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20世纪90年代日美矛盾和摩擦加剧的原因
常云平/傅敏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8期
【原文出处】《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03期第96～99页
【作者简介】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400047/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重庆400031
常云平(1964—)，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傅敏(1966—)，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关 键 词】后冷战时代/日美关系/新变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K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936(2004)03-0096-04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及日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日美双边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总的特征是：矛盾增多，摩擦加剧，争执日益公开化，盟友关系弱化。具体地讲，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在经济贸易方面表现为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和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弱化，潜在的矛盾也随之暴露出来，日美双方在汽车贸易、大米市场、专利知识产权等方面发生争执，摩擦频繁，且日益公开化和白热化；在政治外交方面表现在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日本政治家开始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企图独立自主地发挥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或明或暗地显示出欲疏离美国、主导本地区世界事务的动向；在军事防务方面日本明显地表现出扩充军备的倾向，并大大改变了其“专守防御”原则的内涵，而美国由于自身实力所限，既希望日本在亚太地区分担一定的防卫任务，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又对日本发展太快，甚至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十分担忧，它要努力维持亚太军事平衡，以日美安全保障体系来控制日本；在民族心理方面，日本民族是一个民族主义倾向十分浓厚的民族，战后作为“经济大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沾沾自喜”，但“政治小国”的跛足式地位又使他们有一种“失落感”、“危机感”，他们把这种后果归咎于美国当局的占领政策，进而欲求摆脱美国的控制而争取独立自主，而美国国民也在日美长期的矛盾交锋中不断滋长对日本的不满情绪，进而上升为民族心理上的敌对，且这种敌对心理随着后冷战时代日美在经济贸易和政治外交等方面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美两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由来已久，越演越烈。20世纪90年代日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日美同盟的基础因冷战的终结而发生动摇
冷战时期，日美两国在共同对付苏联军事威胁的大背景下，建立起稳固的同盟。在这个同盟下，日本不仅要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在政治外交上也追随美国，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以期得到美国的支持。在日美关系中，日本充当了“小兄弟”、“小伙伴”的角色。但随着两国力量的变化，日本日益要求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日美两国面对的共同敌人消失了，使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粘合剂”失去了作用，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指出：“推行遏制政策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与我们当年对苏联采取的政策不一样，现在我们在亚洲没有一个盟国可以帮助我们推进这种政策。”[1]日美两国之间长期的经济争夺和政治分歧便开始凸现出来，并日益表面化、公开化。
第二，战后日美两国的国力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战后初期，日美两国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日本不得不全面从属于美国。但战后以来，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战略，以发展经济为至上目标，经济技术实力迅速提高，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两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看，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1950年日本仅为美国的30%，而进入90年代后接近美国的70%；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87年起已超过美国，居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首。从两国的对外经济活动看，以日美贸易为例，1980年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为99亿美元，到1993年高达593亿美元，1995年达600亿美元。[2](P46)日本债权已居世界各国之首，而美国却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纯债务国。1990年按有形资产重置价计算的美国对外纯债务余额高达4122亿美元。从两国的生产能力看，日本目前工业部门的装备水平和生产力已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日本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是美德两国总和的4倍。日本的粗钢、水泥、轿车、船舶、电视机、化纤纺织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居资本主义国家之首。[3]
