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斯托雷平改革对俄国近代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吴来山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四平)2004年02期第96～99，102页
【英文标题】On the Influence of Stonelen's Reform on Russian Modernization Process
WU Lai-sh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ulan,Heilongjiang,150500,China
【作者简介】哈尔滨师范大学 呼兰学院，哈尔滨 呼兰 150500
吴来山(1963-)，男，满族，辽宁省金县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呼兰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方向：俄国史、国际政治、世界文明。
【关 键 词】斯托雷平/现代化进程/独家田庄/独家农场Stonelen/process process/autocratic planation/autocratic farmer
[中图分类号]K5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4)02-0096-04
俄国现代化进程始于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国认识到 农奴制的腐朽性和经济技术上的落后性，认识到不改革图强俄国将无任何出路。但是18 61年的改革，保存了大量的农奴制残余，仍然成为俄国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因此，列宁 说：“1861年产生了1905年”[1](P178)1905年革命促使沙皇政府进行改革，即著名的 斯托雷平改革。斯托雷平的改革，从经济意义上说，是迈向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续 曲，其主要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最终失败了。但它对俄国近代资本主 义现代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一
斯托雷平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破坏村社制，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通过该办法将份 地引入自由市场的竞争轨道，以此来扶持富农经济，保留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来适应资 本主义的发展。斯托雷平早在担任萨拉托夫省长时，曾向沙皇提出过报告，称：“应当 给农民中那些能够发挥主动性的优秀力量一个出路”，[2](P124)说明其对当时社会的 认识和改革是有过思考的。在改革中所推行的1906年11月9日和1906年3月4日的法令和 土地规划条例，均出自其手。在斯托雷平改革前，1905年欧俄50个省有12297905个农户 ，138767587俄亩土地，绝大多数的农民及土地仍在村社中。[3](P188)当时农民分为三 种类型：国家农民、王室农民及地主农民。三种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分布情况是，在 地主农民中，村社农户占69.2%，拥有土地70.8%；国有农民中，村社农民占82.8%，他 们拥有土地87.8%；王室农民中，村社农民占98.6%，拥有土地99.2%[3](P188)经过斯托 雷平改革村社土地占有制发生变化。在1916年以前，从村社土地中分出了2008432个农 户，14122798俄亩土地。在没有重新分配的村社中，有469792户农民已得到了地段证明 文件他们占有的土地1796410俄亩。(注：杜布罗夫斯基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和梁士 琴科的《苏联国民经济史》中相应数字是：有占地面积2796000俄亩的47万农户，获得 了不实行再分配的村社中份的地段的证明文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废除村社土地 问题上，斯托雷平的改革，是很有成效的。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从各个方面瓦解着村社。在19世纪以前，俄国是个“公社世界” ，当局以“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5](P396) 国策。事实表明：俄国的传统公社组织并非某些理论所讲的208“原始时代的遗存”， 而是专制国家在集权化过程中破坏古代农户所有制、强化对农民的管束而形成的。俄国 的农奴化进程也并不是“原始公社解体”的结果，相反是与公社化互为表里。到16世纪 后，俄国农民农奴化、农户公社化、专制国家中央集权化三为一体的进程趋于完成。农 民属于公社，公社属于国家，而国家把农民公社赐予贵族，从而实现专制国家对包括贵 族与公社社员与农奴在内的全部臣民的控制。这种农村公社、农奴制与专制集权的三为 一体，就构成了俄国现代化进程起步前的传统体制，对俄国现代化进程形成了阻碍。
斯托雷平改革鼓励退社农民建立独家田庄和独家农场，并为此开展了大规模、半强制 性的地块合并和划界工作，号为“土地整理”。11月19日政府法令规定：“把份地固定 下来的每一个户主都有权随时要求村社，将土地尽可能地集中在一个地方”。村社在土 地划分时必须满足这一要求，“甚至只有一个农户提了这个要求也要予以满足”[6](P2 11)独立田庄与独家农场相比，拥有更多的土地。根据莫茹欣对图拉省鲍戈德罗县三个 乡农民占有土地的调查，三类农民平均占有土地如下：独立田庄-14.48俄亩，独家农场 -9.26俄亩，村社农民-7.3俄亩。
独立田庄农民在耕作制度、使用改良农具和肥料方面都比独家农场农民和村社农民优 越。根据莫茹欣对图拉省的调查，在耕作制度方面，独立田庄农民约有40%转入四圃制 和多圃制，独家77农场的农民只有13.5%转入四圃制和多圃制，村社农民基本上还保持 三圃制。在精耕作物(甜菜、亚麻、玉蜀黍、马铃薯、向日葵)的比重上，也是独立田庄 占首位，独家农场次之，村社农民第三。
