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大国崛起：众目睽睽下的凤凰涅槃
钱乘旦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7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报》(沪)2004年0408期第④页
【编 者 按】历史上大国崛起的道路各不相同，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我们应从现存国际体系、地缘政治经济、社会经济转型、国家制度与文化传统、国际定位等因素来探寻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全面推进的今天，中国应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内制度为和平崛起的主要动力，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以市场竞争手段和平参与世界分工体系和资源配置，积极融入并参与现有国际体系，成为有全球影响的负责任的地区大国。
2004年3月26-28日，由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上海世界史学会主办“大国崛起道路的历史比较”研讨会在江苏吴江举行，来自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软力量”决不逊于铁血政策
钱乘旦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西欧国家的近代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发展遵循着在形成初期需要集中权力以克服封建割据状态，而形成后则需要分散权力以适应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历史规律。
任东来教授(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观念和制度力量的重要性决不逊于铁血政策。
于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一个民族国家失去了文化特性，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
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表明，英、美等国崛起的关键在于不仅追求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强大，而且还注重制度、文化等“软力量”的建设和创新；而德、日等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滞后导致走上发动战争的不归路，强国之梦彻底破灭。
不久前刚给中央政治局领导讲授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否构成对他国的威胁，是否表现为挑战性和扩张性，与其自身的制度和结构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其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的积淀与延伸，国家在发展道路中形成了制度，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崛起方式。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国家发展的前提，而民族国家又要为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要求而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西欧国家的近代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发展遵循着在形成初期需要集中权力以克服封建割据状态，而形成后则需要分散权力以适应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历史规律。
英国所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和平崛起之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东来教授认为，尼德兰革命为英国提供了可以借鉴和仿效的先进制度。当时的英国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学习和继承荷兰先进的私有权观念和制度规定，并根据本土环境进行必要的创新，确立并发展了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议会至上的“立宪君主制”。钱乘旦教授也指出，英国通过“光荣革命”的和平手段摆脱了专制王权对国家发展的制约，此后就一直在议会框架内以和平与渐进的方式进行政治制度调整，在调整中适应社会的变革，因而其每一次改革都能坚实地向前迈进，从未出现反复和倒退。
美国由富而强的崛起之路也充分体现了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任东来教授强调观念和制度力量的重要性决不逊于铁血政策。美国不仅视自由为发展的目的，而且把自由作为发展的手段。美国在学习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法律制约权力的观念，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是现代世界政治最大的制度创新。美国的宪政制度保证其可以自由放任地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最发达的市民社会，从而在19世纪末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指出，美国国内始终存在着反帝国主义的社会思潮，这一政治力量可以通过宪政制度制约美国政府，从而使国家在富裕后能够避免走上侵略扩张的强国之路。美国在崛起过程中认识到了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同时采取渐进方式，不断调整国内结构以持续利用外部资源，保证了国家的结构性、物质性变化与其价值观念变化的密切结合与相互平衡，并在新旧价值观念激烈的争论和交锋中，提出了20世纪新秩序的原则——以自由贸易、民主政治与和平为核心的威尔逊主义，而在二战后真正确立了这些原则，使其成为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文化因素也是一国崛起的重要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研究员认为，一个民族国家失去了文化特性，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全球化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在认识、走向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保存和发展自身的文化力量与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同等重要，文化是增强国家发展的原动力。
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全面而系统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借鉴和吸收他国的先进制度，避免国内的制度弊端成为妨碍开发和使用内外资源的阻力，防止因制度缺陷导致国内社会混乱，引发国际冲突；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也需要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通过构建公民身份认同减少国内民族矛盾，防止在崛起过程中出现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扬弃本国的传统文化和吸取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是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国家软力量的必要手段。
与美国迥异的地缘环境
郑寅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景德祥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一国的崛起往往会打破所在地区原有的平衡，引起其他强国的敌视，进而引发局部冲突甚至爆发世界大战。
