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总体战体制论”：当今日本史坛值得关注的理论
冯玮/杨荷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津)2004年06期第23～27页
【英文标题】Theory of Total War System:A Theory Worthy of Study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冯玮，男，1956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专攻日本近现代史。/杨荷华，女，1982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日本近现代史方向硕士研究生。
【关 键 词】日本/总体战体制/现代化Japan/total war system/modernization
在日本，人们长期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这种观点在日本人中间长期得到灌输并被接受。”[1](p.2)我国学者也基本认同这种观点。例如，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现代编》写到：“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是一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诸制度方面较为彻底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2](p.123)
但是，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经济陷入重重困境为背景，不少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日本现代史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考察，试图在历史中为“日本病”寻找病因，提出了一些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理论。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总体战体制论”，就是其中最主要的理论之一。近年，这一理论所提出的观点被愈来愈多的日本学者所接受，其影响日益广泛。然而遗憾的是，这一为认识日本现代史提供新视角、启迪新思路的理论，迄今尚未引起我国史学界应有的关注。
一
“总体战体制论”的代表作——《总体战和现代化》是日本和美国学者共同的研究成果，由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 Koschmann)、成田龙一于1995年汇集而成。该书的立论宗旨非常明确，即重构日本现代史观，挑战“战后历史学”。因其否定战时“天皇史观”而取得“主流”地位。在2000年出版的其英文版序言中，编纂者对这一立论宗旨这样写到：“收录相关论文的本书，最初是1995年11月在日本出版的。本书由于充满了极具褒义的修正主义内容而在日本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关注。这里所谓的‘修正主义’，是指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在日本占有支配地位的进步的历史学主流，重新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和探讨。而上述历史学主流，本身也是作为战时拥有学术权威地位的历史学和国粹主义的批判性对应物成长起来的。”[3](p.1)
在立论方法上，“总体战体制论”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观察，努力使其理论获得史实的支撑。首先，在横向比较方面，他们将二战时主要参战国的体制，分为美、英、法等“合理的民主型体制”和德、日、意等“非合理的专制型体制”两类。并指出，不仅所谓“合理的民主型体制”同样存在国家官僚的强权支配等事实上的不合理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民主型体制还是专制型体制，在战时总动员时期，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人力和资源，均建立了‘总体战体制’，均为了使全民积极投入战争而着力消除前此社会上存在的各阶级和阶层的不平等，着力推行了‘强制的均质化’，均从根本上经历了社会重组”[3](p.12)。换言之，解析战后日本和欧美国家存在“体制差异”的关键，不是战时是否存在“民主”或“专制体制”，是否建立了“总体战体制”，而是这种体制是否在战后得以延伸和以怎样的方式延伸。按照该书提出的观点，日本“战时动员和为战后民主主义铺设了轨道的体制社会的形成，为民主主义的内容做了基本规定。由此实现的福利国家(welfare-state)，实际上和战争国家(warfare-state)具有直接密切的联系”。“基于这一立场，本论认为，因总体战而得以实现的社会重组，其特征就是促成了‘阶级社会向体制社会的变迁’”[3](p.38)。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总体战体制论”对日本“战时动员和为战后民主主义铺设了轨道的体制社会”，不仅不予赞美，而且应持明确的批判立场。这种批判贯穿全书始终。
为了完成上述批判和为“总体战体制论”提供确切的史实依据，该书在内容上分“总体战和结构变革”、“总体战和思想形成”、“总体战和社会整合”三个部分，对“总体战体制论”在战后的延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在第一部分“总体战和结构变动”中，作者分别论述和比较了德国、美国、日本在战时发生的变化。在有关德国的论述中，作者阐释了“统治者的动员和民众的能动参与”等探索“国家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关系的四条路径，并强调：“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所采用的手段，对德国社会结构造成了永久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强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认识日本总体战体制的战后影响，获得一种参照。对这一意图，作者阐述得非常明确：“我探索的焦点，是战时体制在战败后如何不自觉地为新的安定的民主主义秩序的确立做出了贡献。在这方面，各国存在着重要的共通的特征。”[3](pp.70-72)在有关美国的论述中，作者则对日美两国的“战争行为和国家的变化”，进行了直接的比较分析和考察，指出：“若要了解为何现代日美两国政府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特别是了解日本政府如何实施各种产业政策，则必须考虑两国战时动员的不同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向非侵略性的通商志向型的国家转变的决定性契机。”但是，作者并不认为日本真的就此变成了一个彻底告别战争历史的国家。日本在战后虽然变成了“通商志向型的国家”，但是依然留有“总体战体制”的印痕。按照作者的观点，在战后，“为了理解日本政府为什么实施了各种产业政策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其战时动员的经验”[3](p.108)。
