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王三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8期
【原文出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02期第84～88页
【英文标题】The Clash and Merging between Arabic Civilization and Byzantium Civilization
WANG San-yi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710069
【作者简介】西北大学中东所，陕西西安710069
王三义(1968—)，男，甘肃清水县人，西北大学中东所博士研究生，天水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东文明史。
【关 键 词】阿拉伯文明/拜占廷文明/相互关系/碰撞/融合Arabic civilization/Byzantium civilization/the relations/clash and merging
中图分类号：K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72X(2004)02-0084-05
二十世纪文明形态史观的发展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尤其汤因比精辟的“挑战”“应战”说，让许多历史学者推崇备至。时隔不久，伯恩斯、拉尔夫的文明史著作问世，威尔·杜兰的煌煌巨著也摆在读者面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再掀文明史研究的高潮。当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是从历史哲学角度谈文明，亨廷顿的文明论则与政治概念有紧密的关系。涉及到各区域文明之间的关系，上述文明理论大都从普遍意义出发，通过跨时空的比较，来论述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要解释特殊的文明交往形式和内涵，还需要具体的历史分析。最重要的是，有几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发生，完全可以抛开抽象的理论而做详细的剖析，例如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相互关系，涉及阿拉伯与拜占廷两大帝国数百年的战与和、征服与反征服、直接冲突与直接交往。阿拉伯人与拜占廷帝国的关系是两大文明的接触、较量、碰撞和交融，作为历史“个案”的研究更能说明问题。
一、阿拉伯与拜占廷的直接冲突
阿拉伯与拜占廷两大政治实体之间的军事冲突，始于阿拉伯人对拜占廷属地叙利亚的征服。公元629年，先知穆罕默德派宰德·哈里撒率三千名穆斯林战士攻击死海南端的穆尔塔，并与拜占廷的藩属国加萨尼部落发生激战。630年，先知统兵三万余人攻击塔布克，叙利亚边境的游牧部落纷纷归降。633年，哈里发艾卜·伯克尔派穆斯林分兵数路攻入叙利亚。634年7月，哈立德.瓦立德指挥军队在艾只纳代因城击败拜占廷大军。至此，叙利亚门户大开。636年8月，穆斯林与数万拜占廷军队决战于雅穆克河谷，穆斯林大获全胜，拜占廷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丧失殆尽。穆斯林分兵四路长驱直入：一路攻占加沙、约帕、利帕等地，进而控制巴勒斯坦；一路攻占贝塞恩、底利亚斯等城，进而降服约旦；一路攻占阿克、提尔、塞达、贝鲁特等地，夺取地中海东岸；一路攻占阿勒颇、霍姆斯、巴勒贝克、基奈斯林、安条克、耶路撒冷等城，控制了叙利亚中部和北部。640年，穆斯林终于攻陷负隅顽抗7年之久的凯撒利亚，拜占廷丧失了其在叙利亚的最后据点。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拜占廷属地也已经被穆斯林占领，所以陶鲁斯山以南的地区至此全归哈里发国家所有。[1](P30)
在叙利亚的战争快要结束时，穆斯林大军开始进攻拜占廷的埃及行省。639年年底，阿穆尔·阿绥率军攻入埃及。640年，穆斯林军队先后攻占埃及的菲尔马仪、比勒贝斯等要地。这一年，祖拜尔·阿沃姆率穆斯林军队进入埃及，直抵艾因.舍姆斯，与前军会合。641年4月，穆斯林夺取巴比伦堡，兵抵亚历山大城。642年9月，拜占廷军队撤离埃及。从642年到647年，穆斯林向西进兵，攻占了北非的易弗里基叶和马格里布地区。拜占廷失去了在北非的全部属地。[2](P35)
在海上，叙利亚总督穆阿威叶于649—650年夺取拜占廷的海军基地塞浦路斯和罗得岛。655年，穆阿威叶与拜占廷军队在菲尼克斯附近海面决战(即“船桅之战”)，摧毁了拜占廷舰队，从而控制了地中海东部水域。此后，穆斯林凌厉的攻势逐渐减弱，大规模的征服停止，哈里发国家与拜占廷帝国的战事演变为两国间时断时续的军事冲突。
整个伍麦叶时代，穆斯林对拜占廷发动的战争有两种类型：一是对拜占廷边境地区的掠夺，尤其马立克(685～705)任哈里发时，几乎每年夏季以“圣战”的名义进行劫掠；二是志在攻占君士坦丁堡的远征。穆斯林曾几次攻打君士坦丁堡，终究没有攻克。实际上双方有战有和，如659年，阿拉伯内战未平息，穆阿威叶怕拜占廷乘机进攻，于是与拜占廷停战，阿拉伯给拜占廷纳贡。677年，阿拉伯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战事失利。面对海陆军的严重损失，加上少数民族马尔代特人的叛乱，穆阿威叶与拜占廷协商停战、签约。684年，乘伍麦叶王朝内部发生叛乱德机会，君士坦丁派遣一支舰队袭击叙利亚海滨，劫掠阿卡莱(Acre)、凯西利亚、阿斯凯伦(Ascalon)等城市。其时，马尔代特人正袭击黎巴嫩。685年，阿布杜·马立克向拜占廷缴纳每年增加的贡税。[3](P327-330)
