不少的贫穷的自由人。
对于一般自由人或贵族女性而言，她们的情况就应另当别论了。她们受公元前91年的意大利“同盟战争”的恩惠，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因为在战争结束以后，所有意大利人都获得了罗马公民权”。[6]但实际的情况是，“在罗马社会中，妇女、儿童和被释放的奴隶尽管在法律上都是自由人，但他们都处于各自独特的、依附性的社会地位中。”[7](P57)作为公民权载体的各类政治权利也与古罗马妇女无缘，她们的“政治地位是如此有名无实，以致于我们不得不怀疑她们是否是罗马的公民。”[8]在家庭中，妇女先受父亲的严格管束，结婚之后又受夫权的强力节制；她们不能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不能具备太多的知识文化；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不享有对孩子的抚养权和对财产的所有权；要坚守妇道，恭顺贤良，勤持家务，相夫教子。在社会生活中，她们被严密监控于男性亲属共同营造的网络里，即便只是正常的外出，也往往需要获得监护人的许可。总之，在父权制度下的罗马社会，妇女失去了她们应有的光辉。尤其是贵族或上层妇女，她们完全依附于父亲或者丈夫。为了家族的利益，她们必须生养更多的子女，比下层妇女丧失掉更多的平等权利。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公元前195年古罗马妇女集体抗议奥庇安法(the Oppian Law)，在这次运动中，妇女们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首次提出了政治要求，并在多年的努力后终于将该法废除。此次运动是对罗马男权社会的一次巨大冲击，它使得罗马妇女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开启了古罗马妇女地位转变的先河。自此以后，各阶层妇女开始冲破樊篱，在社会各领域崭露头角。在文化领域，一大批具备知识、才华横溢的妇女出现。比如著名改革家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纳利亚；在经济领域当然也不乏人才，诸如普林尼财产主管庞培娅·塞利瑞娜；在政治领域，叙利亚总督披索的妻子普朗西娜就是典型代表。[9](P58)在家庭和社会领域，她们逐渐摆脱传统的束缚，开始为自己争得婚姻的自主权。西塞罗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妇女赶在丈夫去外地回来之前获准了离婚，这么做的理由只是因为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4](P34)另外，妇女不再被排斥在家庭财产之外，基本上取得了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部分妇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迈出了投身角斗士行列的一步。
“所有的古代作家都以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作为道德规范和社会传统转折点的标志，也是古罗马妇女解放开始的标志，这不可能是偶然的。”[4](P42)战争使大批男子战死疆场，家产落到了妇女手中。随着财富增加、奢侈品输入，妇女的性格和观点也不断发生变化；新的财富和机遇给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予了妇女展示才华的天地，它对妇女个性和意识的影响都非常大。处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升时期的妇女，彻底背离社会习俗和传统的所谓“离经叛道”的行为也纷纷出现，其中自然不会少了自愿加入女角斗士行列者。随着帝国时期个人逐渐从传统道德和社会需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个性张扬开来，古罗马人尝试着放弃婚姻，追逐个人的理想和安逸，妇女大量沦为妓女，女角斗士也不失为独身女子的又一条出路。
如果我们把上述家庭社会因素考虑在内，那么，自由或贵族妇女进入角斗士职业就不再只是出于低贱卑微的想法，她们有着对家庭和社会的无奈，甚至还有着对自身理想的执著的追求。
三
