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解放者”的命运
——亚历山大二世的另一面
隋旭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8期
【原文出处】《俄罗斯文艺》(京)2004年02期第62～66页
《俄罗斯文艺》2001年第3期刊登了张建华先生的文章《亚历山大二世和农奴制改革》，在肯定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历史功绩后，得出了如下结论：1861年的改革是一项极其保守的改革，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与俄国农民及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亚历山大二世为了扑灭革命烈火，走向绝对反动，死在革命者爆炸中。
这种概括和粗略的写法在国内有关评价亚历山大二世的著作中几乎成为一种“范式”。(注：相关著作：王为民著，《俄罗斯帝国沉浮之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滕藤主编，《跻身强国的轨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刘祖熙著，《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具体背景和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却鲜有论述。
首先，在改革的动机方面，大多数相关著述将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看作维护专制统治和地主利益的权宜之计。回顾俄罗斯政治体制发展进程可知，就维护自己皇位的稳定而言，改革对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其父亲尼古拉一世在欧洲革命中反其道而行之，强化了铁腕统治，其子亚历山大三世奉行保守路线，仍然得以维持稳固的统治。是从小受到亚历山大一世民主思想的影响，是振兴俄罗斯、跻身强国之列的民族荣誉感，促使亚历山大二世主动出击，着手改革。
19世纪中叶以后，英、法、德、美等强国已基本完成或加快了工业化进程，1853年至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俄国在工业、运输、军事以及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的巨大差距，60万俄军士兵喋血沙场，尼古拉一世饮恨而亡，临终忧心忡忡告诫亚历山大二世：“我留给你一大堆艰难困苦和烦恼”。从周边形势看，俄罗斯若不能搭上工业化快车，就可能沦为弱国。在政治生活方面，虽然1848年革命失败了，但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若是俄罗斯仍不给四千万农奴以最基本的人权，并进行一系列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也会与世界发展的进步方向背道而驰。
国难家仇当头的亚历山大二世一度也曾以1812年莫斯科保卫战的精神激励自己和将士，但是，屡经挫折后，经过深思熟虑，他忍辱负重，接受了屈辱的《巴黎和约》，决心卧薪尝胆，以敌为师，锐意改革。他在接受和约条款后向全体国民发表的声明中郑重承诺：加强和完善国家管理体制，保证司法公开、人道，促进各个行业和领域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开明的体制，依法保护所有勤劳工作者的平等权利。
登基前的一个月里，为创造宽容、和解，自由的社会氛围，他签署了一系列条令，如放宽对非东正教堂的限制，解除负责迫害分裂派教派大臣的职务；取消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犹太人税；调查军队后勤供应中的贪污行为；放松对知识分子的限制，允许学生自由上大学，恢复公派学者出国留学，取消部分书刊检查条款，并大赦政治犯，允许十二月党人及彼得拉谢夫小组政治犯回家。为减轻人民负担，他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免除战争受灾区税收欠税，合理分配人头税，停止征兵三年，释放了军中八万少年奴隶。他痛感俄罗斯运输业的落后，于1855年10月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国外铁路系统的运作方式，在得知克里米亚交战各方和谈代表已在巴黎达成协议后，立即召见大金融家斯切格里兹男爵，让他抓住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受辱的时机，从英法的得意自满中获益，到巴黎募集资金，立即着手修建铁路，不久，一个由俄、英、法等多国财团组成的铁路公司为俄国修筑了五条铁路干线，大大提高了俄国西、南港口的运输能力。
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满足于自己执政后一系列改革带来的新气象，而是敢于挑战在俄罗斯被称为“问题中的问题、邪恶中的邪恶”的农奴制问题。这个根深蒂固的痼疾已存在了200年，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虽然都深知其危害性，但慑于解决它可能引起的巨大社会动荡，都不敢触及这一国家政治中的敏感神经，只是部分限制了地主对农奴的残酷压迫，亚历山大二世敢于在国家危难之际啃硬骨头，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胆识。农奴制改革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充分证明了在一个高度专制的封建国家进行改革的巨大风险。正如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说的：“经验证明，对于一个无力的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是它试图改革的时候”，这一论述从反面验证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勇气。
