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史学界对杜鲁门政府“原子外交”的研究述评
李胜凯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津)2004年03期第24～29页
【英文标题】The Review of American History Study on the Atomic Diplomacy During Truman Administration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李胜凯，男，1962年生，历史学副教授，山东人。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拉美研究中 心200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战后美国外交史。
【关 键 词】原子弹/原子能国际控制/冷战atomic diplomacy/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the Co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随着原子武器的研制成功和实战使用，杜鲁门政府力图利 用原子弹的军事价值和商业价值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服务，形成了对战后世界格局影响深 远“原子外交”。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直是西方学者抱有浓厚兴趣、经久不衰的研究 课题，有关资料和学术论著浩如烟海，不胜枚举。其中，美国学者因其便利的研究条件 所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美国史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择要 作一评述。
一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1945年8月使用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这 在当时是没有异议的。为了减少美军士兵的伤亡，使用原子弹结束战争是正当的，是杜 鲁门政府实施太平洋战略的应有之意。据官方估计，如完成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行动， 造成的伤亡人数会多达6万人，在战后初期的估计中，这一数字又不断增加，由15万到5 0万，甚至更多。不论估计的数字是否准确，大部分美国人相信如果不动用原子弹，将 会使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原子弹消除了进攻日本本土的必要性，加快了结束战争的进 程，并拯救了一大批美国士兵的生命。参与使用原子弹决策的前政府官员和大部分学者 坚持这种观点，如杜鲁门、史汀生、贝尔纳斯、麦乔治·邦迪、塞缪尔·E·莫里森等 。仅有少数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如威廉·W·威廉斯、D.F.弗莱明等人认为，原子弹对于 迅速结束对日战争并没有起实质性的作用，在做出使用它的决策时，政治方面的考虑显 然要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1](pp.97～114)。
但是，不久历史学家们就提出了疑问：对于结束战争，原子弹的使用真的有必要吗?是 否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或者使用原子弹是否至少部分地影响了未来的美苏关系?是否像斯 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向杜鲁门透漏得那样，日本人于1945年夏天向莫斯科发出求和的信 息?斯大林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所做的苏联将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承诺，能够足以迫 使日本投降吗?
1946年美国所做的一项战略轰炸调查说明，到1944年底和1945年初，日本经济已陷入 崩溃的境地，军事力量也受到极大的削弱，政府内部的分歧加深，出现了求和派。在这 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投降也已有了极大的可能。基于这些发现，有些历史 学家断言，如果美国修改它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度的话，外交手 段即可结束战争而毋需使用原子弹。但其他学者注意到，这项调查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进 行的，而战争期间领导人的决策是在信息相当闭塞的情况下做出的，因而不同意上述说 法。
关于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动机，更是众说纷纭。这一决定是否就像杜鲁门所表述的那 样，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和使美军损失最小化?抑或是这一决定受到了种族偏见的影响 ，意在报复日本人，以洗雪珍珠港事件带给美国的耻辱?和苏联的关系怎样影响了这一 政策的制订?1965年，美国学者加尔·阿尔普罗维茨发表《原子外交》一书，向上述主 流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力图证明，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们把原子弹当作一个用来 挫败苏联在东欧和亚洲野心的外交砝码。杜鲁门在入主白宫不久，就推翻了罗斯福的和 苏联合作的既定政策，谴责苏联在波兰的行动；他采取了一种“拖延摊牌的战略”以避 免和苏联的对抗。杜鲁门将波茨坦会议召开日期推迟到原子弹试验之时，是别有用心的 。如果它试验成功的话，原子弹在外交上将不仅能够起到加强美国反对苏联在东欧政策 的作用，而且会在苏联参战和控制中国东北地区前结束对日战争。美国决定使用原子弹 的基本动机不是减少美军的损失和击败日本，而是阻止苏联的参战，从而避免苏联在远 东扩展其势力。同时借此向苏联显示原子弹的巨大威力，来迫使苏联在战后一些国际问 题上做出让步，原子弹为杜鲁门提供了他需要改变罗斯福对苏合作政策和迫使苏默许美 国关于中、东欧计划的有力武器。以后，阿尔普罗维茨又利用新披露的材料，在该书的 修订本和其他著述中进一步论述了这种观点[2]。
阿尔普罗维茨的修正派史学在美国学术界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的观点遭到不少 人的批评和诘难。B.J.伯恩斯坦称《原子外交》一书的观点是“貌似有理，过于夸大和 经不住推敲的”；罗伯特·麦德克斯则批评该书作者对史实“作了严重歪曲和误解”； 路易斯·莫顿对此也表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3]。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中，赫伯特·菲斯的成果引人注目。他的权 威性解释源于他对大量的原始资料的鉴别和分析。菲斯明确指出，对于迫使日本接受美 国的条件，“在几个月内投降”，使用原子弹是不必要的。即便没有原子弹、苏联参战 或者进攻日本本土，战争也将会在1945年底结束。但是菲斯又认为，即使原子弹是不必 要的，使用它仍是正当的。美国的决策者确信投掷原子弹“或许会保全数以万计”的美 国士兵的生命。尽快结束战争，是使用原子弹最急迫的理由[4]。
