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旧金山媾和前后日本政治资源重组与结构演变
郑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7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论坛》(长春)2004年01期第22～28页
【作者简介】北华大学师范人文学院，吉林吉林132013
郑毅(1962—)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北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吉林大学在读博士。
【关 键 词】政治资源重组/保守型政治势力/革新型政治势力/“55年体制”
[中图分类号]D731.64；K3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93(2004)01-0022-07
1951年9月8日，《对日和平条约》在美国旧金山达成(1952年4月28日生效)，同一天日美两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在结束了长达六年半的被占领状态的同时，也在外交上完成转轨定型，成为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盟国和战略支撑点。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国内外学界研究者多侧重从军事、外交等角度研究其地位与作用，而从其对日本国内政治结构的冲击和影响方面涉猎较少。笔者认为，旧金山媾和本身虽然是一次外交上的举动，但它与当时日本国内政治状况息息相关，并且有很大的互动作用。本文拟从日本国内政治结构变化这一角度，来探讨媾和与战后日本政治资源配置整合和政治结构变化的关系。
一、战后初期日本国内政治资源的重组过程
所谓政治资源，就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不同政党组织的数量与规模。政党组织的数量与规模受制于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何种状态的政治体制，决定着这个社会有哪些意识形态的政党组织的合法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
二战时期日本国内政治实行法西斯化。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为实施《基本国策纲要》，取缔所有政党，以“大政翼赞会”的形式囊括所有资产阶级各阶层政治力量，议会被改造成翼赞议会，整个社会政治资源法西斯化。
1945年8月15日，大日本帝国宣布战败投降后，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完成对日军事占领。同战后德国不同，美国在日本的占领方式是以保存日本现政权为前提而完成的。这种间接统治就直接导致战时日本国内保守政治势力仍然执掌大部分国家机器。“政权依然掌握在保守势力手中。战争末期，1944年7月间，策谋打倒东条政权的集团，和在1945年2月策划实现和平的集团，构成了战后政治主体的主流。”[1]随后，美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实施对日本政治体制的改造。战后日本社会内政治资源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开始重组。
美军进驻日本后不久便以盟总指令的形式解除了战时日本政府对集会、结社等政治活动的限制。战时被解散的日本各政党，纷纷重新组合返回政界。战前被军部法西斯势力扼杀的政党政治，又枯木逢春迅速复活，日本社会进入到一种多党制时代。
鸠山一郎、三木武吉等原战前政友会的部分成员组建日本自由党；币原喜重郎等人组建日本进步党；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等革新势力政党也重新崛起，并日渐成为日本社会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内传统保守政治力量在无序状态下凭借着战前积淀的惯性作用，在政权角逐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虽然这种优势地位是很不稳定的，很快就因盟总实施整肃运动而失衡，但这种传统的优势心理和社会认同度，在保守政党角逐政权过程中却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1946年1月，盟总依据波茨坦公告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的条款，公布“整肃令”，规定对一切好战的极端国家主义团体必须解散，一切利用地位和观点积极从事军国主义或极端国家主义的实践与宣传并对这方面发生了影响的分子，必须受到整肃，不准担任公职。
这场整肃运动涉及旧日本统治集团的各层面，人数多达21万左右。连当时的首相币原喜重郎都慨叹：“整肃简直比审判还严厉!不管怎样，审判还有重审的机会，而整肃却没有申辩的可能。作为战败国，只能逆来顺受了。”
尽管如此，对整肃令在推动战后日本民主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连整肃令的坚定反对者吉田茂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整肃制度在促进战后我国各界的民主化方面，确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也就是说，各方面的旧领导者几乎全部被肃清，新时代的人们代替他们占据了重要的职位；而且由于新的制度机构和新的人事安排，使我国一切事务都能在完全不同于战前及战时的基础和环境之下顺利进行；因而错误领导日本人民者之权威和势力已无复活的余地。”[2](P47)
整肃运动给日本社会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冲击是深刻而巨大的。以战前传统政治资源为主体的保守政党，如日本自由党和日本进步党等保守政治势力，受冲击最大，进步党原议员274人中260人，自由党43名议员中30人先后被清洗整肃。在《日本国宪法》颁布后所进行的第一次议会大选中两党均失势；以片山哲、芦田均为党首的日本社会党首次执掌政权，组建以“中道”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党内阁。而且，具有典型革命主义性质的日本共产党，也在国会中赢得相当数量的议席，对日本政治格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根据1946年11月3日经日本国会审议公布的《日本国宪法》，日本的政权形式是美国总统制和英国议会制的一种结合。首相任期四年，由立法机关众议院议员选出。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党派领袖是当然的首相候选人。因此，战后日本社会各种政治资源的分合聚散，都是以议会中的议席争夺为重点，以控制议会席位数量为目标而展开的。