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出现了份地交易，份地交易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中引人注目的现 象。它是同由半农奴制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过渡和农民分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民分 化导致了土地的重新分配，一部分土地脱离村社，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通过份地的交 易，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在农村资产阶级——富农手里，另一方面使许多农村无 产者和半无产者通过出卖份地而成为城乡雇佣劳动者。这一过程即解决了土地按资本主 义方式经营问题，又解决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劳动力问题。
在1905～1907年间，俄国社会爆发了革命。沙皇当局在镇压“革命”之后，采取了支 持和鼓动农村公社中的“长子”即富农带头分家，从而彻底瓦解公社，建立私人农场， 即独立田庄与独家农场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农业，并在此过程中扶持富农的社会经济 和政治势力，使之成为专制制度的社会支柱，从而完成所谓的“凯撒主义到波拿巴主义 ”的转化[7](P34)使专制主义能在新的条件下延续下来。
农民银行是沙皇政府培植独家农场和独立农庄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农民银行在斯托雷 平土地改革时的主要任务是，向富农提供贷款，并将贵族、国家、皇室的土地及收购破 产农民的份地卖给农民，主要是富农。根据1906年8月12日和27日的命令，农民银行出 卖土地给富农时，售价必须比标价低20%，1907～1916年农民银行有土地6443527俄亩， 价值578131531卢布。1906～1916年农民银行出卖土地4116168俄亩，其中的78.7%卖给 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1915年共出卖国有土地231736俄亩，其中90%卖给了独家农场 和独立田庄。在银行的土地上共建立了28万个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占农户总数的2.2% ，土地面积为2942312俄亩，占农民总土地面积的2.1%。农民经过农民银行共获得土地6 00万公顷。[7](P251)一般地说，银行更致力于扶持独立田庄，因为这些农庄主大多是 沙皇赖以巩固政权的支柱——农村资产阶级，而独家农场有一部分是贫农，因而在银行 土地上建立的独立田庄多于独家农场。如图拉省波克罗兹县的三个乡独立田庄的52.2% ，独家农场占22.6%。银行规定：卖银行土地的人要先付1/5的款项，其余的钱在55年内 分期还清。[7](P261)银行还为购买土地的农民发放贷款，但需以份地做抵押，逾期不 还者其份地被以低价收购，然后再将其转卖，这些规定都是对贫苦农民购买银行土地的 限制。
移民运动是斯托雷平摧毁村社土地的辅助手段。1906年11月22日(俄历11月9日)政府颁 发了《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的现行法令若干规定的补充》的命令，解散村社 的工作全面铺开。1911年6月11日政府又公布了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实行土地规划的 农民份地自动转为私产。截至1916年1月1日，共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占全俄村 社农户的总数的21.8%。其份地占全部村社份地的16.4%。在退出村社的农户中，60%左 右的农户卖掉了自己的份地。这种做法使得“富裕农民有可能购买份地从而更加富裕， 也使贫苦农民有可能出卖份地，因而从贫农变成穷光蛋…”。[8](P643)可见，斯托雷 平通过强行解散村社的手段培植富农，大批贫苦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或漂泊异乡， 流向遥远而陌生的地方，这种移民就是千百万农民的归宿。
我们也应该看到，斯托雷平移民政策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主要是广大移民开垦 了大量荒地；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俄国人口的合理流动，使欧俄地区劳动力相对过剩和 土地高度集中的矛盾得以缓解，补了东部劳动力匮乏，促进了东部落后地区的农业开发 和资本主义发展。因此，斯托雷平说：“给我20年的安宁，我便来改造俄国”，对这一 历史过程，列宁有过公正的评价：“用移民的办法来挽救俄国1905年的农业危机，只是 使危机推迟一个急短的时期，而其代价是接踵而来的比过去的一个时期尖锐得多、范围 大得多的危机”。[1](P122)斯托雷平的移民政策只是沙皇时期解决社会问题所能迈出 的最后一步，这说明沙皇专制制度已形同朽木，无力回天了。
二
斯托雷平的改革对俄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影响颇深。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治疗了俄国 农业中的“村社病”，突破了村社的束缚而进行大规模土地整理，无论是对于俄国农村 无产阶级的成长，还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及提高劳动生产率，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原 来村社耕地交错、地块分散的情况下是无法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因为在狭小的地块上 无法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另外，土地距农宅太远也耗费劳动时间和工具。生产效率 低。为改变这种状况，斯托雷平发出指示：“在千方百计促进农民个体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必须改善农民土地使用的条件，作为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第一步”。