到70年代中期，借助于已公开的关键性原始档案，又有几部重要的著作问世，使阿尔 普罗维茨的某些观点打了折扣，但某些观点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罗斯不同意阿尔普罗 维茨对杜鲁门政府的指责，他认为杜鲁门并没有采取一种推迟波茨坦会议的“拖延战略 ”，以期望在会议期间能够进行原子弹的试验。他否认美国出于政治的原因，在波茨坦 会议和轰炸广岛时施展了任何形式的原子外交。尽管罗斯总体上同情杜鲁门在当时的处 境，但是，他又谴责杜鲁门政府在战后利用原子垄断的优势，从苏联那里获取外交上的 利益。而且，他毫不客气地抨击毁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轰炸是“邪恶的行为”[5]。
马丁·舍温在其代表作《毁灭的世界：原子弹和伟大的同盟》一书中强调指出，对美 国原子能政策的完整理解，必须既审视罗斯福的实践，又需要检验杜鲁门的行动。从曼 哈顿工程一开始，美国高层决策者就把原子弹仅仅看成是一种有巨大潜力的武器，准备 在将来使用。对于研制出原子弹之后是否使用它的问题，他们从不加以怀疑。罗斯福在 对待原子能的问题上守口如瓶，在分享原子情报方面，他将苏联排斥出去。杜鲁门在继 任总统后，很快采取了比其前任更坚定的反苏姿态。舍温认为，使用原子弹的主要动机 是尽快结束战争。他同意阿尔普罗维茨的分析，即高层官员把原子弹当作能提供外交砝 码的政治武器，但他又称这样的考虑是第二位的，军事因素才是第一位的[6]。舍温在 一篇关于原子弹和冷战起源的论文中声称，罗斯福总统并没有就原子弹在战后的作用提 出过明确的主张，但是在他面临的选择中，他所考虑的是他的科学顾问们建议的国际控 制问题，以及丘吉尔所要求的战后英美垄断问题，这说明，早在1943年原子弹潜在的战 后外交价值开始构成罗斯福的原子能政策[7](pp.945～968)。伯恩斯坦的结论与舍温相 似，但他更强调罗斯福的遗产有效地限制了杜鲁门处理原子弹问题的方式[8](pp.23～2 9)。
其他一些学者也都普遍认为杜鲁门政府使用原子弹，主要基于军事上的考虑；但也指 出，杜鲁门同时希望它会增加外交上的“附加效果”。约翰·L·加迪斯、丹尼尔·耶 金、格里格·赫肯和罗伯特·多诺万等人虽然批驳阿尔普罗维茨的某些观点有失公允， 但是又从整体上接受了他的看法。赫肯认为原子弹服务于军事和外交两种目的，并分析 杜鲁门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如何认真掂量它的政治含义。罗伯特·梅塞通过对原子外交的 最积极鼓吹者——詹姆斯·F·贝尔纳斯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批评杜鲁门和 贝尔纳斯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即拥有原子弹“将会保全中国、保护门户开放，使( 美国和)俄国人更易于打交道，并按美国领导人的条件实现和平”[9]。托马斯·帕特森 等学者的观点与之较为接近，他们认为，冷战开始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10] (pp.429～435)。
80年代以来，随着当年决策者的手稿、日记、私人书信的发表及有关官方档案的部分 解密，为人们研究二战后期以来杜鲁门政府的原子外交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在此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新的成果，使有关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并大大拓展了研究 领域。其中，理查德·罗兹、麦乔治·邦迪、利昂·V·西格尔、戴维·霍洛韦和沃尔 特·麦道格等人的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罗兹于1987年出版的《原子弹出世 记》，对曼哈顿工程的由来和美国秘密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作了翔实可靠的描述和分析， 被同时代人誉为“一部大部头的杰作”。西格尔所著的《血战到底》一书则从官僚政治 的层面，剖析了影响杜鲁门政府决策的各种因素。作者认为，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们在 很大程度上是“无能力的、低效率的和孤陋寡闻的”。如果总统不做使用原子弹的选择 ，他事实上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对轰炸目标和时间的关键性决定不是由总统或者陆军 部长做出的，而是由格罗夫斯和其他军队将领做出的。尤其是格罗夫斯，他急于证明耗 费巨大的曼哈顿工程是“正当的、值得的”，而不愿为总统提供其他替代方案，因为那 将改变已有的计划，使他的目标受挫。因此，在使用原子弹的决策上，其原因“更多的 是来自于官僚们的压力而不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认真考虑。总统和他的亲密顾问们从来没 有收到关于权衡替代原子弹轰炸的其他方案、或者寻求使日本实现和平的可行途径的认 真评论”[11]。
二
关于战后初期原子能的国际控制问题，是杜鲁门政府原子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1945 年4月，当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告知这位新总统美国正在制造原子弹的秘密时，他评 论道，原子弹的发展既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又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史汀生警告说， 如果在战争结束后不能够建立一套有效的原子能国际控制机制，将可能发生“文明的灾 难”。另一方面，史汀生声称，如果成功地解决了控制原子能这一重大难题，就会创造 出一个把世界带入和平与安全的机会[12](pp.99～100)。1946年6月，美国驻联合国代 表伯纳德·巴鲁克提出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呼吁将所有形式的原子 能置于联合国机构——原子能委员会的统一控制之下。然而，苏联认为这一建议是美国 为保护自己的核垄断地位而玩弄的欺骗伎俩，因此予以强烈的抵制。由于双方立场的截 然对立和互不妥协，巴鲁克计划始终没有被联合国接受，美苏谈判以失败告终，史汀生 所担心的可怕的核军备竞赛不久即成为现实，其影响至今犹存。
