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西方文明的起源与特质
汪国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8期
【原文出处】《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01期第38～41页
【英文标题】The Roo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Culture
WANG Guo-feng
Tianjin Art College,Tianjin 300040,China
【作者简介】天津画院，天津300040
汪国风(1938—)，男，江苏仪征人，天津画院一级画师。
【关 键 词】骑马民族/海上骑马民族/海洋文明nomadic tribe/nomadic tribe at sea/civ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
1.骑马民族的反复冲击
从人种和语言上划分，最原始的游牧民族主要有三大支：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阿尔泰语系的蒙古利亚人和闪含语系的闪米特人。游牧民族形成以后，便主要生存于广袤的欧亚内大陆和西南亚的干旱地区。他们以“落”(二三户为一落)的方式，散布在茫茫的大草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全部财产可以随身带走的简朴生活，而且还必须按季节在冬季和夏季的牧场之间不断地游动，游牧距离常在1000公里以上。只有在冬季或发生天灾人祸之时，才聚成“部”，“部”的大小不一，少则数十数百户，多则成千上万户。由此也就形成了与有根的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轻土重财、游荡成性、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等的无根特质。
由于放牧主要靠个人的能力与智慧，独自面对大自然的肆虐，鹰、狼一类食肉猛兽的袭击或邻人的劫掠，便锻炼出他们强壮的体魄，彪悍的性格和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英雄精神，形成游牧文化的又一特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强权思想，以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私有观念和相应的个体私有制度。
在农耕社会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形成国家，而分散的、与世隔绝的游牧民族，却始终处于没有文字和历史、没有什么年代变化和地域差别的单一同质状态。直到他们终于面对农耕文明积累起来的丰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时，才痛感自己的寒酸与落伍。加之周期性旱灾的胁迫，便使他们如影随形一般地与农耕文明形成了不解之缘。大约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由于发生了世界性超大规模旱灾，便进一步致使游牧民族化为江上波夫所谓的“骑马民族”，开始进行以农耕社会为目标的大迁徙和大掠夺。
游牧民族所发动的掠夺战争，从时间上说要比农耕社会的兼并战争要晚。就其性质而言，则是一种集贸易、掠夺和殖民三位于一体的、基于天时和力量对比的随机性外拓型战争。具体地说，就是：在风调雨顺或农耕社会相对强盛之时，他们大抵安于相互间的和平共处与“双边贸易”，至多进行一些随机的局部性骚扰；一旦发生天灾人祸或农耕社会相对衰败之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扑向农耕社会，不断地进行掠夺和殖民。既然战争的主旨在于掠夺和殖民，他们便如蝗群般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因而胜负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往往不是将帅的谋略，而是勇士们的彪悍、勇敢、机敏和相互间的默契配合。为了造就这样的勇士和调动他们的战斗积极性，军事集团的首领们又实行以敌人的首级论功行赏、战利品归个人所有、把战死者尸体运回便可尽得死者的财产，以及偷一罚十、一夫多妻和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剩余等一系列鼓励强权的政策，进一步将他们塑造成以“男人的天堂在马背上和女人的胸脯上”一类格言为人生观，拿杀人放火当家常便饭，视马革裹尸为寿终正寝的亡命徒。
由这样的亡命徒构成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军事集团，很难形成农耕社会那种精神和伦理的权威。为了使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和“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就必然实行军事民主制，即平时，统治集团的首领必须定期召集会议，举行国家庆典或商讨国事；战时，则必须发扬军事民主，而不能独断专行。建立国家之后，君主也须接受贵族会议和公民会议的制约与监督而很难实行独裁。尽管骑马民族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民主”，但毕竟开了人类社会民主制度之先河。
面对各方面的条件皆优于他们的农耕社会，他们实行全民皆兵的战略，刻意推崇尚武精神，连少女儿童也都个个骁勇善战，如萨尔马特(Sarmatians)人，甚至形成妇女须杀死数名敌人后才能婚配的习俗。而半是蒙古血统、半是欧洲血统的斯基泰(Scythia)人则在女儿初生时，母亲即用铜烙铁烙其右乳，为了发育时滋生右乳之经血可集中于右肩及右臂，以便挽弓射箭。他们的男子，生活即战斗，战斗即生活。对俘虏的敌人，鲜血就是饮料，人头就是酒杯。凡其行经之处，遇人即杀，遇物即毁。[1](上，P344注、P343)而匈奴人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2](上，P316)在这种“全民皆兵”的基础上，又以军事贵族为核心，联合各个游牧部族，组成精悍的军事集团，依靠战马的优势，采取快速机动的运动战，来对付貌似强大却外强中干，并且由于根的羁绊而注定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农耕国家。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扮演了“食腐兽”的角色。