阿拔斯王朝，由于统治中心东移，与拜占廷的军事冲突规模不大。对拜占廷构成威胁的人物是哈伦(786～809)，哈伦登上哈里发宝座前，于780年统兵征讨拜占廷，节节胜利。782年，哈伦远征君士坦丁堡，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迫使拜占廷女皇爱伦尼乞和纳贡。哈伦当政以后，继续致力于对拜占廷的“圣战”，802年，拜占廷新皇帝要求废除和约，哈伦率大军远征小亚细亚，连陷数城，迫使拜占廷再次求和纳贡。阿拔斯王朝衰落时期，各个分裂的穆斯林国如土伦王朝(868～905年)、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哈姆丹王朝(905～1003年)，都向拜占廷发动过攻势，但对拜占廷帝国没有构成威胁。
阿拉伯与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冲突，总体来看，七世纪阿拉伯处于攻势，拜占廷帝国败退、失地，处于守势。八至九世纪双方相持。九世纪以后阿拉伯帝国已无力进行大的进攻。
拜占廷帝国在力量强盛时也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多次发起反攻，如645年一度夺回亚历山大等城；九世纪曾派兵深入阿拔斯王朝的腹地。10世纪后半期，伊斯兰军事力量衰弱，不能阻挡拜占廷人对叙利亚的入侵，安条克等地又落入拜占廷人之手。[4](P184)
本来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就有着不同的渊源，也有迥异的特色。拜占廷文明是古老的基督教文明，它是辉煌灿烂的古罗马文明的延续，到伊斯兰文明产生时它已有千年的历史。阿拉伯文明是新兴起的伊斯兰教文明，但阿拉伯文明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时期。两大文明代表了不同意识形态，相互间就有根本抵触的因素。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征服活动，与拜占廷帝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两大政治实体的冲突，使两大文明的接触也从激烈的碰撞开头。
二、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交流及融合
虽然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接触从碰撞开始，但阿拉伯与拜占廷之间，不仅仅是冲突，两国间的交流频繁而且持续时间很长。阿拉伯与拜占廷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动态的、活跃的、丰富多彩的；阿拉伯人渴求文化知识的活动是积极的、执着的、感人的。
首先，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注意保护古代文物，他们从各地招聘大批的建筑师，给以优厚的待遇，使他们从事城市建设。阿拉伯人攻占大马士革之后，对这座文化古城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穆斯林看到那些巍峨的基督教堂和古代的宫殿，很自然地受到感染，也很自然地想到，必须建筑一些同样引人注目的清真寺、皇宫和军营，才能表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形象和气魄”。[5](P5)
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得到大批希腊图书，阿拉伯人直接占有拜占廷的图书馆，并仿照拜占廷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图书馆。哈里发麦蒙(813～833)曾派学者麦脱尔和伊本.伯特里格去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廷皇帝索要希腊古典著作，甚至送去贵重的礼物，换取希腊的著作。拜占廷皇帝送给麦蒙大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希波克拉第、格林、欧几里德和托勒密等人的哲学著作。[6](P251)此外，历代哈里发鼓励学者到君士坦丁堡搜求典籍和各类珍本，鼓励学者云游求学。例如史学家马苏第(?～957)就考察过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胡尔达兹贝尔(?～912)的《道里邦国志》就是在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