伴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必然要在政治领域中表现出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冷战结束后，美苏的相对衰弱，给日本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因此，冷战刚一结束，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就公开宣称，“日本已不是听命于美国老师的规规矩矩的小学生，而是平等合作有时又有竞争的伙伴”。石原慎太郎的表述更是直截了当：“现在，日本需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排除屈从美国的‘战后’意识。”[4]冷战后，日本在继80年代末出现以“日本可以说‘不’”为代表的对美强硬论后，面对美国国内日益频繁的指责也开始出现对美国的反感和要求脱离美国的观点。
第三，冷战后日美两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使双方利益发生碰撞
冷战时期，日美双方之间本已存在矛盾和摩擦，但由于当时面对共同的敌人(指苏联)，战略同盟关系居于优先位置，两国领导人都尽量避免因经贸关系损害政治关系。但冷战结束后，日美两国战略重心发生改变，逐步转向增强自身的经济基础、综合国力及国际竞争力方面，对外关系更多地着眼于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总统克林顿上任伊始，便正式确定了以“经济安全”为美国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首的方针。克林顿强调，在全球经济中的成功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一切外交均应首先着眼于改善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而日本因冷战结束后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减少，更视经济利益为双边关系的基础。随着冷战后国际竞争的主战场由政治军事领域转向经济贸易领域，日美旧有的战略同盟关系有日益淡化的趋势，经济竞争变得越来越突出，使日美两国之间的利益不断发生碰撞。
第四，冷战后两国对外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发生冲突，使双方竞争加剧
后冷战时代，日美两国都在加紧调整各自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战略，以便为本国在冷战后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苏联解体后，战后国际旧秩序瓦解，以海湾战争为契机，美国、日本、亚欧相继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日美在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两国在全球战略上的明争暗斗。
海湾战争后，美国认为：战后数十年来自由世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应归功于“美国领导”所起的作用；在当今千变万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布什总统曾说：“没有人能代替美国的领导地位”，“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聚集维护和平力量的国家。正是这一领导的重任以及实力，使美国在一个寻求自由的世界中成为自由的灯塔”[5](P326)。1993年6月1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发表外交演说时强调：“美国必须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这就是克林顿主义的核心。”因此，现在美国的任务是要确保美国在未来岁月中独家居于领导地位。即在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中，应当是由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单极世界。[6](P85)
对于美国的这种观点，日本朝野各界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日本认为，美国虽然仍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内外债务堆积如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使其无法独立维持国际秩序。因此，“一极世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提出：不能把美国统治的和平强加于人，“必须以美日欧三级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他明确表示，日本要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与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角色。日本认为，理想的世界秩序“最好是由参加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七国共同管理和平”[5](P328)。
除新秩序外，日美两国在亚太战略上也发生了明显冲突。后冷战时代，随着日美经济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日本不再甘心只当美国的小伙计，企图以亚洲为依托，争取同美国平起平坐。1991年1月，日本外交蓝皮书正式提出：在亚太地区“日本必须发挥中心作用”，政治上也要扩大在该地区的发言权。海部首相也表示，日本将全力以赴地构筑亚洲新秩序。1993年1月，宫泽首相访问东盟四国，发表了题为《亚洲太平洋新时代及日本与东盟的合作》的演说，其中表明了日本欲在亚太安全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愿望。在经济上，日本正在加紧实施“脱美返亚”战略，日本正以直接投资为主，采取贸易投资和经济援助“三位一体”的做法，大力推行“雁形模式”，力图建立以它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即以经济为后盾，达到控制亚洲的目的。
而亚太地区是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绝不会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战略袖手旁观。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国务卿贝克就针对日本的“雁形模式”提出“扇形结构”的设想。克林顿上台后，为振兴美国经济，也将战略重点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1993年7月，克林顿访问日、韩期间，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参与亚太事务，进一步掌握主导权和增加发言权，控制日本等东亚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
第五，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民族心态是两国矛盾加剧的深层次原因