虽然社会党两届内阁因执政经验不足，加之政治黑金事件的负面影响，在1948年10月的大选中失利，将政权交给自由党，但社会党重夺议会第一大党的实力和可能性都存在，对此，右翼保守性质的政党依然不敢轻视。
随着1948年初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改变和日美单方面开始媾和谈判，日本国内政治力量间的对比发生微妙的变化。保守性质的日本自由党逐渐获得盟总的信任和支持，标榜中间道路的社会党失宠，而左翼色彩浓厚的日本共产党等政党受到打压。
1950年7月，美国占领军总部将整肃的矛头从右向左转，矛头指向日本共产党等左翼政治势力，德田球一等9名日共干部被捕入狱，24名日共中央委员被开除公职，1万多名共产党和同情者被解职，而原有对右翼势力的整肃则出现松动。吉田首相认为这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东亚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以前致力于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占领政策遂开始转变，因而缓和了许多对日措施。”[2](P50)到1951年11月，有17万7千余人被解除整肃。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媾和生效时，所有关于公职整肃的法令均被废除。一大批右翼政党领袖人物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重光葵等人都组建新党重返政界，这些保守政治家不但政治阅历丰厚，且社会人脉关系复杂，财界背景不凡。他们的复出无形中加强了保守政治党派的实力，整个政治力量的天平逐渐向保守政党一方倾斜。
很显然，当一个社会处于特殊状态时，内部政治结构的变化、各种政治资源间相互关系的调整，不仅取决于自身现存政治资源的分布与力量对比，外部势力的干预与影响有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外部势力成为一种无制约的力量时，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很容易被外部政治势力按照其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取舍，来决定其结构组成和发展走向。
二、具有革新性质的政治资源受到限制
日本共产党在战前和战时都受到异常残酷的打压，成为不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非法政治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大部分领袖人物或被捕入狱或流亡国外。
1945年10月4日，根据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发布的《关于废除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的指令，东久迩内阁被迫释放了包括日共领导人在内的所有政治犯。宫本显治、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日共领袖先后出狱重返社会，以合法身份恢复政党活动。
1946年2月24日召开的日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发表政治宣言，提出如下政治斗争目标：1.废除天皇制，建立人民政权；2.废除寄生地主制；3.战犯财产收归国有；4.解散财阀，全面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统一管理；5.建立最低工资制和实行7小时劳动制；6.解放妇女。宣言规定“用和平民主的方法完成当前的民主革命”。这一政治纲领符合当时美国占领军当局在日本实行积极的民主化改革和彻底的非军事化政策的需要，因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3](P15)日共成员以合法政党党员身份参加国会选举，且有不俗的表现，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左翼政治力量。1947年2月推动“产别会议”、“总同盟”、“共斗”等工会组织进行“二·一大罢工”。若无美国占领军总部的直接介入制止，很可能一举搞垮第一届吉田内阁，实现左翼政党执掌政权的设想。但当时盟国对日理事会的美国代表乔治·艾奇逊就公开表示：“日本国民的政治活动当然要有自由，但是在美国来说，日本也和我们美国一样，共产主义是要不得的。”[2](P180)随着“二·一”大罢工运动的无疾而终，借助战后日本社会民主运动而勃然兴起的日本共产党的发展势头也严重受挫。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流角色沦为权力体系中的边缘政治力量。尽管两年后，日共在1949年初国会大选中仍获35个议席，成为国会内第四大党派。
1945年11月2日，以战前的无产政党为基础成立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日本社会党。因该党主张民主政治，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政治倾向性上很符合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占领军司令部认为，日本社会党是自由主义政党，是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主要推动者，因此，一度对社会党寄予厚望。1947年4月战后第二次国会大选中，社会党内阁的出现，符合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中改造日本的政治需要，对此麦克阿瑟十分欣喜，他说：“日本国民断然排除了共产主义的领导，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庸之道，既确保了个人自由，又从以提高个人权威为目的的极右、极左政党中选择了中间道路。”[4](P216)5月24日，麦克阿瑟接见片山哲对其出任首相表示祝贺，并希望他能担负起将日本建成东方瑞士的重任。
1948年初，由于亚洲大陆战略形势剧变，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改变了对日政策，社会党政权已不再适合美国占领军的政治需要，加之执政能力和经验的欠缺，逐渐被重新崛起的保守政党自由党吉田内阁所取代。
第二届吉田内阁上台后，立即在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支持下实现了新宪法颁布后首次国会解散，通过新一届国会选举完成对国会绝大多数议席的控制，确保保守性质政党对国家权力的长期稳定控制。麦克阿瑟随即发表声明称：“自由世界的民众无论在世界何地，都热心关注着日本这次秩序井然的选举，并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满意。这次选举是在亚洲历史上一个危急时刻，对政治上的保守观点给予了明确的、而且决定性的委任。”[4](P271)