其次，阿拉伯政府奉行积极的文化政策，与拜占廷帝国进行的是“人才争夺”。各类反映阿拉伯文化的书籍中都提到：麦蒙在巴格达设立的智慧馆，是宏伟的学术中心，在这里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学者，除了穆斯林，还有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祆教徒等。有才华的学者见麦蒙厚待学人而竞相进取，一大批具有各种专长的人汇集巴格达。此外，大马士革的学者约翰，属于拜占廷基督教培育起来的文化名人，他曾做过倭马亚哈里发的大臣，著有《知识的起源》等书。还有轰轰烈烈的“翻译运动”，可算世界文化史上少有的辉煌事业，详细记载不绝于书。
事实上最应该大书特书的，则是阿拉伯哈里发不惜一切“挖掘”人才的举措。九世纪前半期，拜占廷的大数学家立奥很有名，哈里发麦蒙邀请立奥来阿拉伯讲学，麦蒙致书拜占廷皇帝塞奥弗鲁斯，请求准许立奥赴巴格达短期讲学，麦蒙许诺，对这次讲学的报酬是：与拜占廷保持永久和平，并缴纳2000磅黄金，上演两国争夺人才的精彩片断。[7](P265)尽管立奥没有成行，但哈里发麦蒙为了一个学者讲学而开的价码，恐怕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说阿拉伯与拜占廷之间是“人才争夺战”，也许并不过分。
再次，阿拉伯与拜占廷的文化交流中，人际交流和人际传播也不容忽视。阿拉伯人学习和吸收拜占廷文化，绝不仅仅是把拜占廷的哪些典籍搜集来了，或把哪些文献资料译为阿拉伯文了。必须看到几种特别的渠道：一是前面提到的人才流动；二是穆斯林学者与基督教等宗教的异教徒之间经常进行的宗教辩论。例如，许多精通希腊哲学的基督教徒，在学习阿拉伯语言后，在与穆斯林学者的辩论中，转向信奉伊斯兰教，并反过来为伊斯兰教辩护。不得不承认，“学术旅行、学术辩论、学术讨论是传播学问的重要手段。求学的热情、求知的渴望，使学者们把沙漠的酷热、大海的惊涛都视为坦途”。[5](P201-202)
阿拉伯帝国真正傲视群伦之处，与其说是实际的军事征服本身，不如说是被征服地区的民众之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8](P73)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埃及等地区的广大农村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随之传遍各地。一方面：由于阿拉伯语的推广，懂阿拉伯语的人愈来愈多，这就为阿拉伯学者翻译和引进希腊罗马著作创造了条件。如伊斯塔方首先把外国的星相学、医学、化学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后来其他学者如大马士革的学者约翰、基督教徒马希尔.朱韦息、释奴撒里木等，在译介科技书籍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侯奈因受命主持“智慧馆”的翻译工作，他自己翻译并指导别人翻译了大批希腊罗马典籍，并到伊拉克、沙姆、埃及、罗马等地收集图书珍本。另一方面：随着伊斯兰教教义和阿拉伯语的传播，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相互融合。此种征服开始于欧默尔时代。被征服民族通过通婚，皈依伊斯兰教，学习阿拉伯语而接受了伊斯兰的社会制度，其结果便出现了兼有阿拉伯血统和外国血统并带着不同民族在生理、思维、道德、精神等方面种种特点的一代新人。[6](P1)
由于阿拉伯文明和拜占廷文明的融合，后人能从阿拉伯建筑风格中看到拜占廷艺术的印记：从阿拉伯自然科学的书籍中能发现大量的希腊罗马人的成就；从阿拉伯哲学中能找到希腊哲学的影子；从阿拉伯的文学、音乐、装饰画中也能看到拜占廷的影响。
三、两大文明交往关系的特征
福泽谕吉认为：“文明”这个词，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的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德智而取得的，所以，归根结底，文明可以说是人类德智的进步”。[9](P30-33)我们所述阿拉伯文明和拜占廷文明，无论其暴力冲突，还是文化交流，都是首先考虑到两个政治实体——阿拉伯国家与拜占廷国家的存在；同时，在分析两大文明时，着眼于人类交往活动的进步和人类德智的进步，不是抽象地谈论这两大文明孰优孰劣。阿拉伯人保留和继承拜占廷文化成就，这是进步；阿拉伯人在吸收过程中的创新，更是进步。
关于文明之间的关系，彭树智先生在《文明交往论》中指出：“文明交往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各个文明之间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相互抗争，其常态是相对的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而且，“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文明交往史上的诸多绚丽篇章。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在更深刻层面上预示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更多的融合”[10](P13-14)。这就是说，象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之关系的特殊性也是历史的常态，研究文明史的学者必须考虑到。这也正是各类文明理论不能解释特殊历史个案的根源。