第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非一声令下，农奴制即寿终正寝，有一点事实往往被忽略，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时，除知识界以外，多数人仍视解放农奴为异端邪说，特别是皇室和大贵族，更把它作为叛变贵族的利益，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为保证改革的成功，亚历山大二世充分酝酿、周密部署，改革的进程可谓艰难曲折：
1856年4月1日他对莫斯科贵族发表的著名演说。
“到处在谣传，我要给农民自由，……那就是从上面解决比从下面来得好。”这段话多被指责“遮遮掩掩”或“维护地主利益”(包括张文)。实际上，亚历山大二世的意图是为改革造舆论和吹风，向贵族阶层转达自己的意见，要求贵族们自己反思。当然，由于改革方案尚在酝酿之中，他也需要暂时安抚敌对情绪，防止因操之过急影响改革的成功，属于策略问题。
刚回到彼得堡，他就指示内政部长兰斯科依先着手解放数量少，所受压迫最为骇人听闻的私家农奴，为大规模改革积累经验。同时，他接受了兰斯科依关于立即制定改革计划的建议，并要求后者将彼得大帝至当朝历届沙皇、大臣对解决农奴制问题的意见整理出来，作为改革的重要佐证。
同年，亚历山大二世即启动改革程序，组织秘密委员会，并亲自主持召开了秘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如何解放农奴。他的建议遭到一些大臣和贵族的顽固抵制，他们强调改革的危险和幼稚，先是设置重重障碍，将讨论时间拖延至1857年，最后干脆否决了他的全部提议。
亚历山大二世毫不妥协，他命令兰斯科依继续制定改革方案，自己于1857年夏天到德国向尼古拉一世时期曾主张废奴的大臣济舍列夫求教。回到俄国后，任命支持改革的康斯坦丁大公主持秘密委员会。
1857年11月，立陶宛三省地主通过纳季莫夫总督给沙皇上书，要求允许他们不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农奴，这种打折扣的改革方案被秘密委员会接受，改革面临着中途夭折或陷入歧途的危险，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出面干预，拒绝其建议，并抓住这一契机，迅速将有关废除农奴制的讨论由秘密转入公开。1857年12月2日，他签署给纳季莫夫的诏令，命令他在立陶宛三省各组织一个由贵族、地主组成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分别起草一个连带土地一起解放农奴的草案，提交整个立陶宛地区委员会讨论，以制定全立陶宛地区的改革草案。同时，他将兰斯科依起草的禁止买卖、转让农奴的草案交给纳季莫夫，作为其政策的底线。此后四天中，亚历山大二世将此诏令广告欧洲区各省总督和首席贵族，命令官方向全国公布诏令，此外，他利用舞会、宴会等多种场合宣传改革，在营造了合适的氛围之后，于1858年1月20日成立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取代秘密委员会。
1858年春，政府官僚、贵族、地主等各个阶层在制定改革方案的具体条款时争执不下，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亚历山大二世广泛动员学生、医生、作家、学者等各行各业人士参与讨论，包括赫尔岑、卡维林等民主人士都加入了声援沙皇的行列，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全社会性的民主大辩论的局面，苏联解体后非常流行的“公开性”等词汇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亚历山大二世关于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农奴的改革方案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它充分显示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杰出政治才能：善于利用全社会的力量推动改革。在发现改革的时机已全面成熟后，他开始组建强有力的改革班子，除继续依靠兰斯科依、康斯坦丁大公、罗斯托夫切夫等改革家，还大胆起用有自由主义倾向、被戏称为“红色革新家”的米留京领导新成立的起草委员会，事实证明，米留京在农奴制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方案在地方遇到了阻碍，亚历山大二世集合各省代表讨论方案涉及的具体问题，并到北方各省巡视了一个多月，一面继续考察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一面呼吁地方贵族支持改革。
1858年至1859年底，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斗争也日趋激烈，保守派阻力之强大，没有沙皇干预，每一条方案都难以通过。康斯坦丁大公因为改革讨论中言辞过激被保守派攻击，暂时离开了总委员会，罗斯托夫切夫病重，大贵族帕斯契维奇及21个省的贵族代表先后上书、上访，反对把农奴变为土地所有者的改革方案。危急关头，亚历山大二世多次到罗斯托夫切夫病床边咨询改革大计，有时一个月去三次；他先后四次亲自主持总委员会的会议，1859年3月18日又主持召开了起草委员会会议，坚决支持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农奴的主张，当国务会议、总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发生分歧时，他立即协调。在总委员会最终做出改革决定时，他马上恢复康斯坦丁的主席职务；对待保守势力，他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驳回了保守贵族的上书，驱散了21省代表，命令必须无条件接受改革决定，甚至声称：“如果有贵族顽固阻碍改革法令的实施，我可以动用武力。”充分体现了坚强的改革决心。1861年3月17日，改革方案公布之日，亚历山大二世亲临教堂，大声朗读改革法令。(注：W·E·MOSSE：ALEXANDER Ⅱ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Russia.I.B.Tauris & Co ltd.,published 1992.)