应当说，女角斗士的出现是罗马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当年在罗马皇帝统治下，整个社会对角斗有兴趣，这是与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内涵密不可分的。在罗马时代，小孩玩的是假扮角斗士的游戏，年轻人热衷于谈论当地的角斗大明星，贺拉斯就曾说角斗是人们闲聊中最受喜爱的话题。一般群众，尤其是妇女，都热烈赞扬著名的角斗士，在庞贝和其他地方发现刻在墙上的文字，称一个色雷斯角斗士为“少女的祈望和快乐”，或“能为姑娘们治好疾病的医生”。[3](P22)著名的角斗士成了诗歌的题材，他们的肖像被画在灯具、碗碟和花盆上。在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的驱使下，只要出现一个制造女角斗士的始作俑者，就会有千百万人争先仿效。如果第一批女角斗士的出现还带有一定偶然性的话，那么绵延近两个世纪的后继者就绝非一种偶然现象了，隐藏其中的可能就涉及前述的人类心理、两性关系、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因此，我们从另一角度看，女角斗士的出现对于古罗马社会文化的意义，不应当仅仅在于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加入角斗行列及其所凸显出的性别上的新奇与冲击这一点，它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揭示出了罗马妇女自身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放。
历代史学家都将女角斗士的出现视为罗马社会荒淫无度的又一个例证，往往忽视它揭示出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妇女出现在角斗场上，施展着勇敢而尊严地杀戮和面对死亡的特殊本领，显露出一种与男性确定无疑的平等。随着角斗比赛在古罗马的不断普及，这种特殊的本领逐渐被视为比性别更重要的东西。[3](PP28-29)另一方面，在追求享乐的过程中，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还时刻不忘给他们的臣民和军队灌输克服恐惧、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和勇敢尚武的思想，采用的一套最佳方法就是让柔弱的女子也加入作战行列，成为示范的榜样。女角斗士的发展壮大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统治阶层的这种做法为一些古罗马学者所不齿，3世纪中期的一位罗马作家就曾写道：“人们不但实行犯罪，而且教导犯罪。”[10](P387)有趣的是，原为男性独占的品质，比如坚韧和勇敢，却逐渐被一些古罗马女性分享，她们甚至还无意识地充当了“培训”男性具有这种品质的教师角色，这也算是她们对男性垄断地位的一种突破吧。
自父权统治确立以来，女性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妇女被视为缺乏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社会下层，必须幽居闺房深处，仰男性的鼻息生活，其受压迫的程度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历史的车轮运转到公元1世纪，罗马出现了女角斗士。她们的出现虽然并未使古罗马妇女摆脱父权的统治，但说明她们至少已经逐渐走出了社会禁锢、自我约束以及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更进一步说，她们取得了一定的经济自由和自主权，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下一个结论：古罗马女角斗士的出现，不仅是古罗马社会，也是妇女解放史上的一次努力和抗争。
收稿日期：2004-02-23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8期
【原文出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2004年03期第53～56，61页
【英文标题】On the Female Gladiators of Ancient Rome
HE Li-ping
Dept.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 【内容提要】 | 在古罗马，活跃在角斗场上的不仅仅是男角斗士，还有一批女角斗士。她们中的大部分是女奴隶，也有自由人甚至贵族妇女。女角斗士的涌现，不仅体现了当时罗马社会的深刻文化内涵，更反映了古罗马社会妇女地位的一种微妙变化。 In ancient Rome,not only many male gladiators performed in the amphitheater,but also some female gladiators,most of whom were slaves,and some of them were free women,even aristocratic women.The emergence of the female gladiators showed the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ancient roman society,furthermore,it also reflected the subtle changes of the women's status in ancient Roman society. |