[8](P645)因此 ，土地整理工作首先在耕地交错和地少的地方展开，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改革后兴起的独家农场与村社相比，除了农学上的优势外，更具社会经济学上的优势 ：它由经营上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适应市场需求，土地投入积极性较高，生产组织与监 督成本低，等等。总之，它比村社农业更能发挥生产者的个性创造力与主体意识。如果 村社更多的是习俗——命令经济与统一——服从关系相联系的话，那么独立农民农业或 中世纪农业向近代型小资产阶级农业企219业过渡。从这时起，才开始了农奴制的真正 废止和农民真正步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尽管完成斯托雷平改革的方法不公正，但他毕 竟是俄国农业发展中的转折点，也是俄国土地制度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俄国在公社份 地外虽然已有农民的私有土地，但不仅数量少，而且并未得到法律认可。斯托雷平的土 地改革第一次承认了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利，并使2478224个农户的16919203 俄亩土地经法律认可成为私有财产，农民成为了对这些土地的支配权。可以自由买卖， 从而使土地变成了商品，卷入了流通。原来与份地连在一起的农民等级身份制也最终消 失，贫苦农民有可能完全脱离生产资料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资本也有了进入农村 购买地产与劳务的可能。随着地产劳务资本等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在俄国历史上是 一大进步。
改革中崛起的独立农民经济，无论是产量效率生产集约化程度、技术水平商品率，还 是横向经济合作的积极性都大大高于传统村社农业。在19世纪时，俄国商品粮的90%是 由地主经济所生产，村社农民的粮食生产基本上供自己消费，而到改革后的1913年，俄 国商品粮的一半已由富农生产，加上其他阶层农民的产出，商品粮生产的大半已移到了 农民农场。脱离村社的贫苦农民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而大量流入城市，一方面导致 农村劳动短缺，另一方面增加了商品粮的需求，这就刺激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从 1906-1912年，农业机器的消费金额从2790万卢布激增到10920万卢布，农机设备的供应 额也从1906年的3830万卢布猛增到1912年的13116万卢布，增长达342.4%。1905-1912年 间俄国农业化肥消费量也220从1470万普特增长到3890万普特，其中磷肥几乎增加了35 倍。[9](P377-378)俄国农业发展水平，这一时期也有了很大发展。自给自足的状况被 打破，地区间的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更加突出，从而加深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的程度。 一方面农业进一步成了轻工业，如纺织业、酿酒业、制糖业、烟草业等工业的原料基地 ；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机器、肥料等工业品的需求，变成了工业的销售市场。
改革后的俄国无论是土地利用率、谷物播种面积，还是谷物及其他农产品产量都比改 革前有较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商品性越高的作物增长越显著，市场导向越明 显。此时俄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更为惊人。俄国的欧洲谷仓之誉、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 与第二大农业生产国之地位都奠定于此时期。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 亿卢布，1911-1913年已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以多得5亿多 卢布，居世界第一。但是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的一半。[9](P387)到了1913年 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黑麦占世界产量的1/2，大麦占1/3，俄国农业生产 的粮食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粮食产量的总和，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 。[10]此期间的俄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整个苏联农业集体化前时代都未再次达到。粮食 的出口是俄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所以，俄国农产品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俄国 的资本222积累，推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而言，从1900年 到1913年，俄国人口增长了22.3%，但钢铁产量增长了48%，煤产量增长了121%，仅仅在 斯改革的几年间，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多卢布增到51亿卢布，其中外贸有9亿多 增到19亿多，均增长1倍左右。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农业拉动型十分明显，如1913年与1 900年相比，俄国国民收入增长78.8%制造业中国民收入增长83%，而农业中的国民收入 却增长达88.6%，呈现出奇怪的倒序特征。[11](P222)