游牧民族的大迁徙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分布于西南西伯利亚、哈萨克和南乌拉尔地区的印欧人，二是西南亚阿拉伯半岛的北支闪米特人，三是分布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大约自公元前三千纪初叶以降，这三个源头，便有如三个活火山口，先后一批批地向农耕世界“喷发”游牧民族部落的“熔岩”，掀起三次历时长久的大规模迁徙和冲击浪潮。
第一次大迁徙主要是印欧人和闪米特人。大约从公元前三千纪初开始，阿拉伯半岛上的闪米特人便如涨潮时的海浪一般，一波接一波地对埃及和苏美尔这两个农耕文明社会进行劫掠和入侵，并在两河流域先后建立了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亚速、新巴比伦、腓尼基、巴勒斯坦等一系列国家和王朝。大抵与闪米特人同时，欧亚内大陆西南部的印欧人，也先后朝三个方向迁徙：东至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西北边境；西至多瑙河流域、巴尔干半岛、希腊半岛、亚平宁半岛，直至大西洋边；南至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和小亚西亚。南下的印欧人，与从西南亚北上埃及、西亚和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又形成南北夹击、犬牙交错的局面。印欧人在其迁徙过程中，不断与当地人融合，先后建立了印度吠陀文明、安息帝国、赫梯王国、依兰和米底王国、波斯帝国、迈锡尼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帝国……从而造成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大动荡、大战乱和大融合、大发展。第二次大迁徙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和拓拔诸部落，他们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以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为源头，主要对中国的农耕社会进行冲击。后来由于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西进，又引起前后持续两个多世纪的欧亚民族的大迁徙。第三次主要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人，他们以蒙古高原为源头，从1219年秋开始，由东向西横扫欧亚大陆，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建立了空前辽阔、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
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便常常有如沙上建塔——虽然好似夏日的狂风暴雨般地所向披靡，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跨民族、跨文化的大帝国，却往往又有如夏日溶冰般的稍纵即逝。正如英国著名作家赫·乔·韦尔斯所概括的：“定居、游牧民的征服、同化、新的征服、再同化，这种更替现象，是这段历史的特征。”[3](P173)
2.次生与杂交的欧洲海上骑马民族
农耕文明主要起源于北纬30°线附近的大河流域。源于北非尼罗河和西亚两河的农耕文明，早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便从中东沿三条路线逐渐传播到欧洲，一条是朝北，经过土耳其到乌克兰平原，沿冰河时代的冰盖边缘所留下的黄土风化带，到波罗的海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另一条向西，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巴尔干半岛，再沿着多瑙河流域穿过中欧，到法兰西东北和不列颠群岛；再一条也是向西，经地中海沿岸向西至比利牛斯半岛和大西洋沿岸。[2](P87)公元前三千纪初，上述地区已有农耕者居住，他们在巨砾遍野的北欧冰碛层和多石的大西洋沿岸艰难地开荒种地，或在以多瑙河为中心的地区清除森林开拓耕地。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的局限，他们虽得以生存却难于发展。而地中海沿岸，特别是爱琴海沿岸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则相对要好得多，克里特岛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克里特岛早在公元前4500～3000年就已有人居住，希腊神话中有这样的传说：生于克里特岛上的众神之神宙斯，变成一头美丽的公牛，劫持了腓尼基阿革诺耳国王的女儿欧罗巴，一同渡海回到克里特岛，生下三个孩子——米诺斯、萨尔贝顿和拉达曼斯，后来，米诺斯打败了他的两个兄弟，统一了克里特岛。当然，神话传说毕竟不等于历史，只能算作一种旁证。但克里特文明是欧洲文明的真正源头，总是不争的事实。比埃及文明与苏美尔文明晚2000多年、并无论在血统或文化传统上皆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米诺斯文明，属于次生文明，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克里特文明主要从他们那里继承了什么呢?