第三，在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功勋的评价方面。不少著述坚持，改革后农民不但失去了大量原来耕种的土地，而且由于缴纳巨额赎金而负债累累，日益贫困。
在“份地”的赎金成为核心问题：根据改革法令，农民赎买份地需先向地主付款20%至25%，其余75%至80%是由政府向地主一次性支付的赎金贷款，这部分贷款由农民按照6%的年利率在49年之内还清政府，地主得到的赎金贷款80%是政府以债券而不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地主在卖出债券时，贬值30%，加上大多数地主欠国家的债务，得到的债券一半以上用来抵债，因此，地主实际上只得到了55%至60%的赎金。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部分地主还需要出租和出售土地，并向国家申请贷款。从经济角度看，国家通过发放债券支付农民的赎金，在帮助农民获得土地的同时，还收回了大量的欠款，增加了财政收入，将财政和金融政策相结合，巧妙地增加了农业的投入，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从政治角度看，实现了由政府、地主、农民共同分担改革风险和改革成本。在政策执行中，为解决地主与农奴划分土地时的纠纷，选择一批德高望重的贵族作为调解和仲裁者。大作家托尔斯泰被指定为调解人。在由农村自然经济向工商业过渡的过程中，英国采取的是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德国容克地主要求农民全部自己负担土地赎金，法国大革命后贵族仍然占有大部分土地，农民只是作为农场工人，与他们相比，俄国对农民的“掠夺”最小。
改革后，农民与地主的关系由人身依附关系变为经济交往，农民的份地固然有所减少，但土地的性质与改革前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前农民只是为地主耕地，改革后，农民对份地具有经营、赎买权，赎买后，具有出租、出售等流转权。因此，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土地纠纷已经由政治压迫问题变为主要是经济纠纷问题，土地的争夺成为经济利益的争夺，地主和农民可以平等竞争，部分富裕农民和地主的地位也可能发生转换。
农民的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低下，它是俄罗斯长期实行农奴制造成的经济凋弊的恶果之一。据统计，改革前，不仅农民极端贫困，而且17000多贵族完全没有土地，其中有一部分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从事耕田的老弱病残，在日常生活上已与那些富裕农民没有区别了。此外，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大，土地政策的改变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产出和农民富裕问题，如19世纪70至90年代中期，欧洲发生农业危机，粮食价格下降一半，俄国许多地主被迫出卖土地庄园。农业丰欠问题在苏联也没有解决，甚至还出现了倒退。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53年苏联人口为1.8亿，比1913年增加了3千万，但谷物产量却下降了350万吨，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和苏联先后多次发生大的饥荒，并不是改革造成的。
有资料显示，改革实际上提高了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主张改革是对农民的掠夺的列宁，曾引用过波斯特尼科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的有关统计数字：至19世纪80年代，塔夫里达省三县中等户占农户总数的五分之二，富裕户占五分之一，也就是说，近五分之三的农民在改革后由农奴成为温饱甚至富裕农民，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另一方面，农民的贫困问题，是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注：艾瑞克·霍姆斯鲍姆在《资本的年代》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P271))当农业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或至少是改用商业化大规模经营方式后，社会受到了强烈冲击，人与土地那种代代相传的密切关系松懈了，特别是当他们发现自己家无寸地或只有极少土地，无法养家糊口的时候。与此同时，新兴的工业和城市又贪得无厌地渴求劳动力，先进的城市与落后的、黑暗的农村之间距离日益增大，终于迫使他们离乡背井，远走他乡。改革加快了俄罗斯的经济的转型和农民的分化。第一次分配时部分农民的份地减少了，但也有不少农民成为经营大户，他们与部分善经营的地主一起大量租赁土地，加快了土地的流转，提高了农业耕作制度、技术装备水平、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使俄罗斯农业逐步进入了资本主义经营。部分经营不善的农民失去土地后，依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形成了城乡雇佣劳动阶层，为资本主义工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自由劳动力。