许多历史学家为联合国没有就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及时达成协议而感到遗憾的同时， 以冷静、审慎和客观的态度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力图揭示原子能发展史上这段扑朔 迷离的历史的真相。理查德·休利特和奥斯卡·安德森主编的《新世界：1939—1946年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历史》，作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部正史，它辑录了大量的原始 文献，对巴鲁克计划的起源和历史作了非常完整、详尽的阐述[13]。约瑟夫·里伯曼分 析指出，自二战后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原子弹问题上的种种决策和行动，就已经逐步破 坏了战后在这类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美国没有在二战中告知苏联它研制核武器的情 况；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隐含着对苏联的威胁；战后在国际控制方面美国行动缓慢，使苏 联对美国的意图有所警觉；再加上战后美苏在其他问题上的矛盾和敌意加深早在巴鲁克 计划提出之前，美国要“建立一套成功的控制机制基础的机会就已经无可挽回地失掉了 ”[14](p.126)。格雷格·赫肯则认为，巴鲁克计划“是一种“虚幻信念”的产物，即 原子弹既可以用于外交，也可以在军事上作为和苏联斗争的“克敌制胜的武器”[15](p .5)。对此，贝克霍弗、诺基等学者也分别作了研究[16]。
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伯恩斯坦强调指出，巴鲁克计划谈判的失败，必须被理解为“美 苏关系中彼此不信任的一种象征”，它“既是冷战的诱因，又是冷战的结果”。伯恩斯 坦认为，对这些问题所作的任何分析，必须从罗斯福年代开始，而不是从杜鲁门年代开 始。杜鲁门的政策没有脱离富兰克林·D·罗斯福所制订的原子能国际关系的框架。反 过来说，对冷战和美、苏之间产生怀疑根源的任何分析也至少必须考虑到罗斯福政府的 行动，以及罗斯福排斥苏联，建立美、英核联盟，秘密从事曼哈顿工程的政策。罗斯福 认为原子弹将会成为抗衡苏联军队的一个军事砝码，而且它还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 外交政策目标。但是，罗斯福为其继任者定下的政策界限是十分模糊的，杜鲁门在战争 期间有可能“改变这一政策方向”。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杜鲁门的行动仍有较大的弹 性。在伯恩斯坦看来，杜鲁门政府最后出台的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即所谓巴鲁克计划 ，由于它保护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利益和工业发展，遭到了后者的 坚决反对；反之，苏联的原子能控制计划也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它要求销毁原子 弹和分享原子能情报，同时推迟对原子能的国际监督。根深蒂固的猜疑导致了分裂，使 两国之间未能达成一种必要的妥协[17](pp.1003～1044)。
美国之研制原子弹，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战胜德国，其计划是对苏联严格保密的。原子 弹计划的军事负责人格罗夫斯准将后来曾坦言：“俄国是我们的敌人，曼哈顿计划就是 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伟大的同盟”是很脆弱的，美国领导人并不信任苏联这位盟 友。美国和英国的关系甚至也因在共享原子能情报问题上的分歧而不时变得紧张。伯恩 斯坦总结说，在1945年或1946年的时候，“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做好冒险达成另一 方所需要协议的准备”[17](pp.1003～1044)。对此，马丁·舍温也强调指出，在战争 期间罗斯福总统的原子能政策不仅没有促进战后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目标，反而“实 际上使这些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了”[6](p.238)。毫无疑问，伯恩斯坦、舍温等历 史学家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
拉里·格勃的研究给人留下耳目一新的印象。他注意到个人因素在巴鲁克计划中的作 用问题。格勃认为，在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巴鲁克本人的有关态度 和理念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18](pp.69～93)。格勃对巴鲁克的国家安全观和他所具 有的“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理念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因而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揭示 了该计划和冷战起源之间的关系。在格勃看来，巴鲁克既是头脑坚定的、追求美国安全 利益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一名理想主义者，相信人类有可能建立一种基于美国法律 与自由理念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这就使巴鲁克计划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种 成分。而对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其社会经济制度的某种“恐惧心理和不安全感”， 也是影响巴鲁克在美苏谈判中坚持强硬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丹尼尔·耶金认为，1945年后一种新的“国家安全”理念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 思想”，杜鲁门政府扩大了美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范围，把“世界实际发生 的每种变化都想象为有可能对美国的长期生存具有潜在的决定性影响”。耶金强调指出 ，这种新的国家安全观“只有在当它受到热衷于追求世界霸权的苏联肆无忌惮、富有侵 略性的挑战困扰的时候，才获得完整的意义”。巴鲁克和政府的重要决策者们包括杜鲁 门在内都接受了的这种看法。结果，尽管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的经济军事 力量有了史无前例的扩张，美国决策者们却没有获得一种“更有保障的”安全感，而是 似乎感受到存在着一种美国“不得不迫切面对的扩大了的威胁”。换言之，美国战后新 的国家安全观，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固有忧虑，它产生并刺激了一种潜在的不安全感 ，随着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和责任的增加，这种不安全感与之荒谬地携手并进[18](pp. 69～93)。