根据上述观点，对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第一，阿拉伯与拜占廷之间的关系，从麦地那国家到倭马亚王朝结束，这一阶段以“暴力”方式为主，征服与反征服是主旋律。正如彭先生所指出的，“尽管文明交往的和平形式是经常的、大量的和主要的交往形式”，“但是暴力交往形式在历史上赫然在目，挥之不去，占有颇多篇幅。征服、掠夺、抢劫、破坏、凶杀，特别是战争，……战争是残酷的、触目惊心的，但在不得不进行和已经发生的战争背后，总是蕴藏着无比丰富的、永远值得后人倾听的政治文化声音”。可是，换个角度看，“战争过程的破坏性、野蛮性与战争后果客观上的进步性与文明性并存”。“暴力交往是一种急风暴雨式的残酷交往形式，它具有和平交往所不具备的冲击力量，其结果是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大和交往程度的空前扩展，并常常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10](P17-18)阿拉伯对叙利亚和埃及等地的征服，恰好体现了这一点。拜占廷对叙利亚和埃及等地的统治是赤裸裸的掠夺，阿拉伯的占领，事实上促进了当地的发展，而不是使之倒退。
第二，整个阿拔斯王朝，尽管阿拉伯人不断地对拜占廷发动“圣战”，几次攻打首都，但大部分时间两国间处于和平状态。什么时候战，什么时候和，取决于实际利益。彭树智先生指出：“利益是文明交往的驱动因素。在文明交往中，几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从利益因素中找到答案。只要把利益物化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如此种种的利害关系，使我们会立刻觉察到文明冲突与交往的症结所在”。
第三，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动态过程。只有用《文明交往论》中非常有价值的一对概念——“内化和外化”才能解释。“一般地说，总是先进文明对后进文明的融化，即使是后进文明的民族，征服了先进文明的民族，也会逐渐被先进文明所融化。但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而且在内化和外化方面，表现出多向化和多样性的特点。历史上的希腊化、罗马化、儒学化、基督教化、伊斯兰化、西方化、以及汉化、胡化等都含有丰富的内容，并充斥着互斥、互动、互容和互相渗透的交往关系”。[11](P12-15)
第四，“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是一对长期互相伴随的矛盾统一的交往环节”。古典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廷帝国之间，这两种文明的碰撞与消长，必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几个层次去认识。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互动关系，仅用一般的归纳概括或理论推导是不行的。
在讨论文明的融合时，必须看到伊斯兰教的宽容性。伊斯兰法律宣布，属于“《圣经》之民”的非穆斯林一旦臣服穆斯林的统治，同意缴纳作为臣服标志的赋税，从而获得一种安全保障，他们就有权得到穆斯林的“统治权”的保护，而不必放弃自己的非穆斯林信仰。这种特权最初可能只使用于犹太人、基督教徒和萨比教徒，但后来则默默地扩大到适用于祆教徒，甚至多神论和崇拜偶像的印度教徒。[11](P382)
如果要进一步探究：拜占廷文明中哪些因素被阿拉伯文明吸收了，哪些因素彻底消失了，哪些因素“残存”或“流散”，虽未能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作用，但也可能在后来的社会里发挥作用，甚至保存着它的特殊性?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不过，可以直观地看到的是：阿拉伯人直接接受了拜占廷的土地制度，借用了拜占廷的部分官制和管理模式，吸收了拜占廷的生产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接收和保护了拜占廷的城市建筑，保存了拜占廷大批的图书资料和艺术珍品，等等。阿拉伯人自己在许多方面加以改造，变成阿拉伯——伊斯兰化的东西。当然，拜占廷的法律制度穿越历史长空对现代欧美社会都有影响；拜占廷的艺术传之后世仍不失其光彩；拜占廷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和阿拉伯文化已经融为一体。
收稿日期：2003-11-13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8期
【原文出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02期第84～88页
【英文标题】The Clash and Merging between Arabic Civilization and Byzantium Civilization
WANG San-yi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710069
【作者简介】西北大学中东所，陕西西安710069
王三义(1968—)，男，甘肃清水县人，西北大学中东所博士研究生，天水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东文明史。