其次，斯托雷平的改革对农民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俄国传统文化重要因素 的村社的瓦解，使俄国农民的文化价值趋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村社这种封闭的宗法团 体已家长制为原则。村会是家长会议，实际上把持在长老们手中，“现代民主概念，例 如选举或其他公民权力等等，无法进入农村生活。”[12](P26)然而，随着村社的瓦解 ，农民的生活世界开阔了，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皇权主义传统淡漠，自由个性 、独立人格逐渐形成，公民意识与民主精神开始进入农村。农民对政治生活的关心开始 增长，社团与政党活动打破了宗法式的沉闷气氛，农民联合会、劳动派、社会革命党等 民主主义组织在农村影响日深，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由城市民粹派的知识分子的小集团迅 速发展成拥有51万党员的农民党。此时农民的狭隘眼界与共同体的封闭状况被打破，农 民日益看到了天外有天，“世界”之上还有世界，他的内部生活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地 区，甚至连原来宗法性最强的长老会议也开始变质，出现了年龄在35岁以下的长老。[6 ](P223)
然而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当权者以暴力破坏村社、抢劫村社进行原始积累 ，在加快资本主义步伐的同时给大多数农民带来苦难。正如维特所说的，这场改革“注 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 农民”进行的掠夺。结果出现了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改革极大地活跃了人们的思想， 活跃起来后的人们却日益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改革情绪，这大约是斯托雷平改革在使俄国 尝到甜头的同时所结下的一个苦果。
总之，斯托雷平的改革，无疑是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历史大潮的，从程度上看， 就发动者的意愿而言，是力争彻底而丝毫不妥协的。但改革的方式却是有欠公道的，是 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的。这场改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 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结果“骚乱四起，农民中无疑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无产 者”，[6](P224)改革者本身也被这种浪潮所吞噬。
收稿日期：2004-02-03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4年06期
【原文出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四平)2004年02期第96～99，102页
【英文标题】On the Influence of Stonelen's Reform on Russian Modernization Process
WU Lai-sh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ulan,Heilongjiang,150500,China
【作者简介】哈尔滨师范大学 呼兰学院，哈尔滨 呼兰 150500
吴来山(1963-)，男，满族，辽宁省金县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呼兰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方向：俄国史、国际政治、世界文明。
| 【内容提要】 | 斯托雷平的改革正值沿袭三百多年的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倾覆前的最后十年，是革命民 主与君主专制针锋相对的关键时期。斯托雷平虔诚地维护专制制度，希冀通过改革来维 护沙皇专制统治，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斯托雷平改革客观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对俄国近代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It is the key period of struggling against between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and autocratic monarchy when Stonelen' reform was in the last decade of Russian Romanov Dynasty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Stonelen defended the autocratic system loyally and hoped to do it by reform but failed finally.However,it pushed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objectively and influenc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Russia in modern history. |
俄国现代化进程始于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国认识到 农奴制的腐朽性和经济技术上的落后性，认识到不改革图强俄国将无任何出路。但是18 61年的改革，保存了大量的农奴制残余，仍然成为俄国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因此，列宁 说：“1861年产生了1905年”[1](P178)1905年革命促使沙皇政府进行改革，即著名的 斯托雷平改革。斯托雷平的改革，从经济意义上说，是迈向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续 曲，其主要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最终失败了。但它对俄国近代资本主 义现代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一