在第二部分“总体战和思想形成”中，作者通过对大塚久雄、内田义彦、三木清、阿部重孝等人的思想和理论的分析，分别阐述了：资本主义精神在战时和战后的体现；“市民社会论”和战时动员的关系；战时女性的“国民化”及其指导思想；战时教育改革的理念和实践同战后教育体系的关系。作者进行这种微观分析的根本目的，同样是为了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的连续性，以批判现行的日本体制。对此，他们毫不讳言：“有人认为，战后社会体制正面临危机。这种事态的发生是因为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恢复30年代的某些方面。然而本书各论文所赖以立足的‘总体战体制论’，采取的是与之对立的立场。本书在战前、战后的连续性中理解现代世界，并不是为了拯救过去，而是为了批判现实。”[3](p.206)
在第三部分“总体战和社会整合”中，首先，作者分析了由“反动派”、“国民国家派”、“社会国民主义派”、“自由主义派”构成的四大政治潮流的交互作用引起的战时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这些潮流在日本从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体制”向40年代的“翼赞体制”的变动过程中的作用。其次，论证了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因战时经济而得到发展，以及在战后得以延续的状况。再次，阐述了日本劳资关系因总体战体制的建立而得以改变的事实。最后，介绍了战时在“思想战”的呼声中，整理统合的大众传媒和情报体制，几乎原封未动地被纳入了占领体制的史实。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指出：“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统制体制能够为占领军的情报管理所用，那么这一体制当然也适用于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3](p.332)不言而喻，恰恰是这种“适用”，构成了联结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的重要一环，以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隐患，为当代日本何以“好景不再”提供诠释。
总之，“总体战体制论”的立论宗旨、立论方法和基本内容均试图证明：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着连续性，“总体战”体制是战后体制的原型，当今日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皆因体制性弊端所引发。
二
《总体战和现代化》的英文版序言写到：“本书所收各篇论文，其认识问题的视野和方法、时代划分、观点、同当今历史学的关系，既有不同点，也有相似点。虽然存在这种不同和相似——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和相似，这本论文集推动了对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学的有关观点的再探讨。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在现代史研究领域不仅对学生诸君，而且对学界享有地位的专家，都成为开拓一条新的研究路径的契机。”[3](p.7)他们的这一希望，显然得到了广泛呼应。不少学者依此对传统的日本现代史观提出批评，从各个侧面为“总体战体制论”诠释作注，从而使“日本战时体制研究”这一已几无新意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成为学术“热点”。以下所述，可使我们窥其一斑。
“总体战体制论”推进了对日本社会史、特别是对日本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研究。例如，雨宫昭一在《战时战后体制论》一书中指出，战时体制推进了日本各阶层国民的交流，为战后民主和平等的“现代日本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这样写到：“对政府、市町村、最基层的邻组三个层面进行的各地域的国民重组，孕育了全体意见一致的契机，使由强权牵引的社会平准化、均质化得以演进。其具体形态，就是随着日本社会各阶层在空间上的混在，同一阶层之间的交流受到阻隔，而自上而下的交流则得以强制推行，从而导致了‘社会混住化’趋向的发展。不仅如此，政府对中小企业和商业的筹建和结构调整，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形成；因对农民的抑制和诱使其转入军需工业，引起工业化的发展；通过强制推行，大众福利化得以问世。上述三者和推进它们的体制，几乎均同‘现代日本社会’的特征和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三个要素的结合，使‘大众社会’在日本得以形成。”[4](p.199)
“总体战体制论”启迪了一些日本学者，他们将“战时和战后体制是否存在联系性”这一问题，作为整个世界史研究的一项内容，用以观察别国的历史，并且指出各国现代史发展的“共时性”。例如，中野敏男指出：“所谓总体战体制论，就是主张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在各‘先进’国家出现的社会变化的同时代性、共同性，就是主张这种社会变化对战后各个社会的特质均做了强制规定。也就是说，为了克服20世纪初的恐慌和争乱、战争和革命频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状况，在各‘先进’国家，国家体制的统合力不断得以强化，特别在30年代以后，为应付战争而形成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成为这种社会变化强有力的杠杆。按照这种观点，无论是德国的纳粹体制、美国的新政，还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均被认为是一种共有的时代状况。重要的是，为了备战，在国民共同体即命运共同体的名义下，以形成强有力的国民统一为目的的总体战体制，无论在行政体制、经济体制，还是生活世界方面，均根本性地改变了此前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变化，甚至在制度或人的关系方面，也基本规定了战后社会的结构。换言之，战后社会应被认为是以30年代为转机的社会变化的继续。”[5](p.14)