| 【内容提要】 | 阿拉伯文明和拜占廷文明在中世纪呈放光彩，对世界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两大文明渊源不同、特色各异，前者是伊斯兰文明而后者是古老的基督教文明，由于拜占廷帝国和新兴的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冲突，使这两大文明一开始就发生碰撞，但军事冲突并没有妨碍相互间的文化交流。阿拉伯文明和拜占廷文明的关系涉及阿拉伯与拜占廷两大帝国数百年间的战与和、直接冲突与直接交往，是两大文明不断接触、反复较量、碰撞而又交融的过程。 Arabic civilization and Byzantium civilization had their glory during Medieval times,and had long deep influence in world history.The former characterized Christmas and the latter characterized Islam.The two civilizations had clash in the beginning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wo political entity Arab and Byzantium,but the culture exchanging was not stopped.The relation between Arabic civilization and Byzantium civilization deals with war and peace,the direct conflict and commerce between Arabic and Byzantium civilization.It is a process of encounter,repeating contest,conflict,merging between two the civilizations. |
二十世纪文明形态史观的发展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尤其汤因比精辟的“挑战”“应战”说，让许多历史学者推崇备至。时隔不久，伯恩斯、拉尔夫的文明史著作问世，威尔·杜兰的煌煌巨著也摆在读者面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再掀文明史研究的高潮。当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是从历史哲学角度谈文明，亨廷顿的文明论则与政治概念有紧密的关系。涉及到各区域文明之间的关系，上述文明理论大都从普遍意义出发，通过跨时空的比较，来论述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要解释特殊的文明交往形式和内涵，还需要具体的历史分析。最重要的是，有几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发生，完全可以抛开抽象的理论而做详细的剖析，例如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相互关系，涉及阿拉伯与拜占廷两大帝国数百年的战与和、征服与反征服、直接冲突与直接交往。阿拉伯人与拜占廷帝国的关系是两大文明的接触、较量、碰撞和交融，作为历史“个案”的研究更能说明问题。
一、阿拉伯与拜占廷的直接冲突
阿拉伯与拜占廷两大政治实体之间的军事冲突，始于阿拉伯人对拜占廷属地叙利亚的征服。公元629年，先知穆罕默德派宰德·哈里撒率三千名穆斯林战士攻击死海南端的穆尔塔，并与拜占廷的藩属国加萨尼部落发生激战。630年，先知统兵三万余人攻击塔布克，叙利亚边境的游牧部落纷纷归降。633年，哈里发艾卜·伯克尔派穆斯林分兵数路攻入叙利亚。634年7月，哈立德.瓦立德指挥军队在艾只纳代因城击败拜占廷大军。至此，叙利亚门户大开。636年8月，穆斯林与数万拜占廷军队决战于雅穆克河谷，穆斯林大获全胜，拜占廷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丧失殆尽。穆斯林分兵四路长驱直入：一路攻占加沙、约帕、利帕等地，进而控制巴勒斯坦；一路攻占贝塞恩、底利亚斯等城，进而降服约旦；一路攻占阿克、提尔、塞达、贝鲁特等地，夺取地中海东岸；一路攻占阿勒颇、霍姆斯、巴勒贝克、基奈斯林、安条克、耶路撒冷等城，控制了叙利亚中部和北部。640年，穆斯林终于攻陷负隅顽抗7年之久的凯撒利亚，拜占廷丧失了其在叙利亚的最后据点。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拜占廷属地也已经被穆斯林占领，所以陶鲁斯山以南的地区至此全归哈里发国家所有。[1](P30)
在叙利亚的战争快要结束时，穆斯林大军开始进攻拜占廷的埃及行省。639年年底，阿穆尔·阿绥率军攻入埃及。640年，穆斯林军队先后攻占埃及的菲尔马仪、比勒贝斯等要地。这一年，祖拜尔·阿沃姆率穆斯林军队进入埃及，直抵艾因.舍姆斯，与前军会合。641年4月，穆斯林夺取巴比伦堡，兵抵亚历山大城。642年9月，拜占廷军队撤离埃及。从642年到647年，穆斯林向西进兵，攻占了北非的易弗里基叶和马格里布地区。拜占廷失去了在北非的全部属地。[2](P35)