第四，对于亚历山大改革性质的评价。不少著述认为其改革局限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行政司法和军事领域，而没有触及当时俄国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制度。有些评论者甚至认为，面临国内紧迫的政治形势，亚历山大二世象他的父亲尼古拉一样，重新抡起了专制主义的大棒，试图以血腥镇压平息革命风潮。
上述论述忽略一点：亚历山大二世在酝酿解放农奴改革方案的同时，逐步探索地方自治和君主立宪的道路。1859年12月23日，他成立了省和县机构问题委员会，先后任命米留京和瓦卢耶夫担任主席，委员会经过努力，制定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自治改革方案，并于1863年3月提交大臣会议讨论，由于保守势力的抵制，大臣会议迟迟不做决议，又是亚历山大二世积极介入，要求1864年1月1日前必须结束讨论。终于在1864年1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公布了《省和县地方自治机构法令》，宣布地方自治机构的选举不再按等级，而是按照财产进行。这一改革的历史意义在于：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最基层的乡大会代表、组成农民选民团，逐步限制贵族的政治特权。农民在获得人身自由不到3年的时间里，初步获得选举权，这是民主制发展的重要成绩，它将分权和民主两种观念直接和周密结合，标志着基层民主制度的初步建立。(注：邵丽英，《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
1870年，亚历山大二世签发《城市条例》，成立城市杜马，推进了城市民主改革的进程。如果我们将时间后推三十年，将其与1905年的国家杜马联系在一起考察，是否可以意识到亚历山大二世所开创的由下至上的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
这并不是无根据的猜测。米留京和瓦卢耶夫都具有君主立宪思想倾向，亚历山大二世当初任命他们担任委员会主席，可谓用心良苦。在改革的运作过程中，瓦卢耶夫的自治改革出发点是把地方自治与立宪改革联系在一起，另一位大臣科尔弗曾建议，从法律上扩大地方自治会权限，不限制其未来向拥有立法权发展，使之不仅具有执行功能，而且有权独立管理地方事务。可见，对地方自治与未来的宪政改革的一体化方向，君臣都是心知肚明的。
面对日益增长的政治运动，亚历山大二世恰恰没有象历届沙皇那样重新“抡起血腥镇压的大棒”，即使多次从暗杀中脱险，也没有采取大规模镇压行动，更没有重新恢复铁腕统治，如1861年，彼得堡大学学生在亚历山大外出时上街演讲示威，部分学生被逮捕，沙皇回到彼得堡后，将学生全部释放。
在革命者策划暗杀他的同时，他听取康斯坦丁大公和瓦卢耶夫的建议，开始考虑君主立宪的可行性。为慎重起见，他与心腹顾问开过几次秘密会议，尽管由于皇子——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对，立宪计划暂时搁置，亚历山大二世还是任命了罗里斯、米利科夫、阿巴兹等具有自由倾向的大臣，他们建议由官员、自治机构代表、教授、公众人物等组成总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的有关经济和金融法规，这些构想具有准立宪制的雏形。1881年3月13日，即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当天，他还曾接见罗里斯，并签署文件，表示同意他的宪政改革建议(它与1905年星期日流血之后达成的杜马协议内容极为相似)，拉开了深化俄罗斯政治改革的帷幕。而恐怖分子的炸弹不仅使亚历山大二世壮志未酬，也使有识之士为俄罗斯错过和平立宪的历史良机抱憾不已。对这种历史“长恨”理解最深的应属当时参加亚历山大二世葬礼的一名法国外交官，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他死的那天早晨，正着手进行一项改革，这一改革本可以使他超越一切人，他本来可以使俄国从此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行进，这一改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可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杀死了他……但想一想历史上充满了偶然性吧，这真是奇特的反讽，林肯，美国黑奴的解放者，也是被暗杀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亚历山大二世仅仅是漫长的俄罗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对他本人而言，功过是非的评价仅仅是身后事而已，但今人对其改革评价过低，却容易产生理论上的误导，低估俄罗斯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水平，仍把它作为落后的封建国家，无论是在文学研究还是在其它学科的研究中，都容易导致简单化的倾向，比如对比俄罗斯与西方文明时，把二者作为落后和先进的两极加以对比，夸大其文明水平的差距和异质性，孤立、封闭地研究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这种历史语境的误置才是最为害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8期
【原文出处】《俄罗斯文艺》(京)2004年02期第62～66页