随后，吉田内阁利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之势，借机打压左翼政党。1949年1月23日，国会大选刚刚结束，吉田茂便借用“整肃令”宣布对社会党左派领袖、日本部落运动领导人、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等10多位政界人物实行整肃。
针对日本共产党的崛起和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美国政府和占领军司令部视其为苏联领导下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渗透，甚至称其为“间接侵略”。因此，将其视为打压的重点对象。要求日本政府以共产党为对象而采取立法措施、进行取缔。
1949年4月4日，吉田内阁不经议会通过，便以政令的形式擅自公布了《团体等规正令》。吉田首相明确表示该法令“其宗旨却在于对付政治团体的共产党。”[2](P186)该法令禁止一切政党及群众团体的秘密活动，要求各政党和群众团体登记其办公地点和刊物，提交领导人和成员名单。
日本政府中专门为调查日共和左翼团体而设置的特别审查局，迫使日共交出领导人和10.8万名党员的名单。朝战爆发后，美国对日占领当局迅即强化对日本国内左翼政治势力的镇压，麦克阿瑟甚至暗示吉田首相应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政治组织，[2](P190)左翼具有革新性质的政治资源在不公正的竞争条件下和敌对的社会氛围中处于弱势地位，无法转变成具有强势政治资本的政治力量。
三、具有占领时期政治特征的吉田内阁权威性下降
在吉田首相长达7年半之久的权力巅峰期，其权力来源从表面上来看是依据合乎法律程序的议会选举而获得的。但作为被占领国家的政府首脑，如若不能得到占领军当局的认可和赏识，是绝无可能长期占据权力之位的。在日本被占领期间，吉田茂与麦克阿瑟两人之间在改造日本过程中的许多政见是相一致的，两人间的关系也颇为特殊。根据日本占领史学者袖井林二郎教授的研究表明，在5年多的占领期间两人往复书简总数达160余封。(注：参阅袖井林二郎编《麦克阿瑟，吉田往复书简》(一)、(二)、(三)、(补遗)，法政大学《法学志林》，第77卷，第4号；第79卷，第2、3、4号。)这些书简绝非普通私人寒暄书信，麦克阿瑟实施对日占领政策过程中，不是发表公开声明而是以给吉田首相公开书简的形式来发布；而吉田首相每当遇到棘手问题时，为避开GHQ民政局的纠缠也往往以信函的形式同麦克阿瑟直接沟通请示，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最复杂、棘手的问题。
在整个占领期间，吉田茂与麦克阿瑟在改造和重建日本过程中，两人的合作关系颇为紧密。这与两人的经历、性格相近、相容也不无关系。占领时期在盟军总司令部(SCAP)外交局(DS)任职的理查德·B·菲因认为“在麦克阿瑟和吉田茂这两人之间，有许多共同的性格。美军占领开始之时，两人都是六十过半。两人又都是在20世纪初各自国家跃升为世界性大国时期渡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两人都自视青年俊秀，具有极强的自尊心。同时代的很多人认为两人都是傲慢的超保守的政治家。”[5](P13)从美国占领日本这一历史过程来看，吉田茂的首相地位是最稳固的，奥秘就在于吉田茂将同麦克阿瑟的关系调整得非常协调。日本外交评论家加濑英明在臧否战后日本历任首相时，认为吉田茂“最大的功劳就是巧妙地同握有最高权力超越了天皇的GHQ的折冲斡旋，收拾了战后日本的混乱局面，奠定了复兴的基础。”[6](P62)“吉田每当出现难题时，就直接找麦克阿瑟交涉。同为总理大臣，片山只尝试过屈指可数的几次，芦田则一次未有。吉田有政治力和行动力，而且有勇气去尝试，麦克阿瑟和吉田茂的会晤总计有75次之多，全都是由吉田茂自己提出请求的。”[7](P136)吉田的这种政治行动具有多重意义，它可以使吉田茂将日本政府方面的观点直接传递给麦克阿瑟，使美国的占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更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同时，这种高层间频繁接触有利于巩固吉田的政治地位，提高其身价，给反对派以震慑作用。将占领军当局的政治权威作为自己的一种政治资源而加以巧妙的利用。
1951年9月8日，日美完成旧金山媾和，日本从国际法层面结束被占领状态后，日本国内政治格局藉此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占领时代遭受“整肃”的右翼政治家纷纷解禁复出，他们强烈要求改变权力分配的格局。三木武吉就公开说：“虽说是吉田茂，在完成对日和约的缔结和批准的重任后，一定会隐退山林，日本独立后，如果还是和占领下一样，由同一人物执政，那就会执行和占领中没有两样的政策。我想吉田会明白这一点。”日本再建联盟会长岸信介也严厉批评吉田政治，他表示：“尽管说占领期间的历任首相都是美国的应声虫，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问题是今天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到底能不能用毅然的态度来对待美国。独裁者周围的那些自由党、政府的应声虫们，简直太岂有此理了……。”[8](P133)
失去占领军当局和麦克阿瑟的鼎力支持，吉田首相不得不在一种相对平等竞争的政治环境下同鸠山派势力角逐政权。第四、五届吉田内阁几乎就是在同鸠山派的权力角斗中渡过的。这实际上是日本社会内占领体制内外两种同为保守性质政治力量间的直接对抗。
四、具有被“整肃”经历的保守政治家成为政界主流派
吉田首相深知鸠山等人解禁会对自己的权力地位构成威胁，对这些有实力的竞争对手的解禁工作多方设阻。但到旧金山媾和前夕，鸠山一郎、三木武吉、石桥湛山、河野一郎等人作为最后一批被解禁的政界人物又都重返政界。几乎所有这些解禁保守政治家在政治目标上都是以反对具有占领时期特征的吉田政治为第一要务。
鸠山派为争取民意和孤立吉田派势力，以友爱精神为号召，注重笼络政界那些对吉田专断独裁作风心存芥蒂的人士；其次，在对外政策上，鸠山派反对吉田的所谓对美一边倒的政策，提出要广泛地与苏联和中国大陆调整外交关系；第三，在国防政策方面，鸠山、岸信介、石桥等人反对吉田所倡导的轻武装论，认为这不但会削弱日本的独立精神，又有违反宪法的嫌疑，所以主张日本应光明正大地打出重整军备的旗帜；第四，鸠山派主张采取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财政政策。
身为纯粹党务活动家的鸠山一郎，因命运多舛且亲民开明而深得国民同情，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也顺应了刚刚摆脱占领束缚的日本国民的民意，强劲的“鸠山热”席卷日本列岛，使鸠山派在民望上大大超过吉田派。