在海上，叙利亚总督穆阿威叶于649—650年夺取拜占廷的海军基地塞浦路斯和罗得岛。655年，穆阿威叶与拜占廷军队在菲尼克斯附近海面决战(即“船桅之战”)，摧毁了拜占廷舰队，从而控制了地中海东部水域。此后，穆斯林凌厉的攻势逐渐减弱，大规模的征服停止，哈里发国家与拜占廷帝国的战事演变为两国间时断时续的军事冲突。
整个伍麦叶时代，穆斯林对拜占廷发动的战争有两种类型：一是对拜占廷边境地区的掠夺，尤其马立克(685～705)任哈里发时，几乎每年夏季以“圣战”的名义进行劫掠；二是志在攻占君士坦丁堡的远征。穆斯林曾几次攻打君士坦丁堡，终究没有攻克。实际上双方有战有和，如659年，阿拉伯内战未平息，穆阿威叶怕拜占廷乘机进攻，于是与拜占廷停战，阿拉伯给拜占廷纳贡。677年，阿拉伯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战事失利。面对海陆军的严重损失，加上少数民族马尔代特人的叛乱，穆阿威叶与拜占廷协商停战、签约。684年，乘伍麦叶王朝内部发生叛乱德机会，君士坦丁派遣一支舰队袭击叙利亚海滨，劫掠阿卡莱(Acre)、凯西利亚、阿斯凯伦(Ascalon)等城市。其时，马尔代特人正袭击黎巴嫩。685年，阿布杜·马立克向拜占廷缴纳每年增加的贡税。[3](P327-330)
阿拔斯王朝，由于统治中心东移，与拜占廷的军事冲突规模不大。对拜占廷构成威胁的人物是哈伦(786～809)，哈伦登上哈里发宝座前，于780年统兵征讨拜占廷，节节胜利。782年，哈伦远征君士坦丁堡，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迫使拜占廷女皇爱伦尼乞和纳贡。哈伦当政以后，继续致力于对拜占廷的“圣战”，802年，拜占廷新皇帝要求废除和约，哈伦率大军远征小亚细亚，连陷数城，迫使拜占廷再次求和纳贡。阿拔斯王朝衰落时期，各个分裂的穆斯林国如土伦王朝(868～905年)、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哈姆丹王朝(905～1003年)，都向拜占廷发动过攻势，但对拜占廷帝国没有构成威胁。
阿拉伯与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冲突，总体来看，七世纪阿拉伯处于攻势，拜占廷帝国败退、失地，处于守势。八至九世纪双方相持。九世纪以后阿拉伯帝国已无力进行大的进攻。
拜占廷帝国在力量强盛时也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多次发起反攻，如645年一度夺回亚历山大等城；九世纪曾派兵深入阿拔斯王朝的腹地。10世纪后半期，伊斯兰军事力量衰弱，不能阻挡拜占廷人对叙利亚的入侵，安条克等地又落入拜占廷人之手。[4](P184)
本来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就有着不同的渊源，也有迥异的特色。拜占廷文明是古老的基督教文明，它是辉煌灿烂的古罗马文明的延续，到伊斯兰文明产生时它已有千年的历史。阿拉伯文明是新兴起的伊斯兰教文明，但阿拉伯文明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时期。两大文明代表了不同意识形态，相互间就有根本抵触的因素。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征服活动，与拜占廷帝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两大政治实体的冲突，使两大文明的接触也从激烈的碰撞开头。
二、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交流及融合
虽然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接触从碰撞开始，但阿拉伯与拜占廷之间，不仅仅是冲突，两国间的交流频繁而且持续时间很长。阿拉伯与拜占廷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动态的、活跃的、丰富多彩的；阿拉伯人渴求文化知识的活动是积极的、执着的、感人的。
首先，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注意保护古代文物，他们从各地招聘大批的建筑师，给以优厚的待遇，使他们从事城市建设。阿拉伯人攻占大马士革之后，对这座文化古城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穆斯林看到那些巍峨的基督教堂和古代的宫殿，很自然地受到感染，也很自然地想到，必须建筑一些同样引人注目的清真寺、皇宫和军营，才能表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形象和气魄”。[5](P5)
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得到大批希腊图书，阿拉伯人直接占有拜占廷的图书馆，并仿照拜占廷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图书馆。哈里发麦蒙(813～833)曾派学者麦脱尔和伊本.伯特里格去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廷皇帝索要希腊古典著作，甚至送去贵重的礼物，换取希腊的著作。拜占廷皇帝送给麦蒙大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希波克拉第、格林、欧几里德和托勒密等人的哲学著作。[6](P251)此外，历代哈里发鼓励学者到君士坦丁堡搜求典籍和各类珍本，鼓励学者云游求学。例如史学家马苏第(?～957)就考察过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胡尔达兹贝尔(?～912)的《道里邦国志》就是在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