另一方面，中野敏男还从“战时和战后思想的连续性”这一前提出发，对持“战后历史学”的丸山真男作为“国民主义者”加以批判[5](p.88)。毋庸赘言，这里所谓的“国民主义”是否定个性的同义语、是民主主义的反义语。
“总体战体制论”对女性问题专家上野千鹤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民族主义和性》一书中，上野千鹤子提出，战争期间女性协力参战和国家对女性的保护，使女性的“国民化”作为“现代计划”的重要一环而得以规定；战后女性参政权的获得并参与政治，就是战时女性作为“国民化”一环的扩展。换言之，上野千鹤子将战时和战后女性的“国民化”即协力参战和参政，视为日本建设国民国家的一种整合方式[6](pp.45-51)。上野千鹤子的这一观点，不仅否定了以往认为由于战后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妇女才获得解放的看法，而且为认识“现代化”的含义提供了一个新的参数。
“总体战体制论”还影响了西方学者关于日本殖民地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路易斯·杨格(Louise Young)的专著《总动员帝国——满洲和战时帝国主义的文化》，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该书中，杨格对“总动员帝国”下了这样的定义：“为了建设殖民地帝国而对本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社会动员的新型帝国主义。”“正如总体战包含着枪炮后面的战斗一样，总动员帝国也是在枪炮后面形成的。总动员帝国就是对国民大众和本国社会进行文化、军事、政治、经济动员……只有考察各种因素的乘积作用和连锁结果，我们才能形成作为特殊的支配型的总动员帝国的印象。”按照他的观点，“满洲国”的建设过程，同时也是日本国的重组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惟独日本形成了这样的“总动员帝国”，而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均没有形成这样的“帝国”[7](pp.10-11)。虽然他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值得商榷，但其本意，显然是试图从另一个侧面，为日本战时战后体制存在的连续性理论提供论据。更值得关注的是，杨格所谓的“总动员”，具有一种全体主义的网状格局，这种格局不仅包括本国的大众政治、大众社会、大众文化的各项制度结构，而且动员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参与殖民地帝国建设。这种观点不仅涉及“总体战体制”对日本本国的影响，而且涉及战时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二者社会变化是否存在一体性，这一有必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本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推动世界殖民主义历史的研究。
三
不可否认，“总体战体制论”为日本现代史研究领域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依笔者浅见，这种贡献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建设性。
第一，“总体战体制论”的提出，具有学术批判和体制批判双重意义。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对前述占“主流”地位的“战后历史学”的现代史观，即，认为“战后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按照他们的观点，日本在战前的大正时期已经开始了民主化进程。但是由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建立的、以超国家主义为意识形态支柱的强权体制，将日本纳入了战时动员的轨道，从而阻断了这一民主化进程。如，松尾尊兊在《大正民主》一书中提出：“应将大正民主视为日本社会在战时走向民主主义的前提。”[8](p.2)三谷太一郎也在《新版大正民主论》一书中提出：“在大正时期形成的自由主义，构成了与战后民主主义直接相关的政治传统。”[9](p.357)但是，如他们的书名所示，松尾尊兊和三谷太一郎重点探讨的是日本战前“民主”的历史，以及这一历史在战后的接续，并不直接涉及“总体战”本身。而且，当时日本经济虽然因“石油冲击”而停止了“高歌猛进”，但依然“持续景气”。所以，这种批评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是“总体战体制论”观察的重点，则是那场对日本现代史的各个领域均具有极大影响的战争，而且日本的持续“景气”已成明日黄花。正是这种观察的视角及广度和深度的差异，以及历史背景的变迁，使之具有了学术批判和体制批判的双重涵义。事实上，在序言中，编纂者就对这种双重涵义直言不讳：“明确地说，所有执笔者的目的，就是对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体制进行批判。但是，为了透彻理解‘战后民主主义’的体制并最后进行批判，必须认清这种体制同战时体制保持着深刻的连续性。”“笔者们认为，战后的弊病与其说是前近代的残留物，倒毋宁说绝大多数都是现代的产物。”[3](p.3)
第二，强调战时体制和战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必然要求对日本战后改革重新进行考察和评价，重建对这场改革意义的认识。尽管这一要求是“总体战体制论”内在的逻辑要求，其倡导者及《总体战和现代化》本身并没有直接提出和涉及。正如野口悠纪雄所指出的：“所谓历史研究，实际上仅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不以‘没有发生的事’为研究对象，关于战后改革的研究也是如此。对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等实际发生的事，迄今已有颇多著述。但另一方面，对‘哪些方面没有得到改革’的研究，却少得令人惊异。事实上，就战后改革来说，最重要的恰恰是这些没有得到研究的方面，特别是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连续性。因为，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构成了当今日本经济的中枢。”[1](p.5)如果我们按照这一思路，对当今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做更全面的考察，或许会进一步发现，有很多战时的陈规旧制虽经战后改革的荡涤，但仍“劫后余生”。这方面的考察，似可成为日本当代史研究的新课题。