这种概括和粗略的写法在国内有关评价亚历山大二世的著作中几乎成为一种“范式”。(注：相关著作：王为民著，《俄罗斯帝国沉浮之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滕藤主编，《跻身强国的轨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刘祖熙著，《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具体背景和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却鲜有论述。
首先，在改革的动机方面，大多数相关著述将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看作维护专制统治和地主利益的权宜之计。回顾俄罗斯政治体制发展进程可知，就维护自己皇位的稳定而言，改革对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其父亲尼古拉一世在欧洲革命中反其道而行之，强化了铁腕统治，其子亚历山大三世奉行保守路线，仍然得以维持稳固的统治。是从小受到亚历山大一世民主思想的影响，是振兴俄罗斯、跻身强国之列的民族荣誉感，促使亚历山大二世主动出击，着手改革。
19世纪中叶以后，英、法、德、美等强国已基本完成或加快了工业化进程，1853年至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俄国在工业、运输、军事以及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的巨大差距，60万俄军士兵喋血沙场，尼古拉一世饮恨而亡，临终忧心忡忡告诫亚历山大二世：“我留给你一大堆艰难困苦和烦恼”。从周边形势看，俄罗斯若不能搭上工业化快车，就可能沦为弱国。在政治生活方面，虽然1848年革命失败了，但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若是俄罗斯仍不给四千万农奴以最基本的人权，并进行一系列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也会与世界发展的进步方向背道而驰。
国难家仇当头的亚历山大二世一度也曾以1812年莫斯科保卫战的精神激励自己和将士，但是，屡经挫折后，经过深思熟虑，他忍辱负重，接受了屈辱的《巴黎和约》，决心卧薪尝胆，以敌为师，锐意改革。他在接受和约条款后向全体国民发表的声明中郑重承诺：加强和完善国家管理体制，保证司法公开、人道，促进各个行业和领域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开明的体制，依法保护所有勤劳工作者的平等权利。
登基前的一个月里，为创造宽容、和解，自由的社会氛围，他签署了一系列条令，如放宽对非东正教堂的限制，解除负责迫害分裂派教派大臣的职务；取消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犹太人税；调查军队后勤供应中的贪污行为；放松对知识分子的限制，允许学生自由上大学，恢复公派学者出国留学，取消部分书刊检查条款，并大赦政治犯，允许十二月党人及彼得拉谢夫小组政治犯回家。为减轻人民负担，他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免除战争受灾区税收欠税，合理分配人头税，停止征兵三年，释放了军中八万少年奴隶。他痛感俄罗斯运输业的落后，于1855年10月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国外铁路系统的运作方式，在得知克里米亚交战各方和谈代表已在巴黎达成协议后，立即召见大金融家斯切格里兹男爵，让他抓住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受辱的时机，从英法的得意自满中获益，到巴黎募集资金，立即着手修建铁路，不久，一个由俄、英、法等多国财团组成的铁路公司为俄国修筑了五条铁路干线，大大提高了俄国西、南港口的运输能力。
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满足于自己执政后一系列改革带来的新气象，而是敢于挑战在俄罗斯被称为“问题中的问题、邪恶中的邪恶”的农奴制问题。这个根深蒂固的痼疾已存在了200年，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虽然都深知其危害性，但慑于解决它可能引起的巨大社会动荡，都不敢触及这一国家政治中的敏感神经，只是部分限制了地主对农奴的残酷压迫，亚历山大二世敢于在国家危难之际啃硬骨头，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胆识。农奴制改革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充分证明了在一个高度专制的封建国家进行改革的巨大风险。正如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说的：“经验证明，对于一个无力的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是它试图改革的时候”，这一论述从反面验证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勇气。
第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非一声令下，农奴制即寿终正寝，有一点事实往往被忽略，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时，除知识界以外，多数人仍视解放农奴为异端邪说，特别是皇室和大贵族，更把它作为叛变贵族的利益，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为保证改革的成功，亚历山大二世充分酝酿、周密部署，改革的进程可谓艰难曲折：
1856年4月1日他对莫斯科贵族发表的著名演说。