后冷战时代日美矛盾和摩擦加剧，除了政治、经济和对外战略变化等原因外，还有社会、文化、民族心态差异的原因。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传统、心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政治经济制度、政治行为等方面。
以1990年“日美经济贸易结构磋商会议”为例来看，磋商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认为：(1)日本储蓄率过高，限制了国内消费和进口；另一方面，日本将储蓄资金用于民间投资和振兴出口，使两国贸易长期不平衡。(2)日本流通领域中有商业垄断行为和过多价格限制，缺乏公平竞争。(3)日本企业间是一种“系列化”关系，相互联系非常紧密，阻碍国外企业向其投资。而日本却认为：美国对日本上述指责是不公正的，问题出在美国。日本指出，美国国内需求大于供给，只能依靠进口补充，因为资金不足，只能依靠对外投资；美国企业经营者有短期行为，只关心眼前利益；由于国内市场大，美国企业对扩大出口不积极；政府干预进口政策，劳动素质低，产品开发和引进新技术落后；社会治安恶化，毒品泛滥等大量社会问题存在而难以解决，正在失去对日本所具有的发展楷模的示范作用，日本应该寻求自我发展。
日美上述争执表面上看都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到各自国家的社会文化结构，涉及到经济制度、政治组织、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日美两国这种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争吵，如曾担任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和驻美大使的著名外交官员栗山尚一所说：“日美关系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过程，也并非仅仅是一种安保关系。”[7]实质是日本想要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上进一步发挥作用的表现。
后冷战时代，日美两个民族在心态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相互间的“逆反心理”极为严重。美国人看到身穿西装、财大气粗的日本商人不断占领美国市场和企业，便从心底产生一种嫉恨心理，他们把美国经济的衰退全部归咎于日本的“经济侵略”，很多美国人还想到两国不愉快的历史，他们在问，究竟是谁赢了50年前的战争?因而“敲打日本”的呼声日甚一日。而日本在经济巨大成功的刺激下，大和优越论心理和思潮也不断滋长。他们认为日本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具有特殊性。他们在心理上也不愿永远背负战争的祸根这个沉重包袱，极力想洗刷战争策源地和侵略者的耻辱。日本一些政治评论家还公然提出：让美国成为日本的第47个县，对敲打日本“反戈一击”等。[8]此不难看出，日美两国在民族心理上有着极其深刻的隔阂，从而加剧了双方在其他方面的矛盾和摩擦。
总之，20世纪90年代，造成日美关系出现新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和对外战略变化等原因，也有社会、文化、民族心态差异的原因，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企图摆脱美国的支配，由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4-02-11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8期
【原文出处】《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03期第96～99页
【作者简介】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400047/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重庆400031
常云平(1964—)，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傅敏(1966—)，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及日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日美双边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总的特征是：矛盾增多，摩擦加剧，争执日益公开化，盟友关系弱化。造成日美矛盾和摩擦加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和对外战略变化等原因，也有社会、文化、民族心态差异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企图摆脱美国的支配，由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及日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日美双边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总的特征是：矛盾增多，摩擦加剧，争执日益公开化，盟友关系弱化。具体地讲，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在经济贸易方面表现为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和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弱化，潜在的矛盾也随之暴露出来，日美双方在汽车贸易、大米市场、专利知识产权等方面发生争执，摩擦频繁，且日益公开化和白热化；在政治外交方面表现在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日本政治家开始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企图独立自主地发挥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或明或暗地显示出欲疏离美国、主导本地区世界事务的动向；在军事防务方面日本明显地表现出扩充军备的倾向，并大大改变了其“专守防御”原则的内涵，而美国由于自身实力所限，既希望日本在亚太地区分担一定的防卫任务，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又对日本发展太快，甚至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十分担忧，它要努力维持亚太军事平衡，以日美安全保障体系来控制日本；在民族心理方面，日本民族是一个民族主义倾向十分浓厚的民族，战后作为“经济大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沾沾自喜”，但“政治小国”的跛足式地位又使他们有一种“失落感”、“危机感”，他们把这种后果归咎于美国当局的占领政策，进而欲求摆脱美国的控制而争取独立自主，而美国国民也在日美长期的矛盾交锋中不断滋长对日本的不满情绪，进而上升为民族心理上的敌对，且这种敌对心理随着后冷战时代日美在经济贸易和政治外交等方面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美两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由来已久，越演越烈。20世纪90年代日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日美同盟的基础因冷战的终结而发生动摇