克里特人与埃及隔海相望，无论在血统或文化上皆与埃及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他们首选的继承自然是农业；又所以，他们才以农业起家，并在公元前17世纪末到公元前16世纪初，便已建立欧洲最早的统一国家——米诺斯王国。然而克里特岛上的土地有限，没有埃及那样的农业长足发展条件，当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生计便成问题，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通过这一文化脐带继续作出新的选择。
公元前三千纪末，来自波斯湾的游牧的闪米特人的一支，在西亚各民族激烈的竞争中，来到地中海东岸地区，同化了当地的胡里人，于公元前21世纪初，建立起一批有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的奴隶制城邦，成为腓尼基人。腓尼基人继承了西亚的商品经济文化传统，并将它发展到海上。他们善于经商和造船，海上贸易尤其独步地中海，并且常常商盗不分。他们的行为，往往因对象而异：弱，则用抢；强，则用骗；不弱不强，才和你规规矩矩做生意。[1](上，P349)腓尼基人在小亚西亚、塞浦路斯、爱琴海诸岛，甚至黑海南岸建立商业据点，进行商业殖民活动，同时从事海盗活动，到处掳掠人口，贩卖奴隶，成为西亚诸民族中，集贸易、海盗和殖民于一体的典型“海上骑马民族”。
克里特人与腓尼基人隔海相望，与他们同样是在血统或文化上皆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因而，当农业发展到饱和状态之时，便理所当然地选择并继承了腓尼基人为代表的“海上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
以公牛为标志的宙斯，则大抵是欧洲土著和农耕文化的象征。欧洲土著很可能就是克罗马农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由于冰期中得天独厚的狩猎条件，曾经发展成为主要靠狩猎为生的典型狩猎民族，并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欧洲洞穴岩画和细石器文化。随着冰期的逐渐消退，得天独厚的狩猎条件也就逐渐消失——大批大中型哺乳动物灭绝了，其余的物种也随着冰川的退缩而到处流散。于是，一些坚持肉食习俗的族群便紧随其后，成为不断迁徙的游猎者；有的在欧亚内大陆逐渐演化为主要靠游牧为生的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而一些不那么坚持肉食习俗的族群则可能留了下来，继续过着渔猎和采集的生活，后来又与逐渐进入欧洲的亚洲或非洲人种的族群相混合，成为最早发展欧洲农业的欧洲土著。这就意味着克里特人中的土著，还可能继承了克罗马农人的血统与狩猎文化传统。于是，克罗马农人的狩猎传统和腓尼基人的“海上游牧民族”传统便又融合为一，推动克里特人别无选择地走上海上贸易、海外掠夺和殖民的发展道路，成了爱琴海地区令人闻风丧胆、谈虎色变的“海上骑马民族”。
3.继承和发扬海上骑马民族传统的地中海文明
继米诺斯王国称霸爱琴海和地中海的是希腊半岛上创造了迈锡尼文化的亚该亚人。亚该亚人大抵是印欧游牧部落与当地土族融合而成的，因而具有游牧民族血统和文化传统。加之希腊半岛与克里特岛一样缺少农业的长足发展条件，却也与克里特岛一样，具有得天独厚的航海优势，因而他们便又理所当然地继承和发扬了克里特的“海上骑马民族”传统，在著名的王中之王阿迦门农的率领下，发动了一系列海上战争，不但取代了米诺斯的地中海地区海上霸王的地位，而且积累了大量财富，被称为“多金的迈锡尼”。然而，也正是由于“多金”，便又遭到来自小亚西亚的野蛮游牧民族多利亚人的围攻和破坏，并终于在公元前12世纪灰飞烟灭，化为一堆废墟。
从荷马史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创造爱琴海文明的那些英雄们，个个都是集商人、强盗和殖民者于一身的开拓者。史诗《奥德赛》中写道，国王涅斯托客气地问忒勒玛科斯：“你是商人还是强盗?”但绝无恶意，因为在当时，这两种职业都是极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且没有什么区别。为了笼络这些“英雄”们，“海上骑马民族”的首领与陆上骑马民族的贵族一样，不但也必须实行军事民主和议会民主，以及战利品归个人所有、仇杀无罪等一类的个人主义和个体私有制政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亦步亦趋地重蹈着他们的前辈们“沙上建塔”的覆辙，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二者何其相似，不同之处，无非是以战舰代替了战马和多了一条农业的根而已。于是乎，迈锡尼文明化为废墟之后又过了400多年，终于同化了的亚该亚人和多利亚人的后裔，在同一块土地上重新崛起，创造了西方人引以为骄傲的古希腊文明。基于同样的原因，古希腊人不但一脉相承地成为新一代“海上骑马民族”，将爱琴海变成了雅典帝国的“内海”，而且进一步将海上贸易、掠夺和殖民活动，进一步扩大到整个地中海地区、黑海地区和大西洋地区。公元前334年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帝统一希腊后，又将战火引向亚洲和北非的广大地区。经过数十年的战乱，终于在欧、亚、非三大洲建立了一批“希腊化国家”殖民地。
公元前27年至公元476年，同样属于印欧语系和具有游牧民族血统的古罗马文明，基于同样的原因，又亦步亦趋地化为“海上骑马民族”，使地中海成为罗马人的“内海”，并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大帝国。有趣的是，这个靠海上掠夺殖民而繁荣起来的欧洲暴发户，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其远亲——新一代陆上骑马民族——觊觎的对象，便又发生了公元376～568年，由于匈奴人西侵而推动的历时约两个世纪的“蛮族(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并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
接下去，便是具有游牧民族血统和游牧文化传统的北欧的维金人，同样迫于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缺乏的矛盾，从8世纪起，以一种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的船代替马匹，再次继承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传统发展模式，成为欧洲中世纪的“海上骑马民族”，这些海盗士兵和商人向东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创立了第一个领地国家，然后顺一些河流而下进入里海和黑海；向西越过大西洋殖民冰岛、格陵兰和北美洲；向南则伙同丹麦人袭击不列颠群岛、欧洲西海岸和地中海两岸，并与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骑马民族贝都因人和来自中亚的游牧部族马扎尔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加洛林王朝形成三面夹击，从而将西欧再次变成屠宰场，如瘟疫般地折腾了近300年之久，最终彻底摧毁了查理曼大帝恢复罗马帝国、重建欧洲古典文明的梦想。