“到处在谣传，我要给农民自由，……那就是从上面解决比从下面来得好。”这段话多被指责“遮遮掩掩”或“维护地主利益”(包括张文)。实际上，亚历山大二世的意图是为改革造舆论和吹风，向贵族阶层转达自己的意见，要求贵族们自己反思。当然，由于改革方案尚在酝酿之中，他也需要暂时安抚敌对情绪，防止因操之过急影响改革的成功，属于策略问题。
刚回到彼得堡，他就指示内政部长兰斯科依先着手解放数量少，所受压迫最为骇人听闻的私家农奴，为大规模改革积累经验。同时，他接受了兰斯科依关于立即制定改革计划的建议，并要求后者将彼得大帝至当朝历届沙皇、大臣对解决农奴制问题的意见整理出来，作为改革的重要佐证。
同年，亚历山大二世即启动改革程序，组织秘密委员会，并亲自主持召开了秘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如何解放农奴。他的建议遭到一些大臣和贵族的顽固抵制，他们强调改革的危险和幼稚，先是设置重重障碍，将讨论时间拖延至1857年，最后干脆否决了他的全部提议。
亚历山大二世毫不妥协，他命令兰斯科依继续制定改革方案，自己于1857年夏天到德国向尼古拉一世时期曾主张废奴的大臣济舍列夫求教。回到俄国后，任命支持改革的康斯坦丁大公主持秘密委员会。
1857年11月，立陶宛三省地主通过纳季莫夫总督给沙皇上书，要求允许他们不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农奴，这种打折扣的改革方案被秘密委员会接受，改革面临着中途夭折或陷入歧途的危险，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出面干预，拒绝其建议，并抓住这一契机，迅速将有关废除农奴制的讨论由秘密转入公开。1857年12月2日，他签署给纳季莫夫的诏令，命令他在立陶宛三省各组织一个由贵族、地主组成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分别起草一个连带土地一起解放农奴的草案，提交整个立陶宛地区委员会讨论，以制定全立陶宛地区的改革草案。同时，他将兰斯科依起草的禁止买卖、转让农奴的草案交给纳季莫夫，作为其政策的底线。此后四天中，亚历山大二世将此诏令广告欧洲区各省总督和首席贵族，命令官方向全国公布诏令，此外，他利用舞会、宴会等多种场合宣传改革，在营造了合适的氛围之后，于1858年1月20日成立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取代秘密委员会。
1858年春，政府官僚、贵族、地主等各个阶层在制定改革方案的具体条款时争执不下，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亚历山大二世广泛动员学生、医生、作家、学者等各行各业人士参与讨论，包括赫尔岑、卡维林等民主人士都加入了声援沙皇的行列，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全社会性的民主大辩论的局面，苏联解体后非常流行的“公开性”等词汇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亚历山大二世关于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农奴的改革方案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它充分显示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杰出政治才能：善于利用全社会的力量推动改革。在发现改革的时机已全面成熟后，他开始组建强有力的改革班子，除继续依靠兰斯科依、康斯坦丁大公、罗斯托夫切夫等改革家，还大胆起用有自由主义倾向、被戏称为“红色革新家”的米留京领导新成立的起草委员会，事实证明，米留京在农奴制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方案在地方遇到了阻碍，亚历山大二世集合各省代表讨论方案涉及的具体问题，并到北方各省巡视了一个多月，一面继续考察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一面呼吁地方贵族支持改革。
1858年至1859年底，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斗争也日趋激烈，保守派阻力之强大，没有沙皇干预，每一条方案都难以通过。康斯坦丁大公因为改革讨论中言辞过激被保守派攻击，暂时离开了总委员会，罗斯托夫切夫病重，大贵族帕斯契维奇及21个省的贵族代表先后上书、上访，反对把农奴变为土地所有者的改革方案。危急关头，亚历山大二世多次到罗斯托夫切夫病床边咨询改革大计，有时一个月去三次；他先后四次亲自主持总委员会的会议，1859年3月18日又主持召开了起草委员会会议，坚决支持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农奴的主张，当国务会议、总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发生分歧时，他立即协调。在总委员会最终做出改革决定时，他马上恢复康斯坦丁的主席职务；对待保守势力，他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驳回了保守贵族的上书，驱散了21省代表，命令必须无条件接受改革决定，甚至声称：“如果有贵族顽固阻碍改革法令的实施，我可以动用武力。”充分体现了坚强的改革决心。1861年3月17日，改革方案公布之日，亚历山大二世亲临教堂，大声朗读改革法令。(注：W·E·MOSSE：ALEXANDER Ⅱ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Russia.I.B.Tauris & Co ltd.,published 1992.)