斯托雷平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破坏村社制，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通过该办法将份 地引入自由市场的竞争轨道，以此来扶持富农经济，保留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来适应资 本主义的发展。斯托雷平早在担任萨拉托夫省长时，曾向沙皇提出过报告，称：“应当 给农民中那些能够发挥主动性的优秀力量一个出路”，[2](P124)说明其对当时社会的 认识和改革是有过思考的。在改革中所推行的1906年11月9日和1906年3月4日的法令和 土地规划条例，均出自其手。在斯托雷平改革前，1905年欧俄50个省有12297905个农户 ，138767587俄亩土地，绝大多数的农民及土地仍在村社中。[3](P188)当时农民分为三 种类型：国家农民、王室农民及地主农民。三种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分布情况是，在 地主农民中，村社农户占69.2%，拥有土地70.8%；国有农民中，村社农民占82.8%，他 们拥有土地87.8%；王室农民中，村社农民占98.6%，拥有土地99.2%[3](P188)经过斯托 雷平改革村社土地占有制发生变化。在1916年以前，从村社土地中分出了2008432个农 户，14122798俄亩土地。在没有重新分配的村社中，有469792户农民已得到了地段证明 文件他们占有的土地1796410俄亩。(注：杜布罗夫斯基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和梁士 琴科的《苏联国民经济史》中相应数字是：有占地面积2796000俄亩的47万农户，获得 了不实行再分配的村社中份的地段的证明文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废除村社土地 问题上，斯托雷平的改革，是很有成效的。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从各个方面瓦解着村社。在19世纪以前，俄国是个“公社世界” ，当局以“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5](P396) 国策。事实表明：俄国的传统公社组织并非某些理论所讲的208“原始时代的遗存”， 而是专制国家在集权化过程中破坏古代农户所有制、强化对农民的管束而形成的。俄国 的农奴化进程也并不是“原始公社解体”的结果，相反是与公社化互为表里。到16世纪 后，俄国农民农奴化、农户公社化、专制国家中央集权化三为一体的进程趋于完成。农 民属于公社，公社属于国家，而国家把农民公社赐予贵族，从而实现专制国家对包括贵 族与公社社员与农奴在内的全部臣民的控制。这种农村公社、农奴制与专制集权的三为 一体，就构成了俄国现代化进程起步前的传统体制，对俄国现代化进程形成了阻碍。
斯托雷平改革鼓励退社农民建立独家田庄和独家农场，并为此开展了大规模、半强制 性的地块合并和划界工作，号为“土地整理”。11月19日政府法令规定：“把份地固定 下来的每一个户主都有权随时要求村社，将土地尽可能地集中在一个地方”。村社在土 地划分时必须满足这一要求，“甚至只有一个农户提了这个要求也要予以满足”[6](P2 11)独立田庄与独家农场相比，拥有更多的土地。根据莫茹欣对图拉省鲍戈德罗县三个 乡农民占有土地的调查，三类农民平均占有土地如下：独立田庄-14.48俄亩，独家农场 -9.26俄亩，村社农民-7.3俄亩。
独立田庄农民在耕作制度、使用改良农具和肥料方面都比独家农场农民和村社农民优 越。根据莫茹欣对图拉省的调查，在耕作制度方面，独立田庄农民约有40%转入四圃制 和多圃制，独家77农场的农民只有13.5%转入四圃制和多圃制，村社农民基本上还保持 三圃制。在精耕作物(甜菜、亚麻、玉蜀黍、马铃薯、向日葵)的比重上，也是独立田庄 占首位，独家农场次之，村社农民第三。
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出现了份地交易，份地交易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中引人注目的现 象。它是同由半农奴制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过渡和农民分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民分 化导致了土地的重新分配，一部分土地脱离村社，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通过份地的交 易，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在农村资产阶级——富农手里，另一方面使许多农村无 产者和半无产者通过出卖份地而成为城乡雇佣劳动者。这一过程即解决了土地按资本主 义方式经营问题，又解决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劳动力问题。
在1905～1907年间，俄国社会爆发了革命。沙皇当局在镇压“革命”之后，采取了支 持和鼓动农村公社中的“长子”即富农带头分家，从而彻底瓦解公社，建立私人农场， 即独立田庄与独家农场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农业，并在此过程中扶持富农的社会经济 和政治势力，使之成为专制制度的社会支柱，从而完成所谓的“凯撒主义到波拿巴主义 ”的转化[7](P34)使专制主义能在新的条件下延续下来。
农民银行是沙皇政府培植独家农场和独立农庄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农民银行在斯托雷 平土地改革时的主要任务是，向富农提供贷款，并将贵族、国家、皇室的土地及收购破 产农民的份地卖给农民，主要是富农。根据1906年8月12日和27日的命令，农民银行出 卖土地给富农时，售价必须比标价低20%，1907～1916年农民银行有土地6443527俄亩， 价值578131531卢布。1906～1916年农民银行出卖土地4116168俄亩，其中的78.7%卖给 了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1915年共出卖国有土地231736俄亩，其中90%卖给了独家农场 和独立田庄。在银行的土地上共建立了28万个独家农场和独立田庄，占农户总数的2.2% ，土地面积为2942312俄亩，占农民总土地面积的2.1%。农民经过农民银行共获得土地6 00万公顷。[7](P251)一般地说，银行更致力于扶持独立田庄，因为这些农庄主大多是 沙皇赖以巩固政权的支柱——农村资产阶级，而独家农场有一部分是贫农，因而在银行 土地上建立的独立田庄多于独家农场。如图拉省波克罗兹县的三个乡独立田庄的52.2% ，独家农场占22.6%。银行规定：卖银行土地的人要先付1/5的款项，其余的钱在55年内 分期还清。[7](P261)银行还为购买土地的农民发放贷款，但需以份地做抵押，逾期不 还者其份地被以低价收购，然后再将其转卖，这些规定都是对贫苦农民购买银行土地的 限制。