4.传统的中断与复兴
从公元500至1500年被称之为“欧洲中世纪”的一千年，是西欧基督教统治和封建主义扩张的一千年，“西欧封建主义出现于10世纪，在11世纪扩张，在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达到顶峰”[4](P194)，由于农奴制取代奴隶制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进步——铁器、马力、风力、水力的广泛使用，用于土壤改良的泥炭肥料和三田轮作制的实行，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和农业剩余产品的大飞跃，不但使欧洲的经济开始稳步增长，而且使许多仍处于游牧或半游牧状态的蛮族开始走向定居，以致欧洲人口在10～14世纪增加了50%。然而，欧洲发展农业的条件毕竟有限，过剩的农业人口便又成为欧洲的普遍压力。与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抑商传统不同，发展商品经济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主要传统。因此，过剩的农业人口理所当然地转向手工业和商业，从而形成商业在“黑暗时代”长期衰落后的复兴，到了中世纪后期，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巨大发展，开始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5](第3卷，P59)商业中心和新型城市。这些以商人和手工业行会为中心，以自由民为主要成员的新型城市，不但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而且还进一步联合起来，组成联盟，成为政治与经济统一体，最终成为与欧洲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相鼎立的政治势力。这就势必加深和激化欧洲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最终导致封建社会与天主教会的衰败。与此同时，正是西欧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商品经济的复兴，使西欧又重新向海上骑马民族的传统发展模式复归，从而导致了从1000年到1250年，由欧洲各国封建主、意大利商人和天主教会所发动的、历时200年的十字军东征，不仅从伊斯兰教徒手中重新夺回了地中海的控制权，开辟了从地中海到英吉利海峡经常性的大西洋贸易航道，还将触角伸入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
13世纪初，这些由封建主、天主教会和商人构成的新一代暴发户又成为他们的新一代远亲——蒙古骑马民族——的冲击目标，从而引来一场近半个世纪的“黄祸”。正是这场“黄祸”，一方面加剧了欧洲封建社会与天主教会的衰败，另一方面则使人类历史上首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在幅员辽阔的帝国中联合起来，贸易和思想传播可以自由进行，也就在这时，来自文明发达的中国的所有技术发明传到文化落后的欧洲，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就是指南针和火药。[6](P129)13世纪后，欧洲各国先后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终于找到了通过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来繁荣欧洲的道路。但欧洲的资源与市场毕竟有限，便终于再次激发出他们的“海上骑马民族”的本性，重新踏上了向海外扩张的征途。大约正是由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这段农耕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发展历史，有悖于欧洲固有的“海上骑马民族”文化传统，所以才被西方的史家视之为所谓的“中世纪黑暗”，从这个意义上说，脍炙人口的“文艺复兴”，与其说是对于古希腊文化的复兴，莫如说是对于欧洲固有的“海上骑马民族”文化传统——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与酒神纵欲精神——的复兴。
5.结论
以西欧为主体的西方文明，与欧亚干旱地区的游牧文化、以苏美尔为源头的商品文化以及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农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是一种集原始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商品文化与农耕文化为一体的杂交文化和次生文明。“由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5](P21)，在环境资源匮乏和纵欲文化的双重压力下，他们只能别无选择地继承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传统生存发展模式，沿着米诺斯王国所开创的海上骑马民族之路，形成以海上扩张和海外殖民为主体的海洋文化。
这种能够缓解根本矛盾并迅速积累大量物质财富的生存发展模式，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所指出的那样：“生殖压力导致了周期性的生产强化。这种生产强化又总是造成环境资源的枯竭，后者通常又会导致新的生产体制——而每一种生产制度的典型特征都是合法化的暴力、苦役、剥削和残忍”，“物质的进化过程正是普遍的战争、不平等和贫穷的根源”[7](序言，P3)。尽管是一种肉食动物式的、以吞噬其他动物为生的异养生存模式，更确切地说，则是一种饮酒止渴的恶性循环生存发展模式。但正如一个人无法选择他的个性一样，这种生存发展模式，也正是西方人无可选择的、应对西方特定地理历史环境挑战的文明史的必然产物。
收稿日期：2003-06-08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8期
【原文出处】《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01期第38～41页