美国地处西半球，东西两边为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成为其崛起过程中避免与他国冲突的天然屏障。相比之下，日本、德国、俄罗斯在历史上都曾处于不利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之中，并且在处理周边关系上都未能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崛起过程的失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郑寅达教授和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景德祥研究员认为，一国的崛起往往会打破所在地区原有的平衡，引起其他强国的敌视，进而引发局部冲突甚至爆发世界大战。德国的经验教训在于，它从1871年实现统一并建立德意志帝国后，没能正确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紧张关系，从而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二战之后，德国的周边政策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德国主动积极地与法国实现和解，通过欧洲联合来实现两国的互相融合与制约；另一方面，德国也及时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新东方政策”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关系。冷战结束后，德国将自身统一纳入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消除了周边国家的忧虑，维护了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上海社科院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秀石研究员认为，二战后，日本的周边外交以经济为突破口，从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各个方面同周边国家建立了密切联系，形成了相互依赖的格局：在资金上，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而在资源上日本高度依赖中国等周边国家；在技术上，日本曾是周边国家主要的技术来源；在市场上，周边国家对日本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目前，在东亚地区，中国相对于日本是后起大国，中国的发展已造成日本在心理上的失落感和危机感，在可见的将来，中国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和摩擦不可避免，中日关系只能在不断的磨合中求得发展。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具备美国那样的独特地缘优势。因此，要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努力经营周边环境。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背景下，利用经济力量，通过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来带动周边市场的发展，促进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有意识地积极地发展与日本、俄罗斯、印度周边大国的合作，创造有利的周边地缘环境，从而降低霸权国家在周边制造矛盾和对抗，遏制中国崛起的可能性。
“三农”仍是大问题
金重远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也是建立在大面积侵占农民土地的基础上。
蔡佳禾教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以往的现代化研究片面重视了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严重滞后。
国家崛起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就是综合国力的发展与强盛。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现代化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问题。俄罗斯崛起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余伟民教授指出，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的先进这两者并不必然并行。俄罗斯在处理这两者关系方面一直处于结构性矛盾之中。俄罗斯的国家主义道路是由俄罗斯深刻的历史、社会、政治根源所决定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否定国家主义道路。国家主义道路对于俄罗斯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推动了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主义，如果不能适时地向社会发展道路转型，不能超越历史的阶段性，则会成为国家崛起的阻碍。因为就崛起的本质而言是社会塑造国家。余教授还强调指出，国家的崛起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强国地位，但是强国地位并不等同于霸权，而是一种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和大国地位。他认为霸权地位的转移从历史看可以是相对短暂的，但是中心地位的移动则必然是长期的、缓慢的。中心地位的转移取决于社会的先进性和国家的发展，强国地位应更注重社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荣耀研究员指出，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身的社会经济转型，即如何能否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如何处理崛起过程中社会经济转型方面，钱乘旦教授认为应寻求以和平方式进行内部社会发展，而避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方式。复旦大学历史系金重远教授则以各国农民问题的解决路径为例说明了大国崛起过程中社会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认为英国农民由于圈地运动而丧失了土地，因此从阶层上而言，英国农民基本消失。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城市流动人口，为英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法国农民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获得了小块化的土地而形成了小农经济。农民获得土地后不愿出售、离开土地使法国城市工业生产缺乏充足的劳动力，滞后了法国工业经济的发展。美国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由于美国特殊的国土资源而不具有代表性，而俄国则是失败的道路，因为俄国农业问题一直是在公社的框架内进行调整，因此农业生产存在效率问题。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也是建立在大面积侵占农民土地的基础上。任东来教授也指出，我国目前存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公平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民一直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国民待遇，因此解决农民问题是崛起应该首先从法律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平等地位。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认为，农民问题实质是现代化问题，崛起也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因此农民问题是崛起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以往的现代化研究片面重视了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严重滞后。蔡教授认为美国农民问题的成功在于用土地私有化的方式，变土地为农民财产从而使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流动。美国经验也是我们可以参照的模式之一。
因此，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与转型，而农民问题则是社会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中国应该在强调国家发展的同时追求社会公正。只有公正的社会才可能是先进的社会。
戒防不切实际的定位
张幼文研究员(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院长)：国家地位的准确定位将为一个国家的崛起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定位应该强调时空条件，即强调时代条件和国际背景。