移民运动是斯托雷平摧毁村社土地的辅助手段。1906年11月22日(俄历11月9日)政府颁 发了《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的现行法令若干规定的补充》的命令，解散村社 的工作全面铺开。1911年6月11日政府又公布了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实行土地规划的 农民份地自动转为私产。截至1916年1月1日，共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占全俄村 社农户的总数的21.8%。其份地占全部村社份地的16.4%。在退出村社的农户中，60%左 右的农户卖掉了自己的份地。这种做法使得“富裕农民有可能购买份地从而更加富裕， 也使贫苦农民有可能出卖份地，因而从贫农变成穷光蛋…”。[8](P643)可见，斯托雷 平通过强行解散村社的手段培植富农，大批贫苦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或漂泊异乡， 流向遥远而陌生的地方，这种移民就是千百万农民的归宿。
我们也应该看到，斯托雷平移民政策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主要是广大移民开垦 了大量荒地；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俄国人口的合理流动，使欧俄地区劳动力相对过剩和 土地高度集中的矛盾得以缓解，补了东部劳动力匮乏，促进了东部落后地区的农业开发 和资本主义发展。因此，斯托雷平说：“给我20年的安宁，我便来改造俄国”，对这一 历史过程，列宁有过公正的评价：“用移民的办法来挽救俄国1905年的农业危机，只是 使危机推迟一个急短的时期，而其代价是接踵而来的比过去的一个时期尖锐得多、范围 大得多的危机”。[1](P122)斯托雷平的移民政策只是沙皇时期解决社会问题所能迈出 的最后一步，这说明沙皇专制制度已形同朽木，无力回天了。
二
斯托雷平的改革对俄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影响颇深。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治疗了俄国 农业中的“村社病”，突破了村社的束缚而进行大规模土地整理，无论是对于俄国农村 无产阶级的成长，还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及提高劳动生产率，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原 来村社耕地交错、地块分散的情况下是无法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因为在狭小的地块上 无法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另外，土地距农宅太远也耗费劳动时间和工具。生产效率 低。为改变这种状况，斯托雷平发出指示：“在千方百计促进农民个体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必须改善农民土地使用的条件，作为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第一步”。[8](P645)因此 ，土地整理工作首先在耕地交错和地少的地方展开，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改革后兴起的独家农场与村社相比，除了农学上的优势外，更具社会经济学上的优势 ：它由经营上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适应市场需求，土地投入积极性较高，生产组织与监 督成本低，等等。总之，它比村社农业更能发挥生产者的个性创造力与主体意识。如果 村社更多的是习俗——命令经济与统一——服从关系相联系的话，那么独立农民农业或 中世纪农业向近代型小资产阶级农业企219业过渡。从这时起，才开始了农奴制的真正 废止和农民真正步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尽管完成斯托雷平改革的方法不公正，但他毕 竟是俄国农业发展中的转折点，也是俄国土地制度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俄国在公社份 地外虽然已有农民的私有土地，但不仅数量少，而且并未得到法律认可。斯托雷平的土 地改革第一次承认了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利，并使2478224个农户的16919203 俄亩土地经法律认可成为私有财产，农民成为了对这些土地的支配权。可以自由买卖， 从而使土地变成了商品，卷入了流通。原来与份地连在一起的农民等级身份制也最终消 失，贫苦农民有可能完全脱离生产资料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资本也有了进入农村 购买地产与劳务的可能。随着地产劳务资本等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在俄国历史上是 一大进步。
改革中崛起的独立农民经济，无论是产量效率生产集约化程度、技术水平商品率，还 是横向经济合作的积极性都大大高于传统村社农业。在19世纪时，俄国商品粮的90%是 由地主经济所生产，村社农民的粮食生产基本上供自己消费，而到改革后的1913年，俄 国商品粮的一半已由富农生产，加上其他阶层农民的产出，商品粮生产的大半已移到了 农民农场。脱离村社的贫苦农民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而大量流入城市，一方面导致 农村劳动短缺，另一方面增加了商品粮的需求，这就刺激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从 1906-1912年，农业机器的消费金额从2790万卢布激增到10920万卢布，农机设备的供应 额也从1906年的3830万卢布猛增到1912年的13116万卢布，增长达342.4%。1905-1912年 间俄国农业化肥消费量也220从1470万普特增长到3890万普特，其中磷肥几乎增加了35 倍。[9](P377-378)俄国农业发展水平，这一时期也有了很大发展。自给自足的状况被 打破，地区间的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更加突出，从而加深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的程度。 一方面农业进一步成了轻工业，如纺织业、酿酒业、制糖业、烟草业等工业的原料基地 ；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机器、肥料等工业品的需求，变成了工业的销售市场。