格勃进一步指出，由于把战后世界看作是一个与苏联竞争和可能发生冲突的全球战场 ，以及“共产主义实际上毫无限制的全球性扩张”，杜鲁门政府特别害怕，苏联“严密 的极权主义统治制度所具有的潜在的优势或许会使他们承受得起与美国的这样一场斗争 ”。对于原子时代的“美国民主制度的脆弱”，杜鲁门、巴鲁克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等 人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由于“俄国人缺少道德的约束，他们绝对的国内控制，他们 快速的、残酷无情的行动能力，从长远来看，他们要比松松快跨的、政府体制反应缓慢 的，以及公众意志值得怀疑的美国会更好地开发原子能资源”[19](pp.193～198)。然 而，思想与观念究竟怎样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迄今仍然是研究巴鲁克计划的人们所忽 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
值得深入探讨的还有二战结束时苏联的原子弹计划在美苏关系中的地位问题。多年来 ，史学论著集中在美国原子弹使同盟关系恶化的影响方面，而对有关苏联发展原子弹对 美苏冷战的作用，鲜有论及，且失之肤浅。对此，霍洛韦专门进行了研究，他在《苏联 和军备竞赛》一书中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便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较为坦诚地告知斯 大林美国的原子弹计划，苏联的政策也还是同样。但是作者又强调说：“西方国家(美 、英)的原子保密政策引起了苏联的疑虑，并刺激它发展自己的原子弹计划。”[20]沃 尔特·麦道格通过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空间核竞赛起源的探讨，断定“原子弹是苏 维埃制度的必然产物”。如果其立论正确，那么，关于使用原子弹怎样影响了苏美关系 的传统观点就得以批判性的眼光加以重新审视。“如果苏联坚定不移地发展核武器，美 国实施原子外交的企图对其决定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尽管这或许对由他们引起的紧急 状态和对他们的外交姿态有所影响”[21]。麦乔治·邦迪分析指出，即便斯大林制造原 子弹的决定是不可逆转的，他也不是毫不通融地反对原子能问题的谈判[22](pp.178～1 82)。不过，麦道格、邦迪等人在论述苏联核计划影响的时候，尚缺少佐证其观点的充 分的档案资料。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俄罗斯官方开始将冷战 时期前苏联最高决策部门部分外交档案加以解密并整理出版，这为人们研究战后美国的 原子外交，解读美苏冷战史中长期令世人困惑的问题提供了便利。在此基础上，仅仅数 年的时间，在历史学家的案头上就增加了好几部厚重的著作[23]。另外，著名史学家约 翰·L·加迪斯等主编的《冷战政治家面对原子弹》是一部关于战后原子能和国际关系 的史学论集，反映了美国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24]。
杜鲁门政府的原子外交政策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在核时代降 临后，面对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家们该如何正确处理权力和责任的关系?其次， 核军备竞赛为何不能避免?美苏冷战是否为发展核军备的催化剂?抑或是技术的发展对核 武器政策起了决定作用?再是，假如没有苏联这个敌人，美国会放弃对原子武器的垄断 吗?美国的安全利益及其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是否使裁军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杜鲁门政府 探索与苏联实行原子能国际监督和合作的政策为什么会遭到失败?有没有可替代核试验 的另外一种选择?为什么杜鲁门政府置奥本海默等科学家的建议于不顾，而执意进行更 危险的氢弹试验?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引起历史学家浓厚的研究兴趣和热烈的争论。
对于核武器与冷战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核武器在战后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 稳定作用。通过把战后历史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加以对比，一些学者指出，之所以没 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归功于核武器的存在，原子弹可怕的杀伤力和破坏力造成了 一种力量平衡，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投鼠忌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发动一场打不赢的 战争。其他学者则强调核军备竞赛的危险性、冒险性和代价的巨大，认为核武器对世界 和平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威胁，加剧了冷战的紧张状态，并占用和耗费了可解决其他全球 性问题的资源，这些问题，如贫困问题、环境恶化问题、人权和经济发展等问题，都是 当代国际社会所急需解决的。
历史学家的观点尽管存在着如此众多的分歧，但他们又普遍承认，在杜鲁门当政结束 之际，核武器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必不可少的环节，成为制约美国政治和外交的一 个重要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苏冷战双方寻求通过核威慑来加强自身的安全 时，每一方都觉得更易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冷战的结束 终于使冷战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有了根本性的缓解，但与此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 竞相加入核俱乐部，核扩散已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追根溯源，这些现象不能不说是杜 鲁门时代美国原子外交的一份凝重的遗产。
收稿日期：2004-03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津)2004年03期第24～29页