李宏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二流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大国正是得益于正确的国家定位，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失败则起因于威廉二世错误的国家定位。
叶书宗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前苏联海军自我定位为世界海军强国，这一超前定位导致了前苏联军费急剧增长，严重拖累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成为前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性的国际体系真正形成，国家对于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准确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崛起的成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宏图教授指出，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二流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大国正是得益于正确的国家定位，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失败则起因于威廉二世错误的国家定位。二战后，法国实际上已沦为了二流国家，其经济、军事力量受到了战争的极度破坏，法兰西精神中的大国意识难以通过经济、军事等传统方式来实现，因此法国通过文化强国的国家定位，依靠文化的软力量实现并支撑了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德国统一得益于俾斯麦正确的大陆政策的实施，而大陆政策正是德国基于欧洲大陆强国的自我准确定位。但统一后，德国国力稍有增强，德皇威廉二世就急于成为世界强国，这大大脱离了当时德国的国力。这一错误的国家定位，导致了“世界政策”的出台，并最终引发德国与霸权国家英国的直接对抗，德国崛起由此而告失败。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叶书宗教授则以前苏联海军发展的成败做为个案，小中见大地分析了前苏联的国家定位问题。在叶教授看来，前苏联海军在冷战初期崛起的关键在于其准确的定位，即大力发展近海防卫，特别是发展潜艇技术。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前苏联海军自我定位为世界海军强国，这一超前定位导致了前苏联军费急剧增长，严重拖累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成为前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深刻的教训告诉人们，国家定位问题对于国家崛起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院长张幼文研究员认为，国家地位的准确定位将为一个国家的崛起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定位应该强调时空条件，即强调时代条件和国际背景。当前我国的崛起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因此我们目前也主要是在经济层面上进行国家定位。经济强国的衡量标准有三个变量，即经济品质、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三者的总和是国家经济强盛指数，品质仅仅是国家经济的强度指数，品质与规模的乘积则是经济的强大指数。经济强国要从强度指数、强大指数和强盛指数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世界历史》杂志副主编赵文洪研究员也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提出，国家定位的标准应该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平衡。单一的经济或者军事指数无法准确地进行国家定位。同时，崛起中的大国应该根据其定位来承担自己的大国责任。
因此，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必须注意经济、军事、制度、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平衡，不能超越国力而提出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
挑战现存体系是极危险的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副院长)：当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大国处于力量鼎盛时期，后起大国对它发起挑战和争霸是极其危险的，会导致后起大国崛起的中断甚至完全失败。
叶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在于国家自身的意愿，而是由国际体系自身的结构和性质所决定的。
余伟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可以通过正确的战略选择，通过提高内部的发展争取成为中心区域的一部分，从而摆脱传统的“安全困境”。
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后起大国如何处理与现存世界体系及体系中霸权大国的关系，往往决定了后起大国以何种方式崛起，事关崛起成败。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指出，当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大国处于力量鼎盛时期，后起大国对它发起挑战和争霸是极其危险的，会导致后起大国崛起的中断甚至完全失败。近代史上，德国和日本希望通过战争打破当时以英国为霸主的世界体系，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则是在德、日削弱英国霸权的基础上，继承原有世界体系的同时进行调整和创新，从而成功取代了英国。
钱承旦教授认为，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选择战争还是和平手段与其自身的意愿有关。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是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核心内容，是国际社会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近现代历史上，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既有和平崛起的民族国家，也有走战争道路的国家。一个民族国家在崛起中注重国内社会的发展还是寻求在国际上的霸权，决定了它与现存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家的关系。一个追求内部社会发展和自我进步的国家，没有发动战争的蓄意就不会被他国视为挑战和威胁。
而上海交通大学叶江教授则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在于国家自身的意愿，而是由国际体系自身的结构和性质所决定的。民族国家是近代历史国家发展的基本条件，由其构成的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必然造成了“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一方的发展会引起另一方实力的相对下降而感到威胁并产生恐惧，从而陷入以军备竞赛为特征的“安全困境”。在这一体系中，一国的崛起就必然走向冲突和战争的宿命。因此，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超越无序状态的国际体系，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中国要走向和平崛起，应放宽眼界，从国家层面提升到地区层面、世界层面来考虑中国的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伟民教授强调，近代以来还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体系。它与霸权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心国家往往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霸权体系下，由一国支配体系必然造成安全困境，而无法实现和平崛起。但在全球化条件下，已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进入“中心区域”，中国可以通过正确的战略选择，通过提高内部的发展争取成为中心区域的一部分，从而摆脱传统的“安全困境”。
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避免与现存的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既要防止卷入大规模战争而中断崛起的过程，也要防止因大规模军备竞赛而引起国民经济资源的无限制消耗。