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总体战体制论”倡导者过于偏向对传统或正统观念进行解构。因此他们对某些问题的阐述和分析有的失之片面，有的缺乏足够的理性。对此，我们同样必须指明。
第一，如詹姆斯·奥康内尔在《现代化的概念》一文中所指出：“我们敢于称之为现代的那些社会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像马克斯·韦伯那样伟大的学者以其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研究西方经历这个过程的性质和细节。”[10](p.23)但是，“总体战体制论”的代表作《总体战和现代化》的标题及内容均显示，他们将“总体战”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考察，有夸大“总体战”在日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意义之嫌。众所周知，日本的现代化，无论政治现代化还是经济现代化，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日本在任何历史阶段的结构变革乃至革命性变革，都只是为实现某方面的现代化起推动作用。例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治维新，虽然未能实现大众参与政治，实现政治现代化，但在形成集权国家形态与推进现代国家管理方面，为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明治维新如此，罔论“总体战”。因为“如果要找到一种简单的表达方式来说明现代化进程一旦发展到‘起飞’时的精神状态，那么，可以用‘创造性的理性’来表达”[10](p.25)。但是“总体战”既非创造，更无理性。
第二，“总体战体制论”认为：“无论是民主型体制还是法西斯专制型体制，在为了战争而进行总动员时，为了更有效利用人力和资源，均建立了‘总体战体制’，均为了使全民积极投入战争而着力消除前此社会上存在的各阶级和阶层的不平等，着力推行了‘强制的均质化’，均从根本上经历了社会重组。”这种观点，不仅淡化乃至否定了“民主型体制”和“法西斯专制体制”的本质差异，而且忽略了不同国家建立“总体战体制”的不同目的，否定了在那场战争中侵略和自卫、正义和非正义的本质差异。
第三，与上述问题相关，“总体战体制论”对日本战时的“强制均质化”现实和“社会平准化”理论，存在有违史实的认识错误。应该承认，在具有等级制传统、等级制观念根深蒂固的日本社会，战时的“强制均质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缩小了雇主和雇工之间、工人和职员之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异，使社会趋向“均质”。所谓的“社会平准化”理论，就是依此认为这种“均质”为战后民主平等的逐步形成，即“社会平准化”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如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战时的“强制均质化”，是“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要素，同在社会进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趋同”有本质差别。而且这种“平准化”是随着日本1939年以后国民生产力的衰退而日趋下降的“平准化”，和经历战后改革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等化”性质迥异。另外，我们还必须明确，战时的“平准化”程度在“总体战”体制的矛盾扩大中日趋缩小。相反，在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域，包括经济差异在内，人们各方面的差异却日趋增大。例如，在工厂里，不在编职工、临时工、学徒工，以及包括被强行押解到当地的朝鲜人、中国人等殖民地劳动力在内的工人之间的差异，在战时不仅显然存在，而且日趋扩大。正如大门正克在《探询历史意识中的现代》一文所写的，“所谓现代，是社会愈向前发展，国民的团结更加紧密的时代”，因此“只能将现代历史作为国民团结的历史加以描述”，“强制的平准化不是团结”[11](p.98)。
第四，虽然我们对“总体战体制论”在转移和拓展日本现代史研究视角和视野方面的贡献，应该给予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转移和拓展也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例如，某些学者对丸山真男的批评，存在明显的断章取义及误解和曲解。如，小林正弥的《丸山真男论——主体的作为、法西斯主义、市民社会》一书所指出的，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强调公私分化的意义的基础上，努力阐述了“私人权利”相对于动用国家权力的“总动员”的重要性，但是中野敏男等丸山真男的批评者完全无视了这种强调[12](p.137)。田口富久治和间宫阳介更是分别指出，对丸山真男的批评“缺乏充分的资料依据，纯然是按照推测、臆断，时而是诽谤的堆集”，“纯然是误解和曲解”。
作为最后的余论，笔者似有必要说明，在当今日本史坛“三足鼎立”的格局中，以“新历史学教科书编纂会”为核心的“历史修正主义”和以“总体战体制论”、“现代经济体制源流论”、“1940年体制论”为主的“现代历史学”，同时对传统的“战后历史学”的日本现代史观发起了挑战。但是，二者发起这种挑战的立论宗旨、立论方法、立论依据，均存在本质差异。深入了解和分析“总体战体制论”等重构现代史观的理论，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本文认为“总体战体制论”是值得关注的理论的根本理由，也是撰写本文的根本目的。
收稿日期：2004-0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津)2004年06期第23～27页
【英文标题】Theory of Total War System:A Theory Worthy of Study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冯玮，男，1956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专攻日本近现代史。/杨荷华，女，1982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日本近现代史方向硕士研究生。