【英文标题】The Review of American History Study on the Atomic Diplomacy During Truman Administration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李胜凯，男，1962年生，历史学副教授，山东人。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拉美研究中 心200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战后美国外交史。
| 【内容提要】 | 多年以来，杜鲁门政府的“原子外交”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本文主要从 原子弹的使用、原子能国际控制以及原子外交与冷战起源的关系等方面，择要介绍和评 述了美国历史学家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 For many years,the atomic diplomacy during Truman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a hot subject among western scholars,The author chiefly introduces and comments on the academic viewpoints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American historians by referring to the use of the Bomb,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omic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
一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1945年8月使用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这 在当时是没有异议的。为了减少美军士兵的伤亡，使用原子弹结束战争是正当的，是杜 鲁门政府实施太平洋战略的应有之意。据官方估计，如完成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行动， 造成的伤亡人数会多达6万人，在战后初期的估计中，这一数字又不断增加，由15万到5 0万，甚至更多。不论估计的数字是否准确，大部分美国人相信如果不动用原子弹，将 会使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原子弹消除了进攻日本本土的必要性，加快了结束战争的进 程，并拯救了一大批美国士兵的生命。参与使用原子弹决策的前政府官员和大部分学者 坚持这种观点，如杜鲁门、史汀生、贝尔纳斯、麦乔治·邦迪、塞缪尔·E·莫里森等 。仅有少数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如威廉·W·威廉斯、D.F.弗莱明等人认为，原子弹对于 迅速结束对日战争并没有起实质性的作用，在做出使用它的决策时，政治方面的考虑显 然要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1](pp.97～114)。
但是，不久历史学家们就提出了疑问：对于结束战争，原子弹的使用真的有必要吗?是 否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或者使用原子弹是否至少部分地影响了未来的美苏关系?是否像斯 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向杜鲁门透漏得那样，日本人于1945年夏天向莫斯科发出求和的信 息?斯大林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所做的苏联将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承诺，能够足以迫 使日本投降吗?
1946年美国所做的一项战略轰炸调查说明，到1944年底和1945年初，日本经济已陷入 崩溃的境地，军事力量也受到极大的削弱，政府内部的分歧加深，出现了求和派。在这 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投降也已有了极大的可能。基于这些发现，有些历史 学家断言，如果美国修改它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度的话，外交手 段即可结束战争而毋需使用原子弹。但其他学者注意到，这项调查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进 行的，而战争期间领导人的决策是在信息相当闭塞的情况下做出的，因而不同意上述说 法。
关于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动机，更是众说纷纭。这一决定是否就像杜鲁门所表述的那 样，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和使美军损失最小化?抑或是这一决定受到了种族偏见的影响 ，意在报复日本人，以洗雪珍珠港事件带给美国的耻辱?和苏联的关系怎样影响了这一 政策的制订?1965年，美国学者加尔·阿尔普罗维茨发表《原子外交》一书，向上述主 流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力图证明，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们把原子弹当作一个用来 挫败苏联在东欧和亚洲野心的外交砝码。杜鲁门在入主白宫不久，就推翻了罗斯福的和 苏联合作的既定政策，谴责苏联在波兰的行动；他采取了一种“拖延摊牌的战略”以避 免和苏联的对抗。杜鲁门将波茨坦会议召开日期推迟到原子弹试验之时，是别有用心的 。如果它试验成功的话，原子弹在外交上将不仅能够起到加强美国反对苏联在东欧政策 的作用，而且会在苏联参战和控制中国东北地区前结束对日战争。美国决定使用原子弹 的基本动机不是减少美军的损失和击败日本，而是阻止苏联的参战，从而避免苏联在远 东扩展其势力。同时借此向苏联显示原子弹的巨大威力，来迫使苏联在战后一些国际问 题上做出让步，原子弹为杜鲁门提供了他需要改变罗斯福对苏合作政策和迫使苏默许美 国关于中、东欧计划的有力武器。以后，阿尔普罗维茨又利用新披露的材料，在该书的 修订本和其他著述中进一步论述了这种观点[2]。
阿尔普罗维茨的修正派史学在美国学术界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的观点遭到不少 人的批评和诘难。B.J.伯恩斯坦称《原子外交》一书的观点是“貌似有理，过于夸大和 经不住推敲的”；罗伯特·麦德克斯则批评该书作者对史实“作了严重歪曲和误解”； 路易斯·莫顿对此也表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3]。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中，赫伯特·菲斯的成果引人注目。他的权 威性解释源于他对大量的原始资料的鉴别和分析。菲斯明确指出，对于迫使日本接受美 国的条件，“在几个月内投降”，使用原子弹是不必要的。即便没有原子弹、苏联参战 或者进攻日本本土，战争也将会在1945年底结束。但是菲斯又认为，即使原子弹是不必 要的，使用它仍是正当的。美国的决策者确信投掷原子弹“或许会保全数以万计”的美 国士兵的生命。尽快结束战争，是使用原子弹最急迫的理由[4]。