其次，阿拉伯政府奉行积极的文化政策，与拜占廷帝国进行的是“人才争夺”。各类反映阿拉伯文化的书籍中都提到：麦蒙在巴格达设立的智慧馆，是宏伟的学术中心，在这里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学者，除了穆斯林，还有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祆教徒等。有才华的学者见麦蒙厚待学人而竞相进取，一大批具有各种专长的人汇集巴格达。此外，大马士革的学者约翰，属于拜占廷基督教培育起来的文化名人，他曾做过倭马亚哈里发的大臣，著有《知识的起源》等书。还有轰轰烈烈的“翻译运动”，可算世界文化史上少有的辉煌事业，详细记载不绝于书。
事实上最应该大书特书的，则是阿拉伯哈里发不惜一切“挖掘”人才的举措。九世纪前半期，拜占廷的大数学家立奥很有名，哈里发麦蒙邀请立奥来阿拉伯讲学，麦蒙致书拜占廷皇帝塞奥弗鲁斯，请求准许立奥赴巴格达短期讲学，麦蒙许诺，对这次讲学的报酬是：与拜占廷保持永久和平，并缴纳2000磅黄金，上演两国争夺人才的精彩片断。[7](P265)尽管立奥没有成行，但哈里发麦蒙为了一个学者讲学而开的价码，恐怕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说阿拉伯与拜占廷之间是“人才争夺战”，也许并不过分。
再次，阿拉伯与拜占廷的文化交流中，人际交流和人际传播也不容忽视。阿拉伯人学习和吸收拜占廷文化，绝不仅仅是把拜占廷的哪些典籍搜集来了，或把哪些文献资料译为阿拉伯文了。必须看到几种特别的渠道：一是前面提到的人才流动；二是穆斯林学者与基督教等宗教的异教徒之间经常进行的宗教辩论。例如，许多精通希腊哲学的基督教徒，在学习阿拉伯语言后，在与穆斯林学者的辩论中，转向信奉伊斯兰教，并反过来为伊斯兰教辩护。不得不承认，“学术旅行、学术辩论、学术讨论是传播学问的重要手段。求学的热情、求知的渴望，使学者们把沙漠的酷热、大海的惊涛都视为坦途”。[5](P201-202)
阿拉伯帝国真正傲视群伦之处，与其说是实际的军事征服本身，不如说是被征服地区的民众之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8](P73)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埃及等地区的广大农村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随之传遍各地。一方面：由于阿拉伯语的推广，懂阿拉伯语的人愈来愈多，这就为阿拉伯学者翻译和引进希腊罗马著作创造了条件。如伊斯塔方首先把外国的星相学、医学、化学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后来其他学者如大马士革的学者约翰、基督教徒马希尔.朱韦息、释奴撒里木等，在译介科技书籍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侯奈因受命主持“智慧馆”的翻译工作，他自己翻译并指导别人翻译了大批希腊罗马典籍，并到伊拉克、沙姆、埃及、罗马等地收集图书珍本。另一方面：随着伊斯兰教教义和阿拉伯语的传播，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相互融合。此种征服开始于欧默尔时代。被征服民族通过通婚，皈依伊斯兰教，学习阿拉伯语而接受了伊斯兰的社会制度，其结果便出现了兼有阿拉伯血统和外国血统并带着不同民族在生理、思维、道德、精神等方面种种特点的一代新人。[6](P1)
由于阿拉伯文明和拜占廷文明的融合，后人能从阿拉伯建筑风格中看到拜占廷艺术的印记：从阿拉伯自然科学的书籍中能发现大量的希腊罗马人的成就；从阿拉伯哲学中能找到希腊哲学的影子；从阿拉伯的文学、音乐、装饰画中也能看到拜占廷的影响。
三、两大文明交往关系的特征
福泽谕吉认为：“文明”这个词，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的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德智而取得的，所以，归根结底，文明可以说是人类德智的进步”。[9](P30-33)我们所述阿拉伯文明和拜占廷文明，无论其暴力冲突，还是文化交流，都是首先考虑到两个政治实体——阿拉伯国家与拜占廷国家的存在；同时，在分析两大文明时，着眼于人类交往活动的进步和人类德智的进步，不是抽象地谈论这两大文明孰优孰劣。阿拉伯人保留和继承拜占廷文化成就，这是进步；阿拉伯人在吸收过程中的创新，更是进步。
关于文明之间的关系，彭树智先生在《文明交往论》中指出：“文明交往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各个文明之间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相互抗争，其常态是相对的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而且，“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文明交往史上的诸多绚丽篇章。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在更深刻层面上预示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更多的融合”[10](P13-14)。这就是说，象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之关系的特殊性也是历史的常态，研究文明史的学者必须考虑到。这也正是各类文明理论不能解释特殊历史个案的根源。