吉田派的政治失力主要在于依然沉醉于被占领时期的惯性思维，未能迅速地从被占领国的领导者角色中转换出来，执政方略和手法仍沿袭被占领时代的那一套，在外交政策层面未能抢占新的战略制高点，不谋求同中国大陆和苏联打开交往的通道，所倡所导已不符合刚刚摆脱占领重获国家独立的日本国民的精神追求，被日本国民抛弃也是势所必然。
五、被占领时期结束前后日本社会政治结构的特征
依据上述几个层面的初步研究，我认为在日本被占领时期结束前后，也即日美旧金山媾和前后，日本社会政治结构方面呈现如下几种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幼稚性。由于日本无条件投降方式的特殊性，同德国相比较的话，日本帝国的无条件投降实质上是日本武装部队的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作为二级政府被保留下来，特别是作为战前日本政治结构精神支柱的天皇制也未遭受触动，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当局的谋划下，“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又是国民的统一的象征”。
作为二级政府的日本内阁组建程序方面，初期沿用惯例只是由天皇钦准改为须经占领军当局的认可。《日本国宪法》颁布实施后，日本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采用的议会政治。1946年4月10日，战后日本议会首次大选中鸠山领导的自由党获胜，但党首鸠山突遭“整肃”，鸠山力荐吉田茂接替自己出面组阁。吉田既不是自由党党员，也不是一党之首，更未参加此次竞选活动，凭机缘巧合而一步入朝为相，这恐怕在西方议会政治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事情，此举也足以反映出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不成熟和幼稚之处。连吉田本人也常常以“我是被雇用的总理大臣”一语自嘲。
战后日本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政党组织，在政治主张和政治纲领等方面也表现出幼稚不成熟的一面。
随着占领当局对日政治方面改革举措的实施，战后日本政党组织枯木逢春竞相复活。标榜各种政治主张的党派林立，数量惊人。但政纲多有雷同并无新意。各种政治资源处于重新聚合离散的不稳定状态。重组后的日本共产党就曾错误地认为美国占领军是“解放军”，“民主势力的朋友”。[9](P153-154)鸠山一郎组建日本自由党之时也曾错误判断形势，听从吉田茂的建议，以“维护天皇制、反对共产主义”为旗帜，招致苏联方面的敌意，最后在苏方的强硬压力下被盟总整肃等。
第二个特征是过渡性。从日本战败投降起到日美旧金山媾和，短短六年间日本政权更迭极为频繁，各种政治背景的政治代表人物走马灯般轮流执政。从钦命皇族内阁东久迩稔彦，中经战前元老级外交官币原喜重郎内阁、自由党吉田茂内阁、社会党片山哲、芦田均两届短命内阁，最后又复归自由党吉田内阁。每届政府的寿命都颇为短暂。
内阁更迭如此频繁，各政党轮流掌权，说明当时日本社会内政党间势力比较均衡，无超强政党能左右政局；另一方面也表明占领军当局对各政党的情况尤其是执政能力尚属观察阶段，并未真正确定合作对象。这也是这一时期日本政治结构处于动荡重组的根源所在。
第三个特征，是追求政权稳定是占领期结束后日本社会的政治时尚。作为单一民族为主体的日本社会，在遭受史无前例的战争失败后，整个社会基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用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的感受而言，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及其人民有比日本人民在战争结束时受到更彻底的破坏。他们遭到的不仅是工业基础的消灭，甚至不仅是他们的国土处于外国军队占领之下。他们对许多世纪来珍视无敌的日本生活方式的信仰，在彻底失败的极度痛苦中破灭了。”[10](P175)
当一个社会大分大合之际，国家政治运行机制草创时期，每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都会引发不同社会阶层的迥异反响，代表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政治主张也会群说并立，各个政党内部也会因此而产生离合聚散。每种政治主张都希望能成为主流声音，各政党也力争成为掌控政权的执政党。因此，随着日本恢复国家独立解除了占领状态，日本社会内各主要政党纷纷以合并重组为台阶，以控制议会席位为斗争目标，展开新一轮政权角逐。
1951年10月，日本社会党因对旧金山媾和与日美安保条约政见不同，分裂成左右两派。四年之后，两派为控制议会夺取政权，在1955年10月实现联合，铃木茂三郎为委员长。
保守政党方面也顺应形势需要，加快了合并重组的步伐。在日本社会党实现联合统一的一个月之后，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也在财界的压力之下，合并为自由民主党，鸠山一郎任总裁。最终形成日本社会两大政党并争政党体制，“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个政党与半个政党的对立。”[11](P137)也即所谓的“55年体制”。保守政权以绝对优势力量把持政权，革新政党则以维护新宪法为政治活动的最大目标。这是战后长时期日本民主政治的特征。
从上述的分析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国家在社会转轨期的政治结构的构建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各种政治资源的重组与权力分配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一个社会从专制型社会向民主政治社会蜕变期，社会自身的民主政治根基如何固然重要，外部强制力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战后诸多国家和地区现存政治体制与被占领时占领国的意识形态基本相一致的历史与现实明确地诠释了这一道理。它实际上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转移、换位，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战后初期日本政治资源的重组与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说明了一点，哪种政治资源顺应了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历史选择，那么它在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就会处于统治地位，反之，则会沦为权力体系的边缘位置。