到70年代中期，借助于已公开的关键性原始档案，又有几部重要的著作问世，使阿尔 普罗维茨的某些观点打了折扣，但某些观点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罗斯不同意阿尔普罗 维茨对杜鲁门政府的指责，他认为杜鲁门并没有采取一种推迟波茨坦会议的“拖延战略 ”，以期望在会议期间能够进行原子弹的试验。他否认美国出于政治的原因，在波茨坦 会议和轰炸广岛时施展了任何形式的原子外交。尽管罗斯总体上同情杜鲁门在当时的处 境，但是，他又谴责杜鲁门政府在战后利用原子垄断的优势，从苏联那里获取外交上的 利益。而且，他毫不客气地抨击毁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轰炸是“邪恶的行为”[5]。
马丁·舍温在其代表作《毁灭的世界：原子弹和伟大的同盟》一书中强调指出，对美 国原子能政策的完整理解，必须既审视罗斯福的实践，又需要检验杜鲁门的行动。从曼 哈顿工程一开始，美国高层决策者就把原子弹仅仅看成是一种有巨大潜力的武器，准备 在将来使用。对于研制出原子弹之后是否使用它的问题，他们从不加以怀疑。罗斯福在 对待原子能的问题上守口如瓶，在分享原子情报方面，他将苏联排斥出去。杜鲁门在继 任总统后，很快采取了比其前任更坚定的反苏姿态。舍温认为，使用原子弹的主要动机 是尽快结束战争。他同意阿尔普罗维茨的分析，即高层官员把原子弹当作能提供外交砝 码的政治武器，但他又称这样的考虑是第二位的，军事因素才是第一位的[6]。舍温在 一篇关于原子弹和冷战起源的论文中声称，罗斯福总统并没有就原子弹在战后的作用提 出过明确的主张，但是在他面临的选择中，他所考虑的是他的科学顾问们建议的国际控 制问题，以及丘吉尔所要求的战后英美垄断问题，这说明，早在1943年原子弹潜在的战 后外交价值开始构成罗斯福的原子能政策[7](pp.945～968)。伯恩斯坦的结论与舍温相 似，但他更强调罗斯福的遗产有效地限制了杜鲁门处理原子弹问题的方式[8](pp.23～2 9)。
其他一些学者也都普遍认为杜鲁门政府使用原子弹，主要基于军事上的考虑；但也指 出，杜鲁门同时希望它会增加外交上的“附加效果”。约翰·L·加迪斯、丹尼尔·耶 金、格里格·赫肯和罗伯特·多诺万等人虽然批驳阿尔普罗维茨的某些观点有失公允， 但是又从整体上接受了他的看法。赫肯认为原子弹服务于军事和外交两种目的，并分析 杜鲁门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如何认真掂量它的政治含义。罗伯特·梅塞通过对原子外交的 最积极鼓吹者——詹姆斯·F·贝尔纳斯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批评杜鲁门和 贝尔纳斯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即拥有原子弹“将会保全中国、保护门户开放，使( 美国和)俄国人更易于打交道，并按美国领导人的条件实现和平”[9]。托马斯·帕特森 等学者的观点与之较为接近，他们认为，冷战开始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10] (pp.429～435)。
80年代以来，随着当年决策者的手稿、日记、私人书信的发表及有关官方档案的部分 解密，为人们研究二战后期以来杜鲁门政府的原子外交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在此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新的成果，使有关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并大大拓展了研究 领域。其中，理查德·罗兹、麦乔治·邦迪、利昂·V·西格尔、戴维·霍洛韦和沃尔 特·麦道格等人的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罗兹于1987年出版的《原子弹出世 记》，对曼哈顿工程的由来和美国秘密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作了翔实可靠的描述和分析， 被同时代人誉为“一部大部头的杰作”。西格尔所著的《血战到底》一书则从官僚政治 的层面，剖析了影响杜鲁门政府决策的各种因素。作者认为，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们在 很大程度上是“无能力的、低效率的和孤陋寡闻的”。如果总统不做使用原子弹的选择 ，他事实上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对轰炸目标和时间的关键性决定不是由总统或者陆军 部长做出的，而是由格罗夫斯和其他军队将领做出的。尤其是格罗夫斯，他急于证明耗 费巨大的曼哈顿工程是“正当的、值得的”，而不愿为总统提供其他替代方案，因为那 将改变已有的计划，使他的目标受挫。因此，在使用原子弹的决策上，其原因“更多的 是来自于官僚们的压力而不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认真考虑。总统和他的亲密顾问们从来没 有收到关于权衡替代原子弹轰炸的其他方案、或者寻求使日本实现和平的可行途径的认 真评论”[11]。
二
关于战后初期原子能的国际控制问题，是杜鲁门政府原子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1945 年4月，当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告知这位新总统美国正在制造原子弹的秘密时，他评 论道，原子弹的发展既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又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史汀生警告说， 如果在战争结束后不能够建立一套有效的原子能国际控制机制，将可能发生“文明的灾 难”。另一方面，史汀生声称，如果成功地解决了控制原子能这一重大难题，就会创造 出一个把世界带入和平与安全的机会[12](pp.99～100)。1946年6月，美国驻联合国代 表伯纳德·巴鲁克提出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呼吁将所有形式的原子 能置于联合国机构——原子能委员会的统一控制之下。然而，苏联认为这一建议是美国 为保护自己的核垄断地位而玩弄的欺骗伎俩，因此予以强烈的抵制。由于双方立场的截 然对立和互不妥协，巴鲁克计划始终没有被联合国接受，美苏谈判以失败告终，史汀生 所担心的可怕的核军备竞赛不久即成为现实，其影响至今犹存。