【英文标题】The Roo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Culture
WANG Guo-feng
Tianjin Art College,Tianjin 300040,China
【作者简介】天津画院，天津300040
汪国风(1938—)，男，江苏仪征人，天津画院一级画师。
| 【内容提要】 | 长期以来，东西方的学者习惯于将古希腊文明视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其实，真正的源头应是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但它并非原生文明，而是在埃及农业文明与西亚商业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次生文明。而西方文明则是一种在游牧文化骑马民族的反复冲击下，主要继承和发扬了游牧文化集贸易、掠夺、殖民于一体的骑马民族传统，由原始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商品文化、农耕文化杂交而成的海洋文明。 For ages,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always regard the 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as the cradle of western culture.In fact,it originated from Minos civilization in Crete,however,it is not the primary one,but a secondary one,which derived from the Egyptian farming culture and west Asian commercial civilization.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belongs to a kind of nomadic 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andering tribes' culture,which carries forward and keeps up the tribal culture,characterized by trading,plundering and colonizing.It is mixed with hunting,nomadic,commercial and farming cultures. |
1.骑马民族的反复冲击
从人种和语言上划分，最原始的游牧民族主要有三大支：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阿尔泰语系的蒙古利亚人和闪含语系的闪米特人。游牧民族形成以后，便主要生存于广袤的欧亚内大陆和西南亚的干旱地区。他们以“落”(二三户为一落)的方式，散布在茫茫的大草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全部财产可以随身带走的简朴生活，而且还必须按季节在冬季和夏季的牧场之间不断地游动，游牧距离常在1000公里以上。只有在冬季或发生天灾人祸之时，才聚成“部”，“部”的大小不一，少则数十数百户，多则成千上万户。由此也就形成了与有根的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轻土重财、游荡成性、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等的无根特质。
由于放牧主要靠个人的能力与智慧，独自面对大自然的肆虐，鹰、狼一类食肉猛兽的袭击或邻人的劫掠，便锻炼出他们强壮的体魄，彪悍的性格和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英雄精神，形成游牧文化的又一特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强权思想，以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私有观念和相应的个体私有制度。
在农耕社会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形成国家，而分散的、与世隔绝的游牧民族，却始终处于没有文字和历史、没有什么年代变化和地域差别的单一同质状态。直到他们终于面对农耕文明积累起来的丰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时，才痛感自己的寒酸与落伍。加之周期性旱灾的胁迫，便使他们如影随形一般地与农耕文明形成了不解之缘。大约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由于发生了世界性超大规模旱灾，便进一步致使游牧民族化为江上波夫所谓的“骑马民族”，开始进行以农耕社会为目标的大迁徙和大掠夺。
游牧民族所发动的掠夺战争，从时间上说要比农耕社会的兼并战争要晚。就其性质而言，则是一种集贸易、掠夺和殖民三位于一体的、基于天时和力量对比的随机性外拓型战争。具体地说，就是：在风调雨顺或农耕社会相对强盛之时，他们大抵安于相互间的和平共处与“双边贸易”，至多进行一些随机的局部性骚扰；一旦发生天灾人祸或农耕社会相对衰败之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扑向农耕社会，不断地进行掠夺和殖民。既然战争的主旨在于掠夺和殖民，他们便如蝗群般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因而胜负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往往不是将帅的谋略，而是勇士们的彪悍、勇敢、机敏和相互间的默契配合。为了造就这样的勇士和调动他们的战斗积极性，军事集团的首领们又实行以敌人的首级论功行赏、战利品归个人所有、把战死者尸体运回便可尽得死者的财产，以及偷一罚十、一夫多妻和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剩余等一系列鼓励强权的政策，进一步将他们塑造成以“男人的天堂在马背上和女人的胸脯上”一类格言为人生观，拿杀人放火当家常便饭，视马革裹尸为寿终正寝的亡命徒。
由这样的亡命徒构成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军事集团，很难形成农耕社会那种精神和伦理的权威。为了使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和“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就必然实行军事民主制，即平时，统治集团的首领必须定期召集会议，举行国家庆典或商讨国事；战时，则必须发扬军事民主，而不能独断专行。建立国家之后，君主也须接受贵族会议和公民会议的制约与监督而很难实行独裁。尽管骑马民族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民主”，但毕竟开了人类社会民主制度之先河。