冷战时期，日美两国在共同对付苏联军事威胁的大背景下，建立起稳固的同盟。在这个同盟下，日本不仅要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在政治外交上也追随美国，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以期得到美国的支持。在日美关系中，日本充当了“小兄弟”、“小伙伴”的角色。但随着两国力量的变化，日本日益要求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日美两国面对的共同敌人消失了，使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粘合剂”失去了作用，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指出：“推行遏制政策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与我们当年对苏联采取的政策不一样，现在我们在亚洲没有一个盟国可以帮助我们推进这种政策。”[1]日美两国之间长期的经济争夺和政治分歧便开始凸现出来，并日益表面化、公开化。
第二，战后日美两国的国力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战后初期，日美两国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日本不得不全面从属于美国。但战后以来，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战略，以发展经济为至上目标，经济技术实力迅速提高，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两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看，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1950年日本仅为美国的30%，而进入90年代后接近美国的70%；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87年起已超过美国，居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首。从两国的对外经济活动看，以日美贸易为例，1980年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为99亿美元，到1993年高达593亿美元，1995年达600亿美元。[2](P46)日本债权已居世界各国之首，而美国却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纯债务国。1990年按有形资产重置价计算的美国对外纯债务余额高达4122亿美元。从两国的生产能力看，日本目前工业部门的装备水平和生产力已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日本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是美德两国总和的4倍。日本的粗钢、水泥、轿车、船舶、电视机、化纤纺织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居资本主义国家之首。[3]
伴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必然要在政治领域中表现出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冷战结束后，美苏的相对衰弱，给日本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因此，冷战刚一结束，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就公开宣称，“日本已不是听命于美国老师的规规矩矩的小学生，而是平等合作有时又有竞争的伙伴”。石原慎太郎的表述更是直截了当：“现在，日本需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排除屈从美国的‘战后’意识。”[4]冷战后，日本在继80年代末出现以“日本可以说‘不’”为代表的对美强硬论后，面对美国国内日益频繁的指责也开始出现对美国的反感和要求脱离美国的观点。
第三，冷战后日美两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使双方利益发生碰撞
冷战时期，日美双方之间本已存在矛盾和摩擦，但由于当时面对共同的敌人(指苏联)，战略同盟关系居于优先位置，两国领导人都尽量避免因经贸关系损害政治关系。但冷战结束后，日美两国战略重心发生改变，逐步转向增强自身的经济基础、综合国力及国际竞争力方面，对外关系更多地着眼于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总统克林顿上任伊始，便正式确定了以“经济安全”为美国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首的方针。克林顿强调，在全球经济中的成功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一切外交均应首先着眼于改善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而日本因冷战结束后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减少，更视经济利益为双边关系的基础。随着冷战后国际竞争的主战场由政治军事领域转向经济贸易领域，日美旧有的战略同盟关系有日益淡化的趋势，经济竞争变得越来越突出，使日美两国之间的利益不断发生碰撞。
第四，冷战后两国对外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发生冲突，使双方竞争加剧
后冷战时代，日美两国都在加紧调整各自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战略，以便为本国在冷战后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苏联解体后，战后国际旧秩序瓦解，以海湾战争为契机，美国、日本、亚欧相继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日美在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两国在全球战略上的明争暗斗。
海湾战争后，美国认为：战后数十年来自由世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应归功于“美国领导”所起的作用；在当今千变万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布什总统曾说：“没有人能代替美国的领导地位”，“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聚集维护和平力量的国家。正是这一领导的重任以及实力，使美国在一个寻求自由的世界中成为自由的灯塔”[5](P326)。1993年6月1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发表外交演说时强调：“美国必须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这就是克林顿主义的核心。”因此，现在美国的任务是要确保美国在未来岁月中独家居于领导地位。即在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中，应当是由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单极世界。[6](P85)