收稿日期：2004-01-10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7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论坛》(长春)2004年01期第22～28页
【作者简介】北华大学师范人文学院，吉林吉林132013
郑毅(1962—)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北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吉林大学在读博士。
| 【内容提要】 | 美国对日占领期间，日本社会政治结构初步完成军国主义法西斯政体向欧美议会民主政治的转型。在此期间，日本社会内各种政治资源经过重组，形成保守型政治势力和革新型政治势力，最终以“55年体制”方式完成日本战后政治结构的改造。 |
1951年9月8日，《对日和平条约》在美国旧金山达成(1952年4月28日生效)，同一天日美两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在结束了长达六年半的被占领状态的同时，也在外交上完成转轨定型，成为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盟国和战略支撑点。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国内外学界研究者多侧重从军事、外交等角度研究其地位与作用，而从其对日本国内政治结构的冲击和影响方面涉猎较少。笔者认为，旧金山媾和本身虽然是一次外交上的举动，但它与当时日本国内政治状况息息相关，并且有很大的互动作用。本文拟从日本国内政治结构变化这一角度，来探讨媾和与战后日本政治资源配置整合和政治结构变化的关系。
一、战后初期日本国内政治资源的重组过程
所谓政治资源，就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不同政党组织的数量与规模。政党组织的数量与规模受制于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何种状态的政治体制，决定着这个社会有哪些意识形态的政党组织的合法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
二战时期日本国内政治实行法西斯化。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为实施《基本国策纲要》，取缔所有政党，以“大政翼赞会”的形式囊括所有资产阶级各阶层政治力量，议会被改造成翼赞议会，整个社会政治资源法西斯化。
1945年8月15日，大日本帝国宣布战败投降后，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完成对日军事占领。同战后德国不同，美国在日本的占领方式是以保存日本现政权为前提而完成的。这种间接统治就直接导致战时日本国内保守政治势力仍然执掌大部分国家机器。“政权依然掌握在保守势力手中。战争末期，1944年7月间，策谋打倒东条政权的集团，和在1945年2月策划实现和平的集团，构成了战后政治主体的主流。”[1]随后，美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实施对日本政治体制的改造。战后日本社会内政治资源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开始重组。
美军进驻日本后不久便以盟总指令的形式解除了战时日本政府对集会、结社等政治活动的限制。战时被解散的日本各政党，纷纷重新组合返回政界。战前被军部法西斯势力扼杀的政党政治，又枯木逢春迅速复活，日本社会进入到一种多党制时代。
鸠山一郎、三木武吉等原战前政友会的部分成员组建日本自由党；币原喜重郎等人组建日本进步党；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等革新势力政党也重新崛起，并日渐成为日本社会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内传统保守政治力量在无序状态下凭借着战前积淀的惯性作用，在政权角逐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虽然这种优势地位是很不稳定的，很快就因盟总实施整肃运动而失衡，但这种传统的优势心理和社会认同度，在保守政党角逐政权过程中却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1946年1月，盟总依据波茨坦公告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的条款，公布“整肃令”，规定对一切好战的极端国家主义团体必须解散，一切利用地位和观点积极从事军国主义或极端国家主义的实践与宣传并对这方面发生了影响的分子，必须受到整肃，不准担任公职。
这场整肃运动涉及旧日本统治集团的各层面，人数多达21万左右。连当时的首相币原喜重郎都慨叹：“整肃简直比审判还严厉!不管怎样，审判还有重审的机会，而整肃却没有申辩的可能。作为战败国，只能逆来顺受了。”
尽管如此，对整肃令在推动战后日本民主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连整肃令的坚定反对者吉田茂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整肃制度在促进战后我国各界的民主化方面，确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也就是说，各方面的旧领导者几乎全部被肃清，新时代的人们代替他们占据了重要的职位；而且由于新的制度机构和新的人事安排，使我国一切事务都能在完全不同于战前及战时的基础和环境之下顺利进行；因而错误领导日本人民者之权威和势力已无复活的余地。”[2](P47)
整肃运动给日本社会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冲击是深刻而巨大的。以战前传统政治资源为主体的保守政党，如日本自由党和日本进步党等保守政治势力，受冲击最大，进步党原议员274人中260人，自由党43名议员中30人先后被清洗整肃。在《日本国宪法》颁布后所进行的第一次议会大选中两党均失势；以片山哲、芦田均为党首的日本社会党首次执掌政权，组建以“中道”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党内阁。而且，具有典型革命主义性质的日本共产党，也在国会中赢得相当数量的议席，对日本政治格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根据1946年11月3日经日本国会审议公布的《日本国宪法》，日本的政权形式是美国总统制和英国议会制的一种结合。首相任期四年，由立法机关众议院议员选出。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党派领袖是当然的首相候选人。因此，战后日本社会各种政治资源的分合聚散，都是以议会中的议席争夺为重点，以控制议会席位数量为目标而展开的。