面对各方面的条件皆优于他们的农耕社会，他们实行全民皆兵的战略，刻意推崇尚武精神，连少女儿童也都个个骁勇善战，如萨尔马特(Sarmatians)人，甚至形成妇女须杀死数名敌人后才能婚配的习俗。而半是蒙古血统、半是欧洲血统的斯基泰(Scythia)人则在女儿初生时，母亲即用铜烙铁烙其右乳，为了发育时滋生右乳之经血可集中于右肩及右臂，以便挽弓射箭。他们的男子，生活即战斗，战斗即生活。对俘虏的敌人，鲜血就是饮料，人头就是酒杯。凡其行经之处，遇人即杀，遇物即毁。[1](上，P344注、P343)而匈奴人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2](上，P316)在这种“全民皆兵”的基础上，又以军事贵族为核心，联合各个游牧部族，组成精悍的军事集团，依靠战马的优势，采取快速机动的运动战，来对付貌似强大却外强中干，并且由于根的羁绊而注定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农耕国家。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扮演了“食腐兽”的角色。
游牧民族的大迁徙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分布于西南西伯利亚、哈萨克和南乌拉尔地区的印欧人，二是西南亚阿拉伯半岛的北支闪米特人，三是分布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大约自公元前三千纪初叶以降，这三个源头，便有如三个活火山口，先后一批批地向农耕世界“喷发”游牧民族部落的“熔岩”，掀起三次历时长久的大规模迁徙和冲击浪潮。
第一次大迁徙主要是印欧人和闪米特人。大约从公元前三千纪初开始，阿拉伯半岛上的闪米特人便如涨潮时的海浪一般，一波接一波地对埃及和苏美尔这两个农耕文明社会进行劫掠和入侵，并在两河流域先后建立了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亚速、新巴比伦、腓尼基、巴勒斯坦等一系列国家和王朝。大抵与闪米特人同时，欧亚内大陆西南部的印欧人，也先后朝三个方向迁徙：东至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西北边境；西至多瑙河流域、巴尔干半岛、希腊半岛、亚平宁半岛，直至大西洋边；南至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和小亚西亚。南下的印欧人，与从西南亚北上埃及、西亚和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又形成南北夹击、犬牙交错的局面。印欧人在其迁徙过程中，不断与当地人融合，先后建立了印度吠陀文明、安息帝国、赫梯王国、依兰和米底王国、波斯帝国、迈锡尼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帝国……从而造成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大动荡、大战乱和大融合、大发展。第二次大迁徙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和拓拔诸部落，他们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以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为源头，主要对中国的农耕社会进行冲击。后来由于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西进，又引起前后持续两个多世纪的欧亚民族的大迁徙。第三次主要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人，他们以蒙古高原为源头，从1219年秋开始，由东向西横扫欧亚大陆，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建立了空前辽阔、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
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便常常有如沙上建塔——虽然好似夏日的狂风暴雨般地所向披靡，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跨民族、跨文化的大帝国，却往往又有如夏日溶冰般的稍纵即逝。正如英国著名作家赫·乔·韦尔斯所概括的：“定居、游牧民的征服、同化、新的征服、再同化，这种更替现象，是这段历史的特征。”[3](P173)
2.次生与杂交的欧洲海上骑马民族
农耕文明主要起源于北纬30°线附近的大河流域。源于北非尼罗河和西亚两河的农耕文明，早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便从中东沿三条路线逐渐传播到欧洲，一条是朝北，经过土耳其到乌克兰平原，沿冰河时代的冰盖边缘所留下的黄土风化带，到波罗的海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另一条向西，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巴尔干半岛，再沿着多瑙河流域穿过中欧，到法兰西东北和不列颠群岛；再一条也是向西，经地中海沿岸向西至比利牛斯半岛和大西洋沿岸。[2](P87)公元前三千纪初，上述地区已有农耕者居住，他们在巨砾遍野的北欧冰碛层和多石的大西洋沿岸艰难地开荒种地，或在以多瑙河为中心的地区清除森林开拓耕地。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的局限，他们虽得以生存却难于发展。而地中海沿岸，特别是爱琴海沿岸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则相对要好得多，克里特岛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克里特岛早在公元前4500～3000年就已有人居住，希腊神话中有这样的传说：生于克里特岛上的众神之神宙斯，变成一头美丽的公牛，劫持了腓尼基阿革诺耳国王的女儿欧罗巴，一同渡海回到克里特岛，生下三个孩子——米诺斯、萨尔贝顿和拉达曼斯，后来，米诺斯打败了他的两个兄弟，统一了克里特岛。当然，神话传说毕竟不等于历史，只能算作一种旁证。但克里特文明是欧洲文明的真正源头，总是不争的事实。比埃及文明与苏美尔文明晚2000多年、并无论在血统或文化传统上皆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米诺斯文明，属于次生文明，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克里特文明主要从他们那里继承了什么呢?