第三，在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功勋的评价方面。不少著述坚持，改革后农民不但失去了大量原来耕种的土地，而且由于缴纳巨额赎金而负债累累，日益贫困。
在“份地”的赎金成为核心问题：根据改革法令，农民赎买份地需先向地主付款20%至25%，其余75%至80%是由政府向地主一次性支付的赎金贷款，这部分贷款由农民按照6%的年利率在49年之内还清政府，地主得到的赎金贷款80%是政府以债券而不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地主在卖出债券时，贬值30%，加上大多数地主欠国家的债务，得到的债券一半以上用来抵债，因此，地主实际上只得到了55%至60%的赎金。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部分地主还需要出租和出售土地，并向国家申请贷款。从经济角度看，国家通过发放债券支付农民的赎金，在帮助农民获得土地的同时，还收回了大量的欠款，增加了财政收入，将财政和金融政策相结合，巧妙地增加了农业的投入，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从政治角度看，实现了由政府、地主、农民共同分担改革风险和改革成本。在政策执行中，为解决地主与农奴划分土地时的纠纷，选择一批德高望重的贵族作为调解和仲裁者。大作家托尔斯泰被指定为调解人。在由农村自然经济向工商业过渡的过程中，英国采取的是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德国容克地主要求农民全部自己负担土地赎金，法国大革命后贵族仍然占有大部分土地，农民只是作为农场工人，与他们相比，俄国对农民的“掠夺”最小。
改革后，农民与地主的关系由人身依附关系变为经济交往，农民的份地固然有所减少，但土地的性质与改革前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前农民只是为地主耕地，改革后，农民对份地具有经营、赎买权，赎买后，具有出租、出售等流转权。因此，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土地纠纷已经由政治压迫问题变为主要是经济纠纷问题，土地的争夺成为经济利益的争夺，地主和农民可以平等竞争，部分富裕农民和地主的地位也可能发生转换。
农民的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低下，它是俄罗斯长期实行农奴制造成的经济凋弊的恶果之一。据统计，改革前，不仅农民极端贫困，而且17000多贵族完全没有土地，其中有一部分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从事耕田的老弱病残，在日常生活上已与那些富裕农民没有区别了。此外，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大，土地政策的改变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产出和农民富裕问题，如19世纪70至90年代中期，欧洲发生农业危机，粮食价格下降一半，俄国许多地主被迫出卖土地庄园。农业丰欠问题在苏联也没有解决，甚至还出现了倒退。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53年苏联人口为1.8亿，比1913年增加了3千万，但谷物产量却下降了350万吨，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和苏联先后多次发生大的饥荒，并不是改革造成的。
有资料显示，改革实际上提高了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主张改革是对农民的掠夺的列宁，曾引用过波斯特尼科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的有关统计数字：至19世纪80年代，塔夫里达省三县中等户占农户总数的五分之二，富裕户占五分之一，也就是说，近五分之三的农民在改革后由农奴成为温饱甚至富裕农民，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另一方面，农民的贫困问题，是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注：艾瑞克·霍姆斯鲍姆在《资本的年代》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P271))当农业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或至少是改用商业化大规模经营方式后，社会受到了强烈冲击，人与土地那种代代相传的密切关系松懈了，特别是当他们发现自己家无寸地或只有极少土地，无法养家糊口的时候。与此同时，新兴的工业和城市又贪得无厌地渴求劳动力，先进的城市与落后的、黑暗的农村之间距离日益增大，终于迫使他们离乡背井，远走他乡。改革加快了俄罗斯的经济的转型和农民的分化。第一次分配时部分农民的份地减少了，但也有不少农民成为经营大户，他们与部分善经营的地主一起大量租赁土地，加快了土地的流转，提高了农业耕作制度、技术装备水平、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使俄罗斯农业逐步进入了资本主义经营。部分经营不善的农民失去土地后，依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形成了城乡雇佣劳动阶层，为资本主义工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自由劳动力。