整理：王健、朱雯霞、戴逸尘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7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报》(沪)2004年0408期第④页
【编 者 按】历史上大国崛起的道路各不相同，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我们应从现存国际体系、地缘政治经济、社会经济转型、国家制度与文化传统、国际定位等因素来探寻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全面推进的今天，中国应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内制度为和平崛起的主要动力，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以市场竞争手段和平参与世界分工体系和资源配置，积极融入并参与现有国际体系，成为有全球影响的负责任的地区大国。
2004年3月26-28日，由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上海世界史学会主办“大国崛起道路的历史比较”研讨会在江苏吴江举行，来自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钱乘旦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西欧国家的近代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发展遵循着在形成初期需要集中权力以克服封建割据状态，而形成后则需要分散权力以适应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历史规律。
任东来教授(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观念和制度力量的重要性决不逊于铁血政策。
于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一个民族国家失去了文化特性，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
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表明，英、美等国崛起的关键在于不仅追求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强大，而且还注重制度、文化等“软力量”的建设和创新；而德、日等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滞后导致走上发动战争的不归路，强国之梦彻底破灭。
不久前刚给中央政治局领导讲授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否构成对他国的威胁，是否表现为挑战性和扩张性，与其自身的制度和结构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其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的积淀与延伸，国家在发展道路中形成了制度，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崛起方式。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国家发展的前提，而民族国家又要为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要求而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西欧国家的近代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发展遵循着在形成初期需要集中权力以克服封建割据状态，而形成后则需要分散权力以适应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历史规律。
英国所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和平崛起之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东来教授认为，尼德兰革命为英国提供了可以借鉴和仿效的先进制度。当时的英国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学习和继承荷兰先进的私有权观念和制度规定，并根据本土环境进行必要的创新，确立并发展了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议会至上的“立宪君主制”。钱乘旦教授也指出，英国通过“光荣革命”的和平手段摆脱了专制王权对国家发展的制约，此后就一直在议会框架内以和平与渐进的方式进行政治制度调整，在调整中适应社会的变革，因而其每一次改革都能坚实地向前迈进，从未出现反复和倒退。
美国由富而强的崛起之路也充分体现了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任东来教授强调观念和制度力量的重要性决不逊于铁血政策。美国不仅视自由为发展的目的，而且把自由作为发展的手段。美国在学习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法律制约权力的观念，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是现代世界政治最大的制度创新。美国的宪政制度保证其可以自由放任地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最发达的市民社会，从而在19世纪末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指出，美国国内始终存在着反帝国主义的社会思潮，这一政治力量可以通过宪政制度制约美国政府，从而使国家在富裕后能够避免走上侵略扩张的强国之路。美国在崛起过程中认识到了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同时采取渐进方式，不断调整国内结构以持续利用外部资源，保证了国家的结构性、物质性变化与其价值观念变化的密切结合与相互平衡，并在新旧价值观念激烈的争论和交锋中，提出了20世纪新秩序的原则——以自由贸易、民主政治与和平为核心的威尔逊主义，而在二战后真正确立了这些原则，使其成为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文化因素也是一国崛起的重要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研究员认为，一个民族国家失去了文化特性，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全球化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在认识、走向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保存和发展自身的文化力量与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同等重要，文化是增强国家发展的原动力。
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全面而系统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借鉴和吸收他国的先进制度，避免国内的制度弊端成为妨碍开发和使用内外资源的阻力，防止因制度缺陷导致国内社会混乱，引发国际冲突；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也需要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通过构建公民身份认同减少国内民族矛盾，防止在崛起过程中出现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扬弃本国的传统文化和吸取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是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国家软力量的必要手段。
与美国迥异的地缘环境
郑寅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景德祥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一国的崛起往往会打破所在地区原有的平衡，引起其他强国的敌视，进而引发局部冲突甚至爆发世界大战。