克里特人与埃及隔海相望，无论在血统或文化上皆与埃及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他们首选的继承自然是农业；又所以，他们才以农业起家，并在公元前17世纪末到公元前16世纪初，便已建立欧洲最早的统一国家——米诺斯王国。然而克里特岛上的土地有限，没有埃及那样的农业长足发展条件，当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生计便成问题，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通过这一文化脐带继续作出新的选择。
公元前三千纪末，来自波斯湾的游牧的闪米特人的一支，在西亚各民族激烈的竞争中，来到地中海东岸地区，同化了当地的胡里人，于公元前21世纪初，建立起一批有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的奴隶制城邦，成为腓尼基人。腓尼基人继承了西亚的商品经济文化传统，并将它发展到海上。他们善于经商和造船，海上贸易尤其独步地中海，并且常常商盗不分。他们的行为，往往因对象而异：弱，则用抢；强，则用骗；不弱不强，才和你规规矩矩做生意。[1](上，P349)腓尼基人在小亚西亚、塞浦路斯、爱琴海诸岛，甚至黑海南岸建立商业据点，进行商业殖民活动，同时从事海盗活动，到处掳掠人口，贩卖奴隶，成为西亚诸民族中，集贸易、海盗和殖民于一体的典型“海上骑马民族”。
克里特人与腓尼基人隔海相望，与他们同样是在血统或文化上皆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因而，当农业发展到饱和状态之时，便理所当然地选择并继承了腓尼基人为代表的“海上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
以公牛为标志的宙斯，则大抵是欧洲土著和农耕文化的象征。欧洲土著很可能就是克罗马农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由于冰期中得天独厚的狩猎条件，曾经发展成为主要靠狩猎为生的典型狩猎民族，并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欧洲洞穴岩画和细石器文化。随着冰期的逐渐消退，得天独厚的狩猎条件也就逐渐消失——大批大中型哺乳动物灭绝了，其余的物种也随着冰川的退缩而到处流散。于是，一些坚持肉食习俗的族群便紧随其后，成为不断迁徙的游猎者；有的在欧亚内大陆逐渐演化为主要靠游牧为生的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而一些不那么坚持肉食习俗的族群则可能留了下来，继续过着渔猎和采集的生活，后来又与逐渐进入欧洲的亚洲或非洲人种的族群相混合，成为最早发展欧洲农业的欧洲土著。这就意味着克里特人中的土著，还可能继承了克罗马农人的血统与狩猎文化传统。于是，克罗马农人的狩猎传统和腓尼基人的“海上游牧民族”传统便又融合为一，推动克里特人别无选择地走上海上贸易、海外掠夺和殖民的发展道路，成了爱琴海地区令人闻风丧胆、谈虎色变的“海上骑马民族”。
3.继承和发扬海上骑马民族传统的地中海文明
继米诺斯王国称霸爱琴海和地中海的是希腊半岛上创造了迈锡尼文化的亚该亚人。亚该亚人大抵是印欧游牧部落与当地土族融合而成的，因而具有游牧民族血统和文化传统。加之希腊半岛与克里特岛一样缺少农业的长足发展条件，却也与克里特岛一样，具有得天独厚的航海优势，因而他们便又理所当然地继承和发扬了克里特的“海上骑马民族”传统，在著名的王中之王阿迦门农的率领下，发动了一系列海上战争，不但取代了米诺斯的地中海地区海上霸王的地位，而且积累了大量财富，被称为“多金的迈锡尼”。然而，也正是由于“多金”，便又遭到来自小亚西亚的野蛮游牧民族多利亚人的围攻和破坏，并终于在公元前12世纪灰飞烟灭，化为一堆废墟。
从荷马史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创造爱琴海文明的那些英雄们，个个都是集商人、强盗和殖民者于一身的开拓者。史诗《奥德赛》中写道，国王涅斯托客气地问忒勒玛科斯：“你是商人还是强盗?”但绝无恶意，因为在当时，这两种职业都是极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且没有什么区别。为了笼络这些“英雄”们，“海上骑马民族”的首领与陆上骑马民族的贵族一样，不但也必须实行军事民主和议会民主，以及战利品归个人所有、仇杀无罪等一类的个人主义和个体私有制政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亦步亦趋地重蹈着他们的前辈们“沙上建塔”的覆辙，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二者何其相似，不同之处，无非是以战舰代替了战马和多了一条农业的根而已。于是乎，迈锡尼文明化为废墟之后又过了400多年，终于同化了的亚该亚人和多利亚人的后裔，在同一块土地上重新崛起，创造了西方人引以为骄傲的古希腊文明。基于同样的原因，古希腊人不但一脉相承地成为新一代“海上骑马民族”，将爱琴海变成了雅典帝国的“内海”，而且进一步将海上贸易、掠夺和殖民活动，进一步扩大到整个地中海地区、黑海地区和大西洋地区。公元前334年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帝统一希腊后，又将战火引向亚洲和北非的广大地区。经过数十年的战乱，终于在欧、亚、非三大洲建立了一批“希腊化国家”殖民地。
公元前27年至公元476年，同样属于印欧语系和具有游牧民族血统的古罗马文明，基于同样的原因，又亦步亦趋地化为“海上骑马民族”，使地中海成为罗马人的“内海”，并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大帝国。有趣的是，这个靠海上掠夺殖民而繁荣起来的欧洲暴发户，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其远亲——新一代陆上骑马民族——觊觎的对象，便又发生了公元376～568年，由于匈奴人西侵而推动的历时约两个世纪的“蛮族(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并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
接下去，便是具有游牧民族血统和游牧文化传统的北欧的维金人，同样迫于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缺乏的矛盾，从8世纪起，以一种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的船代替马匹，再次继承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传统发展模式，成为欧洲中世纪的“海上骑马民族”，这些海盗士兵和商人向东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创立了第一个领地国家，然后顺一些河流而下进入里海和黑海；向西越过大西洋殖民冰岛、格陵兰和北美洲；向南则伙同丹麦人袭击不列颠群岛、欧洲西海岸和地中海两岸，并与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骑马民族贝都因人和来自中亚的游牧部族马扎尔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加洛林王朝形成三面夹击，从而将西欧再次变成屠宰场，如瘟疫般地折腾了近300年之久，最终彻底摧毁了查理曼大帝恢复罗马帝国、重建欧洲古典文明的梦想。