许多历史学家为联合国没有就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及时达成协议而感到遗憾的同时， 以冷静、审慎和客观的态度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力图揭示原子能发展史上这段扑朔 迷离的历史的真相。理查德·休利特和奥斯卡·安德森主编的《新世界：1939—1946年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历史》，作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部正史，它辑录了大量的原始 文献，对巴鲁克计划的起源和历史作了非常完整、详尽的阐述[13]。约瑟夫·里伯曼分 析指出，自二战后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原子弹问题上的种种决策和行动，就已经逐步破 坏了战后在这类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美国没有在二战中告知苏联它研制核武器的情 况；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隐含着对苏联的威胁；战后在国际控制方面美国行动缓慢，使苏 联对美国的意图有所警觉；再加上战后美苏在其他问题上的矛盾和敌意加深早在巴鲁克 计划提出之前，美国要“建立一套成功的控制机制基础的机会就已经无可挽回地失掉了 ”[14](p.126)。格雷格·赫肯则认为，巴鲁克计划“是一种“虚幻信念”的产物，即 原子弹既可以用于外交，也可以在军事上作为和苏联斗争的“克敌制胜的武器”[15](p .5)。对此，贝克霍弗、诺基等学者也分别作了研究[16]。
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伯恩斯坦强调指出，巴鲁克计划谈判的失败，必须被理解为“美 苏关系中彼此不信任的一种象征”，它“既是冷战的诱因，又是冷战的结果”。伯恩斯 坦认为，对这些问题所作的任何分析，必须从罗斯福年代开始，而不是从杜鲁门年代开 始。杜鲁门的政策没有脱离富兰克林·D·罗斯福所制订的原子能国际关系的框架。反 过来说，对冷战和美、苏之间产生怀疑根源的任何分析也至少必须考虑到罗斯福政府的 行动，以及罗斯福排斥苏联，建立美、英核联盟，秘密从事曼哈顿工程的政策。罗斯福 认为原子弹将会成为抗衡苏联军队的一个军事砝码，而且它还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 外交政策目标。但是，罗斯福为其继任者定下的政策界限是十分模糊的，杜鲁门在战争 期间有可能“改变这一政策方向”。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杜鲁门的行动仍有较大的弹 性。在伯恩斯坦看来，杜鲁门政府最后出台的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即所谓巴鲁克计划 ，由于它保护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利益和工业发展，遭到了后者的 坚决反对；反之，苏联的原子能控制计划也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它要求销毁原子 弹和分享原子能情报，同时推迟对原子能的国际监督。根深蒂固的猜疑导致了分裂，使 两国之间未能达成一种必要的妥协[17](pp.1003～1044)。
美国之研制原子弹，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战胜德国，其计划是对苏联严格保密的。原子 弹计划的军事负责人格罗夫斯准将后来曾坦言：“俄国是我们的敌人，曼哈顿计划就是 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伟大的同盟”是很脆弱的，美国领导人并不信任苏联这位盟 友。美国和英国的关系甚至也因在共享原子能情报问题上的分歧而不时变得紧张。伯恩 斯坦总结说，在1945年或1946年的时候，“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做好冒险达成另一 方所需要协议的准备”[17](pp.1003～1044)。对此，马丁·舍温也强调指出，在战争 期间罗斯福总统的原子能政策不仅没有促进战后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目标，反而“实 际上使这些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了”[6](p.238)。毫无疑问，伯恩斯坦、舍温等历 史学家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
拉里·格勃的研究给人留下耳目一新的印象。他注意到个人因素在巴鲁克计划中的作 用问题。格勃认为，在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巴鲁克本人的有关态度 和理念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18](pp.69～93)。格勃对巴鲁克的国家安全观和他所具 有的“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理念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因而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揭示 了该计划和冷战起源之间的关系。在格勃看来，巴鲁克既是头脑坚定的、追求美国安全 利益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一名理想主义者，相信人类有可能建立一种基于美国法律 与自由理念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这就使巴鲁克计划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种 成分。而对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其社会经济制度的某种“恐惧心理和不安全感”， 也是影响巴鲁克在美苏谈判中坚持强硬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丹尼尔·耶金认为，1945年后一种新的“国家安全”理念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 思想”，杜鲁门政府扩大了美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范围，把“世界实际发生 的每种变化都想象为有可能对美国的长期生存具有潜在的决定性影响”。耶金强调指出 ，这种新的国家安全观“只有在当它受到热衷于追求世界霸权的苏联肆无忌惮、富有侵 略性的挑战困扰的时候，才获得完整的意义”。巴鲁克和政府的重要决策者们包括杜鲁 门在内都接受了的这种看法。结果，尽管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的经济军事 力量有了史无前例的扩张，美国决策者们却没有获得一种“更有保障的”安全感，而是 似乎感受到存在着一种美国“不得不迫切面对的扩大了的威胁”。换言之，美国战后新 的国家安全观，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固有忧虑，它产生并刺激了一种潜在的不安全感 ，随着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和责任的增加，这种不安全感与之荒谬地携手并进[18](pp. 69～93)。