虽然社会党两届内阁因执政经验不足，加之政治黑金事件的负面影响，在1948年10月的大选中失利，将政权交给自由党，但社会党重夺议会第一大党的实力和可能性都存在，对此，右翼保守性质的政党依然不敢轻视。
随着1948年初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改变和日美单方面开始媾和谈判，日本国内政治力量间的对比发生微妙的变化。保守性质的日本自由党逐渐获得盟总的信任和支持，标榜中间道路的社会党失宠，而左翼色彩浓厚的日本共产党等政党受到打压。
1950年7月，美国占领军总部将整肃的矛头从右向左转，矛头指向日本共产党等左翼政治势力，德田球一等9名日共干部被捕入狱，24名日共中央委员被开除公职，1万多名共产党和同情者被解职，而原有对右翼势力的整肃则出现松动。吉田首相认为这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东亚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以前致力于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占领政策遂开始转变，因而缓和了许多对日措施。”[2](P50)到1951年11月，有17万7千余人被解除整肃。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媾和生效时，所有关于公职整肃的法令均被废除。一大批右翼政党领袖人物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重光葵等人都组建新党重返政界，这些保守政治家不但政治阅历丰厚，且社会人脉关系复杂，财界背景不凡。他们的复出无形中加强了保守政治党派的实力，整个政治力量的天平逐渐向保守政党一方倾斜。
很显然，当一个社会处于特殊状态时，内部政治结构的变化、各种政治资源间相互关系的调整，不仅取决于自身现存政治资源的分布与力量对比，外部势力的干预与影响有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外部势力成为一种无制约的力量时，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很容易被外部政治势力按照其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取舍，来决定其结构组成和发展走向。
二、具有革新性质的政治资源受到限制
日本共产党在战前和战时都受到异常残酷的打压，成为不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非法政治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大部分领袖人物或被捕入狱或流亡国外。
1945年10月4日，根据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发布的《关于废除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的指令，东久迩内阁被迫释放了包括日共领导人在内的所有政治犯。宫本显治、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日共领袖先后出狱重返社会，以合法身份恢复政党活动。
1946年2月24日召开的日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发表政治宣言，提出如下政治斗争目标：1.废除天皇制，建立人民政权；2.废除寄生地主制；3.战犯财产收归国有；4.解散财阀，全面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统一管理；5.建立最低工资制和实行7小时劳动制；6.解放妇女。宣言规定“用和平民主的方法完成当前的民主革命”。这一政治纲领符合当时美国占领军当局在日本实行积极的民主化改革和彻底的非军事化政策的需要，因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3](P15)日共成员以合法政党党员身份参加国会选举，且有不俗的表现，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左翼政治力量。1947年2月推动“产别会议”、“总同盟”、“共斗”等工会组织进行“二·一大罢工”。若无美国占领军总部的直接介入制止，很可能一举搞垮第一届吉田内阁，实现左翼政党执掌政权的设想。但当时盟国对日理事会的美国代表乔治·艾奇逊就公开表示：“日本国民的政治活动当然要有自由，但是在美国来说，日本也和我们美国一样，共产主义是要不得的。”[2](P180)随着“二·一”大罢工运动的无疾而终，借助战后日本社会民主运动而勃然兴起的日本共产党的发展势头也严重受挫。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流角色沦为权力体系中的边缘政治力量。尽管两年后，日共在1949年初国会大选中仍获35个议席，成为国会内第四大党派。
1945年11月2日，以战前的无产政党为基础成立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日本社会党。因该党主张民主政治，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政治倾向性上很符合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占领军司令部认为，日本社会党是自由主义政党，是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主要推动者，因此，一度对社会党寄予厚望。1947年4月战后第二次国会大选中，社会党内阁的出现，符合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中改造日本的政治需要，对此麦克阿瑟十分欣喜，他说：“日本国民断然排除了共产主义的领导，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庸之道，既确保了个人自由，又从以提高个人权威为目的的极右、极左政党中选择了中间道路。”[4](P216)5月24日，麦克阿瑟接见片山哲对其出任首相表示祝贺，并希望他能担负起将日本建成东方瑞士的重任。
1948年初，由于亚洲大陆战略形势剧变，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改变了对日政策，社会党政权已不再适合美国占领军的政治需要，加之执政能力和经验的欠缺，逐渐被重新崛起的保守政党自由党吉田内阁所取代。
第二届吉田内阁上台后，立即在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支持下实现了新宪法颁布后首次国会解散，通过新一届国会选举完成对国会绝大多数议席的控制，确保保守性质政党对国家权力的长期稳定控制。麦克阿瑟随即发表声明称：“自由世界的民众无论在世界何地，都热心关注着日本这次秩序井然的选举，并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满意。这次选举是在亚洲历史上一个危急时刻，对政治上的保守观点给予了明确的、而且决定性的委任。”[4](P271)