美国地处西半球，东西两边为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成为其崛起过程中避免与他国冲突的天然屏障。相比之下，日本、德国、俄罗斯在历史上都曾处于不利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之中，并且在处理周边关系上都未能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崛起过程的失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郑寅达教授和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景德祥研究员认为，一国的崛起往往会打破所在地区原有的平衡，引起其他强国的敌视，进而引发局部冲突甚至爆发世界大战。德国的经验教训在于，它从1871年实现统一并建立德意志帝国后，没能正确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紧张关系，从而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二战之后，德国的周边政策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德国主动积极地与法国实现和解，通过欧洲联合来实现两国的互相融合与制约；另一方面，德国也及时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新东方政策”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关系。冷战结束后，德国将自身统一纳入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消除了周边国家的忧虑，维护了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上海社科院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秀石研究员认为，二战后，日本的周边外交以经济为突破口，从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各个方面同周边国家建立了密切联系，形成了相互依赖的格局：在资金上，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而在资源上日本高度依赖中国等周边国家；在技术上，日本曾是周边国家主要的技术来源；在市场上，周边国家对日本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目前，在东亚地区，中国相对于日本是后起大国，中国的发展已造成日本在心理上的失落感和危机感，在可见的将来，中国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和摩擦不可避免，中日关系只能在不断的磨合中求得发展。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具备美国那样的独特地缘优势。因此，要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努力经营周边环境。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背景下，利用经济力量，通过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来带动周边市场的发展，促进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有意识地积极地发展与日本、俄罗斯、印度周边大国的合作，创造有利的周边地缘环境，从而降低霸权国家在周边制造矛盾和对抗，遏制中国崛起的可能性。
“三农”仍是大问题
金重远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也是建立在大面积侵占农民土地的基础上。
蔡佳禾教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以往的现代化研究片面重视了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严重滞后。
国家崛起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就是综合国力的发展与强盛。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现代化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问题。俄罗斯崛起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余伟民教授指出，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的先进这两者并不必然并行。俄罗斯在处理这两者关系方面一直处于结构性矛盾之中。俄罗斯的国家主义道路是由俄罗斯深刻的历史、社会、政治根源所决定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否定国家主义道路。国家主义道路对于俄罗斯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推动了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主义，如果不能适时地向社会发展道路转型，不能超越历史的阶段性，则会成为国家崛起的阻碍。因为就崛起的本质而言是社会塑造国家。余教授还强调指出，国家的崛起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强国地位，但是强国地位并不等同于霸权，而是一种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和大国地位。他认为霸权地位的转移从历史看可以是相对短暂的，但是中心地位的移动则必然是长期的、缓慢的。中心地位的转移取决于社会的先进性和国家的发展，强国地位应更注重社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荣耀研究员指出，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身的社会经济转型，即如何能否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如何处理崛起过程中社会经济转型方面，钱乘旦教授认为应寻求以和平方式进行内部社会发展，而避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方式。复旦大学历史系金重远教授则以各国农民问题的解决路径为例说明了大国崛起过程中社会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认为英国农民由于圈地运动而丧失了土地，因此从阶层上而言，英国农民基本消失。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城市流动人口，为英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法国农民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获得了小块化的土地而形成了小农经济。农民获得土地后不愿出售、离开土地使法国城市工业生产缺乏充足的劳动力，滞后了法国工业经济的发展。美国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由于美国特殊的国土资源而不具有代表性，而俄国则是失败的道路，因为俄国农业问题一直是在公社的框架内进行调整，因此农业生产存在效率问题。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也是建立在大面积侵占农民土地的基础上。任东来教授也指出，我国目前存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公平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民一直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国民待遇，因此解决农民问题是崛起应该首先从法律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平等地位。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认为，农民问题实质是现代化问题，崛起也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因此农民问题是崛起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以往的现代化研究片面重视了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严重滞后。蔡教授认为美国农民问题的成功在于用土地私有化的方式，变土地为农民财产从而使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流动。美国经验也是我们可以参照的模式之一。
因此，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与转型，而农民问题则是社会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中国应该在强调国家发展的同时追求社会公正。只有公正的社会才可能是先进的社会。
戒防不切实际的定位
张幼文研究员(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院长)：国家地位的准确定位将为一个国家的崛起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定位应该强调时空条件，即强调时代条件和国际背景。
李宏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二流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大国正是得益于正确的国家定位，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失败则起因于威廉二世错误的国家定位。