最近的研究表明，古罗马角斗场上的角斗士并非只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男性，也有女性角斗士的叱咤风姿。这些女角斗士来自罗马社会的各个阶层，自愿或非自愿地加入这个喧嚣一时的行业。她们是当时罗马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副产品，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古罗马的社会文化内涵。女角斗士们在长达两百年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反映了这一时期古罗马社会中妇女地位的微妙变化。
一
2001年9月，在英国伦敦附近的一座小城，考古学家从南瓦克区的“大多佛街”的墓地中挖掘出一个古罗马人的遗骸。墓主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颇为富有，但又属于贱民阶层。从墓中找到的三盏陶灯和一只盘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盘子上的图像是一名倒在地上的角斗士；三盏陶灯都绘有祭司引领亡灵(尤其是死亡的角斗士)的豺头人身神像。根据古罗马人崇拜勇士和爱好角斗的传统，伦敦博物馆早期历史馆馆长海德雷·斯万恩和其他专家推测：“大多佛街女人”可能是一名受人尊敬的角斗士。斯万恩认为：“‘大多佛街女人’是这一地区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她很有可能是一个职业角斗士，她从罗马帝国的某个地方来到了现在的伦敦。她有很多追随者，这些人死后也都葬在她的墓地周围，人数多达6000人到7000人，而当时这个城市的总人口估计只有2万人，足见人们对她的崇拜。”[1]
相关的发现还有很多。莱斯特城出土的一个红陶陶器场中发现了一块意大利文的碎片，碎片上凿有一小孔与瓶颈固定，还简单地刻着一行字：VERECUNDA LUDLA LUCIUS GLADIATOR，拉尔夫·杰克逊(Ralph Jackson)在他的《罗马不列颠的角斗士》一文中猜测其意为“舞者(或译为女角斗士)Verecunda，角斗士Lucius”，他认为Verecunda和Lucius极有可能同属于一个表演团体，这个团体在大不列颠甚至更远的地方巡回演出。公元200年由塞维鲁皇帝颁布的一条帝国法令明确禁止妇女随意抛头露面、参加角斗赛，[2](PP39-40)这说明当时帝国中的女角斗士和女运动员人数众多，已经引起官方的重视，并且很有可能造成了某些“负面”影响。古罗马的史料中记载了两个女角斗士的姓名：阿契里亚(Achillia)和阿马桑(Amazon)，以及她们因出色的表演而获得的一次难得的“缓刑”。一位古罗马雕塑家有感于此，为她们塑造了一座精美的雕像。如今，这座雕像被陈列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中，向人们展示着两位女角斗士当年的叱咤风姿。
阿契里亚和阿马桑雕塑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们为我们展示了女角斗士战斗时的大致情况，尤其是她们的装束。这座雕塑给我们塑造出两个身穿盔甲、掀开头盔、刚刚结束战斗的女角斗士形象，反映出她们与男角斗士毫无二致的装束。倘若真要细节化到有关女角斗士使用的武器以及所受的训练等环节，从而得到一幅栩栩如生的女角斗士像，我们不妨借助古罗马诗人尤维那(Juvenal)那充满对女角斗士的极端轻蔑之情的作品：“谁未见姑娘们或用剑、或用枪，使尽浑身解数/挥砍、猛击着木头靶?/正是这些姑娘，以花神弗洛拉的名誉/在号角声中突进/或者，她们还有更长远的谋划/准备着登上角斗舞台的那一刻。//头顶镶有羽毛的钢盔，掩盖自己与生俱来的性别/这样一个女人又怎能高贵?/对男子的武艺是那么崇拜，却又不愿成为男子/(她们想)可怜的家伙，他们实际享受到的是多么少啊!//在拍卖会上，当丈夫眼看着自己妻子的财产——/腰带、护胫、护臂和头盔被变卖，/那是多么大的“荣誉”!/聆听她们在闪避、袭击的操练中发出的喘息和呻吟/目睹她们的颈项在头盔的重压下弯曲/凝视着一圈圈缠绕起来的绑腿，她的腿早已像树干一般。/在训练结束以后，她们卸下盔甲和武器/像使用便盆那样蹲坐着，陷入自嘲之中。//啊，堕落的姑娘，请告诉我们/自执政官和司法官以降/你曾见谁会如此装扮自己，会如此肆无忌惮和挥汗喘息?/哪怕是角斗士的妓女、粗俗的脱衣舞郎也不会做这样的尝试。”[3](P28)
这篇诗作有力地说明了女角斗士也佩戴沉重的镶有羽毛的头盔，同男角斗士一样，把身体最脆弱的部位隐藏在盔甲下面。不管作者对女角斗表现出多么的轻蔑乃至厌恶之情，仍无法掩饰女角斗士在当时罗马社会盛行这一事实，甚至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见证这一历史事实的依据。