对于美国的这种观点，日本朝野各界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日本认为，美国虽然仍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内外债务堆积如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使其无法独立维持国际秩序。因此，“一极世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提出：不能把美国统治的和平强加于人，“必须以美日欧三级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他明确表示，日本要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与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角色。日本认为，理想的世界秩序“最好是由参加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七国共同管理和平”[5](P328)。
除新秩序外，日美两国在亚太战略上也发生了明显冲突。后冷战时代，随着日美经济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日本不再甘心只当美国的小伙计，企图以亚洲为依托，争取同美国平起平坐。1991年1月，日本外交蓝皮书正式提出：在亚太地区“日本必须发挥中心作用”，政治上也要扩大在该地区的发言权。海部首相也表示，日本将全力以赴地构筑亚洲新秩序。1993年1月，宫泽首相访问东盟四国，发表了题为《亚洲太平洋新时代及日本与东盟的合作》的演说，其中表明了日本欲在亚太安全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愿望。在经济上，日本正在加紧实施“脱美返亚”战略，日本正以直接投资为主，采取贸易投资和经济援助“三位一体”的做法，大力推行“雁形模式”，力图建立以它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即以经济为后盾，达到控制亚洲的目的。
而亚太地区是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绝不会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战略袖手旁观。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国务卿贝克就针对日本的“雁形模式”提出“扇形结构”的设想。克林顿上台后，为振兴美国经济，也将战略重点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1993年7月，克林顿访问日、韩期间，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参与亚太事务，进一步掌握主导权和增加发言权，控制日本等东亚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
第五，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民族心态是两国矛盾加剧的深层次原因
后冷战时代日美矛盾和摩擦加剧，除了政治、经济和对外战略变化等原因外，还有社会、文化、民族心态差异的原因。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传统、心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政治经济制度、政治行为等方面。
以1990年“日美经济贸易结构磋商会议”为例来看，磋商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认为：(1)日本储蓄率过高，限制了国内消费和进口；另一方面，日本将储蓄资金用于民间投资和振兴出口，使两国贸易长期不平衡。(2)日本流通领域中有商业垄断行为和过多价格限制，缺乏公平竞争。(3)日本企业间是一种“系列化”关系，相互联系非常紧密，阻碍国外企业向其投资。而日本却认为：美国对日本上述指责是不公正的，问题出在美国。日本指出，美国国内需求大于供给，只能依靠进口补充，因为资金不足，只能依靠对外投资；美国企业经营者有短期行为，只关心眼前利益；由于国内市场大，美国企业对扩大出口不积极；政府干预进口政策，劳动素质低，产品开发和引进新技术落后；社会治安恶化，毒品泛滥等大量社会问题存在而难以解决，正在失去对日本所具有的发展楷模的示范作用，日本应该寻求自我发展。
日美上述争执表面上看都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到各自国家的社会文化结构，涉及到经济制度、政治组织、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日美两国这种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争吵，如曾担任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和驻美大使的著名外交官员栗山尚一所说：“日美关系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过程，也并非仅仅是一种安保关系。”[7]实质是日本想要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上进一步发挥作用的表现。
后冷战时代，日美两个民族在心态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相互间的“逆反心理”极为严重。美国人看到身穿西装、财大气粗的日本商人不断占领美国市场和企业，便从心底产生一种嫉恨心理，他们把美国经济的衰退全部归咎于日本的“经济侵略”，很多美国人还想到两国不愉快的历史，他们在问，究竟是谁赢了50年前的战争?因而“敲打日本”的呼声日甚一日。而日本在经济巨大成功的刺激下，大和优越论心理和思潮也不断滋长。他们认为日本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具有特殊性。他们在心理上也不愿永远背负战争的祸根这个沉重包袱，极力想洗刷战争策源地和侵略者的耻辱。日本一些政治评论家还公然提出：让美国成为日本的第47个县，对敲打日本“反戈一击”等。[8]此不难看出，日美两国在民族心理上有着极其深刻的隔阂，从而加剧了双方在其他方面的矛盾和摩擦。
总之，20世纪90年代，造成日美关系出现新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和对外战略变化等原因，也有社会、文化、民族心态差异的原因，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企图摆脱美国的支配，由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4-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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