叶书宗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前苏联海军自我定位为世界海军强国，这一超前定位导致了前苏联军费急剧增长，严重拖累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成为前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性的国际体系真正形成，国家对于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准确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崛起的成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宏图教授指出，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二流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大国正是得益于正确的国家定位，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失败则起因于威廉二世错误的国家定位。二战后，法国实际上已沦为了二流国家，其经济、军事力量受到了战争的极度破坏，法兰西精神中的大国意识难以通过经济、军事等传统方式来实现，因此法国通过文化强国的国家定位，依靠文化的软力量实现并支撑了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德国统一得益于俾斯麦正确的大陆政策的实施，而大陆政策正是德国基于欧洲大陆强国的自我准确定位。但统一后，德国国力稍有增强，德皇威廉二世就急于成为世界强国，这大大脱离了当时德国的国力。这一错误的国家定位，导致了“世界政策”的出台，并最终引发德国与霸权国家英国的直接对抗，德国崛起由此而告失败。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叶书宗教授则以前苏联海军发展的成败做为个案，小中见大地分析了前苏联的国家定位问题。在叶教授看来，前苏联海军在冷战初期崛起的关键在于其准确的定位，即大力发展近海防卫，特别是发展潜艇技术。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前苏联海军自我定位为世界海军强国，这一超前定位导致了前苏联军费急剧增长，严重拖累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成为前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深刻的教训告诉人们，国家定位问题对于国家崛起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院长张幼文研究员认为，国家地位的准确定位将为一个国家的崛起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定位应该强调时空条件，即强调时代条件和国际背景。当前我国的崛起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因此我们目前也主要是在经济层面上进行国家定位。经济强国的衡量标准有三个变量，即经济品质、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三者的总和是国家经济强盛指数，品质仅仅是国家经济的强度指数，品质与规模的乘积则是经济的强大指数。经济强国要从强度指数、强大指数和强盛指数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世界历史》杂志副主编赵文洪研究员也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提出，国家定位的标准应该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平衡。单一的经济或者军事指数无法准确地进行国家定位。同时，崛起中的大国应该根据其定位来承担自己的大国责任。
因此，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必须注意经济、军事、制度、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平衡，不能超越国力而提出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
挑战现存体系是极危险的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副院长)：当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大国处于力量鼎盛时期，后起大国对它发起挑战和争霸是极其危险的，会导致后起大国崛起的中断甚至完全失败。
叶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在于国家自身的意愿，而是由国际体系自身的结构和性质所决定的。
余伟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可以通过正确的战略选择，通过提高内部的发展争取成为中心区域的一部分，从而摆脱传统的“安全困境”。
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后起大国如何处理与现存世界体系及体系中霸权大国的关系，往往决定了后起大国以何种方式崛起，事关崛起成败。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指出，当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大国处于力量鼎盛时期，后起大国对它发起挑战和争霸是极其危险的，会导致后起大国崛起的中断甚至完全失败。近代史上，德国和日本希望通过战争打破当时以英国为霸主的世界体系，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则是在德、日削弱英国霸权的基础上，继承原有世界体系的同时进行调整和创新，从而成功取代了英国。
钱承旦教授认为，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选择战争还是和平手段与其自身的意愿有关。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是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核心内容，是国际社会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近现代历史上，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既有和平崛起的民族国家，也有走战争道路的国家。一个民族国家在崛起中注重国内社会的发展还是寻求在国际上的霸权，决定了它与现存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家的关系。一个追求内部社会发展和自我进步的国家，没有发动战争的蓄意就不会被他国视为挑战和威胁。
而上海交通大学叶江教授则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在于国家自身的意愿，而是由国际体系自身的结构和性质所决定的。民族国家是近代历史国家发展的基本条件，由其构成的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必然造成了“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一方的发展会引起另一方实力的相对下降而感到威胁并产生恐惧，从而陷入以军备竞赛为特征的“安全困境”。在这一体系中，一国的崛起就必然走向冲突和战争的宿命。因此，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超越无序状态的国际体系，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中国要走向和平崛起，应放宽眼界，从国家层面提升到地区层面、世界层面来考虑中国的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伟民教授强调，近代以来还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体系。它与霸权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心国家往往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霸权体系下，由一国支配体系必然造成安全困境，而无法实现和平崛起。但在全球化条件下，已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进入“中心区域”，中国可以通过正确的战略选择，通过提高内部的发展争取成为中心区域的一部分，从而摆脱传统的“安全困境”。
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避免与现存的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既要防止卷入大规模战争而中断崛起的过程，也要防止因大规模军备竞赛而引起国民经济资源的无限制消耗。
整理：王健、朱雯霞、戴逸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