虽然阿契里亚和阿马桑是我们从考古实物所知的唯一一对女角斗士，但据各类史书记载，古罗马人十分乐于观看女人在角斗场上相互残杀。生活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大马士革人尼科劳斯曾这样回忆：“罗马人继承了伊达拉里亚人的习俗，不仅在庆祝活动中和露天圆形剧场上，而且在宴会时举行角斗表演。……一人被砍倒时，大家便高兴地鼓掌。有个罗马人在遗嘱中交待，他拥有的女人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必须与人角斗。”[4](P108)这里提到的伊达拉里亚人的习俗，也是许多民族共有的一种习俗——殉葬。但他们采用的方式极为奇特，也就是上述材料提到的“角斗”，在角斗中战死者就被装扮成伊达拉里亚死神模样的奴隶拖出角斗场。[4](P108)公元1世纪中叶，古罗马著名作家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在一次和客人的谈论中，就提到一场由女性表演的车轮战，而且是一场纯粹不列颠风格的表演。公元66年，据罗马史学家迪奥记载，暴君尼禄为了欢迎来访的帕特亚国王提利鞑提斯(Tiridates)，在普提奥利筹办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演出人员完全由埃塞俄比亚的男女老少构成，其间不乏女性角斗士。[5]塔西佗的《编年史》也记载说，公元63年尼禄强迫古罗马元老院议员的宠妻和一些贵妇进入圆形竞技场角斗。公元81-96年的多米狄安皇帝甚至命令女奴与男性侏儒角斗，以取悦那些到处寻求刺激的公众，这一做法被古罗马诗人兼讽刺作家马提雅尔(Martial)记录了下来。庞贝城中的碑铭记载，到公元202年塞维鲁皇帝时期，此类角斗被宣布为非法，但学者们怀疑后来还是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3](P28)
总之，我们可以肯定，在古罗马特别是罗马帝国时代，女角斗士的角斗表演是十分盛行的。
二
据有关的文献记载，角斗表演中的女性并非来自特定的社会阶层。与男角斗士类似，她们并不受出身和地位的限制，可以是奴隶，也可以是自由人；可以是穷人，也可以是富人；可以是战争的俘虏，也可以是志愿者。
就奴隶而言，她们显然没有决定是否做角斗士的权利。只要她们进入拍卖场，就极有可能被卖到角斗士学校，原因要么是她们看上去很有角斗潜力，要么是具备一定的战斗技能，要么就是相貌出众或者极其独特。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成为女角斗士的女奴也没有民族的限制，甚至我们现在已无法弄清她们到底来自帝国的何处，原因是女角斗士的墓志铭没有为我们提供有关她们国籍的任何线索，而且她们又大多墨守陈规地选择了发音与女英雄相似的名字。但她们作为奴隶的身份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她们往往将获得自由作为角斗成功的回报。据推测，她们极有可能是从一个或多个与罗马帝国敌对的民族中俘虏过来的，比如具有悠久作战传统的大夏人，他们的顽强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奴隶命运被图拉真纪功柱真实地描绘出来。来自这些被征服民族的女角斗士，从一名奴隶到赢得观众的喝彩，再到获得最终的自由，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和致命危险的角斗士道路。在古罗马人看来，女奴成为女角斗士，极有可能是女奴遭遇了复仇女神(也是角斗士的护佑女神)的“恩惠”，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被这个职业俘获。作为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综合体的复仇女神(又名命运女神)，常常不被视为一个报偿的使者，而被看作一种改变命运的力量，女奴们将自己卑微的命运托付给这个女神以寻求转机，希望通过角斗来获取自由。
除此之外，阿契里亚和阿马桑的经历也给予了女奴们无尽希望，它暗示作为角斗中的佼佼者同样享有明显的好处——角斗士的所有者(或训练者)往往竭尽所能地保全她们的性命，以图获得更多的财富。大量的史料也表明，越是优秀的角斗士，越享有较高的名望，越能给所有者带来实际价值，也越能让她摆脱危险的境遇——每年只需要参加一两场正式的角斗比赛。如此一来，这一类角斗士就有相当大的可能幸存下来并聚集到足够的财富、组建家庭，甚至死后能在墓室里埋下熠熠发光的财宝。同样地，有相当一部分女角斗士通过自己的勇气和技能获得难以估量的财富和自由，就像阿契里亚以及她的同伴阿马桑那样的。