随后，吉田内阁利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之势，借机打压左翼政党。1949年1月23日，国会大选刚刚结束，吉田茂便借用“整肃令”宣布对社会党左派领袖、日本部落运动领导人、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等10多位政界人物实行整肃。
针对日本共产党的崛起和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美国政府和占领军司令部视其为苏联领导下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渗透，甚至称其为“间接侵略”。因此，将其视为打压的重点对象。要求日本政府以共产党为对象而采取立法措施、进行取缔。
1949年4月4日，吉田内阁不经议会通过，便以政令的形式擅自公布了《团体等规正令》。吉田首相明确表示该法令“其宗旨却在于对付政治团体的共产党。”[2](P186)该法令禁止一切政党及群众团体的秘密活动，要求各政党和群众团体登记其办公地点和刊物，提交领导人和成员名单。
日本政府中专门为调查日共和左翼团体而设置的特别审查局，迫使日共交出领导人和10.8万名党员的名单。朝战爆发后，美国对日占领当局迅即强化对日本国内左翼政治势力的镇压，麦克阿瑟甚至暗示吉田首相应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政治组织，[2](P190)左翼具有革新性质的政治资源在不公正的竞争条件下和敌对的社会氛围中处于弱势地位，无法转变成具有强势政治资本的政治力量。
三、具有占领时期政治特征的吉田内阁权威性下降
在吉田首相长达7年半之久的权力巅峰期，其权力来源从表面上来看是依据合乎法律程序的议会选举而获得的。但作为被占领国家的政府首脑，如若不能得到占领军当局的认可和赏识，是绝无可能长期占据权力之位的。在日本被占领期间，吉田茂与麦克阿瑟两人之间在改造日本过程中的许多政见是相一致的，两人间的关系也颇为特殊。根据日本占领史学者袖井林二郎教授的研究表明，在5年多的占领期间两人往复书简总数达160余封。(注：参阅袖井林二郎编《麦克阿瑟，吉田往复书简》(一)、(二)、(三)、(补遗)，法政大学《法学志林》，第77卷，第4号；第79卷，第2、3、4号。)这些书简绝非普通私人寒暄书信，麦克阿瑟实施对日占领政策过程中，不是发表公开声明而是以给吉田首相公开书简的形式来发布；而吉田首相每当遇到棘手问题时，为避开GHQ民政局的纠缠也往往以信函的形式同麦克阿瑟直接沟通请示，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最复杂、棘手的问题。
在整个占领期间，吉田茂与麦克阿瑟在改造和重建日本过程中，两人的合作关系颇为紧密。这与两人的经历、性格相近、相容也不无关系。占领时期在盟军总司令部(SCAP)外交局(DS)任职的理查德·B·菲因认为“在麦克阿瑟和吉田茂这两人之间，有许多共同的性格。美军占领开始之时，两人都是六十过半。两人又都是在20世纪初各自国家跃升为世界性大国时期渡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两人都自视青年俊秀，具有极强的自尊心。同时代的很多人认为两人都是傲慢的超保守的政治家。”[5](P13)从美国占领日本这一历史过程来看，吉田茂的首相地位是最稳固的，奥秘就在于吉田茂将同麦克阿瑟的关系调整得非常协调。日本外交评论家加濑英明在臧否战后日本历任首相时，认为吉田茂“最大的功劳就是巧妙地同握有最高权力超越了天皇的GHQ的折冲斡旋，收拾了战后日本的混乱局面，奠定了复兴的基础。”[6](P62)“吉田每当出现难题时，就直接找麦克阿瑟交涉。同为总理大臣，片山只尝试过屈指可数的几次，芦田则一次未有。吉田有政治力和行动力，而且有勇气去尝试，麦克阿瑟和吉田茂的会晤总计有75次之多，全都是由吉田茂自己提出请求的。”[7](P136)吉田的这种政治行动具有多重意义，它可以使吉田茂将日本政府方面的观点直接传递给麦克阿瑟，使美国的占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更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同时，这种高层间频繁接触有利于巩固吉田的政治地位，提高其身价，给反对派以震慑作用。将占领军当局的政治权威作为自己的一种政治资源而加以巧妙的利用。
1951年9月8日，日美完成旧金山媾和，日本从国际法层面结束被占领状态后，日本国内政治格局藉此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占领时代遭受“整肃”的右翼政治家纷纷解禁复出，他们强烈要求改变权力分配的格局。三木武吉就公开说：“虽说是吉田茂，在完成对日和约的缔结和批准的重任后，一定会隐退山林，日本独立后，如果还是和占领下一样，由同一人物执政，那就会执行和占领中没有两样的政策。我想吉田会明白这一点。”日本再建联盟会长岸信介也严厉批评吉田政治，他表示：“尽管说占领期间的历任首相都是美国的应声虫，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问题是今天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到底能不能用毅然的态度来对待美国。独裁者周围的那些自由党、政府的应声虫们，简直太岂有此理了……。”[8](P133)
失去占领军当局和麦克阿瑟的鼎力支持，吉田首相不得不在一种相对平等竞争的政治环境下同鸠山派势力角逐政权。第四、五届吉田内阁几乎就是在同鸠山派的权力角斗中渡过的。这实际上是日本社会内占领体制内外两种同为保守性质政治力量间的直接对抗。
四、具有被“整肃”经历的保守政治家成为政界主流派
吉田首相深知鸠山等人解禁会对自己的权力地位构成威胁，对这些有实力的竞争对手的解禁工作多方设阻。但到旧金山媾和前夕，鸠山一郎、三木武吉、石桥湛山、河野一郎等人作为最后一批被解禁的政界人物又都重返政界。几乎所有这些解禁保守政治家在政治目标上都是以反对具有占领时期特征的吉田政治为第一要务。
鸠山派为争取民意和孤立吉田派势力，以友爱精神为号召，注重笼络政界那些对吉田专断独裁作风心存芥蒂的人士；其次，在对外政策上，鸠山派反对吉田的所谓对美一边倒的政策，提出要广泛地与苏联和中国大陆调整外交关系；第三，在国防政策方面，鸠山、岸信介、石桥等人反对吉田所倡导的轻武装论，认为这不但会削弱日本的独立精神，又有违反宪法的嫌疑，所以主张日本应光明正大地打出重整军备的旗帜；第四，鸠山派主张采取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财政政策。
身为纯粹党务活动家的鸠山一郎，因命运多舛且亲民开明而深得国民同情，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也顺应了刚刚摆脱占领束缚的日本国民的民意，强劲的“鸠山热”席卷日本列岛，使鸠山派在民望上大大超过吉田派。
吉田派的政治失力主要在于依然沉醉于被占领时期的惯性思维，未能迅速地从被占领国的领导者角色中转换出来，执政方略和手法仍沿袭被占领时代的那一套，在外交政策层面未能抢占新的战略制高点，不谋求同中国大陆和苏联打开交往的通道，所倡所导已不符合刚刚摆脱占领重获国家独立的日本国民的精神追求，被日本国民抛弃也是势所必然。