格勃进一步指出，由于把战后世界看作是一个与苏联竞争和可能发生冲突的全球战场 ，以及“共产主义实际上毫无限制的全球性扩张”，杜鲁门政府特别害怕，苏联“严密 的极权主义统治制度所具有的潜在的优势或许会使他们承受得起与美国的这样一场斗争 ”。对于原子时代的“美国民主制度的脆弱”，杜鲁门、巴鲁克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等 人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由于“俄国人缺少道德的约束，他们绝对的国内控制，他们 快速的、残酷无情的行动能力，从长远来看，他们要比松松快跨的、政府体制反应缓慢 的，以及公众意志值得怀疑的美国会更好地开发原子能资源”[19](pp.193～198)。然 而，思想与观念究竟怎样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迄今仍然是研究巴鲁克计划的人们所忽 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
值得深入探讨的还有二战结束时苏联的原子弹计划在美苏关系中的地位问题。多年来 ，史学论著集中在美国原子弹使同盟关系恶化的影响方面，而对有关苏联发展原子弹对 美苏冷战的作用，鲜有论及，且失之肤浅。对此，霍洛韦专门进行了研究，他在《苏联 和军备竞赛》一书中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便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较为坦诚地告知斯 大林美国的原子弹计划，苏联的政策也还是同样。但是作者又强调说：“西方国家(美 、英)的原子保密政策引起了苏联的疑虑，并刺激它发展自己的原子弹计划。”[20]沃 尔特·麦道格通过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空间核竞赛起源的探讨，断定“原子弹是苏 维埃制度的必然产物”。如果其立论正确，那么，关于使用原子弹怎样影响了苏美关系 的传统观点就得以批判性的眼光加以重新审视。“如果苏联坚定不移地发展核武器，美 国实施原子外交的企图对其决定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尽管这或许对由他们引起的紧急 状态和对他们的外交姿态有所影响”[21]。麦乔治·邦迪分析指出，即便斯大林制造原 子弹的决定是不可逆转的，他也不是毫不通融地反对原子能问题的谈判[22](pp.178～1 82)。不过，麦道格、邦迪等人在论述苏联核计划影响的时候，尚缺少佐证其观点的充 分的档案资料。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俄罗斯官方开始将冷战 时期前苏联最高决策部门部分外交档案加以解密并整理出版，这为人们研究战后美国的 原子外交，解读美苏冷战史中长期令世人困惑的问题提供了便利。在此基础上，仅仅数 年的时间，在历史学家的案头上就增加了好几部厚重的著作[23]。另外，著名史学家约 翰·L·加迪斯等主编的《冷战政治家面对原子弹》是一部关于战后原子能和国际关系 的史学论集，反映了美国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24]。
杜鲁门政府的原子外交政策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在核时代降 临后，面对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家们该如何正确处理权力和责任的关系?其次， 核军备竞赛为何不能避免?美苏冷战是否为发展核军备的催化剂?抑或是技术的发展对核 武器政策起了决定作用?再是，假如没有苏联这个敌人，美国会放弃对原子武器的垄断 吗?美国的安全利益及其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是否使裁军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杜鲁门政府 探索与苏联实行原子能国际监督和合作的政策为什么会遭到失败?有没有可替代核试验 的另外一种选择?为什么杜鲁门政府置奥本海默等科学家的建议于不顾，而执意进行更 危险的氢弹试验?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引起历史学家浓厚的研究兴趣和热烈的争论。
对于核武器与冷战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核武器在战后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 稳定作用。通过把战后历史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加以对比，一些学者指出，之所以没 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归功于核武器的存在，原子弹可怕的杀伤力和破坏力造成了 一种力量平衡，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投鼠忌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发动一场打不赢的 战争。其他学者则强调核军备竞赛的危险性、冒险性和代价的巨大，认为核武器对世界 和平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威胁，加剧了冷战的紧张状态，并占用和耗费了可解决其他全球 性问题的资源，这些问题，如贫困问题、环境恶化问题、人权和经济发展等问题，都是 当代国际社会所急需解决的。
历史学家的观点尽管存在着如此众多的分歧，但他们又普遍承认，在杜鲁门当政结束 之际，核武器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必不可少的环节，成为制约美国政治和外交的一 个重要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苏冷战双方寻求通过核威慑来加强自身的安全 时，每一方都觉得更易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冷战的结束 终于使冷战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有了根本性的缓解，但与此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 竞相加入核俱乐部，核扩散已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追根溯源，这些现象不能不说是杜 鲁门时代美国原子外交的一份凝重的遗产。
收稿日期：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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