客观说来，女奴往往是被迫进入角斗士行列的，令人费解的是，出身自由甚至高贵的女性又是缘何加入这一行列的呢?她们为数不多，但影响甚巨，且其行为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众所周知，在古罗马社会中，角斗士是低贱中之最低贱者。自由人进入角斗士队伍往往被视为玷污门庭的极端行为，难怪当时人会对她们大加猜测，就连一些讽刺诗人和作家也对她们极尽嘲讽与奚落。尽管如此，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中还是不乏自由女性从事这一行业。
巨大的财富和显赫的名望，对贫穷的自由人也同对奴隶一样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就一般的情况而言，若不是为了清偿债务或为生计所迫，她们也不会踏上角斗士之路。正如唐纳德·G·凯勒在《古罗马的死亡场面》(Spectacles of Death in Ancient Rome)一文中所说，那些“债务、绝望或错觉的受害者，或‘契约’角斗士……以指定的酬金、福利或抛头露面的机会为条件将自己出卖……签订和约，然后宣誓。”他又指出，“一些人有可能是出于杀戮欲和对战斗的热望而加入角斗士行列……或是为了钱和名望而放弃自己的自由接受角斗士卑屈的地位，但大多数都是在拿生命和利益赌博。”[5]尽管自由人沦为角斗士奴隶(在拉丁文中，这类角斗士被通称为auctorati)的比例，我们仍然很不清楚，但从墓志铭和纪念碑上提供的证据来看，虽然奴隶是角斗士最大的来源，但仍有为数不少的贫穷的自由人。
对于一般自由人或贵族女性而言，她们的情况就应另当别论了。她们受公元前91年的意大利“同盟战争”的恩惠，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因为在战争结束以后，所有意大利人都获得了罗马公民权”。[6]但实际的情况是，“在罗马社会中，妇女、儿童和被释放的奴隶尽管在法律上都是自由人，但他们都处于各自独特的、依附性的社会地位中。”[7](P57)作为公民权载体的各类政治权利也与古罗马妇女无缘，她们的“政治地位是如此有名无实，以致于我们不得不怀疑她们是否是罗马的公民。”[8]在家庭中，妇女先受父亲的严格管束，结婚之后又受夫权的强力节制；她们不能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不能具备太多的知识文化；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不享有对孩子的抚养权和对财产的所有权；要坚守妇道，恭顺贤良，勤持家务，相夫教子。在社会生活中，她们被严密监控于男性亲属共同营造的网络里，即便只是正常的外出，也往往需要获得监护人的许可。总之，在父权制度下的罗马社会，妇女失去了她们应有的光辉。尤其是贵族或上层妇女，她们完全依附于父亲或者丈夫。为了家族的利益，她们必须生养更多的子女，比下层妇女丧失掉更多的平等权利。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公元前195年古罗马妇女集体抗议奥庇安法(the Oppian Law)，在这次运动中，妇女们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首次提出了政治要求，并在多年的努力后终于将该法废除。此次运动是对罗马男权社会的一次巨大冲击，它使得罗马妇女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开启了古罗马妇女地位转变的先河。自此以后，各阶层妇女开始冲破樊篱，在社会各领域崭露头角。在文化领域，一大批具备知识、才华横溢的妇女出现。比如著名改革家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纳利亚；在经济领域当然也不乏人才，诸如普林尼财产主管庞培娅·塞利瑞娜；在政治领域，叙利亚总督披索的妻子普朗西娜就是典型代表。[9](P58)在家庭和社会领域，她们逐渐摆脱传统的束缚，开始为自己争得婚姻的自主权。西塞罗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妇女赶在丈夫去外地回来之前获准了离婚，这么做的理由只是因为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4](P34)另外，妇女不再被排斥在家庭财产之外，基本上取得了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部分妇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迈出了投身角斗士行列的一步。
“所有的古代作家都以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作为道德规范和社会传统转折点的标志，也是古罗马妇女解放开始的标志，这不可能是偶然的。”[4](P42)战争使大批男子战死疆场，家产落到了妇女手中。随着财富增加、奢侈品输入，妇女的性格和观点也不断发生变化；新的财富和机遇给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予了妇女展示才华的天地，它对妇女个性和意识的影响都非常大。处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升时期的妇女，彻底背离社会习俗和传统的所谓“离经叛道”的行为也纷纷出现，其中自然不会少了自愿加入女角斗士行列者。随着帝国时期个人逐渐从传统道德和社会需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个性张扬开来，古罗马人尝试着放弃婚姻，追逐个人的理想和安逸，妇女大量沦为妓女，女角斗士也不失为独身女子的又一条出路。