第四，对于亚历山大改革性质的评价。不少著述认为其改革局限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行政司法和军事领域，而没有触及当时俄国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制度。有些评论者甚至认为，面临国内紧迫的政治形势，亚历山大二世象他的父亲尼古拉一样，重新抡起了专制主义的大棒，试图以血腥镇压平息革命风潮。
上述论述忽略一点：亚历山大二世在酝酿解放农奴改革方案的同时，逐步探索地方自治和君主立宪的道路。1859年12月23日，他成立了省和县机构问题委员会，先后任命米留京和瓦卢耶夫担任主席，委员会经过努力，制定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自治改革方案，并于1863年3月提交大臣会议讨论，由于保守势力的抵制，大臣会议迟迟不做决议，又是亚历山大二世积极介入，要求1864年1月1日前必须结束讨论。终于在1864年1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公布了《省和县地方自治机构法令》，宣布地方自治机构的选举不再按等级，而是按照财产进行。这一改革的历史意义在于：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最基层的乡大会代表、组成农民选民团，逐步限制贵族的政治特权。农民在获得人身自由不到3年的时间里，初步获得选举权，这是民主制发展的重要成绩，它将分权和民主两种观念直接和周密结合，标志着基层民主制度的初步建立。(注：邵丽英，《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
1870年，亚历山大二世签发《城市条例》，成立城市杜马，推进了城市民主改革的进程。如果我们将时间后推三十年，将其与1905年的国家杜马联系在一起考察，是否可以意识到亚历山大二世所开创的由下至上的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
这并不是无根据的猜测。米留京和瓦卢耶夫都具有君主立宪思想倾向，亚历山大二世当初任命他们担任委员会主席，可谓用心良苦。在改革的运作过程中，瓦卢耶夫的自治改革出发点是把地方自治与立宪改革联系在一起，另一位大臣科尔弗曾建议，从法律上扩大地方自治会权限，不限制其未来向拥有立法权发展，使之不仅具有执行功能，而且有权独立管理地方事务。可见，对地方自治与未来的宪政改革的一体化方向，君臣都是心知肚明的。
面对日益增长的政治运动，亚历山大二世恰恰没有象历届沙皇那样重新“抡起血腥镇压的大棒”，即使多次从暗杀中脱险，也没有采取大规模镇压行动，更没有重新恢复铁腕统治，如1861年，彼得堡大学学生在亚历山大外出时上街演讲示威，部分学生被逮捕，沙皇回到彼得堡后，将学生全部释放。
在革命者策划暗杀他的同时，他听取康斯坦丁大公和瓦卢耶夫的建议，开始考虑君主立宪的可行性。为慎重起见，他与心腹顾问开过几次秘密会议，尽管由于皇子——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对，立宪计划暂时搁置，亚历山大二世还是任命了罗里斯、米利科夫、阿巴兹等具有自由倾向的大臣，他们建议由官员、自治机构代表、教授、公众人物等组成总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的有关经济和金融法规，这些构想具有准立宪制的雏形。1881年3月13日，即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当天，他还曾接见罗里斯，并签署文件，表示同意他的宪政改革建议(它与1905年星期日流血之后达成的杜马协议内容极为相似)，拉开了深化俄罗斯政治改革的帷幕。而恐怖分子的炸弹不仅使亚历山大二世壮志未酬，也使有识之士为俄罗斯错过和平立宪的历史良机抱憾不已。对这种历史“长恨”理解最深的应属当时参加亚历山大二世葬礼的一名法国外交官，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他死的那天早晨，正着手进行一项改革，这一改革本可以使他超越一切人，他本来可以使俄国从此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行进，这一改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可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杀死了他……但想一想历史上充满了偶然性吧，这真是奇特的反讽，林肯，美国黑奴的解放者，也是被暗杀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亚历山大二世仅仅是漫长的俄罗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对他本人而言，功过是非的评价仅仅是身后事而已，但今人对其改革评价过低，却容易产生理论上的误导，低估俄罗斯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水平，仍把它作为落后的封建国家，无论是在文学研究还是在其它学科的研究中，都容易导致简单化的倾向，比如对比俄罗斯与西方文明时，把二者作为落后和先进的两极加以对比，夸大其文明水平的差距和异质性，孤立、封闭地研究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这种历史语境的误置才是最为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