五、被占领时期结束前后日本社会政治结构的特征
依据上述几个层面的初步研究，我认为在日本被占领时期结束前后，也即日美旧金山媾和前后，日本社会政治结构方面呈现如下几种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幼稚性。由于日本无条件投降方式的特殊性，同德国相比较的话，日本帝国的无条件投降实质上是日本武装部队的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作为二级政府被保留下来，特别是作为战前日本政治结构精神支柱的天皇制也未遭受触动，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当局的谋划下，“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又是国民的统一的象征”。
作为二级政府的日本内阁组建程序方面，初期沿用惯例只是由天皇钦准改为须经占领军当局的认可。《日本国宪法》颁布实施后，日本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采用的议会政治。1946年4月10日，战后日本议会首次大选中鸠山领导的自由党获胜，但党首鸠山突遭“整肃”，鸠山力荐吉田茂接替自己出面组阁。吉田既不是自由党党员，也不是一党之首，更未参加此次竞选活动，凭机缘巧合而一步入朝为相，这恐怕在西方议会政治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事情，此举也足以反映出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不成熟和幼稚之处。连吉田本人也常常以“我是被雇用的总理大臣”一语自嘲。
战后日本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政党组织，在政治主张和政治纲领等方面也表现出幼稚不成熟的一面。
随着占领当局对日政治方面改革举措的实施，战后日本政党组织枯木逢春竞相复活。标榜各种政治主张的党派林立，数量惊人。但政纲多有雷同并无新意。各种政治资源处于重新聚合离散的不稳定状态。重组后的日本共产党就曾错误地认为美国占领军是“解放军”，“民主势力的朋友”。[9](P153-154)鸠山一郎组建日本自由党之时也曾错误判断形势，听从吉田茂的建议，以“维护天皇制、反对共产主义”为旗帜，招致苏联方面的敌意，最后在苏方的强硬压力下被盟总整肃等。
第二个特征是过渡性。从日本战败投降起到日美旧金山媾和，短短六年间日本政权更迭极为频繁，各种政治背景的政治代表人物走马灯般轮流执政。从钦命皇族内阁东久迩稔彦，中经战前元老级外交官币原喜重郎内阁、自由党吉田茂内阁、社会党片山哲、芦田均两届短命内阁，最后又复归自由党吉田内阁。每届政府的寿命都颇为短暂。
内阁更迭如此频繁，各政党轮流掌权，说明当时日本社会内政党间势力比较均衡，无超强政党能左右政局；另一方面也表明占领军当局对各政党的情况尤其是执政能力尚属观察阶段，并未真正确定合作对象。这也是这一时期日本政治结构处于动荡重组的根源所在。
第三个特征，是追求政权稳定是占领期结束后日本社会的政治时尚。作为单一民族为主体的日本社会，在遭受史无前例的战争失败后，整个社会基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用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的感受而言，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及其人民有比日本人民在战争结束时受到更彻底的破坏。他们遭到的不仅是工业基础的消灭，甚至不仅是他们的国土处于外国军队占领之下。他们对许多世纪来珍视无敌的日本生活方式的信仰，在彻底失败的极度痛苦中破灭了。”[10](P175)
当一个社会大分大合之际，国家政治运行机制草创时期，每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都会引发不同社会阶层的迥异反响，代表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政治主张也会群说并立，各个政党内部也会因此而产生离合聚散。每种政治主张都希望能成为主流声音，各政党也力争成为掌控政权的执政党。因此，随着日本恢复国家独立解除了占领状态，日本社会内各主要政党纷纷以合并重组为台阶，以控制议会席位为斗争目标，展开新一轮政权角逐。
1951年10月，日本社会党因对旧金山媾和与日美安保条约政见不同，分裂成左右两派。四年之后，两派为控制议会夺取政权，在1955年10月实现联合，铃木茂三郎为委员长。
保守政党方面也顺应形势需要，加快了合并重组的步伐。在日本社会党实现联合统一的一个月之后，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也在财界的压力之下，合并为自由民主党，鸠山一郎任总裁。最终形成日本社会两大政党并争政党体制，“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个政党与半个政党的对立。”[11](P137)也即所谓的“55年体制”。保守政权以绝对优势力量把持政权，革新政党则以维护新宪法为政治活动的最大目标。这是战后长时期日本民主政治的特征。
从上述的分析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国家在社会转轨期的政治结构的构建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各种政治资源的重组与权力分配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一个社会从专制型社会向民主政治社会蜕变期，社会自身的民主政治根基如何固然重要，外部强制力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战后诸多国家和地区现存政治体制与被占领时占领国的意识形态基本相一致的历史与现实明确地诠释了这一道理。它实际上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转移、换位，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战后初期日本政治资源的重组与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说明了一点，哪种政治资源顺应了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历史选择，那么它在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就会处于统治地位，反之，则会沦为权力体系的边缘位置。
收稿日期：200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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