| 【内容提要】 | 本文对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总体战体制论”，做了系统扼要的阐述和分析。序言部分提出了中日史学界对日本现代史的基本认识；第一部分论述了“总体战体制论”以挑战传统史观为目的的立论宗旨，以横向和纵向比较为特征的立论方法，以考察“总体战”和战后体制的关联为线索的基本内容；第二部分论述了这一理论在转移认识日本现代史的视角、拓展认识日本现代史的视野方面的影响和贡献；第三部分论述了笔者对“总体战体制论”一分为二的分析。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but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ory of Total War System”that the war-time-system is the prototype of contemporary system.In the foreword,the author introduced the traditional viewpoint about Japanese modern history and elucidated the theory in three units.Firstly,it clarified the purpose of the theory to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viewpoint,its method of comparison had special features.Secondly,it narrated the impact that transformed the viewpoint to Japanese modern history,and expanded the academic field.Thirdly,the author gave a dialectic comment on the theory as the conclusion. |
但是，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经济陷入重重困境为背景，不少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日本现代史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考察，试图在历史中为“日本病”寻找病因，提出了一些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理论。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总体战体制论”，就是其中最主要的理论之一。近年，这一理论所提出的观点被愈来愈多的日本学者所接受，其影响日益广泛。然而遗憾的是，这一为认识日本现代史提供新视角、启迪新思路的理论，迄今尚未引起我国史学界应有的关注。
一
“总体战体制论”的代表作——《总体战和现代化》是日本和美国学者共同的研究成果，由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 Koschmann)、成田龙一于1995年汇集而成。该书的立论宗旨非常明确，即重构日本现代史观，挑战“战后历史学”。因其否定战时“天皇史观”而取得“主流”地位。在2000年出版的其英文版序言中，编纂者对这一立论宗旨这样写到：“收录相关论文的本书，最初是1995年11月在日本出版的。本书由于充满了极具褒义的修正主义内容而在日本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关注。这里所谓的‘修正主义’，是指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在日本占有支配地位的进步的历史学主流，重新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和探讨。而上述历史学主流，本身也是作为战时拥有学术权威地位的历史学和国粹主义的批判性对应物成长起来的。”[3](p.1)
在立论方法上，“总体战体制论”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观察，努力使其理论获得史实的支撑。首先，在横向比较方面，他们将二战时主要参战国的体制，分为美、英、法等“合理的民主型体制”和德、日、意等“非合理的专制型体制”两类。并指出，不仅所谓“合理的民主型体制”同样存在国家官僚的强权支配等事实上的不合理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民主型体制还是专制型体制，在战时总动员时期，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人力和资源，均建立了‘总体战体制’，均为了使全民积极投入战争而着力消除前此社会上存在的各阶级和阶层的不平等，着力推行了‘强制的均质化’，均从根本上经历了社会重组”[3](p.12)。换言之，解析战后日本和欧美国家存在“体制差异”的关键，不是战时是否存在“民主”或“专制体制”，是否建立了“总体战体制”，而是这种体制是否在战后得以延伸和以怎样的方式延伸。按照该书提出的观点，日本“战时动员和为战后民主主义铺设了轨道的体制社会的形成，为民主主义的内容做了基本规定。由此实现的福利国家(welfare-state)，实际上和战争国家(warfare-state)具有直接密切的联系”。“基于这一立场，本论认为，因总体战而得以实现的社会重组，其特征就是促成了‘阶级社会向体制社会的变迁’”[3](p.38)。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总体战体制论”对日本“战时动员和为战后民主主义铺设了轨道的体制社会”，不仅不予赞美，而且应持明确的批判立场。这种批判贯穿全书始终。
为了完成上述批判和为“总体战体制论”提供确切的史实依据，该书在内容上分“总体战和结构变革”、“总体战和思想形成”、“总体战和社会整合”三个部分，对“总体战体制论”在战后的延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在第一部分“总体战和结构变动”中，作者分别论述和比较了德国、美国、日本在战时发生的变化。在有关德国的论述中，作者阐释了“统治者的动员和民众的能动参与”等探索“国家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关系的四条路径，并强调：“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所采用的手段，对德国社会结构造成了永久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强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认识日本总体战体制的战后影响，获得一种参照。