根据上述观点，对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第一，阿拉伯与拜占廷之间的关系，从麦地那国家到倭马亚王朝结束，这一阶段以“暴力”方式为主，征服与反征服是主旋律。正如彭先生所指出的，“尽管文明交往的和平形式是经常的、大量的和主要的交往形式”，“但是暴力交往形式在历史上赫然在目，挥之不去，占有颇多篇幅。征服、掠夺、抢劫、破坏、凶杀，特别是战争，……战争是残酷的、触目惊心的，但在不得不进行和已经发生的战争背后，总是蕴藏着无比丰富的、永远值得后人倾听的政治文化声音”。可是，换个角度看，“战争过程的破坏性、野蛮性与战争后果客观上的进步性与文明性并存”。“暴力交往是一种急风暴雨式的残酷交往形式，它具有和平交往所不具备的冲击力量，其结果是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大和交往程度的空前扩展，并常常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10](P17-18)阿拉伯对叙利亚和埃及等地的征服，恰好体现了这一点。拜占廷对叙利亚和埃及等地的统治是赤裸裸的掠夺，阿拉伯的占领，事实上促进了当地的发展，而不是使之倒退。
第二，整个阿拔斯王朝，尽管阿拉伯人不断地对拜占廷发动“圣战”，几次攻打首都，但大部分时间两国间处于和平状态。什么时候战，什么时候和，取决于实际利益。彭树智先生指出：“利益是文明交往的驱动因素。在文明交往中，几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从利益因素中找到答案。只要把利益物化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如此种种的利害关系，使我们会立刻觉察到文明冲突与交往的症结所在”。
第三，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动态过程。只有用《文明交往论》中非常有价值的一对概念——“内化和外化”才能解释。“一般地说，总是先进文明对后进文明的融化，即使是后进文明的民族，征服了先进文明的民族，也会逐渐被先进文明所融化。但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而且在内化和外化方面，表现出多向化和多样性的特点。历史上的希腊化、罗马化、儒学化、基督教化、伊斯兰化、西方化、以及汉化、胡化等都含有丰富的内容，并充斥着互斥、互动、互容和互相渗透的交往关系”。[11](P12-15)
第四，“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是一对长期互相伴随的矛盾统一的交往环节”。古典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廷帝国之间，这两种文明的碰撞与消长，必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几个层次去认识。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互动关系，仅用一般的归纳概括或理论推导是不行的。
在讨论文明的融合时，必须看到伊斯兰教的宽容性。伊斯兰法律宣布，属于“《圣经》之民”的非穆斯林一旦臣服穆斯林的统治，同意缴纳作为臣服标志的赋税，从而获得一种安全保障，他们就有权得到穆斯林的“统治权”的保护，而不必放弃自己的非穆斯林信仰。这种特权最初可能只使用于犹太人、基督教徒和萨比教徒，但后来则默默地扩大到适用于祆教徒，甚至多神论和崇拜偶像的印度教徒。[11](P382)
如果要进一步探究：拜占廷文明中哪些因素被阿拉伯文明吸收了，哪些因素彻底消失了，哪些因素“残存”或“流散”，虽未能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作用，但也可能在后来的社会里发挥作用，甚至保存着它的特殊性?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不过，可以直观地看到的是：阿拉伯人直接接受了拜占廷的土地制度，借用了拜占廷的部分官制和管理模式，吸收了拜占廷的生产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接收和保护了拜占廷的城市建筑，保存了拜占廷大批的图书资料和艺术珍品，等等。阿拉伯人自己在许多方面加以改造，变成阿拉伯——伊斯兰化的东西。当然，拜占廷的法律制度穿越历史长空对现代欧美社会都有影响；拜占廷的艺术传之后世仍不失其光彩；拜占廷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和阿拉伯文化已经融为一体。
收稿日期：200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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