如果我们把上述家庭社会因素考虑在内，那么，自由或贵族妇女进入角斗士职业就不再只是出于低贱卑微的想法，她们有着对家庭和社会的无奈，甚至还有着对自身理想的执著的追求。
三
应当说，女角斗士的出现是罗马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当年在罗马皇帝统治下，整个社会对角斗有兴趣，这是与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内涵密不可分的。在罗马时代，小孩玩的是假扮角斗士的游戏，年轻人热衷于谈论当地的角斗大明星，贺拉斯就曾说角斗是人们闲聊中最受喜爱的话题。一般群众，尤其是妇女，都热烈赞扬著名的角斗士，在庞贝和其他地方发现刻在墙上的文字，称一个色雷斯角斗士为“少女的祈望和快乐”，或“能为姑娘们治好疾病的医生”。[3](P22)著名的角斗士成了诗歌的题材，他们的肖像被画在灯具、碗碟和花盆上。在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的驱使下，只要出现一个制造女角斗士的始作俑者，就会有千百万人争先仿效。如果第一批女角斗士的出现还带有一定偶然性的话，那么绵延近两个世纪的后继者就绝非一种偶然现象了，隐藏其中的可能就涉及前述的人类心理、两性关系、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因此，我们从另一角度看，女角斗士的出现对于古罗马社会文化的意义，不应当仅仅在于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加入角斗行列及其所凸显出的性别上的新奇与冲击这一点，它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揭示出了罗马妇女自身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放。
历代史学家都将女角斗士的出现视为罗马社会荒淫无度的又一个例证，往往忽视它揭示出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妇女出现在角斗场上，施展着勇敢而尊严地杀戮和面对死亡的特殊本领，显露出一种与男性确定无疑的平等。随着角斗比赛在古罗马的不断普及，这种特殊的本领逐渐被视为比性别更重要的东西。[3](PP28-29)另一方面，在追求享乐的过程中，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还时刻不忘给他们的臣民和军队灌输克服恐惧、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和勇敢尚武的思想，采用的一套最佳方法就是让柔弱的女子也加入作战行列，成为示范的榜样。女角斗士的发展壮大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统治阶层的这种做法为一些古罗马学者所不齿，3世纪中期的一位罗马作家就曾写道：“人们不但实行犯罪，而且教导犯罪。”[10](P387)有趣的是，原为男性独占的品质，比如坚韧和勇敢，却逐渐被一些古罗马女性分享，她们甚至还无意识地充当了“培训”男性具有这种品质的教师角色，这也算是她们对男性垄断地位的一种突破吧。
自父权统治确立以来，女性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妇女被视为缺乏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社会下层，必须幽居闺房深处，仰男性的鼻息生活，其受压迫的程度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历史的车轮运转到公元1世纪，罗马出现了女角斗士。她们的出现虽然并未使古罗马妇女摆脱父权的统治，但说明她们至少已经逐渐走出了社会禁锢、自我约束以及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更进一步说，她们取得了一定的经济自由和自主权，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下一个结论：古罗马女角斗士的出现，不仅是古罗马社会，也是妇女解放史上的一次努力和抗争。
收稿日期：2004-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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