对这一意图，作者阐述得非常明确：“我探索的焦点，是战时体制在战败后如何不自觉地为新的安定的民主主义秩序的确立做出了贡献。在这方面，各国存在着重要的共通的特征。”[3](pp.70-72)在有关美国的论述中，作者则对日美两国的“战争行为和国家的变化”，进行了直接的比较分析和考察，指出：“若要了解为何现代日美两国政府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特别是了解日本政府如何实施各种产业政策，则必须考虑两国战时动员的不同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向非侵略性的通商志向型的国家转变的决定性契机。”但是，作者并不认为日本真的就此变成了一个彻底告别战争历史的国家。日本在战后虽然变成了“通商志向型的国家”，但是依然留有“总体战体制”的印痕。按照作者的观点，在战后，“为了理解日本政府为什么实施了各种产业政策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其战时动员的经验”[3](p.108)。
在第二部分“总体战和思想形成”中，作者通过对大塚久雄、内田义彦、三木清、阿部重孝等人的思想和理论的分析，分别阐述了：资本主义精神在战时和战后的体现；“市民社会论”和战时动员的关系；战时女性的“国民化”及其指导思想；战时教育改革的理念和实践同战后教育体系的关系。作者进行这种微观分析的根本目的，同样是为了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的连续性，以批判现行的日本体制。对此，他们毫不讳言：“有人认为，战后社会体制正面临危机。这种事态的发生是因为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恢复30年代的某些方面。然而本书各论文所赖以立足的‘总体战体制论’，采取的是与之对立的立场。本书在战前、战后的连续性中理解现代世界，并不是为了拯救过去，而是为了批判现实。”[3](p.206)
在第三部分“总体战和社会整合”中，首先，作者分析了由“反动派”、“国民国家派”、“社会国民主义派”、“自由主义派”构成的四大政治潮流的交互作用引起的战时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这些潮流在日本从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体制”向40年代的“翼赞体制”的变动过程中的作用。其次，论证了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因战时经济而得到发展，以及在战后得以延续的状况。再次，阐述了日本劳资关系因总体战体制的建立而得以改变的事实。最后，介绍了战时在“思想战”的呼声中，整理统合的大众传媒和情报体制，几乎原封未动地被纳入了占领体制的史实。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指出：“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统制体制能够为占领军的情报管理所用，那么这一体制当然也适用于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3](p.332)不言而喻，恰恰是这种“适用”，构成了联结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的重要一环，以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隐患，为当代日本何以“好景不再”提供诠释。
总之，“总体战体制论”的立论宗旨、立论方法和基本内容均试图证明：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着连续性，“总体战”体制是战后体制的原型，当今日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皆因体制性弊端所引发。
二
《总体战和现代化》的英文版序言写到：“本书所收各篇论文，其认识问题的视野和方法、时代划分、观点、同当今历史学的关系，既有不同点，也有相似点。虽然存在这种不同和相似——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和相似，这本论文集推动了对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学的有关观点的再探讨。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在现代史研究领域不仅对学生诸君，而且对学界享有地位的专家，都成为开拓一条新的研究路径的契机。”[3](p.7)他们的这一希望，显然得到了广泛呼应。不少学者依此对传统的日本现代史观提出批评，从各个侧面为“总体战体制论”诠释作注，从而使“日本战时体制研究”这一已几无新意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成为学术“热点”。以下所述，可使我们窥其一斑。
“总体战体制论”推进了对日本社会史、特别是对日本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研究。例如，雨宫昭一在《战时战后体制论》一书中指出，战时体制推进了日本各阶层国民的交流，为战后民主和平等的“现代日本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这样写到：“对政府、市町村、最基层的邻组三个层面进行的各地域的国民重组，孕育了全体意见一致的契机，使由强权牵引的社会平准化、均质化得以演进。其具体形态，就是随着日本社会各阶层在空间上的混在，同一阶层之间的交流受到阻隔，而自上而下的交流则得以强制推行，从而导致了‘社会混住化’趋向的发展。不仅如此，政府对中小企业和商业的筹建和结构调整，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形成；因对农民的抑制和诱使其转入军需工业，引起工业化的发展；通过强制推行，大众福利化得以问世。上述三者和推进它们的体制，几乎均同‘现代日本社会’的特征和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三个要素的结合，使‘大众社会’在日本得以形成。”[4](p.199)