4.传统的中断与复兴
从公元500至1500年被称之为“欧洲中世纪”的一千年，是西欧基督教统治和封建主义扩张的一千年，“西欧封建主义出现于10世纪，在11世纪扩张，在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达到顶峰”[4](P194)，由于农奴制取代奴隶制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进步——铁器、马力、风力、水力的广泛使用，用于土壤改良的泥炭肥料和三田轮作制的实行，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和农业剩余产品的大飞跃，不但使欧洲的经济开始稳步增长，而且使许多仍处于游牧或半游牧状态的蛮族开始走向定居，以致欧洲人口在10～14世纪增加了50%。然而，欧洲发展农业的条件毕竟有限，过剩的农业人口便又成为欧洲的普遍压力。与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抑商传统不同，发展商品经济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主要传统。因此，过剩的农业人口理所当然地转向手工业和商业，从而形成商业在“黑暗时代”长期衰落后的复兴，到了中世纪后期，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巨大发展，开始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5](第3卷，P59)商业中心和新型城市。这些以商人和手工业行会为中心，以自由民为主要成员的新型城市，不但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而且还进一步联合起来，组成联盟，成为政治与经济统一体，最终成为与欧洲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相鼎立的政治势力。这就势必加深和激化欧洲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最终导致封建社会与天主教会的衰败。与此同时，正是西欧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商品经济的复兴，使西欧又重新向海上骑马民族的传统发展模式复归，从而导致了从1000年到1250年，由欧洲各国封建主、意大利商人和天主教会所发动的、历时200年的十字军东征，不仅从伊斯兰教徒手中重新夺回了地中海的控制权，开辟了从地中海到英吉利海峡经常性的大西洋贸易航道，还将触角伸入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
13世纪初，这些由封建主、天主教会和商人构成的新一代暴发户又成为他们的新一代远亲——蒙古骑马民族——的冲击目标，从而引来一场近半个世纪的“黄祸”。正是这场“黄祸”，一方面加剧了欧洲封建社会与天主教会的衰败，另一方面则使人类历史上首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在幅员辽阔的帝国中联合起来，贸易和思想传播可以自由进行，也就在这时，来自文明发达的中国的所有技术发明传到文化落后的欧洲，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就是指南针和火药。[6](P129)13世纪后，欧洲各国先后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终于找到了通过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来繁荣欧洲的道路。但欧洲的资源与市场毕竟有限，便终于再次激发出他们的“海上骑马民族”的本性，重新踏上了向海外扩张的征途。大约正是由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这段农耕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发展历史，有悖于欧洲固有的“海上骑马民族”文化传统，所以才被西方的史家视之为所谓的“中世纪黑暗”，从这个意义上说，脍炙人口的“文艺复兴”，与其说是对于古希腊文化的复兴，莫如说是对于欧洲固有的“海上骑马民族”文化传统——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与酒神纵欲精神——的复兴。
5.结论
以西欧为主体的西方文明，与欧亚干旱地区的游牧文化、以苏美尔为源头的商品文化以及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农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是一种集原始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商品文化与农耕文化为一体的杂交文化和次生文明。“由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5](P21)，在环境资源匮乏和纵欲文化的双重压力下，他们只能别无选择地继承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传统生存发展模式，沿着米诺斯王国所开创的海上骑马民族之路，形成以海上扩张和海外殖民为主体的海洋文化。
这种能够缓解根本矛盾并迅速积累大量物质财富的生存发展模式，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所指出的那样：“生殖压力导致了周期性的生产强化。这种生产强化又总是造成环境资源的枯竭，后者通常又会导致新的生产体制——而每一种生产制度的典型特征都是合法化的暴力、苦役、剥削和残忍”，“物质的进化过程正是普遍的战争、不平等和贫穷的根源”[7](序言，P3)。尽管是一种肉食动物式的、以吞噬其他动物为生的异养生存模式，更确切地说，则是一种饮酒止渴的恶性循环生存发展模式。但正如一个人无法选择他的个性一样，这种生存发展模式，也正是西方人无可选择的、应对西方特定地理历史环境挑战的文明史的必然产物。
收稿日期：2003-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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