改革后的俄国无论是土地利用率、谷物播种面积，还是谷物及其他农产品产量都比改 革前有较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商品性越高的作物增长越显著，市场导向越明 显。此时俄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更为惊人。俄国的欧洲谷仓之誉、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 与第二大农业生产国之地位都奠定于此时期。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 亿卢布，1911-1913年已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以多得5亿多 卢布，居世界第一。但是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的一半。[9](P387)到了1913年 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黑麦占世界产量的1/2，大麦占1/3，俄国农业生产 的粮食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粮食产量的总和，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 。[10]此期间的俄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整个苏联农业集体化前时代都未再次达到。粮食 的出口是俄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所以，俄国农产品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俄国 的资本222积累，推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而言，从1900年 到1913年，俄国人口增长了22.3%，但钢铁产量增长了48%，煤产量增长了121%，仅仅在 斯改革的几年间，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多卢布增到51亿卢布，其中外贸有9亿多 增到19亿多，均增长1倍左右。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农业拉动型十分明显，如1913年与1 900年相比，俄国国民收入增长78.8%制造业中国民收入增长83%，而农业中的国民收入 却增长达88.6%，呈现出奇怪的倒序特征。[11](P222)
其次，斯托雷平的改革对农民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俄国传统文化重要因素 的村社的瓦解，使俄国农民的文化价值趋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村社这种封闭的宗法团 体已家长制为原则。村会是家长会议，实际上把持在长老们手中，“现代民主概念，例 如选举或其他公民权力等等，无法进入农村生活。”[12](P26)然而，随着村社的瓦解 ，农民的生活世界开阔了，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皇权主义传统淡漠，自由个性 、独立人格逐渐形成，公民意识与民主精神开始进入农村。农民对政治生活的关心开始 增长，社团与政党活动打破了宗法式的沉闷气氛，农民联合会、劳动派、社会革命党等 民主主义组织在农村影响日深，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由城市民粹派的知识分子的小集团迅 速发展成拥有51万党员的农民党。此时农民的狭隘眼界与共同体的封闭状况被打破，农 民日益看到了天外有天，“世界”之上还有世界，他的内部生活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地 区，甚至连原来宗法性最强的长老会议也开始变质，出现了年龄在35岁以下的长老。[6 ](P223)
然而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当权者以暴力破坏村社、抢劫村社进行原始积累 ，在加快资本主义步伐的同时给大多数农民带来苦难。正如维特所说的，这场改革“注 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 农民”进行的掠夺。结果出现了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改革极大地活跃了人们的思想， 活跃起来后的人们却日益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改革情绪，这大约是斯托雷平改革在使俄国 尝到甜头的同时所结下的一个苦果。
总之，斯托雷平的改革，无疑是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历史大潮的，从程度上看， 就发动者的意愿而言，是力争彻底而丝毫不妥协的。但改革的方式却是有欠公道的，是 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的。这场改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 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结果“骚乱四起，农民中无疑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无产 者”，[6](P224)改革者本身也被这种浪潮所吞噬。
收稿日期：2004-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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