“总体战体制论”启迪了一些日本学者，他们将“战时和战后体制是否存在联系性”这一问题，作为整个世界史研究的一项内容，用以观察别国的历史，并且指出各国现代史发展的“共时性”。例如，中野敏男指出：“所谓总体战体制论，就是主张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在各‘先进’国家出现的社会变化的同时代性、共同性，就是主张这种社会变化对战后各个社会的特质均做了强制规定。也就是说，为了克服20世纪初的恐慌和争乱、战争和革命频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状况，在各‘先进’国家，国家体制的统合力不断得以强化，特别在30年代以后，为应付战争而形成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成为这种社会变化强有力的杠杆。按照这种观点，无论是德国的纳粹体制、美国的新政，还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均被认为是一种共有的时代状况。重要的是，为了备战，在国民共同体即命运共同体的名义下，以形成强有力的国民统一为目的的总体战体制，无论在行政体制、经济体制，还是生活世界方面，均根本性地改变了此前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变化，甚至在制度或人的关系方面，也基本规定了战后社会的结构。换言之，战后社会应被认为是以30年代为转机的社会变化的继续。”[5](p.14)
另一方面，中野敏男还从“战时和战后思想的连续性”这一前提出发，对持“战后历史学”的丸山真男作为“国民主义者”加以批判[5](p.88)。毋庸赘言，这里所谓的“国民主义”是否定个性的同义语、是民主主义的反义语。
“总体战体制论”对女性问题专家上野千鹤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民族主义和性》一书中，上野千鹤子提出，战争期间女性协力参战和国家对女性的保护，使女性的“国民化”作为“现代计划”的重要一环而得以规定；战后女性参政权的获得并参与政治，就是战时女性作为“国民化”一环的扩展。换言之，上野千鹤子将战时和战后女性的“国民化”即协力参战和参政，视为日本建设国民国家的一种整合方式[6](pp.45-51)。上野千鹤子的这一观点，不仅否定了以往认为由于战后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妇女才获得解放的看法，而且为认识“现代化”的含义提供了一个新的参数。
“总体战体制论”还影响了西方学者关于日本殖民地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路易斯·杨格(Louise Young)的专著《总动员帝国——满洲和战时帝国主义的文化》，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该书中，杨格对“总动员帝国”下了这样的定义：“为了建设殖民地帝国而对本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社会动员的新型帝国主义。”“正如总体战包含着枪炮后面的战斗一样，总动员帝国也是在枪炮后面形成的。总动员帝国就是对国民大众和本国社会进行文化、军事、政治、经济动员……只有考察各种因素的乘积作用和连锁结果，我们才能形成作为特殊的支配型的总动员帝国的印象。”按照他的观点，“满洲国”的建设过程，同时也是日本国的重组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惟独日本形成了这样的“总动员帝国”，而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均没有形成这样的“帝国”[7](pp.10-11)。虽然他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值得商榷，但其本意，显然是试图从另一个侧面，为日本战时战后体制存在的连续性理论提供论据。更值得关注的是，杨格所谓的“总动员”，具有一种全体主义的网状格局，这种格局不仅包括本国的大众政治、大众社会、大众文化的各项制度结构，而且动员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参与殖民地帝国建设。这种观点不仅涉及“总体战体制”对日本本国的影响，而且涉及战时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二者社会变化是否存在一体性，这一有必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本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推动世界殖民主义历史的研究。
三
不可否认，“总体战体制论”为日本现代史研究领域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依笔者浅见，这种贡献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建设性。
第一，“总体战体制论”的提出，具有学术批判和体制批判双重意义。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对前述占“主流”地位的“战后历史学”的现代史观，即，认为“战后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按照他们的观点，日本在战前的大正时期已经开始了民主化进程。但是由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建立的、以超国家主义为意识形态支柱的强权体制，将日本纳入了战时动员的轨道，从而阻断了这一民主化进程。如，松尾尊兊在《大正民主》一书中提出：“应将大正民主视为日本社会在战时走向民主主义的前提。”[8](p.2)三谷太一郎也在《新版大正民主论》一书中提出：“在大正时期形成的自由主义，构成了与战后民主主义直接相关的政治传统。”[9](p.357)但是，如他们的书名所示，松尾尊兊和三谷太一郎重点探讨的是日本战前“民主”的历史，以及这一历史在战后的接续，并不直接涉及“总体战”本身。而且，当时日本经济虽然因“石油冲击”而停止了“高歌猛进”，但依然“持续景气”。所以，这种批评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是“总体战体制论”观察的重点，则是那场对日本现代史的各个领域均具有极大影响的战争，而且日本的持续“景气”已成明日黄花。正是这种观察的视角及广度和深度的差异，以及历史背景的变迁，使之具有了学术批判和体制批判的双重涵义。事实上，在序言中，编纂者就对这种双重涵义直言不讳：“明确地说，所有执笔者的目的，就是对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体制进行批判。但是，为了透彻理解‘战后民主主义’的体制并最后进行批判，必须认清这种体制同战时体制保持着深刻的连续性。”“笔者们认为，战后的弊病与其说是前近代的残留物，倒毋宁说绝大多数都是现代的产物。”[3](p.3)
第二，强调战时体制和战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必然要求对日本战后改革重新进行考察和评价，重建对这场改革意义的认识。尽管这一要求是“总体战体制论”内在的逻辑要求，其倡导者及《总体战和现代化》本身并没有直接提出和涉及。正如野口悠纪雄所指出的：“所谓历史研究，实际上仅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不以‘没有发生的事’为研究对象，关于战后改革的研究也是如此。对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等实际发生的事，迄今已有颇多著述。但另一方面，对‘哪些方面没有得到改革’的研究，却少得令人惊异。事实上，就战后改革来说，最重要的恰恰是这些没有得到研究的方面，特别是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连续性。因为，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构成了当今日本经济的中枢。”[1](p.5)如果我们按照这一思路，对当今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做更全面的考察，或许会进一步发现，有很多战时的陈规旧制虽经战后改革的荡涤，但仍“劫后余生”。这方面的考察，似可成为日本当代史研究的新课题。
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总体战体制论”倡导者过于偏向对传统或正统观念进行解构。因此他们对某些问题的阐述和分析有的失之片面，有的缺乏足够的理性。对此，我们同样必须指明。
第一，如詹姆斯·奥康内尔在《现代化的概念》一文中所指出：“我们敢于称之为现代的那些社会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像马克斯·韦伯那样伟大的学者以其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研究西方经历这个过程的性质和细节。”[10](p.23)但是，“总体战体制论”的代表作《总体战和现代化》的标题及内容均显示，他们将“总体战”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考察，有夸大“总体战”在日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意义之嫌。众所周知，日本的现代化，无论政治现代化还是经济现代化，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日本在任何历史阶段的结构变革乃至革命性变革，都只是为实现某方面的现代化起推动作用。例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治维新，虽然未能实现大众参与政治，实现政治现代化，但在形成集权国家形态与推进现代国家管理方面，为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明治维新如此，罔论“总体战”。因为“如果要找到一种简单的表达方式来说明现代化进程一旦发展到‘起飞’时的精神状态，那么，可以用‘创造性的理性’来表达”[10](p.25)。但是“总体战”既非创造，更无理性。
第二，“总体战体制论”认为：“无论是民主型体制还是法西斯专制型体制，在为了战争而进行总动员时，为了更有效利用人力和资源，均建立了‘总体战体制’，均为了使全民积极投入战争而着力消除前此社会上存在的各阶级和阶层的不平等，着力推行了‘强制的均质化’，均从根本上经历了社会重组。”这种观点，不仅淡化乃至否定了“民主型体制”和“法西斯专制体制”的本质差异，而且忽略了不同国家建立“总体战体制”的不同目的，否定了在那场战争中侵略和自卫、正义和非正义的本质差异。
第三，与上述问题相关，“总体战体制论”对日本战时的“强制均质化”现实和“社会平准化”理论，存在有违史实的认识错误。应该承认，在具有等级制传统、等级制观念根深蒂固的日本社会，战时的“强制均质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缩小了雇主和雇工之间、工人和职员之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异，使社会趋向“均质”。所谓的“社会平准化”理论，就是依此认为这种“均质”为战后民主平等的逐步形成，即“社会平准化”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如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战时的“强制均质化”，是“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要素，同在社会进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趋同”有本质差别。而且这种“平准化”是随着日本1939年以后国民生产力的衰退而日趋下降的“平准化”，和经历战后改革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等化”性质迥异。另外，我们还必须明确，战时的“平准化”程度在“总体战”体制的矛盾扩大中日趋缩小。相反，在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域，包括经济差异在内，人们各方面的差异却日趋增大。例如，在工厂里，不在编职工、临时工、学徒工，以及包括被强行押解到当地的朝鲜人、中国人等殖民地劳动力在内的工人之间的差异，在战时不仅显然存在，而且日趋扩大。正如大门正克在《探询历史意识中的现代》一文所写的，“所谓现代，是社会愈向前发展，国民的团结更加紧密的时代”，因此“只能将现代历史作为国民团结的历史加以描述”，“强制的平准化不是团结”[11](p.98)。
第四，虽然我们对“总体战体制论”在转移和拓展日本现代史研究视角和视野方面的贡献，应该给予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转移和拓展也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例如，某些学者对丸山真男的批评，存在明显的断章取义及误解和曲解。如，小林正弥的《丸山真男论——主体的作为、法西斯主义、市民社会》一书所指出的，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强调公私分化的意义的基础上，努力阐述了“私人权利”相对于动用国家权力的“总动员”的重要性，但是中野敏男等丸山真男的批评者完全无视了这种强调[12](p.137)。田口富久治和间宫阳介更是分别指出，对丸山真男的批评“缺乏充分的资料依据，纯然是按照推测、臆断，时而是诽谤的堆集”，“纯然是误解和曲解”。
作为最后的余论，笔者似有必要说明，在当今日本史坛“三足鼎立”的格局中，以“新历史学教科书编纂会”为核心的“历史修正主义”和以“总体战体制论”、“现代经济体制源流论”、“1940年体制论”为主的“现代历史学”，同时对传统的“战后历史学”的日本现代史观发起了挑战。但是，二者发起这种挑战的立论宗旨、立论方法、立论依据，均存在本质差异。深入了解和分析“总体战体制论”等重构现代史观的理论，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本文认为“总体战体制论”是值得关注的理论的根本理由，也是撰写本文的根本目的。
收稿日期：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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